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魂之刃刷英雄软件吧:韶山仙女庵、慈悦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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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韶山毛氏族谱记载,在毛泽东旧居附近的韶峰,就有五个庵子:韶峰庵、白莲庵、仙女庵、寻源庵、慈悦庵。而且其中至少有两个庵子是毛氏祖先所建造,即仙女庵和慈悦庵。
  仙女庵所以用“仙女”为名,是因为韶峰又名仙女峰。至于仙女为谁,有两种传说。一说为舜帝南巡,奏《韶》乐于此,后崩于苍梧(今九嶷山);其妃娥皇、女英陪舜帝南巡时,亦曾在此停留。韶峰及仙女峰之来源均与此传说有关。一说是唐代恒氏二女,曾隐居韶山修道,有凤凰衔书来降。唐睿宗景云二年(711),二女采药东台(今湘乡东台山),就井洗药。岳麓僧迥登山见之,二女赠迥以紫檀香树。之后,见峰顶祥云缭绕,鸾鹤飞翔,二女冉冉升去,其遗像留仙林观中(见《湘乡县志.方外》),故后人称韶峰为仙女峰。元人王文彪曾有诗记述此事:
  潇湘云水梦中来,犹记蓬莱进酒杯。歌罢远游人不见,玉箫吹月过东台。
  昔年辛苦读丹经,梦里瑶台月自明;玉洞桃花今寂寞,凤音亭下竹风生。
  后一传说具有浓厚的道教色彩。但毛氏祖先虽用了仙女之名,创建的却不是道教的宫观,而是佛教的小庵。据毛氏族谱所载《仙女庵记》一文说,此庵为毛氏第四代祖毛鉴公所建。毛氏在湖南的始祖毛太华,是明洪武十三年(1380)从云南携长子清一、四子清四居湘乡县城北门外绯紫桥。十余年
  毛泽东青少年时期韶山活动路线图示
  后,清一、清四移至湘潭县七都七甲,即今韶山市韶山乡定居。传到第四代,清一之孙三人,即毛震、毛瑺、毛鉴,清四之孙一人,即毛深。四人后裔便构成韶山毛氏的四大房,震为大房,瑺为二房,鉴为三房,深为四房。如果以毛太华为整个韶山毛氏“大宗”始祖的话,那么上述四房则为“小宗”,震、瑺、鉴、深则分别为四小宗的始祖。毛泽东一家便属于毛震公这个长房始祖之后裔,而创建仙女庵的毛鉴公,则系三房的始祖。
  《仙女庵记》对于毛鉴公创建仙女庵及当时庵内外景况是这样介绍的:
  吾祖鉴公,自前明隐居斯山,披荆斩棘,结一茅庵,以供如来。松间听月,石上观泉,四时花鸟,一尘不到。诚哉别有天地,非复人间矣。庵左有白石泉,古井前有飞来船,石后有四方竹,右有核桃古木。当庵一松,参天蔽日,古致盎然者,六朝松是也。官贵文人,登临不绝,唱和题咏,翰墨沉壁,古佛场直诗人打坐场也。胜境仙景,真有令人一步一回头,低徊不忍去者。噫!吾祖宗之遗泽,遥遥数百年,香火如新,后之孙子当世守于不替焉。
  这段话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仙女庵从它创建开始,就是“以供如来”。如来正是佛的十号之一。据《韶山毛氏二修族谱》卷二所载《仙女庵图说》称,此庵“建于前明。剪茅结庵者,吾祖鉴公之辟构也。招僧奉佛,由来旧矣。”关于该庵的建筑结构及布局,《图说》是这样讲的:“庵中堂一龛,香火供奉三仙女遗像、如来诸佛,诸大菩萨左右两座,色相如生者,四六诸天二九罗汉也。”“佛座后即招僧习禅之所”,“左阶进为僧舍卧云居、香积厨,空门受用”;“右阶进为客堂,古书名画四壁,西厢琴数张,棋一局”。可见,仙女庵原来的建制还是比较宏敞的。因为此处原系毛鉴公隐居之所,又是建于仙女峰(韶峰)山腰,所以在供佛的同时,既供“三仙女遗像”,又留有客房,以供文人学士、官绅贵介之登游流连。其二,此庵之修建者虽为三房始祖毛鉴公,但在清光绪七年(1881)编纂的《中湘韶山毛氏二修族谱》中,《仙女庵记》的落款则有“阖房公识”、“韶山主人著”的字样。所谓“阖房公识”,是说对仙女庵中如来佛的崇拜是得到毛氏全族,即四房后裔共同承认的。如果没有这种共同的崇拜,就不可能“遥遥数百年,香火如新”。韶山毛氏将仙女庙视为“吾祖宗之遗泽”,并且希望“后之孙子当世守于不替”,说明毛氏对佛教信奉是有历史传统的。据毛氏族谱所载《慈悦庵记》,慈悦庵的修建,是三房毛鉴公的后裔“旦斗九三公”。记云:
毛氏族 本崇佛(2) 毛泽东与佛教 收藏本书  字号 -+
  韶山结庵五,韶峰、白莲、仙女、寻源,其一则吾祖旦斗九三
  公所遗慈悦也。庵两晋,前晋供王爷圣像,双目露睛,一鞭电掣,
  屡著现身,诛奸灵报。拜瞻者心先震慑,有不敢仰逼焉。上晋奉弥
  勒、观音诸佛。而观音,著灵救世,名传九有,泽沛万民,膜拜
  纷纷,日夜不息,故庙祀之肥,驾四庵而独立。庵筑山之腰,登其
  地俯视,有万山罗伏,千峰揖拜之胜。佛灵耶?地灵耶?其有两相
  不朽者?庵前古柏二,苍翠错落,枝盘若龙,时有珍禽老鹤栖宿其
  上。庵左有白果树一,大数围,瘤垂若乳,软润细腻,花开五夜,
  人不得见。果熟时,遥望累累如黄金串络,拾取者动以石计。庵
  右白果树一,亦大数围,亭亭挺立,气象岩岩,不花不果。两树
  遥遥相对,每春深候,不风不雨,有柯交叶接,雌雄情洽之意,草木无知,灵意若此。庵后,危石嵯峨,交相磊落,苔钱斑绿,草带团青,令人攀萝跋蹬,把玩不尽。石际洞开八达,蟒蛇巨鼠出没其间,樵歌互答,牧笛横吹,偶有见之者,物有仙气亦不惊人。
  记中所说“庵两晋”之“晋”同“进”,是说慈悦庵有前后两殿。“前晋供王爷圣像”,这里的“王爷”指四大天王。印度佛教传说,须弥山腰有一山名键陀罗山,山有四峰,各有一王居之,各护一天下。佛教传入中国后,汉化佛教寺院中,将南方增长天王,塑成身青色,穿甲胄,持宝剑像,立于刚进寺庙的大门内,作守护神。韶山在南方,故慈悦庵奉南方增长天王。
  《慈悦庵记》说“双目露睛,一鞭电掣……拜瞻者心先震慑”,正是对南方增长天王形象的如实描绘。至于所谓“屡著现身,诛奸灵报”中的“现身”,指佛的“现身说法”。《景德传灯录》卷一“释迦牟尼佛”:“亦于十方界中现身说法。”就是说佛为方便施设,随顺众生而显现种种身形,为之说法;当然也就可以利用天王之身形,进行现身说法,“诛奸灵报”。所谓“上晋奉弥勒、观音诸佛”一语中的弥勒,按佛教的说法,他是未来佛。弥勒的本像着菩萨装,戴天冠,与京剧中唐僧帽相近。可是汉化佛教寺庙中常供奉大肚皮坦露笑口常开的弥勒,其原型则为五代时的布袋和尚。此和尚名契此,身宽体胖,常常面带笑容,背个布口袋在闹市中出现。临终时遗偈:“弥勒真弥勒,分身百千亿;时时识世人,世人总不识。”因此北宋以后,寺庙中便以大肚弥勒取代了天冠弥勒。在他的身旁往往还悬挂一副有名的对联:
  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笑口常开,笑世上可笑之人。
  由于他形象可爱,所以在汉化佛教中,成了仅次于观音,为人们最熟悉的菩萨之一。正因为观音是汉化佛教中为人们普遍熟悉和供奉的菩萨,所
  以《慈悦庵记》中说“观音著灵救世,名传九有(九州),泽沛万民,膜拜纷纷,日夜不息,故庙祀之肥,驾四庵而独立”。
  毛泽东少年时代,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幽雅、寺庙林立的韶山冲,其母亲文氏又虔诚地信佛,并坚持吃“观音斋”,因此肯定是要定期带领他去这些庵寺中“膜拜”一番的。稍长,毛泽东还到这些庵寺中向僧尼借佛教经书阅读。
  韶山毛氏的祖先不仅有人亲建庵寺,而且有些人对佛学理论还有较深的修养。例如,纂修乾隆二年(1737年)韶山毛氏族谱的毛文伯
  (1674-1760),字尔达,即是“以文章为游戏,
  将希刘勰之逃禅。”(周定宁:《韶山记》)而写作《仙女庵记》的“韶山主人”,不仅将“古佛场”直当作“诗人打坐场”,而且写了《韶山八景》词。关于《韶山主人》,《韶山吟》一书的编者疑为光绪七年(1881)编《中湘韶山毛氏二修族谱》的当时族长毛祖基。但同治七年(1868)所修之《韶山毛氏房谱》即已记载《韶山八景》词,且未署作者之名。因此,我们怀疑此组词写作的时间比二修族谱时间要早得多。《韶山八景》词中就流露了许多佛教思想。例如《仙女茅庵》一词写道:
  山深别有天,草木皆仙,茅庵丹灶筑当年。道中女子今何在?一座金莲。晨钟暮鼓边,惊醒尘缘,高僧无事抱云眠。何必普陀观自在,面壁依然。
  词的上阕是讲唐代恒氏二女修道的故事,但已成往事;下阕则是描写仙女庵的现在。作者认为,此处虽不如观音显圣的普陀山那样有名,但仍不失为面壁修禅的胜地。
  又如《胭脂古井》一词写道:
  仙迹寄高冈,古井流香,胭脂笑问为谁妆?色即是空空即色,春雨斜阳。
  一派玉琼浆,寒碧冰芒,无纤尘染影岚光。参透神仙中妇艳,红粉何妨?
  《般若波罗密多心经》云:“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此处之“色”指物质现象,“受、想、行、识”则是指精神现象。大乘佛教认为不论是物质现象还是精神现象都是无自性“空”相。显然,《韶山八景》词的作者毛祖基吸收了这种“一切皆空”的思想,所以他说“参透神仙中妇艳,红粉何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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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如《石壁流泉》一词写道:
  素练影空悬,瀑布飞泉,佛幡高挂五云边。半点红尘飞不到,石上因缘。撑起半边天,清洁澄鲜,水晶帘卷万家烟。说与王维难着笔,此景才仙。
  这里不仅“佛幡”、“红尘”、“因缘”等为佛教用语,而且所讲的王维固然是以善写山水诗称著,同时也是对佛学很有造诣的诗人,有“诗佛”之称。王维字摩诘,“摩诘”二字即从佛教维摩诘菩萨而来。王维的山水诗,往往通过田园山水的描绘,宣扬隐士生活和佛教禅理。不难看出,《韶山八景》也有受王维诗风影响的痕迹。
  《韶山八景》词为历次纂修之韶山毛氏族谱所载,八景成为毛氏后裔十分熟悉并引为自豪的风景。毛泽东青少年时代爱好学习,无书不窥。这八景词他肯定也是很熟悉的。通过这种学习,他在无形之中又接受了一些佛教理论的影响。

必须指出,毛氏家族由于受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对于僧道虽不坚决地反
  敦煌莫高窟唐代壁画维摩诘像
  对,但也不主张佞佛。例如在同治七年(1868)纂修的《韶山毛氏房谱》卷二所收的“古今格言”中,便有“与其朝山拜佛,何不孝顺父母。……与其创修寺院,何不建立宗祠。与其供道斋僧,何不施孤济寡。……与其虚设佛事,何不诚行家礼”等记载。光绪七年(1881)修的《中湘韶山二修族谱》的《家戒十则》中,不仅有戒“符法”、“谋风水”的内容,且有戒“为僧道”一条。这条说:“邪说异端,莫如僧道,高者谈元(玄),卑者应教。昔圣昔贤,辟佛辟妙,倘非虚无,何故抹倒?人有五伦,僧归一扫,尽如此辈,人类绝了。邪正两途,各宜分晓。”尽管族谱上这样写了,但人们在实际生活中,从眼前利益出发,还是要求神拜佛。所以在同治《毛氏房谱》上记载的《时祭赈孤文》,就具有十分浓厚的佛教空宗思想和因果报应思想:
  劝孤魂,生无乐,死多忧,人生在世一蜉蝣,谁能免得黄泉路,都落荒丘!劝孤魂,富莫喜,贫莫愁,一场空梦一时休,千年田地八百主,谁管到头!劝孤魂,贵何显,贱何羞,荣华无定等云浮,东西南北皆荒冢,谁辨王侯!劝孤魂,分有定,事有由,冤报冤来仇报仇,为人莫作千年
  计,何等优游!……劝孤魂,莫乱想,莫强求,听天由命度春秋,一念澄清成正
  果,便上琼楼。
  如果说毛氏宗族的人们对于孤魂,是希望劝说它们“一念澄清成正果”的话,那么对于生人,他们则是要求“招僧奉佛”作“一方之保障”。所以《慈悦庵记》在介绍该庵的创建情况及其内外景观之后,接着写道:
  庵宇田山,先人遗置,为我三房孙子公管,历来招僧奉佛,香热金炉,不断千年之火,光腾玉盏,长开不夜之天。鼓柱敲晨,钟楼打晚,不独惊醒梦中人,直作万家之菩提,一方之保障矣。厚望孙子,当永保之,毋负菩萨救人之心,先人贻裕之泽焉可。
  这篇《慈悦庵记》虽以“三房嗣孙公识”的名义写作,但同样载入《中湘韶山毛氏二修族谱》,可见是为毛氏全族所承认的。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少年毛泽东受佛教影响,既有家庭的,特别是母亲的原因,同时又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特别是家族的原因。
  少年毛泽东对佛教的信仰是十分虔诚的。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知识的增多,他对佛教信仰的怀疑也随之增长了。关于此事,他在和斯诺的谈话时说过:
  我看的书,逐渐对我产生了影响,我自己也越来越怀疑了。我母亲开始为我担忧,责备我不热心拜佛,可是我父亲却不置可否。……这时还有一件事对我有影响,就是本地的一所小学来了一个“激进派”教师。说他是“激进派”,是因为他反对佛教,想要去除神佛。他劝人把庙宇改成学堂。大家对他议论纷纷。我钦佩他,赞成他的主张。[1]
  这里讲的“激进派”教师指李漱清,又名李颉(1874-1957)。他家住韶山冲下部清溪湖堤涧下的陈家桥李家屋场(今属韶山乡韶北村),距毛泽东家上屋场仅三华里。他毕业于湘潭师范学堂和地方自治法政专门学校,曾在湘潭县西二区上七都都校和韶山李氏族校执教多年。由于受维新思想影响较早,所以他常在乡间给人们讲述各地见闻,劝人们不要求神拜佛,要破除迷信,反对封建礼教。他主张废除庙宇,用庙产兴办学堂,以提高农民子弟的文化科学知识。他的这些主张被一些思想落后的人们视为激进,因此得了个“激进派”的头衔。在清代末年的社会,这个名字并非美名,而是一个大逆不道的危险称号。可是在迫切追求新知识的青年毛泽东眼中,他却是一位可敬的先生,因此经常向他请教,并且与李先生讨论他读过的一些书。毛泽东还很希望李先生改庙宇为学堂的主张能够实现,他也可以去读书。可是,直到宣统三年(1912),清溪寺和银田寺才开始办学。这时毛泽东早已于1910年在李漱清、文运昌、王季范等人的支持下,离开韶山去湘乡、长沙等地读书去了。1925年上半年,毛泽东在韶山进行农民运动时,李漱清之子李耿侯由毛泽东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韶山第一个党支部的五名党员
  [1] 《西行漫记》,第109-111 页。
  之一。同年8月,毛泽东去广州。10月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并主编《政治周报》,他曾邀请李漱清去广州协助办报。1927年初,李漱清到长沙,在湖南省清查逆产委员会工作。马日事变后还乡,仍任小学教员。对于这样一位曾帮助自己启蒙破除封建迷信并对革命作过贡献的校外老师,毛泽东始终没有忘怀。1936年他在和斯诺谈话时,曾就李漱清对他少年时代的思想影响给予很高评价。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后,他于1949年11月17日复信给李漱清之子李介侯时说:“尊翁健存,可为庆贺,尚祈转致问候之意。”1952年9月,毛泽东还邀请李漱清及他青少年时代的三位老师邹普勋、张干、罗元鲲去北京相会。在会见时,毛泽东曾对李漱清说:
  我小时候受到您许多教诲,您还是我的民主思想的启蒙老师呀!
  当年你是主张拆祠堂、毁庙宇、办学堂的,是个“激进派”,现在搞合作化,你要带个头。土改分了田,一人一口,七石二斗,现在生活改善了,但是人民还不富足,生活水平要提高。[1]
  毛泽东的这些话说明,他对李漱清帮助他改变信佛的立场一事,终生未忘。
学任公 究佛理(1) 毛泽东与佛教 收藏本书  字号 -+
  1910 年下半年,青年毛泽东离开韶山到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这时,他对佛教的信仰逐渐淡薄了,但对佛学理论的兴趣,却不但没有淡薄,反而加强了。造成这一情况的,就是梁启超的影响。因为正是在东山小学,毛泽东认真阅读了梁启超(号任公)主编的《新民丛报》的合编本。关于这件事,毛泽东1936 年在和斯诺谈话时说过:
  当时我正在读表兄送给我的两本书,(一本)讲的是康有为的变法运动。一本是
  《新民丛报》,是梁启超编的。这两本书我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我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也非常感谢我的表兄。[2]
  [1].引文见《毛泽东和他的父老乡亲》,第132、138、140页。
  [2].《西行漫记》,第113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