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天池山多高:开国大典背后的故事

开国大典背后的故事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是一个庄严的日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的圆满举行，有多少人默默地奉献出了自己全部的智慧和心血。今天，这些当年鲜为人知的轶事终于一一展现在我们面前。

第一面五星红旗的升起

自动升旗的操作经历了千辛万苦。

这是一块普普通通的红绸布。如果没有那一天的那一时刻，它也许会被裁成衣物，或者被压入箱底。而如今：它静静地躺在中国革命博物馆的玻璃柜里。

“请毛主席升旗。”

保存在中央档案馆的钢丝录音带上，传出四十年前林伯渠主持大会的声音。保存了四十年的现场录音，依旧清晰如昨日。最可珍贵的是这盘带子没有经过技术处理，听起来如身临其境。

大会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升旗的这句话有个缺陷，站在他身边的的工作人员显然意识到了。于是小声提醒他：“请毛主席升国旗。”因此，林伯渠又大声宣布了一遍，其中增补了一个“国”字。

别小看这个“国”字，旗比国旗的外延可以宽泛很多，我们的国旗仅指这一面五星红旗。无奈林伯渠是代大会秘书长李维汉临阵磨枪的，对大会的礼仪还不那么习惯。幸亏很快就纠正过来了。

紧接着，话筒里又传出焦急的问话：“升旗的机关（按纽）在哪里？在哪里？你说呢？”

其实，电动升旗装置很明显，电钮开关上还分别注明了“升”和“降”。在天安门城楼上的人们不知道他们的自言自语会通过转播台扩散到空中，然后从全中国每一台打开的收音机里钻出来。

历史车轮终于滚到那一个庄严的时刻毛泽东扭动那枚电钮，把它旋到“升”的位置上。军乐队奏响了国歌。

一曲终了，那块巨大的红布缓缓上升，定格在二十二米的白色铁杆上。

在天安门前面东侧临时搭起的木板小屋里，大会指挥部办公室的几名工作人员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在国旗向上走的两分钟里，他们的心一直是悬空的。电动升旗在中国是第一次，如果发生意外，那可就不是一般的麻烦了。

电动升旗的点子据说是后来当过外贸部长的李强提出来的。因为，当时的毛泽东不可能从天安门上走下来，一下一下拉动绳子升旗。如由工作人员代升，那么，播音员丁一岚怎么好向人民宣布，第一面五星红旗正在由毛泽东主席亲手升起呢？

可是，电动升旗是怎么回事呢？

当时中国人几乎全都不知道这项技术。仅有个别人从外国画报上见过。问问建设局吧，他们承担了天安门广场的电线安装任务。

果然，有一个电力工程师答应试看。他叫林志远，他担任了开国大典升旗装置的总工程师。天安门旗杆工程是从一九四九年八月份破土动工的，边设计边施工。旗杆的土木工程比较简单。他们没有给国旗卫兵留出入口，卫兵出入都必须翻越栏杆，很不方便，这样延用了四十年。

旗杆的电气工程比较难，具体负责的工程师叫梁昌寿。他是这样设计的：根据升旗仪式和奏国歌需要的同步进行要求，在天安门城楼西南角安装了电钮，电线从这里钻进天安门城楼前的马路，然后架高一直延伸到旗杆处。大理石基座里藏有总开关，还有土造的计时器，可以控制升旗时间和速度。电线直达旗杆顶端。顶端呈球状，里面有正向、反向自动开关，正向开关启动控制红旗徐徐上升，反向开关启动降下国旗。按说，这样一套电动装置很圆满，是几位工程师凑了好几天才想出来的，不过，他们忘了一个关键开关。

九月三十日夜里，万籁俱寂，只有天安门广场有几个人影。施工人员正在对旗杆进行最后的调试。

这是第二次演习升旗了。第一次卡在旗杆中间。这一次，国旗升了上去，一直升到紫蓝色的夜空。

负责安装的工程师急了，两分多钟过去，上升节奏应该中止，怎么国旗还往上走？等到他们看清时，旗子已经被卷成一团了。哦，没有安终止装置。

但是，卷成一团的旗子下不来了。细细的旗杆支撑不住大人的重量，他们把在一边玩耍的天顺营造厂经理的孙子唤来，叫小孩子爬上旗杆，这才取下卷成一团的国旗。此时已夜深，梁昌寿和助手忙着安终止开关，一直搞到天亮。

整个电动升旗装置在十月一日早晨测试成功。大会筹委会主任周恩来请聂荣臻去检查升旗设施。聂荣臻握着徐博文的手，详细询问了电源保证工作，徐博文所在冀北电力公司负责对北平全市的电力供应。“我们采取了双电源的供电，没有问题。”徐博文多年与电打交道，十分有把握。

“如果双电源同时故障，怎么办？”聂荣臻又问了一句。

徐博文一时语塞。

聂荣臻说：“我们一定要考虑周到，万无一失，有备无患，这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随即，聂荣臻叮嘱一定要准备人工升旗，把到时候可能用绳子升上去的旗先隐蔽起来，派几名士兵守在旗杆下，万一断电或失灵，立即人工升旗。无论如何要保证第一面红旗在开国大典时顺利升起。

十月一日那天，徐博文亲自守在调度电话旁，监视电网运行，他手上有好几套应急方案，随时准备应付断电事故。他的身边，有一音量极大的收音机，当他从广播中听到雷鸣掌声、欢呼声时，他知道，五星红旗已经顺利到达了旗杆顶端。

第一队雄鹰飞过蓝天

七拼八凑才将就起来的一个飞行队。

空军参加开国大典的计划表于九月二十二日出台，比地面阅兵部队的组建迟了整整一月。此刻，距狂欢时间只剩下不多不少的二百小时了。“你们能出多少架飞机？”聂荣臻问军委航空局局长常乾坤。

“最多二十架吧。”

“要保证安全，要搞好，按时通过天安门。”

常乾坤认真的点了点头。

第二天，聂荣臻又把有关阅兵的空军官员请到自己这家中，研究落实空中受阅的具体安排。除了昨天出席会议的几位代表，还来了一位飞行员，叫安志敏。开国大典飞行时，他殿后，他驾驶教练机最后通过天安门。

南苑机场上，集中了五湖四海的飞行员和五湖四海的飞机。飞机不仅旧，而且杂，有Ｐ－51战斗机、有蚊式轰炸机、有Ｃ－46运输机，还有几架老牛式的教练机。这些飞机除了起义的外，几乎全是国民党遗弃的趴窝飞机，只能算是一堆零件，能展翅的早飞走了。因为是东拼西凑组装的飞机，所以即使是同一类型的飞机性能也各有差异，飞行员也是各有各的传奇故事，有起义的，有被派到新疆去学飞行的教官，还有老航校培养出来的第一代飞行员。临时凑起来的飞机和临时凑起来的人员，开始了受阅前的编队飞行。

代理领队邢海帆提出，机种复杂姑且不说，飞机又破又旧，人员彼此陌生，心里实在没底，能否在天安门试飞一下？

那里，北平刚刚和平解放，局势还不稳定，中国版图还有一大片掌握在国民党手中。解放军炮兵在城外训练都要在《人民日报》上登个广告，安民告示一下。飞机横穿市区，更不是儿戏，必须慎重。大会筹委会主任周恩来请示毛泽东，然后批准了邢海帆的要求。

我们的飞机太少，阅兵时忽啦一下子全没了，群众不满足怎么办？但是，执行战备任务的飞机已经实在不能再挪动了。

据原华北军区航空处处长油江回忆，军区参谋唐延杰给他打电话说，聂司令员指挥部希望你们飞机再飞一次，怎么样？

苏联派来的空军顾问是一个中将，他拿到空中阅兵方案后连说不行，飞第二次出了事怎么办？油江则坚持再飞一次的方案。他认为飞机在当时的中国很稀罕，让“观众”过过瘾不好吗？

苏联顾问的意见是对的，飞第二次其实实在是外行人的意见，太冒险。然而，我们的飞行员做到了。9架Ｐ－51飞过后，绕一个圈再续上九架慢腾腾的运输机，第二次通过天安门。

这是新中国第一次飞机受阅，旧中国也从来没有搞过。更何况五花八门的飞机，各有各的高度，各有各的速度，野马式的Ｐ－51翅膀一甩，就窜出四百公里了，而最慢的运输机，才爬行几十公里。另外，调度飞机也是一大难关，必须精确计算，谁在第一层，谁在第二层，差之毫厘将会失之千里。

空军参加检阅的计划图交到大会筹委会了。四种飞机三个高度，三千尺、二千五百尺、一千八百尺，通过检阅的时间精确到秒。航图规定所有的飞机在通县双桥铁塔尖会合，分出高度，编好队形，再飞向天安门。

四十年后，在当代中国空军卷中专门撰写开国大典时的空军这一章的陆文至大校坦率地说：开国大典的空中阅兵是个奇迹。别说当时，就是现在也做不到。建国三十五周年阅兵时，提前一年通知空军，而那时，只有一个月的提前量，然而他们却出色地完成也任务。

由于9架Ｐ－51战斗机飞了两次，17架飞机就成了二十六架。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下午四点整，阅兵式进行已经一小时了，南苑机场的塔台接到了位于台基厂的华北军区航空处油江处长的命令——飞机起飞。

此刻，天安门上空几乎没有风，天空湛蓝。坦克群正缓缓前进。突然，天空中热闹起来了。十七架飞机一掠而过，眼尖的人甚至看清了银白色机翼上的红五星。

让飞机和坦克同时出现在阅兵场上，是苏联顾问的主意，认为这是显示人民解放军强大的最佳时机。苏联的红场阅兵就这么干。苏联顾问站在观礼台上，不住地点头。

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笑着挥手向银燕致意。在这支精干的飞行队中，还有一个被周恩来称做国民党空军起义的带头人——刘善本将军。自他起义后，国民党空军先后有四十三架飞机、一百余人投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怀抱。单是刘善本原来所在的八大队，七年间就有十几个人驾机起义。一九六四年，经毛泽东亲自提名，授予刘善本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军衔。

受阅圆满结束，朱德总司令以他个人的名义在北京饭店宴请陆海空受阅代表。除了毛泽东，其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基本上都来了。邢海帆和几位空中战友连飞行服也没换，匆匆赶来。

朱德总司令举杯向空军祝贺：“从今天起，我才是真正的三军总司令了。”

参加宴会的人全都开怀大笑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