邳州市公安局人事任免:新闻话题 2011-6-10

新闻话题
【今日话题】国土规划的理性自负阅读原文

国土规划的理性自负导语：近日，中国政府网全文发布了首个全国性国土空间开发规划《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以下简称《规划》）。《规划》最核心的主线是将国土空间以按开发方式分为优化开发区域、重点开发区域、...全文↓

国土规划的理性自负
导语：近日，中国政府网全文发布了首个全国性国土空间开发规划《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以下简称《规划》）。
《规划》最核心的主线是将国土空间以按开发方式分为优化开发区域、重点开发区域、限制开发区域和禁止开发区域。
同时，以开发内容分为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不同的功能区则承担不同的社会发展目标，获得不同的激励方式和产业政策倾斜。
中央区域规划的积极意义之一，在于消解地区性规划中地方政府的强势性和GDP冲动，尤其在环境保护，水土保持意义重大。但它在经济发展中的指导意义则令人怀疑。
发改委秘书长介绍国土规划情况
2011-06-10 第 1690 期
今日话题
建构性“规划”的误区
当年的大庆油田
完善地区发展成果才是规划的意义
规划的意义在于追认和完善地区发展成果，而不是建构性的去设计发展地区和发展模式。
东北工业区曾经是中国最早也最主要的地区规划，这不是拍脑袋的决定，而是因为解放后东北有领先于全国的重工业基础，发达的铁路交通，以及邻接盟国苏联的地缘优势，东北的优先发展显得顺理成章。而中国从未规划过放弃发展东北，或者用其他地区取代东北的工业地位，但它仍然在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发展中被沿海地区代替了，可以说，规划即没有在五十年代凭空制造东北，也没能在八九十年代成功挽救东北的经济地位。
更为人熟知的地区规划例子是北京市，北京市一向注重区域规划，从90年代初开始就规划北京人口绝对不能超过1000万，但很快被突破，接着又规划不能超过1500万，又被突破，只能不断随着城市发展编制新的规划，很难说这些规划在任何多大意义上指导了北京的城市发展。
实际上，即使在中国很短的市场经济实践来看，先有发展后有规划，也是常见和普遍的状态，从八十年代的长三角产业集群，到最近的成都城乡一体化试验区，几乎都是本地先动起来，然后请求中央在规划中进行承认。
规划并非前瞻和主导
据称，《规划》以全局的高度来指导中国各地区可持续发展和功能相互配合之道——这听起来很新鲜，其实发改委的前身，国家计划委员会，就是专门干这个活的。
需要指出的是，《规划》似乎“太强调生产区位，而忽略了未来交往对地区的革新”。中国香港如果在1950年代，会被定义为贸易区，但是贸易过程中积累的规则感，则最终让香港变成了信用可嘉的金融中心。而美国波士顿过去也是港口，但现在却成为高科技中心。底特律若是被定义为“装备业和汽车中心”，那么在全球化的竞争中它被“去中心”了。不是定义什么就应当是什么，在全球化格局中，资本、技术和贸易的需求让其最终变成什么，而且过程会有一定的随机性。
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发展最为迅猛的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其发展更能证明并非规划的产物，而与张五常说的“县际竞争”，从下往上的发展冲动有关。
更要防止规划打压地区发展权利
问题是，难道优先发展和重点发展的地区，就不需要城市与环境和谐发展？
2007年6月成都被批准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2009年5月国务院正式批复《成都市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在国家层面上赋予成都先行先试的权利。问题是，既然成都市可以进行城乡统筹发展实验，为什么贵阳市不可以，拉萨市可不可以?
此外，按照规划内容，限制开发区必须降低开发的强度，但允许适度发展一些环境友好的产业项目，禁止开发区不允许搞工业项目，而以生态涵养和保护为重点。那么，如果同样排污水平的企业，在浙江可以办，而在西藏不能办，则规划就成为一种地域歧视政策。难道浙江就可以污染，而西藏不行？或者不会对浙江造成环境污染的企业，却要对西藏造成污染？
地方政府配合这个规划的可能性也令人怀疑，如果规划产生打压本地经济发展的副作用，未必有人愿意坐等发达地区转移支付的“施舍”。
耕地需要用国土规划保护吗?
“18亿亩红线”
节约用地是城市化的自然结果
人们认为，如果没有一个合理的跨区域的整体规划，那么城市化就会不断的侵占土地，这是长期以来，人们呼吁对耕地保护设置一个全国性规划的重要理由。
但是，城市土地价值来源于人群聚集，没有人群聚集就没有城市土地价值，而一旦人群聚集起来，就会节约土地。中国的城市人均建设用地（国土资源部06年数字）是133平米，远高于80至90平米的国际水平，但据2006年开始的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的数据，农村人均用地为185平米，也就是说城市化反而可以人均节约52平方米土地。
耕地失守不是因为无规划，而是因为规划太多
我们城市人均占地面积133平方米，大大高于发达国家的80多平米的平均水平，也远远高于城市人均用地的国际平均水平。然而，这并不是因为中国人住了大房子，或者享受了更多的公共设施，中国的城市人均居住面积和公共设施面积反而低于国际平均水平，城市的人均占地面积高，高就高在政府的规划当中。归根结底，作为地方政府来讲，将耕地作为农业用地，和作为城市用地，带来的收益有天渊之别，这是城市进行粗放型扩张的内在动力。而各种区域规划，产业规划，则为这种扩张制造了最好的理由，形成遍地开发区，处处产业园的局面。
发展本不是“规划”出来的
“二元社会”
规划的产生，来自计划经济思维的抬头
国土开发规划的产生，一开始就有强烈的计划经济色彩，它始于上世纪二十年代，当时随着苏联新经济政策创造的所谓“经济奇迹”，计划经济的思维开始流行，传统的市场经济国家纷纷开始亲睐中央计划的发展方式，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德国，英国都先后制订了“国土开发规划”和类似的区域发展战略。
对这类规划的成果，持不同观念的人有不同的评价，不过在六七十年代市场经济观念回潮以后，各国的发展规划都开始弱化则是不争的事实。
规划大国的经验和教训
日本不仅有人们熟知的产业规划和足球规划，其国土规划以呈现出市场经济国家少有的坚决和明确，但其规划成果也比其他国家更加难以评价。1962年和1969年，日本政府分别制定了第一个和第二个《全国综合开发规划》，（简称“一全综”和“二全综”）。由于“二全综”在实际上人为制造了土地紧张和地价暴涨，1971年，国家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开始要求修改“二全综”，同时修改《国土综合开发规划法》。到了“四全综”时期，则提出要形成“多极分散型国土结构”，通过疏散工业、政府和公共设施等途径纠正向东京一极集中的现象，等于又颠覆了“二全综”和“三全综”的集中发展模式。在后来的“五全综”当中又进一步提出形成“多轴型”国土结构，具体包括西日本国土轴、东北国土轴、日本海国土轴和太平洋新国土轴。在这些前后抵触的规划当中，由国家和地方政府主导投资的模式，也逐渐过渡到鼓励多元化的主体开发，政府指导性的一步步弱化。
经济发展靠人，而人无法“规划”
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间，成千上万的美国人从“铁锈地带”（指从前繁盛现在衰落的一些发达国家地区）搬到“阳光地带”，从城市搬向郊区。圣克拉拉谷以良好的气候和户外活动条件，成为了很多美国人的迁居目的地，很多的田野都被建成了房屋，高速公路，还有办公公园——这为硅谷的发展提供至关重要的人才资源，而这一切并非来自政府的规划和指导。
能不能有样学样，再规划出一个硅谷？陕西，绵阳，深圳，天津，广州，钱江，上海，武汉、大连、长春、合肥等地都曾提出了建设中国硅谷，西部硅谷或是光谷的计划。但不仅中国政府做不到复制硅谷，连美国政府也做不到，从国家计划和政府投入看，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所在的128公路沿线地区，曾经是美国政府大为看好的地方，从二战时期就得到比硅谷更多的支持，但是128公路沿线地区并没有成为高科技的摇篮，远远无法和硅谷相比。
归根结底，人才是经济发展的最重要资源，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个资源是用政府的规划难以配置的，以中国的户籍之严苛，尚不能将人们限制在自己的户籍所在地，而人力资源自由流动的国家，政府的发展规划能起到的作用更是值得怀疑。今天的高端人才更是比以前更加地不受束缚，他们选择在世界各个地方来来去去，希望在对的地方找到对的工作。根据加州大学伯利克利分院的研究人员安娜.李.尼安的研究表明，今天，硅谷的公司超过一半是由那些在国外出生的企业家创办的。
结语：与其用计划思维规划未来，不如尊重地区发展的权利，给予人民迁徙的自由和土地的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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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头条】丁金坤：药家鑫的尸体权属于谁阅读原文

丁金坤律师 2011年6月7日，药家鑫被执行死刑。其父药庆卫在新浪微博发消息：“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是不是也包括尸体？”、“我们在家等待去认尸体，谁知法院不让看尸体，让我们等着领骨灰，我给孩子说过不捐献...全文↓

丁金坤 律师2011年6月7日，药家鑫被执行死刑。其父药庆卫在新浪微博发消息：“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是不是也包括尸体？”、“我们在家等待去认尸体，谁知法院不让看尸体，让我们等着领骨灰，我给孩子说过不捐献任何器官”。刑法、刑事诉讼法对死刑犯的尸体归属尚无规定，司法实践中尸体由国家处理。
在民事领域的交通事故、故意伤害以及意外事件等纠纷中，对尸体的处理也是个棘手问题，处理的不好很容易激化矛盾。因为尸体既是重要证据，也是家属感情寄托所在，还牵涉到殡葬管理。
目前法律对尸体权属没有规定。谁有权处分尸体？尸体是否《物权法》所调整的物？这些都是空白。刑事诉讼法规定，为了侦查需要，警方有权进行尸检，通知家属在场即可，但对于尸检以后尸体的处理，并未规定。而尸检涉及到尸体的合理保存期，因为尸检可能多次。
有法律的按照法律，没有法律的按照习惯。按习惯，尸体由近亲属处理。然由哪些近亲属来处理？习惯也模糊不明。实践中经常出现僵局，如部分近亲属同意处分，部分不同意，没法解决问题。法律的作用是定纷止争，对尸体的权属应予确定，并界定近亲属的范围，规定尸体的合理保存期。
未来《亲属法》立法时，可考虑如下设计：在不违背善良风俗的情况下，对尸体的处分应尊重死者的遗愿。没有遗愿的，尸体的处分权归死者近亲属。第一顺序近亲属是指配偶、父母、子女，第二顺序近亲属是指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有第一顺序近亲属的，第二顺序的近亲属无处分权。处分尸体须经全部近亲属同意。近亲属有不同意的，尸体可以保存30天，再根据近亲属的多数意见执行。还是没有形成多数意见的，可以继续保存30天，60天以后无论是否达成多数意见必须火化殡葬，但司法机关依法要求保留的除外。在《亲属法》立法之前，国务院或民政部可以行政法规、规章予以调整。
死刑犯的尸体归属
药家鑫案引起的一个思考是，死刑犯的尸体属于谁？尸体是否《物权法》上的物？这些法律都是空白。法律没有规定的，按照习惯办。国人的风俗，尸体由近亲属处理，在亲人举行祭祀仪式后，予以火化或者入土为安。尸体由近亲属处理的另一原因是，能保护尸体的完整性，如果由其他人处理，则尸体器官或不安全。因此，尸体权是一项重要的民事权利。
民法没有规定尸体权属，刑法、刑诉法也没有规定尸体处理，最高法院贯彻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第348条规定：“通知罪犯家属在限期内领取罪犯尸体；有火化条件的，通知领取骨灰。过期不领取的，由人民法院通知有关单位处理。对于死刑罪犯的尸体或者骨灰的处理情况，应当记录在卷；”但该条司法解释无论在法律上，还是情理上，都值得商榷。
其一、司法解释是解释法律已规定的条文，而法律对尸体归属没有规定，解释无从谈起，因此该解释实际是赋权，即赋予国家处理尸体权。其二、该解释虽然规定尸体交还家属，但事实上因火化条件已经很成熟，家属只能领取骨灰，见不到尸体，这样会引起两个问题，一是亲人无法告别，二是亲人怀疑器官是否完整。所以，应当规定家属可以见死者的尸体，并在家属的目视下火化，比较妥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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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黄小鹏：中国式婚姻害了全世界吗阅读原文

黄小鹏财经评论员近日，西班牙《世界报》发表一篇文章说，中国人的传统习俗是结婚要以拥有住房为前提，然而房子太贵的现实迫使很多人大幅度削减开支、控制消费以增加存款。这种节制消费的行为导致全球经济总需求不...全文↓

黄小鹏 财经评论员
近日，西班牙《世界报》发表一篇文章说，中国人的传统习俗是结婚要以拥有住房为前提，然而房子太贵的现实迫使很多人大幅度削减开支、控制消费以增加存款。这种节制消费的行为导致全球经济总需求不振，抑制了全球经济。
这一推理，从表面上看似乎很有道理。毕竟我们处于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一国居民的消费和储蓄行为不仅对本国经济造成直接而深刻的影响，而且会传导到外部，导致全球范围内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初一看，任何人都难以拒绝这篇文章的结论，但在仔细分析相关数据之后，却发现这篇文章更像一篇大而无当的“小说家言”。
中国人的储蓄率之高是毋庸讳言的。2003年到2009年，中国的整体储蓄率最低也有38.6%，最高则达到了52%，初一看确实十分吓人，与美国社会为负数的净储蓄率相比，更是让人觉得有些恐怖。
但是，简单地将储蓄率数据进行对比很容易忽视一个更重要的事实，那就是中国的投资率也高得吓人。2003年到2009年，投资率最低的年份也有36.5%，最高的年份高达47.7%。从全球范围来看，储蓄永远与投资相等，储蓄大于投资的经济体产生顺差，相应进行储蓄输出，储蓄小于投资的经济体则产生逆差，对应着资本净流入。中国人的储蓄率虽然在世界上首屈一指，但与此同时，国内的投资率也相当高，绝大部分储蓄消耗于国内的投资之中。储蓄减去投资后的余额，即净储蓄率2003年到2009年之间最高值为GDP的8.8%，最低值仅为2.2%。这似乎是一个比较高的比例，但考虑到中国GDP占全球GDP比重只不过8%左右，其产生的后果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严重。从绝对数上看，中国每年的净储蓄只不过2000亿-3000亿美元。2009年美国一国的GDP总量就达到14.3万亿美元，其中消费总量高达10.7万亿美元，2000亿-3000亿美元的净储蓄与十万亿级的消费总量相比，实在是一个很小的数字。
顺便提一句，割裂地看待储蓄和投资，是经济分析中经常容易犯的错误之一。有时人们只看到储蓄过高的一面，有时又只看到投资过高的一面。比如2004年的时候，就有很多人以中国投资率太高而断言经济危机即将发生，其理由就是当时中国的投资率已经大大超过了1997年金融危机之前东南亚各国的水平。然而持此观点的人，忽视了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存在一项根本不同：中国是一个高储蓄国家，而东南亚诸国(还有危机屡发的拉美诸国)国内储蓄明显不足，高投资主要靠外资流入，而外资流入的方式又往往采取证券、借贷等短期资本的形式，故而形势一逆转，汇率急转之下，原来支持高投资的外部资金一撤离，投资便支撑不住了。相反，中国是发展中经济体中不多的资本过剩国，国内高投资以高储蓄来支撑有余，何以能仅凭投资率超过东南亚这一点就断言中国即将发生危机呢？
言归正传。笔者认为，当前全球经济的不平衡，症结并不在于中国某一年度净储蓄率过高，而在于这种储蓄的持续时间过长，也在于中国的储蓄吸纳过于集中于美国。从动态角度看，正是由于中国的净储蓄和美国负净储蓄同时持续地积累，才使用全球失衡成为一个各方高度关切的问题。所以说，制定一个贸易顺差(比如4%)的目标，对于中国来说是可取的。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年度的净储蓄或负储蓄都不可怕，只有长时间单向地维持净储蓄或负净储蓄才值得重视。
即便我们认为中国的净储蓄是一个问题，《世界报》的文章在寻找中国高储蓄的原因时仍然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事实上，中国持续产生净储蓄与青年人为买房而省吃俭用之间并不具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就实质原因而言，导致今天中国人的高储蓄率的原因可能主要是人口结构和社会保障不足。中国人口结构相对许多发达经济体更为年轻，中国正在享受着人口红利，正是这种人口红利导致了中国的高储蓄率(人口红利经济被媒体单纯地解读为劳动力充分供给和低工资这两项，却忽视了人口红利概念中另一个同等重要甚至更重要的含义，即人口结构优势导致的低抚养比率和高储蓄率)。
根据生命周期假设，一个人一生中不同阶段会出现正储蓄(工作阶段)或负储蓄(幼年、求学和退休之后)，但在整个生命期限内，收入和消费必相等，总储蓄为零。这样，一个低抚养比率的国家，其储蓄率必定要高于高抚养比率的国家。因为计划生育导致抚养晚辈人口少而独生子女又尚未普遍进入抚养长辈的阶段，中国目前处于低抚养比率阶段，这是中国人储蓄率高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社会保障不足、安全感缺乏是高储蓄的另一个重要原因，遗产动机又放大了这一因素的影响。生命周期假设有一个前提是没有遗产动机，这一假设很可能不符合中国的现实。在中国，父母往往有给子女留下遗产的强烈动机。在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一个人很难精确地做到终生的收入与消费完全一致，产生遗产的可能性更大。这样，储蓄率就更高了。
不论从哪个角度看，为了买房而进行的节俭都不构成高储蓄的原因。一个人为了买房会进行若干年的高比例储蓄，但这种潜在需求当期就造成了住房投资的兴旺，所以，其储蓄可视为当期转化为投资，这里面不会产生什么净储蓄，自然也就不会抑制全球经济了。一旦买房之后，他的消费更是急剧上升，因为房价越高，虚拟租金相应也会更高，消费占比也就越高。中国住房消费数据准确度太低(未包括虚拟租金)很可能导致了中国宏观统计中的消费比重大幅度地低估了。另外，由于数据的不完整，有多少人正在为买房储蓄，又有多少人正在进行住房消费也不得而知，不过单凭观察，后者占到大多数。
如果说中国人的储蓄抑制了全球消费和全球经济存在一定的夸张成分，那么，将高储蓄归因于“要结婚先买房”的中国式习俗就完全没有依据，它更像是天马行空的娱乐新闻。这种新闻的产生，背后可能更多地反映出中国在经济体量日益扩张、房价泡沫离奇膨胀之后，外部世界对之产生的好奇、期待和焦虑的复杂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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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之忧】社论：让公众看到一个不害人的哈药阅读原文

原题：吝惜环保投入的哈药是无原则娇惯的恶果哈药集团制药总厂顶着全国医药“百强企业”的桂冠，但在环保部门眼中又是一个“污染惯犯”。长期以来，哈药总厂明目张胆水陆空立体乱排乱放，对周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全文↓

原题：吝惜环保投入的哈药是无原则娇惯的恶果
哈药集团制药总厂顶着全国医药“百强企业”的桂冠，但在环保部门眼中又是一个“污染惯犯”。长期以来，哈药总厂明目张胆水陆空立体乱排乱放，对周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周边民众怨声载道投诉不断，却无法改变哈药总厂一边烧钱式营销一边吝于环保投入的现状。在近日舆论的普遍指责之下，哈药总厂声称为解决污染问题只有选择搬迁，但因为投资巨大希望政府给予“各方面政策支持”。
因为黄金时段里铺天盖地的广告轰炸，很多人记住了哈药，也记住了哈药宣称的“做良心人，制精品药，追求人类健康”的企业理念。在医药营销领域，哈药以其年投放广告4亿多元的大手笔创造了经典案例，并以丰厚的回报成为一个当之无愧的成功者。但在光鲜的大幕揭开之后，人们看到的却是另一个哈药。面对周边居民的多年投诉，哈药可以置若罔闻，面对环保部门的整改要求，哈药可以一再敷衍，甚至面对连续几年民意代表的联名提案，哈药也可以无动于衷。一个对人类的生存环境全无爱惜之心、对公众的环保诉求全无敬畏之意的企业，却又以“良心”相标榜，宛如黑色幽默。
砸广告的时候不惜重金，花钱治理污染的时候偏斤斤计较，于追求利润为第一的企业而言这自然是个顺理成章的选择。这一选择会结出什么样的恶果，所有人都心知肚明。环保部已经得出的结论很清楚，“哈药环保投入不足应对污染事件负责”。明明知道自己的选择会损害其他人群，却乐此不疲，人们通常认为这是企业“社会责任意识”不高的体现，其实不然。希望企业合法生产和经营的同时为社会多做点什么，这是履行社会责任，企业不得为了赚钱而不择手段地伤害他人，这难道不是法治社会里的底线要求？
虽然哈药污染事件本轮猛烈发酵，以致环保部官员说出了“该停的停，该减的减，该治的治，该罚的罚，下一步达不到整改标准，将加大处罚力度”的狠话，但从哈药希望政府给予“各方面支持”的表态里，依稀可以窥出，这个“污染惯犯”其实还在观望之中。
众人眼里的雷霆风暴，但在哈药这儿估计就是一点毛毛雨，其闲庭信步的底气从何而来？答案并不难猜，环保压力只可能源自政府和公众，而哈药一旦自认为已经吃定了两头，又有何必要惊慌失措呢？
哈药自以为吃定政府和公众的判断，建立在自己的经验基础之上。如果公众的愤怒真有力量，如果政府真能下定决心，又何至于多年来对哈药的明目张胆立体排污无可奈何？据报道，哈药2010年营业收入180亿元，5年上缴70亿元税金，数字决定着GDP，还牵连着就业，政府投鼠忌器的窘境，哈药早就了然于心。当政府的角色定位出现偏差，把企业创造的GDP作为心头最爱的时候，实际意味着企业可以反过来拿GDP来“绑架”和“要挟”政府，这样的定理发生作用并不自今日始。更何况，仍然是在松花江流域，亚洲最赚钱的公司中石油造成的污染，其治理多由国家即纳税人买单的事实，对陷入环保风暴的哈药会产生什么样的心理暗示不是不言而喻吗？
无原则的呵护和娇惯，固然可以让一个企业获得先天优势并迅速成长，但这个成长的过程必然是畸形的，其结果则可能是谁都不愿乐见的“反噬”，反噬公众反噬社会，因为在无原则的呵护和娇惯中，很难输入“守法”、“责任”等因子。近年来，类似的教训可以说太深刻了。
媒体报道，因为污染事件的影响，哈药的股价大跌。这应该视为来自公众的一个警告：不要总以为我们只有空洞的愤怒，始终缺乏制衡的力量。当然，这种制衡相对于强势的企业而言，毕竟还是过于弱小，仍然只能期待法律在本该发力处显示威力，期待法律和公众力量汇合，形成对不良企业施压的万钧之势。
为彻底根治污染，哈药是选择搬迁还是革新工艺是其内部事务，但所有选择只能有一个结果：让公众看到一个不害人的哈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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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治理】刘洪波：别了，“听证表演”阅读原文

刘洪波媒体人广东东莞市民拒绝参加“听证表演”，表明民众开始“觉悟”了。但作为公民、居民或者市民，还应该进取一些，主张民生权利，更改听证规则。 “听证表演”，终于没有老百姓陪着玩儿了，虽然这只是“个别...全文↓

刘洪波 媒体人
广东东莞市民拒绝参加“听证表演”，表明民众开始“觉悟”了。但作为公民、居民或者市民，还应该进取一些，主张民生权利，更改听证规则。
“听证表演”，终于没有老百姓陪着玩儿了，虽然这只是“个别地方”。
广东东莞要涨水价，征集听证会参加人，规定时间内无一人报名。有参加过听证会的居民表示，那是“哄老百姓的摆设”。市消委会秘书长说，“这只是说明消费者非常不成熟，民主素质有待提高”。
报道可见，去年12月1日，东莞已经涨了一回水价。今年3月，物价局又称有些镇每吨水到户价格比别的镇高0.7-0.8元，需要“理顺”，听证会后每吨将上涨0.2元。
上回涨价，自然是演过一回听证会的，有没有用呢？参加过的人说了：出席者大多内定，而且座位都在前面，而反对的人数极少，且全坐在最末尾。就是这样，水价才涨几个月，不又要来“理顺”了么？
你要涨水价，消费者都不再说个“不”字了，还“不成熟”，难道要拉个横幅叫支持、点个鞭炮喊拥护，才算“成熟”吗？“民主素质”，什么意思呢？陪着演听证会就是有“民主素质”，不陪着演就没有“民主素质”？民主不是演戏。
价格听证会，并非一个表决机制，而只是“倾听民意”。纵是如此，应是比不倾听民意为好。
然而，这些年来，价格听证会已经连民意也难得见到了。不少地方都传出操纵听证会的丑闻，包括参会资格分配不平衡、内定消费者代表、假冒普通人身份、限制反对方发言等，现在我们又知道，就连代表座次都有安排。
哪怕就在听证会还能够听到民意的时候，有哪个地方的价格定夺取用了民意呢？即便那时，听证会不过是“涨价说明会”而已。而渐渐地，听证会甚至连倾听民意的功能也不再具备，而成为伪造民意的一个现场，“涨价说明会”进而变成“涨价预告会”。
凡是需要召开价格听证会的那些生活必需品，都具有公共品的性质。我一直认为，人们出席听证会，身份不是作为消费者，而是作为一个公民、居民或者市民；不是去参与消费活动，而是参与公共事务。
然而，我们看到的价格听证会，出席者大多变成了消费者与企业，地方政府部门貌似居中而实则帮助垄断企业涨价。参与讨论民生问题的居民，不仅简化并弱化为购买产品的消费者，而且连真实的声音也无法出现，甚至真实的身份还被冒用。
居民不参加这样的游戏，无视这个“摆设”，表明人们开始觉悟了。作为公民、居民或者市民，人们还应该进取一些，主张民生权利，更改听证规则。但不再配合听证表演，好过“成熟”地扮演被卖还帮人数钱的角色，并由此得到“有民主素质”的赞扬。
其实，听证会的目的在“倾听民意”，“规定时间内无一人报名”正是一种民意表达。有关部门如不能听懂这民意并改进之，那听证会确实不开也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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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视角】时代周刊：为什么我们害怕崛起的中国阅读原文

美国《时代》周刊网站6月7日发表题为《为什么我们害怕崛起的中国？》文章，以下为主要内容：显然中国的崛起整体而言对全球经济是有益的。中国13亿人获得新的财富，意味着多了13亿可以从世界其他国家购物的人...全文↓

美国《时代》周刊网站6月7日发表题为《为什么我们害怕崛起的中国？》文章，以下为主要内容：
显然中国的崛起整体而言对全球经济是有益的。中国13亿人获得新的财富，意味着多了13亿可以从世界其他国家购物的人，为美国实验室和日本工业区乃至巴西的矿井创造就业。不再完全依赖于美国消费者的全球经济可能会更加稳定和繁荣。
但几乎没有人是这么看待中国的。许多人根本不承认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积极作用。相反，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在中国所带来的竞争或是许多人认为中国“偷走”的就业机会。不过即便是那些意识到、甚至直接受益于中国发展的人，也无法不对中国的发展感到不安。但为什么会这样？我们为什么会这样担心崛起的中国，却不担心崛起的印度？或者说，为什么一个经济强大的中国比一个更强大的欧洲更难以让人接受？
许多人对于中国崛起的矛盾情绪，正是我最近在《时代》周刊撰写的关注澳大利亚与这个“中央帝国”关系的文章的主题。澳大利亚正在发生的事情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对于未来的启示。而对于我来说，在澳大利亚进行报道让我思考为何我们这么多人——不光在西方，在亚洲也是如此——对于中国成为超级大国这件事如此忧虑。
世界上没有几个国家从中国迅速的经济增长中获得多于澳大利亚在经济发展方面获得的好处。由中国需求——尤其是对原材料的需求——猛增而带来的出口繁荣是澳大利亚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得以避免衰退的重要原因，甚至可能是决定性因素。对华贸易还刺激了投资和就业。但与此同时，澳大利亚人对于他们和中国关系的发展开始感到不安。他们担心经济增长太过依赖中国。他们担心中国会利用其经济影响力对澳大利亚施加政治压力，担心有利于他们钱包的那些事情会从政治上和战略上对国家造成伤害，而且中国越强大，潜在的危险就越大。
中国经济模式挑战西方
美国人对于中国人持有如此之多的美国债券深感不安。日本持有的美国债券与中国差不多，但似乎并没有让任何人感到不安。当然，30年前可能会有人不安。许多人今天对中国的反应和上世纪80年代对日本的反应非常类似，当时日本对西方来说是新兴的经济挑战者。近年来，美国人对中国试图收购优尼科石油公司感到不安；20多年前，美国人对日本收购洛克菲勒中心感到不安。为什么？在美国对索尼收购好莱坞哥伦比亚影片公司作出过于情绪化的反应之后，索尼创始人盛田昭夫指出，出生于澳大利亚的鲁珀特·默多克此前收购了二十世纪福克斯，却没有遭遇这种波折。盛田昭夫指山，其中的原因就是种族偏见。
这或许也是今天中国面临的部分情况。但问题远比这复杂得多。在西方，欧洲人和美国人统治了世界舞台长达几个世纪，以至于其他人对全球霸权的宝座提出要求会让他们感到不适。当年美国人对日本所担忧的就是日本人是全球经济中的竞争者，而非合作者。他们担心日本试图削弱美国的统治地位，至少是在商业领域。此外，日本还依靠一个对美国的自由市场和自由企业理念形成挑战的经济体制获得了成功。对于许多人来说，日本崛起的背后似乎有着某种危险——一个具有竞争性和陌生的经济、企业和文化体系，产生了优于西方的结果，并且似乎只关心自己的利益。来自日本的挑战不仅是经济上的，还是意识形态上的。
今天许多人对于中国的担忧十分类似。中国也采用了竞争性的经济模式——“国家资本主义”——挑战西方的经济思想。在许多方面，中国还表现出一种重商主义的姿态，让人觉得它几乎不关心其他任何人。中国保持着对货币的控制，这样其出口就能够战胜其他国家，它还随时随地尽可能地为自己攫取自然资源。最糟糕的是，中国经济增长背后的政治意识形态与西方关于民主和人权的理念截然相反。中国不仅在世界市场上与美国竞争，还提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经济和政治体系。中国正依靠美国人所鄙弃的理念取得成功。
中国挑战政治军事框架
许多人对中国的担忧还不止于此。没有人认为日本会对西方构成军事威胁甚至成为世界外交影响力的挑战者。日本想成为第一，但只是在世界经济中的角色。此外，日本还是全球性组织机构的一部分——它是七国集团成员，同时是立场清晰的美国军事盟友。中国则完全不是这样。中国正利用其经济影响力越来越多地提出由美国领导的政治经济体系的替代品。北京方面经常抱怨美元的主要地位并希望自己的货币扮演更加重要的国际角色。中国的外交官们试图在非洲和拉美扩展中国的政治影响力，同时支持那些显然与美国利益相敌对的国家。同时中国也正在成为更加强大的军事国家，这让其邻居们——其中许多都有过与中国冲突的历史(韩国、越南、日本)——极为紧张。中国的GDP每增长lO%，其政府就会在其武装部队上花费更多的钱。
换言之，中国挑战的似乎不仅是当今的经济正统和秩序，还有世界的政治和军事框架。中国不满足于把更多的电视机卖到世界上。中国人希望对世界有更大的控制力，他们希望利用自己的经济影响力来实现这一点。
事实上我们只是在猜想中国作为一个超级大国会怎么做。由于中国现在还是一个相对贫穷的国家，我们有理由认为，在其发展的现阶段，中国领导人应该会专注于对中国有利的事情。随着中国变得更加富有，他们的视野会不会更加宽广？我们不得而知。
当美国取代衰落的不列颠帝国成为全球领导者的时候，全世界很清楚会发生什么——总体而言，美国会继续坚持自由企业和民主的理念。现在，一个同样重大的转变正在发生——东方的崛起——但人们不知道这对于世界文明的发展方向意味着什么。或许这是我们最担心的。一个正发生根本性改变的世界的不确定性。(作者迈克尔·舒县)
(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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