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落冲突三本升级攻略:新闻话题 2011-6-16

新闻话题

【今日话题】违约不是马云的唯一选择阅读原文

违约不是马云的唯一选择导语：阿里巴巴集团CEO马云在董事会未允许的情况下，以央行限制外资进入为理由，将支付宝公司转入自己名下的公司，这不仅让阿里巴巴的持有者美国雅虎面临集体诉讼，中国企业的诚信问题也...全文↓

违约不是马云的唯一选择
导语：阿里巴巴集团CEO马云在董事会未允许的情况下，以央行限制外资进入为理由，将支付宝公司转入自己名下的公司，这不仅让阿里巴巴的持有者美国雅虎面临集体诉讼，中国企业的诚信问题也因此更受质疑。
而在6月14日召开的媒体见面会中，马云承认支付宝单飞是个不完美的过程，但他强调，这是唯一正确的决定，事实真的如此吗？
马云“偷走”了支付宝？
2011-06-16 第 1697 期
今日话题
一，马云是怎样违约的
支付宝低价卖给浙江阿里巴巴
1，股权转移并非马云“侵吞公司财产”
2009年6月和2010年8月，阿里巴巴分两次将支付宝股权转移至浙江阿里巴巴，这家公司由马云和阿里巴巴18位创始人之一的谢世煌分别持股80%和20%，转让价是3.3亿元。而国外评估机构给支付宝开出的价格则高达50亿元。不过，马云表示这两笔转移都是获得了阿里巴巴董事会授权的行为。
阿里巴巴董事会由阿里巴巴管理层，美国雅虎和日本软银三方构成，雅虎和软银持有阿里巴巴大部分股权，而董事局主席则由马云担任。雅虎和软银为何容许马云低价从阿里巴巴集团里转让资产，是因为面临即将到来的第三方支付监管，他们已经打算通过协议控制，而非直接控股来控制支付宝。所谓“协议控制”，是离岸公司通过外商独资企业，与内资公司签订一系列协议来成为内资公司业务的实际收益人和资产控制人，以规避《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对于限制类和禁止类行业限制外资进入的规定。从1999年新浪通过“协议控制”方式解决了上市难题以来，在过去十多年中，“协议控制”成为海外上市的中国公司满足监管要求的标准模式。
2，马云违约的核心是解除协议控制
真正让雅虎、软银出局的是“协议控制”失效，并非之前那两次股权转让。马云在6月14日的媒体会上确认，支付宝终止和阿里巴巴集团的协议控制(即真正的单飞)未获得雅虎及软银的同意，是管理层单方面作出的决定。支付宝终止协议控制后向央行递交了公开声明，第二天即召开董事会和雅虎及软银谈补偿的问题。目前从支付宝方面透露的消息是，2011年第一季度后支付宝业绩不再合并至阿里巴巴财务报表，这或可认为雅虎、软银与阿里巴巴之间的“协议控制”已经失效。
二，不要误读马云的“爱国主义”
来自央行的规定是最大压力
1，马云的“民族主义”并非本意
在马云违约之后，有人建议马云做一个“爱国的流氓”，还有人认为“公司做大了就上升到国家利益，即使在美国也是如此”。不过“民族主义”显然并非马云本意，在需要投资的时候就找外国公司，公司做大就摆民族主义嘴脸，优秀企业家马云更不至于以爱国的名义这样耍流氓。
马云强调的是，支付宝单飞是不得已而为之，按照我国央行要求，做网上支付的企业要想获得牌照，必须是内资公司，“我必须坚持按照国家法规办事，他们（雅虎和软银）认为中国所有的法规都是可以绕开的，没有什么绕不开的。我们的雅虎股东认为这事情是可以处理好的，只要是协议控制，但是到最后期限你必须交上报告。你这份报告如果不按照100%的内资来做的话，你就连申请的资格都没有。”
虽然在《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并未明确表示排除外资，只在第九条中规定“外商投资支付机构的业务范围、境外出资人的资格条件和出资比例等，由中国人民银行另行规定，报国务院批准。”不过按照中国市场监管名松实紧的惯例，马云应该没有夸大问题的严重性，此外，马云的担心也很有道理：“如果我们按外资走，等两三年后另行规定出来，别人都走了两三年，那是怎样一个态势?”
2，但也不排除是借力打力
不过，第一批总共有27家公司获得第三方支付牌照，有一半以上属于民营企业，都曾引进外资，没有证据表明“协议控制”确实被严厉禁止。马云也承认，“别人肯定有协议控制的，我不管，别人犯法，我们不能犯法，我们不能这样做。”
而软银和雅虎势必要问，为什么别的公司可以协议控制，而支付宝不可以？支付宝首席财务官井贤栋透露，今年3月央行专门发函支付宝要求说明是否存在外资成分和协议控制情况，并书面承诺不存在外资和协议控制情况。然而央行为什么对于占据第三方支付市场最大份额的支付宝有着“特殊要求”？这样的书面承诺究竟有什么法律层面的效力？而雅虎和软银则有理由怀疑，马云根本没有在争取“绕开”上尽力斡旋，因为禁止协议控制更有利于马云独自掌控支付宝。
三，服从监管和遵守契约，并非不能两全
目前所有的争论都给人一种印象，要么马云服从监管，违背协议控制的契约；要么马云坚持协议控制，绕过监管，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孙正义是个强硬的对手
真正的问题是，本来马云和外商投资者可以用一场谈判来解决问题：马云的底牌是协议控制必须解除，否则支付宝（拿不到牌照）死路一条，而雅虎和孙正义的底牌是如果不给出合理的补偿，就不解除协议控制（哪怕付出支付宝的代价）。当然这对双方而言，都注定是一场艰难的谈判。马云表示软银董事长孙正义一直回避这种谈判，“孙正义每次谈论过程中，要谈到支付宝，我还有一分钟要走了，基本上都是这样，只要提到支付宝，我还有一分钟，马上开会去，走了。”这显然是孙正义用强硬的姿态逼迫马云妥协：要么马云去为获得执照而奔走，要么马云付出巨大的代价来解除协议控制。面对这场艰难的谈判，马云的违约看似蛮横，实际上是在逃避：协议控制已经解除，除非能够从合同法上找出解除协议控制无效的证据，否则雅虎和孙正义手上无牌可打，只能接受马云的出价。
结语：马云说违背契约的决定“不完美但正确”，违约是不完美还是不正确值得讨论，而且无论如何，违约都不是马云唯一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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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头条】王石川：万名贪官卷8000亿出逃怎应对？阅读原文

王石川媒体人原题：防贪官外逃需信息公开中国外逃的腐败分子是怎样把巨额财产转移到境外？央行反洗钱部门一直在进行深入研究。日前，央行网站刊发名为《我国腐败分子向境外转移资产的途径及监测方法研究》的报告...全文↓

王石川 媒体人
原题：防贪官外逃需信息公开
中国外逃的腐败分子是怎样把巨额财产转移到境外？央行反洗钱部门一直在进行深入研究。日前，央行网站刊发名为《我国腐败分子向境外转移资产的途径及监测方法研究》的报告精简版本。该报告由央行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课题组于2008年完成。（相关报道见今日本报08版）
央行报告极具解剖意义，也给人不少总结性的思考。通过报告内容，我们既可以知道外逃贪官最热衷逃往哪些国家，也能清楚地知道哪些行业最容易出外逃贪官：比如金融业，垄断国企，交通、土地管理、建筑等行业。这些行业出贪官不难理解，因为其来钱快，也被坊间称为腐败高危领域。
据不完全统计，外逃贪官多达16000至18000人，携带款项高达8000亿元人民币。无论是逃官之多还是款项之高，都不容小觑。平均下来，每人携带资金高达5000万元左右，这委实惊人。面对资金外流、贪官外逃，将其缉拿归案，哪怕跑到天涯海角也要追回，这是不少国人的呼声。统计显示，我国政府已签署和参加了包括《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在内的近100个多边国际公约，与外国签订双边刑事司法互助条约（包括移管被判刑人条约）47项，与33个国家签署了引渡条约。很显然，这有利于将外逃贪官抓捕归案。
但是，还应该看到，与其耗费人力财力引渡，不如早加防范，预先编织好严密的制度之网，不让贪官有外逃机会，更不能让其席卷巨款出国。为此，央行报告建议加强对重点地区、敏感行业、特定人群和特定消费方式的监测。还建议相关部门应建立合作安排或工作机制实现信息共享；建立反腐败机构互派特派员制度；海关建立反洗钱相关数据查询、通报机制；建立与国外情报机构的交流等方式，完成反洗钱监测任务。应该说，所有的这些措施，既具有前瞻性，也具有可操作性，但笔者认为，这仍不是釜底抽薪之策。
防止贪官外逃，最有效的措施是信息透明。其实，不少外逃贪官在外逃前，已经是裸官。所谓裸官，坊间定义是指那些配偶和子女非因工作需要均在国（境）外定居或加入外国国籍或取得国（境）外永久居留裸体官员权的公职人员。不少外逃贪官在外逃前，已经将老婆孩子送到了国外，有的甚至已经将资金转移到国外，只待时机一到就择机脚底抹油。如果信息足够透明的话，这些裸官就不可能得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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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思潮】环球时报：革命只是少数人的臆想阅读原文

原题：中国总能撞碎“拐点”的障碍物 “中国经济拐点论”近来在国际舆论中盛行，曾准确预测2008年金融危机的美国学者鲁比尼宣称，中国经济2013年以后硬着陆的可能性“非常大”，乔治·弗里德曼在其新书《未...全文↓

原题：中国总能撞碎“拐点”的障碍物
“中国经济拐点论”近来在国际舆论中盛行，曾准确预测2008年金融危机的美国学者鲁比尼宣称，中国经济2013年以后硬着陆的可能性“非常大”，乔治·弗里德曼在其新书《未来十年》中甚至说：“我对中国的评价是崩溃，而不是崛起。”英国《金融时报》形容道，现在有人根据一根油条就能得出中国拐点的结论，这很像做电视抢答题。
必须说，中国经济硬着陆的可能性在理论上是存在的，中国崩溃的理论可能同样存在。历史曾经上演过中国崩溃，它未必就不愿意再上演一次。在未来历史的陈列馆里，放置了多个中国命运的脚本，包括中国崛起，走向繁荣富强，也包括走向分崩离析。但最终决定中国命运的是全体中国人民的集体实践，而不是几个西方预言家的好恶，以及中国国内少数希望乱中牟利者的意志。
中国是大国，国运的惯性远远大于中小国家。在与中国差不多的制度和文化条件下，日本的明治维新很快创造出新的国家，而中国为了确定一条新路折腾了更多年。今天中国走上全面发展之路，具体挫折不会稀罕，但要出崩溃的“拐点”，全社会阻止它的力量会比我们通常所看到的多得多，也强大得多。
首先中国经济的惯性有城市化以及全体国民追求更好生活的雄厚支撑，潜力巨大，远非“强弩之末”。中国正处于上升期的初期，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周期，这个时期的特点是东方不亮西方亮。中国真正的城市化才开始不久，这个过程将持续至少十几年，这将提供大量发展机遇，好戏还在后头。如果按西方一些学者的预测，中国经济应该崩溃过很多次了，但它的成长总是会有外界无法预见的兴奋点。
中国社会的各种不满在释放，这种释放过程很新鲜，同样令人兴奋。一些人为了批判而批判，这种对批判权利的追求得到了社会相当程度的支持。但这不意味着中国人已经在稳定的社会中过腻了，绝大多数国民珍惜今天的日子，渴望国家的不断向好。社会广泛存在的不满很多是利益的博弈过程，发动新的革命只是少数人的臆想，它不是中国社会的集体愿望。
中国危机的因素肯定很多，比如房地产若调控不好，泡沫经济早晚会被捅破，但这样的危机并不意味着整个国家的崩溃。中国股市2008年崩溃的冲击力就很快被稀释了。中国政府和社会都已具备相当强的反危机能力，反危机的资源不断增加。中国只要不犯战略性错误，这个大国对具体危机的承受力很可能是全世界都无法估量的。而中国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过程，极大限制了中国犯战略错误的可能性。
其实对西方学者的唱衰，中国已经习惯了。让主流社会意外的是，中国少数知识分子为这样的唱衰鼓掌，并以自己对中国的批判甚至行动迎合之。对此我们今后也不应再大惊小怪了，我们应当接受中国社会内部有一些人是西方批评乃至敌视中国的盟友。
中国被一些西方人看成杂技表演者，它的每一个动作看上去都很悬。其实这是很多人对中国的误解。中国是一辆大货车，它看着很危险，但一个障碍能颠覆一辆小车，却被这辆大货车撞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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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美上市】刘戈：“中国概念”在美国丢尽脸面阅读原文

刘戈中央电视台《今日观察》评论员疯狂赴美上市正在毁中国名声找对象的、卖书的、搞杀毒软件的、弄社区网络的、玩游戏的、做车轮的———最近几个月的中国公司赴美上市潮让人不由产生一点疑惑，美国证券市场看来...全文↓

刘戈 中央电视台《今日观察》评论员
疯狂赴美上市正在毁中国名声
找对象的、卖书的、搞杀毒软件的、弄社区网络的、玩游戏的、做车轮的———最近几个月的中国公司赴美上市潮让人不由产生一点疑惑，美国证券市场看来真是一个海纳百川之地，不管什么行业、多大规模、盈利还是亏损，都可以成功登陆华尔街。这阵势让人不由想起几年前的电影《大腕》，看来，把一个美国著名导演的中国葬礼放到纳斯达克上市，并非一个彻底不靠谱的玩笑。当然，前提是这场葬礼要嫁接一个网络概念。
中国概念股正在美国股市风起云涌。如果从以搜房网在2010年9月上市为标志的最新一轮上市潮算起，共有38家中国企业成功赴美上市，融资总规模达到45.57亿美元。盛大文学、58同城、迅雷等企业在美国上市还将接踵而来。不过，随着丑闻和传言被放大，中国公司赴美上市正遭遇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
形势逆转的速度超出人们的想象。仅仅半年前，当当网在美国纽交所上市，市盈率达103倍，上市首日涨幅87%；此后优酷上市，股价首日暴涨161.25%；奇虎360上市，首日暴涨134.48%。然而现在人们看到的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今年3月中旬到5月中旬，170家在纳斯达克上市的中国公司，约130家股价下跌，46家跌幅超过30%。纽交所的情况也大同小异，多家中国企业上市“破发”。更加令人难堪的是，今年以来，已有19家中国企业在美国股市遭遇停牌，4家企业遭遇退市。最近一起是5月31日江波制药被临时停牌。5月23日，东南融通发布公告称，美国证交会正对公司展开调查。这家公司的委托审计方毅然向监管当局举报了自己的“衣食父母”———多家中国客户的造假劣迹。
有评论称，这些针对中国公司的丑闻传播是来自卖空者的“阴谋”，他们试图通过对数量空前的海外上市中国企业发起攻击，唱空中国概念股以从中渔利。但每一个熟悉中国商业氛围和中国公司成长方式的人，都会毫不怀疑造假指控坐实的可能性。
一个正在蓬勃发展的13亿人的巨大市场，是美国投资人看好中国公司的最重要理由。此外，经验告诉投资人，投资中国是一件稳赚不赔的买卖。新浪、搜狐、百度、盛大、携程，这些早期在美国上市的中国新兴网络企业用它们后来的业绩证明了中国市场的成长性，成就了一个梦幻般的海外上市中国团队。在此之后，中石油、中石化、工商银行、建设银行等垄断央企在美国上市，更进一步延续了中国公司稳赚不赔的神话。
众多在国内上市根本无望的中国企业从中看到了机会，甚至动用各种造假手段，用最快速度消费中国企业之前在美国投资者中积累的信任。众多中国企业“带病”上市，而已经在金融危机中“臭名昭著”的投资银行和各种相关利益方更帮助它们瞒天过海，获得巨大的利益。
现在看来，众多中国赴美上市企业正在联手毁掉中国新兴创新型企业的好名声，毁掉来之不易的融资平台，毁掉那些正在写字楼里雄心勃勃的创业者本来可以预期的未来，也在毁坏中国企业、中国经济乃至中国人的整体形象。这种损失绝不仅仅是这些上市公司和他们投资人的损失，欠账者是他们，还债的却是众多中国企业和所有中国人。
因此，虽然这些公司的假账发生在美国会计制度的审核之下，但经营场地都在中国，中国的相关税务等部门也应当对涉案公司进行积极调查，让这些无节制消费中国信用的公司没有藏身之地，付出他们应付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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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乱象】新京报：“保障房让干部先分”为何如此坦然阅读原文

■社论凭什么说保障房“分给干部风险小”而分给老百姓风险就大了？这样剥夺和侵占本属于困难群众的福利，民怨民怒，才让社会潜伏着极大的风险。据中广网报道，850套本应分给困难群众的限价房，却成了浙江省苍...全文↓

■ 社论
凭什么说保障房“分给干部风险小”而分给老百姓风险就大了？这样剥夺和侵占本属于困难群众的福利，民怨民怒，才让社会潜伏着极大的风险。
据中广网报道，850套本应分给困难群众的限价房，却成了浙江省苍南县一些领导干部的“桌上菜”，九成被县乡领导瓜分，困难群众只能无奈地望房兴叹。当地官员回应称：分房总要有先有后分批推进，这一批就是要先解决公职人员。
其实，像这种将低价保障房优先分给公职人员的现象，并非苍南一家：比如陕西眉县某经适房小区，首批分配的610套房主要分给了当地官员，普通居民只有22套；山东日照用本应给百姓建经适房的土地给官员建别墅，被百姓称为“日照，日照，住房阳光首先照在干部身上”；海南某地一6000多套限价房项目仅仅针对公务员销售，价格低得让人吃惊。
按理说，像这种限价房分配丑行被媒体披露后，官员该有耻感和羞愧才是，可是，他们似乎丝毫没觉得这么做有什么不正当，而无不理直气壮地给出了理由。
陕西眉县当时给的理由是：干部收入低，也属困难家庭，该享受保障房；日照的辩解是：我们所知道的地方都这么做，为什么只盯住我们；海南某地的解释更荒唐：给公务员分房是方便他们上下班，可为政府节省很多油料。
相比之下，浙江苍南的官员更理直气壮：分房总要有先有后分批推进，这一批就是要先解决公职人员。还有一个理由是：分给公职人员属于风险可控范围，分配给老百姓就难控制了，容易乱———分房，似乎还跟“维稳”挂上了钩。
显然，这些理由很难站住脚。即便这些房子是“分批推进”的，也应该是困难群众们靠前，怎么领导干部先插队进来，“先天下之乐而乐”？再看所谓“风险”的理由，凭什么说“分给干部风险小”，而分给老百姓风险就大了呢？领导们这样剥夺和侵占本属于困难群众的福利，民怨民怒，才让社会潜伏着无穷的风险。
推出限价房的初衷，是为了解决那些既不能申请廉租房，又买不起普通商品房的“夹心层”的住房困难。公职人员可能也有收入不高的“夹心层”群体，但不可能是主要群体，苍南县政府的规定却显示，“限价商品房销售对象优先考虑中等收入群体并符合享受房改政策而未享受的对象，其中主要为：苍南县党政机关和其他全额拨款事业单位的在职干部、职工”。由此可见，限价房专供公职人员，已不是个别官员的腐败，而是当地一种制度性的安排。
正因如此，苍南县的官员能坦然面对媒体，没有觉得这种“干部先享”有什么不正当的。正像日照当初所辩解的，周围的地方都在这么干，有房子先分给干部，已经成为一种潜规则———干部们在这种事情上集体性的心安理得，比一两套房被私分要可怕多了。
日前，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全国保障性安居工程工作会议上讲话提出，公平分配是保障性安居工程的“生命线”，分配要“坚决排除人为干扰，严肃查处以权谋私，做到过程和结果公开公平公正，使住房困难的中低收入家庭受益”。苍南县的行为显然已突破了“生命线”，有关部门应尽快“严肃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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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层生活】果冻：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城中村阅读原文

果冻媒体人汪洋书记率广东省代表团在意大利就推进文化建设进行专题考察时感慨道，佛罗伦萨、威尼斯、米兰等意大利城市之所以能够成为闻名世界的历史文化名城，关键在于对传统文化遗产和城市独特风貌的精心保护、科...全文↓

果冻 媒体人
汪洋书记率广东省代表团在意大利就推进文化建设进行专题考察时感慨道，佛罗伦萨、威尼斯、米兰等意大利城市之所以能够成为闻名世界的历史文化名城，关键在于对传统文化遗产和城市独特风貌的精心保护、科学管理。汪洋书记进而指出，我们的城市，不仅老城、老街、老屋这些承载着历史记忆的建筑符号不能因为扩张而一味推倒重建，而且广州可选择保留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城中村，留下城市快速发展的印记(昨日《南方日报》)。
昨日，有媒体就此采访了本地的一些学者和市民。石牌村、猎德村、聚龙村、小洲村……受访者每人心目中都有一个自己的“最有价值”城中村。
“最有价值”城中村的标准是什么？有人选石牌，因为这里是广州最大、历史最长的城中村，全国闻名的电脑城又让它具有极高的知名度。有人因清代民居建筑群而选择聚龙村，有人因岭南民俗特色而选择小洲村，不一而足。李安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断背山”；对于那些有在城市欠发达部位蜗居经验的人来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城中村。比如我自己，在海珠区求学多年，对凤凰村和下渡村感情深厚。若只能选一座保留，即便是民主海选一人一票，手心手背都是肉，到底选哪个还真教人犯难。
提起城中村，往往让人联想到“一线天”、“握手楼”，那里意味着廉价的房租、坑蒙拐骗、三教九流。我不喜欢“城中村”这个词，因为听起来好像“眼中钉”、“肉中刺”，皮肤上的一道疤。恰恰相反，城市道路旁偶尔出现、大字榜书题写村名的牌坊提醒我们：先有村才有城，是村孕育了城。况且，对于初来乍到花城者，它也是梦想起步之处——— 比如，提到石牌，多少人说：据说当年丁磊也住过这里……
我的意思是，提旧城改造、本土文化保育，首先得打破观念上“城”与“村”的不平等。改造并不是因为城中村建筑参差不齐、面目可憎，与周边高楼大厦“不协调”；也不是因为城中村藏污纳垢，聚集了许多非我族类。改造是为了让“城中人”享受的福利、基础设施和市政服务，“村里人”也能享受到。否则的话，城中村保育会“以貌取人”——— 哪里建筑漂亮、出过名人就保留哪里，如此，谁来聆听那些不知名却有着悠长历史，乡野深处城中村的呼唤？
广州艺术家张晓静、陈洲夫妇，几年来正在进行一项“城中村博物馆”计划。我在他们的工作室见到从杨箕村改造现场拾来的门牌，密密麻麻铺了一地。读到“潜龙里”、“积善里”、“择邻大街”这些消失的地名，你会觉得华夏路、华就路、华利路这些拍脑袋想出来的地名简直是笑话。我还拜访过大学城北亭村的民间书法家梁伯，书写成为他的生活方式，梁伯用抽象的书法线条，把祖传的大屋变成了一座乡间的视觉实验室。城中村的故事说也说不完，现在的情况是，媒体报道过的就有价值，没报过的就价值不大。122条村，哪可能村村上媒体。
广州市常务副市长苏泽群说：“将广州城市化进程中的历史，用城中村和各种实物、资料等方式记录保存下来，也是一种城市文化。”既然村村都有值得流传下来的故事，不妨让我们拿起手中的数码相机、录音笔、摄影机，做一名民间的文化志愿者。保存城中村的历史，就是保存你我自己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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