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天文结过几次婚:连载：二十四史沉思录 / 28

连载：二十四史沉思录共64页  作者:_天_行_健_ 提交日期:2010-08-29 21:21
　　
摄政是非
　　
　　第二个症节是：周公摄政是否合理合法？
　　关于周公的摄政，特别是周公的作天子，有些人颇有异议。五胡十六国后燕慕容盛认为周公“乃天下之罪人”，算不得“至德”。（《晋书•慕容盛载记》）宋人郑厚认为周公不是“纯臣”（《说郛》第三十一卷《艺圃折衷》），都是因为他做了天子。但篡位是一个伪命题，其实并不存在，我们在上面已经谈过了。至于摄政问题，议者认为：一没有武王的遗命，二没有群臣的推荐，又与礼制相悖，完全是周公出于个人的野心而窃据了大权。
　　这些质疑是没有根据的。持这些观点的人，不是读书不认真，研究不到位，就是心存偏见，危言耸听。
　　第一，周公摄政是否有武王的遗命？这在《史记•周本纪》和鲁、燕、管蔡三《世家》中并没有明确的记载。而在《逸周书》和《尚书•周书》中，却交待得比较清楚。
　　《逸周书•度邑》说：武王克殷以后，彻夜不能入睡。侍者告知周公，周公连夜去见武王，问他为什么不能安睡。武王回答说：现在国家还不安定，应该在天下中心的河、洛之地修建都城。关于身后之事，武王谈到“乃今我兄弟相后”，就是要“兄终弟及”，以周公为继承王位的人。周公闻言非常恐慌，流着眼泪拱手谢绝了。
　　《逸周书•武儆》：
　　“惟十有二祀四月……命诏周公旦立后嗣，属小子诵文及宝典。”
　　这是说：诏命周公立姬诵（成王）为继承人，签署了文件。
　　《逸周书•五权》：
　　“惟王不豫，于五日召见周公曰：‘……以长小子于位，实惟永宁。’”
　　这是说：武王有病，五天召见周公说：“你要以长者的身分辅保我的儿子即王位，以保持周朝的永久安宁。”
　　《逸周书•明堂》：
　　“而武王崩，成王嗣，幼弱，未能践天子之位，周公摄政君天下。”
　　《尚书•金滕》：
　　“武王既丧，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曰：‘公将不利于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②我无以告我先王。’”
　　（“武王逝世之后，管叔和他的许多弟弟们便在国内散布谣言说：‘由旦来摄政，将要对幼主不利。’周公于是对太公、召公说：‘如果我不摄政，便没有办法向先王交待。’”）
　　把这些片断的记载链接起来，事情的整个过程是很清楚的。武王灭商之后，患有重病，我们上面谈过，周公曾向上天祈祷，愿意替武王去死。这场病虽然缓解了（不一定痊愈），身体一定很虚弱，所以他在考虑后事。他曾想在死后把君位传给弟弟周公，被周公流泪谢绝。于是又命周公办理册立儿子姬诵为继承人的手续，并嘱咐周公以长者的身分辅佐姬诵。及至武王逝世后，周公便扶立年少的姬诵继位为天子，由自己摄政，代行天子职权。所以说：周公的摄政，是武王生前就安排好了的，怎能说没有武王的遗命？
　　第二，周公摄政是否有大臣们的推荐？
　　古代的事情，往往缺乏详细的记载，太公、召公以及其它大臣、宗亲们，是否推荐过，我们已经不得而知。至于太、召二公怀疑周公，那是在管、蔡散布流言之后，并不能证明事先没有推荐过。但不管是有人推荐也好，没有人推荐也好，只要不是周公自作主张，不是以阴谋窃取，仅仅是武王遗命这一点，在当时就是合理、合法、不违礼制的，遑论其它？
　　第三，周公摄政合乎礼制原则吗？
　　有人认为：如果按照“兄终弟及”原则，摄政的应该是老三管叔，而不是老四周公。
　　但“兄终弟及”的原则，适用于继位，不适用于摄政。因为摄政需要才能，不能靠排行。何况就是兄终弟及，也不一定按年龄排，也要选择一个有能力的。武王曾有意要周公继位，就是考虑到周公有才能，有政治经验，能够应付复杂的形势，把国家治理好。
　　除此以外，对周公的摄政，还有其它的一些非议，也不得不为公辩。
　　或曰：由于管、蔡造了反，他才被迫还政于成王，否则他就要篡位了。
　　我认为：在武王死后那种复杂的形势下，周公承担了治理国家的千斤重担，顶住了巨大的压力，任劳任怨，鞠躬尽瘁，使国家转危为安。而在成王长大之后，他又还政于成王，而不栈恋于权势，正表现了他的大公无私，光明磊落，讲究诚信的精神。当时他手握军政大权，具有全面控制局面的能力，如果真有野心的话，赖着不还，甚至正式篡位，谁也奈何他不得。怎么算是被迫的？
　　或曰：周公被封于鲁，但他始终没有到封地去，而是由儿子伯禽作了鲁公。他赖在朝廷不走，正说明他有政治野心。
　　我认为：这正是周公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他不到封地去，是因为国家需要他。还政前代行国事，还政后还要对成王传帮带，再送他一程。《尚书》中的《无逸》、《立政》等篇，是周公晚年告诫成王之词。真是苦口婆心，谆谆善诱，殷切之情，诚恳之意，力透纸背。千载之下，仍然使人感叹不已！如果周公没有一片公心，没有一身浩然正气，而只考虑个人的安逸，那么，退休了，还去踏那湾混水干什么？用今天愤青的语言说：真是吃饱了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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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_天_行_健_ 提交日期:2010-08-30 21:02
　　管蔡功罪
　　
　　第三个症节是：管蔡是否其罪当诛？或者非但无过，反而有功？
　　在有些人看来，管、蔡是有功的。如上引嵇康的《管蔡论》，认为管、蔡是好人，发动叛乱的目的在于拯救国家和天子。而郭子章的《管蔡论》，则认为管、蔡是殷朝的忠臣，文王的孝子。五胡十六国后燕慕容盛认为“管、蔡忠存王室，以为周公代主非人臣之道，故言公将不利于孺子。”（《晋书•慕容盛载记》）今人也有贬仰周公，为管、蔡张目的。这些奇谈怪论，我们是不能接受的。
　　从周朝的实际情况来看，武王克殷不久，国基还不稳固，他就离开了人世。当时对周朝最大的威胁是以纣王的儿子武庚为代表的殷商残余势力，他们正在窥伺时机，蠢蠢欲动，而管、蔡散布谣言，瓦解内部团结，联合武庚和淮、奄等方国发动叛乱，正是武庚梦寐以求的复辟的良机。《尚书•周书•大诰》载周公的话说：
　　“殷小腆诞敢纪其叙。天降威，知我国有疾，民不康，曰：‘予复！’反鄙我周邦，今蠢今翼。）
　　（殷朝的小君主竟敢纠集他们的残余力量。趁着上天降威，武王逝世的时机，知道我们国家有困难，百姓不安宁，就说：“我们要复辟！”鄙视我们周邦，蠢蠢欲动。）
　　《尚书大传》说：
　　“奄君谓禄父曰：‘武王既死矣，今王尚幼矣，周公见疑矣，此百世之时也。请举事。’”
　　（奄国的君主对禄父（武庚）说：‘武王已经死了，现在的君王还年幼，周公已经被怀疑了，这是百世不遇的好时机。请你赶紧兴兵起事。’）
　　在《大诰》中，周公还说：
　　“惟大艰人诞邻胥于厥室。尔亦不知天命不易？”
　　（大罪人管，蔡欺骗邻国，让他们共同进攻我王室。难道你们不知道天命是不能改变的？）
　　由此可见，管、蔡的同盟者武庚是一心要复辟的，管、蔡在客观上是代表了敌对势力的利益。如果这场叛乱侥幸成功，其后果岂止是周公下台，管、蔡夺权，而是反动的殷朝的复辟，新兴的周朝的毁灭。这既不符合周朝的利益，也是历史的倒退。管、蔡这两个野心家、内战狂，不仅是周朝的叛臣，也是历史的罪人。
　　管、蔡其罪当诛，死有余辜。古今论者置大是大非于不顾，仅仅从兄弟的情意出发，指责周公暴戾没有人性，岂不知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对于这样的祸国殃民的弟弟，还不应该大义灭亲吗？
　　我们还应该实事求是地指出：周公诛兄放弟的说法，虽然屡见于战国，秦汉的各种古书，而在较早的《尚书•周书》和《逸周书》中，却没有明确的记载。《逸周书•作洛》说：
　　“二年（成王二年），又作师旅，临卫政（攻）殷，殷大震溃。降辟三叔，王子禄父北奔，管叔经而卒，乃囚蔡叔于郭凌。”
　　这是说：周公平定了叛乱。武庚北逃（以后被杀），管叔自经（上吊）而死，蔡叔被囚于郭凌。郭凌，又作郭邻，虢邻，今地不详。
　　这是比较原始的说法，比战国、秦汉的记载可靠。看来周公杀兄之说，属于传闻不实之词。清代学者梁玉绳说：
　　“周公杀管叔一事，千古厚诬。夫周公宁有杀兄之事哉！自《左传》言之，《史记》著之，诸子述之，遂虚构成实……然则管叔何以死？曰：《周书•作洛》云：‘管叔经而卒’，知罪自缢，未尝杀也。使管叔不死，当亦与蔡叔同放焉，杀云乎哉。”（《史记志疑》卷三）
　　但管叔是罪有应得的，即使真像传言那样，真为周公所杀，那也是大义灭亲，不是周公的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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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_天_行_健_ 提交日期:2010-08-31 20:33
　　作洛真相
　　
　　周公作洛，也就是修建洛邑之事，古代并没有人提出过什么非议；而近年却有人在报刊和网络上发表文章，把这件事作为周公的一大罪状。文章认为：周公修建洛邑，是为了在东方建立自己的据点，与朝廷分庭抗礼。
　　为了辩白这个问题，我们先把《史记》有关这方面的记载检查一下。
　　《史记•周本纪》说：武王克殷之后，曾与周公研究过在东方建都的问题，认为伊、洛流域是建都的好地方。当时定下了修建洛邑的初步规划，但因为他的逝世而没能动工。
　　《周本纪》接下来又写道：
　　“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作《召诰》、《洛诰》。”
　　这是说：成王即位后，命召公按照武王的意图营造洛邑，周公卜占地址，终于建成了洛邑，把帝王的传世之宝九鼎迁到那里去。周公说：“这是天下的中心，四方诸侯前来进贡，路途的距离比较均匀。”有关作洛之事，周公作了《召诰》、《洛诰》。
　　《史记•鲁周公世家》说：
　　“成王七年二月乙末，王朝步自周，至丰。使太保召公先至雒相土。其三月，周公往营成周雒邑。卜居焉，曰吉，遂国之。”
　　（成王七年二月乙未日，成王在镐京朝拜武王庙，然后步行到丰邑（今西安市西南）朝拜文王庙，向二位先王报告营建洛邑之事。命太保召公到洛邑察看地形。三月，周公去营建成周洛邑。进行占卜，得到大吉之兆，于是就以洛邑为都城。）
　　《史记》的上述记载，来源于《尚书•周书》的《召诰》，《洛诰》和《逸周书》的《度邑》、《作洛》等篇，内容基本相同。“成王七年”，据考证应为成王五年，上面已经谈过了。
　　《洛诰》一篇，是洛邑建成后，周公与成王商讨治洛之策以及成王命周公治洛之词。周公向成王讲述了东都洛邑的重要性，希望成王能住在洛邑，以镇抚天下。周公说：
　　“乃惟孺子颁，朕不暇听。朕教汝棐民彝，汝乃是不蘉（音芒，勉也），乃时惟不永哉！”
　　（我希望你这年轻的君主能分担一些政务，在听政方面，我有些顾不过来了。我教给你治理百姓的一些办法，你如果不努力去作，那么你的政治生命就不会太长了。）
　　但成王把周公的美德和政绩赞扬一番之后说：
　　“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后。四方迪乱未定；于宗礼亦未克敉，公功迪将，其后监我士师工，诞保文武受民，乱为四辅。”
　　（公啊！我要回去了，回到镐京作天子，命公继续治理洛邑。四方虽然经过治理，还没有安定；宗族的礼仪制度还没有确立起来；公善于教导，那就请公继续监管我们的各级官员，安定文王、武王受之于天的百姓，作我的辅政大臣吧。）
　　成王又说：
　　“公定，予往已。公功肃将祗欢，公无困哉！我惟斁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
　　（公留下吧，我要走了。公要迅速妥善地搞好与殷民的和谐相处，公怎能害怕困难呢！我将要坚持不懈地学习处理政事，公也不要忘了多做示范，四方百姓才能世世代代享受安定的生活。）
　　接下来是周公拜手稽首（拱手叩头）作答词，表示一定要努力作好治洛的工作。周秉钧（1916-1993）说：
　　“本文旨在表扬周公谋国之忠诚和成王倚重周公之至意。君臣开诚，团结无间；庶殷闻诰，反侧潜消（殷朝遗民听说这篇诰文，也会暗中打消造反的念头），信为经国之大文也。”（《尚书易解•洛诰》题记）
　　《史记•燕召公世家》说：
　　“其在成王时，召公为三公。自陕以西，召公主之；自陕以东，周公主之。”
　　这就是所谓的“分陕而治”。陕，今河南三门峡市陕县。但据学者考证：“陕”应为“郏”之误。郏，就是郏辱阝（音夹辱），也就是洛邑。因而“分陕而治”，实为以洛邑为分界。也就是在这时，周公便坐镇洛邑，统治东方地区了。
　　通过以上的考察得知：修建洛邑原是武王的遗命，武王曾作过初步的规划。为了实现武王的遗愿，成王诏命召公和周公着手营建。一不是周公独出心裁，二有成王的诏命，三有召公的参与，岂是周公为了实现个人野心而搞的工程？洛邑建成后，周公劝成王住在这里，但成王把周公留下治理洛邑和东方的领土，自己却回去了。周公留下来是成王的命令，管理洛邑和东方领土是朝廷决定的分工，怎么说周公要搞割据？
　　讲到这里，又有一个事实连带地浮出水面：周公摄政七年，三年东征，一年作洛，从第五个年头就开始留在洛邑，他在成王身边能有多长时间？所谓“专王室”、“专断朝政”，不过是开始那短短的不到一年的时间而已，而在初期也并非是他个人的专断。《后汉书•桓郁传》说：
　　“昔成王幼小，……周公在前，史佚在后，太公在左，召公在右。中立听朝，四圣维之（四个圣人支撑局面），是以虑无遗计，举无过事。”
　　这是后汉人的推测，但应该合乎事实。辅佐成王以周公为首，但成王身边还有其他几位名臣，都是杰出人才，周公并不能独断独行，一手遮天。这还是头一年在朝中的情况，以后出去东征、作洛、又镇守在洛邑，对朝廷鞭长莫及，辅佐成王处理朝政，就以召公为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