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血道电视剧31:连载：二十四史沉思录 / 34

连载：二十四史沉思录共64页  作者:_天_行_健_ 提交日期:2010-09-19 2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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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_天_行_健_ 提交日期:2010-09-20 21:17
　　本来班固自己也不认为《周史六弢》是姜太公所著，所以才提出了种种说法。而姜太公的著作，则被列入“道家”中。《汉书•艺文志•诸子略•道家》：
　　“《太公》二百三十七篇。《谋》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
　　清•沈钦韩《汉书疏注》：
　　“《谋》者，即太公之《阴谋》。《言》者，即太公之《金匮》，凡善言书诸金版。《兵》者，即《太公兵法》。”
　　这就是说：《太公》是总名，其中又分《谋》、《言》、《兵》三部分。但按照沈钦韩的理解，这三部分内容并不包括《六韬》。而我认为：其中的《谋》或《兵》，必然有一个是《六韬》、《太公》洋洋二百余篇，怎能没有最重要的《六韬》在内？
　　姜太公的《六韬》一书，在唐朝以前，实在是扑朔迷离，神龙见首不见尾。它的明确的著录，始见于唐初成书的《隋书•经籍志》：
　　“《太公六韬》，五卷，梁六卷（梁朝著录的是六卷），周文王师姜望撰。”
　　同时著录的还有：
　　《太公阴谋》一卷。梁六卷，三卷（梁朝著录有六卷，三卷两种本子。）
　　《太公阴符钤录》一卷。
　　《太公金匮》二卷。
　　《太公兵法》二卷。梁三卷。
　　《太公兵法》六卷。梁有《太公杂兵书》六卷。
　　《太公伏符阴阳谋》一卷。
　　《太公三宫兵法》一卷。
　　《太公书禁忌立成集》二卷。
　　《太公枕中记》一卷。
　　到了唐朝，忽然冒出了这么多当初《汉书•艺文志》未曾著录的书，显然这后出的书不可能是先秦古书。我们只能以《庄子》、《战国策》和《汉书•艺文志》的著录为根据，认定《六韬》、《太公阴谋》、《太公金匮》和《太公兵法》为比较早期的著作。而到了现在，除了《六韬》之外，其它诸书都佚失了，只有《太公金匮》、《太公兵法》、《太公阴谋》，还能见到一些佚文。但在佚文中，几部书的内容，常常与《六韬》有雷同之处。有人认为：《太公兵法》就是《六韬》。但《隋书•经籍志》既然把二书分别列出，表明在唐初时，二书是各为一书而流传的。
　　由于《六韬》的内容涉及战国事物，同时文词浅易，不像是西周的风格，所以古今学者一直认为这部书不可能是姜太公所著，其它姜记各书也同样的道理。学者们多认为：这书是战国时代的兵家假托姜太公的名子写作的，其中可能追述了姜太公的一部分思想。但包括《六韬》在内的姜记各书内容很庞杂，包括了儒、道、法、兵，纵横各家学说的色彩。就因为姜记各书的这种“杂家”的倾向，所以姜太公被称为“百家宗师”。但《六韬》等书主要是谈论军事的，所以后来都被列入兵家著作中。
　　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崔山汉武帝初年的墓葬中，出土了《六韬》的残简，表明《六韬》一书在西汉前期已经流传，它成书于战国的问题，基本上没有悬念了。1973年，在河北定州西汉晚期的中山怀王墓葬中，也发现了《六韬》的残简，表明《六韬》一书在整个西汉时期是流传很广的一部兵书。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六韬》、《孙子》、《吴子》、《司马法》、《黄石公三略》、《尉缭子》、《李卫公问对》等被列入《武经七书》，是历代兵家必须要研读的经典著作。
　　
作者:_天_行_健_ 提交日期:2010-09-21 21:18
　　姜太公思想是个品牌
　　
　　如果若问：姜太公治国和治军的思想有哪些重要内容？如今这是谁也说不清楚的。因为传世的所谓姜太公著作、佚文，多为后人的伪托；古籍上有关姜太公的言论，都是后人的记载；其形成年代，最早是在战国时期，距离姜太公的有生之年，已有六、七百年。其中可能追述了一部分姜太公的思想言论，但何者是真，何者是假，何者不失原意，何者是后人的伪托，已经难以甄别和筛选了。
　　但我们不妨换一个角度来考虑问题。流传到现在的姜太公著作及其思想，毕竟是一种文化，我们可以称之为“姜太公文化”。或“姜太公思想”。这种文化，，尽管未必都是姜太公创造的，却是一种以姜太公的名子为品牌的。它兼儒、道、杂法、兵，更混有纵横之言，颇具有杂家色彩，是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不同流派、不同观点的古代知识分子的集体创作，它闪烁着理性和智慧的光芒，是我们民族之魂的组成部分，是我们的祖先留给我们的一笔重要的文化遗产。它不仅对我们具有借鉴意义，更是我们民族文化源远流长、瑰丽多姿的一个见证。
　　“姜太公思想”博大精深，我们只能择其要点，介绍在下面。再说一遍，文中的“姜太公”并不完全代表姜太公本人，而是一种品牌符号。
　　
　　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
　　
　　《六韬•文韬•文师》：
　　“太公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天有时，地有财，能与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归之。免人之死，解人之难，救人之患，济人之急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归之。与人同忧同乐，同好同恶者，义也；义之所在，天下赴之。凡人恶死而乐生，好德而归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归之。”
　　（太公说：‘天下不是一个人的天下，乃是天下人的天下。和天下人的利益相同的，就能得到天下；垄断天下人的利益的，就要失去天下。天有天时，地有财富，能够和天下人共同享受的，就是仁；仁在哪里，人民便归附到哪里。使人民避免死亡，解救人民的痛苦，拯救人民的患难，赈济人民的危急，就是德；德在哪里，人民便归附到哪里。能够和人民同忧同乐，同好同恶，就是义；义在哪里，人民便投奔到哪里。凡是人都不愿意死而愿意活，喜好德行而能给人民创造利益，就是道；道在哪里，天下人便归附到哪里。’）
　　天下属于人民，统治者只有能解救人民的苦难，为人民造福，才能与人民共有天下；这是古代的民本主义，以人为本的思想。时至今日，我们已经是社会主义国家了，有的官员还公开叫嚣：“你是替党说话，还是替人民说话？”把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对立起来。这样的官员，即或不学习马克思主义，何妨学一学“姜太公思想”？
　　
　　
作者:_天_行_健_ 提交日期:2010-09-22 21:16
　　爱民、富民
　　
　　《六韬•文韬•国务》：
　　“文王问太公曰：‘愿闻为国之务，欲使主尊人安，为之奈何？’太公曰：‘爱民而已。’文王曰：‘爱民奈何？’太公曰：‘利而勿害，成而勿败，生而勿杀，与而勿夺，乐而勿苦，喜而勿怒。’文王曰：‘敢请释其故。’太公曰：‘民不失务则利之，农不失时则成之，省刑罚则生之，薄赋敛则与之，俭官室台榭则乐之，吏清不苛扰则喜之。民失其务则害之，农失其时则败之，无罪而罚则杀之，重赋敛则夺之，多营宫室台榭以疲民力则苦之，吏浊苛扰则怒之。故善为国者，驭民如父母之爱子，如兄之爱弟，见其饥寒则为之忧，见其劳苦则为之悲，赏罚如加于身，赋敛如取已物。此爱民之道也。’”
　　（文王问太公说：‘愿意听你讲一讲治国的原则。要想使君主尊贵，人民安定，怎么办呢？’太公说：‘爱民而已。’文王问：‘怎么爱民？’太公说：给他们利益而不是加以伤害，让他们成功而不是失败，让他们活下去而不是加以杀害，给他们实惠而不是夺取，让他们快乐而不是痛苦，让他们欢喜而不是愤怒。文王说：‘请你具体解释一下。’太公说：‘百姓不失业就是对他们有利，农民不耽误农时就是让他们成功，减少刑罚就是让他们活下来，减轻赋税就是给他们实惠，少修建宫室台榭就是让他们快乐，官吏清廉不骚扰百姓就是让他们欢喜。反之，百姓失业就是伤害他们，农民耽误农时就是让他们失败，无罪而罚就是杀害他们，赋税苛重就是剥夺他们，多修建宫室台榭使民力疲惫就会使他们痛苦，官吏腐败骚扰百姓就会激起他们的愤怒。所以善于治理国家的，管理百姓好像父母爱护子女，哥哥爱护弟弟，看见他们饥饿寒冷就替他们忧愁，看见他们受苦就替他们悲伤，赏罚好像加在自己身上，征收赋税好像取走自己的财物。这就是爱民之道啊！’）
　　介绍到这里，我对于当今的某些官员，实在是无话可说了。我只是对你提一个建议：少打官腔，少说套话，把老祖宗的这些箴言抄下来贴在墙上，每天早晨起来念一遍，睡觉前念一遍，如何？
　　爱民在于富民。《说苑•政理篇》：
　　“文王问于吕望曰：‘治天下若何？’对曰：‘王国富民，霸国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道之国富仓府。是谓上溢而下漏。’文王曰：‘善！’对曰：‘宿善不祥。’是日也，发其仓府，以赈鳏、寡、孤、独。”
　　（文王问姜太公说：‘怎样治理天下？’姜太公回答说：‘施行王道的国家百姓富足，称霸于诸侯的国家士兵富足，勉强生存的国家当官的富足，无道的国家仓库丰满。这叫上面肥得冒油，下面漏光了。’文王说：‘说得好！’姜太公说：‘知道好却压下不办，是不吉利的。’这一天，文王打开了仓库，赈济了鳏（老而无妻）、寡（老而无夫）、孤（幼而无父）、独（老而无子）等弱势群体。）
　　说得太好了！对于国家的政策，最好的检测办法是看你穷了什么人，富了什么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不就是“上溢而下漏”吗？
　　
作者:_天_行_健_ 提交日期:2010-09-23 21:10
　　尊贤尚功
　　
　　据《吕氏春秋•长见篇》记载：太公望封在齐国，周公旦封在鲁国，互相问：“怎么治国？”太公望说：“尊贤上（尚）功”（尊重贤能之人，重视功绩）。周公旦说：“亲亲上（尚）恩”（亲近自己的亲族，重视恩情）。太公望说：“鲁国从此要削弱了。”周公旦说：“鲁国虽然削弱，拥有齐国的也一定不是吕氏。”
　　二人的预见，后来果然都应验了。以后齐国日益强大，至于成为霸主，二十四代由田成子篡据。鲁国日益削弱，至于仅能勉强维持，三十四代便灭亡了。
　　齐太公的“尊贤上（尚）功”，与法家思想相符合，不论亲疏远近，注重的是才能和功绩（包括军功，政绩等）。这种用人政策，可以使国家强盛，但缺点是容易把军政大权集中到异姓大臣手中，到一定时期，权臣就要篡位窃国，丧失一家一姓的天下。“亲亲上（尚）恩”是儒家的政治理念，只注重亲族之间的团结，靠血缘关系和亲情维护统治；虽然在一定时期可以稳定政治秩序，但却不能使国家富强起来，所以鲁国终于日渐削弱而趋于灭亡。
　　汉朝总结了周、秦的历史经验和教训，采用了“外儒内法”的统治政策，起到了优势互补的作用，是一种比较成功的做法。当然，无论是儒家也好，法家也好，“亲亲上（尚）恩”也好，“尊贤上（尚）功”也好，都是专制政体的衍生物，并不能解决这种政体的基本矛盾，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倾轧，都会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无怪梁启超说过：《二十四史》是一部帝王家族的“相砍书”。
　　不过，应该指出：在姜太公那个时代，法家思想还没有形成，儒家思想也仅仅在萌芽之中。《吕氏春秋》这个故事，不过反映了战国时期的政治理念而已。
　　要想实现“尊贤上（尚）功”的国策，把人才推举上来并加以重用，是一个最重要的环节。
　　《六韬•文韬•举贤》：
　　“文王问太公曰：‘君务举贤，而不获其功。世乱愈甚，以至危亡者，何也？’太公曰：‘举贤而不用，是有举贤之名而无用贤之实也。’文王曰：‘其失安在？’太公曰：‘其夫在君好用世俗之所誉而不得真贤也。’文王曰：‘何如？’太公曰：‘君以世俗之所善者为贤，以世俗之所毁者为不肖，则多党者近，少党者退，若是则群邪比周而蔽贤，贤忠臣死于无罪，奸臣以虚誉取爵位。是以世乱愈甚，则国未免于危也。’文王曰：‘举贤奈何？’太公曰：‘将相分职，而各以官名举人。按名督实，选才考能，令实当其名，名当其实，则得举贤之道也。’”
　　（文王问太公说：‘君主致力于举用贤能之人，但却不能收到效果，世道愈来愈动乱，以至于国家陷入危亡的境地，这是为什么？’太公回答说：‘选拔出贤能之人而不能任用，这是徒有举贤之名而无举贤之实。’文王问：‘这样作有什么错？’太公说：‘错就错在君主好任用世俗所称赞的人，那就得不到真正的贤能之人。’文王问：‘为什么这样？’太公说：‘君主以世俗所称赞的人为贤能之人，以世俗所诋毁的人为不肖之人，那么党羽多的人就会被举用，党羽少的人就会被斥退；这样一来，那些邪恶之人就会结党营私而埋没了贤能之人；贤能的忠臣就会死于无罪，奸臣就会以虚名取得爵位；所以世道愈来愈动乱，国家就不免于危亡。’文王问：‘应该怎样举贤呢？’太公说：‘将相的职务要分开①，根据各种官职的要求选拔人才。按照官员的职责考核政绩，选拔人才要考查他的能力，使其名实相符，官职和能力相当，这样就合乎举贤的原则了。’）
　　除了举贤，用贤之外，还要善于“别贤“——甄别人才。
　　敦煌残卷《六韬•别贤》：
　　“文王问太公曰：‘别贤若何？’太公曰：‘试可乃已。二人变争则知其曲直，二人议论则知其道德，二人举重则知其有力，二人忿斗则知其勇怯，二人俱行则知其先后，二人治官则知其贪廉。以此论人，别贤不肖之道已。’”
　　（文王问太公说：‘怎样甄别人才？’太公回答说：‘考察他是否胜任罢了。两个人吵嘴就知道他的曲直，两个人议论就知道他的道德水平，两个人举重就知道他的力气，两个人争斗就知道他勇敢还是怯懦，两个人外出办事，就知道他能力高低，两个人做官就知道他贪污还是廉洁。用这些方法考察人，就是区分贤能和不肖的原则。’）
　　“姜太公”的举贤、用贤、别贤政策，是互相联系的几个环节。它对于我们今天的人事制度也颇有启示和借鉴作用。这和当前屡禁不止的买官卖官，用人惟亲，用人惟钱，搞小圈子，排斥异已等官场陋习，是泾渭分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