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兽世界宝石:连载：二十四史沉思录 / 13

连载：二十四史沉思录 共63页 作者:_天_行_健_ 提交日期:2010-07-01 22:20　　 -作者:_天_行_健_ 提交日期:2010-07-02 20:43　　八、谁识伊尹是忠奸
　　
　　他把商王关进了牛棚
　　
　　伊尹所做的最让读史者震惊的一件事，是他放逐了商王太甲，史称“伊尹放太甲”。用今天的话说，他把商王太甲关进了牛棚。
　　据《史记•殷本纪》记载，成汤死，太子太丁未立而卒，由太丁的弟弟外丙继位。过了三年，外丙又死去，由外丙的弟弟中壬继位。过了四年，中壬又死了，于是伊尹便立太丁的儿子太甲作了商王。太甲即位后，伊尹做了《伊训》、《肆后》、《徂后》三篇训辞，对太甲进行教育。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发了三篇政治课讲义。
　　太甲即位三年，表现愈来愈不好，昏庸暴虐，伊尹便把他放逐到桐宫（在今河南偃师西南），让他闭门思过。太甲在桐宫呆了三年，在这个期间，伊尹掌管了朝政。还接受诸侯的朝拜。太甲在桐宫悔过自责，表示要改恶从善，于是伊尹便把太甲放了出来，还政于他。太甲二次当政，一改旧习，国政上了轨道，“诸侯咸归殷，百姓以宁。”伊尹表彰了太甲，作《太甲训》三篇。太甲死后，儿子沃丁继位。伊尹死在沃丁时，葬在了毫（即西毫，河南偃师）。
　　这件事实在让人费解，后人难免要发出一系列问号：
　　第一，伊尹的权力为什么这样大？竟然超过了商王。他可以把商王关进牛棚，然后再放出来。说关就关，说放就放；让他下台就下台，让他复位就复位。商王的帽子拿在伊尹手里，戴上或摘下，完全由伊尹说了算。
　　第二，伊尹常常在关键时期向商王发布训辞，告诫商王必须如何如何，让商王读他的书，听他的话，按他的指示办事。像是帝王之师，又不太像，帝王之师哪有这么大的权威？
　　对于放太甲这件事，只有《竹书纪年》有不同的说法：
　　“中壬崩，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也。伊尹即位，放太甲七年，太甲潜出自桐，杀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奋，命复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
　　这是说，中壬死后，伊尹把太甲放逐到桐宫，却自立为商王。过了七年，太甲从桐宫偷偷地跑了出来，杀了伊尹，又起用他的儿子伊陟，伊奋辅政，还把被没收的伊尹的土地和房屋发还给他们，让这两个儿子平分。
　　但《竹书纪年》的这种说法，却很难令人相信。
　　第一，古代的刑法有一种连坐的理念，一人犯法，往往要祸灭三族或九族，为什么对于伊尹的两个儿子竟会如此宽大和优待？就算免其不死，也不能让他们辅政。把两个有血债的子女放在身边，商王能睡着觉吗？
　　第二，这种说法在其它古书中找不出痕迹来，是个孤证；而《史记》的说法，应该出于《古文尚书》，此书虽已佚失，还有《左传》和《孟子》可为佐证，来源较早，绝对不是空穴来风。
　　第三，近现代学者研究甲骨文，发现有商人祭祀伊尹的记载多处，礼秩很隆重，有时还与成汤合祭。如果商人把伊尹看成乱臣贼子，怎能有这么高规格的祭祀？
　　

作者:_天_行_健_ 提交日期:2010-07-03 20:39　　赢得千秋万代名
　　
　　伊尹的个人历史很复杂，而且也很诡异，在我们看来，他难免会陷入“跳槽门”、“间谍门”、“擅权门”、“篡位门”之中，很难评判他是君子，还是小人；是忠臣，还是奸雄。但我们只要翻开古籍和今人著作，除极个别的情况外，迎面而来的是那些铺天盖地的赞誉之声，人们称之为“元圣”，“中国第一贤相”、“厨圣”、“食圣”、“烹饪之祖”、“帝王之师”、“中国第一名师”等等，混身上下都挂满了勋章。
　　在我们所见的古代文献中，最早评论伊尹的，是春秋末年的孔子弟子子夏，他说：
　　“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论语•颜渊》）
　　（汤拥有天下，在众人之中选拔人才，得到了伊尹，不仁的人便离开朝廷远去了。）
　　子贡把伊尹当成了仁人，当然这也可以代表孔子的思想，尽管在《论语》中并没有孔子直接评论伊尹的言论。
　　到了战国时期，孟子频繁地赞颂伊尹。在《孟子》一书中，伊尹的名子一共出现了十九次。他把伊尹与伯夷，柳下惠，孔子等并列，认为他们都是古代名声最显赫的圣人。他的弟子公孙丑问道：“伯夷，伊尹是什么样的人？”孟子回答说：
　　“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事非臣，治亦进，乱亦进，伊尹也。”）《孟子•公孙丑上》）
　　（他们的做法不同。不是他理想的君主他不事奉，不是他理想的百姓他不役使，太平盛事就出来做官，天下昏乱就隐退，这是伯夷。不管是什么样的君主，不管是什么样的百姓，太平盛世也出来做官，天下昏乱也出来做官，这是伊尹。）
　　孟子又把伯夷，伊尹，柳下惠，孔子四位圣人，作过这样的比较：
　　“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孟子•万章下》）
　　（伯夷，是圣人之中清高的人；伊尹，是圣人之中负责任的人；柳下惠，是圣人之中随和的人；孔子，是圣人之中识时务的人。）
　　为什么说伊尹是“圣之任者”呢？孟子引伊尹的话说：
　　“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非予觉之，而谁也？”
　　（上天生育这些人民，就是要使先知者使后知者醒悟，先觉者使后觉者觉醒。我，乃是天民中的先觉者；我要以尧舜之道唤醒现在这些人。不是由我来唤醒他们，还有谁呢？）
　　接下来，孟子发表评论说：
　　“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被尧舜之泽者，若已推而内之沟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孟子•万章下》）
　　（想到在天下的百姓中，如果有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没有享受到尧舜之道的恩泽，便好像自己把他推到沟里去一样。他就是这样以挑起天下的重担为已任。）
　　关于伊尹放太甲这件事，历代思想家和学者、文人也都表示充分的理解，并且给以正面的、高度的评价。
　　孟子的弟子公孙丑问孟子说：
　　“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顺，放太甲于桐，民大悦。太甲贤，又反之，民大悦。’贤者其为人臣也，其君不贤，则固可放与？”
　　（伊尹说过：‘我不愿意亲近违背礼义的人，就把太甲放逐到桐宫，老百姓非常高兴。太甲改过自新，又恢复他的王位，老百姓非常高兴。’贤人作为人家的臣僚，他的君主不贤明，就可以放逐吗？）
　　孟子回答说：
　　“有伊尹之志则可，无伊尹之志则篡也。”（《孟子•尽心上》）
　　（有伊尹那样的思想境界是可以的，没有伊尹那样的思想境界就是篡夺了。）
　　这实在是一个悖论。按照礼义，臣下是不能放逐君主的；但伊尹是个圣人，他这样做就可以。在古人的心目中，圣人怎样做都可以，凡人可就不行了。为什么伊尹所做的事，有的并不合乎礼义，古代却没有人敢站出来批评，就是让“圣人”这顶桂冠给吓住了。
　　唐代大诗人李白，在其《纪南陵题五松山》一诗中，也对伊尹放太甲之事作了正面的评价：
　　“伊尹生空桑，捐庖佐皇极。
　　桐宫放太甲，摄政无愧色。
　　三年帝道明，委质终辅翼。
　　旷哉至人心，万古可为则。”
　　（伊尹生于空桑，离开厨房去辅佐帝王。
　　把太甲放逐到桐宫，自己摄政毫无愧色。
　　太甲被放逐三年，帝道得以昌明。伊尹又委质称臣，辅佐太甲到最后。
　　圣人的心是多少开扩，可以成为千秋万代的榜样。）
　　宋代大文豪苏东坡写了一篇《伊尹论》，称赞他是“辨天下之事者，有天下之节者。”就是说：他能明辨天下的形势，有享誉天下的高尚的节操。又说“以其全才而制天下，是故临大事而不乱。”对于“伊尹放太甲”这桩公案，他说：
　　“夫太甲之废，天下未尝有是，而伊尹始行之，天下不以为僭。既放而复立，太甲不以为专。何则？其素所不屑者，足以取信于天下也。彼其视天下眇然不足以动其心，而岂忍心废放其君求利也哉？”
　　（太甲的被废，天下没有过这样的事，而伊尹开始这样作，天下人不认为这是越权行为。既已放逐又再拥立，太甲不认为他是专权。为什么呢？因为伊尹平时不屑于权势和名利，这是足以取信于天下的。他对天下的私利看得很淡泊，那都不足以让他动心，他怎么会以放逐君主的做法谋取私利呢？）
　　看来古人对于大臣胁持君主之事，采取了双重标准。王莽和董卓就是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伊尹却是为了施行仁政，实现尧舜之道，人们不惜用一切高尚的词语，冠冕堂皇的理由为之辩护。这是因为：伊尹的事已经由儒家经典《论语》和《孟子》，主要是孟子》，定了调子，在儒家独尊的大背景下，人们已经不敢唱反调，只能在一个固定的框框里考虑问题了。
　　
作者:_天_行_健_ 提交日期:2010-07-04 21:39　　谜底在哪里？
　　
　　我们在上面虽然写了很多，但有关伊尹的许多问题仍然没有解释清楚，我们还有必要做更深层次的探索，以便把谜底揭开。
　　史学界的老前辈郭沫若在早年曾经有一个观点，认为尧、舜、禹、益禅让的传说，反映了原始社会末期的二头政长制。摩尔根、马克思、还有其他一些研究原始社会的学者，在研究印第安人、希腊人、罗马人的原始社会时，发现他们在原始社会末期存在着两个部落首领，一个是普通酋长，多为世袭，一个是军事首领，由选举产生，后者还常常兼有宗教的职能。郭先生认为：在中国上古史中，尧舜为二头，舜禹为二头，禹益为二头。禹死之后，禹的儿子启杀益自立，从此天下变成家天下，二头首领的格局才被打破了。①
　　尧、舜、禹都是神话人物，虽然不能排除其中或有若干史影，毕竟不是太真实的史实。而商朝的情形，从古书和甲骨文的记载来考察，确实有二头政长制的孑遗。不过，中国上古有其特点，那就是：这种二头政长，一个是政治，军事方面的首领，一个是宗教方面的首领，二者相结合，形成了政教合一的国家模式。在商朝初期，成汤和伊尹为二头，成汤掌握着军政大权，伊尹则是大巫师，是神和人之间的媒介，可以代表神说话，甚至以神的名义处罚任何人，包括商王在内。从理论上讲，神权是最大的。但成汤作为开国之君，牢牢掌握着军事政治大权，伊尹的神权要受到制约，而成汤死了以后，伊尹的神权便大大膨胀起来，没有什么人能和他抗衡了。伊尹放太甲，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了。
　　这就是历史真相。后来由于专制主义王权的概念已经深入人心，人们习惯于用后来的政治格局看待商朝的事，所以这种历史真相就愈来愈模糊了。
　　如果我们用这种背景来解释伊尹的事，那么一切谜团就可以豁然冰释了。
　　第一，“五就桀，五就汤。”
　　伊尹这个大巫师，原是有莘部落的人。在投靠成汤之前，已经有了很高的声望。开始时既不属于商，也不属于夏，而是自由地流动于二者之间，沟通神人之间的关系，到哪里都会受到欢迎和优待。别说在汤和桀之间往来五次，就是十次也不算什么希奇的事。好像现在的罗马教皇往来于英、法、德、意一样，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
　　第二，伊尹想让夏桀改弦更张，施行仁政；但夏桀五次都没有听从。他对夏桀彻底失望了，所以最后才落下脚来，作了成汤的国师，帮助成汤灭夏建国。
　　第三，伊尹多次到夏朝，当然少不了与上层人物接触，结识过第一夫人妺喜，乃是情理中事。如果妺喜由此泄露了国家机密，往往难以察觉。谁会想到道貌岸然的大教主和高贵的第一夫人竟会干特务的勾当呢？
　　第四，成汤死后，伊尹以国师、教主、开国元勋的显赫身份，成为太上皇式的人物，权势炙手可热，对商王有教育，拥立，放逐，召回，训诫等权力。所以，“放太甲”是顺理成章的事，后世大惊小怪，是因为不懂得商代政治的特点。
　　第五，说自己是先知先觉，要以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不是教主，哪有这么大的口气？
　　第六，常常发布训辞，对商王讲话也称为“训”，不是教主，什么人有这个派头？
　　第七，前面谈到：伊尹和成汤订下了灭夏的盟约。君臣之间订什么盟约？只能是：在伊尹正式入商之前，以教主，巫师的身份与成汤订立了对等的盟约。
　　
　　作者:_天_行_健_ 提交日期:2010-07-05 20:36　　神权与王权的消长
　　
　　往下读《史记•殷本纪》，我们发现：在成汤之后，其它各朝也常有类似伊尹这样的人物，居于朝廷的显赫位置，左右着朝政。沃丁时，伊尹死，“咎单遂训伊尹事，作《沃丁》。”就是说，咎单以伊尹之事训教沃丁，写了一篇训辞，叫做《沃丁》。很显然，这和伊尹一样，又是一个训教商王的人。
　　太戊时，立伊尹的儿子伊陟（音治）为相，其实也是伊尹那样的大巫师。这时商朝的国力衰落，诸侯不来朝贡，偏偏又有桑树和楮（音储）树合生于朝堂中，一个晚上就长到一搂粗。对于这种怪异现象，太戊害怕了，忙向伊陟请教。伊陟说：“臣听说妖异之物胜不过德行。难道是在政治上有缺陷吗？请修养德行。”太戊听了伊陟的话，施行德政，两棵树果然枯死了。伊陟又告诫巫咸，要辅佐商王治理好国家。巫咸治理国家有成绩，伊陟命他起草了《咸艾（音义）》、《太戊》两篇训辞，记载了巫咸治理朝政的功绩，称颂了太戊的德政。看来这位巫咸，也是一位巫师，是伊陟的副手。
　　有一次，太戊在太庙中向列祖列宗的在天之灵赞颂了伊陟的功勋，说不能把伊陟当作臣子看待，应该和国王平起平坐。伊陟推让不受，作了一篇训辞，叫做《原命》。看来这时伊陟的地位比他父亲伊尹低了一格，太戊想要伊陟恢复到伊尹那样与国王平起平坐的地位，被伊陟拒绝了。这其实不是因为伊陟谦虚，而是时势有所不同了。
　　在这以后，祖乙时的巫贤（巫咸的儿子）、武丁时的祖已，也都是这样的大巫师。但我们也从《史记》的记载中隐隐地看到，巫师的地位逐渐下降，王权逐渐提高了。到商朝的倒数第四王，纣王的曾祖父武乙时，发生了“射天”事件，成为神权与王权斗争中的一个拐点。
　　事情是这样的：武乙做了一个偶人，称之为“天神”。武乙与“天神”下棋，让旁人替这“天神”走棋。“天神”输了，便侮辱他。制作了一个皮口袋，里面盛着血，挂起来用箭来射，叫作“射天”，直射得“天神”鲜血直流。后来武乙在黄河，渭河之间打猎，遇到一个雨天，被暴雷击死。
　　这件事向来不得其解，一般认为是武乙无道，遭受天谴。但我们以科学的眼光来看，这分明是武乙不满神权统治，终结巫师特权的一个信号。你不是代表天、站在天的立场挟制我吗？其实天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连下棋都不能赢，我连“天神”都敢射，还怕你这巫师不成？武乙的政绩如何，史无明文，我们不得而知，但仅仅从这点来看，他不愧是上古的一位无神论者。至于被雷击死云云，或者是并无其事，或者是一种偶合，不过是一些迷信的人诅咒他，说他遭到了报应而已。
　　大约从武乙开始，神权政治算是退下了商朝的政治舞台。但这时商朝已经是风雨飘摇，难以振兴了。
　　从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神是不存在的，当然也谈不到行使权力。所谓“神权”，不过是一部分人假借神的名义行使的一种政治权力而已。归根结底，仍然是一种世俗的权力。
　　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神权”政治只是一种迷信，实际上它作为另一种政治力量，对专制王权起到了制约、监督和缓冲的作用。从夏商周直到清朝，中国的专制政治延续了四千多年。而那种绝对化的，没有监督和制约的专制权力，就是野蛮和腐败的代名词，是要不得的，也是难以长期维持下去的。因而自古以来，我们的祖先就创造了许多对专制权力的监督和制约的机制，包括道德、宗教、礼制、法制、神权、相权、观星家的警告、史官的提醒、言官的讽谏、臣僚的上疏，民间的舆论（包括民谣、童谣）等等，都在这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其中对君主震撼力最强的是“神权”，因为被认为是天的意志、神的声音，古代君主迷信，他不敢不考虑。如果最暴虐的君主，连这个也不在乎，肆意枉为，那就会使社会矛盾更加激化，离亡国也就不远了。
　　
　　本章主要参考篇目
　　1、《史记•夏本纪》
　　2、《史记•殷本纪》
　　3、《孟子》、《公孙丑》、《万章》、《尽心》
　　①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新版，2008，中国华侨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