蔓延视觉地址:新闻话题 201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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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话题】二胎，能不能放开阅读原文

二胎，能不能放开导语：近日，全国政协委员、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王玉庆透露，目前计生部门正在考虑放开二胎政策，很多专家对此做了研究。他个人认为，二胎政策到“十二五”末期可能会放开。有关于计划生...全文↓

二胎，能不能放开
导语：
近日，全国政协委员、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王玉庆透露，目前计生部门正在考虑放开二胎政策，很多专家对此做了研究。他个人认为，二胎政策到“十二五”末期可能会放开。
有关于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的讨论，在每年的两会中，都会成为代表委员和媒体民众热议的话题。而这些争论的落脚点，往往最终落在了“是否可以放开生育二胎”上。
支持者认为，放开二胎刻不容缓；反对者则表示，计划生育坚决不能动摇……
人们会自行进行生育调整控制
2011-03-08 第 1587 期
今日话题
为何要讨论“放开二胎”
前言：当1980年中国启动“计划生育”时，曾有一封公开信，信中这样写到：“有些同志担心，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将来会出现一些新的问题：例如人口的平均年龄老化，劳动力不足，男性数目会多过女性，一对青年夫妇供养的老人会增加”……30年过去了，这些曾经被认为“因为误解”或者“可以解决”的担心，正一一成为现实，而且日渐严重。
生二胎 屡屡成为社会热点话题
中国人口出生率已进入负增长阶段
一般来说，官方口径认为30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使得妇女总和生育率（平均每个妇女一生中所生育的孩子数量）从5.8下降到目前的1.8左右。
其实，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中国的生育率远没有1.8，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1990年代中期生育率就已经只有1.3左右，2000年只有1.22，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再次证实中国的生育率只有1.33。
一般来说，要保证人口相对于上一代不增加也不减少，总和生育率要保持在2.1，也就是平均每个妇女要生育2.1个孩子（在中国甚至应该是2.3）。但目前如此低的总和生育率，已经表明中国实际上进入了“出生率负增长”阶段。
（注：出生率负增长不代表人口总数负增长，中国目前的人口数量增加缘于惯性。）
过低的出生率使得人口结构不合理
据2009年数据显示：中国的老龄化比例已达8.3%，显著赶超世界平均水平7.5%。
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有1.6亿，其中只有城市的4000多万享受社会养老，但养老金缺口已经很大；2030年后60岁以上老人将达到4亿，而年轻劳动力却不断减少，中国每年出生人口从1990年的2600万下降到2000年之后的1300万左右。养老将成为今后政府长期面临的第一大难题。
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中国得以在比多数发达国家短得多的时间内完成了人口转变过程，计划生育使得中国的老龄化进程不仅是世界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也是转变速度最快的。
“人口红利”将逐渐枯竭的中国，其人口变化的最大特点正是“未富先老”。
计划生育带来性别比例失调
1980年之前中国出生性别比保持正常，为105左右。独生子女政策导致出生性别比不断攀升，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0～4岁人口性别比高达123，再抛除一些单身女性，意味着今后将有超过四分之一的适龄男性打光棍。
1980年以后的出生人口中，累计男性比女性多出3000万以上。这3000多万光棍的存在必然将带来社会的不稳定。而山西翼城、甘肃酒泉、河北承德、湖北恩施等800多万人口试点二胎的地区出生性别比都正常，这说明全国出生性别比失衡确实是因为独生子女政策。…
放开二胎有风险吗？
纪宝成：建议放开二胎禁三胎
放开二胎 人口不会爆炸
有人担心停止计划生育之后会引起生育率大幅反弹， 又不利于人口平稳发展。实际上不必担心。
《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现在全国生育意愿低下，平均只有1.73，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妇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分别只为1.78个和1.60个。而实际生育率会远低于生育意愿。所以，1.73的生育意愿并不会导致人口大量增长。
与此同时，在计划生育政策开始之初，山西翼城就作为“人口特区”不执行计划生育政策，进行了长达近30年的“试验”。“试验”结果表明——在放开“二胎”的山西翼城，人口增长率反而低于全国水平，以性别比例为代表的各项人口指标均优于全国水平。
作为几个开放二胎的地区：2000年时翼城生育率只有1.5、酒泉只有1.4、恩施2005年生育率只有1.47、承德现在的生育率只有1.6。生二胎是否会导致人口爆炸？结果已经一目了然。
放开二胎 经济不会崩溃
在种种支持“计划生育”的理由中，“中国人均资源不足”是流传最广的，很多人担心，一但人口增加，“人均资源就会不足”，经济就崩溃了。
要知道，除了美国、俄罗斯、大洋洲等少数地区外，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人均资源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低于“世界平均”并不意味资源不够，中国的人均资源比日本、韩国以及英国、德国、意大利等很多欧洲国家还多。更何况，人均资源占有量并不代表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一下俄罗斯和日本，再比较一下巴西和中国，就可以发现这一事实。
中国“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的原因主要是粗放式的发展模式而不是“人口过多”。由于资源利用水平低，目前我国单位资源的产出水平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废弃物排放水平大大高于发达国家。要知道，中国资源绩效居世界倒数第6位。以目前这种粗放型的发展模式，人口减少到现在的几分之一，资源也不够用。
放开二胎 社会不会乱套
有人说：“让人们放开肚皮生孩子，那么多生出来的人口都到你家吃饭行不行？”
可以这样回答：“提出这个问题的人是在假定：人都是只会消费价值而不会创造价值的废物，而现实显然并非如此。况且，实行自主生育，并不意味着人们会无节制地‘放开肚皮生孩子’。”
还有人说：“实行计划生育以来，全国累计少生了4亿多人，为社会和家庭节约抚养费约17万亿元，这有什么不好？”
可以这样回答：“难道实行计划生育少生的孩子都是废物吗？难道孩子长大之后不会创造出比抚养费更大的价值吗？”
………
有关二胎的“他山之石”
韩国历年生育率
国际视野下的生育现状
韩国在1962年开始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随着经济的发展，生育率不断下降。韩国政府于1996年取消控制人口出生政策，随后出台鼓励生育的政策。然而生育率却不升反降，2005年降低到1.08的极度危险水平。
20世纪60年代，新加坡政府曾提倡“两个就够了”，全国生育率急剧下降，80年代时政策取消，并采取政策鼓励国人多生，然而生育率却依然降到了1.1左右。
伊朗是穆斯林国家，穆斯林生育文化是当今世界最为顽强的生育文化。上任总统桑贾尼说服宗教界领导人支持他的计划生育政策，提倡只生二胎，最多只能有三个孩子。国家生育率迅速下降（2006年时跌到了1.7），继任的内贾德发现状况不对，发表讲话指出应修改现行政策。
需知，根据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中国2008年社会发展综合水平相当于日本1967年、香港1980年、台湾1988年、新加坡1988年、韩国1988年、巴西2005年、泰国2007年的水平。而这些地区当年生育率都已经低于正常的世代更替水平（2.1）。
愿中国不再走这些国家曾经走过的弯路。
结语：人口生育有其自然规律，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今日头条】王长勇：财政预算岂能大而化之？阅读原文

王长勇财新记者既不尊重既往数据，也不依据经济增长实际预期，政府编制预算，如算命先生般“唯8%是瞻” 果不其然，2011年全国财政收入预算增幅为8%。其中，中央和地方财政预算收入均为8%。 8%！政府...全文↓

王长勇 财新记者
既不尊重既往数据，也不依据经济增长实际预期，政府编制预算，如算命先生般“唯8%是瞻”
果不其然，2011年全国财政收入预算增幅为8%。其中，中央和地方财政预算收入均为8%。
8%！政府为何对这一数字如此痴迷？预算报告同时显示，2010年全国财政收入增长21.3%。而“十一五”期间，全国公共财政总收入30.3万亿元，年均增长21.3%。
既然在过去的五年，全国财政以年均超过20%的速度增长，为何在“十二五”开局之年，政府预算收入却大幅下降为8%？
难道今年中国经济要出现大幅下滑？非也！金融危机最为严重的2009年，中国经济也增长了9.1%，全国财政收入也达到了11.7%。
按政府工作报告，2011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目标为8%左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涨幅为4%左右。按以上数据保守测算，以现价计算的财政收入至少应增长12%。财新记者统计了全国26个省份2011年的经济增速目标，有15个省份超过了10%，最高的重庆达到13.5%。但由中央财政代编、汇总的地方本级预算收入增幅却仅为8%。
真是匪夷所思！既不尊重既往数据，也不依据经济增长实际预期，政府编制预算，如算命先生般“唯8%是瞻”，岂能如此儿戏？
需要提高编制预算的准确性！专家学者和社会近年不断呼吁，全国人大也时常提出要求，至今已呈“疲劳”状态。而政府方面，不管国际、国内经济如何跌宕起伏，编制预算依然故我，咬定8%不放松。
每年全国“两会”，对预算收入增幅为何如此之低的质疑，财政部惯常的解释是，经济增长是政府财政收入的基础，编制预算收入自然要以此为依据，这样的解释似乎无可厚非。的确，2011年，政府制定的经济增长预期目标为8%。
但是，到了财政年度结束，财政收入增幅不但远超预算数，也总是几倍于当年的经济增幅。当社会公众质问，为何财政收入增长总是大幅超过经济增速？财政部又会找出十几个理由，辩解财政收入增幅远远超过经济增长是非常合理的。
经济学常被认为是一门自圆其说的学问。于是我们看到，年初说财政收入增长应该和经济增长一致，年末又说财政收入远超经济增长非常合理。
近十几年来，中国财政收入增幅和经济增幅之比平均高于2：1。也就是，财政收入年均增速高出经济年均增速的两倍。按此规律，2011年财政收入增长就至少应为16%。这样的事实，政府不是不知晓。
财政部门人为压低预算收入增幅，有很强的利益动机。首先，压低预算收入，就会产生超收收入，与预算收入的安排使用相比，政府安排超收收入有较大的自由度。按现行预算法，超收收入是报告制，就是政府先花钱，再向人大报告，约束小、自由度高。
为弱化政府的这一动机，自2007年开始，人大要求将超收收入转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在下一年安排使用。但目前，仅部分超收收入调入基金，大部分依然当年追加了支出。
其次，中国政府有一个惯性理念，年初编制的预算，趋向于压低收入，相应压低支出。到了后半年，预算收入超了，再追加支出，“钱多了再追加，各部门都开心；而钱少了，财政部门的压力很大。”如此结果，便导致预算收支编制不求准确，人大审议批准的预算，其严肃性无从谈起。
这还导致政府在央行国库积累巨额存款，目前保持在3万亿元的规模。把经济运行中效率最高的企业和个人资金集中到了政府国库，长期沉淀，这对社会资源是极大的浪费。
而在成熟市场经济国家，政府预算收支编制必须非常准确，因收入和支出出现月度不匹配产生缺口，就在国债市场发债筹资，政府资金管理是负债管理，而中国政府资金的管理算是资产管理。这样，财政部门既无动力、也无压力准确编制预算。财政部也不愿滚动、定期发行国债，严重制约了财政和金融市场的制度建设，央行公开市场操作缺乏足够的短期国债，只得被迫发行央票充当。和国债相比，央票和实体经济间的联系要疏远很多。
“两会”年年开，政府预算年年审，预算收支和实际年年大相径庭，“两会”在考验谁的智慧？如果财政预算总收入和总支出这两个大数都不靠谱，几千人费神劳心去讨论其他细节，有效用又有几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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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王虎：任志强的退休是一场社保悲剧阅读原文

王虎媒体记者任志强属于执行企业标准领取社保养老金的退休族群。按照一套复杂的社保公式计算下来，养老金要远远小于在职薪酬明天（3月8日），生于1951年3月8日的任志强将年满六十，达到法定退休年龄。虽...全文↓

王虎 媒体记者
任志强属于执行企业标准领取社保养老金的退休族群。按照一套复杂的社保公式计算下来，养老金要远远小于在职薪酬
明天（3月8日），生于1951年3月8日的任志强将年满六十，达到法定退休年龄。虽然他的任期在2011年10月8日截止，但他的社保、医保将自动终止缴费，接下来可以领取退休金生活了。
任志强在微博上说自己不知道能领取多少退休金。不过，如果他真的拿到手里，肯定会大为失落。
根据年报披露，任志强在上市公司华远股份的“象征性”年薪是758万元，他自己披露说，最终要由国资委考核决定，实际能落实的大约70多万元。若照章纳税和缴纳全额社保，最后拿到手的估计在40多万元。
任志强拿这个水平的年薪已经十多年了。在过去，这无疑能保障他和家人过上富足的生活。但是一旦退休，他将面临悲剧性的收入滑坡。
任志强属于执行企业标准领取社保养老金的退休族群。养老金一部分和社会平均工资挂钩，另一部分和个人缴费挂钩。按照一套复杂的社保公式计算下来，养老金要远远小于在职薪酬。2010年，北京市人均养老金水平提高至每月2032元，合计每年2万5弱，跟任志强的天价年薪相比，可谓九牛一毛，少到完全可以忽略。
我们不知道任志强的个人账户究竟有多少钱可以留到退休后支取，想必即使再多，也远比他在职薪酬少得多。这能保证他退休后的生活水准不致于下降太多吗？
按照全球理想的退休模式，退休金达到退休前一年收入标准的90%，方可保证生活水准不大幅度下降。这里面除了货币收入，还隐含着那些工作期间慷慨在职消费，在退休后必须自己花钱买单的残酷现实。也就是说，过去隐性消费的货币化，将成为压倒退休精英人群的另一根稻草。这无疑需要过去薪酬更多的积累才能达到。
大家可能会说，爱存钱的中国人任志强把过去的薪水存起来，照样可以保证相当高的生活水准。说实话，那取决于你怎样来定义高标准的生活。例如，渣打银行对中国177位精英人群的调查表明，平均需要挣得370万美元（约2400万元人民币）方可富足退休。
很显然，如果任志强一直按照国资委的要求领取看似炫目的薪酬，这十多年积累下来，离这个标准还是差得很远。
“杯具”啊，尽管他总喊着为富人盖房，自己却始终没有踏进富人门槛，退休后却跌入养老金领取者行列，只能仰望那个阶层了。要是再来几场通货膨胀，存款化水，那无疑是悲剧性的结果。
况且，社保并不是总靠得住，上海市的社保年年亏损100多亿元，目前尚不知道这个大窟窿怎么补呢。
【国防之思】余永胜：中国军费增幅大没啥可担忧阅读原文

余永胜军事研究学者原题：军费的要害在用途而非增幅军费问题的要害不在于增幅，而在于用途。道理很简单，用于侵略战争的军费与用于维和的投入，性质是有天壤之别的。 3月4日，全国人大新闻发言人李肇星宣布，...全文↓

余永胜 军事研究学者
原题：军费的要害在用途而非增幅
军费问题的要害不在于增幅，而在于用途。道理很简单，用于侵略战争的军费与用于维和的投入，性质是有天壤之别的。
3月4日，全国人大新闻发言人李肇星宣布，正在提请人大审议的2011年中国军费为6011亿元，比去年增加12．7％。这是中国军费增幅去年降至7.5%后，再度回归两位数。消息一经宣布，即引来国际媒体的如潮评论。虽然也有对中国军费增幅表示理解的声音，但更多的则是表示了顾虑与担忧。作为当事国，我们显然有必要把这个问题做个厘清，以正视听。
其实，从纵向比较来看，过去的二十多年里，除去年外中国军费都是两位数的增幅，外界虽然对此也有鼓噪，但基本上已习以为常。今年回归了正常增幅，舆论却又把它当作话题炒起来，给人的感觉是，中国军费增幅只能降，不能升。显然，这样的逻辑是站不住脚的。
而从横向上看，与多数国家比，中国军费占GDP的比重都是偏低的。据世界权威机构统计，冷战结束后，多数国家军费占GDP的比重在2．5%至3%之间，这也是国际公认的“安全水平”。而中国6011亿元的军费只占GDP的1．4%，如果再考虑中国正处于军备转型期，需要较大的前期投入，中国军费占GDP的比重实际上更低。相比之下，美国的核心国防预算为5300亿美元，超过GDP的4%，这还不包括专门的战争拨款。即便和周边国家相比，中国的比例也是偏低的。据俄新社日前报道，俄罗斯财政部副部长称，俄罗斯2011年国防开支占本国GDP的比重为2．9%，2012年将达到3%，印度的比例超过其GDP的2%，韩国的这一比例为2．7%。
这其实还不是问题的关键。军费问题的要害不在于增幅，而在于用途。道理很简单，用于侵略战争的军费与用于维和的投入，性质是有天壤之别的。这样看来，国际舆论就更不应对中国军费增幅的提高有什么顾虑的了。
不仅如此，中国军队近年来在“军转民”方面的投入也非常巨大。比如亚丁湾护航、海外撤侨、灾难救援等等，到处都可见解放军的身影。此次利比亚动乱发生后，中国撤出的公民有3万多人，解放军专门派出了飞机和舰艇参加撤侨任务。就海外护航而言，至今中国已经向亚丁湾和索马里海域派出了八批护航舰艇编队，这些舰艇编队在海外执行任务时，所需经费一般是执行国内普通任务时的数倍甚至数十倍。从趋势来看，解放军海外护航可能要常态化。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海外护航保护的不仅是本国商船，还有国际航道的畅通。至今，解放军护航编队已多次成功将第三国商船从海盗的袭击或可能袭击中解救出来。就国内而言，汶川特大地震、玉树强烈地震、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等重大自然灾害发生时，解放军都派出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到抢险救灾行动中。所有这些，无疑都需要大量的经费消耗。
其实，即便就纯粹的国防投入而言，中国军费的增幅也没有什么可担忧的。近年来，虽然中国军事现代化的进程在不断加快，但在处理与他国关系时，“和为贵”的原则和立场并没有改变。去年秋天，日本扣留了一艘在钓鱼岛海域捕鱼的中国渔船，并非法扣压船长达19天之久。尽管如此，中国还是寻求在外交框架内解决事端，没有让事件升级。而在南海问题上，即便在美国去年夏天高调宣布介入后，中国仍坚持与相关国家通过和平谈判解决。据国际媒体报道，中国可能正与相关国家谈判制定更具约束力的“南海行为准则”，以取代2002年签署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中国在与东南亚小国的争端中都是如此，其他国家还有什么好担忧的呢？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如果有人企图武力阻挠中国的统一大业，或是拒绝通过谈判解决领土争端，而是谋求将非法占领的事实合法化、永久化，那么这部分人面对中国军费的增长，倒真的需要“紧张”一下了。不过，既然这部分人炒作中国军费的意图是别有用心的，我们也就不必当真了。
【大家看法】华生：楼市限购令真正悲哀之处阅读原文

华生知名经济学家原题：楼市限购令的错误与纠正摘要：限购令主要问题不是因为它属于行政手段，而在于是非颠倒，率先打击了它本来应当优先服务的对象，从而加剧垄断歧视和分配不公最近，为了调控楼市的投资投机...全文↓

华生 知名经济学家
原题：楼市限购令的错误与纠正
摘要：限购令主要问题不是因为它属于行政手段，而在于是非颠倒，率先打击了它本来应当优先服务的对象，从而加剧垄断歧视和分配不公
最近，为了调控楼市的投资投机需求，从北京开始各地纷纷推出了限购令，同时也引起支持和反对的不同反应。楼市调控关乎国计民生的大局，限购令也还在向更多的城市扩展，因此限购令之利弊大有理论清楚的必要。
应当说最敏感而又最先对限购令作出反击的是生计受到威胁的部分房地产商及其代言人。他们上来就断言房价上涨只是因为政府土地供应不足，因此调控需求是搞错了对象，是要别人为政府的错误代为受过。客观地说，房地产商对限购令的冷嘲热讽既不奇怪，也没太大道理。因为一个巴掌拍不响。供给和需求共同决定价格是经济学的常识。房地产商比谁都更明白，房地产的黄金定律是位置，位置还是位置。而相同位置上的房产是垄断稀缺品，再增加多少新用地也无法完全和城市主城区那些区段的住房竞争。因此，房地产调控在增加供给，特别是大量增加公租房廉租房等保障性住房的同时，抑制投资投机需求应当说是第一次抓到了主题，走对了方向。因此，部分房地产商反对限购令，从出发点到理论依据，都并不靠谱。只是他们言词激烈，又有话语权，很受追逐眼球的媒体青睐而已。
更多的人批评限购则是从反对户籍歧视和捍卫市场经济的角度提出来的。应当说这类批评就客观、中肯得多。当然也有一些单纯从市场经济普遍原理出发的人，一般地反对政府干预，反对行政手段，似乎搞市场经济政府就不该干预，就不能采用行政手段和在特殊情况下适当限制消费者权利。这样就多少削弱了自己的说服力。特别是大家都知道住宅既是基本消费品，又是投资品，存在着公民权利与财产权利的矛盾与平衡。一般地反对限购和政府干预，又并没有进一步解决问题的办法，只让大家相信市场经济的自身调节能力，这自然就很难得到多数人的认同。
这样我们就看到不少人都表示了对限购令的支持。他们认为，限购令虽然是一项行政性措施，有一定的副作用，但限购直接压缩了需求，对楼市调控有立竿见影之效，为了遏制房价上升的势头，两害相权取其轻，故在总体上还应当肯定和欢迎。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清华大学李稻葵教授“论限购”的万字长文。他搬出了限购的经济学理论，认为“限购是常规调控手段失效的情况下所能采取的最后一剂药。在目前房地产价格持续攀高的形势下，限购就像给高烧病人的一剂退烧针，有其副作用，但无疑是必需的。”一向快人快语的财经评论人叶檀女士也挺身支持限购在“中国特色的半市场半行政经济”中的作用。李稻葵教授是我尊敬的同行和朋友，和叶檀女士春节前也才刚握过手，但事涉大是大非，所以恐怕还得明辨。
首先我们应当肯定，限购令的出发点是限制住宅的投资投机需求，方向是正确的，这也是楼市调控以来开始切入正题的积极一步。同时，调控必须适合国情，可以采取多种经济包括行政手段，不必作茧自缚，这也不错。但是，做一件方向正确的事情并不是说可以不择手段、不计代价，特别是在明明存在很多更好选择情况下，非要采取这种与改革的方向完全相反、副作用极大而又只有一时表面功效的办法，那就属于弊大于利，得不偿失，实在只是楼市调控的下下策，应当立即叫停，而代之以更行之有效的经济手段和更公平的制度设计。
限购令的主要问题其实并不是因为它属于行政手段，而在于它是非颠倒，率先打击了它本来应当优先服务的对象，从而加剧了垄断歧视和分配不公。城市化本来就是农村人口转向城市、边远中小城镇人口向沿海和发达大城市移居的过程。因此，各国在城市化的加速转型期，优先要考虑和满足的，并不是原先已经在城市中安居就业的居民，而是外来移居人口。这才是城市化本来的真正含义。因为正是农村人口的城市化带来了城市建设用地扩张的可能，正是移居人口的就业带来了城市的税收和繁荣。所以，许多成功转型的国家在这个过程中的楼市调控无论是用行政手段还是经济手段，倾斜的恰恰是移居城市的新就业者，而“歧视”的则是城市中已经有住房的居民。但我们的限购令正好相反，它保护城市户籍居民已有住房的人还可以再买房（所谓2＋1，甚至N+1），对无房的弱势移居就业者则实行严格的歧视，如要求一年乃至5年的就业纳税证明等。这种既无效率又无公平的限购令，显然违反了任何在优先满足基本需求的约束条件下分配稀缺资源的经济学原理。而且这里对错的区分并不是对外来人口限购5年时间太长、1年2年就合理，因为对弱势移居者的任何歧视，都不过是五十步与一百步的差别。
有人说，大城市已经人满为患，甚至已超过资源和人口承载能力，所以必须限制外来人口。这个上上下下很有市场、貌似有力的论据其实根本站不住脚，而且恰恰反映了造成当今中国畸形城市化的傲慢与偏见之根源。首先，且不说这个不断更改的“极限能力”到底有多少科学性，就是一个城市真正人满为患，劳动人口自给有余，首先是应当拒绝外来人口的就业。现在我们的大城市，没有外地人既无法生存（没有人扫地做饭、陪医清污、送货保安）也无法发展（没有人做城市中到处是工地的建筑和装修、也没有了包括媒体在内各新兴领域中堪称中坚力量的北漂、海漂等）。因此，离不开外来人口的就业又否定别人的权利，是自相矛盾的虚伪。不少西方发达国家，基于本国人民利益优先的原则限制外国移民，对外国人就业有严格限制，这即便在民主法治国家确也无可非议。但一旦市场确有难以替代的需要且批准了外国人合法就业，法律上就允许就业满几年的外国人申请移民和国籍。现在，中国大城市中工作就业8年10年的本国公民都不能申请户籍，本国户籍门槛比发达国家的国籍还高，这是极为荒唐的现象。
其二，换个角度看，中国搞了世界上最严格的城市户籍管理制度，但我们并没避免大城市人口不断膨胀。可见户籍制度只是在计划经济时代控制人口流动的有效工具，在要素普遍流动的市场经济中早已过时和失效，负面作用与日俱增。但限购令不是削除和弱化现行户籍制度的不合理反而进一步强化其作用，这是它受到广泛批评的主要原因。
其三，其实真正导致大城市过度膨胀的，不是城市不可或缺的外来包括所谓低端服务人口（没有不同层次劳动就业的城市还是城市，还能运转吗？），而是大工程、大项目、大机关在大城市的过度集中。真要担心人口资源承载能力，分散一些大投资、大项目、大机关，就业离开了，大城市的无论高端低端的人口自然会跟着分流。世界上很多发达国家的政府机关都不在特大城市，许多世界著名大学和跨国公司的总部甚至都在小城镇，于己于国两利，就是这个道理。我们现在不去反思自己造成而且还在不断加码的投资和机构的过度集中，反过来一面开出高价吸引所谓高端人才，一面公然歧视自己不可或缺的普通外来就业人口，这是思维逻辑的颠倒和混乱。其实，连开发商都知道，大都市飞奔的房价恰恰是被巨额的基础设施投资堆出来的。记得还在奥运筹办初期北京楼市还很平淡时，一次与潘石屹、张欣夫妇见面（后者是我在英国剑桥大学的校友和近邻），小潘当时就预言，在如此规划的巨额交通和基础设施投资下，北京房价想不涨都难。
现在讲经济调结构转型成了时尚。但许多人并不明白，身处城市化发展历史阶段，中国当今最大的经济社会结构转型是城市化的转型。没有这个转型，其它的一切结构调整和转型都是空中楼阁和枝尾末节。在人均4000美元的时候，世界上一般国家的城市化率是60％，而我们减去没有住房的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所谓流动人口，户籍城市化率仅为34%。面对从土地城市化向人口城市化转型的这个十二五乃至更长时期的主题和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限购令竟然还要开历史的倒车，这实在是错到姥姥家去了。
限购令的另一个特点是保护存量、只动增量。这似乎与我们1980年代双轨制增量改革有相似之处，其实则大大不然。中国改革的成功经验是保护和封闭计划存量，发展市场增量，使市场力量不断变大，最后取计划存量而代之。但限购令是保护和发展存量，限制增量。它对居民现有住房，无论多少套，一概不闻不问，很多还继续开绿灯，相反对外来移民这个代表城市化发展方向的增量下手严加控制，这与中国增量改革的经验正好是背道而驰。
有人说，限购令是有点不分青红皂白、不太讲理，但终究是控制了新增需求，使房地产市场开始降温，积极作用不可否认。其实限购令代价很大，效果成疑，后遗症严重。首先，限购令出台前，限购预期刺激人们抢红灯买房，导致成交非正常激增；限购后市场一时冷清，但限购总不能无限期持续，一旦楼市平稳，限购取消，市场势必会有反弹和井喷。其次，大城市被限购了，投资投机需求迅速向未限购的城郊卫星城镇和中小城市转移。远郊城镇和中小城市自住需求有限，一旦将来投资投机需求撤走，房价泡沫危害将会更加持久、惨重。最后，限购令实行后，市场的普遍反应是成交急剧下降，中介下岗歇业、价格却依然坚挺观望。其原因是限购令只能暂时冻结部分需求，但并不能触动和扩大存量房的供给。最后的成效还要看都有既得利益的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和开发商，谁能扛过谁，其代价是民众的自住需求被误伤、经济的不确定性和城市化进程受阻。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真正需要的楼市其实是相反的情况，即房地产市场价格下跌、成交上升、购销两旺，这样既可有效消化房价泡沫，又可促进经济成长和城市化发展。限购令达不到需要的效果，主要还是药方开错了。
前面我们说了，抑制住房的投资投机需求，方向是对的。但要药到病除，关键是要对症下药。所有投资投机无非全都冲着一个目的，就是盈利赚钱。因此，只要使囤房投资投机和抢占社会有限资源、超前消费的大宅豪宅无钱可赚、负担上升，投资投机需求自然不攻自破。其实这也是成功地实现了城市化转型、避免了中等收入陷阱的日本、韩国等人口资源秉赋和我们相同的一些国家采取的共同办法。结果，他们在大量农村人口移居城市的转型阶段既迅速稳妥的实现了移居人口的安居，又有效控制了城市化加速期的房价上升，值得我们认真借鉴。其中许多成功而又成熟的做法经验，我将专文去介绍。
因此，说限购令是常规手段用尽后没有办法的办法，其实真是大谬不然。我们这些年来楼市调控之所以始终不见效，主要还是因为自己三心二意，调调放放，反反复复。在房价10年上升10倍（须知股市10年只涨了0.5倍）的巨大赚钱效应下，各路资金蜂拥而至。我们的调控又总是隔靴搔痒、步调不一。最后实在控制不住局面，就干脆来个蛮不讲理的“限购令”。其实借鉴别人的经验、结合中国的情况，取消限购令，又能使投资投机需求无缝可钻、知难而退的经济手段很多，这里关键是要有正确的机制设计。
首先，第一条就是要取缔中国特色的阴阳合同。现在阴阳合同在全国满天飞，连国家统计局二手房统计都无从着手，因为网签数据也不可靠。阴阳合同盛行是对法治的嘲弄，而且使投资房产获利惊人、纳税极少。取缔阴阳合同的办法其实很简单，根本不用各地政府费力费时调整各种难免争议的住宅指导价，只要要求所有二手房合同必须在交易大厅公示三天，任何买家都可用比公示的合同出价高一点成交，任何一个卖家就再也不敢签假合同了。有效实施了这一条，投资投机成本就大幅上升，投资需求必降。其它情况不变，财政增收，房价下跌，于国于民有百利无一弊。
其次是大幅降低房屋交易税和首套房房贷利息。房屋交易税极易转嫁，所以有的国家干脆不向卖方征收。降低交易税有利楼市活跃，方便居民换房，并不刺激投资，有利于购房者。购买首套自住房者是应当被大力鼓励的对象，他们安居乐业，于家于国都有利。现在银行纷纷借机取消首套房利息优惠、提高房贷首付，这种调控完全是搞错了方向。首套自住房购买者，无论有否户籍，只要有工作，就应当享受税收和利息优惠。自住房需求旺盛，可以加速实现城市化转型，又是推动建筑业乃至几十个相关产业繁荣兴旺的大好事，值得政策大力鼓励倾斜。
其三是征收累进的房产交易所得税。这是各国成功经验的套数，而且屡试不爽。因各个房子的来源和购买成本不同，赚的钱多少相差甚远，因此很难向买房方转嫁。所得税收一重，靠炒房囤房赚钱的人就傻眼了。中国已经有20％的房产交易比例所得税，过去偷懒，改按交易额1％征收，还给各种减免便利，只要一严格征收，效果自不相同。累进税一时来不及修改，可恢复原个人住宅暂停征收的土地增值税，其中规定获利200％以上，税率即达60%。只要对持有多套房的人拿出这个法宝，不等实行，只要放出风去，不用说那些囤了几十套房的贪官或富豪，就是一般投资买房的人，谁也坐不住了，市场上拥有多套房子的人必然排队去卖。累进所得税和限购不同，既压需求，又促供给，房价自然会下跌，而需要购买自住房的人正好低价买入。这样和限购令相反，政策尚未实行，我们就会迎来房价下跌、成交火爆、建筑相关产业繁荣的时代。我们对摆在明面上躲避不得的多套房、大户型和豪宅别墅征起所得税来犹犹豫豫、羞羞答答，相反对人们可以很方便随身携带入境的所谓高档消费品却课以重税，这实在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累进的高额所得税的另一个好处，是逼迫投机资金转为投资。现在人们购买房地产主要是囤房等待以后涨价赚钱，这种博差价的心理在本质上实属投机。所得税一重靠房子涨价后赚差价的意义大降，只能出卖或出租，这样就增加了出售房或出租房的供给。有人担心如果这样做，大量的资金被挤出房地产，垄断行业又不够开放，只会去冲击社会其它薄弱环节。其实，现在所谓垄断性的银行、保险、电信、石油企业都已上市。这种上市把股卖给个人，在西方就被称为私有化。况且现在大盘股价钱都还不贵，市盈率也不高，谁都可以投资分享当股东。我们不能站在大资本的立场，一讲行业开放就非要自己个人或家族控制。试想就算一般较富裕的老百姓能买得起房子的那点钱，谁也不够自己开家银行、开个电信或石油公司。我们现在全国性的银行和保险企业也有几家民营控股的，只不过是让几位已经全国知名的富豪更富了一圈而已，于民众和小资本并无关系。因此，更接近真实的情况会是：只有靠占着土地房产这种不可再生资源躺着也赚钱的好日子没有了，社会资本才会冒着风险到实体经济中去赚取辛苦钱。
最后是开征住房保有税。这个新税种是向财产征税，要经过人大立法，取信于民，功效长远。这件事不可草率造次。而且不必担心立法过程较长，统一思想费事。其实只要立法启动，实实在在有这个意向，马上就会对房地产市场产生巨大前瞻性影响。中国这些年来实际建房不少，到处都是工地。人均住房面积增加了一倍有余，但房子建的太大，别墅建的太多，结果总平米建了很多，但套数不够，形成刚性缺口。几年前政府大力提倡了一阵70-90平米的房子，结果市场不听话，开发商规避办法多，搞了一阵不了了之。住房保有税就不同了。我们有的人均GDP是我们许多倍的邻国，人家是真富裕了，还搞住房保有税的累进制，小户型普通住宅税率低，其它各类超标住宅，住房保有税马上成倍往上翻。结果是政府一言不发，开发商自然抢着建普通小户型住宅。因为市场上只有这种户型最受欢迎。所以住房保有税不怕慢，就怕站，更怕乱干。因为乱干由于名不正、言不顺，照顾太多既得利益，出手不能不特温柔，结果反而让投资囤房者吃了定心丸。其实磨刀不误砍柴功，立个好税，要管很多代的。
以上意见并不是什么新思路。别人的成功经验里就有，我去年在中国楼市专题研究报告中也一一论述过。只是现今愿意静下心来研究问题的人太少，能给领导汇报的也多是顺耳话，导致我们的决策信息环境欠佳，决策当然就容易出错。想起10年前即2001年中，当时国务院也出台了一个文件，要用国有股减持去补充社保基金，出发点和目标应当说都非常之好。但国有股用市价优先特权减持，破坏了市场的公平性，损害了流通股股东的利益。所以我冒昧写了两篇文章，一篇题目是“漫漫熊市的信号”，说好事也不能蛮干、乱干，否则同样误国伤民。另一篇题目是“有错就改”，说这样原则性的错误不是要不要改，而是非改不可，这届政府不改，下届政府也得改。结果没想到后来政府果然倾听民意，从善如流，废止了国有股强行市价减持，反过来启动了股权分置改革，赢来了中国资本市场的大发展。我想今天楼市限购令的情况与当年的国有股减持补充社保基金大同小异，都是出发点很好，目标定的也很正确，但手段和方法完全错了。坦率地说，错到这个份上的政策显然也属于兔子的尾巴长不了。这个话听起来也许逆耳，但仍属拳拳之心，希望有关方面还是能有错就改，改了就好，而且并不会丢面子，威信反而会更高。
【国际观察】和静钧：从外相辞职看日本的“政治洁癖”阅读原文

和静钧学者被视为菅直人首相强有力接班人的48岁外相前原诚司，被“无情”的在野党挖出他曾在去年4月接受外国人“政治献金”5万日元（约3989元人民币）的丑闻。在短暂的两天考虑后，他鞠躬谢罪，称以辞职承...全文↓

和静钧 学者
被视为菅直人首相强有力接班人的48岁外相前原诚司，被“无情”的在野党挖出他曾在去年4月接受外国人“政治献金”5万日元（约3989元人民币）的丑闻。在短暂的两天考虑后，他鞠躬谢罪，称以辞职承担责任，还日本形象和声誉一个清白。
前原是菅直人改组内阁以来第一个因腐败丑闻而辞职的高级官员，但从日本当代史来看，他绝不是第一个也不是唯一的因腐败丑闻而辞职走人的高官。前有引咎辞职的细川护熙，后有正被检方追得团团转的前民主党党首小泽。到现在为止，几乎还没有一个日本高官腐败下台后又能东山再起的，也没有“异地为官”的。政治明星前原此番“自我惩罚”，绝不是为日后卷土重来而积攒政治资本。
从本案上看，前原所涉的腐败，只不过是桩“微额腐败”，争的只是一笔区区几千元人民币等价的日元，而且这笔“微额腐败”，也不属于贪污受贿，只是属于不当收受的“政治献金”。在“政治献金”大体允许的语境下，日本“派阀政治”常以“政治献金”多寡来决定党内派系的党领归属，“政治献金”比起导致前农水产大臣松冈利胜羞愧得悬梁自尽的“微额”权力寻租，“原罪”并不大。
一个在二战后从废墟中崛起的国家，何以打造出这般廉政的“金刚之身”？
1948年，日本以美欧竞争政治为师，按美国法律体例，制定出一部《政治资金规正法》。经过历次补充和修改，到2000年，这部规范“政治与金钱”的法律，已经升级为近5万字的洋洋大法。日本承袭西学理论，认为搞政治离不开金钱，但要搞得有道，整个“搞政治”和“弄金钱”的流程应置于阳光之下，以便于国民对政党和政治家们的品格和守法情况进行判断和选择。《政治资金规正法》禁止政治家接受外国人或外国企业捐款。前原犯的就是第一条法律红线。“严禁”之下，哪怕只是一分半厘的犯规，均是败法败德之举。
除“规正法”之外，日本还拥有其他反腐法律，如对应于《国家公务员法》，制定了同一立法级别的《国家公务员惩诫规则》及《公务员伦理法》。2008年，曾有夜间加班的公务员坐不到地铁被允许打出租车回家，出租车司机为了争客源，给他们送了点贺卡这样的小礼品，结果这样的“收点小礼”最后也变成一场反腐风暴，日本政府按《国家公务员法》处罚了33人，其中1人停职、11人减薪、21人受到公开谴责，财务大臣差点丢了官，主动退还了两成月薪。
前原的辞职，也与日本政府财政预算“不好通过”有关。为了使2011年政府预算顺利通过，前原必须快速行动，平息在野党议员的愤怒。假如政府预算过不了，那意味着这届政府必须集体辞职，菅直人相位也不保。此等“大后果”，前原再有能耐，也不得不谦卑地在法律和制度面前弯下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