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原胶溶解后放置变质:连载：二十四史沉思录 / 18

连载：二十四史沉思录共64页  作者:_天_行_健_ 提交日期:2010-07-24 2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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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_天_行_健_ 提交日期:2010-07-25 20:34　　“三仁”殊途同归
　　
　　在中华民族的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最早评价“三仁”的是孔子，“三仁”的名号也是孔子首先提出来的。纣王荒淫无道，不纳忠言，“言足以拒谏，知（智）足以饰非”，对于这样一个荒淫而又主观顽固，自以为是的君主，绝大多数朝臣采取了明哲保身，缄口不言的态度，只有微（长）子，箕子和比干三个人能够直言进谏，他们的责任感和勇气，首先就是值得称颂的。但纣王把他们的忠言当成耳旁风，不但不听，反而恼羞成怒。当进谏之路被堵死，进谏者的生命安全难以保证时，他们三个人选择了不同的道路：
　　“微子去之”：微子离开了朝廷，惹不起还躲得起。
　　“箕子佯狂为奴”，箕子装疯卖傻，被降为奴隶。总算保住了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比干谏而死”：你不听，我还是要提。比干视死如归，勇往直前，不怕掉脑袋，挖心肝，用沸腾的血，跳动的心警示君王，在历史上写下了惨烈的一页。
　　在孔子看来，这三个人的出发点是相同的，都是为了救国济民，挽救岌岌可危的江山社稷。而当进谏之路走不通的时候，尽管他们选择了不同的道路，却都是合乎仁道的，他们都不愧为仁人。正如诗仙李白在《比干碑》的序文中说：
　　“而夫子称殷有三仁，是岂无微旨，尝敢颐之曰：存其身，存其宗，亦仁矣；存其名，存其祀，亦仁矣；亡其身，图其国，亦仁矣。……故同归诸仁，各顺其志，殊途而一揆，异行而齐致，俾后人优柔而自得焉。”
　　（孔夫子说殷朝有三仁，岂能没有深意，我就冒昧地试着解释一下：保存自身，保存宗族，也算是仁了（指箕子）；保存名分，保存宗庙祭祀，也算是仁了（指微子）；舍身为国，也算是仁了（指比干）。……所以他们同归于仁，各自顺应自己的志向，殊途而同归，行为不同而目的一致，使得后人可以从容地选择自己的作法。）
　　孔子这样讲，李白这样体会，是因为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君臣观念。臣下绝对地，无条件地忠于君主，不管君主好坏，臣下都不能离开他而只能紧跟，君主对臣下有生杀予夺之权，“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这是先秦法家和秦汉以后儒法合流的观点，宋明理学家又把这种绝对化的专制君权的思想进一步发展了。而先秦儒家，特别是孔子和孟子，是没有这种观点的。请看下面的语录：
　　“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
　　（鲁定公问道：“君主使用臣下，臣下事奉君主，应该怎么样？”孔子回答说：“君主使用臣子要合乎礼制，臣下事奉君主要有忠心。”）
　　这是说：君臣关系是有条件的，只有你君主按照礼制行事，我才能忠心地侍候你；不然的话，对不起，那就拜拜！
　　孔夫子的想法真是这样吗？那就请往下看：
　　“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现），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泰伯》）
　　（孔子说：“诚信好学，至死要坚守善道，不进入濒临危亡的国家，不住在动乱的国家。天下有道就出来做官，天下无道便隐居起来。国家有道，既贫又贱是可耻的；国家无道，既富且贵是可耻的。”）
　　“子曰：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
　　（“正直啊史鱼！国家有道，像箭一样直；国家无道，也像箭一样直。君子啊蘧伯玉！国家有道，就出来做官；国家无道，就收敛锋芒隐居起来。”）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逊。”（《论语•宪问》）
　　（孔子说：“国家有道，言语正直，行为正直；国家无道，行为正直，言语低调。）
　　可见孔子不主张愚忠，对于有道明君，我可以言无不尽，对于昏君，我低调一些，最好离你远远的。
　　孟子更进一步提出“民贵君轻”的主张，像桀纣那样的国君，我不仅不侍候你，还要推翻你。杀了纣，就是杀了独夫民贼，不算是弑君。②，就因为孟子的这种思想，他被明太祖朱无璋赶出了孔庙。
　　根据先秦儒家的这种伦理道德标准来衡量，微子和箕子对纣王最后采取了不侍候的态度，出走也好，装疯卖傻也好，都是无可非议的，并不影响他们作一位仁人。“明哲保身”在今天是一个贬义词，而孔、孟对那种态度是持肯定态度的。《史记•宋微子世家》记载微子出走以前的话说：
　　“父子有骨肉之亲，而臣子和君主之间是凭着道义结合的。所以父亲有过，儿子屡次劝谏不听，还得哭哭啼啼地跟着父亲走。臣子对君主屡次劝谏不听，从道义上讲，就应该离开他了。”
　　不管微子是否真的说过这番话（因为《尚书•微子》中没有这层意思），这番话却是合乎早期儒家孔、孟的思想脉络的。
　　古人还有一种保持宗族、宗庙的观念。在国家难以保全的情况下，起码也要把宗族和宗庙保存下来，以免绝宗灭祀，断了祖宗的香火。中国古人的慎终追远的观念由来已久，是原始社会父家长制意识形态的孑遗。唐人赵蕤（rui）假借孔子的话说：
　　“比干于纣，亲则叔父，官则少师，忠款之心，在于存宗庙而已，故以死必争之，冀身死之后而纣悔悟，其本情在乎仁也。”（《反经•臣行》）
　　在古人看来，比干因谏而死，是为了国家不灭亡，宗庙得以保存；那么微子的出走和降周，也是为了保宗庙，所以是殊途同归的。宋人林同咏微子云：
　　“岂计身封宋，只愁祀绝殷。
　　不惟称真孝，亦自首三仁。”③
　　他认为：微子被封于宋，能够不绝殷祀（不断绝殷商宗庙的祭祀），是最大的孝道，不愧是“三仁”之首。
　　另一宋人祖无择在《微子庙》一诗中，对微子作了全面的评价：
　　“亿兆夷人因独夫，惟君先见得良图。
　　为仁始欲扶商祚，去国终能启宋都。
　　鈇质岂甘因谏死，髡钳仍免作官奴。
　　千年庙食应无愧，知退知亡即圣徒。”
　　（商朝的亿万百姓遭受了亡国之痛，是因为纣王那个独夫，
　　惟独你有先见之明，规划了大计宏图。
　　你当初一棵仁者之心，想要保存商朝的江山社稷，
　　不得已而离去，终于能够开启了宋的封土和国都。
　　你不甘心像比干那样受极刑因谏而死，
　　也没有步箕子的后尘，被剃去头发，带着枷锁沦为官奴。
　　你享受了千年的祭祀当之无愧，
　　知进退，识存亡就是圣徒。）
　　

作者:_天_行_健_ 提交日期:2010-07-26 21:03　　我们看“三仁”
　　
　　以上所阐述的都是从孔子开始的古代先哲硕儒的观点，主要说明三个人的做法不同，为什么却都以仁许之。殷之“三仁”已经去世三千多年，在这漫漫的历史时空中，他们为什么一直受到尊敬，这就是答案。
　　如今毕竟时代不同了，社会思潮已几经演变，我们现在对“三仁”应该怎么评价呢？下面提出几点看法。只是几条简要的提纲，其中深意请读者自行体会，琢磨。
　　第一，前人的观点，是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当时有其合理性，我们应该予以理解，要用历史主义的眼光来看待。
　　第二，比干是愚忠的典型，我们并不提倡这样作。但对他的以国家为重，以苍生为念，拼死直言的精神，对他的赤胆忠心，铮铮铁骨，应该表示尊敬。鲁迅先生说：
　　“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我们不以成败论英雄，不以功利为指归，崇敬的是他们的精神境界，是他们的净化的灵魂。
　　第三，箕子和微子的作法，也有其特定的意义。一个是讲策略，知进知退，见机而作，如果牺牲没有必要，也要知道设法保全自己，这不是苟且偷生，而是一种继续前进的手段。一个是不与恶势力同流合污，果断地与之切割，这也是一种智慧和勇气。
　　第四，三个人大前提一致，具体作法不同，表现了社会实践的多样性。要理解和容纳这种多样性，要尊重不同的选择。孔子把作法不同的三个人都许之为仁，是对我们的思维方式的重大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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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_天_行_健_ 提交日期:2010-07-27 20:30　　翻案之翻案
　　
　　最后我们再谈一谈为纣王翻案的问题。翻案者不仅认为纣王不是昏君，还把商朝灭亡的责任推在“三仁”的身上。1959年6月，毛泽东同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的谈话中说：
　　“他这个国家（指商朝）为什么分裂？就是因为这三个人都是反对派，而微子最坏，是个汉奸，他派两个人做代表到周朝请兵。武王头一次到孟津观兵回去了，然后又搞了两年，他说可以打了，有内应了。纣王把比干杀了，把箕子关起来了，但是对微子没有防备，只晓得他是个反对派，不晓得他里通外国。”④
　　2007年8月，有一个叫徐爱民的人，在“法治论坛”网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比干庙幽思》，文中谈到：
　　“与其说是周王朝感到比干是一位敢于直言犯上的忠臣才如此对待他，倒不如说周王朝出于对比干这位殷王朝反对派的感激。谁都知道：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崩溃的，比干在殷王朝的朝堂上数落殷纣王的不是，与周在外围的宣传相互策应，起到了从内部分化瓦解殷商王朝的作用，有意无意地为周王朝兴起助了一臂之力。”
　　近来为纣王翻案的文章，有的也提出了相类似的观点，我们可以称之为“‘三仁’亡商论”。这些提法实在让人难以接受，因而不得不辩白几句。
　　商朝灭亡的原因很多，纣王的荒淫无道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而论者不去责备纣王的无道，反而责备忧国忧民的“三仁”，实在是令人咋舌。如果这种逻辑可以成立，那么现在所有对行政部门抱批评态度的人，揭发官员腐败的人，上书言事的人，岂非都有通敌卖国的嫌疑？如果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反对批评，压制言论，把大量帮助党整风的知识分子打成右派，已经是一个政治悲剧；那么时至今日，仍然有人认为：给上级提意见，可以招致内部的分裂，国家的灭亡，那就更加难以理喻了。
　　最成问题的是微子。论者认为微子最坏，是里通外国的汉奸，那我们就先从史实上来认定一下。
　　“微子派两个人作代表，到周朝请兵。”
　　这大约指的是太师疵和少师强吧？据《尚书•微子》和《史记•宋微子世家》记载：微子在出走以前，和这两个人谈过话，主要是向这两个人求计，而太师建议微子应该离开朝廷，但并没有涉及到里通外国的事。事隔不久，微子就离开朝廷出走了。武王伐纣前，太师疵、少师强抱着乐器投降了周朝，但并不是微子派去的。看见史书上有微子与太师、少师谈话以及二师降周的记载，就凭主观想像，把这两件事与里通外国联系起来，认为三人所谈一定是怎样向周朝送情报，二人投降一定是微子派去的，派出的目的一定是请兵等等，这就叫“无限上纲”。过去在政治运动中的许多冤假错案，都是这样产生的。
　　“武王第一次到孟津观兵回去了，然后又搞了两年。他说可以打了，有内应了。”内应是谁？是太师、少师吗？他二人已在周朝，内应不了。是微子吗？微子也已出走，不在朝歌，也内应不了。如果说他俩在离开朝廷之前，已经布置了内应，这并没有什么证据。何况微子并没有兵权，二师是乐官，如同现在的中央交响乐团或音乐学院的官员，可以掌握演员和乐器，与军事并不沾边。
　　内应是有的，那不是二师和微子，而是一个叫作胶鬲的人。《孟子•告子下》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他原是打鱼煮盐的劳动者，或者是鱼盐贩子。后来民间把他当做盐神供奉。他是纣王手下的大臣，但与周朝有联系。据《吕氏春秋•诚廉》记载：武王曾派周公旦与胶鬲订立盟约，许诺胶鬲“加富三等，就官一列”，就是保证他升官发财。《国语•晋语》说：妲已“与胶鬲比而亡殷”，认为妲已与胶鬲都是促成商朝灭亡的罪人。因而说胶鬲是周朝的卧底是有根据的；说微子和二师为内应，就是没有根据的猜测了。
　　论者说微子“里通外国”，有一条最致命的证据，就是说微子的军队参加了牧野之战，帮助周军攻打了自己的国家。《尚书•牧誓》和《史记•周本纪》都说随周武王共同伐纣的有庸、羌、髳、微、卢、彭、濮等八个同盟国或部落，其中的微，就被认为是微子的国家。但我们在上面已经谈到：这个微国与微子无关，微子的微国乃是长国之误，连微子也应该是长子。
　　总之，微子是离开朝廷出走了，后来归附（说投降也可以）了周国，被册封建立宋国。但他不是周朝的卧底，也没有引进周兵，更没有出兵跟随武王攻打自己的国家。他的归周，如果硬要打个比方，可以比方为张治中、李宗仁归附新中国，而不能比方为汪精卫、周佛海投降日本。可以称之为“弃暗投明”，而不能称之为“叛国投敌”。道理很简单，殷、周同文同种，都是华夏同胞，谁有道谁就号令天下（古人所说的天下，就是今天所说的“大中国”），并不存在近现代以来中华民族与资本——帝国主义列强那样的民族矛盾。
　　
　　本章主要参考篇目
　　
　　1、《史记•殷本纪》
　　2、《史记•周本纪》
　　3、《史记•宋微子世家》
　　4、《尚书•微子》、《洪范》、《牧誓》
　　
　　①《李太白全集》三十六《比干碑》
　　②《孟子•尽心下》，《梁惠王下》
　　③林同：《贤者之孝二百四十首•微子》
　　④《党的文献》杂志，195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