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兽世界巫妖领主套装:连载：二十四史沉思录 / 15

连载：二十四史沉思录 共63页  作者:_天_行_健_ 提交日期:2010-07-11 21:00　　   一0 为纣王翻案诸说驳议
　　
　　（一）有本事说
　　翻案者认为纣王很有本事，当然没有说错。《史记•殷本纪》在介绍纣王的部分，一开始就说纣王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
　　“帝纣资辩捷疾（天资聪慧，有口才，脑子反应快），闻见甚敏（接受能力强，知识丰富）；材力过人，手格猛兽（武功和气力过人，可以赤手空拳和猛兽搏斗）；知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知识足以拒绝别人的进谏，口才足以掩饰自己的错误）；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已之下。（对臣下炫耀自己的能力，对天下人抬高自己的声威，认为任何人都不如自己。）”
　　作为一个古代的帝王，个人有无本事和是否昏庸残暴，并不是一回事。在专制主义的政治体制下，缺乏监督制约机制，帝王个人有无限的权威，有本事的帝王干起坏事来，那后果比没有本事的帝王还要严重。纣王文武双全，同时又有自恋癖，是个自大狂，做什么坏事既不手软，又振振有词，可以从三皇五帝那里找例证；从“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等经典著作中找根据，谁拿他也没有办法！总之，司马迁是在告诉我们：纣王是一个很帅气，很有才干，又自以为是，唯我独尊，咄咄逼人的不可救药的坏帝王。
　　（二）层累积叠说。
　　顾颉刚的层累积叠说，认为纣恶是层累积叠而形成的，是被层层地扩大了。这种说法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古人都异口同声地说纣王坏，应该有一个基本的历史内核。吕思勉先生说：
　　“案谓言桀纣之恶者多附会，是也。然谓附会之由，由于兴者（新兴的周朝）极言前王之恶，则误以后世事度古人。古本无信史，古人又不知求实，凡事皆以意言之，正如希腊荷马之史诗，宋元以来之平话耳。或侈陈而过其实，或臆说而失其真，皆意中事。然附会之辞，虽或失实，亦必有由，不能全无根据也。”①
　　顾先生指出战国以后所传纣恶多有附会，这是对的；但纣王毕竟还有恶，对其失实部分应该改正，却不可对纣恶全盘翻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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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_天_行_健_ 提交日期:2010-07-12 20:49　　（三）经营东南和统一中国有功说。
　　这主要是指纣王征服了东夷，经营了淮河，长江流域，把中原文化传入东南。现在我们就来考察一下：东南的江、淮一带，是不是纣王开发的。
　　东夷原居住在黄河下游今山东省境内。据《竹书纪年》和《后汉书•东夷列传》记载：帝尧时，东夷就归附了中原的朝廷。夏朝太康失国，夷人叛离。少康中兴以后，夷人又归附了。帝发（夏桀之父）元年，夷人入朝朝见，还表演了舞蹈。夏桀时国力衰落，东夷内侵。成汤灭夏后，平定了东夷。中丁时，居住在山东半岛的蓝夷作乱，从此叛服不定。武丁时，商朝国力强盛，出兵南方，曾征服了荆楚。《诗经•商颂•殷武》：
　　“挞彼殷武，奋伐荆楚。深入其阻，裒（音抔，剖的第二声）荆之旅。有截其所，汤孙之绪。
　　维汝荆楚，居国南乡。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
　　（那殷高宗武丁非常英武，奋力兴师，讨伐荆楚。深入他的险阻，将其士兵俘虏。在那里斩获丰富，成汤子孙的功勋卓著。
　　你们荆楚，居住在我国的南方。回想昔日的成汤，就是那远方的氐羌，也不敢不来进贡，也不敢不来朝王。商朝的国威，可算是绵远流长。）
　　到了武乙时，商朝衰落，东夷兴盛起来，有一部分人迁到淮河流域以及山东泰山一带，有的迁到了中原地区。
　　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记载了商王征伐东夷的战争，董作宾和吴其昌认为这个商王是纣王，郭沫若则认为是纣王之父帝乙。②据李亚农（1906-1962）考证：这次战争花费了一年的时间，到达了今安徽桐城一带。③
　　到了纣王时，东夷又叛，纣王又前去征讨。这件事《史记•殷本纪》没有记载。《左传•昭公四年》：
　　“商纣为黎之蒐（在黎地行猎），东夷叛之。”
　　《左传•昭公十一年》：
　　“纣克东夷，而陨其身。”
　　以上的资料足以说明：东夷原住山东境内，在纣王以前，早就与中原的朝廷发生了密切的关系，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商朝末年，山东的一部分夷人迁到淮河流域。纣王时东夷人造反。纣王出兵征伐，虽然打了胜仗，但也消耗了国力，成为他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开发江、淮流域，并不是纣王之功，一靠夷，楚等族人民的辛勤劳动，二靠中原文化的影响与渗透，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是靠武力征服的手段能够解决的。至于向东南拓边扩境，那也不是始自纣王，武丁时就征伐过荆楚。在纣王之后，周武王、周成王也都经营过南国。怎么能把开发东南的功劳，完全记在纣王的帐上？如果说纣王也有一份功劳，那是微乎其微的。出兵一年，回来不久就亡了国，南国的战争创伤还没有恢复，地盘得而复失，其功勋安在？至于说纣王是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前驱，那更是不沾边。江、淮流域不是纣王开拓的，早已是商朝的服属国，在他统治时期，东夷叛离了，他不过去平定而已，而且由于国破身亡，也没能巩固战果，对统一有何贡献？有些论者一听说哪个帝王向哪里出兵，就认为那是开发了那里，在那里传播了先进的文化；如果这个最简单、最武断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可以成立的话，那是不是可以说：美国出兵伊拉克，就是开发了伊拉克，在伊拉克传播了先进的文化，促进了伊拉克的社会发展？
　　
作者:_天_行_健_ 提交日期:2010-07-13 20:42　　（四）改革说。
　　为纣王翻案的人，还说纣王是个改革家，进行了人事制度的改革，用人唯才，不论资排辈；释放奴隶，打破世袭制度等等。我在震惊之余，几乎翻遍了有关的古书，也没有发现纣王搞过什么改革。苦思冥想之后，忽然想起了毛泽东的名言：“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应该用逆向思维来考虑：古书上说好的，就是坏的；古书上说坏的，就是好的。
　　1、改革人事制度
　　古书说纣王“不用贵戚旧臣”，贵戚旧臣都是保守派，老顽固，古代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古书说纣王“信用小人”，这小人就是“革命小将”，朝气蓬勃的年轻干部。如此看来，纣王不是进行了人事制度改革吗？
　　但仔细想想，似乎不太对头。就说“贵戚旧臣”吧，微子、箕子、比干三个人，孔子称赞他们是“殷之三仁”，三个大贤人，好像不那么太坏；“小人”呢，《史记•殷本纪》说：有一个费中，有一个恶来，大约就是王洪文，姚文元的古代版吧？但《史记》又说了：“费中善谀，好利，殷人弗亲”；“恶来善毁谗，诸侯以此益疏。”一个好拍马屁，属于“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那种，又利欲熏心，殷人对他没有亲和力；一个好进谗言，毁谤别人，属于康生那种，诸侯都对他敬而远之，他们对朝廷也疏远了。看来古书上所说的“小人”，有的就是“真小人”。
　　由此可见，所谓纣王进行人事制度改革云云，是经不住推敲的。
　　2、解放奴隶。
　　翻案者认为：纣王发给奴隶武器，用他们当兵，这是解放奴隶的表现，商朝的老百姓和奴隶都拥护他。是不是这样呢？据《尚书•武成》说：
　　“甲子昧爽（甲子日黎明），受（纣王）率其旅如林（率领众多士兵），会于牧野（今河南淇县南），罔有敌于我师（敌不过我周军），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前面的士兵掉转武器攻击后面的士兵，商军因士兵倒戈而战败。）
　　《史记•周本纪》说：
　　“帝纣闻武王来，亦发兵七十万人距武王。……纣师虽众，皆无战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纣师皆倒兵以战，武王驰之，纣兵皆崩叛纣。”
　　二书或说纣兵“前徒倒戈攻于后”，或说“倒兵以战”，都是士兵在前线倒戈的意思，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阵前起义。现代的历史著作大多都说纣王的军队是奴隶兵，这是采用了郭沫若的说法。古本《泰誓》说：“纣有亿兆夷人亦有离德，余有乱臣（治国之臣）十人同心同德。郭沫若认为“亿兆夷人”，就是东夷奴隶兵。其实武王所说的“亿兆夷人”就是殷商人，殷商原也是东夷，不过后来开化了。武王这样说，是一种蔑视的口气。这些百姓兵，一到战场上就倒戈了，怎么能说他们拥护纣王？
　　又：《尚书•牧誓》说纣王重用“四方之多罪逋逃”翻案者认为“多罪逋逃”，就是逃亡奴隶，这是不对的。既然纣王任用这些人当官，这些人应该是有一定的资质的，虽然不能排除少数人具有奴隶的身分，大部分应该是各方国、各部落的贵族，因为犯了罪逃亡在外，被纣王任用了。大部分属于“小人”之流，对商朝没起好作用，所以说他们“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看来这种事与解放奴隶并不沾边。
　　3、打破世袭制度。
　　翻案者认为纣王打破了奴隶主世俗贵族的世袭制度，简直是不知所云。查阅《史记•殷本纪》，商人的王位继承，不是父死子继，就是兄终弟及。在武乙以后的四王（包括纣王在内），都是父死子继。不管是兄终弟及也好，父死子继也好，都是在一个家族之中继承王位的，何曾打破了世袭制度？正如金日成传给其子金正日也好，菲德尔•卡斯特罗传给其弟劳尔•卡其特罗也好，反正都是一个家族内部的权力转让。也许论者指的是纣王用了一些非贵族人士当官，但哪一个朝代的官员也不是清一色的贵族，都有一些平民出身的人当官，但这不等于打破了世卿世禄制度（当官的世袭制度）。
　　
作者:_天_行_健_ 提交日期:2010-07-14 20:27　　（五）反对神权说
　　这在古书上也找不到佐证。或者认为纣王不关心祭祀，就是反对神权。是的，我们在前面已经谈过武乙“射天”的事件，但那背景是统治者内部政权代表者与神权代表者的斗争，也就是一把手与二把手的角逐。从此以后，神权式微，政权独大。但不等于说，从此以后，商王就反对神权了。他反对的是神权掌握在别人手里，而是把神权与政权都由国王一人独揽。他不关心祭祀，只是一个荒淫怠政的表现，并不能说他是反对神权，也不能说他不信神。他说过：“我生不有命在天？”自恃天命而不知约束自己，说明他并没有唯物主义的思想。
　　（六）对弘扬传统文化有贡献说
　　翻案者认为纣王对发扬光大传统文化（如建筑、工艺、音乐）有贡献，不知道有何论据？建筑，难道指的是璇宫、倾宫、琼室、瑶台、鹿台、象廊吗？工艺，难道是指玉床、象箸、“奇技淫巧之物”（大约是今天所说的性具，成人玩具之类）吗？音乐，是指“北里之舞”，“靡靡之乐”吗？以上这些都是战国以后滋生的故事，都是夸大其词，不是实指，把这些当成确凿的史料来利用是不合适的。退一步说，就算这些记载有一些真实的成分，其中确实包含着文化成果，那也不是纣王创造的，他只是享受着这些奢华的生活，谈不到在文化上有什么贡献。正如当今有些豪奢之徒，富二代，尽量享受着高级的文化成果，浪费着社会资源，能说他们对文化的发展有什么贡献吗？
　　（七）有气节说。
　　翻案者认为纣王生前伟大，死后也光荣。他最后没有投降，自焚而死，壮烈牺牲，讲究气节。这更是奇谈怪论。什么叫气节？仁人志士为了一个崇高的理想，美好的信念而牺牲，那才叫气节。坏人失败自杀，只能说他们死不改悔，顽固到底。如果说这也算什么气节，那么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听说日本投降时剖腹自杀，希特勒在地下掩体里服毒，也算是气节吗？也值得赞赏吗？
　　总之，商纣王是不是暴君，原始资料尚嫌不足；但他是个昏君，则是可以肯定的。而且从理论上讲，在专制主义政体下，君权缺乏有效的制约，昏君往往也是暴君。所以纣王这个案是不能翻的，特别是不能把他说成是明君，改革家，对历史有贡献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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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_天_行_健_ 提交日期:2010-07-15 20:50　　亡国之鉴
　　
　　《诗经•大雅•荡》：“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这是说：夏朝的灭亡，可以作为殷朝的借鉴。但殷商的灭亡，也可以成为万世之鉴。殷商为什么亡国？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当然，纣王的荒淫误国，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但并不是唯一的原因。仔细推敲起来，从大的方面来说，最重要的原因有两条：一是商人的腐败，二是周人的崛起，二者互为作用，促使历史的进程新陈代谢，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我们强调的是商人的腐败，而不仅仅是纣王一个人的腐败。这种腐败，范围很广，是社会性，结构性的，起码是整个的贵族集团腐烂了，此外还应该包括那些上层的平民。这和罗马帝国末年整个奴隶阶级的腐败之风是很相似的。而这种腐败之风，有一种重要的媒介物，就是酒。《尚书》的《商书》、《周书》各篇，多次谈到饮酒的问题。其中除了谈到纣王酗酒之外，还谈到了殷人酗酒的社会风气。
　　周武王死后，周公辅佐成王治国，把成王的叔父康叔封到商都朝歌（今河南淇县东北），国号卫。周公为了康叔能够统治好殷商的遗民，写了一篇《酒治》，颁发给康叔，相当于现在的中央红头文件。诰文中总结了商朝亡国的教训，告诫康叔一定要管好殷商遗民，禁止他们酗酒闹事；同时要求周朝的统治者要自律，一定不要养成酗酒的习惯，以免重蹈殷商亡国的覆辙。诰文中说：
　　“天降威，我民用大乱丧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丧，亦罔非酒惟辜。”
　　（上天降下威罚，这是因为殷民失去德性，非常淫乱，全是酗酒造成的。大小邦国的灭亡，也全是因为酗酒造成的罪过。）
　　“庶群自酒，腥闻在上。故天降丧于殷，罔爱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
　　（庶民群聚饮酒，上天都闻到了酒腥味。所以上天使殷灭亡，不再爱护殷民，只能放弃了。这不是上天暴虐，是殷民自取灭亡。）
　　诰文中还规定了对殷遗民酗酒的处罚办法：
　　“厥或诰曰：群饮，汝勿佚。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
　　（有人告发：有成群结伙在一起喝酒的，你不要放过他们。完全抓起来押解到京城，我杀了他们。）
　　“又：惟殷之迪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杀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亨，乃不用我教辞，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时同予杀。”
　　（又：如果是殷朝归附的官员沉湎于酒，可以不杀，姑且对他们进行教育。有这样英明宽大的政策，仍然不听我的教诲，那我就不体恤和赦免他们了，对于这种人，也同样要处死。）
　　看来周公对于原殷商的官员和百姓，采取了双重标准，对官员要宽松一些。这是因为：要利用他们帮助周朝统治殷民。
　　据《史记•宋微子世家》记载：纣王开始使用象箸（象牙筷子），箕子叹息着说：他使用了象箸，必然还要用玉杯；用玉杯，必然还想得到远方珍怪之物；车、马、宫殿讲排场，也就从此开始了。也就不能再振奋起来了。
　　这是说：奢侈腐化之风，有一个逐渐演进的过程。拿今天来说，官员偶而喝点酒，也许没有什么。但喝酒不加节制，便会酗酒；酗酒之风又和听卡拉OK，泡小姐，看脱衣舞，吃摇头丸联系起来，这是滋生官员腐败的土壤。进一步说，贪污、受贿、走后门、拉关系、包二奶、跑官要官……等等一切腐败之风，也常常与酒桌有着不解之缘。所以商朝的腐败，不单纯是一个“酒”字，而是以酒为媒介的一连串腐败现象的发生与蔓延。
　　商朝离我们很遥远，但它作为中国历史的重要一环，和我们也不是毫无联系的。特别是商朝的腐败与亡国，将要永远成为千秋万代的借鉴。
　　
　　本章主要参考篇目
　　1、《史记•殷本纪》
　　2、《史记•周本纪》
　　3、《尚书》：《商书》、《周语》
　　
　　①吕思勉：《先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②郭沫若：《卜辞通纂》。董作宾：《殷历谱》。
　　③李亚农：《殷代社会生活》，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