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约安保:新闻话题 2011-6-24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9 03:00:45
新闻话题

【今日话题】高铁牺牲安全求速度了吗阅读原文

高铁牺牲安全求速度了吗
本月底,备受瞩目的京沪高速铁路即将投入运营。就在前两天,原铁道部官员、副总工程师周翊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即将在京沪线上投入运营的CRH380系列列车跑350公里不安全,这批进口车最高限速是300公里。
一时间,关于高铁安全性再次引发争议。而周翊民直指这一切是因为已经落马的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好大喜功,就想拿“世界第一”。
尽管周翊民还谈到了自主创新和上座率等问题,但是安全问题是焦点所在,到底中国高铁的安全性如何,有没有牺牲安全求速度呢?
新一代列车CRH380在京沪高铁实验运行
2011-06-24 第 1706 期
今日话题
周翊民到底说的对不对
CRH380A的原型“疾风号”
其人:早已退休,并未参与新一轮高铁建设
原文:周翊民曾任铁道部的副总工程师、科技司司长、高速办副主任,是铁路机车、动车组方面的行家。京沪高速的论证、科研、立项等,周翊民几乎全程参与了,对于京沪高铁的前世今生,周翊民如数家珍。
实际:周翊民已经退休十年,未参加到新一轮高铁建设中去。
铁道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周翊民所在的高速办此前负责中国高铁建设的前期准备工作,该机构在2002年已撤销,他也已从铁道部退休10年。而此轮高铁建设是从2004年启动,实际上他并未参与到高铁建设中。
当然,尽管周翊民没有实际参与现在的高铁建设,但是以他铁道部前高官的身份,人们有理由相信他对高铁的“绝密”资料有了解,而且“退休了就说真话了”。那么,他提出来的观点是否可靠呢?
主要质疑:刘志军买300公里/小时的车跑350公里/小时的速度
原文:外方卖给我们的合同上明确写着最高运营速度是300公里,因此,刘志军的350公里是假350公里,他是想买300公里每小时的车,跑35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那么人家的车能否跑350公里呢?可以,但会吃掉安全余量。不是中国自己的设计,一旦出现问题,中国自己没有经验和技术去解决,后果不堪设想。
释疑1:中国利用自主创新技术改进了列车速度
用于京沪高铁的是CRH380A和B车型,分属南车、北车旗下的公司完成。实际上正如《中国高铁真的抄袭了吗》所言,尽管原车型和技术都从国外引进。但在生产制造过程中,中国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创新,提高了自己的技术水平。恰恰这又在提高高铁速度的技术改进上表现得最为明显。高铁列车获得动力的方式有点像电车,它利用列车上方伸出的“受电弓”从铁路上方架设的接触网上取得高压电流,从而获得持续充足的动力。但是,在国外的高铁列车上,都采用的是“单受电弓”技术,而在CRH380系列车型上则采用的是“双受电弓”,这就好比以前只有一匹马来拉,现在是两匹马,“马力”当然更强劲,速度也就更快。而“单受电弓”技术就是中国从国外引进的,中国企业对“双受电弓”又有着完全自主的知识产权。
当然,也有很多人对中国是否具有世界级的自主研发能力表示怀疑,但是实际上,中国曾经自主研发过最高时速达到321.5公里的“中华之星”,所以在技术上并不是没有基础,空中造楼阁。再比如,在高铁的实验中多次显身手的西南交通大学牵引动力国家重点实验室的试验台在2003年扩建完毕后就是世界上功能多、最为先进的试验台,而这个试验台完全是自主研发的。
释疑2:CRH380系列列车也有足够的安全余量
在明白了中国高铁为什么更快这个问题之后,再来说安全余量这个问题。一般我们会看到这段文字:根据国际标准,高速列车安全性能有三大指标,脱轨系数不高于0.8,轮轴横向力不高于48,轮重减载率不高于0.8。而当中国高速动车组跑出486.1公里时速时(平时运营时最高只跑到350公里),这三个指数为0.13、15和0.67,分别是安全极限的16%、31%和84%,距安全限值还有很大余地。
当然,脱轨系数这样的术语听起来很唬人,它到底是不是能够衡量安全的标准呢?脱轨当然是对列车最大的安全威胁之一。而脱轨系数是1986年由一位法国科学家Nadal提出来的,此后各国进行了大量研究,来完善、制订脱轨系数,作为预防脱轨的标准。后来日本和中国还增加了轮重减载率来做衡量。轮轴横向力也是此类标准。而查阅国际学术论文,的确发现脱轨系数被用来衡量安全系数,日本学者的学术论文明确指出大量实验表明脱轨系数<1.2,列车就基本不存在脱轨的可能性。
但是,铁道部铁科院研究员、高铁专家臧其吉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说,脱轨系数适用低速火车。对高速火车,不一定适用,京沪高铁有几次安全实验发现,速度越高,脱轨系数越小。也有专家说,速度高并不意味着就要脱轨,这不成正比。不过,臧其吉也表示,现在全世界的研究都没有办法找出影响轮轨间作用力的全部因素。值得欣慰的是,中南大学也加入到了由西南交大牵头的“高速列车安全服役关键基础问题研究”项目。该校的曾庆元院士带领弟子从1997年开始做列车脱轨研究,有一套全新动态的理论,还完成了世界上第一部关于脱轨的理论研究的学术专著。
全方位看待高铁安全性
中国铁路中长期规划(点击看大图)
列车结构设计研发:“腿”很好,“身板”也结实
“腿”:转向架——减震性能良好,列车不会变“瘸子”
“转向架”是连接火车车厢和铁轨的结构。整个转向架由车轮、减震、传动、制动装置等组成,和汽车底盘类似。它就像列车的“腿”,是关于安全的核心要素,假如“腿”出了问题,列车就要跟着“跑出问题”。
而它的风险是,从结构上看,高铁的轨道并非绝对平整,这会加大高速运行列车的震动。所以这双“腿”被加上了一系列的减震装置,还按照超载做了1000万次的实验。
最要命的是,如果转向架的轴承温度过高就很可能出悲剧了。但是列车的转向架上安装了210个温度传感器,一旦超温就会自动限速。还有反复实验表明,即使在转向架的弹簧断了等9种危险的情况下,列车也能安全停车。
“手”:导流槽——把列车狠狠“抱住”,让它飞不起来。
飞机的最小起飞速度是220-300公里/小时,这也让人担心高铁会不会“飞起来”,这并非无稽之谈,不过气流产生的能让车飞起来的动力是在尾车,CRH380系列列车在车两头有一种叫做导流槽的装置,引导气流向下运动,实验表明,这确实是有效的。导流槽就像是一双手,把列车死死地“抱”在了地面上。
“大脑”:各种智能系统——可以自动调整车速,避免追尾,还能预警
列车的智能系统还能够实现预警功能,保持车距,避免追尾,又能报告前方路面的情况,有问题能够实现紧急停车。据了解,CRH380A全车组共安装有1054个用于监测设备工作时的状态和参数变化的传感器,以实现提前预报警。
另外,紧急制动(刹住车)也很重要,这是抵御事故的最后一道防线,而CRH系列车型有多种制动模式,甚至可以靠紧急断电来停车。
除此之外,列车身板也挺结实,有很好的“抗压性”,而挡风玻璃连1公斤的“飞来横石”也不惧。
路基:用建超高层建筑的方法来夯实路基,如果路基沉降超标能马上补救
周翊民称,当前运行的几条高速铁路小问题常有,有的线路还出现沉降。但是已经有不少人反驳他提到的某段路有40厘米沉降的说法不太靠谱——如果这样的话,上面运行的车就如同《让子弹飞》里那辆县长大人的火车一样,早翻了。
不过,确实因为地下水的过度开采,中国一半的省都存在地面沉降。但是,京沪高铁80%的线路是以桥代路,用很深的、坚固的桥墩来规避可能的沉降。地基打得非常深,用来打地基的高粘结度桩多用于打高层和超高层建筑的地基。截至目前观测到的工后沉降路基最大为2毫米,墩台最大为1毫米 (标准均为小于15毫米);路桥过渡段沉降差最大0.5毫米(标准为小于5毫米)。而且京沪高铁也有其沉降补救的方法,京沪高铁在轨道板和钢轨之间,有三层东西:塑料垫片、弹性垫板、钢垫板。如果路基沉降超标了,可通过调整钢垫板等方式进行补救,目前通过钢垫板等最大调整厚度是1厘米。 另外,通过搜索专利也发现,我国有利用卫星检测高速铁路沉降的专利技术。
但,值得一提的是,正如《高铁降速 欣慰还是失望》里说的那样,刘志军落马,正是由于审计署针对京沪高铁的审计过程中,揭露出高铁建设工程招标存在的利益输送“潜规则”。而经过层层承包之后,路基到底存在不存在“豆腐渣”工程呢?
车辆的制造倒无须担心,后文会解释。
运营维护:每天正式开车前用不载人的空车双向行驶,确认安全
京沪高铁实行了“全封闭”的线路建设标准,铁路全线安设最高标准的防护网,来阻挡行人以及一些大型牲畜的进入;全线均设置了视频监控系统,沿途24个车站全部安装先进的安全检查系统;人员保障上,做到了“全天候”运行,按照每公里一个人的标准,安排安保人员在运营时段不间断地对线路进行巡守和防护;每天夜晚利用列车停驶的时间,对线路、接触网等固定设备进行的检查保养,以武广高铁的经验,起码每辆列车都会被仔细检查三小时以上;每天早上正式列车开行前,双向对开确认列车,也就是不载人的空动车组列车对线路进行安全确认……
尽管如此,媒体还是指出了高铁沿线存在大量非法建筑甚至易燃易爆危险品生产等九大问题。事实上,这些人为环境因素才是最大的安全隐患。而迄今为止,唯一造成了重大伤亡的德国高铁事故正是由于运营管理的疏忽等一系列人为因素造成的。这是最需要监督和担忧的地方。
员工管理:连每颗螺丝都能追踪到是谁做的,严追“渎职”
“铁老大”的庞大帝国一直为人诟病,但是喊了这么多年的铁道部改革却一直也改不了。在高铁的安全性上,这样的垄断却也有好的一面。在这些半军事化管理的工厂里,责任落实到了每个人。在列车底部,每颗螺丝上都划有一条线。有的管道上附有一张信息卡,上面写着人名。工作人员解释说,列车上每个零部件都落实到人。螺丝上的线是为以后检修做准备的。列车试运行一段时间后,检修时,如果螺丝上的线不在一条线上,就说明这颗螺丝拧的不合格。这样每个工序、环节、零件都是实名制的措施,在国外的生产线也很难做到。很多业内人士对这种集约化管理颇为自豪。]
不过,也有记者曾经采访得知,铁道设备供应企业之间多少也有一些罅隙。如生产铁路机车的两家大型企业甲和乙,甲企业的某位管理人员就曾经私下对记者表示,自己企业的产品其实比乙企业更牢靠,有自主控制的核心技术,而乙企业则没有自己的自主技术,完全是引进别人的技术。在最近颇受瞩目的某线路开通之后,乙企业提供的机车在运营中就多次出现问题,需要甲企业的机车去救火,而另一条著名线路上的机车已经开始逐渐更多使用甲企业的机车。但是,业内人士指出即便出现问题,铁道部仍然会有大量的订单配额,仍然会继续平衡使用两家的产品。对于铁道部来说,他不能只买一家企业的车,两个都是自己的媳妇,我不能太偏袒,尽管质量、技术、设计等方面都不同,但是对于铁道部来说,必须端平两家的权重,而这种端平就会有代价。
与别人比:中国高铁事故率怎样
野村证券亚洲工业及汽车行业研究主管侯延琨撰文称:“中国铁路是全世界最为繁忙的,根据维基百科的数据,在2000~2009年间,全球共发生过261起死亡性铁路交通事故,而发生在中国的只有6起。按照中国的铁路运行里程数,中国的铁路运输的货物量和客运量,10年间中国铁路的死亡事故仅占全球事故的2.3%。相对于中国的其他施工安全事故和煤矿安全事故,铁路运行可以说是安全优等生。”
针对高铁而言,中国高铁运营确实没有出过灾难性事故,不过铁道部原副总工程师张曙光在全国动车组质量安全会议上的讲话曾透露,2009年上半年,全国高铁发生影响行车20分钟以上、更换车底的动车组行车设备故障达数十件。其中最为严重的一次是一辆CRH2动车组突然失去了动力停车。但这也不是中国独有的问题,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高铁运营中,高铁安全问题也一直存在,日本、德国、韩国还有台湾地区都出过事故。而就在京沪高铁上运行的列车而言,CRH380A从去年以来先后投入沪杭、沪宁、武广、海南东环高铁运营,目前已累计安全运行近千万公里,还是有保证的。
当然,高铁其实和飞机一样,没有绝对安全,许多空难都是各种人为因素引发一样,所以高铁也需要严格的措施,避免人为因素引发安全问题。
结语:
高铁是一个严肃而又复杂的系统工程。许多人都认为中国高铁是为数不多的走在世界领先地位的行业。由此,更希望优秀的学者们能够站在公正的立场,抛开站队,就其安全性等公众关心的问题进行透明、可靠、易懂的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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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头条】修仰峰:好一个“我爸就是国法”阅读原文

修仰峰 评论作者
原题:“我爸就是国法”是衙内的肢体语言
近日,一则“山西永和县副县长冯双贵儿子因为小纠纷夜闯民宅,将人捅成重伤”的帖子热传。发帖人称,冯双贵儿子冯源在殴打过程中,针对受害人的质问不断宣称:“我爸是县长,在永和我爸就是国法……”态度恶劣引发网民义愤。新华社记者前往调查,发现网帖所述情况基本属实,4名行凶者已被批捕。(6月23日新华社)
这则新闻很有意思的一个焦点在于:网帖称冯源说了“我爸就是国法”这句引发众怒的话,而当地纪委说经调查,冯源表示“没有说过这句话”。冯源究竟有没有说这句话,没在案发现场的我们一时还真不好下结论。
好在看一个人除了听其言,还可以观其行。且来看看冯源是如何行凶的——报道说,冯源闯入受害人柳文家中,用刀将他左大腿捅伤,揪住他头发、耳朵谩骂,还在其头部和面部踢了一脚打了几拳,致使柳文在救治途中休克昏迷,到现在大腿以下有时还没知觉。
这是什么行为?这是残忍的暴徒行为。因为一点小纠纷就这般疯狂殴打对方,这样的气焰算不算嚣张之至?冯源施暴的底气来自哪里?他为什么敢把人往死打,而丝毫不担心后果?常识告诉我们,有所倚仗,才会肆无忌惮,冯源或许没有用嘴巴说“我爸就是国法”,但这种无法无天的衙内习气在他血腥殴打受害人的肢体语言中不正体现得淋漓尽致吗?
某种程度上,冯源到底有没有说这句话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让人感到诡异的这种反差:冯源爸爸是分管政法副县长,而受害人家属称案发后当地公安并没有立即立案,等到他们给该县主要领导下跪后才开始办案。事实胜于雄辨,冯源横蛮行凶与其父之间存在的关联,已不言而喻。
耐人寻味的是,当地纪委通过“调查冯双贵的通讯记录等方式”后认为:冯双贵非背后指使人,也没有对公安机关施加压力。这样的结论似是而非。
这是因为,只要稍微有政治头脑的官员,都不可能在一起刑事案件引发舆论愤怒后,还明目张胆打电话给公安机关,公开袒护其儿子。他的存在本身,或者说他分管政法副县长的官位就足以在当地产生无形的压力,迫使执法部门投鼠忌器。
这就是人治之下的潜规则,它无影无形,摆不上台面,却又真真切切地发挥着作用,而且越在偏远地区,它就越有市场。为什么会这样?这是因为,在这些地区,人治的阴霾浓郁,一些官员以“土皇帝”自居,久而久之,仗势欺人、飞扬跋扈也就成为他们家属习惯的做派。
纵观这些年的“衙内事件”,有一个共同规律:表面上耍横的是官宦子弟,真正发挥影响力的却是他们官员父母。在这个问题上,冯源也大概如此,他不过是“噱头”,真正的看点则应该是他可以与“国法”划等号的分管政法副县长的冯双贵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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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服务】新京报:不要在北京再“看到海”阅读原文

社论
未来北京的地下排水管道的规划将要提高到怎样的标准?这个标准不是每年都疲于应付,而是要真正富有远见和智慧,让市民不再受内涝之苦。
刚刚说过武汉、杭州西湖能看海,昨天下午的一场暴雨,很多北京人在二环路上也“看到了海”。
在网络时代,任何突发事件都是没有“隐私”的。大雨还没有下完,各处滞水的照片已在网络上风传。北京在暴雨中的狼狈不堪,在网络上被展示、被围观。
从各处网友上传的照片可以看到———陶然亭地铁站变成了“水帘洞”,莲花桥下积水眼看要没过车顶,南二环主路右安门路段断路,在大望路、安华桥这些地方,汽车也都变成了“潜水设备”……
这场晚高峰时段降下的大雨,城区平均降雨量达到51毫米,让京城很多地方的交通陷入瘫痪。与此同时,地铁、公交等公共交通系统也不得不承受巨大的运输压力,或者人满为患,或者因为断路积水造成大量乘客积压,亦庄线甚至停驶。另外,首都机场航班也一度全部取消。
城市内涝的“剧本”,没有任何想象力,也没有什么新鲜感。因为,北京的剧情刚刚在武汉、南昌、杭州等地上演;因为,就在昨天,我们还在社论中呼吁,“雨季才刚刚开始,各地应‘亡羊补牢’尽快采取措施,排除隐患,不要让城市内涝从‘一年一遇’变成‘一雨一遇’”。
说起北京内涝的惨痛经历,人们忘不了2004年7月10日的那一场暴雨。那场大雨下了4个小时,城区平均降雨量达到50毫米左右,导致京城有41处道路出现积水。当时的北京,几乎和现在一模一样。
北京市政、防汛等部门不是没有吸取“7·10”雨灾的惨痛教训。2004年之后,北京逐年加大对城市防汛,特别是城市排水系统的建设、改造力度。城市积水点被登记在册,倒排工期,逐年消除。这些年来,人们一直在问:“7·10”雨灾还会重演吗?昨天,暴雨似乎再次给了我们答案。
昨天这场暴雨和7年前的降雨量相当,因而也直接证明,北京的城市内涝问题并没有得到本质改观;而且近期南方城市的内涝,北京也未见有明显的应急防范措施。
就在5月份,北京市水务局发布消息称,北京市中心城排水管线将在5年内全部实施更新改造,“十二五”期间计划总投资21.2亿元。鉴于媒体刚刚报道,南昌20亿元的投资打了“水漂”。在这样一场暴雨面前,人们难免要问,在北京这么大一个城市,21.2亿元的投资够吗?
当然,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相信每一个人真正关心的是,未来北京的地下排水管道的规划将要提高到怎样的标准?这个标准不是每年都疲于应付,而是真正富有远见和智慧,其应该一方面不让市民再受内涝之苦,另一方面,又让严重缺水的北京能真正享受“天赐大雨”的“红利”。
暴雨不可能准确预报,但是,我们却可以把排水、蓄水、渗水等工作做好。如是这样还会遇到内涝,那么,大家或许只能抱怨“雨太大”了。这或许就是古人讲的“尽人事,听天命”。所以,现在,城市的管理者不必去“怨天尤人”,还是从今天开始,实实在在地“尽人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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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比较】陶冬:中印相争各有优劣阅读原文


陶冬 著名经济学家
原题:从人口数据看龙象之争
虽然印度有人口结构相对年轻的优势,但中国在人力资源上的进步速度快过印度,城镇化的步伐也更大,至少今后10-15年,中国相比印度仍有经济增长势头上的优势。
金砖四国,其实是四个不同类型的经济体。社会体制不同,资源禀赋不同,增长动力不同,经济周期也不同。在好事者将四个市场用“金砖”标签贴在一起之前,在大量游资涌入“淘金”之前,四个国家的股市甚至没有出现过一次同步周期,货币政策也从未同步过。
金砖四国中,中国、印度是主力。两者加在一起占世界总人口的37%,占世界GDP的11.8%(以购买力平价计算更达19%)。中国经济起步早,上世纪90年代已初成世界的加工厂,经济起飞已有十多年历史。印度在本世纪初开始成为世界的办公室,近两三年经济呈起飞态势。
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大国家,最近几乎同时公布了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中国在过去十年中人口增长5.8%(1991-2000年为11.7%),年均增长率仅为0.57%。中国的出生率仅略高过经济、社会开始走向没落的日本、欧洲,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排名倒数第三。印度的人口增长速度也有所回落,不过在过去十年仍录得17.6%的增长(1991-2000年为21.5%),年均增幅也有1.64%,在世界前十大经济体中排名第一。
中国0-1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16.6%(十年前为22.9%),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3.3%(十年前为10.4%),中国社会在迅速地老龄化,其趋势会在今后十年明显加速。印度0-1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几乎是中国的一倍,0-6岁人口就占总人口的13.1%。在人口结构上,印度明显占优势。
中国每个家庭的人口数量已由十年前的3.44人降至3.1人,独生子女核心家庭几乎成为中国唯一的家庭构造,相应地,家庭数量则由3.48亿上升至4.02亿。在中国,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13.3%,20年后预计达到24.4%;医疗费用较60岁人口高出八倍的80岁以上人口,目前占总人口的1.4%,20年后预计达到2.8%。在印度,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7.6%,20年后预计占到12.3%;80岁以上占0.7%,20年后预计升至1.2%。
很明显,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远较印度严重。不过相对于人口数据,笔者更看重折射社会进步、人民福祉的另外两个指标。
其一是教育指标。中国的识字率达到96%,印度则为74%。印度的全文盲人数是中国的6倍。从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HDI,Human Development Index)看,中国在1980年时得分为0.37,2010年时为0.66;印度在1980年时为0.32,2010年时为0.52。两国人力资源上的差距在过去的30年中扩大了。中国的工业化就业率为60%,而印度为37%。中国的经济活动参与率为58.9%,而印度为39.8%(附图)。扣除老人和儿童,两国适龄劳工在参与率上的主要差别,来自妇女的充分就业。劳动力好像是资源,当它埋在地下,仅有潜在的使用价值。只有进入生产、消费过程,其真实价值才能得以体现。印度在今后当然有进步、改善的空间,不过以目前的劳工质量和受利用程度看,印度尚远远落后于中国。印度在创造出适合其劳工禀赋的就业机会之前,人口众多更多只是纸面上的优势、潜在的优势,甚至在现实生活中可能是负担。

其二是城镇化指标。6.66亿中国人口居住于城市,中国的城镇化比率达到50%,这与2000年的36%、1990年的26%形成强烈对比。印度的城镇化比率仅为36%。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在中国为139人,很高;印度更高达382人,令人窒息。中国的人均铁路拥有里程是印度的8倍,人均公路拥有量是印度的46倍,人均发电拥有量是印度的11倍。中国的城镇化进程比印度早出起码十年,而基础设施的进步更令印度望尘莫及。
中印两国,是这轮新兴市场经济起飞的两个佼佼者。印度经济近年更有长足的、结构性的改善,其GDP增长也曾在个别时候超出过中国。印度有许多长处,它的银行体制比中国更健全,不受政府的干预。它在服务业外包领域的成就,可谓独步天下。印度企业的管治标准,笔者认为高过中国企业的平均水平。可是印度也有自身的缺陷,基础设施落后一直为人诟病,财政赤字严重,行政、立法效率低下。
从最新的人口统计数据看,中国在人力资源上的进步速度快过印度,基础设施的发展快出许多,城镇化的步伐也更大。当然,长远来讲,印度有人口结构相对年轻的优势,不过中国在将劳动力由潜在人力资源转化为生产力上,做得比印度好很多。城镇化所带来的新的消费与生产力的提高,中国也比印度超前了不少。
笔者认为,至少今后10-15年,中国经济相比印度经济仍具有增长势头上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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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视角】张培鸿:防不胜防的律师伪证罪 阅读原文

张培鸿 律师
三名证人,四名律师,因为同一起“伪证案”被采取强制措施,抓的抓,关的关。这在刑法第306条的大棒出现十四年来,恐怕是绝无仅有的。
2011年6月14日,广西律师杨在新等四人先后被北海市公安机关刑拘或监视居住,理由是四人在办理一起故意伤害致死案的过程中,有教唆、引诱当事人和证人作伪证,从而推翻检方口供,致使案件审理工作陷入僵局的行为,涉嫌辩护人妨害作证罪。
类似的话,是不是很熟悉?
北海警方到底有什么过硬的证据,使得他们全然不顾刑事诉讼法即将大修的背景,一意孤行?
律师作伪证,属于藐视法庭的范畴。在法治国家,严格区分控辩两造,攻守双方的任何证据只要不是故意提交到法庭上来浑水摸鱼、混淆视听,都不存在妨害司法的问题,更不会构成藐视法庭罪。因为法庭的主要职责,即在于审核控辩双方提交的证据,将其公开质辩,孰真孰假、有效无效,最终由法官或者陪审团裁决。在这种思路下,控辩双方无不拼命搜集证据,甚至不择手段去得到第一手材料,然后再取舍,最终呈堂。前段时间刚刚审结的纽约警察涉嫌强奸一案中,因指控证据偏软,检察官甚至给被害人出主意,让她携录音设备到警察局找涉案警察,录下两人对话后提交法庭。
而在广西北海的这个案子中,原故意伤害致死案开庭至今虽已九月,但却依然没有宣判。没有宣判的原因,正是由于指控证据不足,无法排除疑点。在这种情况下,法官最需要的莫过于公诉人和辩护律师尽可能多地收集并提交证据,帮助法庭厘清事实,查明真相,作出裁判。如果穷尽一切可能后,仍然不能得出有罪结论,按照现行刑事诉讼法的明确规定,应当宣告当事人无罪。
这就引出了本案中的几个问题:
首先,在故意伤害案本身尚无结论的情况下,如何证明四名律师的行为妨碍了司法活动?或者简单点说,令该故意伤害案的审判工作陷入僵局的,到底是警方的侦查过程有问题还是律师提交的证据有问题?律师在案件进入审判阶段后,调取并提交新的证据(包括证人证言),确实会给法庭审理增加一定的工作量,然而这恰恰正是辩护制度的价值所在,属于司法活动的题中之意。假设律师提交的信息为真,则能帮助法官查明事实,避免发生冤假错案;倘若律师提交的信息为假,法庭只要裁定不予采信就可。除非辩护律师明知为伪证依然故意搅局、欺瞒法官,才会涉及法律责任。
其次,本案与其他律师伪证案最大的不同,在于原案系一起共同犯罪案件,由于涉及多名被告人,因此又卷入了不同律师事务所的多名律师。北海警方采取强制措施之前,既要有证据显示律师们各自故意作了伪证,又要有证据显示这些律师之间存在共同的故意作伪证的行为。总不至于仅仅因四名律师都做无罪辩护,就断言四人都是作伪证吧。
因此不难想像:假使警方的指控成立,本案将会是影响极其严重、后果极其恶劣的律师群体藐视司法正义的典型;反之,倘若不成立,又将会是影响极其严重、后果极其恶劣的对辩护律师进行职业报复的典型。如此事关重大,伤筋动骨,北海警方怎可不查?
再次,说到北海警方,他们本身作为故意伤害案的侦办机构,案子是不是办得下去,会不会办成错案,办案过程中有没有刑讯逼供问题,与他们有最为直接的利害关系。因此,与其说四律师的行为“致使案件审理工作陷入僵局”,不如直接说是使警方乃至公诉机关的检控工作陷入僵局。法院作为审判机关,其实是很超脱的,证据够了就宣告有罪,证据不足就宣告无罪,即使错案追究,也是公诉和侦查机关的问题。
律师伪证罪的要害就在这里:当警方将饭做成夹生的时候,只有辩护律师有职责、有权利、有义务将夹生饭的问题指出来。吊诡的是,当律师指出饭是夹生的以后,居然还是由做饭的人来自查和追查夹生饭的责任问题。
跟过往的案子相比,律师的自我保护意识无疑增强了不少。杨在新律师在对证人进行调查时,不但做了笔录,还同步录了音。故意伤害案是否成立,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指控四名律师构成妨害作证罪,却有大大的问号。如果警方有在法庭之外控制证人的权力,如果律师伪证罪的立案不实行异地管辖,如果辩护律师必须代替法庭审查并保证证据的真实性,那么,北海四律师案,顶多是空前的,而决不会是绝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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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观察】张国庆:洪博培能走多远?阅读原文

张国庆 中国社科院美国所学者
前驻华大使、前犹他州州长、共和党人乔恩·亨茨曼(中文名洪博培)宣布参选美国总统,并不令人意外。因为他不仅具有相当的实力,而且准备了很久,出任驻华大使就是很好的准备。
应该说,洪博培是一个有亮点的人。在失去白宫后,共和党人其实就在寻找新的强有力的政治人物,以求在2012年的大选中与奥巴马抗衡。而具有理性、温和特点的洪博培,就成了人们看好的“候选人”之一。
就政治质素而言,洪博培具有许多政治家没有的“综合国力”。从经历上看,洪博培出任过美国驻新加坡大使,并且在GDP第二的中国出任大使,在外交方面有着较丰富的经验,这一点,格外引人瞩目。一方面,他是共和党参选人中唯一有外交经历的人,另一方面,两年的北京大使生活使洪博培对中国有了深入了解,并建立了广泛的人脉,而中美关系又是美国最重要的外交关系之一,这段经历非常有意义。
洪博培的经济背景对其选战非常有利,他曾出任布什政府的美国贸易副代表,他的父亲还是美国最大化学公司亨茨曼公司创始人,自己也曾经担任亨茨曼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在贸易和经济管理方面有丰富阅历。而在当选犹他州州长后,洪博培更是优先处理经济发展、医疗保险改革、教育和清洁能源等议题,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并很快使犹他州成为美国少数几个预算盈余的州之一,政绩斐然。这也使得他以77.7%的高票连任州长。
在环境保护方面,洪博培一直在与美国其他一些西部州的州长共同致力于一项旨在减慢全球变暖的地区性努力,而他自己也倡导低碳生活,常常是骑着自行车上下班。与此相关的,就是他的亲和力,他的谦和与坦诚,而他收养不同种族孩子的做法,更是令人刮目相看。
这一切,都使得洪博培成为共和党内的政治新星和实力派人物,也成为2012年大选的热门候选人。尽管洪博培的名气并不十分大,但由于此番共和党初选非常热闹,可以预见的是,在美国媒体的关注下,洪博培很有可能像当年的奥巴马那样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
对比奥巴马,洪博培其实有很多优点,如果奥巴马不能将经济有力振兴的话,他将很难挡住洪博培这样的对手。但问题是,此番共和党人才济济,洪博培反而不容易从党内脱颖而出,尽管他是很合适的抗衡奥巴马的人选。
对洪博培来说,爱荷华州党团会议(提名角逐头一战)就是一个重要的考验。2008年大选时,共和党热门任务罗姆尼,就是倒在了这里。由于洪博培和罗姆尼同样都是摩门教徒,很可能会受到一些保守人士的非议,尽管摩门教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如同当初奥巴马一样,洪博培也面临着民众心理能否实现突破的考验。
洪博培现在的策略很清楚,就是要尽快提升知名度,并打好国内牌,主攻奥巴马的弱点。在奥巴马宣布从阿富汗撤军之际,洪博培就表态说美国应加大从阿富汗撤军的力度,在他看来,“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服用一剂良药。我们的核心部分是虚弱的。我们需要集中精力把国内的事情搞好。” 未来半年,洪博培要想有效地树立起自己的形象来,能否拿出可行的振兴美国经济的方案显得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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