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店楚简老子毁三观:新闻话题 2011-6-17

新闻话题

【今日话题】《建党伟业》是部好电影阅读原文

《建党伟业》是部好电影
导语：
6月15日，《建党伟业》正式上映，173位明星共同演绎了90年前波澜壮阔而又充满激情的一段历史。在主旋律大片重压之下，许多其他商业“大作”纷纷避让。
然而在市场经济时代，再强大的“主旋律”想要把尽可能多的观众拉进电影院，也需要本身质量过硬才行。何况观众往往已经有了“主旋律疲劳症”。公允地说，《建党伟业》一方面大打娱乐牌，一方面努力打造剧本的可看性，虽然有一些缺点，但仍不失为一部可以将观众拉入电影院的好电影。
《建党伟业》海报
2011-06-14 第 1695 期
今日话题
《建党伟业》的优点
刘佩琦饰演的辜鸿铭相当出彩
与二十年前《开天辟地》相比，建党献礼不再刻板
1991年，即建党70年之际我国也曾拍过一部主旋律献礼片《开天辟地》，同样讲述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过程，可算是《建党伟业》的师兄。在20年前，《开天辟地》算是一部具有特殊意义的作品，因为它不仅以在党史上有“污点”的陈独秀作为正面刻画的主人公，还正面描写了以前同样被认为是问题人物的张国焘、胡适等人。然而，即便有此类突破，《开天辟地》更多而言还是一种历史文献片、宣教片，虽然影片力图反映复杂历史的内在逻辑和细节，但整体上还是脱不开政治化的公式叙述。
与《开天辟地》相比，20年后的《建党伟业》则呈现出一幅完全不同的面貌。除去电影产业本身的技术因素之外，在视野上、理念上的开放和进步让《建党伟业》更具可看性，以及更丰富的内涵。
全面描绘波澜壮阔的革命年代，不仅仅描绘共产党
《建党伟业》和《开天辟地》的关系，与《建国大业》和《开国大典》的关系非常类似。两《开》叙述的分别只是建党和建国前一年内发生的事情，作为最后的标志性事件的铺垫。而两《建》的时间尺度则要宽阔得多，《建国大业》从重庆谈判开始说起，而《建党伟业》则早到了辛亥革命，与建党当年隔了10年之久。
在这种大视角下，影片将辛亥、袁氏称帝、二次革命、清帝复辟、护国战争、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国民党改组、共产党成立等十年间的重大事件结合起来，还描绘了一大批非共产党的仁人志士和反面角色如孙中山、袁世凯、蔡锷、张勋、徐世昌、胡适等等，从而呈现的，是一个波澜壮阔的大时代。
当然，影片的目的仍然是解答“为什么历史选择了共产党”这一命题，这一点与《开天辟地》并无二致。然而比起我们历史、政治教科书上所一贯表达的——这些前奏都是为了说明“此路不通”，《建党伟业》带给我们的则是一种相对多元化的叙述。
给观众留下思考的余地
多元化的表现，表现在以往认为“不妥当”的言论在本剧里可以有充分的体现。
比如在新文化运动的一场戏中，刘佩琦扮演的辜鸿铭因留着辫子受到了台下学生的嘘声，但辜鸿铭却说出了非常辩证的自辩：“有些人头上没辫子，但心里有辫子；有些人头上有辫子，但心中无辫子”，结果台上台下哑口无言。而辜鸿铭与新文化学者论战时，声称孔教并非不好，而是后来的人使用计算器算错了数，其诡辩之才华也得到了陈独秀的赞扬。
再比如，胡适在讲堂上批评李大钊“以俄为师”，应该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在片中也并未受到有力的回击。
细节体现真实
此外，虽然影片叙述的事件很多，节奏也非常快，但在细节上仍然有耳目一新的感觉。比如，大家熟知袁世凯复辟称帝，但却少有人知在抵抗的压力之下，称帝了的袁世凯一直未举行过登极大典，甚至连龙袍都没穿过，到死前始终只是穿大总统服，可谓是个“空壳皇帝”。影片真实呈现了这些细节，周润发把畏惧人言的袁世凯的心理状态把握得非常好，对着龙袍悔恨的表情可以说相当经典。
又比如，周恩来在天津进行学生运动时被捕，与他一起入狱的女孩并非邓颖超，而是张若和，这也是少为人知的史实，张若和是周恩来的第一位女朋友，也是革命同志，两人后来直到旅欧时才分手。但以往的叙述中往往不提这点——在《开天辟地》中，与周恩来一起的闹革命的女孩仍是邓颖超。
虽然电影难免要用到一些艺术夸张的手法，历史也不可能一一呈现，但整体来看《建党伟业》在史实方面有不小的进步。
娱乐观众是王道
早在《建国大业》放映结束，《建党伟业》筹拍之际，韩三平就已经确定继续打明星牌。一套全明星的阵容或许在表演上未必是最适当的，但无疑是有助于叫座的。坚持走娱乐路线，才能让观众自己掏钱去电影院看主旋律大片。制作方对这一方针贯彻地相当彻底，电影里既有战争场面，明星舌战、飙戏场面，也有爱情戏、动作戏，甚至还有悬疑戏、惊悚戏。
例如蒋介石假扮护士刺杀陶成章，朱德在蔡锷领导下奋勇血战，蔡锷与小凤仙、毛泽东与杨开慧的感情戏等等，都真实有据。在2小时的时间里要塞下这些场面不免有大杂烩的嫌疑，但由于明星数量多，影片节奏快，可看性还是相当不错。
《建党伟业》虽然是一部正剧，但笑点也并不缺乏。周润发饰演的袁世凯的手下将领，清一色著名喜剧演员，这种组合本身就娱乐性十足。
《建党伟业》的缺点
“一大”代表剧照
进度太快，以致让观众对剧情不明所以
比起《建国大业》，《建党伟业》的主线和逻辑其实更清晰，如前所述，就是“为什么历史选择了共产党”。然而由于内容跨度庞大，尤其在前半，许多情节只有短短一两分钟，很多背景只能通过字幕串起，这不免让对这段历史不甚熟悉的观众观影时感到吃力。
例如五四运动时，经过广泛斗争，学生被释放，但陈独秀却仍然不满意，到街头散发传单结果被捕。这段内容就交待得不甚清楚，观众看了可能会感觉疑惑。实际上，陈独秀散发的是《北京市民宣言》，希望能扩大五四运动成果，在《开天辟地》中，这个原因就说的比较清楚。
比起国共分合为主线的民国后30年，从辛亥革命到共产党成立之间的这十年历史，大部分民众要感觉陌生得多。但事实上，这段历史对中国的走向有很大的影响，应该得到更多的了解。
部分情节虚构得不妥当
在“张勋复辟”这一段故事中，影片对张勋的刻画过于夸张。不仅设计了非常夸张的台词，还虚构了溥仪弟弟戏弄张勋，把张勋辫子系上风筝，然后溥仪命令张勋用辫子拖着风筝跑的情节。在用辫子放风筝的时候，突然出现段祺瑞手下利用飞机轰炸紫禁城。这些桥段是为了显示封建势力有多么愚昧，但显然是有些虚构过度了。
中共一大拍得有些突兀
影片最大的问题在于，观众在看到最后，也即全剧高潮，中共建党标志——中共一大召开时，会感觉十分别扭。全剧的两位核心人物陈独秀和李大钊居然都没有去参加一大，而参加了一大的代表中，只有毛泽东在之前戏份非常多，除此之外只有张国焘出现了几次，其他人几乎此前都没怎么露过面，在会场出现时感觉非常突兀。尤其尴尬的地方在于，这十三位代表，还有不少麻烦人物，特别是陈公博和周佛海这两位后来的大汉奸。
于是，影片有意无意之间就对这两位后来的汉奸有所丑化，例如说周佛海一贯迟到，例如说陈公博携妻来参加会议“很奇怪”，甚至于还专门安排了几分钟的大东饭店情杀案来把陈公博吓走(实际上陈是怕身份暴露)，虽然这两位日后成了汉奸，但谁能保证当时这两位不是真心信仰共产主义呢？
但由于“一大”是共产党成立的标志，也是本片的高潮，因其神圣性所以在叙述上有此斟酌。但真实的历史往往不是这样的，陈独秀不去参加“一大”，固然有所谓陈独秀不愿面见共产代表的因素，但更主要原因可能是“另有要事”。而李大钊不去，也并非因为片中所说“图书馆很忙”，而更可能是因为北京支部没认识到“一大”这次会议重要性。对于其他“一大”代表来说，在当时也可能没意识到“一大”的重要性，否则不至于后来几乎没人记得“一大”的具体日期了。
总而言之，影片想表达“历史选择了共产党”，但在呈现时，真实的历史往往比想按规律呈现的历史更为复杂。
结语：本片导演韩三平表示“主观上确实是想发展一种新的类型电影……当然我们还做得不够，还有很多值得表现的历史画卷”。可见，此类红色经典系列还将继续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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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头条】社论：约束权力方能抑制贪官外逃阅读原文

中国外逃的腐败分子是怎样把巨额财产转移到境外？央行反洗钱部门一直在进行深入研究。近日央行网站刊发名为《我国腐败分子向境外转移资产的途径及监测方法研究》的报告精简版本。报告引用中国社科院的调研资料披露，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外逃党政干部，公安、司法干部和国家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高层管理人员，以及驻外中资机构外逃、失踪人员数目高达1.6万-1.8万人，携带款项达8000亿元人民币。
外逃贪官人数到底有多少，由此给国家带来的财产损失究竟有多大，一直是公众高度关注的事项，也是民间议论纷纷的话题，公众一直在期待，权威部门能就此有一个权威的信息发布。然而遗憾的是，所有的猜测只是一个传说，尽管有各种版本的数据流传，但最后几乎毫无例外地受到了有关部门的辟谣。只不过辟谣因为有破无立，并未给出确切的调查结果而使效果大打折扣，近乎澄之不清。
现在我们终于等到了有关贪官外逃的核心数据，而且数据出自中国社科院的调研资料，引述者则是央行，其权威性不容置疑。虽然由央行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课题组完成的这个报告，其完成时间为2008年6月，易言之，关于贪官外逃的真相对公众而言，无疑是迟到了，但与始终遮蔽相比，毕竟算是一个进步，至少显示了正视问题的态度。
是的，关于贪官外逃，的确已经到了非正视不可的地步。8000亿元，只要想想这个数字，实际等于中国这个母体每天都在被人割开一个口子放血，寄食于这片土地上的每一分子便都会惊惧莫名。尤其不能忽视的是，这样一种现实对世道和人心的双重摧残，可以认为，只要一个国家的一些精英所扮演的角色如此双面和分裂，其在国民中间建立共识和道德勇气的努力将变得万分艰难。
面对贪官携带巨款外逃，所有的愤怒和慨叹都是必需的，但显然不能仅此而止。鉴于贪官外逃一旦成功，便会因人员引渡难和资金遣返难等障碍而致正义无法实现，着意于预防和警戒是理所当然的思路。但如何预防和警戒，与过去各方所提出的一些措施相较，作为金融管理机构的央行的本次报告更多地显示了专业性。报告指出，人民银行在监测思路上以“获取非法资产”和“向境外转移资产”阶段为监测重点，依托并充分利用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数据库，加强对重点地区、敏感行业、特定人群和特定消费方式的监测。这里凸显的，是金融机构在反腐中的作用，而这种作用在过去的反腐行动中，可能被相对忽略了。
强调金融机构在反腐中的作用，但同时也应注意，这种作用的发挥必须遵循金融机构的基本职业伦理，要减少贪官外逃的可能，一个卑之无甚高论却又是最见疗效的办法还是阳光行政，依靠制度约束权力。
其实鉴于贪官外逃问题的日益严峻，“用制度约束权力”的尝试早已开始。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到现在，官员个人重大事项报告、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公职人员管理办法、官员财产申报等制度就不断出台，有些地方为了防止“裸官”外逃，还特别规定“裸官”不得担任党政正职和重要部门的班子成员。相关条文不可谓不密，在现实中也起到了一定作用，但远未臻理想之境，其中的缺憾或许在于，我们似乎总难以走出“官员监督官员”的路径，看似严厉的制度在执行过程中缺乏起码的透明度和公信力，随意性极大，对敷衍制度者也没有相应的罚则，难以真正产生制度性威慑。
强调用制度约束权力，更应该强调制度所能够发挥作用的基本环境，一言以蔽之，如果公众的监督在制度中是缺位的一环，那么所谓“用制度约束权力”就有异化为“用权力约束权力”的风险。贪官外逃及其后续效应已成转型中国无法承受之重，当下重温一些政治学常识也许并不多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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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乱象】李英锋：臭不要脸的“让领导先住”阅读原文

李英锋 评论作者
浙江省苍南县限价商品房项目被曝遭公职人员瓜分。当地政府规定“限价商品房销售对象优先考虑党政机关和其他全额拨款事业单位的在职干部、职工”。据悉，850套房源近9成分给了公职人员。苍南县政府办副主任王作坚表示，因为房源紧张，所以优先安排公职人员，老百姓是属于第二批来解决，另外，分配给公职人员属于风险可控范围，分配给老百姓，这个群体太大了，比较难控制。(6月15日新华网)
唐朝的“困难群众”杜甫在茅屋被秋风所破后曾大发感慨——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如今，国家正在大力推行的保障房、限价房计划的主要目的就是将杜甫1000多年前的呐喊逐步变成现实，令人愤慨的是，在苍南县，“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赤裸裸地演绎成了“大庇公职人员俱欢颜”。
无疑，群众利益在任何时候都是第一位的，当公职人员与普通群众发生利益需求竞合现象，都对某项利益产生诉求时，公职人员应该后群众之乐而乐，让群众先得到利益。或许，苍南县确有一批公职人员住房困难，苍南县也应该不容置疑地把限价房优先分配给住房困难的群众，但掌握着分配限价房权力的苍南县政府却反其道行之，把绝大部分限价房都分配给了公职人员，让公职人员近水楼台先得月，先群众之乐而乐，这是公职人员的规模性道德失范，是一种典型的权力自肥，更是对困难群众利益的漠视甚至侵害。
限价房“让公职人员先住”，并在苍南县的一些乡镇变异出“让官员先住”、“让领导先住”的新版本，这种现象严重亵渎了限价房制度的本质，彰显了权力的自私贪婪，也颠覆了社会公平。
因为房源紧张，所以优先安排公职人员，分配给公职人员属于风险可控范围，分配给老百姓，比较难控制——苍南县给出的“让公职人员先住”的理由是多么的荒唐滑稽，简直不值一驳。越是房源紧张，就越应该优先安排困难群众，另外，把限价房优先分配给困难群众是最公平的，是最容易被人们所理解接受的，也是最好控制的，苍南县只需制定出标准，公开公正透明分配限价房即可，不会遇到什么阻力，反而是把限价房优先分配给公职人员不好控制，容易引发社会矛盾，这些都是最简单的道理，不知苍南县政府有关官员是真不懂，还是理屈词穷胡言乱语，或是以为民众好糊弄?
前一阵子，吉林辽源市环保局原局长郭东波针对“局长与职工目标责任奖相差三倍”问题大放厥词：“啥叫公平，什么都不给你，就公平了，领导都得骑马坐轿，那能一样吗，那不能一样，臭不要脸。”(5月28日《中国青年报》)笔者以为，苍南县的“让公职人员先住”用事实为郭东波无耻的“公平言论”做了注脚。
郭东波强调普通职工或普通群众向领导要公平是臭不要脸，其实，把高于群众的特权当成心安理得的公平，“让领导多得”，“让领导先飞”，“让公职人员先住”，才是真正的臭不要脸。
(华声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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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监督】人民日报：地方政府莫把舆情当敌情阅读原文

原题：舆情非敌情 “媒介素养”显执政水平
舆情不是“敌情”，相反，媒体是社会的预警器，它对热点事件、敏感问题的反映和关注，眼前或许会让一些地方政府一时难堪，但从长远来说，对维护人民群众利益、推动社会进步利莫大焉。
从一定意义上讲，我们正处在一个媒体事件时代。
翻开报纸，转发微博，评论新闻……公众对社会、对政府的关切，大多以媒介为平台。“华南虎”、“躲猫猫”、“钓鱼执法”、“宜黄强拆”，这些借助媒介迅速蹿红全国的符号提醒我们，今天，治理的方式和理念往往通过媒介呈现、传播甚至放大，一个“治理媒介化”的时代已经到来。
当公开透明逐渐成为执政共识，知情、参与、表达和监督成为公民基本权利，我们看到，各级政府的媒介意识也在不断提升。新闻发布制度日益完善，新闻发言人不断亮相，越来越多党政干部回复留言板、走进直播间，1700多个政府机构微博随时发布权威信息，各级领导干部面对聚光灯越来越自信自如，这样的变化令人欣喜。
当然，变化是一个过程，在总体的发展进步中，一些地方在媒介应对上仍有诸多不足。或是忽视媒介，把媒介当做摆设，很少更新的“沉睡网站”体现媒介意识的淡薄。或是躲避媒介，“杞人忧钴”、“响水逃城”等事件，暴露引导手段的缺失。或是害怕媒介，断定媒介是“找事”的麻烦源，“封、捂、堵、压、瞒”五字诀时有出现，“防火防盗防记者”心态屡有所闻。或是滥用媒介，视之为文过饰非的工具，漠视民意，打压舆论，为某些地方和单位违规行为“背书”。
如果说媒介已来到双向交流的2.0时代，那么政府治理同样进入了2.0时代，从高音喇叭、报纸刊物的宣讲，变成了新闻发布、网络留言的互动。如果没有必要的媒介素养，没有回应关注的能力，只知打压甚至封堵，无疑会使“沟通”没有了“通”，只剩下一条无法跨越的“沟”。
舆情不是“敌情”，相反，媒体是社会的预警器，它对热点事件、敏感问题的反映和关注，眼前或许会让一些地方一时难堪，但对于我们准确全面地体察民情，保持头脑清醒，大有益处。从长远来说，对维护人民群众利益、推动社会进步利莫大焉，正如一位省委书记所言，“舆论监督也是正面报道”。
面对社会转型、体制转轨、思想转变，无论是解说政策、疏导情绪，还是沟通思想、促成共识，都需要媒体来主动设置议题，求同存异、凝聚力量、推动工作。也正是从这个角度，中央领导强调媒体是治国理政的重要资源和手段，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提高跟媒体打交道的能力，切实做到善待、善用、善管。
被各种信息和媒介包围的领导干部，亟需养成对突发事件的新闻敏感和价值判断，学会“新闻执政”。否则，介入迟缓或干预不当，不仅可能“小事闹大，大事闹炸”，而且会消解改革发展共识，损耗政府“无形资产”。
对领导干部而言，媒介素养不仅是能力，更是一种心态。有平等的心态，才不会有“替党说话还是替人民说话”的傲慢官腔；有尊重的心态，才不会有“没时间跟你闲扯”的敷衍轻慢；有开放的心态，面对监督才能正视问题而不是列“记者黑名单”；有坦诚的心态，遭遇批评才会反躬自省而不是“诽谤定罪”……说到底，媒介是政府与公众交流沟通的平台，对待媒体的态度，也就是对待公众的态度，这是执政水平和执政理念的一个具体体现和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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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看法】韦森：高税收是如何助推我国高物价的？阅读原文

韦森 著名经济学家
中国政府税收的高速增长，到底是有助于抑制中国目前的通胀势头，还是实际上在推高CPI，似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近年来中国政府的税收和财政收入超高速增长，已经是个不争的事实。自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速几乎每年都是中国GDP增速的两倍。在2009年，即使受世界经济衰退和中国外贸出口急遽下滑的影响，中国政府财政收入仍有11.9％的增长。2010年，中国政府财政收入增速攀升到21.1％，为全年GDP增速的204.85％。2011年，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显然又进入了超高速增长的轨道，1到4月份，同比增幅竟高达33.2％。
尽管自2008年下半年以来，中国政府除在一些城市试点推出房产税外并没有增加新的税种，国家税务总局也没有提高任何现有税种的税率，但是，扣除GDP增长和通货膨胀所导致的各级政府财税收入增加的贡献因素，2010年以来中国政府的税收增速是GDP增速的两倍到三倍的事实本身，实际上就表明中国政府的实际税率确实是大幅度增加了。
为什么是如此？道理说来简单。尽管近几年政府没有提高任何税种的名义税率，但是，由于目前——或言之前——政府定的税率太高，大多数企业和商店都有某种避税、逃税甚至“偷税漏税”的方法和措施，用税收学的专业术语来说，在“实征税收”与“应征税收”之间实际上有一定的差距。在此情况下，一旦税务局来企业“加大税收执法”来了，或通过“税收大稽查”来完成上级税务部门所下达的征税目标，每个公司、企业和商店总不会让税务人员来公司一趟而“空着手回去”。结果，税务人员来的越勤，税收稽查越多，税收“征收率”也自然会提高，从而实际上提高了相对于国民经济整体而言的“税率”。不然，人们就没法解释在政府的税率没有名义上的提高但政府税收增加却是GDP增速的两倍到三倍这一现象了。
从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的教科书的基本原理来讲，当然并不是所有税收都会推高物价。譬如，一些直接税（尤其是工薪所得税）会直接减少居民家庭和企业的收入，从而对社会的总需求和通货膨胀有一定的抑制作用。然而，众所周知，在中国目前的税制中，直接税尤其是个人所得税占政府财政收入的比重很小。譬如，2010年全国的个人所得税只有4,837亿元，只占全部政府税收总额77,390亿元的6.25%。故此，尽管2010年中国的个人所得税增加了22.4％，但仅这一项税收增加对抑制总需求的影响恐怕是还是微不足道的，而中国高达数万亿的灰色收入（王小鲁博士的估计数字）又显然是不受税收增加的影响。由此来推论，如果不能说直接税的增加对抑制通货膨胀没作用，至少可以认为这种抑制效应在目前的宏观经济格局中很小。
另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目前中国税收的主要构成是间接税，包括企业增值税、国内消费税、营业税、资源税，以及进口商品的关税等等。按照教科书上的教义，除非一种商品和劳务的价格需求弹性无穷大，对这种商品或劳务的增税只会由生产厂商自己来负担从而不推高其销售价格外，只要一种商品和劳务的价格需求弹性不是无穷大，不管这些商品生产和流通中的间接税的增加最终是由生产者来负担还是消费者来负担，最后都是要计入商品和劳务的最终价格而推动其价格上涨的。如果一种商品的需求弹性为零（如某种生活必需品，像大米、食用油、食盐这些必需品，尽管任何单个品牌的需求弹性可能都为负，但整个社会加起来该类商品的总需求弹性却可能接近于零），政府税收增加多少，该商品的价格就会成比例的上升多少，且税收负担几乎会全部转嫁到消费者身上。这种由税收负担的增加所推动的物价上涨，在财政学中被称作为“前转嫁”（forward shifting），即卖方通过提高所售商品、服务和要素的价格把一部分或全部税收负担转移给买方。从这个视角来推理，最近联合利华和其他日用化工品商家的涨价行为，恐怕与这些企业的税负在近几年不断增加和成本不断上涨是脱不了干系的。
政府间接税的增加，会推高商品的价格，应该符合财政学和税收学的基本常识，且不管是实行“价内税”，还是“价外税”，结果都是一样的。譬如，在中国目前的税制和商业流通体制中，一种商品和服务的最终价格中究竟包涵多少政府税收，消费者并不清楚，甚至连最后的零售商也无法完全计算得出来；而在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等国实行明的“消费税”这种“价外税”制度中，消费者从超市、商店、餐馆等商家打出的收银条中就知道自己这次交易共交了多少的GST（消费服务税）。尽管这种GST是一种明的“价外税”，但是，对消费者来说实际上也还是一样。以前买一件商品花10元，现在政府增了10％的GST，消费者买同样一件商品，要花自己11元。这10％的政府消费税，在消费者心目中，不是最后还要计入所买商品的价格之中？在中国目前这种以间接税为主的税制中，普通消费者根本不知道买一件商品中所含的消费税和其他形形色色的商品生产和流转环节中的间接税到底有多少，政府的消费税和各种间接税隐而不彰，显然是一种“价内税”。既然是“价内税”，且税率很高，且还在增长，物价还不会最终被推高？到这里，人们自然就能理解为什么一些在国内商店售出的商品（包括在中国生产的商品）的价格要比发达国家还要高很多的最终原因了。
讲了许多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的ABC，对广大非经济学专业的网友来说，可能仍然觉得难以理解。这里我们不妨举一个极其简单和抽象的例子，大家就能直观地知道政府税收增加是如何推高CPI的了。假如一件商品的价格需求弹性既不为零，也不是无穷大，而是一种需求曲线斜率为负的一般商品，再假如在增税前这种商品价格是10元，市场销售1,100单位，那么简单算术是消费者支付11,000元，生产者得11,000元。现在政府要向每单位商品“增”（当然是通过“征”而来的“增”）收3元的税，而增税后的实际销售价格是12元，但生产者现在每单位只能获得收益9元（假如他计算到如果卖13元的价格而把政府税负全部转嫁到买者头上会销量大减而更加不合算，因而决定减少自己的售价）。如果增税后该商品销售量是1,000单位。增（征）税后，政府税收得3,000元，消费者支付12,000元，生产者则只获得9,000元。结果，在政府征收的3,000元税收中，消费者负担了2,000元，生产者则负担1,000元。这样一来，尽管政府“增税”确实是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总”的商品需求（减少了100单位的销量），但是价格却被推高了20％。
在现实中，政府增税的宏观经济效应，显然要比上述单一商品税负的增加推动物价上涨的例子要复杂得多，但是，在中国目前这种以商品流通环节的间接税为主要税收来源的体制中，政府税收的超高速增长是近些年中国高物价的一个重要推动因素，这一判断应该大致没错。
如果认识到税收超高速增长是中国CPI上涨的一个主要推手之一这一点，政府决策层似应认真思考一下货币政策步步从紧（商业银行的法定准备金已经达到21％的历史高位）但CPI却仍然居高不下的其他原因了。至少，一方面央行货币政策在从紧，发改委又在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控制物价；另一方面政府财税部门却不断加紧收税，导致政府税收和整个财政收入高速增长，政府的财政支出和投资也仍在继续膨胀和扩张，银行贷款也因而仍居高不下。把这两方面合在一起看，能说政府有前后一致的治理通胀的宏观经济政策？（摘自作者财经网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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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冲突】笑蜀：新塘镇之乱是未来社会危机的预警阅读原文

笑蜀 资深媒体人士
最近有两篇旧文，在互联网，尤其是微博上被反复提到。一篇是独立学者莫之许2006年的旧文《即将到来的城市内战》；一篇是我2007年的旧文《我所恐惧的城乡战争》。人们旧话重提，显然是因为刚刚发生的潮州之乱和新塘之乱。它们都带有族群冲突的特征，即外来民工与城市土著居民冲突的特征，似乎被知识界如莫之许和我之类的乌鸦嘴不幸言中。
这其实不算什么，因为，这一切本不难预见。在《我所恐惧的城乡战争》中，我曾如此断言：
其一，中国农村问题，最根本的问题可能是城乡隔离问题。其恶果，将主要不是在农村本土呈现出来，而是已经并将继续在都市中呈现出来。这就是流民问题。历史上大的动乱，往往都以流民的充分卷入为一个基本的前提。流民一起，往往若江河溃堤，其势不可阻挡；而且往往不问青红皂白，打倒一切，冲决一切。有如一把野火烧过，烧成一片焦土，烧成一片洪荒。在一片洪荒之上，只好一切从头再来。
其二，过于不平衡，过于违背天理和人道的东西，都是没有生命力的，都是有报应的。城市砍手党只是这种报应的初级阶段。毕竟经济还在增长之中，现有就业空间还能维持。但经济有涨有落，不可能总是一路高歌。但凡经济有大的收缩，然后就业空间相应收缩，千千万万农民工，尤其是那些已经习惯了都市生活、已经彻底抗拒乡村的新生代民工，他们将何去何从？他们中的大多数将毫无选择，只能沦为流民。
其三，这就是说，我关注的农村，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农村，而是农民工进城之后形成的、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农村，即城市中的农村。中国当下的农村问题，实际上主要集中到了城市；可能爆发的城乡冲突，将主要不是在独立的农村跟独立的城市之间展开，而是在城市本土和寄居在、混杂在城市中的农村之间展开。
现在回头来看，这些断言中，我认为最有价值的，是经济收缩必然引爆流民危机的断言。刚刚沉寂的广州下辖的增城市新塘镇之乱，其中一个间接推手，应该就是经济收缩。新塘为世界牛仔裤之都，全球每三条牛仔裤中，就有一条出自新塘。但年初迄今，新塘牛仔裤生产线，居然停工一半。大批农民工失业，但又不可能返乡——他们都属于80-90后，多数已经失去了自己的故乡。他们现在所驻足的城市，才是他们的栖居地，然而，这城市的大门却对他们紧闭。他们就成了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无根漂流的游牧一族。
换句话说，他们是社会排斥的受害者。他们年轻，他们有活力，更重要的是，他们有梦想，他们从小生活于城市社会，了解而且强烈向往城市，但是，尽管他们使尽浑身解数，他们中的大多数，仍然不得其门而入，梦想注定碰壁。因为制度安排，本就没有给他们的梦想预留空间。社会排斥体制本身，即前述“过于不平衡，过于违背天理和人道的东西”，不会没有代价。只不过由于经济的持续高增长，深刻的问题被掩盖了，代价的到来被推迟了。
但掩盖和推迟不可能是无限期的。以社会排斥为显著特征的传统体制，可能是世界上对维持条件要求最苛刻的一种体制，即所有维持条件都必须最优：最优的国际环境，主要是和平；最优的国内环境，也主要是和平；埋头奔富而对政治没有兴趣的大众；最后也最重要的，是经济的持续高增长。诸多最优条件缺一不可。哪方面都不能出问题，出了都可能有多米诺骨牌效应。
幸运的是，近20年来，这些最苛刻的维持条件，居然统统得到满足。就此而言，近20年的确可以说是历史上最好的年代。所谓盛世的高调，所谓大国崛起的高调，皆由此而来。但醺醺然者不懂，这个最好的年代并非常态，它是以巨大社会风险来换取的。种种社会矛盾和冲突，都以天价维稳强行压制下去，不使其有任何露头的机会。社会矛盾和冲突并没有得到解决，而是用不断攀高的防洪堤把它们硬性围了起来，形成一个又一个社会治理上尤其是人心上的堰塞湖。
所有社会风险中最高也最难解的风险之一，即为农民工普遍的挫败感。农民工中不乏精英，如果不是因为阶层固化，他们本可以像1980年代的很多前辈那样，完全凭个人奋斗，比如学业上的一枝独秀，改变自己的命运而跨入社会主流。但现在他们再没有那样的上升通道，只能听任自己被底层化、被边缘化，心中的愤懑，可想而知。
城市治理的失序，于农民工更是雪上加霜。城市社会尤其是城乡接合部，基层维稳力量已经一定程度上黑恶化。笔者曾目睹某城中村一塌楼事件的紧急处置，拉警戒线封锁现场的居然既非警察，亦非城管，而是清一色的当地烂仔。后来得知，他们都属于该城中村的所谓治安队。这种现象为城市社会所多有。当初在广州街头穷追孙志刚的，就是这样的治安队烂仔。孙志刚之死终结了收容遣送制度，但并没有改善治安队体制。治安队中的烂仔也属于社会底层，有身份的人他们不敢欺负，本地人他们不敢欺负。他们能够欺辱和盘剥的，不能不主要是同处社会底层的外来摊贩和外来务工人员。
新塘之乱的导火线，正是治安队与外来摊贩的冲突。冲突真相，当地政府与公众各执一词。但这时真相如何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冲突之前，农民工的种种遭遇，已经足以完成愤懑情绪的升级。跟城市主流社会是排斥关系，跟企业是排斥关系，这些也都罢了，居然跟同处底层的当地烂仔也是排斥关系，是可忍孰不可忍。愤懑情绪就这样潜滋暗长，一旦接近沸点，需要的就只是题材。新塘之乱中摊贩孕妇被打，不过一个题材而已。
这才是所有中国问题中，最值得认真对待的问题。一旦经济上出现短板，即经济持续高增长的最优条件不复存在，潘多拉的盒子就会打开，就会进入社会灾害高发期。更堪忧的是，岂止新塘，如果经济转入低增长，则千千万万农民工就会像洪水突然从高峡水库中释放出来一样，社会如果没有为他们准备好排洪道，譬如能够维持基本生存的社会保障，良好的城市社会治理秩序，公正平等的融入机制，等等。那么，仿佛从天而降的千千万万失业农民工，马上就会汇入到流民、游民队伍之中。
在此意义上，新塘之乱毋宁说是再明显不过的一次预警。我们是像过去那样，把这预警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摆平了事，还是正视它，认真解剖它，以期了然真问题的肌理，方便对症下药呢？这关系到我们所有人的未来，岂容马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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