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阳师酒吞童子和荒川:新闻话题 2011-8-9

新闻话题
【今日话题】PX出事会摧毁大连吗阅读原文

PX出事会摧毁大连吗 8月8日，台风“梅花”过境大连，冲垮了大连一家化工厂正在兴建的防潮堤坝。而这防潮坝所防护的，正好是去年716大连炼油厂大火附近的福佳大化的PX项目。一听说是近年引发广泛安全性担忧...全文↓

PX出事会摧毁大连吗
8月8日，台风“梅花”过境大连，冲垮了大连一家化工厂正在兴建的防潮堤坝。而这防潮坝所防护的，正好是去年716大连炼油厂大火附近的福佳大化的PX项目。一听说是近年引发广泛安全性担忧的PX项目要出事，不少当地人急急忙忙宣称要逃离大连。
幸好，“梅超风”只是掠过了大连，而非直接登陆。不少人庆幸溃坝事故最终未酿成大祸，但却为据说“PX罐距离溃坝处仅仅数十米”感到后怕，假如PX罐真的爆炸或泄漏，大连真的会如传说中就此毁掉吗？自2007年厦门PX项目风波以来，人们对PX就畏之如虎，究竟有无必要？
大连福佳PX项目中巨大的苯罐
2011-08-9 第 1757 期
今日话题
假如PX项目爆炸或泄漏，大连会毁掉吗？
PX项目防潮堤坝被冲溃
关于PX爆炸威力的传说是无稽之谈
在去年大连“716”大火的相关报道中，不少记者就对PX项目的安全感到忧心忡忡。有篇报道是如此描写的——“PX罐一旦爆炸，不但在场的所有消防人员无一能够幸免，就是50公里之外的大连市区，也顷刻毁灭，那将是世界上最大的PX爆炸事故。 ”“‘所谓的‘危险化学品’，最危险的无过于令人闻风丧胆的‘PX项目’。那是众所周知的‘终极绝杀’，一旦被引爆，对600万大连人就是‘秒杀’。”…[详细]
这种描写，简直是说几百万大连民众往阎王那都走了一圈，才侥幸回来。不过这种夸张的说法，其实可能还是来自3年前厦门PX项目风波的印象。当年流传的说法是——“1000枚瞄准台湾的导弹，也远远抵不上对二甲苯储存罐爆炸的威力。”
按上述说法，何止TNT炸药远比不上PX，这威力简直都赶上原子弹了。
事实上，所谓PX的中文名称为对二甲苯，实际上连爆炸物都算不上。虽然它是一种易燃液体，但只有其蒸气与空气形成爆炸性混合物时，遇明火、高热才能引起燃烧爆炸。而在常温下，PX是液体。所以爆炸的可能性很低。
而作为易燃物，PX烧着的机会是不小。氧化后的产物是一氧化碳和二氧化碳。2000年，国内某化纤厂一套25万吨/年PX项目就曾发生过严重火灾。主要是设计上有欠缺，塔底没有切断阀，火焰超过100米，烧了10几个小时。这是一次重大的事故，3名操作工人遇难。这可能是PX项目在我国最为严重的事故。
但不管怎么说，与传说“秒杀”600万人的恐怖爆炸相比，PX的威力完全不是那么回事。“顷刻毁灭大连”只是无稽之谈。
PX泄漏也无需过于恐慌
那么，如果PX不是爆炸而是泄漏，会引发何种程度的事故呢？污染程度会相当于一场恐怖袭击吗？
这也属于过于夸张的说法，PX并非什么特别的化合物，与其他的化学品同样会有运输、贮存过程中的翻车、泄漏，火灾等意外污染事故。 一旦PX大量泄漏，处理人员早已有了完善的处理原则：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泡沫覆盖，抑制蒸发。用防爆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迅速将被二甲苯污染的土壤收集起来，转移到安全地带。对污染地带沿地面加强通风，蒸发残液，排除蒸气。迅速筑坝，切断受污染水体的流动。
前年浙江就有过一次对二甲苯罐泄漏的事故，基本就按这个流程来操作。PX的毒性，还不至于到无法处理的地步。
国际公认PX属低毒物质，无证据显示“高致癌性”“高致畸性”
在关于大连PX项目的种种说法中，有一种颇为流行——“这种巨毒化工品一生产，大连意味着放了一颗原子弹，大连人民以后的生活将在白血病、畸形儿中度过。我们要生活、我们要健康！”
这实际上来自07年厦门PX项目反对者为鼓动市民支持而发的短信，只不过把厦门改成了大连。这个看起来非常夸张的说法，或许来自反对厦门PX项目的厦门大学教授赵玉芬，她曾对媒体称“PX属危险化学品和高致癌物，对胎儿有极高的致畸率。” 但这个说法并未得到国际公认。
事实上，PX是一种基础的有机化合物，对它毒性的研究国内国际已经做得相当多。在多个版本的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都明确称其为低毒物质。急性中毒时可出现眼结膜、咽充血、头晕、头痛、恶心、呕吐、胸闷四肢无力、意识模糊、步态蹒跚等症状；慢性影响则是长期接触下会有神经衰弱综合征，女工有月经异常等等。在致癌方面，美国国家环保局(US EPA)和国际癌症研究署(IARC)均未把二甲苯列为致癌物质。有说明书提到致PX“可能会致畸”，但除赵教授外并无“对胎儿有极高的致畸率”的说法。
生产环节的中间物质反而值得重视
在昨晚央视的节目中，记者提到在距离大坝仅仅20米的地方，除了看到PX罐，还有苯罐。按同为反对厦门PX项目的厦门大学教授袁东星的说法，苯、硫化氢等PX生产中产生的中间物质的污染才最令人担忧的。
确实，苯、硫化氢的毒性要比PX本身强得多，如果要讨论PX项目产生的污染到底有多大，那么这些物质才是最值得研究的。不过，作为化工厂，不排污染物是不可能的，芳烃类、硫化物已经在大气中有固有浓度。但根据实测研究，通过环境标准、中毒浓度、防护距离及健康风险评估分析，大连PX项目在正常生产运行的工况下，对大连市内空气污染的影响是非常小的，不会对市民的健康有任何影响。
类似05年吉林双苯厂的爆炸事故会再出现吗
在反对PX项目的各种线上线下活动中，2005年11月吉林双苯厂爆炸是必提的。很多报道中都有人提到，“引起的松花江污染事件，连俄罗斯人都胆战心惊，罪魁祸首就是这种PX。” “说PX你可能不清楚，但是2005年11月吉林双苯厂爆炸事件你一定记忆犹新”等等。
但这实际上又是移花接木，2005年爆炸的吉林双苯厂，生产的双苯是指硝基苯和苯胺，均属于有毒物质，毒性比PX强很多。
不过，由于这次爆炸不仅造成八人丧生、七十余人受伤，同时导致了一百吨苯类污染物倾泻入松花江中, 造成长达135公里的污染带, 给下游哈尔滨等城市带来严重的“水危机”，其危害给全国民众造成了严重的心理压力，因而将对二甲苯与两苯当成同样的事物是可以理解的。反对PX项目的民众最大的担忧是，大连的PX项目会不会重蹈吉林双苯厂的覆辙呢？
化工厂出安全事故，这并非全无可能。相反，我国化工厂的管理水平声誉不佳，出事的可能性不低，但夸大化工厂事故的危害性也是不对的。从总体上看，我国石化工厂出重大事故的可能性仍然比较低。假如大连的PX项目万一真的出了什么状况，危害也会比松花江那次泄露相对要低。
PX项目是“冒着浓烟、带着臭气的GDP”吗？
日本横滨某化工厂毗邻居民区
国外是否生产PX项目？不仅生产，产量还很大
PX是聚酯工业的主要原料。聚酯是一种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在人们的生活中几乎无孔不入的产品原料：聚酯纤维用于衣着、装饰和纺织品，其产量在我国已经占到合成纤维总产量的80%以上；聚酯瓶是国内用量最大的饮料和食品包装瓶；聚酯薄膜用于胶片片基、磁带片基、电容器膜、光盘、磁卡……可以说，聚酯工业是人类正在享受的电子时代、信息时代、自动化时代的基础。
因此，PX是现代化学工业中极为重要的一种产品，许多国家都在进行PX的生产，在前几年，由于国内PX供应不足，而加工的需求非常大，中国甚至从十多个国家进口PX。2010年，全球PX产能达到了3600万吨，中国作为领头羊产能也不过700多万吨。在PX生产方面，中国的地位比起钢铁、化肥、水泥等工业必需品的垄断地位要逊色多了。许多新兴国家还在不断地进行投产，在发达国家，PX也并非淘汰了的“落后产能”，美国一年的产能几乎达到500万吨。
镇江市长曾经称发展不能要“冒着浓烟、带着臭气的GDP”，化工企业按理说似乎都该归到这个范畴，但从发达国家的情况来看，轻易把“冒着浓烟、带着臭气的GDP”放弃也未必正确。
PX是否非建在市中心100公里以外？并非权威说法
在昨晚的央视记者采访中，记者声称专访了大连理工大学化工学院的一位不愿透漏姓名的专家， “专家还告诉记者，关于PX芳烃项目的选址问题，国际组织有明确规定，即这类项目要在距离城市一百公里以外的地方进行生产，而福佳大化项目距大连市区仅20公里。当初在立项和运行当中就收到老百姓的争议，但是更多老百姓在立项开始的时候都是根本不知情的。”
这个说法其实同样源自赵玉芬，在2007年厦门PX项目风波中，她在采访中提到了“100公里”这个说法——“(苯厂)至少要建立在100公里以外，城市才能算安全。”不过这个说法却与她的搭档袁东星有矛盾——袁东星认为，国际上的PX项目集中在亚洲地区，尤以韩国和中国为多，台湾地区和韩国等地的项目与较大城市的直线距离一般大于70公里，而中国大陆则一般约20公里。她认为中国大陆能到50公里以上就可以了。
但不管是哪一位的说法，“国际组织明确规定这类项目要在距离城市一百公里以外的地方进行生产”的说法是不存在的，“国际组织规定”是在一系列PX事件流传中被“编造”出来的。不管国内还是国外，并无此相关规定。事实上，世界各国都存在化工工业区跟居民区连在一起的情况:壳牌炼油厂（美国休斯敦周边）与Deer Park城仅隔一条高速公路；英国南安普敦Fawley埃索炼厂为居民所环绕；韩国蔚山S－oil炼油厂、日本千叶区石化与居民区无明显界限……这些化工厂很多都有PX项目。
国内其实也曾经制定过相关标准，为防止污染物对居住区造成污染和危害，保护人体健康，国家石油和化学工业局曾制定《石油化工企业卫生防护距离SH3093-1999》标准。依据风速和污染物的不同，防护距离有所不同，但标准中的推荐值一般都在1公里以下，PX当然也不例外。这与传闻中“国际组织”规定的100公里差了两个数量级。
在PX项目上民众存在不理性
记者与厂方的冲突反映不信任
民众对PX项目的排斥可以理解
城市建设化工厂，必然会对环境造成影响，对于厦门、大连等风景城市来说，民众对化工厂的排斥可谓理所当然，这与当下各个城市都不愿建垃圾焚烧厂是一样的。这说明民众对环境的重视比以前要强，维权意识、表达意见的意识也有了很大提高。
况且，不管是厦门还是大连，政府在做出兴建决策和进行环评时很多做法确实值得诟病。例如，规划中的厦门翔鹭石化PTA项目离海沧兴港花园住宅区不足500米。袁东星都不用说需要距离50公里了，直接就根据《石油化工企业卫生防护距离》，指出海沧PX和PTA项目的卫生防护距离应为900米，连这个都达不到，这个修建决策、环评被人痛骂自然是理所当然的。
但排斥过程中科学精神太缺乏
然而，不管是厦门还是大连，不管是当年还是如今，民众在排斥PX项目的过程中，科学精神过于缺乏。为了达到目的，动辄使用“原子弹”“白血病”等过于夸张的语句来妖魔化PX项目。部分媒体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例如“秒杀600万人”“顷刻毁灭大连”等说法，这完全是不符合实际的。
而在反对队伍中虽然有赵玉芬、袁东星这样的大学教授领头，但却未能阻止各种妖魔化说法的流行，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她们接受采访的话极易被用来误导事实。大部分人只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事实”，而整个参与群中能够且愿意独立思索，独立搜寻权威说法，说出公允意见的却少之又少。
这导致了政府与民众严重的对立，分歧无法通过对话解决，公共工程本应有的、用于沟通理解的听证会被不愿妥协的民间运动所取代，事件要么最后都变成了危机，要么就被压下。
幸而，在高达九成民众的反对声浪下，厦门PX项目最终迁址到漳州。无疑是公民民主实践、民主决策的一次胜利。但对结果且不论，就其过程而言，难以认为在科学决策方面，这是一个好的标本。
而未能满足民意的大连PX项目，因始终未得到民众理解，而成为一个“火药桶”，不管是真的会出事还在想象中“被出事”，成为许多大连人心头的一根刺。于是，许多谣言便奔向PX项目而来，例如把某次化工泄漏嫁接到PX项目之上。
如何能让所有人都满意？
在英国讽刺电视剧《是大臣》中，曾经有过一集专讲化工厂与环保的问题，该集讽刺官员没有担当、议员只顾选票、科学家无骨气、企业家太贪婪、民众不够理性，媒体只顾眼球，而化工厂最终因不必要的原因落马，这部片虽是喜剧，喻意却十分悲凉。而最让观者充满无力感的是，即便所有人都了解结局的荒诞，到实际项目中，让所有人达成妥协仍是那么地困难。
但不管有多少困难，不管有多少矛盾，尊重科学精神、坚持民主决策，这两点仍是上马公共项目都必须贯彻的原则，缺一不可，片面强调其一均不可取。社会要进步，则不仅两者的圈圈要扩大，两者的交集也要扩大。要达成这一点，有效率、有秩序、有权威的充分自由辩论必不可少，妥协、理解亦为达成最大公约数之必要条件。对此，不管是在理论还是实践上，中国人需要向发达地区学习的东西还有很多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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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头条】刘益飞：为什么党内批评的声音越来越少阅读原文

刘益飞 学者笔者经常去基层讲学或调研，也常听到基层的许多党员对党内民主的状况、从严治党的困境以及一些党员领导干部的作风问题及特权问题等，直言不讳地表达自己的批评性意见。其实，本文标题中指明的所谓“党...全文↓

刘益飞 学者
笔者经常去基层讲学或调研，也常听到基层的许多党员对党内民主的状况、从严治党的困境以及一些党员领导干部的作风问题及特权问题等，直言不讳地表达自己的批评性意见。其实，本文标题中指明的所谓“党内批评的声音越来越少”，主要指的是放到“桌面”上的批评声音越来越少，即在正式的党的组织生活中（包括党的各种会议、党的组织活动、党报党刊），党内批评的声音越来越少。
马克思主义政党历来重视党内批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从建党伊始，就认为共产党在本质上是民主的，党员是党的主人，党员是党内生活的主体，因此批评自由是党员在党内生活中的一项基本权利。恩格斯晚年曾对党内出现的阻挠言论自由批评自由的做法深为不满，他因此愤然写下一句对共产党有警世之意的名言：“批评是工人运动生命的要素，工人运动本身怎么能避免批评，想要禁止争论呢？”毛泽东也曾大力倡导在党内“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并认为这“正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讲，党内批评就是党的生命。
现在出现党内批评声音越来越少的现象，原因是多方面的，以下三个原因特别值得重视。
第一，一些党的领导机关领导干部对党内批评的认识陷入了误区。他们错误地认为，党内批评多了，不利于党的稳定和团结、不利于党的形象和大局、不利于党内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甚至会给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提供攻击党的口实而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因此他们就有意无意地限制、控制党内批评。例如，对党员在党报党刊上公开点名批评领导干部设置非常严格甚至苛刻的规定，从而使得这类批评少而又少；对来自党员的批评（包括公开批评、实名批评）漠然置之、不予回复，采取“冷处理”的做法，从而使得不少党员失去了批评的热情；在党的各种会议上（包括各级党代会上）不创设开展党内批评的条件，如大会发言稿要严格审查、不能有批评领导的内容，小会讨论会上的批评意见不写入大会简报以控制知晓批评的范围，对批评意识强烈的党员尽量“集中”、“平衡”不使其被选为党代表，对错误、失误及有争议的问题由领导率先定性引导、别人再难批评：甚至如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尖锐指出的：“一听到群众有一点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就要追查所谓‘政治背景’、所谓‘政治谣言’，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
第二，某些党的领导干部囿于自身利益而本能地排斥党内批评。无需讳言，有相当一些领导者是害怕党内批评的。这不仅仅是因为“面子”问题，即批评使得领导者盲目的优越感受损，使得个人感到某种难堪，更是因为担心由于批评可能导致个人利益受损。例如，担心批评会揭露矛盾，影响自己的政绩，从而影响到上级对自己的评价。因此，一些领导者总是想方设法地打压党内批评，党内因此形成了若干有形无形的批评禁区。
例如，对本地本部门领导不能批评，对仍在位的领导的决策失误不能批评，对领导干部搞歌功颂德及个人崇拜不能批评，对领导干部的特权问题不能批评，对领导干部的作风问题不能批评，对领导干部任人唯亲、用人失误不能批评，对领导者在利益问题上涉嫌暗箱操作不能批评，对领导机关领导干部在查处党内案件上有悖于从严治党要求的做法不能批评，对领导干部不能公开点名批评，等等。这些批评的禁区，虽然绝大多数都没有具体的党内文件规定，但在现实的党内生活中却早已形成一种习惯性的壁垒。若谁要去触碰这种壁垒，那么一定是“领导很生气，后果很严重”。禁区如此之多，党员开展党内批评的空间自然就很狭窄了。
第三，党员开展党内批评的权利还难以得到真实有效的保障。胡锦涛同志在“七一”讲话中强调要“保障党员主体地位和民主权利”，而党员在党内批评自由正是党员主体地位及民主权利的一个基本体现。但从现实来看，由于官本位、等级制、家长制、特权现象这类封建主义残余在党内生活中还有明显的影响并经常地表现出来，由于保障党员权利的制度机制还很不完善，因此党员开展党内批评往往很难。
至少有两个突出的问题常常困扰着我们：一是划不清党内党外的界限。从党内民主的理论形态上讲，党员在党内生活的范围里发表的任何批评意见，只要不是无中生有、人身攻击、诽谤谩骂，即使批评意见有错误或与事实有出入，也不得追究党员的纪律责任，相反，还应受到应有的保护。但这一点在现实的党内生活中往往比较模糊，不少时候很难真正做到。
二是划不清行动一致与批评自由的界限。列宁的基本观点是：“行动一致，讨论自由和批评自由——这就是我们的定义。只有这样的纪律才是无产阶级的民主政党所应有的纪律。”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一是“行动一致”是党的纪律的基本要求和集中体现，是衡量党员是否违纪的准则；二是在“行动一致”的前提下，党员在党内有充分表达自己批评自由的权利。但是在现实中由于党内同志认识不尽一致，对“行动一致”还缺乏明晰的、制度化的界定，因此有时在党内还很难做到批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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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热点】沈彬：“铁路实名制”为谁服务？阅读原文

沈彬 媒体人原题：只为“管理”不为“服务”的铁路实名制今年6月1日起，全国铁路动车组统一实行实名制，但据新快报记者亲身亲历，目前的“实名制”却没有发挥之前大家料想的作用——售票窗口不核对身份证，张...全文↓

沈彬 媒体人
原题：只为“管理”不为“服务”的铁路实名制
今年6月1日起，全国铁路动车组统一实行实名制，但据新快报记者亲身亲历，目前的“实名制”却没有发挥之前大家料想的作用——售票窗口不核对身份证，张冠李戴照样买到车票。上车只查车票，不查身份证。车票如果遗失，也不能够补票，甚至还要从列车始发站补起。铁路检票员的解释是：系统中根本查询不到乘客信息。
公众的想法很简单，既然动车购票是实名制的，铁路就已经掌握了乘客的信息，身份是确定的，那么为什么不能像飞机那样实现补票功能呢？或者直接在火车站用身份证换车票？然而，铁路只轻飘飘说了一句：我们系统里没乘客信息。
有可能吗？一位铁路售票员认为：这种说法是撒谎。据他分析，乘客刷票进站，终端设备上会显示乘客姓名、身份证号、出发地和目的地以及座位序号等信息，“这不正说明了乘客信息留底了吗？”
至于退票、补票系统里，为什么没有这些信息，是否可认为铁道部没在退、补票系统中装这些信息呢？毕竟铁路长期以来实行“车票遗失不补”，现在他们有动力主动完善对自己不利的实名制吗？
回溯火车实名制曲折的出台过程可以发现，实名制不是从黄牛炒卖最严重的普通列车开始的，相反倒是从高价的动车开始。这被公众质疑为“舍本逐末”。铁道部给出的一个理由是“安全”，其称：实行实名制的主要目的是“加快推进全路高铁实名制售票，健全高铁应急处置体系，确保高铁列车运行绝对安全”。
尽管公众一再表达实名制的诉求，但目前的这个实名制，其实是由铁道部一手包办的，没有在国家法规层面重新厘清各方的权利义务，这注定了当下实名制的种种怪相。
《居民身份证法》第十四条规定，公民应当出示居民身份证证明身份的情况包括：常住户口登记项目变更；兵役登记；婚姻登记；收养登记；申请办理出境手续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需要用居民身份证证明身份的其他情形。身份证及附载于其上的个人信息，属公民的私权，主动出示身份证如果成为义务，就必须有法律、法规明确规定，现在的铁路实名制，只是铁道部的内部规定，甚至连一个部门规章都没有。这样的规定，其法律效力跟店堂告示基本是一样的。
笔者不是要推翻实名制购票，而是说目前的实名制，是由作为铁路运输合同一方的铁道部单方面规定的。铁路到底如何收集、储存、分析、利用乘客的个人信息，会不会贩卖这些信息，只有铁路自己知道；并且铁路并不想主动说出来。更糟糕的是，对个人信息的掌握权，成为铁路手中“信息不对称”的利器，特别是补票的时候，只需说一句“系统里没有你的信息”，乘客就得老老实实按起始站的价钱补票。
可见，铁路主导的这个实名制，不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乘客，而是为了更好地“管理”乘客。得有人来管管实名制，几千万的乘客信息掌握在铁路手中，却没有人监管，没有立出规矩，这实在让人害怕。
唯今之计，在于从个人信息保护和乘客权利两个方面做出制度建设。一是正在拟订的《个人信息保护法》中，应明确规定像铁路、民航等部门，依何种程序采集、保存公民信息，并禁止违法利用公民信息。二是修订《铁路法》，实名制正在改变我国铁路乘坐的游戏规则，乘客的补票等权利有必要重新厘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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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王志安：特许经营是出租车市场的元凶阅读原文

王志安 媒体从业者国内的出租车市场，充满了历史误解，此前的媒体多从泛道德化角度进行批判，如今到了必须还原事实和道理的时候了。 出租车市场问题丛生，谁都看得到。一线司机长时间超时间劳动，但收入却不高...全文↓

王志安 媒体从业者
国内的出租车市场，充满了历史误解，此前的媒体多从泛道德化角度进行批判，如今到了必须还原事实和道理的时候了。
出租车市场问题丛生，谁都看得到。一线司机长时间超时间劳动，但收入却不高，出租车公司却旱涝保收；许多城市出租车明显太少，市民打车极不方便，而一线出租车司机的频繁罢运，又成为全社会极不稳定的因素。这一切，根子都在特许经营制度。
所谓特许经营，就是政府在出租车市场设置了一个数量准入门槛，人为规定一个城市的出租车数量，只有拿到政府发放的出租车牌照，才可以运营。特许经营不是中国独有，美国83%的城市出租车市场都实行牌照的数量管制。特许经营的好处，是减少了出租车的空载率，降低了单车的油耗。而且，政府可以在牌照拍卖过程中获得一大笔收益。但与之带来的问题却是一大堆。
牌照管制的核心，在于政府认为他们能知道一个城市到底需要多少辆出租车。国际上有的城市按照出租车数量与人口数的某个比例制定出租车的数量上限，有的则是按照人们等候出租车的平均时间来核算合理的出租车数量。但不管怎么说，任何数量管制，都人为制造了出租车市场的稀缺。目前国内的城市中，有些城市一辆带牌出租车的牌照已经超过100万。一般的城市多则五六十万，少则一二十万。这部分市场价值，成了出租车公司或个体车主的无形资产，他们都会极力阻止政府进一步发牌照。因此，在存在牌照管制的市场，真要依据某种“客观标准”控制牌照数量，是相当困难的。
今年年初，天津市政府准备增放一万张出租车牌照。这个千万人口的直辖市只有两万辆出租车，虽然过去15年无论市区面积还是人口都有大幅增长，但没有增发过一张牌照。政府增发牌照的消息刚有风闻，原本在交易市场卖到50多万元的牌照车，价格立即下跌十万元。紧随其后，司机和车主们立即组织起来和政府“斗争”，先后两次组织罢运，最终政府无奈取消牌照增发计划。
特许经营的第二个弊端，是它必定形成一个黑车市场。黑车的车主因为不需要向政府购买经营权，这样一来，经营黑车就相当于每天有人给你补贴几百块钱，因此，只要有牌照管制，也就是特许制度，就一定有黑车。当然如果牌照管制得较为宽松，或者政府打击黑车的力度足够高，黑车的车主就会衡量收入和风险之间的比例，但彻底消除是不可能的。
特许经营的第三个弊端，就是它会给政府带来巨大的寻租机会。低层政府工作人员可以通过和黑车车主合作，共同“享受”特许制度给与黑车的“补贴”，而掌握出租车市场决策的高层人员，则可以将原本应该归政府的一部分“租”，赠与出租车公司(具体做法就是低价甚至将牌照直接赠与出租车公司)，然后再共同分享这一特许制度创造的利润。这是目前媒体最为诟病的问题之一。
主张特许经营的人认为，如果开放牌照管制，将会带来恶性价格竞争，服务质量会相应下降。但其实，这不过是一个自以为是的误解。相反，放开牌照管制，只会提升服务水平，降低服务价格。我们来看一个国外的例子。
美国印第安纳州的首府波利斯市原来一直实行出租车的数量管制，该市共有392辆注册出租车，大部分由五家出租车公司所有。就这么几百辆出租车，出租车公司还将167个牌照闲置起来，以保持市场的供不应求状态。这样的制度，活生生将印市的出租车公司养成了大爷，平时不提供上街巡游服务，只接受电话约车和站点候车业务。即便如此，消费者打电话叫车，也是挑三拣四，爱理不理，低收入市民聚居的社区和犯罪高发区的居民很难得到服务。
1994年5月，印市议会以21票赞成、7票反对通过了取消出租车市场数量管制的法案。任何人，只要人和车辆符合出租车的标准，缴纳102美元的申请费，都可以运营出租车。开放数量管制仅仅30天，出租车经营者的数量就增加了50%，有几家出租车提供的费率比改革前政府的定价还低10%。开放管制两年后，根据印市官方统计，出租车的平均费率比放松管制前下降了7%，虽然出租车数量比数量管制期间增加了一倍，但管理当局收到的投诉却减少许多。电话约车的平均等候时间从放松前的45分钟缩短为20分钟。此外，巡游服务也给消费者带来了诸多方便。
说到底，在出租车市场实行特许经营，还是不相信市场本身能够完成资源的有效配置，试图通过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来进行资源和利益的划分。但其实，政府不但无法实现上述目标，相反，只会给自己带来无穷无尽的麻烦。目前国内频繁发生的罢运事件，出租车司机谈判的对象，都是政府。按道理来讲，司机们如果觉得收入低，应该找出租车公司谈判，但正因为政府对数量和价格进行管制，司机们才将矛盾的焦点指向政府。（系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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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视角】王攀：没“打捞证”不让救人？阅读原文

王攀 媒体人网友发帖称，郑州市水上义务搜救队在如意湖义务搭救溺水者，被巡防队要求出示《打捞许可证》。此网帖引来众网友围观，绝大多数网友表示愤慨。对此，郑东新区巡防队回应说，阻止搜救队下水打捞是出于安...全文↓

王攀 媒体人
网友发帖称，郑州市水上义务搜救队在如意湖义务搭救溺水者，被巡防队要求出示《打捞许可证》。此网帖引来众网友围观，绝大多数网友表示愤慨。对此，郑东新区巡防队回应说，阻止搜救队下水打捞是出于安全考虑，没有要求过搜救队要有《打捞许可证》，强调搜救队是“打捞”而非“搭救”(8月6日《河南商报》)。
就这样一则新闻，被郑渊洁等微博名人解读为“没打捞许可证不让救人”在网上风传；更有媒体在报道中混淆了“打捞”与“搭救”的区别，客观上将跳水自杀者之死跟没打捞许可证不让救人直接挂钩。由此，这一新闻火爆各大网站，并成为网友关注和讨论的对象。
可事实上真是如此吗？据报道，自杀者被诊断癌症后，心情抑郁，在8月4日早上出走，上午本地电台一档7点到9点播出的《早餐可乐》就开始找人；也是在当日上午，如意湖河道管理人员在发现自杀者手机后通知家属，并拨打119救人；随后消防人员赶到打捞，并持续到下午3点，冬泳爱好者赶到现场，这个时候发生了“没有打捞许可证不让打捞”一事。
由此可见，“没许可证不让打捞”时自杀者已确定死亡；而此时的打捞是打捞尸体，并非新闻误读所谓的“没打捞许可证不让救人”。换句话说，没许可证不让打捞与自杀者死亡二者构不成因果关系。
当然，我们不能责怪网友的误读。因为这样的误读，是跟媒体的报道分不开的。对于这则新闻，有几家媒体作了报道。有媒体在报道时显然并没有说明打捞与搭救的区别；而有媒体尽管说清了，但被淹没在被误读的报道中——— 因为相比“没证不让搭救溺水者”，“没证不让打捞溺水者尸体”显然不够劲爆，也不够吸引眼球。但劲爆的新闻背后，则是与新闻逼近真相的目的背道而驰。而由此产生、放大的社会影响，更是与新闻真正意义相去甚远。所以，对于一则新闻的理解，受众和新闻报道都需要回到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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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学术】蒋元明：中国企业家为何大量移民跑了？阅读原文

蒋元明 学者今年6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到淅江、广东考察，发现大量的企业家和财富向外移民和转移。郑认为这个问题越来越严重。他说，中国没有独立的企业家群体，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权力，只能...全文↓

蒋元明 学者
今年6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到淅江、广东考察，发现大量的企业家和财富向外移民和转移。郑认为这个问题越来越严重。他说，中国没有独立的企业家群体，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权力，只能靠别人来发展；一旦感到不安全，又抱不到大腿，或者抱大腿的成本太高，就跑掉了。
关于富人和大量财富流向国外，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我们身边和熟悉的人中就不乏移民的。特别是在世界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美国等国家，纷纷向中国的富人们抛出移民投资的绣球，50万美金为起点，中国大量的富豪们拖家带口和资金就转移出去，帮人家度危机去了。如果我们一味地痛骂这帮富人当然无济于事，应当调查研究这种现象的根源。
现在许多中小企业登陆中小板和创业板，一上市就划弄了多少亿的资产，老板和高管们一夜间暴富成亿万富翁、千万富豪，不久就纷纷辞职、套现，然后有的就移民跑了。到股市上市，是需要运作的，要花大钱铺路，有多少官员和相关人就是倒在这个“路”上和走在这个“路”上！中国富人中有相当一部分的财富并非他们的创业、发展得来的，而是用各种手段或者钻空子集聚得来的，所以心里不踏实。当然相当多的民营企业还是合法经营，靠了政策和智慧发展起来，但由于法制不键全，人为的因素多，投资金环境不佳让他们也感到不安全。郑所长在调查中发现，财富一旦被地方官员盯上，再多的财富也是无力抵抗的。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引起富人和民众双方都不安全的一个很大因素是：财富原罪问题。郑所长认为，许多企业家的第一桶金的确存在原罪问题，但你追究来追究去，没法追究的。这个思路下去，各方都输。如果充分发挥发挥企业家、富豪们的慈善和公益行为，以功纠过，可以双赢。
小平同志的战略是，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其他人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现在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而且还在不断地有人富起来。但如果先富起来的人都纷纷移民跑了，把大量的财富拿去搞“国际主义”了，共同富裕不就落空了吗？
新加坡的研究到中国来了，郑所长的调查有多少根据，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希望中国也有这方面的调查研究，然后才有发言权。郑所长认为，中国当下最要紧的是用法律的方式来解决分配不公，不能老是用政治的方式。他讲的有没有道理，也不妨也研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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