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安寺枯山水:趣解《千字文》：绝妙华章背后的故事 / 望于江湖 / 第126页

趣解《千字文》：绝妙华章背后的故事共129页  作者:望于江湖 提交日期:2011-04-14 22:35
　　第一百七十九句 殆辱近耻
　　
　　眼前无路难回头
　　
　　“殆辱”是一个词，也作“辱殆”，指危险和困辱，出自《老子》：“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这句话里不仅产生了“殆辱”，还产生了“止足”一词。
　　近耻，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词，意思是接近、类似于可耻。羞耻之心是儒家人生价值观中的一个大问题，《孟子》中说：“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孟子认为，人是不可以无耻，都说孤独的人是可耻的，其实无耻的人才是可耻的，已经无耻了自己却不知道的人，那才是最彻底、最无可救药的无耻啊！八万一夜陪睡可耻吧？可是人家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竟以此来炒作，真是无耻之徒中难得的极品啊！后来又说那是在拍电视剧，如果是真的，这部电视剧应该命名为《超级无敌掌门鸡》。
　　耻就耻呗，为什么说“近耻”呢？因为耻是有标准的。孔子认为有两种情况属于耻，《论语》记载：“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在国家政治清明的条件下还贫穷低贱，这是可耻的；在国家政治昏暗的条件下还能得到富贵，也是可耻的。《列女传》中引用了这种标准：“柳下惠处鲁，三黜而不去，忧民救乱。妻曰：无乃渎乎！君子有二耻：国无道而贵，耻也；国有道而贱，耻也。今当乱世，三黜而不去，亦近耻也。”柳下惠在鲁国做官，被降职三次，还是赖在那不走，他老婆看不下去了，对他说：你也太掉价了吧？对君子来说有两种事情是可耻的：一是在无道之国富贵，二是在有道之国贫贱。现在是乱世，你被降职三次还赖着不走，也算够可耻了吧。
　　对于老婆大人的质问，柳下惠是怎么回答的呢？他说：“油油之民，将陷于害，吾能已乎！且彼为彼，我为我，彼虽裸裎，安能污我！”意思是说，一向很悠闲的民众，现在将要遭受苦难，我怎能不负责任地一走了之呢？别人是别人，我是我，就是别人光着身子坐我旁边，也不能把我带坏。老婆，你还记得曾经有个女的坐我怀里我都没乱吗？
　　到了西汉，戴圣在《礼记》中把君子之耻扩展为五种：“君子有五耻：居其位，无其言，君子耻之；有其言，无其行，君子耻之；既得之而又失之，君子耻之；地有余而民不足，君子耻之；众寡均而倍焉，君子耻之。” 说君子有五种可耻的情况：一是在任时没有与职位相称的言论，即占着茅根不那啥；二是嘴上说得挺好，却没落到实处，即说一套做一套；三是得到的东西又失去了，即不会珍惜；四是土地有多余的却劳动力不足，即没有人气；五是大家都得到的少而你自己却多吃多，即贪得无厌。
　　根据《论语》中两耻的判断标准，“殆辱”显然无法与之严丝合缝地对应上；再对比《礼记》中的五耻，“殆辱”算那一耻？也没有能完全对上的。别说两耻五耻，就算在八荣八耻里也找不到能完全对上的，所以只能说“近耻”。不光“殆辱近耻”、“三黜而不去近耻”，但凡不符合礼仪要求的，都可以说近耻，如唐代李琚在《公孙宏开东阁赋》中说：“身正则远怨，心邪则近耻。”
　　殆辱近耻，字面意思可以理解为：危险和困辱境遇是让人感到可耻的。这句表面是说耻辱，实际上是在劝人知道进退，远离耻辱。
　　前面说过，《老子》那句话中还产生了“止足”一词，如果不想经受危险困辱，就要知足知止，才能活得长久一些。每个朝代都确实有一部分从政者能够意识到这一点，在危险困辱还没降临之前选择急流勇退，远离政坛。因此，一些朝代在编修史书时特地为这些人开辟了专栏，名曰止足传，如鱼豢的《魏略》、谢灵运的《晋书》，徐爰的《宋书》、姚思廉的《梁书》，都有止足传。由于前面几部都没流传下来，现在我们只能看到《梁书》中的止足传，其开头部分有这样一段话：“《传》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然则不知夫进退，不达乎止足，殆辱之累，期月而至矣。”随后在具体内容中，记载了顾宪之、陶季直、萧视素三人急流勇退的事迹。
　　可能是因为关系太熟了不好下手，也可能是因为年代太近了不便评价，周兴嗣《千字文》中在树立急流勇退的典型时没有提及他这三位同事，而是选择了西汉的疏广疏受叔侄，即 “两疏见机 解组谁逼”两句。这爷俩的事迹不久就会说到，在此我们坚持用事实说话的原则，选一个多功成身不退、最终遭受了危险和困辱的反面典型。
　　 其实这类反面典型多得是，我们选择的这位，也是周兴嗣的同事，名叫沈约。之所以选他，不仅因为此人身居高位，更因为他经常高调宣布隐退，却又恋恋不舍，最后想真退却来不及了。沈约骨子里是个文化人，诗文兼备，修了好几部史书（只有《宋书》传世），还擅长音律，是当时文坛上的重量级人物。但是，沈约不满足于当一个单纯的文化人，而是想要权力，他历经宋、齐、梁三朝，与梁武帝萧衍是故交，并于范云一起，策划了萧衍接受齐和帝禅让称帝这一场大戏，还劝萧衍杀掉了退位的齐和帝，以绝后患。萧衍称帝后曾经说过：“我起兵于今三年矣，功臣诸将实有其劳，然成帝业者乃卿二人也。”
　　沈约本来就与萧衍交情不浅，又有拥立之功，现在萧衍当了皇帝，该沈约发达了吧？确实，萧衍给沈约封了很高的官职，尚书仆射、尚书令、侍中、中书令、光禄大夫等一大堆官衔，还加封建昌县侯，可谓荣宠至极，但是萧衍始终没有给他实权。干了一段时间，沈约觉得没劲，就申请到地方去做官，萧衍不予批准；想要点退休金辞官回家，萧衍也不同意，沈约只好像烤鸭一样，在炉子上挂着。
　　挂着就挂着吧，反正有工资拿。开始沈约可能也是这么想的，但接下来的发生的事情却让沈约越来越害怕。这一天，沈约陪萧衍吃饭，正赶上豫州进献栗子。看到特大号的栗子，萧衍心情不错，饶有兴致地与沈约比试写关于栗子的典故，看谁写得多。沈约是老江湖了，知道这种事必须让领导赢，就故意少写了几个，结果萧衍赢了。这个事沈约本来做得很好，但他在出去之后跟别人说了一句脑残至极的话：“此公护前，不让即羞死。”意思是说：萧衍这个人死要面子，输不起，我要是不让他赢他会羞死。听到这话，萧衍非常生气，想收拾沈约，好在最后被人劝住了。沈约虽逃过一劫，还是被吓了个半死，此后再也不敢乱说话。
　　可惜，沈约还是不够小心，此后又说错话惹祸了。萧衍对张稷不满，有一次跟沈约谈起张稷的不是。张沈两家本是儿女亲家，而且当时张稷已死，于是沈约就说：“已往之事，何足复论。”意思是说：人都没了，还议论他干什么啊？萧衍大怒，认为沈约是出于私心为自己的亲家辩护，当场斥责沈约：“卿言如此，是忠臣邪！”可把沈约给吓傻了，连萧衍气冲冲走了都没发觉，到家之后就瘫坐在门口，大病一场。病中做了个噩梦，梦见了死去的齐和帝拿着宝剑来割自己的舌头。沈约是个坚定的有神论者，曾参加过反对范缜无神论的论战，而且当初齐和帝被杀确实和沈约有关，越想越恐慌，于是请来道士作法，说禅让皇位的事情，其实不是我的主意啊，你要是报仇别找我啊！不料萧衍派来给探望的人将作法的全过程都给目睹了，回去向萧衍做了汇报。萧衍怒不可遏，连续派了好几个人去责骂沈约。沈约忧惧交加，终于死于危险困辱之中。
　　沈约并不是没有机会全身而退，《南史 沈约传》中说他“自负高才，昧于荣利，乘时藉势，颇累清淡；及居端揆，稍弘止足。每进一官，辄殷情请退，而终不能去”。一个热衷于追求荣利的人，却经常打起止足清退的幌子，明显是故作姿态，想以退为进，谋求更多的荣华富贵，最后把自己挤进了死胡同，再想回头已经不可能了。
-
作者:望于江湖 提交日期:2011-04-27 22:18
　　无休止的加班又让坚持更新的计划无限期延后，新工作虽然精神压力相对减小，但耗费大量精力和时间，致使本来就不热的帖子越来越门前冷落车马稀。在此，衷心地向长期支持我的朋友们表示歉意和感谢，待工作时间稍减，一定恢复速度、提高质量。
作者:望于江湖 提交日期:2011-07-17 17:26
　　犯小人了，还有七八个月才能了结，时运不济……
-
作者:望于江湖 提交日期:2011-09-05 22:57
　　第一百八十句 林皋幸即
　　
　　天大地大 何处是我家
　　
　　这句是《庄子 知北游》中“山林欤，皋壤欤，使我欣欣然而乐欤”一句的浓缩版，承接与上一句，意思是：如果不想置身于危险困辱之中，山林野外是你幸福快乐的选择。
　　皋，读“高”音，水泽边的地方。这个字经常被读为“搞”音，这种误读可能源于那位和从来不投反对票的倪大妈一起被评为“中华脊梁”的评书名家，她老人家不知为何非把南宋抗金名将牛皋的名字念成“牛搞”。据《宋史》记载，岳飞遇害后，牛皋因反对宋金议和而被秦桧的人用毒酒害死；清代小说《说岳全传》经过艺术加工，说牛皋在战场上骑在金兀术身上，结果气死金兀术、笑死牛皋；而按照“中华脊梁”的那种读音来理解，好像牛皋是被牛搞死的。
　　生活在都市中的人们多会一个梦想：有那么一天，远离喧嚣，回归山野，植粮种菜，养畜孵禽，那将是多么逍遥自在的日子啊！不用看人脸色，不用免费加班，更不用担心米面中有添加剂、黄瓜上有避孕药，也不用担心火腿里含瘦肉精、饮料里有塑化剂。梦想虽好，但真正能摆脱世俗的羁绊去追寻梦想家园的人甚为寥寥，更多的是为了走出山野、挤进城市而奋斗的人。很多时候，理想和现实之间都会横亘着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如果住在城市里还能个院子，西方人会选择种草，而中国人则会选择种菜。可惜，那些喜欢种草的几乎家家都有个院子，而喜欢种菜的那群人奋斗一辈子就为了弄个窝，根本不敢奢望院子。其实，摆脱纷扰、乐守田园的想法，并不是偶然萌发于当今在貌似繁华的都市中既悲催又苦逼的你我，它已经在中国人的心中沉淀绵延了千百年，成为一种隐性基因，这就是我们的隐逸文化。
　　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个人认为隐逸文化既可能是人类趋利避害的一种本能反应，也可能是人类精神返祖的一种表现：社会人对远祖自然人状态的向往和追求。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来看，中国的隐逸文化则是源远流长、花样繁多。虽然儒家一直背负着沉重的社会责任，对苍生社稷的关怀之情超越了个人的得失，但是当现实的社会政治失去了应有的秩序，与自己的理想不相契合又无力改变时，儒家也不提倡死扛，而是要选择退隐。因此，儒家的隐逸有点非暴力不合作的味道，是一种不得已的被动选择，也是一种对当政者不满的间接抗议和批判，可以看做是一种行为艺术。与儒家有所不同，道家的隐逸则远离了社会价值的期许，更强调珍视自我意识，是主动行为，而且对隐逸主要是一个精神层面的界定。经过儒道思想的互补交融，追求山水之乐的隐逸生活或旅游活动跻身主流文化，成为读书人风雅清高的标志以及文人创作的重要题材，而那些志向高洁、飘然世外的隐逸者，更为世人所仰慕与尊敬。
　　对于隐逸者，孔子曾经做过一番评论。《论语》中说：“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
　　孔子把隐逸人士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顽固不化型，发挥二杆子精神，不放弃自己的意志和尊严，坚决不与当权者合作，典型代表就是饿死在首阳山的叔齐伯夷哥俩；第二类是心里憋屈型，委曲求全，但言行举止合乎道德和理智，典型代表就是柳下惠和少连，第三类是溜之大吉型，隐居山林，言论自由，不做坏事，不参与政治，典型代表是虞仲和夷逸。——孔子所列举的隐士中，夷逸、朱张、少连三人的事迹都找不到记载，搞不清具体情况。这段话的亮点在最后一句：孔子觉得自己和上述三类隐士不同，怎样做都行，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灵活选择。虽然孔子曾发自肺腑地赞美过伯夷叔齐这样的隐士，但他并不打算以之为榜样，而是要走一条适合自己、适合形势的路。孔子的想法，或许可以看做是“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萌芽。
　　在《晋书 庾峻传》中，庾峻也对“山林之士”进行了分类：“山林之士，被褐怀玉，太上栖于丘园，高节出于众庶。其次轻爵服，远耻辱以全志。最下就列位，惟无功而能知止。”第一类是真正跳出世俗的人，其思想境界高人一等，压根就没把自己等同于一般群众，始终隐居山林不曾出世；第二类是有点预见能力的俗人，感觉继续干下去要出事，于是舍弃现有地位待遇，避免以后被人家收拾；最后一种是不太体面的人，就是在事业上一事无成、一败涂地、一塌糊涂、一筹莫展，不得已才到山林里找个凉快地方待着去了。——经过对照，发现本人就属于最后一种，不过我没有去隐居，因为现在已经找不到像古代那样既免费又凉快的山林了，想进山，除了处女都得先买门票。
　　从孔子到庾峻，时间跨度是七百多年，对隐居着的分类标准难免会发生了一些变化，主要表现为越来越注重功利性；又过了一千八百年，社会上几乎所有的事情都和功利挂钩了，不知道是不是社会越发展，人类活动的逐利性特征越明显，连本应慈祥仁厚的老太太都露出了狼狰狞的嘴脸，向对其提供了帮助的东郭先生反咬一口，实在让人心寒，而让人心死的，则是人民法院的二百五判决。能够生活在这样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实在是太荣幸了，我等小民只能用一个字来表达心中喷薄而出的感激之情：呸！
　　战国时期有一位隐居林皋的人，他的独特之处在于名字就叫林皋。我们在第一百五十五句“岳宗泰岱”中曾经初步介绍过林皋，他是比干的后人，战国时期任赵国宰相，生了九个儿子，而且都当了官，“有德政贤名”，被赵国人称为“九龙”。赵王气量狭小，嫉妒老林家，曾吩咐手下人说：“欲幸诸国，择其林皋繁者伐之。”林皋听出弦外之音，赵王不仅想坑爹，还要坑儿，“此王欲杀我父子也”，于是赶紧领着全家人逃掉了。这时候赵王又开始感慨了，说：“贤哉林皋父子也！”
　　¬关于林皋的记载并未见于正史，只能在《闽林开族千年谱》等林氏后人整理的族谱中找到。如果这个记载属实，那么这位气量狭小的赵王该是谁？根据族谱中记载的林皋生卒时间，大概是赵武灵王。林皋的九个儿子个个有出息，都当了官，因此林氏族谱称之为“先九牧”——牧，古代对地方官的称呼。前面有个“先”字，是因为有一支迁居福建的林姓族人在唐代又出现了一家兄弟九个都做地方官的盛况，这一支也被称为“九牧”。现在福建做卫浴的企业“九牧”和做服装的企业“九牧王”，老板都姓林。
　　林皋父子十人当官，应该积累了一定的财富，所以到哪儿也不缺钱花，日子过得比较舒坦。林皋一家逃到哪去了呢？人家找了个好地方：西河（现陕西榆林）白云山。在这个有山有水、人迹罕至的地方，林家人开始了低碳环保的绿色生活。虽然这里也属于赵王的统治范围，但远离了熙攘纷争的林皋一家想必能过上安定祥和的日子了。汉初年，林皋的后人林挚被汉高祖刘邦封为平棘侯，此后林家又成为望族，并逐渐分散到全国各地。隋末，林氏后人林士弘领导农民起义，称帝六年，国号楚，后败亡于唐李，其后人只好改名换姓，取“柴中有林”意，改姓柴。十三代之后，柴家出了个五代十国时期最英明的君主，即后周世宗柴荣。
　　在周兴嗣生活的那个时代，与社会长期相对安定的汉代不同，数百年的战争连绵不断，政权更替频繁，就算是在一朝一代之内，统治集团间的恶斗残杀也从未休止，官场上是非常险恶的。如何在政治漩涡中生存下来，过上高质量的生活，是当时士人考虑最多的大问题，因此隐逸成为官员们的一条自保之路。就连梁元帝萧绎都在《全德志论》表达了对隐逸生活的向往：“或出或处，并以全身为贵，优之游之，咸以忘怀自逸。”
　　周兴嗣的同事江淹曾经说过：“仕所望不过诸卿二千石，有耕织伏腊之资，则隐矣。常愿幽居筑宇，绝弃人事。苑以丹林，池以绿水，左倚郊甸，右滞瀛泽。”意思是说，如果当了大官赚了高薪，吃穿用度不愁了，我就要隐居了，不再关心世间的事，找个有山有水、环境优雅的地方盖房子，修院子、凿池子。等到江淹大富大贵之后，又对后辈说：“吾本素宦，不求富贵。今之忝窃，遂至于此。平生言止足之事，亦已备矣。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吾功名既立，正欲归身草莱耳。”大意是说，我现在条件具备，可以隐居去了。说是这样说，江淹到死也没去隐居。
　　江淹出身贫寒，早年不得志，激发他写出了很多好文章，比如那篇以“黯然销魂，唯别而已矣”开头的《别赋》，让人读了之后感觉黯然销魂。中年以后，江淹官运亨通，特别是在坚定地追随萧衍之后更是红得发紫，官至金紫光禄大夫，封醴陵侯。可惜，富贵安逸的环境使他才思减退，少有佳作。“梦笔生花”、“江郎才尽”这两个典故说的就是江淹的才华在这两个阶段的表现，并成为成语。
　　南朝士人虽多有隐居之意，但真正辞官归隐的人并不多见，而像江淹、沈约想隐不隐、故作姿态的则大有人在，他们在思想上是真想归隐，而在行动上又放不下世间名利。南朝以后，隐逸文化的发展渐渐走上了歧途，其功利性色彩越来越浓厚，典型代表是唐代的卢藏用。老卢同志的名字里有玄机，藏用藏用，先藏起来才能得到重用，于是老卢选择了隐居，不过他的隐居非常讲政治，一定要紧密地隐居在中央周围：皇帝在长安，他就到附近的终南山隐居；皇帝去了洛阳，他就跑到附近的嵩山，于是人送外号“随驾隐士”。最后老卢没白忙，通过这条“终南捷径”出了名，做了大官，并成为很多人效仿的对象，隐逸成了沽名钓誉的炒作手段。元代画家吴镇非常看不惯这种现象，在其画作上写下了“只钓鲈鱼不钓名”的警句——这又让人把功利性隐逸的源头追溯到了西周的姜子牙身上。再后来，就到了现在，隐逸已经国际化了，一些人狠狠搞了一大笔钱之后就举家外逃，漂洋过海去过世外桃源的好日子去了。更可怕的是，既得利益阶层中的很多人也把子女移民到国外，自己当裸官在国内吸血。由这些人主导的社会，你还能指望它能可持续发展？曾经十分费解：权贵们在国内过得如此滋润快活，为什么要把后代都弄到国外去呢？后来终于弄明白了：那里的人民可以掌握国家的前途命运，而我们则是生的计划，死的随机，连自己的前途命运都决定不了。总之，由于种种原因，中国传统意义的隐逸群体已经消失，人们宁可在闹市中卑微地苟活，也不想或不能隐匿于林皋之中。
　　周兴嗣那个时代虽然隐逸思想盛行，但想在当时找个具有典型性和说服力的成功隐居例证并不容易，只好上溯到汉代，选择了疏广疏受叔侄俩作为典型事例，因为那爷俩的隐退具有预见性、计划性和慈善性，是一次团结、胜利、成功的隐退。
本文由<贴库网>脱水整理,地址:http://www.tieku.org/199825/12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