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一场脱一件衣服:新闻话题 2011.05.17

新闻话题
【今日话题】故宫可以建私人会所吗阅读原文

故宫可以建私人会所吗导语：故宫最近可谓身陷尴尬境地，在被临时起意的石柏魁盗窃得手后，又因为锦旗上的错字饱受指责。紧接着，“故宫建福宫将开设高端私人会所”的传闻，又把故宫推到了口诛笔伐的火山上。故...全文↓

故宫可以建私人会所吗
导语：
故宫最近可谓身陷尴尬境地，在被临时起意的石柏魁盗窃得手后，又因为锦旗上的错字饱受指责。紧接着，“故宫建福宫将开设高端私人会所”的传闻，又把故宫推到了口诛笔伐的火山上。
故宫“会所门”带来的反思，除了故宫的“决策不透明”外，还有大众对于“故宫与商业挂钩”的不解与愤怒。
比如一篇文章这样写到——“故宫博物院在世人的心目中是历史文化的收藏圣地，丝毫不应该与铜臭沾边。”央视主持人芮成钢也在微博上写到——“丢几件展品不可怕，可怕的是丢掉更宝贵的东西。”
难道，故宫真的不能与商业挂钩吗？
建福宫花园深陷利益旋涡
2011-05-17 第 1664 期
今日话题
博物馆获得经营收入，早就不成为问题
法国人揶揄：吃薯条的蒙娜丽莎变胖
博物馆引入经营是世界性趋势
博物馆要不要介入市场走经营之路，其实并不是故宫遇到的特殊问题，世界博物馆学界早在20年前就开始探讨这一问题。对于国外博物馆界，这早已是个常识性的问题了。特别是一些博物馆大国，实际上是把博物馆当作企业来经营的，以至现在海外一些论者干脆把当代博物馆的经营管理称为博物馆的企业化。
无论是上世纪60年代之后的苏联，还是经济发达的西方诸国，其政府绝不包办博物馆，而是与社会力量共同承担发展的责任。
以英国的大英博物馆为例，在2007年时，政府补助占其总收入的56%，社会捐赠占6%，经营性收入占38%。
再以法国的卢浮宫为例，在2008年时，法国政府仅资助其一半的预算，约为1.8亿美元，剩下的经费全由卢浮宫自给自足。
在美国，这样的事例就更举不胜举了，因为从上世纪80年代起，政府就开始减少对博物馆的资助，变相地将这些“事业单位”推向了社会（捐助）和市场（经营）。
“铜臭味”让博物馆焕发活力
在中国的公共文化事业中，博物馆、美术馆捉襟见肘的不在少数，有此境遇者基本上都是嗷嗷待哺；稍有宽裕者，一般也是有多少钱办多少事，靠政府的作为，给一口吃一口。
曾经，法国的卢浮宫也是如此，如一位工作人员所说：“30年前我进入博物馆工作时，大家只是早上去开门，晚上把门关起来，根本不用花心思去管参观人数、媒体等。但现在变了，卢浮宫面临的竞争压力加剧。加上法国政府紧缩预算，因此卢浮宫只好自寻财源。”
之前的“星巴克事件”，曾使故宫有“灰头土脸”之感，因为时有评论讲到“故宫不能为了钱丢了祖宗的人”，但同为“国家精神象征”的卢浮宫，却要比故宫放得下身段：前些年，麦当劳已经进驻了卢浮宫，炸薯条的味道更可能会飘过《蒙娜丽莎》的鼻子。
再比如这次通过“会所门”曝出的故宫“御膳房”商业计划，也引来骂声一片，而在卢浮宫，这早已是小菜一碟：2008年时，卢浮宫搬出珍藏的达·芬奇22幅画作，在馆内举办“达·芬奇之友”的美式私人募款餐会。宾客们欣赏完画作，在有2000年历史的希腊罗马雕塑环绕之下用餐，最后再到玻璃金字塔下聆听乐队的表演。受邀的贵宾有欧洲皇室、美国社交名媛以及来自亚洲和墨西哥的企业巨头。餐会后他们每人至少捐了1万美元。就这样，卢浮宫在一个晚上便进账约269万美元。
博物馆追逐商业利益并非“唯利是图”，但就像卢浮宫人所说的：“大锅饭的荒谬时代已经过去了。”如果博物馆不能够拥有足够经济来源，其办馆的水平也可想一二。
有经营，不代表不公益
正如专题《重庆卫视如何成为中国BBC》所指出的，有没有广告根本不是公益电视台的判定标准，一些国家的公益电视台，因为财政包袱重公众不愿负担因而要求加入广告；另一些国家的公益电视台，因为公众不堪忍受广告骚扰而要求去掉广告。
博物馆也是同样的道理，如果不要经营，则开支要由纳税人负担，而且可能由于经费短缺而影响文物保护和开放。当然，如果引入经营，虽然减轻了纳税人负担，获得了文物保护资金，但也会干扰博物馆的质量。所以，要不要经营各有利弊，这时候就需要公众来权衡和决定，只要是公众认为更符合他们利益的，那就是公益的。
故宫目前向公众开放的面积只有30%左右，同样，在超过150万件的文物中，公开的不过1万件，不到1%。其余没有开放的地方或年久失修，或被占用，而游客支付高票价只是远观建筑而已，这既浪费了珍贵的文物资源，也让国民得不到人文熏陶。故宫有16.7万平方米的古建筑40多年从未进行过大修。故宫陈列几十年改进不大，现代化安全照明未能引入，参观效果差，观众不满意。其主要还是经费短缺所致。所以如果能引入经营，对游客和社会未尝不是好事。
可以经营，不能发财
私人会所入会协议书
经营所得只能用于博物馆的开支和发展
公益部门的经营（包括门票经营）所得，必须是用于自身的开支和发展。比如在美国，有的公益部门收入甚至超过开支，但盈余部分必须投入部门再发展，政府也依然会把你作为免税部门。
也就是说，无论如何公益部门是不能发财的。
对于故宫，政府不但不补贴，还在赚钱
真正能够做到靠经营就可以维持运转的公益部门还是极少数，大多数公益部门都需要政府补贴。然而，以有据可查的2004年为例，故宫当年门票收入3.5亿元，得到的维修费1亿元、日常支出1.4亿元，这还是因为迎接北京奥运会，有关部门决定从2002年到2008年每年支付1亿维修费。也就是说，故宫的门票收入支付了运行这个国家博物院的所有成本后，还要把结余上缴财政。但财政预算的供血，却时常让故宫感到捉襟见肘。
经营也必须规范
故宫的经营不透明

 
2005年时，故宫对原有管理体制进行了变革，将原有的“服务处”改变为“文化服务中心”。这一举动的背景，正是时值文化体制改革大幕的开启。
同样在2005年，半事业半企业的“故宫文化服务中心”就闪电般地与香港益诚投资有限公司签订了合约，共同成立了北京故宫宫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故宫宫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可谓与故宫“渊源颇深”，其股东多为故宫文化服务中心人员，更曾经有故宫有关部门的负责人。而益诚投资有限公司的其他股东，也与故宫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而网上曝出的：今年4月23日，建福宫会所开幕式以及那份“入会协议”，正是宫廷文化公司“擅作主张，扩大服务对象”造成的恶果。
事企不分
比如“故宫文化服务中心”，在其刚刚成立时，因为脱胎于“服务处”，所以在体制建设上没有任何变化，仅仅是换了块牌子，服务处主任直接变成了服务中心法人代表。但这样的“公司”却根本没有董事会和监事会等一般公司的组成要素，在当时，法人代表解释为“刚刚成立，还不够正规。”
但时过境迁，这个直属于故宫的“半企业半事业”单位，却成为本次“会所门”的策源地之一，正与其长期市场化程度过低有关。否则怎会有疑点重重的“香港益诚投资有限公司”，更怎么会有令人齿冷的“私人会所入会函”？
通过查询得知，作为一个有法人代表的机构，故宫文化服务中心在招聘时依然挂着“事业单位”的金字招牌，甚至要求员工必须具备北京户口，这一细节亦反映出其“部门作风”的本质。
结语：
搞商业开发是没错的，但正如“淮北为枳”的隐喻一样，故宫在引入经营进程中犯下的错误，与整个体制背景，有着莫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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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头条】韩涵：毒奶粉赔偿基金运作迷雾重重阅读原文

韩涵媒体人三聚氰胺事件赔偿基金的运作不应成谜，2亿元的赔偿基金具体怎么花，还剩多少，近30万受害儿童家庭和公众需要一个答案。据《瞭望东方周刊》报道，2008年三聚氰胺奶粉事件之后，在政府相关部门主...全文↓

韩涵 媒体人
三聚氰胺事件赔偿基金的运作不应成谜，2亿元的赔偿基金具体怎么花，还剩多少，近30万受害儿童家庭和公众需要一个答案。
据《瞭望东方周刊》报道，2008年三聚氰胺奶粉事件之后，在政府相关部门主导下，中国乳制品协会牵头由22家涉案企业集体出资成立了总额2亿元的医疗赔偿基金，作为对毒奶粉事件近30万名被确诊患儿的善后措施。然而，时至今日，该医疗赔偿基金的赔偿情况、管理运作方式、现金余额却一直是谜。
三年前，举国上下为近30万名受伤害儿童而悲，那是一段令人刻骨铭心的回忆，在坏消息满天飞的当时，惟一让人稍感宽慰的，就是针对受害儿童的赔偿基金的建立，它被认为使受害儿童及其家庭获得了一个长久的保障。
不过现在看来，人们可能有些乐观了。2亿元的赔偿基金对于近30万受害儿童而言，实在是杯水车薪；并且，2亿元怎么花，被秘而不宣。
应当说，为三胺奶粉这样导致大规模人群受害的事件，建立专门赔偿基金是好主意。曾经，我们习惯于一出事就由政府包揽“善后”的行政主导救济模式，固然这一模式的效率高，但问题在于，它往往只管一时，不管长久，而且，不能建立明确的责任分担机制，动辄让纳税人要为肇事的个人和企业“买单”，这更有违社会公平。因此，才有了赔偿基金这一制度“创新”。
但这一制度“创新”似乎正被人为扭曲。法律界人士根据卫生部门公布的确诊人数，以及现行法律规定的较低赔偿标准，推算出赔偿资金至少为39亿元，然而22家乳企掏了2亿元就得以“过关”，不知相关部门作出这样的决定的依据何在。而赔偿基金的管理权为何落在了中国人寿一家企业的头上，也不得而知。观诸各国经验，类似这种赔偿基金的管理，往往由受害者代表、律师、会计师、相关领域专家等多方共同参与，互相监督资金公平公正地使用。
更让人不解的是，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强调赔偿基金的问题“不宜对外报道”，甚至将其定义为“国家机密”，如果善后尽责，行事坦荡，又何惧监督？
三聚氰胺事件赔偿基金的运作不应成谜，2亿元的赔偿基金具体怎么花，还剩多少，近30万受害儿童家庭和公众需要一个答案。2亿元显然不足以给近30万受害儿童长久的保障，有必要考虑追加注资，如通过乳企、政府、社会捐助多方筹措，并借此建立受害儿童家长、专家、企业、政府等多方参与的基金管理模式。
在食品安全事故、产品质量风波、环境污染等侵权事件频发的当下，摆脱政府万能，建立长效机制，采取国际通行的赔偿基金善后模式，应当是一个方向，但对此问题，专门的法律和行政法规尚无相关规定，这也正是2亿元基金能够神秘运作，受害儿童家长、媒体却无可奈何的根源所在。因此，立法机关当有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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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解读】修仰峰：“遭性侵递避孕套”为何被误读阅读原文

修仰峰评论作者近日，华中师范大学性学副教授彭晓辉在南京师大做了一场名为“性与人际交往”的讲座。讲座中，他的“遭遇性侵犯女性应主动递上避孕套，这是保护女性免受艾滋病等性传播疾病的最后一道屏障”这一观点...全文↓

修仰峰 评论作者
近日，华中师范大学性学副教授彭晓辉在南京师大做了一场名为“性与人际交往”的讲座。讲座中，他的“遭遇性侵犯女性应主动递上避孕套，这是保护女性免受艾滋病等性传播疾病的最后一道屏障”这一观点，引得现场一片哗然，一名男生当堂反驳，双方展开激烈的“唇舌之战”。（5月12日《扬子晚报》）
这名男生情绪激动地认为“遭性侵递套论”是公然鼓励女性屈从歹徒性侵，是对强暴行为的纵容。该男生的观点很有代表性，代表了多数民众的道德认知。在他们看来，面对强暴，女性应该拼死抗争才是，这不仅仅为了国人看重的贞节，也是为了捍卫女性的尊严。
这样的观点于法于理都是站得住脚的，如果女性面对性侵犯，不做任何反抗就乖乖地主动递上避孕套，确实会助长歹徒的嚣张气焰。但是，“抗争论”的正确性，并无法证明彭副教授的“遭性侵递套论”就一定是荒诞不经的。
这里存在一个误读的问题。这名男生和众多拍砖的网友都从法律与道德层面抒发他们的正义诉求，而忽视了彭副教授作为性学专家的专业提醒价值。彭副教授的“遭性侵递套论”是针对避免性疾病传染而言的，而且很重要的是，它还有一个限定范围——“最后一道屏障”。
弄清了这些，“遭性侵递套论”表述的意思应该是比较明确的：女性在穷尽一切办法无法中止歹徒性侵的情况下，为了避免染上各种性病，主动递上避孕套不失为明智之举。这有鼓励女性盲目屈从歹徒性侵吗，有纵容歹徒为非作歹吗？这根本就是两码事，彭副教授只是以性学专家的身份，提醒女性在万般无奈之下如何保护自己的性安全。
然而，“遭性侵递套论”却被质疑者拔离出了专业领域，被赋予额外的社会道德色彩，误读也就不可避免。这名男生和网友的指责无疑冤枉了彭副教授，他不是预防性犯罪学者，更不是道德家，挥舞法律和道德的大棒讨伐他，不仅有失公允，也打错了靶心，走向无厘头。
至于由此引发的“生命重要还是贞节重要”的大争议，更是彭副教授无法承受之重。这个历久弥新的话题，只要人类还存在，就势必延续争论，不因“遭性侵递套论”而起，也不可能因此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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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视角】美国人看中国的谬论种种阅读原文

美国《时代》周刊网站5月12日文章，原题：美国人对中国经济看法“简单”吗？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日前引起某种骚动：他接受“查理·罗斯秀”节目采访时指责美国人对中国看法“简单”。世界各国的人几乎都抱有...全文↓

美国《时代》周刊网站5月12日文章，原题：美国人对中国经济看法“简单”吗？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日前引起某种骚动：他接受“查理·罗斯秀”节目采访时指责美国人对中国看法“简单”。
世界各国的人几乎都抱有王岐山这种美国人对世界事务“看法简单”的观点，这很伤人。我是美国人，走到哪儿都面临这种指责。经验告诉我，普通美国人并不比其他地方的普通人思想狭隘。
但是，王岐山的评论让我思考美国人对中美关系的态度。在我看来，很多美国人似乎没有充分了解中国经济和美中经济关系的复杂性，这在两国之间产生矛盾。我认为，很多美国人对中国人的看法与实际情况之间存在差距——有时候是挺大的差距。以下就是我认为的某些常见的误解。
常见看法一：中国偷走美国工人的工作
事实：不错，30年来，美国制造部门的就业确实经历严重下滑，中国有一部分责任，因为全世界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服装、电子产品、鞋）有相当一部分以中国为基地。即便美国的某些高技术产品比如iPhone，也在中国组装。但是，美国人的错误之处在于认为这些工作被“偷走”了，仿佛什么罪恶的勾当正在进行。从这方面说，中国人犯的唯一错误就是比美国人穷得多，所以乐意在工厂里长时间工作，而拿的工资却是美国人或其他富国工人工资的几分之一。
美国低端制造岗位的流失早在中国还没有实施以市场为导向改革以前就开始了——20世纪60年代，劳动密集型岗位就转向韩国、台湾、新加坡和香港一类的地方。如今生产电子产品、服装和玩具的中国工厂有很多其实都由上述其他亚洲经济体的公司所有，这些公司在本地区工资上涨后把工厂转移到中国。
简而言之，如果这类劳动密集型岗位没有转到低工资的中国，那也会转到其他低工资的国家（印尼和印度等等）。中国不应该因此受到指责。
常见看法二：中国操纵货币，影响到美国经济
事实：人民币价格的确由政府控制，而且很可能过于便宜，这使中国出口产品在全球市场上格外有竞争力。美国存在一种普遍看法，认为中国的货币政策使中国获得对美国的巨额贸易盈余，从而影响美国工业和经济增长。但是，更坚挺的人民币不是美国贸易赤字的万灵药。人民币自2005年后已经升值约27%，但中国对美国的贸易盈余却从2005年的2020亿美元增长到2010年的2730亿美元。
在我看来，美国在美中经济关系中过分强调人民币的重要性。消除对华贸易赤字需要太平洋两岸同时开展改革——增加美国的储蓄和中国的开支。人民币升值或许有助于这一过程，但是美中两国的经济关系极其复杂，美国不能把自己的经济问题主要归罪于人民币。
常见看法三：中国的资本主义搞得比美国好
事实：我常常听美国人说，中国“资本主义色彩更浓”，或“更擅长搞资本主义”。这类说法有很多始于此次经济危机期间。当时，中国能以巨额刺激计划比华盛顿更快、更有效地推动经济增长。从那以后，美国人似乎就得出一种认识：中国经济“更好”，或者中国官员和商人“更擅长”管理现代经济。
但是，这在很多层面都是愚蠢的。首先，比较美中经济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二者处于如此不同的发展阶段。中国作为一个老百姓仍然非常贫困的新兴国家总能实现比美国这样的发达富国更高的增长率。其次，中国经济政策在美国得到赞扬的某些方面根本不属于资本主义——比如，中国的经济刺激计划是政府政策的功能，不是资本主义体系的功能。第三，中国的“资本主义”方面常常显示出资本主义最糟糕的方面——滥用劳工、环境恶化、质量和安全问题（比如关于毒牛奶的无休止丑闻）。第四，现阶段，中国公司在创新、管理和技术等方面比美国公司还差得远。
因此，中国的确增长更快，中国政府或许偶尔也能更顺畅地实行一些政策，但因此就说中国是“资本主义制度更好的实施者”却不明智。
常见看法四：中国必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事实：中国经济的确不断发展，规模越来越大，并于去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普遍认为中国也必将超过美国。也许事实证明这是对的。但是，在经济领域，没有什么是必然的。中国自己面临一长串问题：持续贫穷、通胀、高负债、收入不公、社会服务差、房地产泡沫、技术欠缺、能效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等等。克服这些障碍不会容易，我们也不能以为中国将继续维持每年10%的增长。就算中国的确在规模上超过美国，这也不意味着美国不再是全球经济中的主要力量，不再是创新和新技术的主要来源以及关键的消费市场。
我提出这些观点并不是说美国人没有理由担心中国的崛起，但美国方面简单化的口号式宣传只会加剧以上问题，使它们更难以解决。现在到了我们对中国的实际情况抱现实态度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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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监督】衡东群体事件：问责粗暴执法应成常态阅读原文

社论从一些群体性事件来看，它们均源于一些很小的个案。在矛盾凸显期，“小事件引发大危机”的危险性同时加大，这就对执法人员的文明执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新华社5月14日报道了湖南衡东事件的调查处理结果：...全文↓

社论
从一些群体性事件来看，它们均源于一些很小的个案。在矛盾凸显期，“小事件引发大危机”的危险性同时加大，这就对执法人员的文明执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新华社5月14日报道了湖南衡东事件的调查处理结果：本次执法“有执法依据”，但“在执法过程中，却引发了围观群众掀翻警车、堵塞交通的纠纷”，原因是“交警执法人员……工作方法简单、作风粗暴，缺乏耐心”，而从县交警大队大队长到“负有主要领导责任”的县交警大队城关中队中队长，以及“负有直接责任”的干警，皆被追究纪律责任。
严肃问责，向外传递出了认错纠错的信号，但必须要明确的是，不是因为发生了诸如群体性事件这样的后果，才使问责成为必要；而是因为粗暴执法本身，已经构成了问责的全部理由。就像醉驾一样，它本身就是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不需要任何实质性的“危害后果”作为入刑的前提条件——醉驾就是危害，既然是粗暴执法，就该问责。
人们乐意看到类似“衡东事件”这样成为“事件”后的善后，但更愿意看到粗暴执法被问责的日常化。如果粗暴执法是常态，而问责非常态，就会给执法者造成错觉——只要不发生严重后果，偶尔的粗暴执法其实“也没什么”。万一碰上了群情激愤并生出事端，那也只能自认倒霉。
事实上，要想预防群体性事件发生，首先还得打消执法者心底这种“倒霉观”。这不是发几个文件或在大街上喊几嗓子口号就能解决的。它需要个案正义在日积月累中逐渐浸淫执法者的认知。也只有通过一例例的个案正义，才能在普通民众心中恢复司法权威与社会公义。
当今社会，如中央所判断的，是“发展机遇期”和“矛盾突显期”并存。矛盾突显期的一个特点，就是在一些公共事件中，往往有众多“非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多数公民通过个案看到了“镜中我”——担心自己可能成为粗暴执法的受害者。而在过去，一些地方官员总是习惯性地将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归咎于“不明真相的群众”受到“少数别有用心者”的煽动。
而今，这种观念正在悄悄变化，像这次衡东事件，当地通过调查，准确地找到了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是粗暴执法，进而处罚了当事人，并通过新华社等权威媒体进行披露，对不实传言进行解释，该事件迅速平息。无疑，这对当地执法者会是一个警示，对民众而言，也会增加对法律的尊重。
需要指出的是，从不同城市发生的一些群体性事件来看，它们均源于某一个案，一些个案往往很小，如果处理得当、信息透明，个案不会激化成公共事件，进而引发深层的危机。而在矛盾凸显期，“小事件引发大危机”的危险性同时加大，这对执法人员的文明执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社会转型的深入带来了权利意识的勃兴，而某些执法者似乎还不太适应“如履薄冰地执法”——不受制约的公权力要还原为受限的权力，总是伴随着不情愿。强调公权力的服务属性，倡导细微之处的文明执法，显然比任何时候都重要和紧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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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思考】朱恒鹏：医院是如何同政府博弈的？阅读原文

朱恒鹏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我们以常见政府管制医疗服务价格，但不管制药价为例。政府规定诊疗费用（挂号费）的标准价格，但医生（医院）却可以考察患者收入差别，利用医疗上的信息不对称，开药来收回医...全文↓

朱恒鹏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我们以常见政府管制医疗服务价格，但不管制药价为例。政府规定诊疗费用（挂号费）的标准价格，但医生（医院）却可以考察患者收入差别，利用医疗上的信息不对称，开药来收回医疗服务管制上的“损失”。
现在政府意识到不仅要管制诊疗服务价格，同时管制药品最高零售价。那么医生（医院）可以通过数量增加来化解，过度用药、滥用药现象开始出现并泛滥，而患者开支不会有任何下降。
接着，政府进一步管制医院药品的购销加价率，规定其不能超过15%。利用药品采购上的买方垄断地位，医院和药品供应商合谋抬高药品采购价，把过去50元采购价提高到173元，医院加价15%以199元的零售价销售，虚增的123元采购价中大部分以返利回扣形式返还给医院及医生。由于名义批发价提高，药品供应商要么多缴税，要么倒卖发票以偷税漏税，由于返利特别是回扣需要以现金形式支付，医药企业需要洗钱以获得现金，送回扣需要大量医药代表。总之，加价率管制的结果是，患者的医疗费用并没有下降，而医院（医生）的收入下降了，社会资源浪费更多了。
政府决定将原来的统一加价率改为差别加价率：低价药高加价率，高价药低加价率。
医院（医生）和医药企业规避的一种办法是，医药企业为医院提供所谓低价药：原来一支注射剂有效成分1毫克，一次注射一支，150元一支；现在一支有效成分0.2毫克，一支30元，一次注射五支；“低价药”出现了，可患者药费负担一点也没有下降，社会资源浪费更多了。
现在政府规定折扣返利不合法。于是出现了药品公司新的“返利”方式，比如资助医院盖大楼、买设备，资助医院的医生培训和学术交流，资助医院领导和医生出国，资助医院科研活动。还有一种返利方式，医院拖欠药企药品采购款往往长达半年到一年，意味着医药公司为医院贴息一年。
政府进一步增加管制，开始限制单处方开药量，医院（医生）应对措施是增加处方数。于是政府进一步限制均次门诊费用，医院（医生）应对措施是，此前没有均次费用限制时，一次给患者开一周用药量，现在一次只开两天用药量。均次门诊费用管制前，患者一周去医院一次，均次门诊费用管制后，患者一周要去三次医院。患者实际支付的医药费用一点也没有减少，麻烦和辛苦却增加了。
为遏制过度用药，政府又管制医疗费用中药品费用所占比重。没有这个管制前，医生收患者5元挂号费，开995元的药，药占比达到99.5%，有了管制后，医生收患者5元挂号费，开495元的药，然后让患者做一个500元左右的检查。患者支付的费用还是1000元。也就是说，政府的这个规定不但没有降低反而增加了患者的医疗负担。最近几年医院的药费比重在下降，检查费比重在上升。
降低患者医疗负担的根本措施是消除公立医院在医疗服务和药品零售市场上的垄断地位。在消除这一垄断过程中，应尽快取消现有对医疗服务和药品价格的各种管制措施。同时应致力于完善医保付费机制，以此控制医疗费用。因为，医保的垄断买方地位可成为制约公立医院垄断卖方地位的有效手段。前提是医保机构建立了较完善的治理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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