酸奶会胖:新闻话题 2011-6-21

新闻话题

【今日话题】中国牛奶标准为何全世界最差阅读原文

中国牛奶标准为何全世界最差
导语：
没错，中国的生乳质量，可以说是全世界最低的了。
这本不算一个“新”闻，但当“乳业大炮”王丁棉在某会议上喊出“这是全球最差的牛奶标准，是世界乳业之耻！”的时候，人们还是被震住了。
导致王大炮再度发射的，仍然是卫生部去年敲定的“乳业新国标”。
在新的国家标准中，生乳蛋白含量从1986年的每100克不低于2.95%降到了2.8%，细菌含量（菌落总数）从2003年的不超过50万提高到200万。
这一质量标准被媒体称为“历史新低”，“一夜倒退25年”。
为什么，中国人制定了全世界最差的牛奶标准？
国标落后 折射出中国乳业整体弊病
2011-06-21 第 1702 期
今日话题
牛奶标准落后的现实因素
漫画：“乳业标准大倒退”
中国乳业国标远落后于国际水平
一直以来，对于生乳（又称鲜乳），中国奶业从不乏标准，引用最频的当是1986年农业部颁发的收购标准，以及2003年卫生部的鲜乳卫生标准。
三鹿事件后，奶业标准混乱之弊屡被提及。2009年初，卫生部受托领衔清理原有乳业标准，再造新国标。
此前国务院曾明确要求“把提高原奶质量放在突出重要的位置，努力提高原料奶的乳脂率和乳蛋白含量，降低菌落总数”。前有国家指导思想，后有三鹿事件血泪教训，大家都认为，新国标必将更趋严格。
然而，2010年4月，等到千呼万唤始出来的新国标正式颁布时，却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若单纯从数值上看，新国标甚至连25年前都不如了，乳蛋白含量从1986年的2.95%，降到了2.8%，菌落总数则从2003年的每毫升50万下调至200万，均为历史新低。在丹麦，在新西兰，在几乎所有的乳业大国，生乳蛋白质含量标准都至少在3.0以上，而菌落总数，美国、欧盟是10万，丹麦是3万，更是严至中国的数十分之一。
年近八旬的原国家乳制品订标组副组长曾寿瀛质问：“世界上哪一个国家的标准放低至此？二十多年来一直沿用的历史经验，为什么骤然被推翻？”
现实因素：中国生乳质量的确太差
但“七十多位不同领域的专家，11个部委机构的联合”不可能完全是摆设，“全球最低标准”的背后，是尴尬的现实——中国的生乳质量的确太差了。
的确，1986年国标中的蛋白质含量是2.95%，但这个2.95%却并非强制标准，从没有被严格遵守过，所谓的“一夜倒退25年”并不严谨。比如辽宁奶协秘书长就说，他们发现40%的奶户原奶质量不能稳定在2.95%之上。农业部官员亦表示，“没有哪个企业敢说它没有收过2.95%以下的牛奶。”
从1986年的旧生乳国标颁布至今，中国奶牛的养殖水平仍在低水平徘徊，生乳质量也没有顺时改善，反而频露混乱之相。这就是必须正视的无情现实。
甚至有专家认为，三聚氰胺事件之所以爆发，正是因为过去的生乳标准强调蛋白含量的要求太高了，部分散户奶农达不到要求，才不惜铤而走险。
生乳质量为何会这么差？
中国乳业 一地鸡毛
个体散养模式 降低了牛奶质量
中国奶牛的小规模养殖比例较高（超过70%），因养殖水平低、奶牛生存环境较差导致菌落控制不易；同时，粗饲料结构单一、奶农不舍得花钱购买优质饲料，导致即使良种奶牛，蛋白含量也偏低。
根据国内外养殖经验，奶牛养殖是一个标准的专业化、集约化产业，发达国家的平均饲养规模至少要在50头以上，而我国饲养5头以下的比例为32.4%。
纵观过去十几年来中国奶业的飞速发展，可以看出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不少国家拥有的奶牛总数不如中国多，但产奶总量和质量却远远高于中国，正是因为中国新增的奶牛大多处于个体散养状态。而中国奶业的发展，也是基于数量上的粗放式增长，在单体增长上几乎无所作为。
这样的养殖模式，是“政策之果”
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近十多年来，各地政府一直把“稳定国营和集体奶牛场、大力发展个体养殖户”作为当地原料奶生产的指导方针。并动用国营和集体的力量，扶持群众养奶牛，还采取低息货款、划分饲料地，以奶换料等政策，鼓励奶牛专业户，抓家庭奶牛场，出现了一批奶牛专业村。
任何会危及个体养殖的事件，都会引起政府部门的高度关注——
比如黑龙江曾出现过饲料涨价幅渡过高，养牛效益下降的问题，并挫伤了养牛农户的积极性。为此，黑龙江省政府下发了关于解决当前奶牛生产滑坡问题的紧急通知，调整了饲料和鲜奶的价格，扭转了奶牛生产滑坡的局面。
而本次农业部门弃2.95%取2.8%的用意之一，正是怕强制性新国标定高了，要么会增加散户奶农造假的几率，要么“万一出现企业拒收，奶农倒奶，则事关三农稳定的大局了”。
中国为何不像国外学习
中国不是没有搞过大规模奶牛养殖，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中国政府一直都限制私人养牛，也不允许私人投资奶牛业，奶牛生产者只限于国营或集体奶牛场。
根据多年数据对比显示，国有大型奶牛场的平均产奶量远高于个体散养户。
但这样的国有大型养殖却有个致命问题：公有产权导致劳动激励低、劳动积极性不高，缺乏节约成本的内在动力。随之带来的是国有奶牛场的成本过高。
如果说个体养殖是“低投入低产出”，那么国有奶牛场就是“高成本高产出”。两者都不会带来高收益，而国有奶牛场还会带来国家资金投入等一系列问题。
此外，一些民间资本打造的“奶业基地”正在蹒跚中起步，却屡遭不正当竞争的侵害。
牛奶标准落后的人为因素
中国奶业振兴态势分析会
我国乳品行业存在两大派系
我国乳业行业目前存在两个协会, 一个是中国奶业协会, 一个是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奶协的主管部门是国家农业部，乳制品协会的主管部门是国家发改委和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奶协和乳协代表不同的利益集团，各自为政、针锋相对。
奶协代表着部分南方奶企的利益，倡导鲜奶。
乳协代表着部分北方奶企的利益，倡导常温奶。
所谓鲜奶，即“巴氏杀菌奶”，通过低温消毒后，营养流失少，原汁原味，在国际上通行。
所谓常温奶，即“超高温灭菌奶”，营养流失较多，但可长期保存，易于长途运输。
国家标准，正是“派系斗争”之后的产物
新国标的制定从始至终，一直被指责受企业干扰。最具代表性的细节是，新国标起初吸纳了某些大企业参与，这本是国标制定的惯例，但后来引发指责，最终的折中结果是，新国标有史以来第一次没了起草人和起草单位的栏目。
新国标专家起草组组长王竹天也承认，新国标是“各方利益协调后的产物”。
在2009年5月的一次专家研讨会上，某乳业公司质量总监制定的《酸奶安全标准》遭到对方阵营的炮轰，对方认为应杜绝该公司掌握而自己并不掌握的新技术。这引发很多与会者的反感，而该公司质量总监也被气得“浑身发抖”。
而在6月份的专家组会议上，关于蛋白含量的争议，“会场就像是钟摆，左边喊2.8，右边喊2.95，甚至还有喊2.7的，莫衷一是。”
到了8月份，双方似乎在博弈后取得了共识：常温派系认可了巴氏奶标鲜的地位，易于其市场识别；而在蛋白质标准上，则适当倾向于常温派系阵营的诉求(2.95%)。“再也听不到2.8%的呼声了”。
但局势在此之后再次急转直下，代表养牛业利益的中国奶协接管了剩下的程序——先是两个月后的公开征求意见稿中，蛋白质含量标准被折中为2.95%，附加每年5－9月为2.8%，至正式发布稿，则只余2.8%了。
一年后，卫生部声明，“据调查，标准颁布以后，绝大多数奶农赞同现行生乳国家标准。”
乳品企业混乱竞争，导致牛奶质量止步不前
2004年，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年会的现场，一位山东乳品公司老总上台演讲。语气激动地指责“两家上市公司”到该企业的奶源基地抢奶，“投资几个亿的基地还不如几毛钱的利润。”
在原本应该注重奶源地建设的时候，乳品企业依然醉心于通过低价战及不正当竞争抢占市场。
4年之后的那个夏天，由于“考虑到市场的巨大需求，各家企业对奶源争夺都很激烈”，三鹿领导班子决定，对已被封存的奶粉，三聚氰胺含量在10毫克以下的予以放行。之后，由于市场的需求量越来越大，这一标准又被放大到了15毫克……
中国乳业目前所做的大部分工作都是补课——为奶源建设上的工作缺失做出弥补。
普通消费者如何应对
乳品新国标对日常生活影响有限
虽然国标中，生乳蛋白质标准下降了，不过对于最终产品影响不大。
生乳是指无任何成分改变的常乳，当奶制品经过加工成奶粉后（其实我们日常喝的部分常温奶和巴氏奶都是用奶粉冲的），水分挥发掉，蛋白质含量远高于生乳。
此外，与原来的标准相比，每100克里蛋白质含量只减少了0.15克，这对人体营养补充影响不大。因为人体每天所需的蛋白质主要来源并不是奶，而是谷物、肉类、豆类和蛋。
至于“细菌含量增加”，除了口感上的损失外，对于没过期的巴氏奶（中国式高温消毒）和大部分常温奶（完全杀菌），其实影响并不大。
更何况，就算之前的2.95%，也是个幌子，一直也没有执行到位，现在把这个羊头扔了，狗肉就不能吃了？
实际上，最可悲的是，中国消费者花着“鲜奶”的钱，担着“三聚奶”的心，喝着“奶粉”冲泡而成的乳制品。而在可预见的未来，这一局面并不会很快得到改观。
结语：
两年多前，中国乳业经历了“三聚氰胺”危机，谁曾想到，在奶品问题被暴露得越来越多的时候，乳业标准不升反降了。这不是纵容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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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头条】南朔：为何大学生掏粪能一掏两年阅读原文

南朔 媒体人
两年前的济南市环卫局城肥二处，曾出现过80个人竞聘一个挑粪工职位的场面，5名大学生脱颖而出，如愿当上“掏粪工”。城肥二处称，这5名大学生至今仍在一线挑粪，要挑满三年，组织才考虑将他们调至管理岗位。现在他们每月工资有2500多元。（《华西都市报》6月20日）
大学生争相做掏粪工，当年此事发生时，就不被看好。很多人质疑这只是大学生在就业压力之下的权宜之计，没有多少人认为他们能干很久。但现实却否定了我们的推断，济南环卫局城肥二处的5名大学生，掏粪两年，无一离职。这的确让人惊讶：为何有大学生掏粪，一掏就是两年？而我们身旁，那么多大学生却在不断地跳槽，不断地寻求更好的平台？
回答这个问题也不难。尽管掏粪看起来不甚光鲜，也不需要多少知识，但这职位饱受追捧的原因，一方面是有编制，这是“铁饭碗”，自然诱惑人心；另一方面，则是当前大学生就业难恐怕还在加剧。大学毕业生、待业生的总数量连年加速增长，而就业岗位的增加并没有跟上这个速度，就业难的情况，最起码在短时间内还将持续。
而这样的解读，也还只是表象。支撑大学生掏粪一掏就是两年的最重要的原因，一方面是他们自身能放平身段、摆正心态，另一方面，则是向上渠道的通畅。据悉，合同中规定，这5名大学生挑满三年，会考虑将他们调至管理岗位。而且，他们除了挑粪，还有其他工作要做……这是负责人的话语，背后潜台词显而易见：尽管他们现在还在一线挑粪，但他们有知识、有潜力，向上的渠道是通畅的。于是，年轻人工作就有动力。
当然，并不是说现实中的向上渠道不畅，而是现实世界充满了让我们无语又无奈的事。譬如“拼爹”的事不少，“萝卜招聘”更是屡禁不止……如此逼仄的现实，让公众体味到现实的压力，乃至于高呼“人家有的是背景，我有的只是背影”。去年《人民日报》调查弱势群体生存状态时，弱势群体共同的呼声是“苦累都不怕，最怕的是没机会”。
从这，我们可以看到，劳动者要求的其实并不多，只是希望有一个公平的环境，能够展开自由竞争，让自己向上的渠道能畅通，凭借的是能力而不是好老爸。在这掏粪的5名大学生的氛围下，这些心愿就有展开的可能，尽管没标明三年必升，但最起码存在这样一件事，现实生活中，有多少人能在自己的工作中看到这样开阔的向上渠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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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视角】金宰贤：韩国版“计划生育”遗患无穷阅读原文

金宰贤 韩国籍旅华作家
原题：韩国“低生育率陷阱”的启示
“中国人太多了。”这句话无疑是我在中国生活期间最常听到的一句话。并且，我发现大部分人说这句话时都有点抱怨的感觉。
据多位专家的测算，中国的生育率已经低于1.5的水平。按照国际通行标准，生育率为2.1是人口更替的一个平衡指标(所谓的“生育率”是一个妇女一生中生育孩子的总数)。而韩国已经因为类似的人口控制政策正处于尴尬的境地。
自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韩国政府为了控制人口增长实行“家庭计划”政策，并提倡小规模家庭。政府通过指导和适当的辅助措施鼓励国民少生孩子。家庭计划成功地降低了人口增长速度，但在推行了几十年后，韩国却遭遇了严重的出生率下降问题。比如，韩国的生育率从1960年的6.0，消减到1970年的4.5，1980年的2.8。有趣的是，“家庭计划”口号的变化正反映出了韩国生育率的这种变化。1966年的口号是，“35岁前，三个子女的出生间隔为三年”；1971年的是，“不要区别对待女儿和儿子，只生两个，把他们好好养育”；1980年的是，“只要有养好的一个女儿，就不必眼馋十个儿子”。随着生育率的逐步下降，韩国政府于1996年废除了长达36年的控制人口的政策，并开始鼓励国民生育。
可情况并未发生根本好转。在进入21世纪后的韩国，逃避生孩子的趋势愈演愈烈，以至于生育率于2005年下降至1.08，创造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中的最低水平。如此低生育率在韩国掀起了轩然大波。许多人担心日趋老龄化的韩国将来会失去成长的动力。于是，韩国政府制定了《低出产高龄社会基本法》，并开始鼓励多生孩子。可2010年的生育率也仅升至1.22。据5月30日韩国统计厅发布的人口普查数据，韩国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为542万人，占总人口的11.3%，超过了预期。韩国将在2018年从老龄化社会(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7%至13%)进入到老龄社会(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4%至19%)。而跨越这一过程，法国用了115年，美国73年，加拿大65年，日本24年，韩国却只用了18年。
中国已在2001年进入了老龄化社会，并且“25年”后的2026年，它将进入老龄社会。更令人担忧的是“未富先老”。根据一家国际研究机构报告，别的国家与2005年的中国的老龄化比例一样的时候，以购买力指数为计价的各国的人均G D P分别是美国15538美元(1943)，日本14900美元(1972)，韩国16256美元(1999)，而中国则是4088美元(2005)。可见，中国将来面临的社会保障以及养老上的压力会非常巨大。
1983年，韩国的生育率降至2.08，已低于世代更替水平2.1，这时韩国政府就应该开始考虑这项政策的持续与否。然而，韩国在1996年生育率跌到1.71的时候，才废除了小规模家庭政策。十年以来，生育率维持下降趋势，到2005年跌至1.08后才开始有所反弹。这足以证明韩国已经陷入了“低生育率陷阱”。如今，昂贵的养育子女的费用，即使是政府提供补贴和各种优惠措施，也使得大部分家庭不选择生第二个子女。
由于低生育率和由此加剧的老龄化，韩国劳动年龄人口将会快速下降，“人口红利”时期将于2016年结束。经合组织预测，韩国将在2041年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至56.8%，在经合组织34个成员国中仅高于日本(53.8%)、意大利(54.9%)和西班牙(55.7%)。并且，韩国中央银行预测，由于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在2030年至2050年期间，韩国经济增长率将从2000年至2005年间的约5%下降至约2%。
为了鼓励国民生育，2010年，韩国提出了新的口号：“一个孩子很孤单。对子女最好的礼物是弟妹”，但生育率仍旧停留在低位上。
我希望中国能吸取此中教训，防患于未然，抓住时机，以免重蹈韩国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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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之忧】于平：广州预算公开为何大步倒退阅读原文

于平 媒体人
广州政府部门的预算公开，从统一公开变为各部门自行公开，这只是一种形式的转变，并不意味着财政部门就可以不闻不问了。
据《信息时报》报道，2009年，广州财政局曾在网上公开广州114个部门预算，此举获得如潮好评。当时，公众纷纷期待，广州能再接再厉，将打造“阳光财政”的决心进行到底。然而到2010年，形势急转，当年主动公开财政预算案的单位骤降到29个。而今年上半年将过，广州财政预算公开情况更加“惨淡”，83个部门，仅有22家公布2011年财政预算情况。并且，这些公布的部门预算案文件不仅难看懂，而且还和公众玩起“躲猫猫”，多藏在政府网站很不起眼的角落，想要一睹其真容，少不了一番折腾。
广州各政府部门的预算公开，不情不愿，能藏则藏，公开出来的，生怕被民众盯上———在政府网站上找“财政预算”一栏，要花15分钟，一份预算案文件，不是业内专家别想看明白。这是预算公开吗？称之为“反预算公开”似乎更为贴切。
然而，虽然广州政府部门预算公开出现大退步，相关的监督却难见踪影。
预算由财政部门统一公开转为各部门自行公开后，广州财政部门对于预算公开似乎是一种放任自流的态度。统一公开变各部门自行公开，这只是一种形式的转变，并不意味着财政部门就可以不闻不问了，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信息公开应建立工作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预算管理是财政部门的分内事，对于各政府部门预算信息公开的不力，财政部门显然有督促纠正之责。
预算公开，不能沦为政府部门的自娱自乐，除了必要的行政考核制度外，还应当赋予公众考核评价的权利。《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明确要求建立信息公开的社会评议制度，而财政预算公开，无疑是政府信息公开最核心的内容，因此理当建立起专门的财政预算公开社会评议制度，由民意给各部门预算公开工作打分。
曾看过媒体报道香港预算公开的一些做法，每当预算公开，政府不但在网站上发布详细文本，还在指定地点派发预算案的印刷版本，财政部门首长会奔波于电台、电视台，向民众详解预算案方方面面，至于财政预算案本身，则做得非常精致，文字、数据配合大量插图、表格、漫画，读起来饶有趣味。这样的预算公开，民众喜闻乐见，内地也应借鉴学习。
对于预算公开，中央一直高度重视。5月初，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再次研究部署进一步推进财政预算公开工作，要求“必须进一步推进财政预算公开，建立健全公开机制，扩大公开范围，细化公开内容，不断提高依法行政、依法理财水平”。为什么到了一些地方，公开的范围反而在缩小，公开的内容反而更粗放呢？
预算公开，广州当初领风气之先，如今却倒退、缩水，凸显出预算公开的制度保障不足。预算公开不能靠部门“自觉”，建立针对预算公开有效的行政考核和有力的公众参与制度，实在是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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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王军荣：“唐骏们”仍风光，野鸡大学自吃香阅读原文

王军荣 评论作者
近日，记者从北京海淀区人民检察院获悉，今年1月至5月，该院共受理利用国外假学历实施的诈骗犯罪7件，涉案金额达796.8万元。相关案件的受害人分布在全国各地，人数达339人，被骗费用少则两万元多则19万元，受害人中八成是企业高管人员。(6月20日《中国青年报》)
骗子无处不在，骗子无孔不钻。既然企业高管有对洋文凭的需求，而骗子岂能放过？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企业高管人员自身存在着“贪利”，也就能够让骗子吃尽便宜了。文凭得不到，钱也被骗走了。
假洋文凭的骗局，凭企业高管的智商，要想识破其实并不难。但因为钻进了贪利的洞穴之中，想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肯定是不太可能的。
企业高管人员为何要弄张洋文凭？在我看来，恐怕是一方面钱来得容易，对于企业高管来说，弄张洋文凭，不仅拥有了某种学历上的尊贵，连“买”文凭的钱也可以实报实销；另一方面可以凭着洋文凭抬高自己，从而获取更多的利益。
因假洋文凭被骗能否就此断绝？恐怕很难。因为有“榜样”在。唐骏就是个好榜样。唐骏自从献“丑”之后，一度曾经“低调”，但却又出现在一所大学里成为励志榜样。结果被一个女大学生“踢馆”。但对于唐骏来说，几乎没有受多少影响。反正人家活得挺滋润的。其实，岂只是唐骏活得很好，其他从“野鸡大学”毕业的，似乎都活得挺好。1月13日，唐骏在美国西太平洋大学的校友禹晋永在微博中宣布：美国西太平洋大学同学会将在北京盛大召开。他发微博称：该大学近二十年间，为中国培养了包括党政军群工农商学等几乎全部的高层管理人员。美国西太平洋大学被质疑是“野鸡大学”，可毕竟还是有些人凭借“野鸡大学”的洋文凭成为了“凤凰”，有如此的榜样，企业高管对洋文凭岂会无动于衷？
被骗了，才知道骗子有多可恨。可一旦拿洋文凭的心不死，骗子就不可能从此销声匿迹。我们崇拜洋文凭的情结不除，就会有人直奔主题而去，哪怕明知道自己会上当受骗，但并不妨碍他们拿洋文凭的“热心”。
假洋文凭骗局何时了？这不取决于骗子，而取决于“唐骏们”。“唐骏们”依然风光，假洋文凭骗局依然会闹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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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思考】王冉：马云犯了两个错误阅读原文

王冉 易凯资本有限公司CEO
相信央行乃至更高决策机构在考虑支付宝问题的时候会非常谨慎，让淘宝和支付宝因为没有牌照而猝死或休眠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和很多人一样，我一直十分钦佩马云。我觉得中国所有的电子商务公司和电子商务从业者都应该感谢马云———正是淘宝和支付宝润物细无声地帮助中国数以亿计的网民培养起了网上购物的习惯。
但是，在支付宝股权重组这件事上，我无法继续支持和赞同马云。
马云犯了两个错误。
第一个错误是在剪断VIE协议这件事上对董事会先斩后奏。我非常理解马云当时面对其他董事有意拖延表决的愤怒与无奈，但这并不能自动让程序缺失变得正确或者正义。
第二个错误是为了说明自己的“正确”，把中国数以百计的采用VIE结构的企业推到风口浪尖，这不是我们心目中一个行业领袖应有的风范与担当。
必须承认，VIE结构不是对监管的刻意规避和绕道而行，而是鉴于法律法规要求和监管现实的一种商业利益的制度性安排。以互联网行业为例，每一家商业网站都需要ICP牌照。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ICP牌照只允许内资持有。与此同时，绝大多数互联网企业在发展初期都需要经历“烧钱”阶段，而国内的A股市场和人民币基金又不鼓励“烧钱”项目。在这种情况下，获取境外风险投资几乎是互联网企业唯一的资本出路。为此，当年新浪的律师想出了专门用来规避牌照问题的VIE结构，也称“新浪结构”，以应对互联网监管思路的滞后。
可以说，如果没有VIE结构，中国就不会出现新浪、搜狐这样的主流互联网媒体平台，不会出现腾讯、百度这样拥有数百亿美元的互联网巨头，不会出现优酷、360、京东商城、凡客诚品等一大批后起之秀，甚至也不会出现阿里巴巴和马云。有人说VIE是一个伟大的创举，至少从结果上看这种说法并不为过。
我们不妨设想这样一种情形：如果当时马云如实以VIE结构按照法定程序向央行提出牌照申请会怎样？
最大的可能性是央行拒绝受理，但拒绝受理并不意味着支付宝会自动失去继续运营的资格。
事实上，我相信央行乃至更高决策机构在考虑支付宝问题的时候会非常谨慎，让淘宝和支付宝因为没有牌照而猝死或休眠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有了这样一个前提，如果央行暂时拒绝受理，马云完全可以通过正常的渠道直接向国务院提出申请。
最后的结果无非两个：如果决策部门最终明确要求支付宝转为纯内资，这会为马云在同雅虎和孙正义的谈判中增添砝码。反过来如果政府最终同意支付宝在外资协议控制的情况下获得牌照，那么事实上等于默认这个行业里的所有支付企业可以在协议控制的结构下合法生存。
因此，抛开前面提到的两个错误不谈，马云这次留给我们最大的遗憾其实是：作为行业的领军人物，他本来完全有机会选择通过捍卫公司治理的原则和底线，从而推动监管部门作出某种有利于产业发展的局部修正，但实际上最后却选择了触碰这样的原则和底线，还顺带把所有采用VIE结构的中国公司悬在了半空。
我始终认为，马云是一位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这个看法至今未变。但在支付宝这件事上，马云的社会责任不应该仅仅停留在简单的字面合规上，他更深刻的社会责任是利用支付宝的行业地位和众多同行们一起推动监管变革，让趋于模糊和封闭的准入制度变得更加透明和开放，让牌照至上的审批经济逐步走向适度监管的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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