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伟图片:新闻话题 2011-6-13

新闻话题
【今日话题】“我行贿了”为何在印度成功阅读原文

"我行贿了"为何在印度成功导语：随着媒体报道，印度网站“我行贿了”（ipaidabribe）在中国网络上迅速蹿红，该网站搜集各种行贿故事，希望通过现代科技的力量，来抑制国内的腐败，目前这家网站不仅...全文↓

"我行贿了"为何在印度成功
导语：
随着媒体报道，印度网站“我行贿了”（ipaidabribe）在中国网络上迅速蹿红，该网站搜集各种行贿故事，希望通过现代科技的力量，来抑制国内的腐败，目前这家网站不仅赢得了口碑，甚至有官员声称“想利用这个网站来清洗（清理）我的部门”。
短短几天之内，国内也已经出现了“我行贿了”，“我行贿啦”，“他受贿了”等效仿的克隆网站，并吸引到许多网友揭露自己行贿内幕。不过，中国的“我行贿了”网站，大概很难像它们的印度原型一样成功。
印度“我行贿了”网站引发国人模仿
2011-06-13 第 1670 期
今日话题
“腐败是印度的生活方式”
印度腐败严重
腐败深入到印度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印度与中国同属腐败现象比较严重的国家，在“透明国际”公布的2010年全球国家清廉指数排名中，中国得分3.6，排在第78位，印度则排在第87位。美国非盈利机构“追踪国际”(Trace International)总裁、反腐专家亚历桑德拉·瑞吉(Alexandra Wrage)女士曾将印度的腐败模式形容为“金字塔型”：“其主体是在基层易手的大量小额钱款，较高级别的政府官员则对受贿持反感态度”，瑞吉在接受《华尔街日报》的采访时说，“尽管并非全部，但一些官员在官僚体系中攀升时会脱离腐败。”与瑞吉观点相类似的是，“透明国际”早在2005年的一份调查报告《印度腐败研究2005——改善治理》中指出，印度的公安、法院、土地管理、市政服务、公立医院、农业小额贷款等公共服务部门，存在大量“小腐败”(petty corruption)问题。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在这个国家，从前行贿只是为了能做错事，而现在即便是为了做正确的事，人们也要破财”——亚洲论坛网站曾经如此调侃印度的腐败，这是“我行贿了”网站的存在土壤。”
因此，印度网站更关注日常生活中的不正之风
看着“我行贿了”上面的反腐留言，我们可能会发笑或纳闷。不仅贿款额显示穷酸无比，行贿对象的身份也莫名其妙。“维修水管要行贿”，在我们这里，这是给民工挣钱机会呢。考驾照环节竟然是人们最为诟病的腐败高发地，而所谓行贿不过给人家区区一盒烟钱。有的印度医生会向病人索要3000-5000卢比辛苦费——我们这里看病自己给钱、交完天价医疗费还得拿几千人民币的红包给医生呢。
“我们也要为此（腐败）负责，我们也曾行过贿，否则你根本不能办成任何事。”印度“我行贿了”的创办人斯瓦提觉得，腐败太多，印度民众也有责任。民众的不自觉助长了坏风气。因此，斯瓦提的团队称，他们创办这一网站，是想考察一下印度的腐败到底有多严重，是什么规模。最终的目的是希望通过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行贿故事，让人们体会到腐败的代价，形成规模和声势之后，希望能推动政府改进办事流程，同时遏制腐败问题发生的根源。
印度为何如此腐败
中国的腐败与印度不完全相同
民主治不了事务官的腐败
民主制虽能有效约束“当权者”，对“办事者”却没有直接约束力。对于“办事者”即构成文官系统中重要成分的职业化事务官员而言，他们并不对选民负责，也不受多党体制中政务官更迭去就的影响，其公众形象与“交椅”之间并无直接联系。如果说民主政体与专制政体在政务官行为约束机制差异很大，那么这两种政体在事务官行为约束机制上的差异却是较为模糊的。民主制对事务官的廉洁与否也就难以产生直接影响。
因此，印度少有高级官员的上千万甚至上亿的腐败大案，却充斥着“县官不如现管”这种雁过拔毛式的“事务官腐败”。
“转轨”给事务官带来大量腐败机会
印度独立后，虽然在政治上学西方，在经济上却是学了苏联，大搞国营经济。后来在国有制向市场化“转轨”的过程中，由于双轨并行产生的牟利机会，由于各种事务性法规新旧交替的间隙，也由于市场化带来的世俗化和旧式理想主义道德自律机制的弱化，事务官的腐败问题常常比较严重。
“我行贿了”针对印度式腐败
腐败
印度式腐败是“社会性腐败”
社会性的腐败，它是一种制度——文化——阶段的腐败综合症，其最大特点就是腐败现象已从某些寄生阶层蔓延至全社会，甚至已经生活化、价值化了。腐败者这时已不是力图掩饰其腐败，而是可以以腐败相夸耀相标榜；拒绝腐败者这时已经引不起公众敬仰，甚至引不起公众同情，而成为公众讥笑与轻视的对象。印度的“事务官的腐败”就是这种“社会性腐败”。
“社会性腐败”的治理需要价值觉醒和制度保障
这种“社会性腐败”的治理，首先需要公众的价值觉醒，也就是“腐败太多，印度民众也有责任”这样的价值上的是非分明，以及“我行贿了”创办与参与带来的彰显价值的行动。一言以蔽之，治理“社会性腐败”，需要“高调”的自我改造而不是“低调”的坐享其成。当然，这样的“高调”还得有民主制的保障（让民众说话和活动）和呼应（政务官在民主监督下治理腐败的压力）——“我行贿了”在印度有效，还因为有很多官员意识到，“如果再行贿，那就不仅仅是行贿者和受贿者之间的事情了，这种丑事会走出办公室，甚至传遍全世界”。当印度卡纳塔克邦交通部部长巴哈斯科尔·拉奥得知，该邦交通部经常在“我行贿了”网上被网友举报后，他决定亲自邀请网站的团队来座谈，他当着所有职员的面，展示网友的留言，这名部长还声称：“我想利用这个网站来清洗我的部门。如果我只是一个人在做这些事，我可能会遇到很严酷的局面……但是网站证据确凿，这无疑为我的部门改革提供了支持。”目前，已经有20名官员受到警告处分。不仅如此，拉奥管辖的交通部还推出一些新的技术手段，防止受贿现象发生，比如，考驾照是人们最为诟病的腐败高发地，今年他们就建立了世界首家全自动驾照中心。
在中国能否复制
显然，由于中国的腐败和印度的性质不完全相同，所以“我行贿了”的成功在中国不容易复制。在微博上有人转发中国的这些网站地址，理由就是想看看网站什么时候会被关闭或屏蔽。网友持类似悲观态度并非全无道理。实际上，如今并不缺乏反腐渠道，可在现实中，发帖被删除、上访被遣返、举报被跨省的现象并不少见。类似网站最大的风险是以造谣诽谤、传播不实信息的罪名被关闭，网站管理者不是公检法，更不是记者，不可能对每一条信息都调查落实，网站上难免有不实之言，以造谣或传谣追究的话，不仅网站命运岌岌可危，创办者也有巨大风险。在这背景下，这些反腐网站能够走多远，也让人担忧。
结语：解决不了大的腐败，不等于可以漠视身边的小腐败，诸如读驾校要请教练吃饭，家长要给教师送礼，做手术要给医生发红包，印度人觉得不高兴，其实我们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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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头条】秋风：中国式结婚毁灭爱情 最终将摧毁文明阅读原文

秋风知名学者 6月4日，西班牙《世界报》刊文《遏制全球经济的爱情》，讨论了中国人的婚姻观念与全球经济的关系。按照中国传统，单身男子要想结婚就必须是自己房子的主人，而在今天，买房子需要一大笔钱。这就迫使...全文↓

秋风 知名学者
6月4日，西班牙《世界报》刊文《遏制全球经济的爱情》，讨论了中国人的婚姻观念与全球经济的关系。按照中国传统，单身男子要想结婚就必须是自己房子的主人，而在今天，买房子需要一大笔钱。这就迫使很多人大幅度削减消费开支，而拼命存款。而中国是全世界最有潜力的市场，如果这个市场上的消费被抑制，全球经济就会停滞。
这家西班牙报纸的话，只说对了一半。不错，现在的年轻人确实把购买住房当成了结婚的前提条件。但这绝非什么传统，而完全是新生事物。在我印象中，农村青年经常是在结婚后多年，经过自己奋斗后，才有能力建房的。而在城市，就在几年前，人们在结婚的时候，大多数也是没有自有住房的，最多只有单位宿舍，或者租赁的房屋。
但在过去几年，也就是房地产业迅速膨胀的时期，拥有自有住房变成了结婚的前提。这种观念之形成，首先与计划生育政策有关。现在进入婚龄的年轻人，尤其是城镇人口，基本上是独生子女。独生子女政策对家庭结构、进而对人们的观念产生巨大冲击，比如，父母只养一个孩子，则家庭内部的关系必然变成父母服从子女。因为没有其他孩子，父母也就很容易把自己的全部积蓄花费在独生子女身上，这包括为孩子买房提供首付款。
当然，买房成为结婚先决条件的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是房价疯狂上涨的趋势，以及房地产制度所造成的整个社会对于房价将会持续大幅度上涨的预期。人们的想法很朴实：现在咬咬牙，还可以付得起房子的首付。而房价每年上涨20%，那么，再过五年、十年，即便收入增多，也有一些积蓄，也根本买不起了。因而，理性的决策就是结婚的时候购买房子。这是一种恐慌性购买决策，而根本不是什么刚性需求。
这样的新习俗，真是一个巨大的讽刺。几十年来，主流文化都在赞美青年，青年身上最可贵的地方，就是他们的独立自主精神。从社会角度看，其中一个重要指标就是不依赖父母。但是，就在这个国家最为开放的时代，青年人对父母、家庭的依赖，却比任何时候都要严重。一项统计表明，在中国，人们购买首套住房的年龄是27岁。假定他们18岁上大学，22岁毕业，仅仅工作5年，他们当然不可能具有购买房屋的能力，连首付款也拿不出。这笔钱出自他们的父母。上一代人为下一代人的住房付款，这种情形恐怕是文明史上的奇观。
年轻人因此而早早地住上了自有住房，但是，这个国家的精神因此而大大地委靡了。高房价带动的房地产繁荣，似乎推动经济高速增长，地方政府、房地产开发商、购买了住房的人们，都从中获利巨大。但是，这种畸形的房地产制度所导致的房价畸高，不仅正在制造巨大的经济泡沫，也在摧毁社会的活力，因为，它在年轻人的身上施加了空前的重压，让他们变得委靡不振。
首先，把住房变成结婚的条件，毁灭了年轻人的爱情。因为，当年轻人结婚的时候，每个人都会考虑对方父母向自己提供首付款的能力，这样的计算会让人们的结婚决策，变得扭曲。
中国的高房价正在毁灭年轻人的想象力。本来，大学刚毕业，没有结婚或者刚结婚的那一段，是人生的一个特殊阶段，他们可以吟诵诗歌，可以结伴旅行，可以开读书会。但现在，年轻人从一毕业，就必须为购买住房做准备。首先，他们在毕业的时候，就必须选择一个立刻可以挣大钱的职位，而根本不考虑自己的兴趣。他们为了挣钱而选择职业，而不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其次，在获得这样的岗位后，他们必须努力工作，拼命攒钱，而不敢有丝毫懈怠。因此，年轻人从大学一毕业，就成为中年人，像中年人那样为了柴米油盐而精打细算。他们的生活，从一开始就是物质的，世故的，而不能体验一段浪漫的人生，一个可以面向心灵的生活方式。
最要命的是，当代中国的房地产制度从根本上抑制了年轻人的创业精神。最简单的道理，年轻人创业总需要一个办公室，或者需要一间铺面开设商铺，但是，居高不下的房租，让他们无法迈出这第一步。
应当说，目前风行中国城镇的房地产开发模式，正在从根本上摧毁小企业的生长空间。在原来的城镇格局中，小型商业是非常容易生存的。很多房屋是个人所有，完全可以采取前店后住的方式，经营成本很低。但政府在城市改造中，普遍采用大规模成片开发的模式，实现了土地产权的转移，由此推动商铺价格陡涨。这样，小型商业根本没有存活的可能，很多年轻人，尤其是那些没有上过大学的年轻人，将不可能有自行创业的机会。
最后，高房价将毁灭家庭，从而摧毁文明的细胞。父母支付首付款，年轻人需要支付月供。这是一笔沉重的负担。这样的负担会让年轻人以过于沉重的心情看待生活，包括看待生儿育女。过去十年，有越来越多的新婚夫妇作出了不生育的决策，其中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房屋的压迫。很可能，房价快速上涨的城市，人口已经在负增长。这样，城镇未来将有很多不完整的家庭，中国的小孩将会越来越少，最终，这个文明就会随着老龄化，而日益丧失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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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关注】怎看钱明奇、夏俊峰的杀戮行为阅读原文

原题：名人宣扬社会恐怖主义应被禁止宣扬社会仇恨在文明国家通常都是不允许的，但在中国的互联网、特别是微博上，这个问题似乎在失控。一些名人加入了对仇官、仇警、仇富的鼓吹，即使有人以恐怖主义方式袭击无辜的...全文↓

原题：名人宣扬社会恐怖主义应被禁止
宣扬社会仇恨在文明国家通常都是不允许的，但在中国的互联网、特别是微博上，这个问题似乎在失控。一些名人加入了对仇官、仇警、仇富的鼓吹，即使有人以恐怖主义方式袭击无辜的官员和警察，也会有人把他称为“英雄”，有的名人公开在自己的微博里这样做。中国主流社会应旗帜鲜明地反对之。
中国社会确实存在不公平，一些问题长期没有得到解决。有的地方官员工作作风和方式都有问题，造成了一定的民怨。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大量的努力，也需要一个过程，但总体看，官警队伍的工作作风在朝好的方向转变，党纪和吏治的共同整肃，以及舆论监督的不断强化，使这种变化已不可逆转。
社会对官警的德才要求也在提升，形成持续的压力和推动力，官民的这种互动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它构成了中国社会当前的特殊活力。问题多，警示也多，反思也多，这样的中国社会不可能在原地踏步。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少数名人却极力引导社会公众对政府的仇恨，他们在名人中的比例很小，但活跃于互联网、特别是微博上，他们能言善辩，尤其擅长把任何事都上升到政治层面，从具体的不公平事件中总结出“制度的罪恶”和“政府的罪恶”，为社会情绪竖立宣泄的靶子。
对于社会影响大的钱明奇爆炸案、夏俊峰杀城管案等，少数名人不顾任何文明社会的基本底线，公开为杀戮行为叫好，从而在互联网上推动了复仇主义的传播。社会当然应该反思明奇、夏俊峰案发生的深层原因，他们都是普通百姓，他们的问题没有得到及时化解。政府应为消除这些深层原因做出实质性努力。但什么样的反思都不能成为为杀戮叫好的理由，对于意见领袖，这尤其是不能迈过的红线。
中国少数名人对钱明奇、夏俊峰等杀人行为的公开支持，在任何西方国家里都不会被接受，他们会因此遭到严厉的制裁。这种杀戮的直接受害者都是无辜的人，这些名人通过牺牲无辜民众的生命，来践行自己的价值观，这是不人道的。他们在丧失基本的理性，中国不应是一个可以公开宣扬用恐怖主义改造社会的国家。
这跟文明社会的言论自由没有关系，言论自由必须有底线，底线之一就是不能宣扬极端仇恨，不能公开支持任何形式以及任何原因促成的恐怖主义行为。拉登发动“9·11”袭击也有深层原因，其中显然包含阿拉伯世界民众对西方世界的不满，阿拉伯民间有很多人视其为“英雄”。但没有一个西方的或者阿拉伯世界的名人会站出来公开吹捧拉登，因为恐怖主义的罪恶是最高级别的罪恶之一，任何敢于公开为拉登叫好的名人都会受到制裁。
中国政府应同时做好两件事。一是认真清除促成社会恶性报复事件的各种原因，要有紧迫感。二是光明正大地制定措施，限制极端言论的传播。对支持社会恐怖主义的名人，要给予公开警告，并明确在他们拒绝改正情况下的制裁措施。这两件事都是对中国社会的安全负责，一定会得到大多数国民的拥护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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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视角】拉赫曼：中国是个“奇怪的”超级大国阅读原文

《环球时报》报道：英国《金融时报》网站6月6日文章，原题：当中国成为第一当中国变成世界最大经济体时，会是什么感觉？我们可能很快就会知道。几周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了一份报告，表明中国将在...全文↓

《环球时报》报道：英国《金融时报》网站6月6日文章，原题：当中国成为第一
当中国变成世界最大经济体时，会是什么感觉？我们可能很快就会知道。几周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了一份报告，表明中国将在5年内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到2016年中国经济总量将超过美国的预测，计入了根据两国货币国内购买力进行的调整。一些人认为对IMF数据的这种解读存在问题，人为放大了中国经济的规模。但即便使用实际汇率计算，也不会将美国失去老大地位的日子推迟多久。《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在去年圣诞节前夕做出的一项预测认为中国将在2019年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
中国地位的上升将改变人们对超级大国的定义。在美国世纪的进程中，世界已经习惯了一种观点，即全球最大经济体显而易见也会是最富裕国家。全球最大经济体一定住着全球最富裕的人。
随着中国崛起成为经济超级大国，国家富裕与个人富裕间的联系正被打破。中国既比西方国家富，也比它们穷。它坐拥价值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尽管如此，以当前汇率计算，美国人均财富约是中国的10倍。
美国社会的相对富裕是中国在成为最大经济体那天，不会成为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原因之一。世界视美国为“唯一超级大国”的习惯，也可能使美国的政治主导地位比经济霸权延续更久。美国在各大国际机构中拥有根深蒂固的地位。联合国(UN)、IMF与世界银行(World Bank)总部均坐落于美国——而北约(Nato)也以美国为核心而构建，这些都很重要。
美国军队拥有中国军队望尘莫及的全球性网络与尖端技术。在软实力上美国也遥遥领先。迄今为止，中国尚未创造出可与好莱坞(Hollywood)、硅谷(Silicon Valley)或“美国梦”相提并论的事物。
然而，尽管经济与政治实力并不是一件事，但两者仍密切相关。随着中国变得更加富有，其影响力也会与日俱增。在最近的一次圣保罗之行中，我听到一位巴西高级外交官员坦率地说道，较之美国，巴西最大的贸易伙伴——遥远的中国现在对巴西更加重要。巴西新任总统迪尔玛•罗塞夫(Dilma Rousseff)首次对外访问去的是北京，而非华盛顿。中国的贸易与投资还大大提高了其在非洲与中东地区的影响力。
对于中国的经济实力所引起的政治问题，其近邻的感受将最为强烈。日本、韩国与澳大利亚如今发现，它们与中国在经济与战略利益上出现了分歧。这三个国家都与中国有着最重要的经济关系，与美国有着最重要的军事关系。如果中国过于仗势欺人（过去一年它已经展现出这么做的迹象），华盛顿的亚洲盟友们可能暂时会更紧地拥抱山姆大叔(Uncle Sam)。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不断增长的经济实力将会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
有关如何适应正在崛起的“汉字文化圈(Sinosphere)”的讨论正在亚洲热烈进行。前新加坡外交部长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表示，亚洲人“知道1000年后中国仍然会在亚洲，但我们不知道，100年后美国是否还在这儿。”
中国的实力，加之人们对美国、欧盟(EU)及日本越积越高的骇人公共债务的担忧，将会挑战西方有关民主与经济成功之关联的思想。不过，在某个阶段，中国自身也可能遭遇危机。它的经济与政治制度未来都会经历可怕的变革。中国经济不可能无限期地以每年8%到10%的速度增长下去。中国还面临令人生畏的人口与环境问题。万一中国发生经济与政治危机，西方有关中国的描述就会突然改变。一些人会指出，过去30年的“中国奇迹”是海市蜃楼。但那也将是错误的。
有关中国未来的论战有日益两极分化的危险，这毫无意义。一个阵营认为，中国是正在崛起的世界超级大国。另一个则坚称，中国本质上是一个不稳定的国家，有可能发生经济与政治危机。事实上，两种想法都是对的。中国将成为一个奇怪的超级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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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胡舒立：马云为什么错了阅读原文

胡舒立知名媒体人契约与产权一道构成市场经济的基石，践踏契约原则就伤害了市场之本事前恐怕没有人能够想象，马云，这个本世纪以来常操一口流利英文活跃于国际场合的中国企业风云人物，会偷天换日，把明明属于中...全文↓

胡舒立 知名媒体人
契约与产权一道构成市场经济的基石，践踏契约原则就伤害了市场之本
事前恐怕没有人能够想象，马云，这个本世纪以来常操一口流利英文活跃于国际场合的中国企业风云人物，会偷天换日，把明明属于中外合资企业阿里巴巴集团的核心资产“支付宝”，悄然转入自己控制的私人企业名下。
马云一方，系阿里巴巴集团小股东，但又是管理控制者。此番转让操作始于2009年6月，终于2010年8月。转让低价而且秘密，如今木已成舟。
作为共持股阿里巴巴集团70％股份的两大主要股东，美国雅虎和日本软银面对既成事实，只有两种选择：或者坐下来与马云签城下之盟，寻求补偿；或者走法律程序，起诉马云及阿里巴巴管理层恶意侵害股东权益，要求恢复原状。现在，雅虎选择的是第一条路，软银则拒绝表态也拒绝参加谈判，仍留有后手。
此事件最终如何落幕仍有悬念，但其中的是非曲直，公众已有评判。我们赞同多数人的看法，认为马云错了。错在违背了支撑市场经济的契约原则，其后果不可小视。
马云是阿里巴巴集团创始人，也是“支付宝”取得商业成功首要的掌舵人。他当然有理由对公司的前途更有感情、更关心，也有资格在公司成长中获得应有利益。然而，马云在集团两大股东未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将公司核心资产转入自己名下，且转让价格超低显失公允，就严重违反了股东之间的契约，也违反了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契约。
“支付宝”股权转让之后，雅虎和软银失去一块价值巨大的资产。雅虎因此股价大跌，已在美国遭股东集体诉讼。转让的表面获益者是马云和另一位阿里巴巴创始人谢世煌共同持股的私人公司（二人持股比例为8：2）。如果没有协议代理安排，在阿里巴巴集团层面持股的管理层利益也因这桩交易而严重受损。
即便事后补偿协议最终达成并得到阿里巴巴集团董事会的同意，仍不能改变一个基本事实：管理层的单方面行动没有遵守股东之间、股东与经理人之间的契约，违反了商业社会的基本原则。契约意味着诚信。违背契约导致极大不公正，伤害企业之本。正因此，马云此次错误的代价，不仅是积累多年的个人国际声誉，还包括阿里巴巴潜在的长远发展机遇。
不仅如此。用经济学的话说，此举还有很大的“负外部性”。因为契约与产权一道构成市场经济的基石，践踏契约原则就伤害了市场之本。如果契约得不到尊重，必将平添全社会商业风险，徒增交易成本。中国企业常有“契约软肋”，由内部人控制的资产腾挪并不鲜见，而事情发生在国内外深受尊重、被视为中国企业家标杆人物的马云身上，发生在中国引以为豪的成功企业阿里巴巴，其“负示范作用”就更为显著，可能直接影响海外投资者对中国公司的信任，形成大范围的“支付宝折扣”。这也是许多往昔喜爱马云、寄望马云的识者们备觉痛心疾首的原因。
当然不能把此次马云之过，简单归咎于个人品性。考其人生轨迹，马云属于信誉良好的企业家，而此次在“支付宝事件”中跌破底线，直接外因正在于央行第三方支付政策的迟疑、含混与欠开放。央行从2005年即就第三方支付政策出台文件征求意见，直至2010年6月方始有正式办法出台，且称在外资企业准入问题上“另行规定，由国务院批准”。其实，中国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第三方支付服务上打开对外开放之门，欲开还闭的“内外有别”政策既繁琐又没有必要。马云出“支付宝转让”之下策，正与政策推力有关，使人不能不深以为憾。（参见本刊5月16日报道“支付宝3.3亿转手”及6月6日报道“支付宝转移真相”）
进一步说，契约自我执行有赖于完善的制度安排。中国悠久的商业传统不幸被计划经济中断，建设市场经济时日尚短，相关制度安排任重而道远。在契约遭到违反时，必须有外部的调停者、仲裁者直至司法强制力来支持。这正显示出法治对于市场经济的基础作用。如果今后软银或雅虎对马云提起诉讼，中国司法当局的公正性将面临考验。
在文学名著《一千零一夜》里，公平的阿里巴巴把所获财宝的半数分给莫吉娜，以酬谢她帮助自己战胜强盗。我们盼望中国公司的财富故事如同传说中一样美好，其前提是全社会对契约精神的崇尚和对诚信原则的恪守，建成“好的市场经济”。这关乎中国商业社会的未来。（摘自新世纪周刊财新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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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思考】刘火：汉唐盛世情结该放下了阅读原文

刘火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原题：汉唐盛世情结该放下了———也谈起于80年代文化思潮中国确实今非昔比了。21世纪最初十年的高速发展，特别是中国最早走出这一轮世界金融危机，不仅让外界对中国刮目相看，也诱发了...全文↓

刘火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原题：汉唐盛世情结该放下了———也谈起于80年代文化思潮
中国确实今非昔比了。21世纪最初十年的高速发展，特别是中国最早走出这一轮世界金融危机，不仅让外界对中国刮目相看，也诱发了中国民族主义的“雄心壮志”：认为中国不但可以说“不”，还可以直率地说中国“不高兴”，认为中国文化从来就是“先进的”。因此，他们直指中国传统文化糟粕和国民劣根性的理论和观点，是“逆向种族主义”，认为中国当下已经到了复兴汉唐盛世的最佳时机。
由于中国近代太多屈辱和灾难，中国当然有理由为当下的成功欢呼和骄傲。但是，倘若我们还没有完全健忘的话，在上个世纪，有两件足以影响中国文化和中国民族精神的大事：一件是推翻2000多年帝制后引发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一件是打倒“四人帮”后引发的全民思想大解放运动。这两桩事虽相隔七八十年，但有一点却一脉相承：正视自己，向西方学习。通过正视、反省、批判旧文化和学习西方工业革命以来的新知，中国的传统文化里增加了“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因子；通过正视、反省自1957年到1976年间的得失，中国在自强的进程里添入了二战后欧美的现代化精神。上世纪80年代，西方哲学、文学、艺术、经济等的引进，从量上来讲，丝毫不亚于20世纪的头20年。更为重要的是，这是在中国政府的倡导下行进的。于是我们看到，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上，国人在一种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中行进，大胆扣问成为当时的一种风尚。在这种气氛中，矫枉过正是有的———但如果没有矫枉过正，也许就没有中国对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改造，正如“五四”要“打倒孔家店”一样。而把这种文化思潮定义为“逆向种族主义”，若非偏激，恐怕也是出于一种什么情结吧。
什么情结呢？在我看来就是汉唐盛世情结。不可否认，汉唐时代在国家力量、国家管理模式、文化等多个领域里所达到的标高，在中国历史上都是仰之弥高的。但是，两个游牧民族入主中原改变了中国的历史。也正是得益于两个游牧民族的强悍，中国才有了连汉唐时也没有达到过的版图。然而，直到英国工业革命拉开近现代世界版图的巨大变动时，感觉甚佳的乾隆大帝还沉浸于华优夷劣的迷信之中。即使在山河破碎、民族危亡的19世纪后期，众多国人依旧在老大帝国的心态中酣睡。这绝不是“顺向”种族主义，而是一种言不由衷的迷幻剂和沉沦剂。对此，“五四”先贤们早就尖锐地批判过。
上世纪80年代，反省、检讨乃至批判自己民族弱点，并向西方现代文明学习的思潮，在我看来，不但不应否认，恰恰相反，应当珍惜。正是有了那一场让国人从老大帝国心态中清醒过来的“运动”，才有了当下中国大步汇入世界主流的步伐。
因此，汉唐情结可以先行放下，面对世界，面向未来，反省检讨我们的过失和不足，也许更有利于我们前行。当然，这不仅仅是“韬光养晦”的策略，“忧患”是中国文化传统里本来就有的基因，也应该成为中华民族最要紧的品格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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