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阳石鼓区刘诗真:新闻话题 2011.03.21

新闻话题
【今日话题】地震能帮助日本经济振兴吗阅读原文

地震能帮助日本经济振兴吗导语：日本大地震刚刚过去十天，人们已经在讨论灾后重建问题，并按照“多难兴邦”的古训，谈论大地震对日本的“破窗效应”。比如财新网的总编辑王烁先生就得出结论，灾难对一国经济的影...全文↓

地震能帮助日本经济振兴吗
导语：
日本大地震刚刚过去十天，人们已经在讨论灾后重建问题，并按照“多难兴邦”的古训，谈论大地震对日本的“破窗效应”。比如财新网的总编辑王烁先生就得出结论，灾难对一国经济的影响，“时常还是积极的”。
不少人认为，日本二战后和阪神大地震后经济的快速增长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灾后重建的需求拉动，人们并由此推断，“3·11”大规模重建有可能使日本经济走出多年的低迷，出现“V型”复苏。那么，难道天灾真的是对一个国家的祝福？
日首相：做好东日本毁灭打算
2011-03-21 第 1599 期
今日话题
“破窗理论”错在何处
破窗理论的创造者：巴斯夏
“破窗理论”在灾后重建中经常出现
所有将灾难视为一个增长机会的看法，其实都是来自“破窗理论”。这一理论最早出现在法国19世纪著名经济学家巴斯夏的书里，他假设一个人砸碎了理发店玻璃窗，这一行为虽然对社会造成了破坏，但是理发师的不幸却是社会的福音，它将为玻璃生产商制造出商机，生产商拿到钱后又去购买其他生产商的产品。在乘数效应的作用下，他给社会造成的损害只是一次性的，可是给社会带来的机会却是连锁性的。结论是：打碎一块玻璃，提供了无数金钱和就业机会，得大于失。
在灾后重建中，这一理论被经常引述，比如有人认为08年南方雪灾有利于拉动内需，“9·11事件”也有助于美国的经济重新复苏，尤其是08年汶川地震，虽然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但是也产生了巨大的需求：城市需要重建，居民的生活用品需要重新购买，重建和生产这些物品又将带动上游产业。
“补窗”占用的资源本来可以改善生活品质
但巴斯夏在提出破窗理论之后又清晰的驳斥了这种理论，理由很简单，那些因为打碎玻璃而使用的资源，不是和打碎玻璃一起产生的，如果不用资源来实现制造和安装玻璃这个“看得见的”增长，这些资源本来可以用来实现别的目前暂时“看不见的”增长。此外，安装玻璃显然是有成本的，我们打碎一平方米的玻璃看起来为一个装修工创造了一个下午的就业，但如果我们打碎的是一亿平方公里的玻璃，我们就发现如果要修补它的话，整个社会都没有人能干别的事情了。
提高GDP不等于经济增长，更不等于物质进步
打碎玻璃的行为看起来能够带动经济的增长，如果玻璃没有打碎，这个玻璃工人在家休息，肯定不如它修玻璃更能创造GDP，玻璃厂多生产一块玻璃，肯定比少生产一块玻璃更能创造GDP，这也是“破窗理论”受欢迎的真正原因，因为它确实增进了GDP增长。不过GDP的增长其实并不等于经济水平的增长，日本大地震之后的重建，甚至救灾行为本身，都能带来很大的GDP增长，但对于灾民来说，这个GDP增长对他们没有实际益处，他们只不过经历了一场痛苦，然后回到（甚至还没有回到）过去的生活质量，而他们用于灾后重建的这些钱，本来可以用于其他的消费，虽然带来的GDP没有灾后重建多，但是他们的生活质量却可以实际提高。
日本“补窗”成本高昂
地震之后，日本经济路在何方
日本政府已经不堪重负
日本政府是发达国家中最穷的，日本政府目前的债务总额已经达到973万亿日元，超过国家GDP的2倍以上。2011年日本国债到期兑现款为22万亿日元，老年人的年金约为21万亿日元，两笔相加，就是43万亿日元。而2011年度国家预算中，财政收入部分满打满算只有41万亿日元，收入还没有支出大。
而之前内阁通过的2011财政年度的国家预算案中，2011年的日本国家预算为92.4万元，由于收入只有41万亿日元，51万亿日元的缺口只有靠继续发行国债来补，也就是向国民和向海外投资机构借钱过日子。
前面我们已经说到，“补窗”的资源是有限的，如果玻璃打破得太多，总会出现补不了的情况，而3.11地震据瑞士信贷估算，经济损失可能高达14至15万亿日元，这对于“贫困”的日本政府来说，就是一个很难补得起的“窗”。
发钞“补窗”面临极大风险和损失
没有钱又必须“补窗”，就只能进一步发行国债，例如一些人就主张，日本政府应该在灾后重建中发行货币税，也就是大量印刷新货币。而据最近的消息称，日本政府也已经表现出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决心。
震后，日本政府已经采取了紧急应对措施。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流动性注入和资产购买计划。日本央行连日向市场注入流动性，也就是向市场投入新的货币。截至3月17日，总规模已达51.8万亿日元。所谓财政赤字货币化，即政府发行国债，由央行直接购买，相当于央行直接向政府注资，而这一举动将让政府进一步债台高筑。
而必须考虑的风险是，政府的债台高筑可能会让日本民众对其偿还能力失去信心，其结果就是不再愿意购买国债。另外，目前日本年轻人由于担心政府破产，等自己老了以后领不到养老金，已经有35%左右不愿再缴纳养老金，而政府如果失去这35%的养老金收入，那么现在发放养老金就更加吃紧。
为重建扩大赤字，可能进一步加剧萧条
发行货币相当于和老百姓借钱
财政赤字的实质就是国进民退
财政赤字也就是政府支出超过收入的数字，其实它的另一个含义就是，政府在财政收入之外，额外多用掉的钱。货币的实质是购买力，虽然政府使用的这些钱可能是借来的也可能是直接印刷的，但是可以用货币去购买的资源始终是有限的，当政府多用钱的时候，它就可以使用比以前更多的资源，而老百姓即使手上的钱没有减少，可供使用的资源也减少了。
如果政府的钱是对内发行国债得来，这可以理解为了获取较高回报，老百姓把自己的一部分购买力暂时转让给国家；而如果是财政赤字货币化，则等于政府不经老百姓同意直接“借来”购买力，等到政府偿还国债的时候才意味着对这些借来的购买力的偿还。
资源是有限的，国家多用，民间就少用
因此，财政赤字也好，所谓经济刺激政策也好，政府的任何大笔用钱计划，其实都仍然是民间在为其埋单，因为即使政府的钱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可是它用钱买走的东西却是民间本来可以买到的。政府越活跃，其实就越是挤占民间的经济空间。
日本是在这个方面有深刻教训的国家，在上世纪90年代所谓“失去的十年”中，日本政府为了“刺激经济”，国家投资兴建了无数大型项目，从1992年财政年度开始，日本政府四年总共支出54.6万亿日元，结果却越刺激，越萎靡，凡是国家扶持的产业，普遍产能过剩，国家不扶持的产业，则一片萧条。例如，政府修建大桥看起来解决了就业，但实际上，当企业需要水泥和建筑工人的时候，却发现水泥和工人都在修建大桥的工地上，那么企业不得不开花更高的价格购买水泥，用更高的工资吸引工人，同时，在投资一定的情况下，由于成本升高，它只能减小自己的生产规模。
“刺激政策”其实都是破窗理论
今天在日本，经常可以看到九十年代“刺激政策”的遗产：宏伟高大的大桥却少有车辆通过，超前设计的公路和高架桥从现在的使用上来看仍然规划得太过超前。这也是日本九十年代下大手笔提振经济，然而GDP增长反而变成负数的根本原因：它和破窗理论意义，实现了“看得见”的增长，却让应有的“看不见的”增长失去了可能。
从“破窗理论”来看灾后重建的事实，是人们将本来可以用于改善生活的资源，拿来投入到不该投入（当然也是不得不投入）的地方，尽管这确实能够带来增长GDP的成绩，但却不会有人想要这种GDP。
结语：灾后重建，是一个巨大的损失而非经济刺激的机会。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灾后重建大概却似能够提高GDP，但要指望多难来“兴邦”，就像烧自己的房子来致富一样荒唐。
【今日头条】利比亚：外国军事干预能走多远阅读原文

陶短房学者不论联军、邻国还是班加西的反对派，都不愿外国军事干预走得太深、太远，以免重蹈伊拉克、阿富汗的覆辙，很显然，联军轰炸，反政府军地面攻击，才是他们构想的理想模式。据新华社报道，法国、英国和美...全文↓

陶短房 学者
不论联军、邻国还是班加西的反对派，都不愿外国军事干预走得太深、太远，以免重蹈伊拉克、阿富汗的覆辙，很显然，联军轰炸，反政府军地面攻击，才是他们构想的理想模式。
据新华社报道，法国、英国和美国军队19日由空中和海上打击利比亚境内目标。按利比亚国家电视台的说法，截至当地20日中午，48人丧生。利比亚方面指责西方3国“殖民侵略”，要求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召开紧急会议。
据报道，在本轮名义上由法国牵头，多个欧、美、阿拉伯国家参与的对利比亚军事打击中，美、英用巡航导弹攻击利比亚目标的行动代号“奥德赛黎明”，显然借用了《荷马史诗》的典故。
昨日，中国外交部对向利比亚进行军事打击表示遗憾，也希望利比亚局势尽快恢复稳定，避免武装冲突升级造成更多平民伤亡。俄罗斯、印度等国亦都对此表示遗憾。实际上，外国的军事干预并不能解决利比亚的问题。
对于这场战争，人道主义者关心的是平民的牺牲和损失，军事迷关心的是新军事科技的应用和战况变化，而更多的人关注的，则是外国军事干预后，利比亚的局势会怎样。
刚刚在和班加西方面的拉锯战中元气大伤的卡扎菲，如今面临的对手装备更好，战术境界更高，且是多国联手“群殴”。可以说，纯军事考量，如果联军全力以赴，卡扎菲很难支撑太久。
问题是联军未必在一开始就使出全力。自开战至今，美国虽然实际贡献了对卡扎菲打击的主力，却谨慎地躲在法国身后；英国驻法国大使在盛赞“英法团结合作亲密无间”后刻意强调，这“不是一场战争”，而是“盟国、安理会各成员国和阿盟各成员国为确保安理会1973号决议贯彻实施而进行的必要军事行动”；就连最积极的萨科奇也在开战前的最后一次演讲中，不忘加上“外交解决之门依然敞开”的话。
不论联军、邻国还是班加西的反对派，都不愿外国军事干预走得太深、太远，以免重蹈伊拉克、阿富汗的覆辙，很显然，联军轰炸，反政府军地面攻击，才是他们构想的理想模式。
问题是此前的战事表明，反政府军的孱弱和卡扎菲军可谓半斤八两，能否在地面上“自行了断”尚存疑问；这个委员会流品复杂，主席、武装力量总长和外交负责人都是卡扎菲的旧人，名声也不佳，欧美各国对他们也是将信将疑，不敢给予过多的军事扶植。一旦反政府军久战不下，联军也许会不得已直接出手。
种种迹象看，卡扎菲时代的结束只是时间问题。然而从此前的局势演变轨迹可以看出，卡扎菲的核心部落，尤其东部几个部落的忠诚度和凝聚力较强，而东南部费赞地区的部落则一直隔岸观火，反对派阵营里也同样派系林立，部族痕迹深厚。
如果盟军“只空不降”，利比亚可能出现东西对峙或部落林立的“索马里化”状态；如果盟军直接在地面出手，或强化其影响力，可能会在战后出现一次有组织、有国际监督和保护的普选，但从阿富汗、伊拉克的前例可知，普选并非民主进程的结束，而往往仅仅是开始，利比亚的部族社会结构、生态不变，普选也不可能带来民主生活和政治稳定，利比亚也许会“伊拉克化”；当然，最糟、也是所有各方都最不想见到的，是出现一个“阿富汗化”的利比亚。
【政策质疑】唐钧：哪来钱建3600万套公租房阅读原文

唐钧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公租房，我们不妨算算账我写了一篇文章《公租房的利与弊：我们怎么这么健忘？》放在网上。大意是，房改之前，中国的城镇居民，绝大多数住的就是公租房。因为公租房政策满足...全文↓

唐钧 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
公租房，我们不妨算算账
我写了一篇文章《公租房的利与弊：我们怎么这么健忘？》放在网上。大意是，房改之前，中国的城镇居民，绝大多数住的就是公租房。因为公租房政策满足不了人民群众的居住需求，后来尝试的单位建房分房(其实也是公租房)更彰显了权力之恶，所以才有了房改。怎么房改刚刚从我们面前走过，我们就忘了，又回到以公租房为主的老路上去了呢？
承蒙网友的眷顾，两天以来，此文有1万多的点击率，评论的人也不少。有人指责说，我是房产商的说客。是这样吗？我敢说，我不会拍房产商的马屁，我就是愿意说真话。有人说，现在的公租房与以前不同，是螺旋式上升。我以为，在住房设计方面我们现在可能真的有进步。但就住房政策而言，实在没有明显的差别。其中最关键的，还是政府掏不出这么多钱。好在媒体报道给了我们不少财政预算数据，我们可以据此来算算账：
在住房政策方面，现在最令人振奋的是保障性住房三年3600万套，2011年就有1000万套。那么，我们首先来算一算1000万套保障性住房需要多少成本？假设平均每套保障性住房套内面积是50平方米，每平方米造价是2000元，那么一套就是10万元人民币。1000万套就是1万亿元人民币。这个数字是一个什么概念呢？这是2010年财政收入的1/8。
媒体的报道给了我们一些2011年财政预算的亮点，譬如2011年全国财政支出规模首次超过10万亿元规模；2011年中央财政支出2/3将用于民生等等。虽然说2011年的预算更加注重民生，但是，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保障性住房等方面，实际上的支出安排是10509.92亿元，仅为整个财政支出的1/10。其中，住房保障支出是1292.66亿元。
用以上我们算的1万亿元减去这1292.66亿元，看看资金缺口有多大，可能小学三年级学生就能算出来。当然地方上还可以“配套”，现在媒体上有个说法是有8000亿的缺口，这些钱从哪里来？可能有人说，官员们少吃点，少花点(出国考察、公费旅游、公车消费……)，就有了，这话我也常说。但真要靠这个办法来筹集8000亿的资金，可能有点不靠谱。再说，政府已经表态，2011年要过“紧日子”。
这8000亿的资金缺口怎么办？有些人拍着胸脯说“有办法”，据媒体报道有二：
一曰发行国债，这现在看上去可行，但寅吃卯粮无疑是在为下一届政府挖坑(3.6万亿)。当然现在官场上流行的是：后人比我们更有智慧、更有能力，把难题留下让他们去解决吧。不过同时我们也发现，“前官”给我们留下的难题(譬如住房的“欠债”等社会问题)，按说比他们“更有智慧、更有能力”的“现官”应该解决，但又解决了多少呢？
二曰引入民间资金，这是什么意思呢？民间是有很多闲钱，可人家是放在那里准备钱生钱的(近日里邮币卡市场行情大涨就是一例证)。如果引入民间资金，出资人无疑是要将本求利的。真像某首善那样满世界撒钱的，中国有几个？但一旦民间资金涌入，公租房就变私租房了。今天租房市场究竟怎样，凡是租过房的想必都心中有数。再说，如果靠私租房解决问题，现在全国就有3000多万套住房空置。真有本事，拿来租就是，何必再大动土木。
所以，归根结底一句话，实际上，与房改前一样，政府还是拿不出那么多钱来为人民群众盖房子，人民群众还是不能以低廉的价格租到房子———螺旋是螺旋了，但还在一个平面上，从改革的起点回到了起点。
以上说的都是宏观层面，再从个人和家庭的微观层面算算账：一套套内面积50平方米的保障性住房，假设成本是10万元，加价50%，就是15万元(把贷款利息算进去)。租价如果是每月600元，那么就要250个月，20多年才能收回成本，这还不算维修。但对租户来说，那房子还是人家的(可能是公家，也可能是私家)。如果按15万元出售，政府马上就能拿到房款。首付3万元，其余的按揭贷款，10年还清，每年付1.2万元，每月1000元，10年后房产就完全属于自己了。如果以20年来计算，那每月还款不过500元。以上所说，前者是理想中的公租房，后者是理想中的经济适用房——— 哪种对人民群众有利，还看不出来。如果还买不起，那就租廉租房吧。
有人会说，“理想中的”，那没戏——— 其实，如果放弃从“土地财政”中渔利，以上所说的限制词“理想中的”就可以抹去，而成为可操作的。所以，理想不理想，要看作为不作为。
这年头，听好话、大话耳朵里都听出老茧来了，真能兑现的有几何？更遗憾的是，没人说真话，都说皇帝的新衣忒好看呢！
【经济新知】薛兆丰：打击炒房投机是大错阅读原文

薛兆丰经济学者原题：打击投资是大错几天前参加一个定期的经济学者讨论会，北京住房限购政策是议题之一。在场18人，主持人规定不能弃权，大家举手表态，结果赞成和反对限购令的各有9位。势均力敌，可见限购是...全文↓

薛兆丰 经济学者
原题：打击投资是大错
几天前参加一个定期的经济学者讨论会，北京住房限购政策是议题之一。在场18人，主持人规定不能弃权，大家举手表态，结果赞成和反对限购令的各有9位。势均力敌，可见限购是个值得深究的话题。然而，没有主办当局应允，我不便透露会议的详情，但交流的观点没有版权，这里也只谈自己的看法。
我发言谈了五点。第一，以效用函数为基础，说应该对个人的财富进行反复再分配，从而达到全社会的总效用最大的观点有问题。经济学说的，只是每个人对某种享受的边际效用必然有递减的阶段。我们喝酒，有效用递增的阶段，越喝越过瘾，但最后必然有递减的时候。我们施肥，有效用递增的阶段，越施产量越大，但最后必然有递减的时候。
经济学不能说的是，人与人之间对某种享受的效用的绝对值比较。昨晚我在网上看到视频片段，我喜欢的钢琴家Andras Schiff上周在北京的音乐学院演出。音乐学院的学生，一天到晚都沉浸在音乐里，音乐的效用照说已经递减得差不多了，而我是门外汉，只在闲暇听，效用尚未递减，但经济学家能用有哪条“效用函数”证明，这位钢琴家给学生的效用，是低于给我这个门外汉的？音乐学生的效用即使跌到很低，也可能比我还未跌的效用高。这是说，人与人之间对某种特定享受的效用，是不可以直接比较和相加的。
是的，人有帮助鳏寡孤独、乃至动物花草的同情心。据我所知，除了患上自闭症的人士，因为先天脑部障碍的缘故，对理解人情世故——即符号背后的社会含义——有困难，所以缺乏同情心外，人们都有设身处地、替人着想的天性。这天性决定了我们会爱别人，愿意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别人。然而，要明确的是，这种帮助是以助人者自己的效用的增加为前提的，并不是某个经济学家把千万人的效用函数加加减减的结果。
第二，即使均贫富以提高社会效用的假说成立，它也无法用来支持限购令。北京的限购政策是以户籍和驻京缴税年期为依据的。具有北京户口和在京缴税五年，横看竖看都不是穷人的标志，为什么要专门提到均贫富的好处，专门搬出效用函数，来为这个政策辩护？
这是经济学这个行业的问题。效用函数是一些抽象的玩意，学者为了讨论方便，难免会摆弄一下。后来，为了积累发表的记录，大写特写，也仍然情有可原。然而，这些函数只有寥寥可数的几个变量，充满了脆弱而随意的假设。假如经济学者度身定做效用函数，专门用来为特定的管制细节辩护，那就是愚弄，那就是忽悠。
在真实世界，税赋已经发挥着均贫富的功能。我赞成“小政府、大市场”的理念，认为虽然政府必须通过征税来发挥它应有的作用，但慈善事业属于私人会做得更好的领域，至少应该把大部分让给市场去做。但无论如何，一道道的税赋，已经把财富一次次地再分配了。如果真觉得还得再分一次，那财税的方法也仍然比管制更透明、更有效、更不偏不倚。
第三，房地产的供应很有弹性。在即使不增加一寸建筑面积的情况下，房地产的高价本身就能诱使那些本来想住更大房子的人，把自己现有的空间腾出来。也就是说，即使供给总量完全不变，价格的变动也可以使原来的需求者变成供应者，使资源得到更合理的配置。
事实上，房源是不断在增加的，大部分人的居住条件得到了巨大的改善。通过改变容积率的行政限制、通过旧房拆迁新建、通过解除国营企业占地用途管制、通过新增批地、甚至通过改变建市的审批条件，都能增加土地和房屋的供应。而所有这些活动，牵涉无数环节，其中许多是对价格的诱惑相当敏感的。
第四，有瓦遮头是必需品，有房可住是正常品，买房可是奢侈品。很多人说，买房是中国人的传统，所以是必需品。细想可不是这样。二十年前，绝大部分人住的是公房，只有使用权而没有转让权。说买房是传统，那也只是近二十年的传统。
如果说买房是必需的，是刚性需求，不买房就不能结婚，那么市面上就应该能见到许多筒子楼的房产证。如果真有这样的房产证，人们真的争着买这样的房子以便能够结婚，那说明买房是刚性需求。但事实不是这样。人们希望要买的，开发商争相提供的，是面积、设计、质量、设施和地段都越来越好的房子。买下这样的房子，而不是住进这样的房子，在哪个社会都是不容易的事情，都不是政府有义务向社会底层人士提供的必需品。
第五，我从来不懂什么叫“投资需求”，而打击投资是大错。我只知道需求，只知道有一种需求，那就是对居住服务的需求。几年前曾经有一位证券公司的经济学家，对房地产的需求和投资需求作了区分，并建议政府辟出一些不好的地段，供那些只有投机需求而无居住需求的投机家们炒作。我当时写了篇“给你块烂地，你会去炒吗”作评论。
在变幻无穷的价格背后，我们永远要看到对居住服务的需求。是那个地方有价值了，人们在个地方能更有作为了，那里的地价和房价才会起来。网上曾经流传过美国底特律一些超便宜的住宅，哗然的看客不知道，那里可是个麦当劳餐厅的柜台都装防弹玻璃的地方。那样的房子您买不买？买了是投资还是投机？
投资和投机，从可观察的行为看，是没有区别的。如果所有人都坚信，这幢楼明年能卖一千万，那么这幢楼的价格就不会等到明年才涨到一千万，而是今天就涨到一千万。这样，今天花一千万买房的人，到明年就赚不到一分钱，他也就不是什么投资者或投机者了。真实的情况是，他猜今天卖八百万的房子明年能卖一千万，而市场上其他人与他看法不同！恰恰是因为看法不同，他才可能只以八百万的价格买入这幢房子。他的这一行为，进而鼓励了市场把更多资源调配过来，生产和储备更多的房子。
到明年，他的看法若是对了，即真有人愿意出一千万来购买这房子的居住服务，那么这位投资者就是凭着他的远见为他人提供了方便，他理应获得其中的差价作为报酬。如果他只偶然对了一次，经济学上就把那差价称为利润（windfall profit）；如果他总是更正确，那差价就称为他禀赋的租（rent）。当然，如果他的看法错了，那他就血本无归，承担后果。
这里的要点是，任何与这位投资者看法不同的人，都可以以实际行动与他辩论，那就是在市场上与他对赌。但我们没有理由破坏这个鼓励人们通过行动来对市场作出预期，并自行承担后果的投资机制。没有这个机制，不准人们通过正确地作出预期来盈利，那么我们每天早上起床后，就得重新盖一幢只能维持到次日早晨的简陋房屋。这是原始部落和文明社会的区别了。
【巨震余波】日本经济：还要失去多少年？阅读原文

陈中小路南方周末记者徐燕燕实习生原题：日本经济：还要失去多少年？——五问核“难” 已经失去了二十年的日本经济，复苏的脚步刚一迈出，即被罕见的灾难打断。倒退，还是借重建前进，恰如飘荡在福岛上空的核辐射...全文↓

陈中小路 南方周末记者 徐燕燕 实习生
原题：日本经济：还要失去多少年？——五问核“难”
已经失去了二十年的日本经济，复苏的脚步刚一迈出，即被罕见的灾难打断。倒退，还是借重建前进，恰如飘荡在福岛上空的核辐射，现在还看不清楚。
日本央行史无前例地向金融市场注入创纪录的近30万亿日元，仍然拉不回自由落体的股市走向，日经指数3月15日创下史上第三大跌幅；而世界各大机构不断更新研究报告，对灾难损失的评估已从最初的“不到日本GDP的1％”一路提升到3％、5％……乃至20％。
截至发稿时，福岛核电站仍时有火情，日本经济中心东京一带，核辐射水平也大大超过了正常值。如今，核电问题已成为横亘在日本经济灾后复苏前的最大变量，在目前情况下，轻，可致日本灾后电力供应的紧缺持续数月；重，则可能大片国土无法重焕生机。
本报采访的多位专家坦言，日本即便短期内顺利度过核电危机，往后还可能面临债务问题和政治危机的严峻考验，可谓步步艰难。不过，乐观者则认为，如果各种问题应付得当，或许可以通过重建提振长期低迷的日本经济，甚至可以对以往保守的政治经济体制寻找到改革的突破口。
观点
●陈功 中国安邦咨询公司首席研究员
日本人为什么能够在大灾大难面前表现得如此镇定？这与他们的信心有关，他们对国家有信心，对处理这场危机的人有信心。虽然平时大家大骂政客都很起劲，但在关键时刻老百姓却对政府的作为表现出了极大的信心。
日本社会的高度有序，反映出日本文官制度的两大特点——独立性和有效性。这表现在文官系统有独立运作的精神和专业运作能力，他们不因政治人物的更替而忽略基本职责，更不会因此而降低他们的服务水准。这个系统对于日本社会的稳定运行是极为重要的。
●焦必方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这次重灾区宫城县是日本的农业大县，日本虽然农业现代化程度高，但由于劳动力老龄化，农业接班无人一直是个话题。灾后，农业劳动力短缺问题将更加突出。
日本历来对农业有较多的补贴，多到城市里都有争议，而日本政府一直强调的是提高粮食的自给率。地震后日本粮食自给率方面的目标，则可能会受到冲击。
（南方周末记者陈中小路采访整理）
1、核泄漏的经济影响有多大？——现在的关键就是核问题。
●张季风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经济室主任
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核问题。
如果核电站问题抛开，可以说这次大地震大海啸，对日本整个经济影响很有限，因为东北是日本落后地区（重灾的三个县GDP占日本的5％），而发生海啸的又是东北最落后的地区。
但如果核电站泄漏得不到控制的话，对日本经济可能是毁灭性打击，现在还不能排除这个可能性。
万一发生极端情况，波及多少地区？参照切尔诺贝利的先例，那是一千多平方公里，这要放日本，全国都给波及了。前苏联地方大，不行我就放弃这个区域，但这对日本来说问题很严重，如果大范围的国土遭到污染，后果不堪设想。
●孙立坚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
现在关键就是核辐射的情况。
如果核电站问题可控，那么这次地震对日本的打击没有1995年阪神大地震严重，当时日本半年就摆脱了危机，经济花了一两年就恢复起飞。
但如果核电站的问题很严重，生产环境彻底破坏，大量人群外挤，大迁徙，会带来日本其他地区的生活和工业成本大大增加，这就不得了，毕竟日本的国土本来就狭小。
已经可见的核电问题，短期内至少造成日本30％的电力供应缺失，波及灾区之外的整个日本供应链。而且因为日本在全球产业链的上游是占强的国家，这种特殊的角色，会扰乱全球生产节奏，即便有别国替代，也需要时间消化，这也是目前全球股市和大宗商品大跌的原因之一。
2、日本的核电方向会不会改变？——核电是日本目前最好的选择。
●王少普
上海交通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
核电是目前日本一个很尴尬的政经问题。首先，日本的核电方向不会变，也没法变，核电是日本目前最好的选择。
日本一直以来的目标就是要减少化石能源发电，由于其资源匮乏，这种发电模式依赖进口，是日本所不愿见的。但与此同时，这次核辐射泄漏的事故，又加大了舆论、民众对核电的恐慌和反对，所以政府面临一个如何解释和应对的问题。
另外，此次地震暴露了日本核电设施老化的问题，核电设施的更新，又是一笔巨大的资金。而且解决这个问题还交织着民众和部分在野党反对核电呼声的增加，以及大规模的更新所涉及的预算怎么通过。菅直人政府必须在这个夹缝中穿过。
●郭定平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
核电问题是现在政府面临的重大棘手问题。一方面危险很大，处置必须非常谨慎和消耗时间，另一方面在这个等待过程中，必须消除民众的恐慌。
现在，我们能看到是，政府信息披露的频率是很高的，但是披露的是否充分和是否准确，现在还没法判断，必须假以时日观察。
菅直人内阁现在关键就是要应对得当，争取民众支持，一旦有些敏感问题处理不善，就会被在野党抓着把柄穷追猛打。
3、高度负债下，灾后重建是否会导致债务危机？——现在日本的财政状况，是发达国家里最差的。
●王少普
日本经济长期低迷。地震前，日本政府为了刺激经济，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债台更为高筑，是战后负债最严重的时期。因此，灾后重建的资金成了日本要面临的尖锐问题之一。
要解决资金问题，继续发行国债是一个途径。而另外一个渠道就是把日本民间投资在世界各地的游资吸引回来投资重建。过去因为日本经济的低迷，以及日本的利率极低，这些资金一直在中国、印度、东南亚等地寻求投资机会。还有就是寻求国际合作，吸引投资。
长期来说，救灾以及重建所带来的房屋、交通建设等基础设施和电力恢复等刚性需求，可以扩大内需，对经济有刺激作用。
●张季风
如果核电站泄漏不出大问题，灾后抢险的阶段一过，就开始进入复兴重建阶段。日本可能就要发行国债，扩大公共投资，这是必然的。
现在日本的财政状况，是发达国家里最差的（日本国债是GDP的200％，而警戒线为60％），所以再去增加债务负担，肯定会制约今后经济，引发一系列风险，比如利率上升，大量失业等。
大灾之前，利率提高一两个点还可以承受。大灾后，如果利率从现在的几乎为零提高到10％，那些背负住房贷款的人就没法生活，整个就要破产，这就会给社会带来很大影响，所以到时候关键就要看日本怎么把握这个度。
●杨伯江
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在全球资金链的控制之下，日本的债务问题不太可能引发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因为，日本“不差钱”，它的GDP比GNP要小很多，它在海外拥有众多的投资企业和收益，如何采取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把这部分资金纳入震后重建，是当前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如果这方面做得好的话，这也会是日本重建资金的一个重要来源。
●孙立坚
如果核辐射问题不严重的话，那么灾后重建反而可以解决日本的内需和就业压力。
现在不像上世纪90年代。那时日本的泡沫经济破灭后，很多大的金融机构出了问题，政府被迫注资，后来这些大金融机构也没能创造很好的业绩，日本现在的高额赤字就是这么来的。但这次不一样，这次是家园重建，会带动一些产业，扩大内需，这就不那么糟糕，会带来经济增长效应。
财政赤字中长期会使日元贬值，但贬值对日本来说太重要了，他们主要靠制造业吃饭，出口竞争力是很重要的。
当然，如果核电站真出大问题，我们今天谈的都太乐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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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灾难将如何改变日本的复苏之路？——东北的工业化之路、日本的新经济战略实施被打断。
●王少普
日本的财政赤字已经到了冷战后最严重的地步。为了解决入不敷出的问题，地震前，菅直人提出了税制改革，其重要内容是增税。但地震一来，灾后重建时很有可能要对灾区实施减税政策，日本的税制改革势必推迟，给日本经济复苏带来负面影响。
菅直人还提出新经济成长战略，包括扩大亚洲出口，通过财政和产业政策的结合推动经济结构的调整，以及挖掘民生领域的商机（比如养老产业医疗产业）。但地震后，扩大出口受限于产能破坏，而后面两点所依托的政府的资金支持，也会有一些分流去救灾，因此新经济成长战略的落实，肯定会因为财政困难而有所迟延。
●孙立坚
正当东北成为新的生产基地刚开始投资发展时，地震来了。
受灾严重的东北地区，过去一产比重比较大，比如宫城就是农业、渔业大县。金融危机后，为了促进东北经济发展，政府拿出很多优惠政策，引进索尼、丰田这些企业进去投资，试图利用东北土地和人力价格相对便宜这个竞争力，在国内建立健全的产业链，而不是把制造业全部放在国外。然而，这次灾难打断了这一进程。
现在突遭地震，日本刚刚开始的经济复苏又被打回去了。
因为老龄化少子化，日本国内市场需求根本不能解决日本这么大的生产能力，所以必须出口。不像瑞典那种小国经济，可以自给自足。要出口，就必须提高企业竞争力，在几大领域不断创新不断升级。
当时民主党为了把自民党推下去，批判自民党的政策只围绕企业家和精英层，而他们则向日本国民承诺了很多做不到的事情，比如提高民生，高福利支出等。但自民党的理念是，如果连这些企业家都不存在，企业靠补贴发钱给百姓，那这个国家是没有活力的，这个理念我是认同的。日本这个国家必须要有创造力，日本制造业大国的地位不能撼动。
如果不是金融危机，日本这种做法已经成功了，慢慢挣钱，钱还给政府和金融机构，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慢慢好转。这在2005年已经表现得很明显了，如果顺利再过几年就能恢复资产负债表，但问题是，出口刚开始带来巨大利润的时候，金融危机来了，日本又往回走，现在更是雪上加霜了。
5、大灾能否推动日本的政经体制改革？——过去“失去的二十年”，并没有给日本带来政治经济体制的彻底反思和变革。
●孙立坚
日本有一个非常独特的政治特点，是其官僚体系。
不像美国是精英领袖，奥巴马在任的时候一套班子一套措施，总统换人了班子和政策也跟着换。日本不一样，日本是内阁下面有一套官僚体系，从来不随内阁的变化而更替，长期与企业精英和金融大亨捆绑，不管党派怎么换，日本经济不会纯粹因为政治动荡而出问题。有“反官僚先锋”之称的菅直人上台时，想学美国，压倒官僚体系，但官僚体系非常厉害，打不掉。
●陈言
日本企业研究院院长
这次日本地震海啸后的核电事故，是日本政治经济长期积弊的体现。
在过去的十几二十年里，尽管日本被认为是“失去的十年”乃至二十年，但其实是处于一种制度疲劳阶段，高速经济增长的停滞，并没有带来政治经济体制的彻底反思和变革，整个国家仍处在过去成功的惯性之下。
即便是2009年自民党下台，民主党上台，被寄予改革厚望，但从最后执政情况来看，还是沿袭自民党保守的做法。
归根结底，日本之前作为第二大经济体，拥有强大的技术能力，人民有较高的生活水准，社会也很稳定，他们一直是生活在这个环境之中。这些年，中国、印度、俄罗斯的崛起，对日本来说，都是不愿意承认的。在他们的世界里，仍然相信美日同盟才是世界的中心。
这也是为什么长期以来，有着成功经验的日本，在一个没有较大危机的社会里，一直在政治经济问题上态度保守。
因此，这次地震是否会成为一个触动全面变革的因素，值得观察。
【热点分析】李磊：抢盐风波中的权力、知识与资本阅读原文

李磊青年学者一场席卷中国诸多城市的“抢盐风波”迅速平息。当笔者听到大家都在抢购食盐时，赶紧打电话叮嘱身在乡村的母亲别跟着起哄。母亲却称家里暂时没有缺盐传闻。即使一个电话就能联系几百公里外的乡村，但...全文↓

李磊 青年学者
一场席卷中国诸多城市的“抢盐风波”迅速平息。
当笔者听到大家都在抢购食盐时，赶紧打电话叮嘱身在乡村的母亲别跟着起哄。母亲却称家里暂时没有缺盐传闻。即使一个电话就能联系几百公里外的乡村，但从传播过程看，城市平民阶层接收信息的速度明显比乡村居民快，这主要归功于，城市居民的交流密度远大于农村，超市里抢购风潮更是人为制造出紧张气氛。
而政府部门在此次事件中表现优秀。各级政府利用一切媒体渠道对市民宣传，权威人士纷纷辟谣，相关部门以调取库存平抑市场、重罚投机不法分子等举措，迅速安抚了居民恐慌情绪。
我们从整个“抢盐风波”中，大体可划分出四类人群：沟通能力有限、消息相对闭塞的乡村同胞；有机会接受大量信息但短时间内无从判断，紧跟大潮的城市平民阶层；掌握并相信常识的理性公民；握有盐业供给垄断权的政府与代表知识权威的科学家。
德国社会学家贝克认为，从社会中存在的各类风险的发展看，在工业社会阶段，人们持有进步乐观主义，相信人类理性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而在后工业社会中，风险不仅无处不在，而且是不确定的。以前，我们或许认为知识越多就越能把握未来，而在当下的社会，风险本身是隐蔽、突发的，并且理性的局限使瞬间爆发的风险之后果具有不可知性。
同时，人数众多、价值多元的中国，社会结构具有不同层次。从此次事件中不同群体的表现可看出，在心理情绪上，既有少部分较蒙昧的前工业因素，又有相信理性万能的工业主义情怀。随着社会现代化转型与全球化进程加速，更多居民的心态已滑入后工业社会，即风险社会阶段。
现在，网上流传很多取笑囤积食盐的段子。然而，看到那些平日节衣缩食、为便宜鸡蛋而甘心排队的工薪阶层，花费大笔冤枉钱规避风险时，我们究竟是该嘲笑还是悲伤？更让笔者忧虑的是，如果核泄漏就发生在我们周围，我们是否依然能淡定地听从政府安排，有序撤出辐射区域？
另有传言，这次食盐抢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一些浙江商人制造恐慌、哄抬价格。倘若如此，这次抢购风波背后，不仅是人们对危机的恐慌，更与经济利益有关。资本制造出疯狂抢购的虚热假象，而资本人士在追逐财富个人化的同时，把获利风险所需的恐慌成本，转嫁到人数庞大的平民头上。
一般说来，集体恐慌症的结局往往有三种：要么谣言被戳穿后变成笑柄；要么关于谣言的情绪成长为集体记忆的一部分，随时爆发；要么坐实谣言，成为强制性的法律或政策。从嬉笑声中我们看到，此次谣言传播，不会如当年对乙肝的以讹传讹一般，最后人为制造诸多不公平的政策措施。但我们又不得不悲哀地联想到，“抢盐风波”触发的群体情绪依然是前年河南“杞人忧钴”与今年江苏“响水大逃亡”之后的间歇性爆发。
万幸的是，这次风波中，我们看到了一个迅捷高效的政府与一群勇于担当的科学精英。尽管这次政府部门表现优秀，其在这类事件中的总体表现则又堪忧。这是因为，突发事件来临时，政府部门往往能正面回应危机，但其又并未真正渗透进日常社会组织管理的机制中，难以引领风险社会里公民的价值观，难以让居民用平和淡定的理性心态面对任何突发危机。在风险社会里，权力部门和专业知识人士在处理突发事件时，应跳出传统的“危机—回应”模式，主动参与到公共事件中，并且从独立的机构运作方式转为机制性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