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道魅灵来厉:新闻话题 201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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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话题】能不能砸掉“开拓团”石碑阅读原文

能不能砸掉“开拓团”石碑据媒体报道，5名男子从北京出发，相约去砸方正县的“日本开拓团民亡者名录”墙，3日下午，5男子砸碑并向碑上泼油漆之后，被当地警方带回公安局接受讯问，并在接受批评教育后获释。不...全文↓

能不能砸掉“开拓团”石碑
据媒体报道，5名男子从北京出发，相约去砸方正县的“日本开拓团民亡者名录”墙，3日下午，5男子砸碑并向碑上泼油漆之后，被当地警方带回公安局接受讯问，并在接受批评教育后获释。
不过，很难说他们真的接受了“批评教育”，离开公安局后，陈福乐等5人向媒体表明：“石碑的事情肯定还要关注，只要它一天没拆，我们五个就还要去砸！”——给开拓团死者立碑如此令人不可容忍、必须砸掉吗？
“亡者名录”墙一出名就被砸了
2011-08-05 第 1753 期
今日话题
第一种立碑观：纪念亲人或歌功颂德
希特勒副手赫斯的墓碑
习惯概念中，立碑与“不朽”相联系
在我们传统文化中，为一个人立碑，是很重大很严肃的事，所以在文人笔下，把“树碑”和“立传”相提并论，立碑成了一种很崇高的待遇，仿佛得是岳飞这样了不起的民族英雄才能够享受立碑“待遇＂。此外对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也常常立碑纪念，与抗日有关的就有9.18纪念碑，梅花惨案纪念碑等等。
只有亲人和功德才配享有立碑
立碑在民间也是非常个人化、平常化的事情，给自己的亲属立碑自不必说，比如修路造桥建庙，一般也都会立块功德碑，把所有捐助者名字纂刻其上，电影《老井》的结尾也立了一块大碑，上面刻着每一个为老井村人打井做出贡献的人的名字。柯受良去世之后，凤凰卫视打算在黄河的壶口瀑布为柯受良建纪念碑。
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些林林种种的立碑，都离不开“纪念亲人”和“歌功颂德”的范畴。就算9.18纪念碑那样关于事件的立碑，实质也是纪念受难同胞（亲人）和歌颂国人反抗。
按这种立碑观，开拓团自然不可以立碑，碑该砸
开拓团尽管一定程度也是军国主义受害者，但它作为军国主义的一部分，自然配不上“功德”。而若是以“纪念亲人”的理由立碑，也应该让日本人来立才对。
这样胡乱立的碑，该砸掉。
第二种立碑观：“慰灵”即可立碑
遗孤：“养育之恩，永世不忘”
负面人物未必不可以立碑
墓碑的作用主要是供后人寻找到前人的埋骨之地，以便祭扫、缅怀，其性质更多的是属于私人用途，仅局限于逝者的后人对前辈的祭拜。纪念碑则有公共性质，纪念碑的纪念范围不限于死者家属，而是扩展至全社会，但如果说为死者建纪念碑仅仅是对逝者的颂扬，那么未免不是把纪念碑的意义肤浅化。
比如诺曼底海滩就有法国人为作为侵略者在此阵亡的德军士兵修建的陵园，园里建有纂刻死者姓名和生卒年月的石碑和十字架雕塑，而元朝入侵日本的登陆地博多湾，也建有“元寇慰灵碑”，给由江南水师和蒙族兵士组成的元军士兵“慰灵”。
方正县建的不是“纪念碑”
2005年两位教师砸了“汉奸”王直的墓，其中一位参与者说，“我砸就砸了，我觉得不会有什么后果的，如果王直的后人起诉我，我们就谈谈他们的这个汉奸祖宗。”问题是，墓碑是私人性质的，即使十恶不赦的人，他的后代也有祭奠和怀念他的权利，连希特勒副手赫斯的后人都可以为他建墓碑。方正县既然有公墓，立块墓碑当然没有问题。在方正县的“中日友好园林”，这样的墓碑有两块，一块是中方树立于1963年的石碑，上面写着“方正地区日本人公墓”，另一块是日本遗孤远藤勇1995年建立的花岗岩石碑，上面写着“中国养父母公墓”。也就是说，这个园林是有墓园性质的，在此“慰灵”说得通。
事实上，从照片可以看出，方正县被涂了油漆的并非带有“颂德”“缅怀”意义的纪念碑，而是一面刻字的墙，墙上写的是“日本开拓团民亡者名录”，是带有“慰灵”性质的。也就是说，所谓“保钓五勇士怒砸黑龙江日军开拓团纪念碑”，其实“日军开拓团纪念碑”根本就不存在。
慰灵性质的“名录墙”不必上升到辱华
开拓团作为日本对华遣派的殖民群体，无论其是不是老弱妇孺，也无论其是否洗脑受蒙蔽而来，都是日本侵略者的一部分，这毫无疑问。
但对于那些已经穷途末路，饥寒流疾，殁于荒郊野外的侵略者，方正人民不忍其尸骨散落于荒野，遂以仁善之心将其集整，然后刻录墓中亡者姓名，告之日本后人，这无论如何，也是“展示人类至善大爱”的行为，而不是自辱行为——虽然“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人的残忍”，但尸体也不可能再是谁的敌人了。
当年日本政府鼓动本国平民来到东北，1945年却又将自己的平民遗弃在东北，甚至他们的后人也因种种遗留问题难以回到日本，或者难以融入日本社会，日本遗孤群体在2001年曾为此起诉日本政府，而中国人民给他们中的死者建了墓地，甚至收养了不幸的日本遗孤，替日本政府完成了本应他们应履行的职责。面对这种事实，除非认为政府有权随意欺骗自己的人民，或者有所谓一将功成万古枯的“狼性思维”，否则无论如何，也只能把这看成是日本政府的耻辱，而不是中国人的耻辱。
按“慰灵”的立碑观，这样的碑不该砸
当然，也可以认为只要刻上名字就是碑，但并不是只要政府设立的碑都叫纪念碑，更何况，并不是一建纪念碑，就是表达敬仰和尊崇，否则法国诺曼底德军墓园里的石碑也就成了“纳粹战士纪念碑”。
至于方正县的“纪念碑”意义是什么，还是引用那段早该引用的“名录序言”吧：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日本侵华日军垦殖团1万5000余人集结方正，欲取道回国。因饥寒流疾，有5000余人殁于荒郊野外，简而掩埋。其间历经近二十年，方正人民不忍其尸骨散落于荒野，遂以仁善之心将其集整。1963年，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批准建设‘方正地区日本人公墓’，将尸骨埋于墓中。1984年，‘麻山地区日本人公墓’迁移至此。墓中亡者多无姓名，经各方努力，搜集部分，故今将墓中亡者姓名刻录，一为告之日本后人，其先人长眠于此，勿以忘之；二为展示人类至善大爱乃人性之根本；三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反思战争之危害，昭示和平之可贵。故立此名录，以警世人。”
可见，即使非要将这个名录墙理解为“纪念碑”，纪念的也不是日本侵华战争或者殖民主义开拓团，其意义正如墙上所说，“一为告之日本后人，其先人长眠于此，勿以忘之；二为展示人类至善大爱乃人性之根本；三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反思战争之危害”——以这三个理由建纪念碑，某种意义上说得通。
该不该砸与能不能砸是两回事
“砸碑五壮士”
你认为该砸，不代表你能砸
两种立碑观，彼此有冲突，但无绝对的对错之分。对于与开拓团有复杂因缘，曾收集过散落荒野的日人尸骨、养育日人遗孤的方正人民来说，仿法人为纳粹、日人为元寇立慰灵碑，不能说全无道理。但按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想法和中国的传统，这个名录墙确实不该立，也确实伤害了民族感情。
但是，即便认为碑不该立，应该砸掉，那么你就能去砸吗？当然不是，那样的话岂不会天下大乱，谁有什么主张都可以不顾规则，自行了断，成何体统？应该在规则允许的范围内，比如拉横幅喊口号什么的抗议都可以。在法律许可下行事，不但同样能得到响应，也增强了行动的正义性。
如果随意“强砸”，也可能随意就把自己的主张强加到别人头上
既然法律没有规定哪种立碑观才是可以的，那么持有任何一种立碑观都是可以的。如果一件事，大家观念不同，又涉及公共利益，那么就该民主决策，当然既然是方正县立碑，就该是方正县的民众来民主决策。方正县的多数人同意立，外县的人就不能去砸，否则就是把自己的主张强加到别人头上。
即便方正县的多数人不同意立，那也该通过程序把错误立起来的碑拆掉，而不是谁想砸就砸。
结语：“我认为是对的，我就要去干”，这种“血性”不是什么状况下都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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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头条】请问郎咸平，郭美美她妈是“股神”？阅读原文

郎咸平为郭美美辩解“真相” 被称为“良心教授”、出场费高达15万的郎咸平，这回搭上了郭美美这班动车。 “郭美美号”动车事故，让红十字会声誉一落千丈，据《羊城晚报》报道，深圳市红十字会副会长赵丽珍告诉羊...全文↓

郎咸平为郭美美辩解“真相”
被称为“良心教授”、出场费高达15万的郎咸平，这回搭上了郭美美这班动车。
“郭美美号”动车事故，让红十字会声誉一落千丈，据《羊城晚报》报道，深圳市红十字会副会长赵丽珍告诉羊城晚报记者：“郭美美事件”之后，该会收到的社会捐款几乎为“0”，除原先早有合作的一些定向捐款外，一个多月来唯一一笔捐款就100元。
郎咸平对郭美美的采访，被网友们戏称为“郎咸平接受郭美美采访”，因为整个采访过程中，郎咸平起着主导作用，郎咸平采访期间还主动帮助郭家母女澄清王军与红十字会的关系。
郎咸平说，如果王军是合法赚的钱，送什么礼物都没有问题，如果是官员，那肯定是贪污，如果是红十字会的善款被占用，则大家根本不可接受。但是紧接着，郎教授迫不及待地告诉郭美美母女，王军既然退出了中红博爱公司，他在中红博爱公司没赚到钱，因此送你这部车的钱，不是中红博爱的钱，肯定是他自己的钱。
采访到这里，我觉得，郎咸平和王军的熟悉程度，要远远超过郭美美和王军的熟悉程度了。
当然了，郎先生还知道，郭美美母女的假爱马仕包是在罗湖商业城买的，其熟悉程度，简直就是郎教授亲自帮他们买的。
说实话，整个视频采访过程中，我很替郭母捏一把汗，生怕她说错了五只深市老股票的名称，我能感觉到当时郎咸平教授也非常紧张。还好她完整地叙述了五只股票。
郭登峰称，1990年郭美美还没出生时，她在深圳就已有两套房子，几百万现金。她进一步解释称，她是靠股票起家的，在深交所只有5只股票的时候，她就已经入市了。
面对郎咸平的追问，郭登峰还历数了这五只股票的名称，分别是"发展、金田、万科、安达，还有一个原野"。郭登峰称，虽然当时只有几万块钱，但她几个月就赚了几百万元，因为那时候一只股票一天可以涨几十块钱。
资料显示，郭登峰所提到的这五只股票，应该即为"深市老五股"。深圳证券交易所于1990年12月开始试营业，深发展、深万科、深金田、深安达、深原野等5只股票先后诞生，由于这五只股票于深交所试营业前就在深圳特区证券公司公开柜台上市交易，史称“深市老五股”。
郎咸平的采访，揭开了中国证券史上的一个惊天大秘密，原来，潜伏十余年从未现身的股市大鳄，就是鼎鼎大名的郭美美她妈。她经历了90年代的深圳原始股疯狂，又经历了随后的股市崩盘，再到2001年的2200点，随即经历了2005年6月的998点，又经历了2007年10月的6124点，然后到了2008年的1664点。
如此种种，郭登峰女士当称中国股市第一人无疑。她是二十余年来中国股市唯一的幸存者，在她那个年代名动江湖的杨百万，现如今已经被人评为“靠讲课、卖书、卖软件赚钱，做的股票尽赔钱”，而当初的上海滩三大猛人：阚治东、蔚文渊、管金生，都先后遭遇牢狱之灾或者下岗之不幸，淡出了江湖，只有郭登峰女士仍然屹立潮头，成为中国股市二十年来的一朵奇葩。
让所有大佬黯然失色的“股神”
且让我们回顾下历史，那是在1990年，郭美美还没出生时，靠5万元起家，几个月赚到几百万巨款的郭美美她妈，成功登上了中国社会各阶层的金字塔顶端。
而那时，后来名动江湖的证券市场大鳄们，都还嫩着呢？
1990年，庚午马年。
这一年，曾经给中国股市留下过浓重印迹，担任过证监会主席职位，现任央行行长，在万千股民心中留下深刻印象的周小川42岁，正出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委员，出版了《外贸体制改革的探讨》、编译了《经济改革中的争议性问题》。
这一年，现任的证监会主席尚福林39岁，正在中国人民银行任职。
现如今的地产巨头万科，这一年已经完成了股份化改造，不过还是以外贸为主，刚刚踏进地产行业门槛，多元经营企业，当家人王石39岁，正因私人原因并不在工作岗位上。
那一年，阚治东也才38岁，出任申银万国证券公司总裁职位，在行业内威名赫赫。后来因为炒股只赚2毛钱，所以得到了一个“阚二毛”的浑号。也就在1990年前一年，阚治东刚刚通过收购一家北方信托投资公司1000多万元的国库券，赚到百万元的利润，为申银公司的原始积累打下了底子，一时被业界称道，但是，如果他知道，郭登峰女士几个月就已经赚到了数百万元了，相信那时候他就会自惭形秽，退出证券业了。也就不会有后来的牢狱之灾了。
这一年，王亚伟—现如今最牛的基金经理，只有19岁，刚上大学，还在清华的校园里厮混。直到1994年，王亚伟才进入中信国际合作公司。他在这家公司工作了一年，最后的三个月开始接触证券投资业务。1995年基于对证券投资的兴趣，他进入了华夏证券公司，在当时全国最大的证券营业部：华夏证券北京东四营业部任研究部经理。又过了三年，国内的基金业开始启动，王亚伟跟随当时的营业部总经理后来的的华夏基金总经理范勇宏加入筹备组，4月份公司就成立了。
如果当时王亚伟认识郭登峰女士，相信他会拜郭女士为师，也免去了后面那么多年的煎熬，直到2006年才出人头地，成为基金业“一哥”。
那一年，赵丹阳—后来被称为华人圈”私募教父“，也只有十八九岁，正在全国最美的校园厦门大学里晃悠。这时的他，绝对不会想到，在19年以后，他将花费211万美元的天价，只为和一个快80岁的老男人—巴菲特共进午餐。当然，如果他当时知道郭女士的业绩，他肯定宁愿把这笔钱用来和郭登峰女士共进晚餐，顺便送郭美美两个爱马仕包包。
那一年，现在国内最大的私募，重阳投资的掌舵人裘国根，还在人民大学攻读经济学硕士，3年后他才加入君安证券。1996年在深圳开始自己的职业投资生涯，2001年转战上海，创办重阳投资。2008年裘国根以14.6亿元的身家列福布斯中国富豪榜第328位。目前重阳投资掌管的资产接近150亿人民币。
这一年，张近东27岁，以10万元自有资金，在南京租下一个200平方米的门面房，取名苏宁电器，专营空调。如今苏宁电器总市值约840亿元。
那一年，黄光裕21岁，已经开始脱离中间商，与厂家直接接触，创造包销制，并把自己的几家小门店名称统一叫做“国美”。如今国美电器总市值约330亿港元。
这一年，将会给中国股市带来巨大冲击的德隆系灵魂人物—唐万新26岁，运气不佳，他们兄弟，第一桶金是通过搞彩扩业务赚到的，大约赚了60万，后来两年虽涉足宾馆、电脑打字、名片制作复印、贸易、小化工厂、锁厂、服装自选店等诸多领域，但全都效益惨淡，公司银行账户上只有3万元，而欠多家银行贷款和个人借款总额就达180余万元，工商银行甚至诉讼至法院处理。
后来德隆帝国鼎盛时，非法吸存达460亿，德隆帝国轰然倒下时，唐万新如果认识郭美美她妈，一定会学2008年金融危机时高盛的两位高管那样，跑到郭女士的家里，差点跪下，求她拯救德隆帝国。
那一年，将给中国股市制造惊天大案、将成为最知名庄家的吕梁34岁，还在媒体写文卖字。他后来的中科创业操纵案崩盘，如果他当时认识了郭女士，相信中科创业的美梦不会破灭，K先生也将成为一个传奇。
那一年，魏东23岁，刚从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国民经济管理系本科毕业。
这一年，郎咸平还没出名，他是四年后才到的香港中文大学任教。当时还默默无闻，直到十年后的2004年，他采用了最为传统的财务分析方法，痛陈国企改革中的国有资产流失弊病，质疑某些企业侵吞国资，并提出目前一些地方上推行的“国退民进”式的国企产权改革已步入误区。引起巨大的影响，被称之为“郎旋风”。 2010年，郎咸平被环球日报评选为最具有良心的“中国十大直言君子”之一。2010年12月，被30多万网民自发推举、票选为“中国互联网九大风云人物”之一。
如果1990年，郎咸平就认识了郭登峰女士，他在1994年就该享有比现在更高的声誉了。
这些后来的大佬们当时都还很嫩，嫩得像春天里刚刚冒出地面的笋尖，可是郭登峰——郭美美她妈，已经完成了数百万元的原始积累。
这些大佬们，后来如意的姑且不论，后来不如意的，他们最大的失败，就是不认识当时的资本市场顶尖人物，中国股市二十年来唯一的幸存者——郭登峰女士。
所以，感谢郎教授，终于发掘了中国资本市场上的一个伟大奇迹，中国股市隐藏最深的“股神”——郭美美她妈。
哪只老五股让郭妈妈暴富？
我们做了一个统计，摘取深圳老五股1990年的股价数据，从下表中可以看到，深圳老五股，基本上其上涨的周期是一致的，除深发展之外，万科，金田、安达、原野四只股票的主要涨幅都在1990年4月到10月期间，而深发展的上涨周期较长，是1990年初到当年10月，其中涨幅最大的为深发展，涨幅20倍，如果用5万元投资深发展，从1990年初拿到10月份，中间持股不动，在最低点买入，最高点卖出，可以赚取100万元，如果5万元平均分配买入五只股票，则累计收益为11倍，也就是说5万元平均投入五只股票，最低点买入，最高点卖出，获得的收益为55万元。
所以，我们不能不惊叹，郭美美她妈妈神奇的操作能力。及其对股价高点和低点神奇的把握能力，如果郭登峰女士真的是依靠几万元，在几个月期间赚取了几百万元，那她绝对是中国股市的绝顶高手，王亚伟、裘国根、赵丹阳、吕梁、唐万新、等等，在郭登峰女士面前，都是浮云。
如果那时候有胡润百富榜，那郭登峰女士该排第几呢？可惜胡润来晚了。
这是一个奇迹，它就是发生了，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
深圳老五股，1990年涨幅数据
股票名称
时间
初始股价
最高股价
涨幅
深发展
1990.1-1990.4
2.8
11
290%
1990.4-1990.6
11
24
118%
1990.6-1990.10
24
62
158%
累计涨幅
2114%
股票名称
时间
初始股价
最高股价
涨幅
万科
1990.4-1990.6
1.3
7.5
476%
1990.6-1990.10
7.5
17.19
129%
累计涨幅
1222%
股票名称
时间
初始股价
最高股价
涨幅
金田
1990.4-1990.6
24
81
237%
1990.6-1990.10
81
215
165%
累计涨幅
795%
股票名称
时间
初始股价
最高股价
涨幅
原野
1990.4-1990.6
13
52
300%。
1990.6-1990.10
52
143
175%
累计涨幅
1000%
股票名称
时间
初始股价
最高股价
涨幅
安达
1990.4-1990.6
1.5
8
433%
1990.6-1990.10
8
20.89
161.13%
累计涨幅
1293%
数据来源：本报资料整理、《股市风云二十年》 作者：肖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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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力乱神】陶沙：官员“艳照门”不能止于调查阅读原文

7月31日，两则分别爆出官员“艳照”的网帖，在各大论坛迅速成为舆论焦点。云南省昆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收费管理处副处长成建军，河南省汝阳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马占标，均因此身陷“艳照门”。昨天，昆明市公安局否...全文↓

7月31日，两则分别爆出官员“艳照”的网帖，在各大论坛迅速成为舆论焦点。云南省昆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收费管理处副处长成建军，河南省汝阳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马占标，均因此身陷“艳照门”。昨天，昆明市公安局否认发布过“成建军三张艳照均为人工合成”的消息。而汝阳县人大办公室负责人表示，马占标涉“艳照门”一事不属实。(《北京晨报》8月4日)
官员“艳照”不能止于调查
官员“艳照”事件频频，不是被相关部门查到的，而是被百姓无意中发现的。很显然，在现实生活中没有被发现的还有太多太多，由此可以想象得出官员的私生活有多丰富，有多糜烂。在这样的现实语境下，官员道德的下降严重也是无需争议的结果。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一旦有官员负面消息的曝光，单位领导，甚至上级部门首先考虑的不是公布真实情况，并处理当事人，而是从保护的角度向社会公众否认事件的真实性，并将涉事官员换个工作岗位。倘若公众能够就此罢休，这事也就不了了之；一旦公众不依不饶，甚至公开证据，不得已之下，相关部门才会答应彻查此事，最后，涉事官员被处理了，政府部门的公信力也下降了。而百姓呢？通过一场场“斗争”下来，智慧不断增长，经验逐渐增加，随时准备着下一次的“战争”。因此，官员“艳照”也不能仅仅止于调查，政府部门要主动出击，对于被百姓或者媒体曝光的事件，要按图索骥、顺藤摸瓜，查出看不见的真相、挖出想不到的隐情，给公众一个交代，也给当事官员“当头棒喝”。□陶沙
昆明“艳照门”缘何从事件变成话题
香艳的事件，确实容易成为大众津津乐道的话题，但背后是不容亵玩的官员腐败和纪律问题，这个道理相信谁都懂，昆明调查这件事的官方更不例外。那官方就更应该在这类事件被嘈杂的舆论层层发酵之前，以严谨的态度，给公众一个确实的交代。真相迟迟不出，处理也迟迟不见，任由各种声音出现又否认，涉事者也就在这种拖延中安然继续享受着手中的权力，这样的处理态度无疑是对公众监督的极大漠视，其目的又是为了在公众耐性的消磨中，逃避些什么呢？
一些政策的制定和出台过程中，常有部门习惯用“某某曝”来试探舆论，这次昆明“艳照门”的走向，让人不得不怀疑，处理这事的官方是否也因循了这样的思路。而从反复出现的正反声音看来，对舆论的试探无非指向两方面———这事是不是真的？要不要对成建军予以处理？可是，这事毕竟不是政策的制定，存在一个各方利益博弈的问题，这就是一个非此即彼的寻求真相和处理结果的问题。如果说，这件事里存在什么利益博弈，那就是官员个人的仕途利益，和公众的公共利益。只是，这两者之间的博弈谁该胜出，难道还需要试探舆论予以权衡吗？这样的权衡，说到底还是为了保护涉事官员，可“艳照”一旦确认属实，对成建军的保护无疑就成了一种可耻的包庇，这是地方政府在处理地方官员贪腐问题上最不该有的态度。□丁寅
淫乱视频咋搞成了“周老虎”？
昆明市发改委官员“艳照门”事件俨然发展成“周老虎”了，不妨再简单梳理一下事件概况，以便大家鉴定：
7月31日，淫乱视频刚出炉，昆明市发改委官员成某随即称“图片系PS”，并请求论坛管理员删除艳照帖子。随后，昆明市发改委工作人员回应称，“艳照门”视频与发改委毫无关系，且已报警。
8月3日，记者再次致电昆明市发改委时，发改委称已就此成立工作组，新闻发言人刘兴贵向记者确认，“艳照网帖”事件是一起突发性事件，而成建军确为艳照门的男主角。
8月3日晚，云南网上出现一条消息：“记者从昆明市公安局获悉，经昆明市公安局刑事技术检验部门检验认定，近日在网络上传播的昆明市发改委‘艳照门’三张图片均为人工拼接修改后形成。”应该说，云南网这个消息具备相当真实性和权威性。
但仅过一夜，也就是8月4日，昆明市公安局新闻办称：没有发布过相关信息。这样的话，昆明有关部门忽左忽右的表现，俨然让一件简单的事情变得一团乱麻。
我之所以说这件事并不复杂，道理很简单，即鉴定图片是否系PS，如果是，则证明成某乃至发改委清白；如果不是，成某当接受相应处罚。倘使官方不抓核心问题，而要像当年陕西有关方面对待“周老虎”一样，纠缠于无关紧要的枝叶，可能最后舆论彻底沸腾了还难以搞清照片的真伪。可以肯定，这样闹腾下去，于政府的公信力和形象都将是不小的打击。□邓子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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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思考】司法激烈对抗民意不是明智选择阅读原文

随着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李昌奎案件再审程序的启动，人们突然发现，原来李昌奎案件并不只是孤案，而是在很多地方都存在。很多作案手段更为残忍的案件，罪犯最后都被判为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正是因为李昌奎案件的示范...全文↓

随着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李昌奎案件再审程序的启动，人们突然发现，原来李昌奎案件并不只是孤案，而是在很多地方都存在。很多作案手段更为残忍的案件，罪犯最后都被判为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正是因为李昌奎案件的示范作用，这些案件中被害人的家属，纷纷向法院提起了要求再审的请求。
对于各地出现的再审请求——即所谓“翻案风”，华南理工大学葛洪义教授指出：第一，在存在再审制度情况下，提出再审是相关当事人的权利，无可厚非；第二，法官是否被民意裹挟，是假问题，民意动摇不了法官独立，法官不独立，是因他有太多领导而非群众；第三，“翻案风”或会促使反思司法制度，毕竟判决不稳定社会也不会稳定。
这是目前所见的法律界人士对“翻案风”的最为完整的解释。但是，这还不够，因为对于那些已经近至门口的再审，我们该如何看待？从目前情况看，所有的要求“翻案”的报道，都没有说这些“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判决是因为司法腐败。无论是云南省高院的李昌奎案件、赛锐案件，还是广西桂林的梁勇案，从专业人士的视角来看，缓期两年执行的理由也是可以成立。但是为何通过合法程序的判决结果，民间无法接受，而是要一而再、再而三的通过再审程序要求判处被告人“立即执行”？
或许，这就是法学界和媒体界经常提及的民意与司法的紧张关系。在普通民众的印象中“欠债还钱、杀人偿命”是天经地义的，哪一天如果欠债不需要还钱，杀人也不能偿命，这意味着我们的法律制度就出现了问题。药家鑫案件因为受到了社会关注就被判处死刑，李昌奎案件吸引了公众的眼球也获得了再审，“那么为什么杀死我亲人的被告人却能‘缓期两年执行’”？这恐怕是绝大多数被害人家属的感觉，也是公众对此类案件的一个反应。换句话说，这意味着目前“少杀、慎杀”的刑事司法理念与“杀人偿命”的民间传统观念产生了激烈的碰撞。
要让接受“杀人偿命”观念的民众接受“慎刑”的理念，这可能是比较难。这是因为，民众对于法院的判决持不信任态度，认为不判死刑并不是因为“慎刑”，而是因为被告人“有关系”。从这个意思上，通过法院独立审判，重建法院的公信力是缓解“翻案风”的一个重要途径。
但是必须要指出的是，即便是再为独立和专业的审判，大众逻辑和专业逻辑往往会出现碰撞——在面对死刑这一根本上，更是如此。因此，仅仅冀希望于法院的独立审判，可能并不是一个最好的办法，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会进一步激化司法机构与民意的关系——“凭什么我们老百姓认为必须死的罪犯，你们司法机构却要对其网开一面？”
既然民间都持有“杀人偿命”的理念，作为人民意志体现的法律，自然也赞同这个观念。为何作为法律的执行者，却要与民意相悖？在我们看来，要化解民意与司法机构的紧张关系，更为可行的办法是通过设立一个程序来吸收民意，而不是一昧祭起专业化的大旗来对抗民意。
事实上，英美法上通行的陪审制度就是这样的一个制度设计。毫无疑问，英美等国的司法机构与我们的法院相比，其在审判上更具有独立性。为什么这么独立的审判也能保障民意与司法不至于有较大的冲突？陪审制度在其中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它是缓解专业逻辑和大众逻辑的缓冲器。以美国轰动一时的辛普森案为例，最终陪审团决定辛普森无罪，而该判决也得到了美国民众的支持。为何？因为通过陪审团制度，民意在某种程度上也输送到了法院的专业化审判之中。
因此，对于中国的司法制度而言，要减少“翻案风”，加强法院的专业能力，保障法院依法行使审判权固然是有效的办法，但是更为重要的是要找到一条司法吸纳民意的途径。建立陪审团制度或许是一个可行的办法。唯有如此，民意才不会被滥用，而法院的判决也能够得到社会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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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危机】侯东民：别对中国老龄化危言耸听阅读原文

侯东民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当前，有关中国“人口红利消失”及老龄化危机的认识思潮，以盲目类比而完全背离了中国现实。这一思潮最令人担心的是无视庞大人口当前、今后对中国发展的不利影响。多方...全文↓

侯东民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
当前，有关中国“人口红利消失”及老龄化危机的认识思潮，以盲目类比而完全背离了中国现实。这一思潮最令人担心的是无视庞大人口当前、今后对中国发展的不利影响。多方面国情使我国老龄化效应远弱于西方。随经济发展，人口规模滞后效应日趋显现，值得中国人口战略深刻认识、高度关注。
劳动力还是剩余
一些人渲染人口问题已经消失，劳动力短缺时代已经来临，乃至称中国很快需要引进1亿劳力。近年作者一再指出，1957年中国耕地达到峰值农业劳力仅1.9亿，至今耕地减少数亿亩，化肥、农药、机械已大量使用。但农业劳力当前近5亿，其中一产劳力3亿。假设以粮食为主的农业1957年以来生产率仅提高一倍，当前一产劳力仅需1亿。加上城镇下岗者数千万，不难估计当前中国剩余劳力不少于2亿。
近年的民工荒是企业只利用劳动者生命最年轻时段并随时弃用城乡40、50劳力的结果。弃用农民工年龄更低，而35岁以上劳力占总劳力近60％。在这种状况下，高呼劳动力短缺，实在匪夷所思。
近年的民工荒不是什么刘易斯拐点，恰反映了劳动力大量剩余，以及维护劳动者权益社会还有许多必补课程。世界上没有一个老龄化国家只用年轻劳力。40、50上岗是中国出现刘易斯拐点最起码的条件。随着年轻劳力吸纳殆尽，市场力量也将教会中国企业善待中年劳动者的劳动权。
在迄今存在大量剩余劳力情况下，近年流行的所谓人口红利及其消失说完全背离了现实。近年经济发展得益于廉价劳力是人口红利结果的看法在社会广泛流行，其实纯是无稽之谈。刘易斯拐点论提示，决定发展中国家劳力价格的只是剩余劳力多寡。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劳力无时不廉价，印度不在人口红利期，劳力更廉价。至于提到中国人的高储蓄，在“3人活5人干”时，只会产生损益，不会生出人口红利。
转型期就业形势更要担心
近年国内外都有人热炒印度将因人口红利超越中国。其实，低收入时不明显的人口规模效应随着经济、城市化发展，人均消费水平提高，影响将成倍放大。因人口差异中印与日韩这种影响无疑完全不同。本世纪中印崛起必是两国人口增长滞后效应充分展现的时期。
中国经济规模目前相当于美国、德国、日本之和的1/6，劳动力为三国总和的三倍。2020年左右世界人口80亿左右，中印两国劳动人口就达20亿，其潜在生产能力足以供应几个地球。无论如何，对中国仍待转移的数以亿计的农业劳力而言，今后依赖劳动力密集性企业转移，难度越来越大，而经济降速、产业升级、增加海外投资以及后来者的竞争，均会影响劳动力转移进程。
从国际老龄化情况看，当前西欧多国老龄化水平超20%，日本达23%，相当于2050年中国水平。这些地区老龄化进程中迄今均不见学者一直疾呼或依据以判断中国今后就业形势的劳动力短缺。相反，1980年以来西欧失业率一直在8%~10%徘徊，其原因是经济日益依赖科技进步而不依赖甚至排斥劳动力增长，加上其他因素，导致发达国家1970年代以来(人均GDP高于5000美元后)经济调整与产业转型明显，对日本而言更与其成为世界工厂后所致经济转型有关。
目前中国已成新的世界工厂，人均GDP接近5000美元，劳动成本上升在逼迫经济转型。上述日本等发达国家经济调整、失业增加趋势今后在中国如何表现，很值得关注。
中国老龄化完全不同于西方，至今附着大量剩余劳动力。有多方面理由对中国经济转型中的就业形势更表示担心。因为对比日本，中国经济转型不仅是高端产业尚无足够实力，更在于与庞大人口相联系的中低端产业规模空前巨大。
假设经济转型使中国的高端产业达到今天日本经济规模，按日本水平仅涉及6000万劳动力；内生一个美国经济，涉及劳力也只1亿略多，另外还有7亿~8亿劳力。日本1亿人口的经济转型可以轻易抛弃纺织、制鞋等低附加值产业，实现大量工厂外迁，中国是无法想象的。作为新的世界工厂，中国经济转型非日本可以比较，转型期怎样走出这种状态，是全新的问题，对劳动就业的影响尤其值得进一步观察。
与西方老龄化特点不同，中国老龄化与大量剩余劳动力问题并存，必将是较长期最基本特点。西方、日本老龄化迄今与失业增加相伴随，说中国很快出现劳动力短缺，更是杞人忧天。真正值得关注的中国相关问题，恰是大量剩余劳动力下的经济转型必将使近30年农业劳动力快速转移时代面对转折，中长期就业形势依然严峻。从这一角度看，中国劳动年龄人口逐渐减少，即所谓人口红利消失，毫无疑问相当长时期内起的正是舒缓就业压力的积极作用。
老龄化效应中国远弱于西方
迄今对中国老龄化的危言耸听，不仅对就业形势判断诸多错讹，针对“未富先老”对社会负担问题分析也是表面的、站不住脚的。
老龄化的社会负担主要取决于社会保障状况。西方老龄化时已是高福利社会，社会保障一般占GDP25%左右。中国目前仅6%，每月每人55元的新农保出台也仅约占GDP千分之几。因此，“未富先老”下中国社会保障是从较低水平起步，这意味着未来中国有充分余地吸取国际经验，通过控制社会福利占GDP比例，使福利增加与未来经济及老龄化发展相适应。只要这一比例控制适当，社保收支本身因年龄结构变化未来有一定亏空，国家也有能力补充。
此外，中国的福利调控还是社会保障从无到有、从少向多过程中的调控。因“未富先老”渲染中国似乎面对更大老龄化危机，完全不切合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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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之祸】人民日报：“消极腐败”是政党致命伤阅读原文

本报评论部 “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执政70多年的墨西哥革命制度党一度被指为“贪污党”下台，“腐败政治”也接连引发菲律宾兵变、泰国骚乱、突尼斯政变，人们坚信腐败是执政...全文↓

本报评论部
“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执政70多年的墨西哥革命制度党一度被指为“贪污党”下台，“腐败政治”也接连引发菲律宾兵变、泰国骚乱、突尼斯政变，人们坚信腐败是执政者大敌。苏共的政亡人息，东欧的一夜剧变，政权的更迭更深刻警醒我们，黑色腐败同样会对红色肌体产生极大腐蚀。
对腐败的严重危害，我们党一直高度警惕。防止因腐败导致政治风险，更是我们党始终关注的重点。毛泽东曾告诫全党：腐败现象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基本乱源，轻则引起群众的反对和不满，重则导致党和国家改变颜色。胡锦涛也一再告诫：“和平建设时期，如果说有什么东西能够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的话，腐败就是很突出的一个”，并在“七一”重要讲话里，把“消极腐败”视作我们党急需直面解决的“四大危险”之一。
腐败的特征是公权谋取私利，必会滋生特权、涣散党心，进而背离党的宗旨、改变党的性质；腐败的性质是掠夺群众利益，必会疏离党群、激起公愤，进而丧失民心、失去政权；腐败的过程往往扰乱资源流动，必会破坏经济秩序、干扰经济运行，进而影响改革进程、妨碍社会发展。长期执政下的中国共产党，必须直面腐败这一最大危险。
发展中国家的转型期，急需给权力套上制约的笼头；行政管理与市场经济的磨合调试，潜伏着寻租的隐患；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繁荣与发展，增加了腐败的诱因……这是中国躲不过、绕不开的“成长的风险”。如果腐败现象蔓延，必定破坏党风清正，使队伍精神懈怠、人心涣散；腐败文化存在，必定驱使“能力”走向歧途，让“精英辈出”、“能力非凡”在错误轨道上产生更大危害；腐败思想滋长，必会导致以权谋私的恣意，令干群“鱼水关系”变成“油水关系”甚至“水火关系”。今天的中国，要应对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四大危险”，必须坚决根治腐败。
既要绝不姑息地惩处那些明目张胆的大贪小腐，也要积极铲除腐败期权化、潜规则化等现象；既要坚决制止那种以侵害群众利益捞取升迁资本的个体行为，也要杜绝那些以集体之名催生的“权力部门化”现象；既要堵塞“建好一条路，倒下一批人”的制度性缺失，也要警惕“廉洁不香、腐败不臭”的腐败文化的弥散……这也是为什么，总书记在“七一”讲话连用四个“更加”强调反腐倡廉的紧迫感：更加突出的位置、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坚决的态度、更加有力的举措，唯其如此，才可能打赢反腐这场生死存亡仗，在人心向背的抉择中赢得民心。
62年前，重庆解放前夕，身陷囹圄的红岩烈士们，面对敌人屠刀，留下一句警示后人的“狱中嘱托”———“保持党组织的纯洁性，防止领导成员的腐化”。20多年前，邓小平曾经指出：“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这些嘱托与警告时刻提醒我们：执政地位绝非一劳永逸，惩治腐败方能长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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