龙妈的哥哥:趣解《千字文》：绝妙华章背后的故事 / 望于江湖 / 第118页

趣解《千字文》：绝妙华章背后的故事共129页  作者:望于江湖 提交日期:2010-08-23 1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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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望于江湖 提交日期:2010-08-24 15:53
　　一百六十八句 劝赏黜陟（1）
　　
　　这句的意思是：政府对于管理地方的官员要根据农业生产、税收等指标的完成情况予以奖惩或职务上的升降。
　　
　　矬子里头拔大个
　　
　　劝赏，乐于奖赏或勉励奖赏之意，出自《左传 襄公二十六年》：“古之治民者，劝赏而畏刑，恤民不倦。”意思是说，古代治理百姓的人，乐于奖赏而不愿意使用刑罚，为百姓忧心而不知疲倦。这话是在郑国当官的楚国人声子对楚国令尹子木说的，关于这段对话的基本内容，我们在第一百二十句中的“国宝路人甲”一节中已经说过，不再重复。
　　声子这样说，并不是表示他不重视法律的约束作用，而是在指责楚国滥用刑罚，导致人才流失。不过，多鼓励少惩罚的做法不像治国之道，更像教育小孩子。相比之下，孔子的看法就深刻很多，《论语 为政》中记载了孔子这样一段话：“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意思是说：用法制禁令去引导百姓，并用刑法来约束他们，老百姓只是求得免于犯罪受惩，却失去了廉耻之心；用道德教化引导百姓，并用礼制约束他们，百姓不仅会有羞耻之心，而且也就守规矩了。儒家强调“人治”、“德治”、“礼治”，虽未完全置法于不顾，但过于相信道德的力量，对法律的作用有所轻视。
　　不管是奖赏还是惩罚，都得有根有据，因此古代官吏的考核制度成为官吏管理的关键。中国历代王朝都是依靠其官吏来行使国家权力，实现对国家的统治，官吏素质的优劣、吏治的清廉与否，关系着王朝统治的兴衰存亡。为了保证国家政令的贯彻实施，有效发挥各级政府机构的管理职能，达到治国安民的目的，需要一支德才兼备、清正廉洁的官吏队伍，而考核制度是提高人才质量、防止腐败的重要手段之一。因此，历代统治者对官吏的考核都十分重视。中国历史上官吏考课制度可以追溯到周代，自秦汉起，随着国家集权政权的形成，官吏考课制度得到很大发展，至唐代考课制度趋于成熟，形成了一整套组织及程序周密的考核办法，其完备程度是前所未有的。
　　唐代的官吏考核制度严密而细致，操作性强，虽然当时仍存在世族门阀势力，但在考核制度面前，基本实现了人人平等，公平公正公开。考官们严格测评，秉公执法，绝不轻易放宽考核尺度。在那时候，如果有官员在加班的时候上厕所不慎摔死，恐怕不会评定为因公牺牲。
　　严格的考核制度导致在唐初的几年里，在九个考核几次中，被考核的官员一般都不超过中上等，也就是第四等，上上、上中、上下这三等都是空缺。监察御史马周看不下去了，贞观六年，马周给李世民上了一道《请劝赏疏》，内容是这样的：
　　“臣窃见流内九品以上，令有等第，而自比年，入多者不过中上，未有得上下以上考者。臣谓令设九等，正考当今之官，必不施之于异代也。纵朝廷实无好人，犹应于见任之内，比较其尤善者，以为上第。岂容朝廷之士，遂无堪上下之考者？朝廷独知贬一恶人可以惩恶，不知褒一善人足以劝善。臣谓宜每年选天下政术尤最者一二人为上上，其次为上中，次为中上，其次为上下，则中人以上，可以自劝。”
　　大意是说：朝廷每年考核官员，都没有进上等的，最好的也就是中等。就算朝廷是洪洞县，没一个好人，也应该矬子里头拔大个，把考核成绩相对来说比较好的进入上等。不能让咱这么多当官的，连一个考核为上等的都没有吧？打击坏人可以杀鸡骇猴，表扬好人也可以鼓励争先嘛。所以我建议每年应该选一两个政绩最好的考核为上上等，其次为上中等，以此类推。
　　马周是唐初的一个传奇性人物，他自幼父母双亡，贫苦无依，但他特别擅于创造和把握机遇，他不满足于在博州教育局当一名不受领导待见的小公务员，毅然辞职游历，虽然到处碰壁甚至受辱，但仍不改伟大志向，最终，他决定去京城闯荡。
　　话说这一日，马周来到了京城附近的新丰，找家旅店住下。《旧唐书 马周传》载：“（马周）宿于新丰逆旅，主人唯供诸商贩而不顾待周，遂命酒一斗八升，悠然独酌，主人深异之。”见店主不理，马周就要了一斗八升酒自己喝得悠然自得，这么大的酒量把店主给吓到了。此时的马周只是一个无名小卒，当然没人在意。一百多年之后，诗人李贺因避讳而被剥夺了考试资格，为了发泄胸中的郁闷和不满，李贺写了一首《致酒行》，其中有两句是这样的：“马周昔作新丰客，天荒地老无人识。”这首诗中还有一句“一唱雄鸡天下白”，后来被毛泽东在自己的诗中引用。
　　新丰本来叫郦邑，名字刘邦给改的。刘邦当了皇帝之后，把老爹接到京城居住，但是老爷子每天都是一副很不爽的样子，刘邦说您老人家有啥需求尽管提，你儿子我是皇帝，要啥有啥。老爷子回答说：“平生所好皆屠贩少年，酤酒卖饼，斗鸡蹴踘，以此为欢，今皆无此，故不乐。”刘邦一听，原来老爷子想家了，于是在京城附近的郦邑克隆了老家的建筑，把老家的人迁过来，猪狗鸡鸭等一概从老家运来，据说这个克隆的老家非常成功，那些家畜家禽运到郦邑之后，都能够自己找到家。老爷子喜欢喝酒，刘邦就把家乡的酿酒匠也弄来了，而这里水质特别号，所以出产美酒。老爷子死后，刘邦把把骊邑改名为新丰，以区别于老家丰地。
　　俗话说酒壮怂人胆，何况马周并不怂、，宿醉之后的马周立即开始为自己没有填饱的肚子及肚子里伟大的志向而奋斗，他在京城找到了一份工作：给中郎将常何当幕僚。常何是个大老粗，但为人正直。这一天，唐太宗李世民要求在朝官吏每人都要写一篇讨论时政的文章，常何写不出来，便请马周捉刀代笔。李世民看了之后大惊，把常何叫来问明情况，之后把马周请来聊天，于是马周的春天来了。从贞观五年（公元631年）到贞观十八年(公元643年)，马周就从一个低级武官的门客，一步一步成长为相当于宰相的中书令。
　　马周能够不断进步，靠的就是他给皇帝写的奏疏，他对问题的认识深刻，提出的建议中肯，而且言辞也比较容易让人接受，因此每一份奏疏都得到李世民的重视和采纳。久而久之，李世民离不开马周了，他说：“我于马周，暂不见则便思之。” 马周的一些智慧，至今仍有影响，比如右侧通行，在中国就是马周最先提出来。一千多年后，伟大领袖毛主席曾在《新唐书 马周传》上做了如下批注：“傅说、吕望何足道哉，马周才德，迥乎远矣。”
　　马周的《请劝赏疏》和其他奏疏一样，被唐太宗所重视，此后的考核中就有表现比较好的官吏被评定为上考了，比如狄仁杰。《唐会要》中记载：“上元二年，大理寺丞狄仁杰考中上，考使尚书左仆射刘仁轨以新任不录。大理卿张文瓘称独知理司之要，仁轨乃惊问公断几何狱，文瓘曰：‘岁竟，凡断一万七千八百人。’仁轨乃擢为上下考。”狄仁杰在任大理寺丞第一年时候被考核为中上等，但考核委员会主席刘仁轨以狄仁杰刚刚上任为由否定了这一考核结果。狄仁杰的领导张文瓘说：“小狄同志业务熟练，只有他能知道审理案件的关键所在。”刘仁轨问狄仁杰一年审理了多少案件，张文瓘说：“他这一年里一共审理了涉及一万七千八百人的案件。”刘仁轨一听，觉得这样的好干部考核为中上等有点屈才了，于是亲自确定为上下等。
　　唐代官吏考核的主要标准是“四善”和“二十七最”。“四善”是朝廷各级官员的思想道德素质提出的四条共性的基本要求，即德义有闻、清慎明著、公平可称、格勤非懈。“二十七最”考核的是官员履行职能情况，根据各部门职掌之不同，分别提出的二十七条具体要求。这些考核标准与我国现行公务员考核中的“德、能、勤、绩、廉”五个方面相类似。由于唐代官员的考核结果是和奖惩、晋降直接挂钩的，大家都想在考核评定中争取到较好的等次，这对于提高官吏素质、保证政令畅通、提高政府工作效能，缓和社会矛盾具有重要意义，不仅体现了唐代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要求，又为唐代社会多方面的发展服务发挥了积极作用，并对后世官吏考核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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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望于江湖 提交日期:2010-08-24 15:58
　　一百六十八句 劝赏黜陟(1)
　　
　　这句的意思是：政府对于管理地方的官员要根据农业生产、税收等指标的完成情况予以奖惩或职务上的升降。
　　
　　矬子里头拔大个
　　
　　劝赏，乐于奖赏或勉励奖赏之意，出自《左传 襄公二十六年》：“古之治民者，劝赏而畏刑，恤民不倦。”意思是说，古代治理百姓的人，乐于奖赏而不愿意使用刑罚，为百姓忧心而不知疲倦。这话是在郑国当官的楚国人声子对楚国令尹子木说的，关于这段对话的基本内容，我们在第一百二十句中的“国宝路人甲”一节中已经说过，不再重复。
　　声子这样说，并不是表示他不重视法律的约束作用，而是在指责楚国滥用刑罚，导致人才流失。不过，多鼓励少惩罚的做法不像治国之道，更像教育小孩子。相比之下，孔子的看法就深刻很多，《论语 为政》中记载了孔子这样一段话：“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意思是说：用法制禁令去引导百姓，并用刑法来约束他们，老百姓只是求得免于犯罪受惩，却失去了廉耻之心；用道德教化引导百姓，并用礼制约束他们，百姓不仅会有羞耻之心，而且也就守规矩了。儒家强调“人治”、“德治”、“礼治”，虽未完全置法于不顾，但过于相信道德的力量，对法律的作用有所轻视。
　　不管是奖赏还是惩罚，都得有根有据，因此古代官吏的考核制度成为官吏管理的关键。中国历代王朝都是依靠其官吏来行使国家权力，实现对国家的统治，官吏素质的优劣、吏治的清廉与否，关系着王朝统治的兴衰存亡。为了保证国家政令的贯彻实施，有效发挥各级政府机构的管理职能，达到治国安民的目的，需要一支德才兼备、清正廉洁的官吏队伍，而考核制度是提高人才质量、防止腐败的重要手段之一。因此，历代统治者对官吏的考核都十分重视。中国历史上官吏考课制度可以追溯到周代，自秦汉起，随着国家集权政权的形成，官吏考课制度得到很大发展，至唐代考课制度趋于成熟，形成了一整套组织及程序周密的考核办法，其完备程度是前所未有的。
　　唐代的官吏考核制度严密而细致，操作性强，虽然当时仍存在世族门阀势力，但在考核制度面前，基本实现了人人平等，公平公正公开。考官们严格测评，秉公执法，绝不轻易放宽考核尺度。在那时候，如果有官员在加班的时候上厕所不慎摔死，恐怕不会评定为因公牺牲。
　　严格的考核制度导致在唐初的几年里，在九个考核几次中，被考核的官员一般都不超过中上等，也就是第四等，上上、上中、上下这三等都是空缺。监察御史马周看不下去了，贞观六年，马周给李世民上了一道《请劝赏疏》，内容是这样的：
　　“臣窃见流内九品以上，令有等第，而自比年，入多者不过中上，未有得上下以上考者。臣谓令设九等，正考当今之官，必不施之于异代也。纵朝廷实无好人，犹应于见任之内，比较其尤善者，以为上第。岂容朝廷之士，遂无堪上下之考者？朝廷独知贬一恶人可以惩恶，不知褒一善人足以劝善。臣谓宜每年选天下政术尤最者一二人为上上，其次为上中，次为中上，其次为上下，则中人以上，可以自劝。”
　　大意是说：朝廷每年考核官员，都没有进上等的，最好的也就是中等。就算朝廷是洪洞县，没一个好人，也应该矬子里头拔大个，把考核成绩相对来说比较好的进入上等。不能让咱这么多当官的，连一个考核为上等的都没有吧？打击坏人可以杀鸡骇猴，表扬好人也可以鼓励争先嘛。所以我建议每年应该选一两个政绩最好的考核为上上等，其次为上中等，以此类推。
　　马周是唐初的一个传奇性人物，他自幼父母双亡，贫苦无依，但他特别擅于创造和把握机遇，他不满足于在博州教育局当一名不受领导待见的小公务员，毅然辞职游历，虽然到处碰壁甚至受辱，但仍不改伟大志向，最终，他决定去京城闯荡。
　　话说这一日，马周来到了京城附近的新丰，找家旅店住下。《旧唐书 马周传》载：“（马周）宿于新丰逆旅，主人唯供诸商贩而不顾待周，遂命酒一斗八升，悠然独酌，主人深异之。”见店主不理，马周就要了一斗八升酒自己喝得悠然自得，这么大的酒量把店主给吓到了。此时的马周只是一个无名小卒，当然没人在意。一百多年之后，诗人李贺因避讳而被剥夺了考试资格，为了发泄胸中的郁闷和不满，李贺写了一首《致酒行》，其中有两句是这样的：“马周昔作新丰客，天荒地老无人识。”这首诗中还有一句“一唱雄鸡天下白”，后来被毛泽东在自己的诗中引用。
　　新丰本来叫郦邑，名字刘邦给改的。刘邦当了皇帝之后，把老爹接到京城居住，但是老爷子每天都是一副很不爽的样子，刘邦说您老人家有啥需求尽管提，你儿子我是皇帝，要啥有啥。老爷子回答说：“平生所好皆屠贩少年，酤酒卖饼，斗鸡蹴踘，以此为欢，今皆无此，故不乐。”刘邦一听，原来老爷子想家了，于是在京城附近的郦邑克隆了老家的建筑，把老家的人迁过来，猪狗鸡鸭等一概从老家运来，据说这个克隆的老家非常成功，那些家畜家禽运到郦邑之后，都能够自己找到家。老爷子喜欢喝酒，刘邦就把家乡的酿酒匠也弄来了，而这里水质特别号，所以出产美酒。老爷子死后，刘邦把把骊邑改名为新丰，以区别于老家丰地。
　　俗话说酒壮怂人胆，何况马周并不怂、，宿醉之后的马周立即开始为自己没有填饱的肚子及肚子里伟大的志向而奋斗，他在京城找到了一份工作：给中郎将常何当幕僚。常何是个大老粗，但为人正直。这一天，唐太宗李世民要求在朝官吏每人都要写一篇讨论时政的文章，常何写不出来，便请马周捉刀代笔。李世民看了之后大惊，把常何叫来问明情况，之后把马周请来聊天，于是马周的春天来了。从贞观五年（公元631年）到贞观十八年(公元643年)，马周就从一个低级武官的门客，一步一步成长为相当于宰相的中书令。
　　马周能够不断进步，靠的就是他给皇帝写的奏疏，他对问题的认识深刻，提出的建议中肯，而且言辞也比较容易让人接受，因此每一份奏疏都得到李世民的重视和采纳。久而久之，李世民离不开马周了，他说：“我于马周，暂不见则便思之。” 马周的一些智慧，至今仍有影响，比如右侧通行，在中国就是马周最先提出来。一千多年后，伟大领袖毛主席曾在《新唐书 马周传》上做了如下批注：“傅说、吕望何足道哉，马周才德，迥乎远矣。”
　　马周的《请劝赏疏》和其他奏疏一样，被唐太宗所重视，此后的考核中就有表现比较好的官吏被评定为上考了，比如狄仁杰。《唐会要》中记载：“上元二年，大理寺丞狄仁杰考中上，考使尚书左仆射刘仁轨以新任不录。大理卿张文瓘称独知理司之要，仁轨乃惊问公断几何狱，文瓘曰：‘岁竟，凡断一万七千八百人。’仁轨乃擢为上下考。”狄仁杰在任大理寺丞第一年时候被考核为中上等，但考核委员会主席刘仁轨以狄仁杰刚刚上任为由否定了这一考核结果。狄仁杰的领导张文瓘说：“小狄同志业务熟练，只有他能知道审理案件的关键所在。”刘仁轨问狄仁杰一年审理了多少案件，张文瓘说：“他这一年里一共审理了涉及一万七千八百人的案件。”刘仁轨一听，觉得这样的好干部考核为中上等有点屈才了，于是亲自确定为上下等。
　　唐代官吏考核的主要标准是“四善”和“二十七最”。“四善”是朝廷各级官员的思想道德素质提出的四条共性的基本要求，即德义有闻、清慎明著、公平可称、格勤非懈。“二十七最”考核的是官员履行职能情况，根据各部门职掌之不同，分别提出的二十七条具体要求。这些考核标准与我国现行公务员考核中的“德、能、勤、绩、廉”五个方面相类似。由于唐代官员的考核结果是和奖惩、晋降直接挂钩的，大家都想在考核评定中争取到较好的等次，这对于提高官吏素质、保证政令畅通、提高政府工作效能，缓和社会矛盾具有重要意义，不仅体现了唐代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要求，又为唐代社会多方面的发展服务发挥了积极作用，并对后世官吏考核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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