鼻子黄金比例:趣解《千字文》:绝妙华章背后的故事 / 望于江湖 / 第65页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30 15:41:21
趣解《千字文》:绝妙华章背后的故事共129页  作者:望于江湖 提交日期:2008-03-31 01:24  
  
  第七十一、七十二句 容止若思 言辞安定(1)
  
  容止,仪容举止;言辞,说话所用的词句。
  思,上面的“田”本为“囟”(读“信”音,指婴儿头顶前部中间骨头未合缝的地方,俗称“脑门儿”),古人认为心脑合作产生思想。
  “思”字有一个“腮”的读音,表示多须的样子,如“于思”就是指大胡子。有个“弃甲于思”的成语,源于《左传•宣公二年》:宋城,华元为植,巡功。城者讴曰:“睅其目,皤其腹,弃甲而复。于思于思,弃甲复来。”使其骖乘谓之曰:“牛则有皮,犀兕尚多,弃甲则那?”役人曰:“从其有皮,丹漆若何?”华元曰:“去之!夫其口众我寡。”
  说宋国要修筑城池,由国卿华元作为工程总指挥,在工地上来回监督巡视。干活的人们一起唱歌讽刺他:“凸眼球,大肚皮,活像一只癞蛤蟆,打了败仗逃回来。大胡子啊大胡子,打了败仗还有脸回来!”大家为什么这么讽刺领导呢?因为此前华元刚刚在与郑国的战斗中被俘虏,好不容易才逃了回来。就因为这场败仗,致使宋国城池受损,大家才迫不得已去修城。华元是宋国的大官,面对的又是干活的老百姓,觉得面子上挂不住;另外,这次败仗的原因比较特殊:战前,华元为了鼓舞士气,杀羊分给士兵吃,给华元驾车的司机没分着羊肉,怀恨在心。在战场上,司机对华元说:“分羊,我不行;赶车,你不行!”然后就把战车直接赶到郑国军队那边去了,华元就这样窝窝囊囊地被俘虏了。因此,华元对大家的讽刺很不服气,就派手下人去辩论说:“牛也有皮,犀兕也还不少,丢弃战甲又怎样?”意思是说反正做战甲的材料有的是,打了败仗也没什么了不起。干活的人们一听,说这不是耍无赖吗?就回应说:“皮革是有不少,但是丹漆去哪里弄来呢?”看来宋国所缺少做战甲用的漆料。华元只好说:“我们走人吧,他们人多,我们吵不过他们。”实际上就是灰溜溜地走了。
  从这段记载我们可以看出,春秋时期的普通老百姓也有参政议政的机会,可以对大官的失职行为进行讽刺或质询,而不用担心受到打击报复。两千多年过去了,如今的老百姓还有机会、有胆量与高官进行这样的对话吗?——扯远了,我们说的是“弃甲于思”这个成语,多用于对应试落第之人的戏谑,类似于“名落孙山”,现在已经基本没人用了。
  “安”与“定”意思基本相同,《尔雅》中说:“安,定也。” 而《说文》中则说:“定,安也。”不过这两个字放在一起,个人还是比较喜欢“安”字,为什么呢?有女在屋为安,家里有个女人,表明一切都安稳下来了。诸位单身男士,是不是这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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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望于江湖 提交日期:2008-04-01 01:45  第七十一、七十二句 容止若思 言辞安定(2)
  
  一不小心就“非礼”
  
  这两句出自《礼记 曲礼》的开篇第一句,我们先放下这句不提,先说说《礼记》这部儒家经典。
  自汉代起,孔子审定的典籍被称为“经”,后世儒家学者对“经”的解说称为是“传”或“记”,儒家重要的经典之一的《礼记》就是先秦至汉初历代儒家学者解说《礼经》(晋代始称《仪礼》)的文献汇编,作者有很多人,写作时间也有先有后。最初,这些“记”数量众多、分散零散,到了西汉时期,儒家学者在讲授《礼经》的时候,都会选取一些自己认可的“记”作为的参考资料,经过长时间的流传,大多数的“记”的合订本被淘汰了,到东汉中期,只剩下两本合订本:一本西汉礼学家戴德选编的八十五篇本,称《大戴礼记》;另一本是戴德的侄子戴圣选编的四十九篇本,称《小戴礼记》——真是奇怪,这叔侄俩为什么不通力合作,一起搞一本呢?《大戴礼记》到唐代只剩下了三十九篇,其余部分都丢失了,而《小戴礼记》则比较完整地流传下来,唐代的“九经”和宋代的“十三经”都有它,现在我们看到的《礼记》就是《小戴礼记》。《礼记》与《仪礼》、《周礼》合称“三礼”,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时至而今还在潜移默化地左右着我们的思想和行为。
  《曲礼》是《礼记》的第一篇,为什么要“曲礼”为篇名呢?我不知道。不仅我不知道,历代儒家学者也是各说各的,莫衷一是。
  汉代经学家郑玄认为,本篇内容包含吉、凶、军、宾、嘉五礼,故名“曲礼”,“曲”字有周遍之意;隋唐时期经学家陆德明(和几年前某著名大学那位嫖娼被抓的倒霉教授同名)在《经典释文》中认为:“曲礼”乃“仪礼”的旧名,委曲详细说礼之事;清乾隆年间的探花郎孙希旦在《礼记集解》认为:取篇首“曲礼”二字为名而已,《曲礼》就是古礼的篇名,没有什么特殊意义——这不等于没说吗?1967年去世的浙江大学教授任铭善在《礼记目录后案》中认为:汉代礼学家后仓曾在汉宫曲台说礼,故称为“曲礼”;目前主流观点是根据《礼记 礼器》中“经礼三百,曲礼三千”来解释的,认为“经”与“曲”相对,“经”是经纬,是大者显者;“曲”是委曲、微细,“曲礼”就是礼的微文细节。
  对于“曲礼”,还有一种比较特殊的解释:“曲,弯也;弯,不正也;不正,歪也”;“礼,理也;乐,和也。礼,阴也;乐,阳也。 阴阳理而后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万物各得其理,然后和。故礼先而乐后。”请大家猜猜这是谁解释的?
  猜不到吧?那我只好公布答案了:对于“礼”的解释,高、远、深而假、大、空,一看就是有学问的人说的。不错,这是我国理学的开山鼻祖、北宋理学家周敦颐的观点,他把“礼”上升为“理”的高度。相比之下,对于“曲”的解释,低、近、浅而真、小、实,会是谁说的呢?答:就是在下。综合在下和周敦颐的解释:“曲礼”就是歪理。
  有人可能要问:你对《礼记》这种老祖宗留下来的传统文化进行如此歪曲和戏谑,是不是存心找茬啊?没错,最近心情很郁闷,就想找茬,但不是找老祖宗的茬,而是找现代人的茬:最近迎奥运,许多媒体上经常宣传说我们中国自古就是礼仪之邦,这次要做好东道主,必须纠正一些不良习气,要讲文明懂礼貌。其实,儒家礼法在实质上与文明礼貌无关,而是维护等级制度所需要的政治手段,其主要内容是规定不同身份地位的人的不同权利和义务。不管你是否认同这种政治手段,经过千百年来的灌输或浸润,“礼”的观念像文火煮活青蛙一样,中国人已经在不知不觉中习惯性地接受了,今天我们说的“礼貌”只能勉强认为是礼法思想在形式上的那么一丁点历史延续。
  话说有这么一天,孔子和弟子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一起侃大山。孔子很有诚意地说:“你们不要以为我比你们大几岁就很了不起,我也是一不小心才在死了之后才坐上了圣人的宝座。平常你们私下议论说没有人解你们,如果现在有人了解、任用你们,会怎样做呢?”子路很草率地抢先回答说:“如果有个中等发达国家,地缘上处在几个超级大国的中间,又经过了连年的战争导致财政吃紧,老百姓吃不饱穿不暖。就像这样一个国家,如果交到我子路的手上来,只要三年的时间,就可以使这个国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有明确的发展方向。”孔子听了以后,微微一笑,不以为意。
  这是《论语 先进》中的一段记载,原文为:“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子路率尔而对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
  汉代经学家郑玄读这一段的时候发现了问题,他在《曲礼》中“侍于君子,不顾望而对,非礼也”一句后面注曰:“礼尚让。不顾望,若子路率尔而对。”意思是说子路没有看看是不是该自己说话就草率发言,应该属于“非礼”的行为。《论语》中随后的记载好像印证郑玄的说法:“曰:‘夫子何哂由也?’曰:‘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哂之。’”孔子说子路他们在对待治理国家这样的大事上发言不谦让,让人觉得可笑。
  不过,唐代孔颖达在《礼记正义》疏中则认为:“若问多人,则侍者当先顾望,坐中有胜己者宜先,而己不得率尔先对。”意思是说:如果人多,就应该让“胜己者”先发言。在当时的情况下,“胜己者”应理解为年长者较为合理,而子路在四人之中年龄最大,他先发言并无不妥。如此,孔子说的“其言不让”并不是批评子路不谦让,而是说子路把话说大了,不够谦虚。
  但是,就算应该子路先发言,也属于“非礼”行为,因为《曲礼》中还说:“长者问,不辞让而对,非礼也。”唉,麻烦啊,这样一来,孔子的四个弟子无论谁先说,都是“非礼”的,难道非要推来让去、婆婆妈妈一番吗?没办法,《曲礼》中就是这样规定的。
  除了上述两种“非礼”,《曲礼》中还有“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这种关于“非礼”的规定——只有这三种情况是“非礼”吗?当然不是,只要不符合礼法的行为都是“非礼”,不像现在,“非礼”仅仅限于违背对方意愿而发生的含有性意识的身体接触。那么,“礼”有多少条规定呢?《礼记 礼器》中说:“经礼三百,曲礼三千。” 三百、三千虽然是概数,但也确实很多,现存版本的《礼记》有九万多字,规定非常详细,你一不小心就可能“非礼”,这可怎么办啊?
  就连孔子都觉得有点过了,《礼记 经解》记载了孔子对儒家经典不足之处的看法,他说:“《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孔子坦然承认“礼”太麻烦、繁琐,怎么办呢?干脆别管他什么“礼”,自己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这就不“烦”了吧?如果这样说,孔子当场就跟你翻脸,因为他认为,如果社会各阶层都坚守自己的“礼”,不异想天开试图改变身份或造反,那么这个社会就稳定了,就小康了,就和谐了。
  “烦”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孔子接下来说:“恭俭庄敬而不烦,则深于礼者也。”说只要做到恭俭庄敬,深刻领会“礼”的内涵并用于指导实践,就不烦了。朱熹在《论语集注》中说:“范氏曰:‘学者必务知要,知要则能守约,守约则足以尽博矣。经礼三百,曲礼三千,亦可以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范氏将学“礼”的方法简化为一个“敬”字——范氏是谁呢?他就是北宋史学家范祖禹。据《宋史》记载,范祖禹出生时,他母亲梦见一个身披金甲的大丈夫走进屋子,说:“我是汉朝将军邓禹。”因此给孩子取名为范祖禹。后来范祖禹考中进士,在司马光手下修撰《资治通鉴》唐代部分。
  只有自己做到不“非礼”还不够,孔子还要求与“非礼”的行为彻底绝缘,他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对照这个要求,我们现代人只要不因为电影中有裸戏才去看、不去听也不去讲荤段子、不要去“非礼”别人就行了——满足这个要求应该不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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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望于江湖 提交日期:2008-04-03 00:05  第七十一、七十二句 容止若思 言辞安定(3)
  
  你的名字你做主
  
  《礼记 曲礼》的开篇第一句是这样的:“毋不敬,俨若思,安定辞,安民哉。”意思是说待人处事无不恭敬严谨,神态端庄持重,若有所思,说话言辞审慎和气,这样就大家就都安定了。
  一个人表情庄重,还若有所思,感觉会有点怪怪的,好像这个人有心事,现在我们都喜欢很阳光的样子,但是这就是古代最合“礼”的仪容举止。历史上很多名人的名字来自“毋不敬,俨若思”的意境,比如东晋的戴渊,字若思,还有唐代的弘文馆学士高若思、给事中孙若思、中丞宋若思等。我们这里要介绍的,是另外三位“若思”。
  郭守敬,字若思,元代科学家,擅长天文、数学、水利和仪器制造。由于在水利工程上的突出成就,郭守敬得到了元世祖忽必烈的任用,他编制的“授时历”与地球绕太阳公转的实际时间只差26秒钟,与现在世界上通用的“格里高利历”周期一样,但早于后者三百多年。晚年的郭守敬被召到上都,负责铁幡竿渠的设计工作,但主管工程的官员是个小农,认为郭守敬设计的水渠太宽了,花钱太多,就把渠宽减少了三分之一。结果第二年下大雨,山洪爆发,水渠排水能力不足,城里的很多百姓都被迫在水里玩命练狗刨,皇帝的行宫也差点变成海洋馆。忽必烈的孙子元成宗铁穆尔对手下人说:“郭太史神人也,惜其言不用耳。”按规定,朝廷七十岁以上的官员都应该退休养老去,只有郭守敬例外,这样的高精尖技术人才,缺了他玩不转啊!郭守敬负责的工程在各项数据上都是非常精准,但是近年来有人却发现一个问题:郭守敬和他的老师刘秉忠一起负责测定的南起永定门、北至钟鼓楼的元大都(现北京)南北中轴线居然是偏的!凭郭守敬的水平,测定一条正南正北的中轴线是一点问题也没有的,为什么会搞偏了呢?目前还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
  胡俨,字若思,明朝南昌人。胡俨从小就是一个热爱学习的好孩子,对天文、地理、律历、医卜都很感兴趣。洪武年间考中举人,建文帝时当上了桐城知县,兴修水利工程,造福百姓,很有政绩,被朝廷召到京城,还没来得及封官,燕王朱棣就打过来了。朱棣当了皇帝之后,经过解缙的推荐,胡俨在朝廷站稳脚跟,并逐渐被重用,朱棣重修《太祖实录》、编写《永乐大典》和《天下图志》,都让胡俨任总裁官。
  耶律俨,字若思,官至辽国宰相,本姓李氏,赐姓耶律。耶律俨长得比较帅气,又是个文学青年,考中了进士,工作特别勤奋,升为大理卿,后来外派为景州刺史,因政绩突出,召回京城担任御史中丞。宋攻打西夏,西夏派人请辽国当中间人调和,辽道宗耶律洪基把这个任务交给了耶律俨,结果是圆满解决问题。耶律洪基岁数大了,不想工作,连官员也懒得去考察,就想了个简单易行的办法:掷骰子,谁掷得好就给谁升职。耶律俨运气不错,他掷出的骰子花色、点数及搭配都很吉利,耶律洪基让他做了相当于宰相的官职,封越国公。史书载耶律俨是一个很廉洁的人,“一芥不取于人”,又有超常的记忆力,“经籍一览成诵”,还特别能领会领导的意图,所以能够一直在政坛上屹立不倒。
  三位“若思”介绍完毕,我们回过头来,说一下起名字这个问题。
  人人都要有个名字,这个东西实质上就是个代号,但是代号和代号还不一样,有人的名字起得好,有渊源有寓意,又好听有好记,也有人的名字起得比较另类,绝大多数人的名字很大众很平庸,比如本人的。名字的好与不好对一个人的命运有影响吗?我有一个同学,一直是个倒霉蛋,事事不顺,满脑门官司,一气之下改了名字,企图采取跟以前的自己彻底决裂的方式改变命运,结果居然开始了顺风顺水、好运连连的幸福生活,羡慕得我都想改名字了,好在我对此并不迷信,到目前为止还一直坚持使用着陪伴了我三十多年的泯然众人的名字。
  历史上有因为名字而改变了命运的人吗?当然有,中国的历史太长,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明朝永乐明朝永乐二十二年殿试,考生孙日恭名列第一,应为状元,但皇帝以为他叫“孙暴”(日恭竖排可不就是“暴”嘛!),觉得这个名字很傻很暴力,于是点了“邢宽”这个名字起得很好很和谐的考生为状元。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写字的时候必须要保持足够的字间距!明代嘉靖二十三年,一个叫“吴情”的考生在殿试中独占鳌头,但皇帝觉得这个名字很差很难听,选他为状元会影响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就在名单中找其他人选,发现在大约第三百名的位置有个叫“秦鸣雷”的,恰好皇帝昨天晚上梦见西北天空有雷声,这个普通的名字虽然很傻很天真,但与梦里的暗示相符,于是状元就这样诞生了。吴情非常郁闷,就弃文习武,与铁手、追命、冷血一起惩奸除恶,人称“四大名捕”(特别提示:纯属胡说,切勿当真!)。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决定命运的,不是性格,不是好名字,而是领导的心情。
  还有一个笑话,说在1984年的国民党全体会议上,要给台湾第七任“总统”蒋经国选个“副总统”,大家拟了一个名单给蒋经国最后确定。蒋经国接过名单正刚要看,突然肚子剧痛,差点当场失禁,赶紧起身往厕所跑,有人追着问“副总统”选谁啊?蒋经国一边跑一边提着气用浓重的浙江口音说:“你等会儿!”大家一听,噢,原来是“李登辉”啊!于是就对外公布了。蒋经国本来想选自己培养的接班人孙运璇的,但后悔也来不及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推广和普及普通话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提示:蒋经国是因为孙运璇患中风而选择李登辉的,与方言无关。)
  古人起名字还是比较讲究的,但主要是达官贵人、书香门第才搞这一套,普通老百姓能混口饭吃就行了,没工夫、没心情在起名字问题上费心思,特别是元朝,统治者干脆剥夺了老百姓起名字的权力,除非你上学或当官,否则只能以父母年龄相加或者出生的日期命名,结果造就了一大批运动员,最著名的有两位:一位是88号朱重八,造反后起名朱元璋,取“诛灭元朝的利器”之意,另一个是94号张九四,造反后找人给起名字,这个人可能和张九四有仇,给起了个“张士诚”,这个名字听起来不错,但其出处却是《孟子 公孙丑下》中的 “士诚小人也”一句(这是尹士在听了孟子的话之后进行自我批评的话),张九四没文化,被人家忽悠了还一个劲儿地说“谢谢噢”。
  外国人就没有这么多说法,比如很常见的名字John、James,有了儿子就叫Johnson、Jameson,这个名字起得简单方便,但是也有麻烦,叫这两个名字的人太多了,分不清谁儿子谁是爹了,只好将其作为姓氏,另起名字。
  现在很多中国人还是很看重给自己的孩子起名字的,这孩子可是自己亲生的,谁不希望在名字上讨个好彩头呢?于是专门起名的各种皮包公司就诞生了。个人认为,孩子的名字还是应该由父母来起,这样既避免了像张九四一样被人家忽悠,又能活动一下脑筋,还能省下一点银子,现在养家不容易啊,除了工资之外什么都在涨,大家都干着急没办法,只好精打细算过日子吧。唉,不能左右的事情太多了,自己的名字总能做主了吧?如果你觉得自己的名字不好,又有足够的时间,那你可以随便改,直到满意为止,大不了多跑几趟派出所。但是,想通过改名字来改变运气,我看还不如去买彩票了,因为它比中五百万的几率还要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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