饰品店装修:新闻话题 201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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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话题】“男子求职被骗割肾”背后的黑幕阅读原文
男子求职被骗割肾”背后的黑幕 20出头的年轻小伙小海（化名）去南京一家医疗器械销售公司应聘，却被老板骗去割肾。现在，小海身体越来越差，唯一值得欣慰的是那位黑心老板终于被检察机关正式批捕。…[详细]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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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求职被骗割肾”背后的黑幕
20出头的年轻小伙小海（化名）去南京一家医疗器械销售公司应聘，却被老板骗去割肾。现在，小海身体越来越差，唯一值得欣慰的是那位黑心老板终于被检察机关正式批捕。…[详细]
这样一则有点让人毛骨悚然的新闻引发了广大网友的愤怒。然而，这并不是个例，小海不少曾经的“同事”都是这样的苦主，也不是只有这样一家黑心公司。
更为重要的是，这背后隐藏着一整条人体器官买卖的黑色利益链，这简直是一个可怕的黑洞。
器官移植背后有一条庞大的黑色利益链
2011-09-21 第 1810 期
今日话题
新闻背后的人体器官买卖黑色利益链
小海就是在这个手术室被摘取肾脏的
小海是这样被骗的
1.主动给予高薪工作
小海去的这家公司叫做“南京杰傲医疗器械销售有限公司”，毫无意外，这家公司没有营业执照也没有正式的办公地点。它给小海的招聘邮件中注明，底薪3000元，包食宿，另有销售提成。这样的优厚待遇让小海非常动心，于是赶忙应聘。
2.告知实情，高价利诱
刚到这家公司，小海就被安排做了花费5000多的身体检查，不用说，这是为了以后的肾脏移植配对做准备，他自己也感到这么贵的身体检查有些奇怪，但没多想。而后，小海根本没被安排什么业务，无所事事地度过了2个月。之后他的老板坦白，公司是做肾脏买卖的，小海也可以考虑，事成之后可以给他6万。半个多月之后小海点头同意。不过，在这之前小海的身份证就已被扣，他还被老板的手下看着，这样的同意多少是迫于情势。
3.秘密摘肾，老板跑了
去年10月24日，小海跟着老板去了徐州（一说是被以做业务为名骗去的）。在徐州市九里区火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又叫火花医院）里，小海喝了一杯水之后被迷晕。等到小海醒来之后，他的一只肾已经没有了。老板留下了一张三万元的银行卡和密码在他枕头下，并发短信说另外三万他先借去用用。四天之后，因为账面上没钱了，小海离开了医院。而他再也没能见到老板。（编者注：在另一媒体的报道中，当事人的化名是林勇，并且新闻细节有所不同。）
黑心器官买卖中介商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威逼利诱
1.以高薪工作为名，骗年轻人入局
事实上，回想起来，小海经历的就是一个局，最开始就是用高薪利诱。等诱饵上钩之后，老板会把他的身份证给没收。然后就是传销式的洗脑和严密监控，让诱饵同意卖掉器官。小海的“同事们”也大多有这样的经历，有的人在卖肾之后反倒来做起了老板的马仔，帮着来控制别人。
去年在宁波，当地警方也查获了一个类似的团伙。老板会说这是自愿的，事实上一旦落入了魔掌，被控制住了之后，受害者就很难反悔了。
2.更多是直接以高价收购器官为名利诱缺钱的穷人
用招聘骗人去卖器官的还是少数，更多的人直接通过网络等平台发信息来招揽急需用钱的人，做起了器官买卖。17岁的少年为了买IPAD2去卖肾、26岁的小伙因为还不起赌债去卖肾……这样的情况非常之多。在网络上搜索“提供肾源”这样的关键词，成千上万的信息就会立马印入眼帘。
不管是以工作为名还是直接打出器官买卖的名号，从事器官买卖的中介都有自己威逼利诱的一套办法，他们也是赚的最多的人，一个肾他们能卖十几万，却只给“捐献者”两三万乃至更少。
不过，那些类似“人在大街上被迷晕了，第二天醒来发现少了肾”的传闻倒真的是无稽之谈：其一，取肾、取肝对医疗条件、技术的要求都很高，取出来之后还必须在很短的时间进行手术，这需要专业的医生进行，还要在之前就配型成功；其二，因为贫穷等原因，有许多人希望通过卖自己的器官来解燃眉之急，所以犯罪分子没有必要花高得多的“成本”去取得“货源”。总之，有一群专门从事器官买卖的中介，他们串起了供体、患者和医院，以此牟取高额利润，而他们盯上的基本都是30岁以下的年轻男性，因为这样“货源”的质量有保障。
从中介到医院，利益链上的两个关键点都严重违反了法规，但是违法成本低
2007年3月，国务院颁布《人体器官移植条例》，明确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买卖人体器官，不得从事与买卖人体器官有关的活动。所以不管供体是否是自愿，这些器官买卖都是违法的。在今年5月《刑法修正案（八）》实施之前，器官买卖中介一般都是以“非法经营罪”被定罪，而现在有专门的“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不过也有人提出刑罚过轻，违法成本较低。
当然，相关医院的行为也是严重违规的。有一些医生确实是出自善意，想着自己的病人终于有救了，所以明知是非法的供体也接受了。还有的就纯粹黑心，一心奔着钱了。卫生部一共规定了160多家医院能够进行器官移植手术。但是有大量不具备条件的医院都在做非法移植手术，比如小海的肾脏就是在一家普通的卫生院被摘除的，而他隐约记得摘除他肾脏的是来自上海的“专家”。根据相关条例，医院会被处交易额8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参加的医务人员会被吊销执业证书，直接责任人会被处罚。但是，这样的惩罚实在不严厉，更不用说相关部门的监管也很松散。
人体器官黑市旺盛的两大原因
接受法律援助的小海
根本原因：每年有150万人等着做器官移植手术，供体却仅仅能满足1%
从根本上说，庞大的需求让不法分子铤而走险。我国每年有150万人需要做人体器官移植手术，但是合格的供体仅仅只能满足1%，甚至还不到。人体器官自然而言是金子般珍贵的医疗资源，就算违法成本提高，还是有人愿意去冒险。
器官移植的供体主要有三个来源：死刑犯捐献、亲属间活体移植以及脑死亡和传统死亡之后的自愿无偿捐献者。
2007年对于器官移植是个很重要的年份，在这一年，最高法收回了死刑复核权，死刑数量下降，同时，国务院颁布了《人体器官移植条例》，捐献者需要书面同意。在此之前，中国的器官移植主要来源于死刑犯，这个比例一度高达90%以上。而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2008年在医学杂志《柳叶刀》撰文披露，在一系列措施实施之后，尸体器官移植数量减少了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
自愿无偿捐献者的数量却远远不够，从2003年到2009年8月，中国内地仅有130位公民逝世后成功捐献器官。2010年，10个省、市、自治区启动人体器官捐献试点，令人有些失望的是，1年间通过试点捐献体系完成器官移植手术的仅有40多例，自愿捐献器官的志愿者也只有100多位，收效并不明显。
根据官方的统计，每年大概有1万例的器官移植手术，既然来自自愿无偿捐献者和死刑犯的都不多，那么主力是什么呢？自然就是来自亲属间的活体移植了。也的确如此，在2007年当年，全国肝移植中有24.7%来源于活体，而在2004年，这一比例仅为0.32%。现在活体器官移植的比例愈发上升，相关领域专家称在2008年，全国有一半以上的器官移植来源都是活体了。这些真的都来自于亲属吗？当然不是。器官买卖的中介人会去伪造能够证明各种亲属关系的材料。医院的医生也出于或善意或功利的考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所以，近年来，器官买卖这个灰色市场异常火爆。
合法来源器官分配的不公平不透明也是诱因
据调查，器官供体由于稀缺，往往存在不合理的使用，该谁使用不完全取决于病情，而取决于财力以及权力。例如，某个体老板三年换了两个肝，前后花了160万元。住在某医院高干病房的一名七旬老人，依靠儿子的影响力，获得了其他配型成功者急需更换的器官。而在美国，专门的系统会根据距离、血型、需求迫切程度等因素综合评价，进行分配，并公开移植手术详细信息。
许多人在医院住了很久依然不能进行器官移植，这就让他们转而向黑市求助，有的甚至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一家医院提供的数据显示去年一年一共做了330例的肝移植手术，而在全国肝移植注册系统里只显示7例，尽管两边负责人都拒绝解释原因，但是很显然，这中间的巨大差额肯定有不少来自黑市。
如何才能剪断黑色利益链
这名男子卖肾后干脆自己做起了这门生意
“器官买卖”合法化并不可行
既然有这么多人等着做器官移植，也有人因为急需钱而去卖肾、卖肝。那么，放开器官买卖市场不就行了，明买明卖，还能杜绝这些黑心的中间商从中获取暴利。这样可以吗？其实，这也是学界探讨了多年的一个问题，而压倒性的意见是，这是不可取的，原因如下：
从道德伦理来说，器官买卖把人体器官变成了商品，是对人类价值的极大贬值，也是对人类尊严的亵渎。从后果来说，这很可能更加纵容医学犯罪，急需器官的病人往往不惜出高价来购买，而这巨额的刺激会使一些不法分子丧失理智，市场的合法化也让他们更为方便地违法。
当然，从现实来讲，最重要的是，活体器官移植对捐赠者的身体或多或少都有伤害。有研究显示，美国有1%的肾移植供者发生终末期肾病。有些健康人在供肾以后，自己却进入了等待肾移植的队伍。活体肝移植的风险更大。有研究称，肝移植供者术后死亡率达0.2%-0.4%。活体捐献还有并发症，肝移植活体移植中多达三分之一有并发症。在现实中已经出现了供体、受体双死亡的事情。所以医学界有些原本赞成活体移植的泰斗现在都对其持反对态度。
自愿无偿捐献死后器官应该是主流，但是需要制度建设，更需要转变观念
在国外，器官移植的主要来源是死亡病人，尸体移植占76.2%，活体移植只占23.8%。器官捐献率最高的西班牙每年每百万人中捐献器官的大概有40个。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在西班牙只要没有明确拒绝，就被视为器官捐献者。而中国国情对于器官捐献不太有利：首先，不少地方还盛行保留全尸的乡俗，认为假如器官被摘除会影响“转世”，也有不少人觉得假如签了捐献器官同意书是非常不吉利或者招晦气的事情；其次，中国是个“熟人社会”，假如一个人同意将自己亲人的器官捐献，那么会承受周围很大的压力。所以，中国那少得可怜的捐献者中的大多数还都是外出打工者家庭，共同点是欠缴医院的抢救费，甚至连丧葬都困难。
当然，现在的问题不仅是没人想捐器官，还在于想捐器官的人还捐献无门。王宝田17岁的儿子突然死亡，他决定将儿子的器官捐献给有需要的人。结果光是找接受捐赠的机构就大费周折。由于中国不是以脑死亡为标准，他辗转花费了十三万用来维持儿子生命体征，一个多月后终于将儿子的器官捐献出去，但是因为这一耽搁，使用了大量药物，很多器官不能用了。还有一位外国女子在中国意外逝世，她生前希望能够捐献器官，却因为中国不承认脑死亡让她的愿望最后落空。
所以，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器官自愿捐献制度，一方面是法律和制度建设问题（这也包括复杂的伦理问题，例如为“脑死亡”立法），另一方面还需要大众改变观念才行。
器官分配也需要公平、透明、科学
鼓励人们捐献是一回事，医院能够公平而透明地分配器官又是另一回事，否则，本来稀缺的器官还会被白白浪费掉。例如有的医院有了供体，但是自己医院里的病人配型不成功，这些医院只会紧着自己关系好的兄弟医院，假如兄弟医院也没有合适的配型，这个珍贵的器官资源就被浪费掉了。当然，更重要的还是前面提到的，有钱和有权成为了器官分配的标准，这是极为不公的。
结语：苦主小海如今身体很差，经常发高烧。他的悲惨遭遇也再一次给中国大有问题的器官移植状况敲响了警钟。当然，打破黑幕，需要制度建设，也需要大家的观念转变。每年上百万人的生命等着这个社会的积极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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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头条】王琳：“死囚复生”上演司法荒诞剧阅读原文
王琳 海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6年前的湖北京山，一宗杀人案里的被害人居然“死而复生”回到了老家。这个戏剧化的情节揭开了当地一起惊天冤狱。苦主佘祥林借助偶然的被害人归来而洗刷了自身的清白。 有一起案中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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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琳 海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6年前的湖北京山，一宗杀人案里的被害人居然“死而复生”回到了老家。这个戏剧化的情节揭开了当地一起惊天冤狱。苦主佘祥林借助偶然的被害人归来而洗刷了自身的清白。
有一起案中案，几与佘祥林案一样传奇。现在看来，它甚至比佘祥林案还要复杂。那是9年前的夏天，一名已被法院执行了死刑的“死囚”回到了家乡，他叫“唐建敏”。根据公开的资料，宜昌市中院是在2002年6月6日对“唐建敏”执行的死刑。
佘祥林案中的被害人并非“死而复生”，而是一直活着；唐建敏也是一样，在外打工谋生的他根本没去过宜昌，更谈何“被枪决”。宜昌中院的执行对象实则另有其人，现在我们知道，冒名顶替者叫张文华。
别看错，这并不是一起“顶包案”，而是一起案外案———“侵犯他人姓名权”案，张文华确实是作案人，但他借用了唐建敏之名。从结果上看，张文华的确得到了应有的惩罚，这似乎合乎实体正义。但问题在于，张文华所犯的案，并非法院在死刑判决中所认定的那几项。他还涉嫌一宗故意杀人案，在张被执行死刑后，这宗杀人案如今已成“悬案”。
受此案拖累，另一名被张举报的“同案犯”徐浩至今仍在狱中。徐认为自己是被张文华陷害，多年来他一直在喊冤，却已经失去了与张文华当面对质的机会。而湖北省襄樊市中级法院认定：1997年7月24日晚，张文华与襄樊市传染病医院职工李峻为嫖娼产生矛盾，张文华遂生杀李之心。7月25日上午8时许，张文华邀约徐浩共同杀李。法院还认定了张徐两人共同杀李并抛尸的具体经过。
以旁观的法律人视角来看徐浩案，我无法确认徐浩未参与杀人。但刑事案件的定案标准，并不是被告有可能犯了案，而是要求“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里的“确实、充分”，具体来说，首先要求据以定案的证据均已查证属实；其次要求每个证据必须和待证的犯罪事实之间存在客观联系，具有证明力；再次，属于犯罪构成要件的事实均有相应的证据加以证明；最后，所有证据在总体上已足以对所要证明的犯罪事实得出确实无疑的结论，即排除其他一切可能性而得出惟一结论。
从报道中看，指控徐浩杀人的证据似乎远未达到“确实、充分”。一是没有直接证据，二是所有间接证据并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锁链。三是现有证据存在多处瑕疵。依“疑点归于被告”的原则，疑罪应当从无。
佘祥林案当年也是一样，本应“疑罪从无”，法院却来了个“疑罪从轻”。对故意杀人犯无其他可以减轻的情节，法院本可直接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但法院基于疑点而故意判处死缓或更轻的刑罚，以便留有余地。佘祥林和徐浩都是这一特殊的境遇中，被“轻判”送入监狱——— 他们本不该被判处任何刑罚。
和佘祥林案一样，张文华案和徐浩案也给中国刑事司法体制留下了一连串的问号。在张文华案中，为何张冒用他人姓名走完了整个刑事诉讼流程也没被发现？张文华并不是“顶包者”，但如果真有顶包者前来冒名受罚，公安司法机关又如何保证在执行死刑之前能够发现顶包的事实？
在徐浩案中，警方并未找到能够证明徐浩作案的直接证据，仅有一把刀鞘但上面并无徐的指纹，其他作案凶器如锤子、绳索等，以及血衣均无一找到。同案犯未抓获，现有证据又不能排除合理怀疑，这样的案子缘何能诉得出去还判得下来？根据报道，本案中的证人在辨认程序中，也明显违背了程序正义。
最近北京披露的一起“无尸不起诉案”，恰可作为上述冤狱的一个注脚。一名后妈承认因家庭矛盾，伙同另一男子杀死了继女，并将尸体掩埋。然而时隔9年后，警方仍然没有在嫌疑人指认的埋尸地点发现被害人遗骸。由于缺乏必要的证据，去年10月18日，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决定对两人做出不起诉决定。这起“无尸不起诉”的个案，尽管也引发了一些争议，但在平面媒体上，却是赞誉多过批评。媒体更愿强调该案的不起诉合乎“以证据为根据”的正当程序。
正当程序不该成为“特供品”，张文华案已然随着他的死而终结，但徐浩案仍在等待司法机关一个说法。这不只关乎徐浩一个人的正义，更关乎社会对司法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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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忧思】羽戈：广电总局该去负责食品安全阅读原文
羽戈 青年学者 原题：湖南卫视不玩了，我们慢慢玩 我一直有个偏见：李宇春后，再无超女（快女）。所以自2005年后，我几乎再未看过“超级女声”与“快乐女声”。上周末，听说本届“快乐女声”在一片争议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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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戈 青年学者
原题：湖南卫视不玩了，我们慢慢玩
我一直有个偏见：李宇春后，再无超女（快女）。所以自2005年后，我几乎再未看过“超级女声”与“快乐女声”。上周末，听说本届“快乐女声”在一片争议与感伤声中落幕，冠军乃是一匹黑马。
其实，哪里有选秀，哪里就有争议，正如哪里有民主，哪里就有批评。若无争议和批评，未必是好事。至于感伤，则源于何炅在节目末尾的一句台词：“不知道何时才能再见到大家！”过了两日，人们才明白此言的悲剧内涵：原来广电总局勒令湖南卫视明年停办“快乐女声”。
据总结，这一届“快乐女声”，前后竟然犯下了“六宗罪”。譬如节目的时间跨度超过了广电总局规定的两个月，单场播出时间超过了广电总局规定的90分钟，在广电总局所明令禁止的黄金时段播出决赛，以及没有至少延时1分钟“现场直播”等。假如只犯一宗，还可视为打擦边球，情有可原。可这板上钉钉的六宗罪，犹如六颗金印，刻在湖南卫视的芒果脸上。由此折射出了芒果台的心思，就是明知故犯，就是拼将一年休，尽君一日欢，明年，洒家不玩了。
不是不想玩，而是玩不起。像选秀节目“不得在19：30至22：30时段播出”、至少延时1分钟“现场直播”等规定，如果你全盘遵守，选秀就不是选秀，而沦为某些地方的选举，当然后者也是节目，不过那只是关起门来表演给自家人看，外人看过去，感觉还不如《还珠格格》好看呢。
在这样的一亩三分地，你要能玩得起，要想玩下去，则必须学会入乡随俗。人在屋檐下，哪能不低头。你偏偏抬头，就只能碰壁，碰一鼻子灰。湖南卫视与有关部门的关系，好比黄盖与周瑜，一个愿挨，一个愿打——可惜这不是双簧。
有关部门为什么甘愿背负荒唐之恶名，为选秀节目量身定做了从头到脚的禁令呢，据说是因后者过于低俗。不过这些年来，我在中国，所见所闻，很多时候不知什么是高雅，所以无从对比判断“快乐女声”低俗与否。只隐约听过一句呓语：高雅是低俗者的通行证，低俗是高雅者的墓志铭。这大概是一些癔症患者在梦中的病话，必定与现实无关。
不管怎么说，湖南卫视已经表态，明年不玩了，不办选秀，主打电视剧。当你在2012年夏秋之交的深更半夜，把电视频道调到芒果台，看潘金莲与西门庆你侬我侬，看流星雨从虚伪的星空稍纵即逝，看红妆素裹的女子想唱就唱，却只唱红歌，你不禁怀念起了一年前的夜晚那些唱狮子座的快乐女孩。你扭头，只见窗外黑夜如一面铁幕，只闻远处的狗叫如泣如诉，你暗骂一声，然而生活还得继续。他们不玩了，我们慢慢玩。
最后说一声，像广电总局这种禁令如潮、违令必究的行政风格，应为其同侪的表率与先驱。有时想，假如让广电总局和国家质检总局互换工作，前者负责食品安全，后者负责文化审查，也许十分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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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外视角】徐贲：骆家辉有操守只因身在美国 阅读原文
徐贲 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教授在世界经济论坛2011年新领军者年会上，中国央视主持人芮成钢向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提出一个问题：“大使先生，听说您是坐经济舱来的，这是否在提醒大家，美国欠中国钱？”对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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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贲 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教授
在世界经济论坛2011年新领军者年会上，中国央视主持人芮成钢向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提出一个问题：“大使先生，听说您是坐经济舱来的，这是否在提醒大家，美国欠中国钱？”对此，骆家辉回答说，作为政府官员，不管是其领事馆的官员还是北京大使馆的，也包括总统的内阁成员，一般的规则就是坐飞机时坐经济舱。
芮成钢在事后又在微博上评论称：骆家辉总是抓住一切场合和机会不遗余力地宣传推广美国的价值观。只说美国的好，少提美国的差。这是他的工作。他可能是历任美国驻华大使中最愿意展示自己，也最善于对媒体展示自己的。
网民中有称赞骆家辉品格操守的，也有讽刺他对媒体作秀的。倒是骆家辉自己说了一句大实话，他做的事是制度使然，不必把他个人的私人品格牵扯进来。
美国的制度在设计时对人性包括人的品格做的是最坏的估计，在用设计宪法的办法来限制权力的时候，美国的建国之父们的认识前提是，共和中的人民不是天使，而是受本能自私欲望驱动的普通人，如果没有国家权威的政府去管束，他们的自发行动会给人们的安全、自由和财产带来损害，用建国之父之一麦迪逊的话来说，“人民是一群野兽”。
这样的“兽人”能否妥善地进行自我治理，如教育家古德拉所说，“像是阴霾一样挂在1787年制宪会议代表的心头”。对“人民之恶”而不是“人民之善”的基本评估，形成了制定美国宪政法治的一个前提，那就是，那些由民选产生的公共官员一旦私欲膨胀，就会与暴君和极权独裁者一样邪恶。因此，一个好的、稳妥的、能够在这种邪恶全面发作之前就将它清除的制度便成为至关紧要甚至唯一可以靠得住的保证。
美国建国之父们的“人性恶”假设看上去与马基雅维利有些相似，但实质完全不同。马基雅维利认为，由于人性恶，专制是一种比共和优越的制度，而美国建国之父们的看法正好相反。
马基雅维利认为，人民的品质非常低劣，喜怒无常、朝三暮四；他们忘恩负义、斤斤计较、狡诈多欺、胆小懦弱、生性贪婪，只要你是胜利者，就会对你完全服从，到你真正需要他们帮助时，他们要么逃之夭夭，要么对你反目成仇。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只接受腐败现实的摆布，那是一种最现实的“教育”。
在这种教育中没有价值，也没有共同目标，只有动物存活的原始本能，是完全非理性的。因此，马基雅维利向新君主建议，应该学习的对象不是古代圣贤，而是完全凭本能生存并战胜对手的野兽，“君主必须学会怎样善于运用野兽和人类各自特有的斗争方法。关于这一点，历史学家们早已秘密地教授给君主了。他们描写阿基里斯和古代其他许多君主如何被交给半人半马的怪物基罗尼喂养，并在它的训练下长大。这不外乎是想告诉人们，君主既然以半人半兽的怪物为师，他就必然知道如何运用人性和兽性，并且知道二者缺一不可。”
在这样的君主统治下，道德教育完全是多余的。统治者需要的是狠和毒，这样才能有效对付人民，人民需要的是奸和刁，这样才能有效保护自己。
但是，美国制度的建立者们认为，天性不完美的人们之间也可以建立一种避免作恶的制度，而好的制度本身对人有好的教育作用。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曾说过：“最好的共和是具有美德的，以前是有过的；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美德是由完善的宪政造成的效果，而不是造就宪政的原因。而且，如果能让坏蛋们相互看管(不做坏事)，也没有理由不相信强盗们也能建立起共和。而且，就算是强盗们，也能从他们相互争斗的经验中学会诚实。”
美国的民主宪政制度并不认为人性是天然高尚的，相反，它看到的是，人有自然的腐败倾向，而且这种倾向难以消除。腐败是共和的根本危险，而那些有权者的腐败则更是共和国最大的危险。因此，用制度来制衡权力，防止权力的腐败，便成为保卫共和的第一要务。作为一名政客，骆家辉受制于美国的制度，但这并不是全部，他也从小受到这个制度的教育。他表现出来的品格(俭朴)既是他个人的，更是他那个制度的，而后面这个应该说更重要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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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事件】李光金：女警发飙又是“临时工”惹的祸？阅读原文
李光金 评论作者 9月16日，网友在优酷网上传了一段名为“江西省九江市修水县城南派出所女警察发飙”的视频，内容为一名身穿警服的女子在派出所办公区高声冲市民发飙，并朝市民身上扔文件。这段视频被发上网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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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事件】李光金：女警发飙又是“临时工”惹的祸？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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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金 评论作者
9月16日，网友在优酷网上传了一段名为“江西省九江市修水县城南派出所女警察发飙”的视频，内容为一名身穿警服的女子在派出所办公区高声冲市民发飙，并朝市民身上扔文件。这段视频被发上网后，遭遇广泛传播。当地媒体发布新闻称，视频中“服务态度欠佳”的户政员为聘用人员，已被辞退。（《南方都市报》9月20日）
事情总是如此巧合，出事了，曝光了，“临时工”便“应运而生”了。这一幕幕就像电视剧，何时何地出现哪个人物，发生什么事情，一般不会令观众感到意外。当然，这种“程式化”的总结，并不适用于所有个案，随便“扣帽子”、“打板子”，于事态理性平息无益。
从整个事件的影响来看，全国各地的“临时工”不断“前赴后继”，随之受伤的主要是有关部门的公信力，自始至终没有赢家。可以说，即使犯事者身份确为“非在编人员”，事发后也很难治愈政府部门的公信之伤。“临时工”不过是整个话题的引子，事件发生到现在，公众质疑的并不只是有关部门拿临时工顶罪的可能，最重要的还是党政机关，特别是一些公共服务窗口的服务态度问题。
不得不承认，当前有些政府工作人员拿着纳税人“发”的工资，穿着光鲜亮丽的制服，却不务正业，不仅尸位素餐，而且反过头来打骂衣食父母，这事儿不管发生在谁身上，都会气不过。
我们似乎已经步入“标签化”时代，“临时工”与“富二代”“官二代”一样，成为“万众瞩目”的群体，以至于每次“小摩擦”都会刮起一股舆论“大旋风”。如果深究细查，不难发现，群体被“标签化”背后，是公众的普遍焦虑，有网友调侃：连一个派出所的“临时工”都如此狂妄，“正式工”岂不可以“大闹天宫”？很显然，这是一种戏谑的口吻，但回过头来仔细想想，这也不是毫无道理。在很多机关单位，通常而言，与正式的在编人员相比，“临时工”不过是个办事员，饭碗不够“铁”，为人处事就相对谨慎，比较而言，在编人员更有发飙的“资本”。公众担忧也在情理中。
其实，蒋某有编制也好，聘用关系也好，都是建立了劳动关系，所办理的公事都属于职务行为。修水县公安局的官方通报，特地说明蒋某为“聘用人员”，与其说是给自己撇清干系，不如说是透露了其对“临时工”的歧视。
有关部门处理当事人时，理应不管其是不是“临时工”，依法依规办事。最终则还需治本，彻底改造当前有些部门“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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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聚焦】赵干城：印度在南海打什么算盘?阅读原文
赵干城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南亚中心主任印度政府罔顾中国的警告，执意让其国有的石油天然气公司参与由越南主导的南海有争议地域石油开发，甚至还声称此举“完全符合国际法”，这再次单方面提高了中印关系中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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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聚焦】赵干城：印度在南海打什么算盘?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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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干城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南亚中心主任
印度政府罔顾中国的警告，执意让其国有的石油天然气公司参与由越南主导的南海有争议地域石油开发，甚至还声称此举“完全符合国际法”，这再次单方面提高了中印关系中的风险系数。
一直以来，印度对中国的西太平洋周边表现出日益上升的兴趣。按印度战略家的说法，印度的“东向”政策早已突破原有的目标，即与东南亚国家发展经贸关系，恢复印度在冷战时期失去的与该地区的文化和传统联系，以印度今日之战略姿态，“东向”政策岂能仅仅服务于如此“微小”的目标。在印度看来，该政策其实就是印度当今对外政策的精髓，就是对印度在亚洲乃至世界的未来地位所作的阐释。为此，印度努力提高海军能力，希望在印度洋之外的海域摆出一个新的姿态。
南海争端升级后，印度某些战略家，包括笔者非常熟悉的某位鹰派学者，在印度主流媒体上呼吁印度要抓住机遇，及时向争议海域派遣印度舰队，和所有与中国有争议的国家立即开展紧密合作，以实现印度在南海的存在长期化甚至永久化。这位印度战略家认为，此次南海争端对印度是天赐良机，如果印度借此实现了上述目标，将对中国未来挺进印度洋构成最大制约。印度的理论是印度洋固然不是印度的洋，但南中国海也不是中国的海。
印度战略学界的摩拳擦掌为此次印度政府突然介入南海争端做了很好的注解。然而印度政府的冒险之举还是有很大可能踩破薄冰的，因为上述理论固然是可以成立的，无论是印度还是中国都不可能阻止任何国家在国际海域的无害行为，但被印度故意忽略的重要事实是，中国在印度洋上的任何动作从未在有主权争端的海域进行，而印度此次在南海可能要参与的资源开发却是在国际公认的有激烈主权争端的海域，这其中蕴含的风险相信印度政府或战略家不会不明白，因而也很容易被解读为印度有趟浑水进而挑战中国意志的企图。
乘人之危摆阵布局是战略家的常见谋略，其中并不包含任何特别的智慧。具体到南海争端，印度战略家需要搞清楚的是当前该地区的局势是否已经发展到了危局的程度，如果不是，印度就要为其可能不成熟的战略布局付出代价。中国与越南、菲律宾等声索方固然尚未能解决争端，但各方其实也都表达了不扩大争端谋求和平解决的政治意志，这和中国一贯坚守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方针是一致的。印度是一个缺油少气的国家，对能源的需求很大，但这并不能使印度贸然插入争端的行为正当化或合理化。当前中国与其他声索方都在努力寻求新的共识，其中如何共同开发显然构成很重要的一环，在此之前，如果有人竟然认为有无共识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抢在前头，下先手棋，甚至要通过这类行为，在战略上对中国形成制约，上演一出以小欺大的闹剧，误导国际社会，这样打算盘，错可能就闹大了。
中国的睦邻友好周边政策经受过历史的考验，当前正面临着新的挑战。中国的14个陆上邻国和8个海上邻国是中国打造友善国际环境的重要基础，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中国追求和平发展的“根据地”。这是理解南海争端升级以来中国相关行为的关键，即中国坚持和平协商缩小争端不搞冲突的立场，不是因为中国害怕退缩了，而是因为中国坚信和平方针符合各方的利益，其中也包括印度希望得到的能源开发利益，但这些利益是只有在中国和其他声索方就共同开发达成一致后才可能实现的，否则印度作为南海争端的无关方而卷入这场争端乃至冲突，不要说能源开发的利益无从谈起，就是其他方面的大局恐怕都会受到损害。这是印度应该三思的。
中印是战略合作伙伴。既然是伙伴，就需要有良好的沟通，例如印度希望了解中国在印度洋的打算，这是合理的要求，双方也是有这样的机制和平台可以沟通，相信中国也是愿意和印度加强交流的，例如中国就希望参与印度在其中扮演主要角色的“印度洋海军论坛”，因为这是中国和包括印度在内的有关各方沟通中国的印度洋战略的很好场所。印度出于警惕目前尚不愿意中国加入，中方也可以理解，但如果印度的警惕进而化为另一套算计，以所谓均势的游戏来谋求制约中国，这样打算盘，不但对印度的国际环境未必最终有利，就是对亚洲地区的稳定与和平也是不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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