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治尖锐湿疣的医院:新闻话题 2011-6-15

新闻话题
【今日话题】南海局势升级 倚仗美国撑腰？阅读原文

南海局势升级倚仗美国撑腰? 导语：南海紧张的局势在持续发酵。一方面，越南继军演之后又传出自1979年以来首次颁发征兵条令的消息。另一方面，菲律宾军方将和美国在6月28日举行海上联合军演。不仅如此，...全文↓

南海局势升级 倚仗美国撑腰?
导语：
南海紧张的局势在持续发酵。一方面，越南继军演之后又传出自1979年以来首次颁发征兵条令的消息。
另一方面，菲律宾军方将和美国在6月28日举行海上联合军演。不仅如此，菲律宾方面更计划将南海更名为“西菲律宾海”。
越南也好，菲律宾也罢，它们越来越强势的态度不免让人联想到了美国在其中的作用。自从去年7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河内表示南海问题涉及美国利益，美国有责任和有关国家解决这一问题之后，越南在内的不少国家似乎都受到了“鼓舞”。
究竟如何看待美国在“南海局势”中扮演的角色呢？
越南海军在其侵占的岛屿上进行训练
2011-06-15 第 1696期
今日话题
美国在亚太地区有强大的军事力量
航行在南中国海上的华盛顿号航母
兵力“笼罩”全球的美国在亚太地区军事力量也很强大
专题《美军触角如何笼罩全球》对美国在全球的兵力部署有着比较详细的介绍。而美国人在上个世纪50年代提出了岛链（点击看图）这个概念，把太平洋上的一个个群岛和岛屿“串成”了几条链子，美国在每条链上都有“重兵把守”，以此形成在太平洋上对前苏联的军事封锁。冷战结束后，岛链的封锁效应依然针对亚洲大陆的各国存在，中国当然被认为是重点对象。
第一岛链离亚洲大陆最近，指的是北起日本群岛、琉球群岛，中接台湾岛，南至菲律宾群岛、大巽他群岛的链形岛屿带，美国在日本的123处军事基地、在韩国的87处军事基地都处于这个岛链上。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横须贺军事基地，因为这里是美国第七舰队司令部驻地，也是美国航母唯一一个海外母港，停驻着“乔治·华盛顿”号航母。第二岛链北起日本本州岛东南岸，南至印度尼西亚的马鲁古群岛，由1000多个岛屿组成，核心是关岛的军事基地，这里是美军在西太平洋最大的海空军基地，并且，美国正在将关岛基地改造成战略母港。另外也有人提出第三岛链的概念，这里的核心是夏威夷岛。
美国还频繁联合亚太地区的不少国家举行多边军演
美国在这一地区的主要军演有：
“金色眼镜蛇”联合军演：1982年开始，已经举办29次，最近一次有6个国家的1.4万名军人参加。
“卡拉特”演习：美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年度双边系列军事演习，1995年首次举行，迄今已举行了16次。
“环太平洋”联合军演：始于1971年，1974年起改为每两年举行一次，已经举办22次。
“马拉巴尔”演习：1992年开始，从美国和印度的海军年度双边军演已经演变为新、澳、日等国都参加的多边军演。
除上述大规模的多边联合军演外，美国每年还与日本、韩国、菲律宾、泰国、澳大利亚等盟国频繁进行双边军事演习。
但是，美国现在在东南亚的军事力量相对“薄弱”
事实上，美国曾在东南亚拥有在海外最大的空军基地和最大的海军基地，分别是菲律宾克拉克空军基地和苏比克海军基地。菲律宾基地原为“岛链”中承上启下的一环。不过，1991年美军对这两个基地的使用权到期，因为菲律宾参议院的反对，美军续期无门，结束了在菲律宾驻军长达93年的历史。而现在美国希望可以重返东南亚的老基地，越南的金兰湾、菲律宾的苏比克都是美国的目标。
2000年，美军在新加坡建设了樟宜海军基地，专供美海军航母和其他大型舰艇靠岸停泊，接受补给。但是，这显然还不够，只是重返东南亚的战略第一步。而随着中国在这一地区军事实力逐渐强大，竟然为美军提供了重返这一地区的“好机会”，下一部分会阐述。
越、菲如此强势，美国因素的确至关重要
美国海军舰队曾抵达越南岘港进行访问
真正问题：中美在“海权”上有着利益冲突
中国过去数十年的总体国力成长，也转化为了军事和外交的力量。有消息称，中国已经建立起一支规模庞大的潜艇舰队，和一套卫星追踪系统，目前对一枚反舰弹道导弹的部署也即将准备就绪，中国可以用于遏制美军在太平洋势力的武器库更为强大。
美军的全球霸权主要在海权，而中国目前的海军主要都是在南海一带，这与美军的全球军事战略有很直接的冲突。所以此次南海危机的背后，有中美在“海权”上利益冲突的影子。而相比于经济、政治方面的互动，中美的军事关系最为落后，没有一个有效的军事安全对话机制，也难免互相猜疑、不信任。
不少中小国家都利用这种冲突，斡旋于大国之间搞“平衡”
有一种声音认为，南海的这些国家在经济上越来越依附于中国，但是随着市场、技术、能源、资源的竞争白热化，纷争和焦虑都在加深。随着中国军事实力的强大，这些感到“不安全”的国家寻求“平衡外交”，积极地引入美国这样的大国，把问题国际化。
所以，一些国家支持美国应该加强对亚太事务的参与，例如新加坡前内阁资政李光耀曾称：“美国是能抗衡充分成长的中国的唯一力量，因此保持美国对该地区的兴趣很重要。”越南副国防部长阮志也曾经说：“如果美国能为本区域带来和平、稳定，确保国家主权得到尊重，我们欢迎美国的举动。”甚至有评论认为，东盟成员国在经济上依靠中国，在军事上依赖美国。
当然，也是基于对这一局面的判断，此次越南在南海危机中表现得才会如此“强硬”。而菲律宾所倚仗的更是和美国的“盟友”关系。
基于最核心利益，美国并不支持战争
越南民族主义抬头
目前美国在南海的核心利益是有保证的，且局势失控会威胁到美国利益
美国在南海最核心的利益是“自由航行”的权利。冷战结束之后，美国在世界海洋划分了16条重要咽喉水道，其中有三条在南海和南海周边，美国把这里作为一个重要的战略通道。所以美国每年都会派航空母舰战斗群到南海附近来“走”一下，宣示航海通行权。目前，美国一艘导弹驱逐舰已部署在南海海域，目的就是为“确保航海自由”。而华盛顿号航母也离开了母港，奔赴西太平洋进行安全警戒。但这并不代表着美军支持战争，相反，保障安全是最为重要的考量。
而事实上，美国在南海“自由航行”的权利并没有受到威胁。相反，如果这一地区危机升级，出现对峙和对抗，那么将会真正威胁到美国“自由航行”。一旦整个局势变得失控，美国也难以收拾，这也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所以，美国对越南军演明确表示不支持的态度。
另一方面，随着南海相关国家越来越感受到中国军事力量的强大，美国也“从中受益”，对于其重返东南亚有着“积极”的意义，不仅被奉为“座上宾”，再建重要的军事基地也是“可期待”的。这样美国在南海的军事力量会越来越强，话语权也越来越大。所以，不支持战争，但是希望保持一定紧张的局势，是美国的现实考量。这为美国“重回亚洲”战略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出于“意识形态”考量，美国和越南难以成“盟友”
越南在南海问题上不断地把美国这个曾经的仇敌拉进来。但是，如专题《越南为何“强势”军演》所分析，对于越南来说，它的“强势”最主要还是为了转移国内的矛盾，越南国内通货膨胀率高涨，民族主义情绪抬头。而如果美国介入得太深，对于越南当局来说就不是好事情，毕竟意识形态不同，越南国内的学者也认为越南当局更为害怕的是“和平演变”，失去政权。
另一方面，对于美国来说，越南本来就不是“盟友”。如果通过这次南海危机让越南能够把金兰湾，这个南海建立军事基地最理想的地方租借给它倒是“渔翁得利”的好事情，说不定也是实现“和平演变”的开始，但是越南当局当然不可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它们只是把金兰湾当做对美国和俄罗斯的诱饵而已。另外，美国对越南国内的人权等问题也一直颇为诟病，美国和它结盟的可能性非常非常低。
菲律宾和美国虽是“盟友”，但菲军事力量太弱，主要还是想依靠外交手腕解决争端
菲律宾和美国要举行联合军演。美国驻菲大使哈里·托马斯14日称：“我希望向你们保证，在所有问题上，美国都站在菲律宾一边。”他还补充道：“菲律宾与美国是战略协约盟友。我们是伙伴，我们将继续在所有问题上展开协商与合作，包括南海问题。”这番话更像是安抚，因为此前美国使馆的新闻官曾经表示，“美国在地区领土争端中不偏袒任何一方，华盛顿反对岛屿争端任何一方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这在菲律宾国内曾经引起过许多人的不满。而菲律宾和美国的“盟约”实际指的是，菲律宾本土受到攻击时，美国会帮忙防御，并不是指主动攻击。美国方面也曾经表示，这个“盟约”范围不包括南沙群岛。
不过菲律宾在这场危机中更像“浑水摸鱼”。此前，菲参谋总长卡多·戴维在会见美国太平洋司令罗伯特·威拉德时曾表示，菲律宾的军事力量非常弱，由于战机和舰船太陈旧，菲律宾的军事能力在这个争议地区“几乎可以忽略”。针对本次危机，菲律宾军方发言人罗德里格斯表示，南海问题由该国外交部处理，并指出，菲律宾与越南站在一起会加大与中国的分歧。这也是许多菲律宾官员的态度。并且，菲律宾不仅和中国在南海问题上存在冲突，它和越南也一样有冲突。
另一方面，菲律宾对美国的情感也很复杂，它们曾经花了很大的力气把美国军事基地“请出去”，而如今却又希望能够得到美国的庇护。
结语：这场南海危机背后有大国较量的深层次因素，这也凸显中美建立有效、稳定的军事安全对话的重要性。
更多尖锐评论请关注腾讯评论频道view.news.qq.com
发给好友 | 转发到QQ空间 | 保存到记事本
【今日头条】黎明：卫生部凭啥建立媒体黑名单阅读原文

黎明知名网友卫生部新闻宣传中心主任毛群安表示，正在打造一个健康的媒体报道平台，对极个别的媒体记者建立黑名单，以此打击他们有意误导人民，传播一些错误的信息的势头。毛群安称有关食品安全的报道产生的影响是...全文↓

黎明 知名网友
卫生部新闻宣传中心主任毛群安表示，正在打造一个健康的媒体报道平台，对极个别的媒体记者建立黑名单，以此打击他们有意误导人民，传播一些错误的信息的势头。毛群安称有关食品安全的报道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给国家的食品工业发展造成负面影响。(中国网6月13日)
我看，这位卫生部官员在这里提到的是他宣传工作中的“一拉一打”方略。“打造健康的媒体报道平台”，指的是选择一批“被欢迎媒体”和“白名单记者”；同时，将某些记者列入黑名单，等于宣布了那些记者所在的媒体也不被卫生部所欢迎。
毛群安先生的言论一发布，网上出现大量抨击与嘲讽的留言，而支持、赞同的言论几乎看不到。我认为，这现象有点不分青红皂白的意味。我认为，其实卫生部建立某种黑名单的做法，并不违法，对此没必要大加鞭挞。
就此，应予关注的要点有五：第一，列入卫生部黑名单和白名单的标准；第二，哪些人、为什么事被列入黑、白名单；第三，还有哪些记者、哪些媒体该进黑、白名单但没被列入；第四，怎样对待被列入黑白名单的人员与机构；第五，卫生部还需要对哪类人员、哪类机构建立黑、白名单。
上述五点，都有赖于一个“基本点”，即：公开行政、信息透明———卫生部不是地下组织，此作为不能是地下活动。排斥不良人员的“黑名单”可以有，但这种限制个人与职业权利的名单不可“黑”、不能“暗”。无论黑名单还是白名单，都不能由个别人实施黑箱操作。
目前卫生部就此公开的信息，似乎只有“标准”方面的一点内容。“有意误导人民，传播一些错误的信息”的记者进入黑名单，这个标准是正确的，应给予肯定。
最需要公开的信息，也应具有翔实、严谨、具体的特点。如公布黑名单资料起码应具备这些要素：记者某某某；失实报道某某题目(附全文或链接)；发布在某某载体；被某某媒体、某某网站转载；经某某机构查证真相如何，对照报道存在几处失实；失实报道造成何种损失；对其采取什么样的限制或制裁措施……
建立黑名单，意在限制、排斥、拒绝、制裁“在册人士”，而在守法循规的情况下，卫生部既不能对记者直接“专政”，又无法以行政、经济手段对其实施制裁，这样，卫生部职责、权力范围之内的“打击措施”其实相当有限。还有一种可能，即进入黑名单的记者干脆“破罐子破摔”，从此以后“发挥特长”，专做食品安全领域的报道算了。只要他所在的媒体认可他的工作，对他的职业生涯和个人生活也不会有多大的妨碍。
或许，建立黑名单之举最重要的意义，一在于表示“深恶痛绝”和“强硬态度”；二在于对公众“积极宣传”：不要轻信媒体就食品安全问题所做的报道，那多是负面的、错误的。
而今，大家应支持卫生部的“反曝光”。将那些不负责任、误导人民的记者和文字、影像再次公之于众，让“眼睛雪亮的群众”再行分辨真与假、荣与耻。卫生部借助群众眼光、人民力量打击不良记者，确实是个好办法，我们没理由不支持——— 我们能等来卫生部拨乱反正的信息发布吗？
公众之所以抨击卫生部对记者建立黑名单的做法，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即：媒体在揭露食品安全问题、追查食品安全违法大案中居功至伟。在许多人的印象中，每次危害严重、影响巨大的毒食和毒食企业问题，都是媒体先发现、先发难的，而许多人想不起职能部门查出来什么不得了的食品问题，觉得相关部门好像是遭遇压力之后才去做专业调查、采取行政措施。
可是，卫生部才是食品安全的总负责部门啊，而媒体和记者倒没有负责食品安全的法定义务。然而，卫生部体系要是一直查不出违法大案，却总是被传媒圈抢走自己业务圈里的头功，这样一比较，公众怎么可能帮职能部门讲话呢？
这种背景下，公众会“误以为”卫生部建立黑名单，为的是打击揭黑的记者，报复给卫生部造成被动的记者。是啊，毒食遍地而无披露曝光的局面太可怕了，要不是媒体干了分外之事，卫生部的麻烦可就大了。
不奖励揭露毒食的记者倒也罢了，怎么好“恩将仇报”呢？为纠正许多人的“偏见”，卫生部自证“比媒体更真实”于此时已是特别重要，而公开透明地建立黑名单、白名单，的确是一次极好的自证机会。(南方都市报
更多尖锐评论请关注腾讯评论频道view.news.qq.com
发给好友 | 转发到QQ空间 | 保存到记事本
【焦点关注】牛克：不敢高声语，恐惊“央企”人阅读原文

牛克评论作者事情是这么起变化的——6月9日，一名南航乘客因要求换座位与该航班机长发生冲突，被赶下飞机。6月11日这个微博带V的乘客，与疑似南航员工在微博上发生论战，称将对南航员工的辱骂提起法律诉讼。...全文↓

牛克 评论作者
事情是这么起变化的——6月9日，一名南航乘客因要求换座位与该航班机长发生冲突，被赶下飞机。6月11日这个微博带V的乘客，与疑似南航员工在微博上发生论战，称将对南航员工的辱骂提起法律诉讼。对此，另一个带V的微博“曾鸣CSN”（认证信息为“南航广州飞行部A320机队机长曾鸣”）称：“跟央企玩，你们玩不起，就一屁传媒人还想挑战全民航业。”事情就此发生了变化，由之前讨论机长是否越权赶乘客下飞机，一变而为讨伐“央企”傲慢做派。之后，是机长玩不起了，发布道歉信称：自己已经向公司检讨，并提出请假申请进行反省。（《新京报》6月14日）
无论是真心改悔，还是受“央企”压力，反正说了软话，大家对机长个人也该点到为止。平心而论，那几个乘客要求换座位的请求也无多少合理性，不过，南航方面的态度更有意思：对此事不予置评。
机长称，自己说那段话是“意气用事和头脑发热”，并非“着意而为”。“意气用事”就能说出“屁传媒人跟央企玩不起”的话，让弗洛伊德知道了，肯定能揪出一堆“无意识”下压抑的真相——不是浸淫特权已久，何以出口成章？
倘若机长骂乘客没有见过世面，倒还是在说理；可机长二话不说，直接露出自己央企的“黄马褂”——你根本没有资格跟我说理！这总让人想到河北那位公子撞人之后，喊出的“我爸是李刚”。敢问一句：你爸贵姓？
这一亮“黄马褂”，扎破了“屁传媒人”们平时自我感觉颇不错的皮球，嘶嘶泄气。“屁传媒人”有一个信念：事情摊在大家面前，是非曲直，总能说清楚的。“特权”的本质决定了特权们根本不屑于这么玩：他们既要当裁判员，又要当运动员。本来民航市场就是央企的俱乐部，民航管理层与民航公司的高管也经常角色互换，“屁传媒人”怎么玩得起呢？
两年前在所谓“央企如何应对负面新闻”的讨论中，就有媒体称：公众最不愿意看到的一种情况是，高度垄断的央企，根本就不屑于回应舆论的质疑：你骂你的，我做我的，你奈我何？两年之后，“你奈我何”已经改成了“你玩不起”，南航无论对于这个微博事件，还是对于“拒载”事件，均采取不屑回答的态度。
据6月12日新华网的报道，南航“拒载”事件的基本事实是：要求升舱的乘客没有明显的危及安全的言行，机长却坚持“拒飞”。甚至乘客已然同意道歉，但机长也不同意她们返机。记者就此事询问了南航党委工作部。他们的回应是：“我们不在现场，并不了解情况。但可以肯定的是……不是因为旅客行为影响到了飞行安全，影响到了航班后期运作的话，机长一般也不会随意报警的。”总之，他们既不屑于了解真相，也不屑于回应公众的质疑。
李白诗云“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天上”不仅有机长可以因为你想换座而“拒载”，“天上”还有俯视我等小民的“央企”。行文至此，惶恐之至。只是据说，央企是人民的储蓄罐，何以主人连储蓄罐都玩不起了？
更多尖锐评论请关注腾讯评论频道view.news.qq.com
发给好友 | 转发到QQ空间 | 保存到记事本
【司法改进】梦罔生：夏俊峰案呼吁死刑复核程序诉讼化阅读原文

梦罔生评论作者为公众广泛关注的沈阳小贩夏俊峰杀城管一案，短时间内，也许很难再会有实体、程序层面报道发出。因为与司法公开原则不同，最高法院的死刑复核程序，并非公开程序。夏俊峰案无疑是短期内观察最高法...全文↓

梦罔生 评论作者
为公众广泛关注的沈阳小贩夏俊峰杀城管一案，短时间内，也许很难再会有实体、程序层面报道发出。因为与司法公开原则不同，最高法院的死刑复核程序，并非公开程序。
夏俊峰案无疑是短期内观察最高法院死刑复核程序的最佳案例。这也是近期有关该案任何蛛丝马迹的报道，都弥足珍贵的原因所在。
据报道，最高法院刑庭三名法官“破天荒”的约见夏俊峰辩护律师陈有西，并且，“听取了律师意见，书记员作了记录”。
“破天荒”三字是我擅自加上，原因在于，我从未听说近年来有最高法院法官因死刑复核约见律师；我听闻的是，死刑复核程序，“程序很乱、复核很难、救命很贵”。
“程序很乱”无需过多解释，学界直至今天都不知道如何阐述最高法院的这个复核程序。它肯定不是诉讼程序，因为整个程序根本不开庭，甚至，律师能知道主管法官是谁，就已经能算上幸事一件。
对于“复核很难”，我却难以解释了。因死刑数据系国家机密，复核程序又无从公开，仅凭媒体报道的这部分案例，不及其余，就下这么个定断，的确不够科学。我之所以仍旧这么说，是因为有不少死刑复核律师已是叫苦连连数年。
至于“救命很贵”，其实不言自明。救人一命，本就非容易之事，再加上程序的不规范、不透明，要想做到挽回，道路只有两条，一是尽万分努力，二是寻找灰色地带、潜规则。无论走哪条路，价格都毋庸置疑的会贵。
熟悉死刑复核程序的律师说，被告人家属想见承办法官，很难，只能走上访程序，“基本上就是见不到”。那么，律师呢？作为防范冤假错案的“最后一根稻草”，法律无疑应当赋予律师以会见、取证、阅卷权。
可实际结果是，死刑复核律师也是“夹杂在众多上访者中间排队递交约见法官、递交法律文件、证据的申请”，我想，这可能也是此次最高法院法官能主动约见夏俊峰辩护律师陈有西的珍贵之处所在。
但仅此不够。一个好的制度，也一定同样应该是各项具体制度明确、所有参与方都知道该如何使力、用功的制度。否则，假使只有部分参与者明知“游戏规则”，特别是只有部分与裁判者相熟悉的参与者知道“游戏规则”，所有公正都会成摆设。
这或许也是每年都会有新律师试图涉足死刑复核业务，却又都不约而同退出的原因。在外界，甚至是在律师群体本身看来，死刑复核律师依旧是个神秘领域。
而这个市场呢？据媒体报道，也是极其混乱：新律师完全摸不清里边水深水浅，有劲使不上；资历深、有“关系”的律师，大多数情况下，又不愿意接死刑复核案件，因为经历过一审、二审，当事人钱财两空，付不起律师费。
这样的“游戏规则”，有无可能有赢家，谁是赢家，不言自明。但举全社会制度之力，却只培养出权钱交易潜规则，这绝非一个公正、公平的社会所追求的要义所在。一个好的制度化社会，一定是制度救人，而非包青天救人。
学界为此期待死刑复核程序能改造成一个诉讼化程序，让刑辩律师，让检察官能在同一个平台上竞争。而据笔者了解，近期要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如何改造死刑复核程序，就是议题之一。
我们有理由期待夏俊峰案能峰回路转，因为按照媒体目前公布出来的案件细节，夏俊峰或许罪不至死。
我们更期待，立法者能还公众一个公开、公正的死刑复核程序，因为后者可能会成为类似杜培武案、佘祥林案、聂树斌案不再发生的“最后一道屏障”。
更多尖锐评论请关注腾讯评论频道view.news.qq.com
发给好友 | 转发到QQ空间 | 保存到记事本
【政府治理】兰荣杰：当反贪局长遭遇刑讯逼供阅读原文

兰荣杰法学博士冉建新，湖北利川市检察院前反贪局长，突然死了。他死于湖北巴东县看守所。巴东县检察院反贪局正在侦查他受贿一案。他死的时候，“七窍流血，全身是伤”，“手腕已断，头部大量出血。” 他死之...全文↓

兰荣杰 法学博士
冉建新，湖北利川市检察院前反贪局长，突然死了。
他死于湖北巴东县看守所。巴东县检察院反贪局正在侦查他受贿一案。
他死的时候，“七窍流血，全身是伤”，“手腕已断，头部大量出血。”
他死之后，他的家属要求查看检察院的审讯录像。巴东县政法委书记说：“审讯室的监控录像坏了。”当然，就如其他类似案件一样，整个检察院的其他所有录像都没有坏。
冉建新不是第一个被刑讯致死的犯罪嫌疑人。很不幸，他肯定也不是最后一个。
然而作为一个前反贪局长，一个局内人，至少在最近几年，他也许是唯一遭此厄运者。
一个曾经的执法者，一个曾经把别人关进看守所加以讯问的人，一个曾经可以合法使用暴力的人，一旦易地而处，坐在了审讯室里的另一方，不免也毫无还手之力。
从冉建新死后利川百姓的反映看来，他应该是一个好官。因此我倾向于相信，在他担任反贪局长的时候，即使面临拒不招供的犯罪嫌疑人，他也不会使用刑讯手段。但是作为一个在体制浸淫多年的人，我相信，他对巴东检察院的种种手段，包括刑讯，包括禁止律师介入，包括“监控录像坏了”这些苍白的借口，他都不会陌生。
其实，今天在公检法系统里面的一众司法官员们，除了刚刚入门还没“摸清地皮”者，又会有几个人对这些事情感到陌生？有几个公安局长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本局一向都是文明办案，从不采用刑讯？！有几个检察长敢说，自己从来没有在明知存在刑讯的情况下，依然对犯罪嫌疑人批准逮捕？又有几个法院院长敢说，本院定罪甚至枪决的罪犯里面，没有一个人是建立在刑讯获得的口供基础上？
毋庸置疑，尽管在正式的立法上，刑讯从来都是过街之老鼠，但是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刑讯依然是如此的普遍。从佘祥林到赵作海，从杜培武到聂树斌，每一起冤案的背后，几乎总有刑讯逼供的存在。每一个人都知道，刑讯可能导致冤案。每一个人也都知道，刑讯可能导致非正常死亡。但是，刑讯为何依然如此猖獗？
一个流行的解释是，中国警察依靠非口供渠道获取证据的能力太低。并非每个警局都能作指纹、DNA、弹痕等科学分析，并非每个警察都懂得一大堆审讯心理学的技巧，也并非每个公民的日常收支都由信用卡记录在案。在此条件下，最可依赖的证据线索，无疑就是嫌疑人的口供；而最能获取口供的方式，无疑就是刑讯。
再一个解释是，警察刑讯的成本太低，收益太高。一方面，破案率，尤其是命案必破的压力，使得警察不得不穷尽一切手段破案。另一方面，普遍使用的策略性的刑讯，尽管在圈子内人尽皆知，但是少有人真正因此受到处罚。不仅如此，在一些大案要案中，如果刑讯最终导致破案，办案警察一般还能获得嘉奖。
当然还有一个解释，就是对社会大多数人而言，对犯罪分子施以刑讯，似乎并不是多大的问题。就像在大学里抓住一个偷车贼，总是免不了一顿饱打，最终来保护小偷的，往往还是学校保安或者警察。究其原因，百姓苦犯罪久也，能够发泄一二，让罪犯尝尝拳脚之苦，似乎也算人之常理。
行文至此，似乎刑讯之于当下中国，并无疏解之良药。就如血亲复仇之于原始社会，肉刑之于封建王朝，刑讯似乎也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必然产物。
果真如此吗？
看看如今被视为不人道的血亲复仇和生死决斗，看看车裂、绞刑、剐刑、宫刑、火刑等已经被打入历史冷宫的刑罚，看看夹板、水刑等曾经的取证方式，它们为什么被废除？它们为什么基本已经绝迹？
刑事文明的发展，除了有经济、政治、文化等背景变迁的原因外，可能还取决于两个重要的“人情”因素：一是同情心，二是同理心。
所谓同情心，就是当一些行为让绝大多数正常的人都“看不下去”的时候，这种行为就该被法律所淘汰了。比如在当今社会，即使是针对十恶不赦之死刑犯，估计也不会有太多人希望使用车裂、千刀万剐等行刑方式。这一点似乎不难理解，也比较容易被接受；但是放到刑讯逼供语境下，似乎作用不大。就如前文所说，至少就中国社会而言，也许多数老百姓都认为轻微的刑讯并无不妥，或者至少不至于“看不下去”。换句话说，受到轻微刑讯的犯罪嫌疑人，大概还不会获得多数老百姓的同情；因此警察在选择刑讯的时候，其实并没有多少阻力和成本。对立法者而言，除了表面上装模作样的宣示以外，内心里其实也并不见得就一定想尽最大努力杜绝此类刑讯。
好在同情心之外，还有一种同理心，可能会约束警察的行为。所谓同理心，其实就是换位思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让警察站在犯罪嫌疑人的立场上，看看刑讯是否具有合理性。如果警察相信，自己——或者自己的家人、朋友——某一天也可能成为犯罪嫌疑人，那么我们也许可以期待，当他们在制定规则的时候，或者当他们在面对当前的犯罪嫌疑人的时候，会有所收敛，会避免使用刑讯的手段。比如在英国，律师辩护权之所以写进1215年《大宪章》，根源就在于《大宪章》的起草者之中，很大一部分就曾经被国王以各种罪名送上法庭，而且还被禁止聘请律师。有了这些切肤之痛，当那些曾经的罪犯经过数年内战与国王媾和，继而成为《大宪章》的草拟者，他们就迫切需要写进律师辩护权的条款。无独有偶，美国《宪法》之父们以及他们的先人，不少也曾经在英国本土遭遇刑事司法系统的不公正待遇，所以当他们有机会在北美大陆自立规则的时候，言论自由、禁止酷刑、律师辩护、陪审团审判等就成为宪法权利法案的核心内容。
由此看来，也许只有当更多中国的警察、检察官、法官或者人大代表都亲身经历刑讯的惨痛，只有当他们经常都在担心自己坐在审讯室的另一端的时候，刑讯逼供才可能真正得到有效遏制。
在这个时候，也许我们更应该回顾前全国人大常委会主任彭真在1979年制定《刑法》期间的一段讲话：
“过去，林彪、‘四人帮’控制的一部分专案组，完全违反了党的重调查研究、重证据不轻信口供、特别是严禁逼供信的传统，随意侵犯人民的人身权利，大搞刑讯逼供，造成很严重的后果。所以这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实行刑讯逼供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刑讯逼供，把人整伤的，怎么办?要以伤害罪从重论处。刑讯逼供是几千年的封建恶习，流毒很广很深，很顽固。从苏维埃时期起，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就三令五申地禁止刑讯逼供。但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还是搞得那么凶。……所以，各级公安机关负责同志应该认真负起责任，彻底肃清刑讯逼供这种封建的法西斯的残余和影响。不要以为这一条是整公安机关的，不是，它是反对任何人、任何机关搞刑讯逼供的。它不仅是保护人民的，也是保护公安人员的。同志们想一想，公安部门除谢富治外有几个副部长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受到刑讯迫害?严禁刑讯逼供，是保护所有的人(包括犯人)、所有干部和群众的。”
彭真说得好，禁止刑讯，不仅是保护罪犯，也是保护公安部长，保护今天在职的官员，保护冉建新这样的人。当然，前提是我们把禁止刑讯的规定当回事。如果法律的明文规定不当回事，那么不管什么人，不管是昨天的反贪局长还是刑警队长，都可能免不了看到“风水轮流转”的一天。
更多尖锐评论请关注腾讯评论频道view.news.qq.com
发给好友 | 转发到QQ空间 | 保存到记事本
【大家看法】周其仁：存银行就是在给央行缴税 阅读原文

周其仁经济学者原题持币人在给央行缴税要维系人民币币值稳定的目标，就不能再要求央行天天动用基础货币不断大手购汇。稳定汇率是不是一项政府的政策目标？当然是。既然是一项政策目标，那要不要备下足额的财政资...全文↓

周其仁 经济学者
原题 持币人在给央行缴税
要维系人民币币值稳定的目标，就不能再要求央行天天动用基础货币不断大手购汇。稳定汇率是不是一项政府的政策目标？当然是。既然是一项政策目标，那要不要备下足额的财政资源给予实施的保障？说起来应该要。可是这些年的实际情况，是我们这个世界头号出口大国稳定汇率从来不需要用财政资源。用什么呢？来来回回就是央行的基础货币。
基础货币是央行的负债。这就带出一个有趣的问题：央行的负债从财政上看是什么性质？从道理上讲，央行是国家机关，因此央行负债当然也就是国家负债。
央行负债明明是国家负债，却不纳入国家的公共债务监督管理，究竟有什么道理吗？我的猜测，这多半与央行举债和偿债的独特性有关。一般的公共债务，举债的财务基础是政府的未来收入，包括未来的政府税收、国有资产权益和其他收益，偿债就是把原本归政府的收入用来还债。这里的风险，一是债权人高估政府的未来收入，以为债权安全但实际上政府可能面临偿债危机。但是更大的风险，则是届时政府可能把偿债压力转嫁到纳税人头上，反正政府只此一家、别无分店，不能随便关门破产就是了。因此，在国家债务方面屡屡吃了亏的债权人和纳税人，一般要对国家债务实施双重监督。
央行有所不同。基础货币固然是央行的一种负债，但其偿还的方式却并不一定真要减少央行自己的未来收入。由于央行可以征收一种极其特别的“税”——通货膨胀税——所以央行可以通过直接减少所有持币人——即央行最终债权人——的未来收入来“偿债”。这使得央行的负债虽然也记在其资产负债表上，但央行的门口却从来没有真实的债权人要求偿债。每位持币人——不论他或她是否与央行缔结过债务合约——都在给央行缴税，只要物价水平因为多发货币而上涨。这部分税收极其隐蔽，根本无需公开讨论，也无需派人征收，因为每位持币人在花钱的一刹那，同时就成为非常尽职的稽税员。
通胀税似乎看不见，基于通胀税的负债似乎不用偿还，所以央行的负债就似乎不算公共债务。这导致了一个结果，那就是“方便地”以央行负债来充当政策目标的财务工具。
方便也有代价。这里的一个教训是，看似无成本或低成本的工具，用到最后才发现奇贵无比！经济学道理很简单，代价低者需求量必定大。譬如很多经济学家喜欢说温和的通胀税无伤大雅，听起来似无大错，可是以通胀税来充当实现政策目标的财务工具，“便宜的”债务举过了头，日积月累、年复一年，累积的通胀压力就大了。出来混，最后还不是要还的。
（本文摘编自6月13日《经济观察报》，原题为“用什么把基础货币换下来”）
更多尖锐评论请关注腾讯评论频道view.news.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