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度与激情1迅雷:新闻话题 201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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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话题】慈母溺死脑瘫儿：悲剧何在阅读原文

慈母溺死脑瘫儿：悲剧何在导语：昨日上午，备受关注的“慈母溺子”案开庭。韩群凤是两个脑瘫儿的母亲。去年11月末，在耐心抚养13年之后，这个曾经的女白领最终崩溃，在自家浴缸溺毙了双胞胎儿子，并选择服毒...全文↓

慈母溺死脑瘫儿：悲剧何在
导语：
昨日上午，备受关注的“慈母溺子”案开庭。韩群凤是两个脑瘫儿的母亲。去年11月末，在耐心抚养13年之后，这个曾经的女白领最终崩溃，在自家浴缸溺毙了双胞胎儿子，并选择服毒自尽。最终韩群凤被抢救了回来，两个孩子却都离开了人世。
在网络调查中，九成以上的网友都支持轻判。现实中，有关方面收到500多个要求轻判的签名。但是，这个悲剧绝不是法理与情理之争那么简单。
这只是上百万脑瘫、残疾、智障儿童家庭的缩影。
韩群凤在庭审现场
2011-06-03 第 1683 期
今日话题
法律伦理之争：从轻判决并不违背法理
此案引发了法律伦理之争
同情元素之外，减刑也有法可依
尽管大部分人都同情这位母亲，支持轻判，但是也有人认为法律应该公正，孩子不是母亲的私有财产，她无权剥夺孩子的生存权。不过，抛开同情因素，在当前宽严相济的刑事原则下，韩群凤确实有可以“从轻量刑”的因素：
1.精神鉴定部门认为，此案案发时，韩群凤应评定为限制刑事责任能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八条第三款之规定，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
2.与其他故意杀人案件相比，韩群凤的主观恶意性不大，社会危害程度较小，也不具备人身危险性。根据最高法《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之规定，可以从轻处罚。…[详细]
因此，尽管人们对韩群凤的巨大同情构造了强大的轻判的舆论，但是民意与法律并不是对立的。
这不是个案，折射出百万家庭的共同困境
这位妇女捂死了自己20岁的脑瘫女儿
还有许多类似的“杀亲案”
韩群凤案其实并不是孤例，近年来涌现出好几例这样的案件，比如：“江苏农妇捂死20岁脑瘫女”、“深圳母亲抱两岁脑瘫儿跳湖”等。
另外，“被丈夫抛弃的女子杀死智障儿”、“母亲挥棍棒杀死精神病儿”、“父子联手杀死精神病亲人”……这类相似的极端事件也屡有发生。（点击标题可查看案件情况）
许多的家庭都在挣扎，希望“尽早结束这见不到希望的无期徒刑”
据最新的调查研究显示，我国脑瘫儿童约有300万到400万，每年新发病约有6万例。目前国家层面在这方面尚未有统一的数据。
有记者连日调查发现，几乎所有脑瘫儿童家庭都过得极度艰难，有些家庭陷入巨债，有些母亲变得疯狂，更有甚者则想到自杀，正如其中一位脑瘫儿母亲所说：“尽早结束这种见不到希望的无期徒刑”。母亲们承受的压力也更大，有不少女性都因此离婚，带着患儿艰辛度日。
当然，并不止脑瘫儿童家庭承受压力，还有这样的一组数字：
十一五期间我国有智力残疾人1182万，其中0-6岁智力残疾儿童约95.4万名，每年新增13.6万名； 目前我国约有150万自闭症儿童，而且每年以10%到17%的比例增长，已达到人口比例千分之一；早在2006年，我国就有残疾儿童1170万。这些家庭同样有着不可承受之痛。
制度性缺失：造成悲剧的根源
脑瘫儿童的抚养并非一个家庭个体能承受
1.医疗缺失：不仅仅是经费，还有人才投入、知识普及
脑瘫儿童的治疗一般在6岁之前需要大量费用，年费用为10余万元；在6岁之后的康复费用、药物支撑会相对少一些，但仍需要大量资金。
据介绍，目前上海已经可以报销一定比例的脑瘫儿童康复费用，但是大多数地方的脑瘫康复费用尚未纳入医疗保险的范畴，无法享受医疗保障服务。脑瘫儿童的治疗用药物不在国家规定的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范围内，所以目前治疗费用都是由家庭承担；地方政府提供的多是临时性救助，对于需要长期性救助的脑瘫儿童来说是杯水车薪。
费用是一个问题，而治疗康复机构少、治疗师队伍不稳也是难题。
此外，许多脑瘫儿童家长也得不到专业的服务和指导，缺乏这方面的信息。资料显示，如果从孩子6个月左右被诊断之日起至3岁之前，家长能和有关专业人员配合，每天坚持对孩子进行有效康复治疗的话，许多至今还瘫坐在轮椅中度日的人，本来是有机会借助或半借助工具走路的。但是相关医疗知识普及的乏力和专业医疗机构的缺乏，让许多脑瘫患儿失去了这样的机会。
2.教育保障缺失：大部分脑瘫儿童与学校无缘
目前，普通学校的教育模式无法接受更多的脑瘫儿童。除了极个别轻度的孩子可以随班就读之外，绝大部分的脑瘫儿童也许今生都将与学校无缘。
有的学校有特教班，但是要求孩子能够生活自理。大部分的脑瘫儿童恰恰就是由于运动功能障碍而无法自理。所以，尽管他们中很多人有很好的学习能力，但进入学校学习的机会微乎其微。而相应的特殊教育学校更是凤毛麟角。据统计，在东莞，现有的特殊教育仅能满足一成需求。
3.家庭干预机制缺失：“要康复脑瘫儿童，首先要康复家长。”
据一位康复中心创办人介绍，几乎所有的脑瘫儿母亲都或多或少地面临着精神危机、家庭危机。康复中心接诊的这些小孩家长里面就有好几对离婚的，而且很多夫妻关系极度紧张，精神状态也大多很糟糕，其中有一位母亲甚至因此患上精神病。这位负责人说，“因此，我常常说，要康复这些脑瘫儿童，首先就要康复家长”。而在欧、美、日等地，从诊断之日开始，就有心理医生同脑瘫儿童家长谈话做“家庭支援”。
4.未来保障缺失：“我死后，儿子怎么办”
在供述产生杀死孩子的动机时，韩群凤说，“开始想到自己自杀，但是想到孩子不知道以后怎么办，想到孩子将来，自己很痛苦 。”
而另一位脑瘫儿的母亲在接受采访时也说，“我总在想，等我老了，婷婷该指望谁？想着想着就觉得崩溃，就想自杀。”
对此，长期从事脑瘫救助工作的张群女士发出警言：脑瘫儿童前20年是家庭负担，后20年会转化为社会负担。如果做父母的先“走”了，留下的脑瘫儿童怎么办，需要我们的社会认真考虑。
5.对民间力量的扶持缺失：民间救助机构得不到政府拨款，筹款也难
事实上，仅仅靠政府的力量来进行脑瘫儿童救助是不太现实的，救助脑瘫儿童还需要民间机构的力量，需要专业团队的力量。但是，在欧美，这些民间机构都是得到政府扶持的，而在我国，这些民间机构的数量本来就少，得到扶持的机会更不多，甚至于向社会筹款都会因为向对方开不出享有免税待遇的发票而作罢。而事实上这些民间机构也是在帮政府尽义务。
一个成熟社会的制度设计，应该有专门性的社区服务、专业的心理疏导、义工团队和NGO，这些普遍缺位，才让人们感受到从未有过的无力和挫败。
这些缺失是慈母成“绝望的主妇”的根源
有评论认为，脑瘫儿童不管用多少钱都不会治好，因此怪制度的思路不可取，甚至认为根源是做好优生工作，查出问题胎儿就应该打掉。
其实，这又是脑瘫医疗常识的误区，虽然不能完全治愈，但是尽早进行专业治疗，脑瘫儿童的运动障碍很可能会得到减轻。另外，据统计，约1/4的脑瘫儿童经过及时治疗和干预，智力是可以保持正常的。而在孕期或者生产时，孩子是否脑瘫都是无法预测的，更何谈“打胎”之说。
韩群凤家先后花了百万为孩子治病，她家本来的经济情况还算不错，新闻报道也提到她的娘家人和丈夫家人也一直都在鼓励她。最后压垮她的显然也是制度性缺失：杀死小孩是因为担心孩子未来没有保障，自己年纪越来越大无法照顾。
而美国的经验告诉我们，制度对于这些本来就不幸的家庭确实是有用的，即使孩子的病不能治愈，如果父母看得到孩子好好生活的未来，如果父母得到及时的帮助，舒缓心理压力，如果一个家庭不用倾其所有来筹钱治病，那么悲剧就不会发生。当然，为此，美国联邦政府一半的财政支出都花在了社会保障、保健医疗、医疗补助等项目上。
制度之外：一些迂腐观念也应该得到矫正
最心碎的还是这位母亲
患儿家长：不少甚至会“自我歧视”
据一名训练师介绍，所在康复中心创办至今接诊了不下两百名脑瘫儿童，几乎都遭遇过家长“自我歧视”问题。训练师举例说，曾经有一名虎门的家长带着小孩前来咨询，训练师初步确定是脑瘫，不料家长当即恼怒，带了十几个老乡把康复中心给砸了，还一度扬言要殴打这名训练师。
如孤独症一样，不少家长都认为这样的孩子会被别人笑话或者歧视，从而有一种自我防卫心理，还有的干脆不承认事实。
更多的歧视来自社会
跟踪采写“慈母溺子”案的记者饶德宏写道：据其（韩群凤）三姐介绍，因为社会对脑瘫儿童的歧视，以及家人总是劝她放弃，韩群凤总认为全世界都在看轻她的孩子，她一定要让孩子有一天能够走在大家面前，她努力了可失败了，两个孩子都开始出现肌肉萎缩、功能衰竭的病症，于是，她最终放弃，携儿自杀。韩群凤溺儿案悲剧的根源，或许不在于其家庭生活的困难，而更大程度上在于我们这个社会选择性的失明，非但没有给这样的家庭及时有效的关怀，反而加以歧视，让他们在不堪承受的生命之重面前，最终选择放弃。
而东莞第一家民营康复机构——东莞康复中心的创始人林海峰也回忆说，当时几乎走遍了东莞主城区，可就是租不到房子，房东只要一听说是从事脑瘫康复治疗，就立马把我们赶出门。
结语：先天来看，目前的医学条件做不到避免脑瘫儿的出生，中西皆如此。但是，在后天，如何让脑瘫儿自己和父母不陷入充满无力感的绝境中却是切切实实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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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头条】“敲诈政府罪”善后：要清白还要追责阅读原文

■社论检方不批捕或不起诉，只是还复了作为被害人的上访者的清白。如果那些隐身于“敲诈政府罪”背后的地方官员，不因恶行而受到惩治，类似的恶行绝难终结。《新京报》昨日报道，两年前，河北张家口贾文等7村民...全文↓

■ 社论
检方不批捕或不起诉，只是还复了作为被害人的上访者的清白。如果那些隐身于“敲诈政府罪”背后的地方官员，不因恶行而受到惩治，类似的恶行绝难终结。
《新京报》昨日报道，两年前，河北张家口贾文等7村民被控涉嫌“敲诈勒索政府”。而今，这起“敲诈政府”案有了转折。
贾文等日前收到了崇礼县检察院的《不起诉决定书》。检方认为，贾文等在未签订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的情况下，以组织部分拆迁户向上一级政府上访为由，索要超过管委会定价的补偿款，其主观上不具有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目的，行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构成敲诈勒索罪，依据法律规定，对贾文等7人作出“绝对不起诉”决定。
检方撤诉本来是好事，但让人不解的是，“行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竟成了“不构成敲诈勒索罪”的理由之一。依此逻辑，是否“行为恶劣、情节严重、危害巨大”，“敲诈政府”就可以成罪呢？
敲诈勒索罪的成立，一要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二要对被害人使用威胁或要挟的方法，三要有强行索要公私财物的行为。而政府只具有拟制人格，并非自然人，当然也无法被“威胁”或“要挟”。“敲诈勒索罪”确实是刑法中明文规定的罪名，但“敲诈勒索政府罪”却是崇礼县某些官员的“创造”。
但是，这样的“创造”并非崇礼县独家。仅最近三年来，至少在河北沧州，山西吕梁都曾传出“敲诈政府罪”的个案，这些个案的共同特点就是，被控者均为上访户。
曾经，一些地方官员常用“诽谤（领导）罪”来对付上访者和举报人，舆论压倒性的批评不但使那些地方官员蒙羞，也令司法权威受损、司法公信流失。鉴于此，最高检曾专门下发文件，要求各地将“诽谤罪”的批捕权上提一级院办理。之所以有此对策，在于最高检正视了基层司法机关易受当地党政主要官员干扰的现实。由地市检察院来审查区、县报送的案件，虽不能完全杜绝外来干扰，但至少增加了地方官员干涉检察独立办案的难度。今天看来，“上提批捕权”这招虽然“笨”，却有效———“诽谤（领导）罪”此后很少再现于人们的视野。
遗憾的是，一些地方官员打击报复上访人，并非只有“诽谤（领导）罪”一个管道，在“诽谤罪”之外还不断“开拓创新”，类似“敲诈勒索罪”等不断出炉。
我们固然可以期待最高检继续因应时势变化，将“敲诈勒索罪”等案件的批捕权和起诉权也上提一级。但这种“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你来我往，毕竟不是一揽子解决方案。当上访者为莫须有的“敲诈政府罪”付出了自由甚至是血的代价，才引发媒体关注时，我们更应反思对责任人的惩处机制。
对本案来说，检方不批捕或检方不起诉，只是还复了作为被害人的上访者的清白，却并未对隐藏其后的责任人以惩戒。如果那些隐身于“敲诈政府罪”背后的地方官员，不因其恶行而受到法律的惩治，类似的恶行绝难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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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疾苦】叶祝颐：“冷血护工”背后的养老体制困境阅读原文

叶祝颐评论作者一则“冷血护工”的电视报道引起网友热议，报道称郑州市李江沟村畅乐园老年公寓护工郑焕明凌晨三四点叫醒被护理老人，强迫老人喝尿。周边居民称养老院经常传出打人声，惨叫声。当地派出所称已将该护...全文↓

叶祝颐 评论作者
一则“冷血护工”的电视报道引起网友热议，报道称郑州市李江沟村畅乐园老年公寓护工郑焕明凌晨三四点叫醒被护理老人，强迫老人喝尿。周边居民称养老院经常传出打人声，惨叫声。当地派出所称已将该护工拘留调查。(6月1日《扬子晚报》)
凌晨三四点叫醒被护理老人，强迫老人喝尿取乐，周边居民称养老院经常传出打人声，惨叫声。本该精心呵护老人饮食起居的护工却如此虐待老人，令人无法不愤怒！谁没有父母？谁没有垂垂老矣的那一天？如果自己的父母受到虐待，又该作何感想？老人颐养天年的地方竟然出现一幕幕虐待老人的悲剧让人心情沉重。如此“冷血护工”受到网友谴责、警方调查也是咎由自取。而且养老公寓负责人也不能免责。在我看来，护工虐待老人还扯出了社会化养老质量偏低的尴尬。在老龄化社会里，伤不起的养老服务亟待补血。
其实，养老机构虐待老人并非新闻个案，除了逼老人喝尿这样的极端行为以外，养老机构虐待老人的招数五花八门。长春黑养老院用刷锅水泡馒头给老人吃，捆绑老人的身体。湖北竹山县一乡镇福利院将老人外派打工赚钱。
在老龄化时代，社会化养老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满足老人衣、食、住、行、医的需要，是老年人安度晚年的基本的生活要素，让老人真正感受到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是养老机构的责任。只有员工们用爱心、耐心、诚心去体贴老人、服务老人，才是养老机构的应有之义。养老机构一方面享受政府拨款待遇或者老人上交的养老费用，另一方面把老人当成挣钱工具，想尽办法虐待老人，只会把这些孤独的老人推向更加无助、孤独的境地。
但是，换个角度看，老人在养老机构受虐待也有养老经费不足，养老体制不健全的因素。比如此前曝光的竹山县那家乡镇福利院将老人外派打工。院长给出的理由是院里供养经费不足，让部分身体条件较好的老人出去赚点钱，用来补贴院里的花销。虽说院长自说自话不可偏信，但是农村福利院养老经费缺乏也是实情。
再比如，民间资本兴建的社会化养老机构基本上是“以钱为本”。从情理上讲，养老机构应该根据老人的年龄、身体情况、护理难度来选择护理标准。但是这些养老机构往往根据老人的交费情况来确定不同的护理标准。如果老人身体较好，具有生活自理能力，交费标准又高，这样的老人一般不会受到虐待。如果老人自理能力较差，但是交费标准较高，即便护理质量差强人意，养老机构与护工们的行为也不会太出格。而那些交费不多、身体状况较差的老人，俨然成了弱势群体里面的弱势群体，成了护工们虐待、取乐的对象。
那么，养老机构虐待老人的问题到底该如何求解呢？整肃养老机构，淘汰利欲熏心、责任心差，虐待老人的养老机构与护工，加强职业道德教育与行业自律是路径之一。提高老人收入水平，让他们有底气不看眼色、不受虐待很重要。而政府加大对养老机构的投入力度，为养老机构不虐待老人注入制度活力更重要。
对此，政府要完善养老服务体系，对集中供养“五保”老人的公立福利院，要按照老人开销实际足额拨付福利院供养经费，并监督福利院专款专用，呵护好老人的饮食起居。对收费的公立养老机构，要体现责任担当，给予财政倾斜，遴选富有责任心的工作人员，提高养老机构工作人员的工资福利水平与社会地位，让他们安心做好护理老人的本职工作。如果公立养老机构数量增加了，服务质量提高了，对私立养老机构也会起到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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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李子暘 ：菜价高涨别怨中间商阅读原文

李子暘经济学者老张是一个普通北京市民，住在市内。今天晚饭他打算做个烧茄子。下班以后，他来到菜市场熟识的菜贩那里，买了俩茄子，和小贩聊了几句，骂了几句不断上涨的菜价。如果我们这是在拍纪录片，这时就可...全文↓

李子暘 经济学者
老张是一个普通北京市民，住在市内。今天晚饭他打算做个烧茄子。下班以后，他来到菜市场熟识的菜贩那里，买了俩茄子，和小贩聊了几句，骂了几句不断上涨的菜价。
如果我们这是在拍纪录片，这时就可以给老张菜篮子里的茄子来个特写，然后，镜头忽地转向空中，来个俯瞰，接着，飞速掠过大地，来到茄子的原产地——山东某菜农的大棚。特写：一双手从地里摘下茄子。
茄子最终要被老张吃，现在，茄子摘下来了，怎么送到老张手里？
菜农可以捧着茄子出门，坐汽车，倒火车，再坐汽车，来到老张住的地方，找到老张，把茄子直接交给他。老张则把钱给菜农。
前几日，电视台讨论“农超对接”有没有用。一位专家郑重其事地指出：两点之间直线最短。显然，取消所有中间环节，菜农和老张直接玩两点一线，很符合这位专家的主张。
但这种主张太TMD的愚蠢了！菜农和老张这两点之间，直线距离无限长。这就是几何学和经济学的差异所在。
即使我们不考虑菜农来北京的交通费，有一个问题也是无解的：那个菜农怎么知道老张今晚要吃茄子？北京有两千多万人口，可吃的蔬菜有N种，再加上不同的时间，这三个参数可能的组合方式总量是个天文数字。准确地命中其中一个，概率比在撒哈拉沙漠里命中某粒沙子的概率还低。
那个菜农当然不可能知道这个信息。再多的计算机、再勤勉的工作人员也完成不了这个任务。且让我把这个任务命名为X任务。
那么，菜农能知道什么？他能知道的是，这两天会有菜贩来村里收菜，也知道大致的价钱。
那个菜贩知道什么？那个菜贩知道蔬菜批发中心的价格，也知道什么菜比较好卖。他来到村里，要做的就是说服菜农以合适的价格把菜卖给他。对于最终消费者，这个菜贩和菜农一样，知之甚少。
谈妥以后，一手交钱一手交菜。茄子来到了批发中心，等着各地批发商来选购。这些批发商知道什么？他们知道各自地区需要什么菜，什么价格可以卖出去。按照这个标准，他们在批发中心挑选合适的品种，讨价还价。
茄子被一个来自北京新发地的批发商看中了。凭他的经验，这个价格的茄子，加上他的成本，在北京卖的出去。他出手购买了。
然后，茄子坐上了大卡车，轰隆隆地来到北京新发地。到了以后，一帮菜贩围上来看货。批发商无须直接了解消费者，他很忙，转天还要去批发中心上货，他只要知道这些菜贩需要什么就够了。
菜贩知道什么？他们知道各自经营范围内消费者愿意买什么菜，可以接受的菜价是多少。消费者需要的，可以卖的出去的，他就采购，否则，他就不买。
菜贩买，或者不买，就告诉了大批发商，下次去批发基地上什么货，上多少。
菜贩买好了菜，装上他的电动三轮车，分别去往他们各自的集贸市场，在那里等待消费者。他不能准确知道到底会有谁来，买什么，买多少，但毕竟在这里干了好几年了，大致估计也差不多。即使略有偏差，调调价格也就都出手了。
下午，老张来到了菜市场，看中了两个茄子，买走了，过一会儿，这两个茄子就会下老张家的油锅了。
几何学上讲两点之间直线最短，经济学却告诉我们，两点之间，迂回曲折比直接好得多。因为只有通过迂回曲折，才能把原来根本不可能完成的X任务化为可完成的几个生意。
老张要买茄子，菜农有茄子可以出售，这两条信息，通过各个环节的中间商，变身为各种其他信息方式，传递汇集，最终聚合在一起。他们中的许多人，并不认识，也无须认识，但这丝毫也不妨碍他们帮助老张和菜农这两个相距千里的人完成交易。
老张和菜农没有那位“几何”专家那么蠢，他们从来也不想玩直线。老张不打算为了两个茄子跑到山东去。菜农也没有失心疯到要跑到北京来送货上门——送货给谁啊？
他们选择中间商，不是有钱没处花，养活几个中间商玩，也不是被中间商欺压，没办法，他们选择中间商，是为了省钱，现有技术条件下，这是他们顺利达成交易的成本最低解决方案。
前面说了，X任务由于所需要的信息量太过巨大，根本不可能完成。实际上，涉及的问题还不是计算量大小那么简单，还涉及人的随心变化和风险。
或许老张走进菜市场时还没决定晚上吃什么。看到什么菜好，他就买什么，当天晚上就吃什么。这种情况很常见。那个菜农，就算失心疯，跑到北京来送菜，见到了老张，却被告知他还没想好晚上吃什么。估计那个菜农会气急败坏，和老张拼命的。
在老张和菜农之间传递信息，看似简单，一个电话就可以了。但别忘了两千多万人口、N种蔬菜、N多天的时间、随时变化的需求。这些条件加进去，一个简单的事情就变成不可能完成的X任务了。
唯一的办法——唯一的，就是把X任务划分成几个交易环节，分别交由不同的人去完成。这种划分也不是人为的，而是自然形成的。各个环节的商人，用自己的经验和资金一级级地传递信息，并承担相应的风险。如果经验不足，情况有变，他们将遭受损失，但反过来，如果一切顺利，他们将获利。
老张和菜农交易，不管用什么形式，总要支付一定的成本。现有的商业模式，看似复杂，其实正是这种复杂，才有效，才能把成本降到最低。并且，虽然降到最低，各个参与者仍然有利可图。这就是市场经济的伟大和神奇所在。
那些闭门造车，幻想直接交易、农超对接、取消中间商的人，完全不明白在一个亿万人的社会中商业所发挥的决定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们只看到商业运转所消耗的费用，但没有看到商业给人们节省了更大的费用。商业利润实际上正来自于这种节省下来的费用。
而且，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市场也总是随时随地地寻找降低成本的办法，新的技术、新的商业模式、新的管理技术，总是很快被用到商业中，帮助人们降低交易的费用。
不懂商业的人，下车伊始，指手画脚，说这个环节多余，那个环节浪费，只能让识者耻笑。如果这些人是蛮横的官员，不但指手画脚，还要对市场动手动脚，商人和消费者就有麻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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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公平】谁的北大：怎实现高考地域公平阅读原文

金宰贤自2003年起在华工作，曾在北京大学读MBA 北京大学是中国最优秀的大学之一。我也有幸地在北京大学就读过一段时间。我一直认为北京大学是一所能代表全“中国”的名校。不过后来，我渐渐发现其实北京大学...全文↓

金宰贤 自2003年起在华工作，曾在北京大学读MBA
北京大学是中国最优秀的大学之一。我也有幸地在北京大学就读过一段时间。我一直认为北京大学是一所能代表全“中国”的名校。不过后来，我渐渐发现其实北京大学，在一定程度上，更是靠近“北京”的大学。
虽然大多中国人认为高考已经实现了相当高的公平程度，但我认为当前的高考制度缺乏机会平等，特别是“地域歧视”的现象相当严重。
今年，北京高考生总数为76007人，北大本部在北京招收246名考生。而山东和河南等人口大省的情况截然不同。山东高考生总数高达约57万人，但是北大 却在山东仅招54名考生。河南高考生总数达到约95万人，北大在河南也仅招60人名考生。按照上述招生数量，在每309名北京高考生当中有一名能考上北大 的时候，在山东和河南则分别是每10556名中一名和每15833名中一名。
北京高考生可能比其他城市更加优秀一些，但北京比其他地方高30几倍的录取比例显然离谱。考虑到北京考生本身能享受比其他地方更加优质的教育环境，为了实 现机会的公平，北京大学应该更加照顾其他地方高考生才对。但是它反而更倾向于北京高考生。因此，我认为中国的绝大部分高考生在受双重的不公平。
相比于中国的高考，韩国大学入学考试更具有公平性。韩国的高考——“大学修学能力试验”是全国统一的考试。在这样的情况下也存在机会不平等的问题，因为农 村地区的教育环境不能与首尔以及大城市相提并论。为了消除地域不平等问题，韩国从1996年开始采取“农渔村特别招生”。韩国各所大学可以选拔招生数量的 4%(名额外)为农渔村地区的高考生。比如，2010年首尔大学招生数量3096名，其中95名是通过该招生制度考进去的的学生。另外，韩国从2009年 开始实行“机会均等招生”。每所高中可以将3名贫穷家庭的高考生推荐给大学。按照《国民基础生活保障法》受政府扶助的贫穷家庭的成绩优秀子女，将有机会获 得推荐机会。
韩国之所以这么关注教育机会的平等，是因为教育是社会阶级流动的最佳阶梯。而韩国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两极化的加剧，社会阶级流动机制逐渐僵化。比如，我 在韩国上初、高中的时候，也就是21世纪80年代末，家庭环境好的学生并不一定学习也好。有很多同学虽然家境贫穷，但凭借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好的大学，并 改善了自己的社会地位。但是现在，这样的情况已经不太容易出现。很多高考生的成绩取决于家庭的经济情况。2008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家庭月收入超过500 万韩元(折合人民币约3万元)的高考生平均大学修学能力试验成绩为291.1分(满分500)，而家庭月收入不到200万韩元(折合人民币约1.2万元) 的高考生平均成绩仅为257.6分。并且前者的升学率高达77.8%，而后者则仅43.1%。教育已经从社会阶级流动的阶梯变成为社会阶层固化的机制。
反之，按照今年首尔大学的招生计划，通过“农渔村特别招生”和“机会均等招生”，190名符合条件的高考生可以考进首尔大学，该比例达到招生数量的逾 6%。由于这两个招生制度比一般的招生制度更加宽松，不少城市的家长让自己的子女选择做“高考移民”——初中时去农村后，进入当地的高中且享受该制度的优 惠。可见，没有绝对完美的制度，但我觉得这两个制度一定程度上在消减“机会不平等”带来的问题。
那如何能实现中国高考的地域公平呢？在我看来，只有一个办法。实行全国统一命题、统一标准录取的真正的“统一高考”。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可能消除地域歧 视。有人会担心，这样一来可能会降低青海省等教育环境落后地区高考生的升学率。对于这些地区的高考生，大学在招生程序上可以适当地给他们优惠。当然，为了 防止“高考移民”，应该严格地挑选这些地区的高考生。
我认为，大学不是一个终点，而是真正的起跑线。但对很多中国高考生来说，他们在到达这条起跑线之前多有一个门槛。只有真正的统一高考，才会给所有高考生提供公平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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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说法】许小年：中国奉行凯恩斯主义走火入魔阅读原文

许小年著名经济学家去年下半年以来，不断增加的通胀压力促使中央银行收紧银根，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遭遇融资困难，一些企业因此而破产。我们又处于典型的宏观经济政策两难困境中：紧缩银根则经济增速下滑，失业上升...全文↓

许小年 著名经济学家
去年下半年以来，不断增加的通胀压力促使中央银行收紧银根，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遭遇融资困难，一些企业因此而破产。我们又处于典型的宏观经济政策两难困境中：紧缩银根则经济增速下滑，失业上升；不紧缩银根，则通胀抬头。在度过了最为困难的2009年和最为复杂的2010年后，我们迎来了最为纠结的2011年。
当前的通胀是过去两年货币超发的结果。2009年广义货币增长28%，GDP增长9.2%，两者相差19个百分点。2010年广义货币又增加了20%，而GDP增长10.3%，仅为货币供应增长率的一半。多发的货币迟早要体现在价格上，不是商品价格就是资产价格，或两者同时上涨。所谓输入性通胀、天气异常不过是混淆主要因素和次要因素的托辞，即使公众能够接受，通胀也不会因此而回落。
为避免出现恶性通胀，我们应下决心继续紧缩银根，更多地使用利率、汇率的价格手段，辅之以存款准备金率等数量手段，将过去几年间超发的货币收回来。毕竟超发货币带来的繁荣是暂时的，输血可救急于一时，不可能维持身体的长期健康，与其坐等滞胀的到来，不如抑制通胀于初发之时。
在传统的凯恩斯主义分析框架中，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不可兼顾：要想保增长，必须容忍通胀；要想控制物价，必须牺牲增长。这个政策上的两难导致了政府的犹豫不决，以及民众和企业对紧缩的抵触。实际上，两全之计是存在的，但必须到凯恩斯经济学之外去寻找，将研究和关注的重点从传统的需求分析转向供给，从投资、消费、出口需求转向供给仍处于短缺状态的部门。
凡价格高涨，必然是供不应求。以金融行业为例，眼下民营企业融资困难，黑市利率高达50%，甚至超过100%，说明面向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供应严重不足。不是因为银根紧了和资金缺乏，而是中间渠道不畅通。否则就不能解释，为什么国企没有资金问题，为什么各地仍在拉闸限电，为什么木材、中药材等商品的炒作依然火爆。如何将社会游资引向实体经济中的企业？放松管制，让更多的民营小型金融机构进入市场，发挥金融中介作用，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活跃地方经济，创造更多就业。我们不差钱，差的是机构和渠道，差的是金融开放。
供不应求的另一行业是房地产，房价就是供需失衡的反映，而房地产的瓶颈制约因素又是政府垄断的土地供应。我一直强调一个观点，决定当期房价的不是当期的供给和需求，而是预期的供给和需求。“18亿亩红线”已在社会上牢牢地建立了土地稀缺从而房产稀缺的预期，干预房地产的18般兵器（“国十条”和“新八条”）又大大增加了未来的不确定性，当期开发规模随着销售额的萎缩而减少，势必引起未来供应量的下降，调控政策强化而不是削弱了供应短缺的预期，增加而不是减少了房价上涨的压力。
保障房是否可以增加供给，扭转供不应求的局面？我认为可能性不大。以“大跃进”方式上马，保障房本身就问题重重。盖房的土地在哪里？资金在哪里？交通、商业、学校、医院等配套设施谁负责提供？有无足够的建筑施工能力？怎样保证施工质量？保障房建成后如何分配？市民是否愿意去住？若不研究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仅仅简单地用行政手段把指标强压给各级政府，结果一定是弄虚作假和骚扰民众。媒体已有报道，一些地方将拆迁安置房、教师和员工宿舍算作保障房，凑数完成任务，实际并未增加有效供给；在另一些地方，政府预收了几十年的房租，以筹集建设资金。做不到的事非要承诺，画饼充饥吊起了胃口，预期一旦落空，饥饿感更加强烈。
退一步讲，即使保障房顺利建成，商品房可能会因此而更加昂贵。这是因为保障房主要满足低收入阶层的住房需求，能够分流的中端和高端需求有限。由于“18亿亩红线”的硬性约束，土地供应总量是固定的，用于保障房的多了，用于商品房的必然减少。简单的算术告诉我们，保障房计划使预期商品房供应缺口扩大，会推动商品房当期价格上涨。
除了土地，对市场预期产生较大影响的就是货币政策。因加息步伐落后于通货膨胀，真实利率长期为负，通胀预期抬头，购买实物资产的需求持续旺盛。在“买比不买强”、“晚买不如早买”的心理驱使下，假证明、假离婚、个人购买转为公司购买等手法流行，严厉的行政手段也无法压制坚挺的当期需求，房价并未出现显著回落。
如果政府下决心将房地产调控进行到底，是否能够改变市场的预期？也许，但问题是调控能否进行到底？过去几次楼市调控，都因投鼠忌器，顾虑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而放弃。一旦政策松动，价格立即报复性反弹，相信这次也不会例外。与前几次不同的是，在控制通胀的总体方向下，政府似乎愿意牺牲一、两个百分点的GDP，以求房价的下降。但这次必须顾忌的“器”也不同了，地方财政可能成为新的掣肘因素。
房价的症结在于地方财政，这已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房价中约40%~60%为地价和各种费税，也就是地方财政收入，不解决地方财政问题，房价就是打不开的死结。
有人认为，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后，财权过分集中在中央政府，地方的财权和事权不对称，地方不得不另辟财源，土地财政应运而生。这个分析看上去有道理，但并不准确，地方财政赤字的主要原因是支出增长过快，特别是金融危机期间，执行拉动内需的政策，各地无不大干快上，地铁、公路、机场等基础设施投资猛增。支出超过收入，地方政府只好用卖地收入和土地抵押贷款弥补不足。请注意，用土地作为抵押，获得银行贷款，这是土地财政的重要组成部分。地价不仅影响卖地收入，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地方政府债务融资的规模。官方数字表明，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共有各类地方政府融资平台8千多个，贷款余额8万多亿，相当于中央和地方政府一年的财政预算总收入。
房地产调控令土地财政难以为继，如果将调控进行到底，资金链条首先断裂的可能是地方政府，而不是开发商，那时怎么办？如果沿着行政干预的思路走不下去了，房地产市场的希望又在哪里？
和金融业一样，要从根本上解决房地产的问题，仍然要靠改革和开放。具体而言，开放土地一级市场，增加土地供应，平抑地价和房价，彻底改变土地和房屋越来越稀缺的预期。土地的市场配置将消除土地财政，为了平衡地方预算，需要进行财税体制改革。改革的重点不在中央和地方财权的划分，而在政府职能的准确界定，以及公众对财政税收的监督。政府应弱化其经济功能和投资功能，裁减冗员，削减政府消费，将有限的税收收入集中在公共服务和民生上，民生项目包括了保障房的建设。换句话说，财政改革重在节流，而不是开源。政府的职能和开支若按现在的趋势扩张，再开辟多少财源也不够用。如果要节流，就必须强化纳税人的监督与制约。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自我约束是靠不住的。
跳出凯恩斯主义的框架，从宏观政策和行政干预转向改革开放，改革财税体制，开放垄断的和被管制的行业，开放市场，创造新的投资机会和就业机会。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并未穷尽，是僵化的体制使我们陷入当前的两难困境。坚持改革开放，我们就能够打破僵化的体制，迎来新一轮的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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