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北方汽修学校地址:新闻话题 201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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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话题】给日本开拓团立碑是当汉奸？阅读原文

给日本开拓团立碑是当汉奸？据新华网31日消息，黑龙江哈尔滨市方正县投资约70万元，为日本“满洲开拓团”逝者立碑。该墓碑被立于方正县“中日友好园林”内的日本人公墓旁，公墓内埋葬了日本战败后在回国途中死...全文↓

给日本开拓团立碑是当汉奸？
据新华网31日消息，黑龙江哈尔滨市方正县投资约70万元，为日本“满洲开拓团”逝者立碑。该墓碑被立于方正县“中日友好园林”内的日本人公墓旁，公墓内埋葬了日本战败后在回国途中死亡的“开拓团”成员。
此事一经披露，网上立刻掀起了对方正县的围攻，网友怒斥其为“汉奸县”，做“亲者痛，仇者快”之事。
方正县政府外事办公室主任王伟表示：“（立碑）和所属国家无关，死去的日本人也有他们的名字，我们是带着反省历史祈愿和平的想法立碑的。”方正县究竟和日本满洲开拓团有什么关系呢？
方正县中日友好园林内的日本人公墓
2011-08-01 第 1747 期
今日话题
“满洲开拓团”从何而来
日本开拓团民
开拓团是深化殖民的方式
众所周知，日本曾经一度想把中国东北作为它的殖民地，并把移民中国作为日本的基本国策之一。日本当局把日本移往中国的移民叫做“开拓团”（ 或者“垦殖团”）。据不完全统计，日本在侵占中国东北期间，共派遣“开拓团”860多个、33万多人。日本在东北实行的移民政策，可以分为试点移民、武装移民和国策移民三个阶段。
1、试点移民
试点移民从1905年开始，一直持续到“九一八”事变。日俄战争之后，由于日本取得了胜利，夺取了南满铁路，因而建立了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并在铁道两侧建立“开拓团”，用日本人自己的话说就是：“为了铁路的安全营运，维持沿线治安，以开发产业、文化为目的，使日本人定居。”这一阶段有少量的日本民众作为试点移民进驻这些开拓团。
2、武装移民
从“九一八”事变后到“七七”事变前，为日本向东北移民政策的第二个阶段，即“武装移民”阶段。第一次武装移民发生在1932年，日本第63届临时议会通过了第一次向“满洲”移民500名的方案，预算移民试验费20.7万日元。这种移民招收对象均为在乡军人，按军队形式编组，并配发武器。日本政府之所以把开拓团作为据点，是为了配合军事侵略，构成他们的农村军事势力和武装集团。
3、国策移民
从“七七”事变到日本战败投降，是日本向东北移民政策的最后一个阶段，也是最猖獗的一个阶段，即“国策移民阶段”。1936年4月，关东军召集了由陆军省、拓务省、伪满政府等机构参加的“第二次移民会议”。5月，会议通过《满洲农业移民百万户移住计划案》。日本拓务省以此为基础制成政策案，于7月送交海外拓殖委员会通过。8月25日，广田弘毅内阁正式将“二十年移民百万户计划”列为日本政府的七大“国策”之一；随后，又“要求”伪满政府将其列为三大“国策”之一。
具体移民计划如下：从1937年开始，20年内向东北移民百万户。20年共分四期，每期5年：第一期1937-1941年，计划移民10万户；第二期1942-1946年，移民20万户；第三期1947-1951年，移民30万户；第四期1952-1956年，移民40万户。
“开拓团”名不副实
方正县已故开拓团员姓名
开拓目的没有达到
尽管日本侵略者处心积虑的实施其“二十年百万户计划”，但执行起来总数不足，最多的时候也只有33万人。日本农民不愿意放弃原来的家园来到中国，来东北的日本农民生活在农村，离县城很远，交通非常不便，况且东北又以旱田为主，种水田需要重新开垦，加之东北气候寒冷，日本农民很不适应这里的一切。由于日本侵略者造成的民族矛盾，日本人不敢在中国的土地上自由自在的生活，他们日夜用铁丝网把自己的住处围起来，虽然他们手里有几只枪，但是看见中国人的锄头，还是会忐忑不安。
尽管如此，日本军国主义者仍然不死心，他们深知，关东军只能占领城市，广大农村还是一片空白，必须用开拓团填补。他们在诱骗日本人来到东北的同时又建立起许多机构，如“满洲拓殖委员会”、“满洲拓殖公社”、“拓殖研究所”等负责招募训练青年义勇的拓殖者。但随着和中国的战事不断吃紧，和俄国的紧张局势也不断恶化，日本不得不放弃所谓的“二十年百万户计划”。
方正县和“满洲开拓团”有何渊源
中日友好园林内的中国养父母公墓
战败让日本抛弃开拓者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前夕，其在东北的殖民统治机构及伪满当局设立的企事业已经土崩瓦解。没来及逃走的分驻在东北各地的日本军队和散居各地的日本侨民害怕遭受报复，一片惊慌，漫山遍野乱窜乱逃，不知所措。
日本人森正藏在《日本末日记》中这样记载当时的情形：在1945年8月11日早晨，一向悬挂在关东军司令部大门上的菊形纹章突然消失了，装载着军人、军卒的逃难火车不断地开走，逃难开始了。逃难的不限于军属妇孺，一般妇女亦开始拥到长春车站，但在站上担任警戒的宪兵却拒绝一般市民上车。只有军人军属有优先逃命权。关东军显然漠视一般日侨的家庭。
流亡的开拓团民在方正县集结
当日本军人、军属仓皇撤离中国后，此时的日本开拓团只剩下了老弱病残和妇女儿童。因为深受日本武士道精神的影响，地处三江平原腹地的佳木斯、鹤岗等地的开拓团成员在断粮、疲劳和寒冷的袭击下，许多人选择了自杀。一些尚在东北的各开拓团老人、妇女和儿童纷纷结队出走，寻找回国途径，当时部分开拓团民集结在方正县，人数达1.5万人。因长途跋涉、体力耗尽，加上传染病流行，开拓团民纷纷倒毙，死亡人数超过5000人。
1963年，这5000具尸骨被方正人收集起来，合葬在今方正地区日本人公墓。当时有少部分开拓团民辗转回国，但仍有4500多名日本妇女和儿童滞留方正县，方正人民则“以德报怨”地收养和照顾了这些开拓团民，方正县逐渐演变成黑龙江省日侨人数最多的县。
据日本厚生省1983年的统计，1945年日本战败后，共有2700名孤儿被遗留在中国。而据著名民俗学家曹宝明先生《第二次世界大战收养日本遗孤纪实》中统计，日本遗孤流落在中国民间的有3000人左右，主要集中在中国的东北三省，其中黑龙江省有1500人左右（主要集中在方正县），吉林省有1000人左右，辽宁省有500人左右。
开拓团民不是日本军人
这次方正县投资70万元一共建了两个碑，一个是“日本开拓团民亡者名录”；另一个是“中国养父母逝者名录”，并已经得到国家外交部的允许。第一个名录中，没有任何日本军人的名单。
“开拓团”成员一定程度上也是军国主义牺牲品
日本开拓团在脱谷
从明治维新说起
中国的历史教科书告诉我们，明治维新是19世纪末日本所进行的由上而下、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全面西化与现代化改革运动。
这个说法极大的误导了中国人，导致中国人一直以为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是英美那样的国家。真实的历史并非如此。明治维新之前，日本是类似中国周朝那样的“分封制”国家，即皇权小、领主权大。明治维新，一方面在经济上的确实现了富国强兵（但没有建立市场经济），另一方面在政治上实现了皇权大一统。所以明治维新类似于商鞅变法，结果就是“分封制”垮台，建立了秦那样的皇权专制国家，而绝非是英美那样的国家。
军国主义就是强权主义
我们知道，秦实行的是法家那一套。所谓法家，就是强调功利主义、强权哲学，反对仁义道德，这个看看《韩非子》和《商君书》就知道了。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就走上了法家这条路子。所谓军国主义，其实就是强权主义，就是用拳头来实现统治者的目的。当时军国主义史学家代表佐藤清胜，就说中国如果还有什么值得他尊敬的文化，那就是法家。他主张在日本搞什么建设都是不必要的，说在东京搞电车也没有必要，只会使日本人更加留恋岛国，最好是什么都不必搞，然后就是一门心思去侵略中国，侵略了中国以后，就把什么首都呀、所有的日本人都迁到中国来，使大日本变成韩非、商鞅主张的那种国家。所以不管是侵略中国，还是“开拓团”，都是日本的法家人物为天皇谋划的走向秦始皇的统治步骤。
“开拓团”成员也是强权的牺牲品
看一下《商君书》的“一民”理论，就知道日本走上的这条道路，对本国民众绝非福音。“开拓团”正是这种强权政治的典型表现。这些人先是被胁迫背井离乡，后又被抛弃在他乡（关于他们的悲惨命运，可以参见《大遣返——三百万日俘日侨漫漫归国路》）。他们付出的代价，不过是为了满足皇权之私。这样的教训，中国人并不陌生。
该不该给“开拓团”成员立碑？
日本开拓团民亡者名录近景
支持方
不妨把这些曾经名号上气势如虹的“开拓者”看成是大历史下的小人物，小人物的命运不掌握在自己的手上。
作为被胁从者，远离故土，客死他乡，立个碑，让他们远在日本的亲人能够回来看一看，记住那段历史，也不算过分家。
反对方
他们在殖民过程中，不仅掠夺了中国人的大量田产，而且变成了所谓满洲国的统治者、上等人，高度参与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对中国民众的压迫，一直就是日本军队控制东北和镇压民众反抗的辅助力量，可以说属于一种半军事化的侵略团体。他们中间，有的人还参与过对抗联的围剿。尽管日本战败之后，开拓团的团民，尤其那些老弱妇孺，境遇很悲惨，大量死于非命，但是，就像死于中国战场的日本士兵一样，都是日本军国主义造的孽，不能把账算到中国人头上，也无需中国人来纪念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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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头条】郭宇宽：发改委控肉价已入魔境阅读原文

郭宇宽清华大学博士后研究员原题：经济调控的王朔寓言刚看到《京华时报》有这样一条新闻着实让我感慨万千。我在网上看到的标题是《国务院曾发170余道文件调控物价》，文章借发改委官员之口说出国务院就曾先后...全文↓

郭宇宽 清华大学博士后研究员
原题：经济调控的王朔寓言
刚看到《京华时报》有这样一条新闻着实让我感慨万千。我在网上看到的标题是《国务院曾发170余道文件调控物价》，文章借发改委官员之口说出国务院就曾先后下发170余道文件给国家发改委价格司，“直指物价上涨问题”。据说“为抑制猪肉价格，国家连夜签订购进合同，将平价肉投放市场；方便面利润本已较高还要涨价，政府立即出面制止；某日化用品企业号召全行业涨价，同样很快被制止，并领到百万元罚单；超市瞒天过海改价格蒙顾客，勒令整改之外，也要处以数百万元的罚款……”报道的最末尾引用一位“张女士”的话说：“听到×主任的话，我们对政府控制物价更有信心了。”这样的人民群众代表的信心，我感受到的却是很深的忧虑。我看网上一些网友的跟帖多是对物价上涨的不满，很多人在拿猪肉价格上涨之类的事情说事，认为政府在调控物价方面不够给力。我倒觉得如果按《京华时报》所介绍的方式，如果真是用这种指令经济的方式给力到位了，问题更大。
这让我想起王朔先生的一篇小说《痴人》，王朔倒也并不像现在常上电视开专栏的经济学布道士，应该是没学过什么经济学的，不过他那种文学天才的敏感性，却能让他捕捉到一些最本质的人类困境。比如这个《痴人》讲的故事，在我看来就比任何弘扬市场经济的文章都更透彻。那个故事的情节很简单：办公室新来了一个怪人，此人曾得过精神病，在治疗期间学会了气功，会遥控，会飞翔，为了证实这一点，他想从楼上跳下去因此被重新送进了精神病院。
同办公室的一个姑娘阮琳受了他的影响，也开始练习气功，并且小有成就，可以用精神控制身体的新陈代谢，控制内分泌，逐渐地她达到了这样一种程度，她说：“我已经可以控制体内任何一个最微小的生命活动。现在一切都在我的统一号令下有条不紊地积极工作着，无政府状态，各自为政的状态结束了，我的体内各组织团结得像一整体，我的每一个指令都将在最基层得到执行。没有我的指令，细胞不敢分裂，大肠不敢蠕动，白狸球在细菌的侵入面前也会踌躇不前。”她确实修出了水平，比如她有意擦破了胳膊上的一块皮，给别人看她伤口不会发炎。那伤口果然数日后仍鲜血淋漓，既不凝痂也不红肿。她指给别人看：“我一声令下，全身的白血球就会云集在此处，将细菌围歼。”两小时后，她的伤口愈合了。
最终，她练功到了超凡入化的地步，她已经可以对自己的身体行使绝对权威了。也就是从这一时刻起，她倒陷入了崩溃的边缘，“她就像二百门供电电话总机的值班女战士一样忙得不可开交了。血液要流动，肌肉要弛张，腺体要分泌，细胞要分裂，维持酸碱平衡，电解质平衡及其它种种生命所必需的平衡的请示四面八方纷至沓来，她隐入了汪洋大海般的文牍工作中，几乎不可能对外界的刺激作出反应了。”
小说中这样用作者第一人称描写那个练气功的女子此刻的状况：“她疯狂地努力着，力求维持运转，但就像一精疲力竭的骑手再也控制不住脱缰的劣马一样，与其说是她驾驭着马跑，不如说是马驮着她跑，她充其量也只能做到勉强趴在马背上不被摔下来。她经常排不出时间进行细致的消化，造成食物潴留；来不及指示大肠蠕动造成便秘，忽视了皮肤的新陈代谢，造成了表皮大面积角质化；更要命的是，她有时忙起来忘了喘气，致使体内二氧化碳蓄积，影响了大脑供氧，人竟能忽然晕过去。从她告诉我她‘统一’了后，她没再和我说一句话，和别人不再说话，默默地一动不动地忙碌着。看面部她是毫无表情，连眼珠也从不转动，但偶尔目光和我对视时，我可以看出她内心的痛苦。”
当我们赞叹中国模式的奇迹，特别是中国政府的调控能力的时候，不要忘记，社会经济体是由无数有微观理性的个体参与的，社会也有复杂的细胞和神经，不是那么容易被一种意志所调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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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治理】环球时报：暴力是新疆各族民众的公敌阅读原文

新疆喀什从7月30日午夜到31日连续发生血案，造成多名平民死亡。犯罪嫌疑人都是维吾尔族，但这是不折不扣的暴力恐怖事件，犯案者的民族身份不能给他们带来任何同情及宽恕的理由。对他们的打击必须毫不手软，据报...全文↓

新疆喀什从7月30日午夜到31日连续发生血案，造成多名平民死亡。犯罪嫌疑人都是维吾尔族，但这是不折不扣的暴力恐怖事件，犯案者的民族身份不能给他们带来任何同情及宽恕的理由。对他们的打击必须毫不手软，据报道，两起案件中都有凶犯被当场击毙和打死。
新疆暴力恐怖事件近来有趋频之势，境内外极端主义分子宣扬民族仇恨，西方舆论同情新疆的暴力恐怖分子，这些构成了新疆案情频出的大背景。不错，新疆的民族团结的确不是没有问题，但不同人群之间的隔阂及矛盾在哪里没有？中国所有南方省份大概都有本省人与外来人口不和谐的地方。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其他地方的人群隔阂都是社会问题，但在新疆等边疆省份，民族隔阂被极端势力宣扬、放大成政治对立，极端分子的刑事暴力被一些人鼓吹成“对民族压迫的反抗”，现在不仅要打击具体的暴力恐怖分子，同时也要严厉打击上述颠倒黑白的谬论。
新疆应致力于民族团结，为此怎么努力都不过分。但这当中有两个问题要区分清楚。民族团结的基础越雄厚，新疆极端主义势力的藏身空间和作案机会就会越少。这当中确有大量工作要做。但另一方面，新疆的民族团结有没有问题，暴力恐怖事件的反社会反人类性质都不会变，谁搞血案就毫不留情地打击谁，不管行凶者出自哪个民族，该当场击毙的当场击毙，该抓捕的绝不漏掉。无论犯案者是哪个民族的，都要在舆论中公开批判他们，对犯案者的民族身份，既不应刻意突出，也不应该故意隐去。
其实总体来看，新疆的民族团结的确是有基础的。新疆各城镇的民族混居程度相当高，公共场所的使用也都高度“多民族化”，这跟世界很多有民族矛盾的地方相比堪称不易。某种形式的“种族隔离”在西方少数城市里（比如美国的底特律）至今实际存在。
客观而言，新疆的民族团结无论怎么搞，“理想状态”都不太可能达到，不同民族间的某种“隔阂”大概永远都会存在。对这个现实中国社会应当正视。我们还应当正视的是，这种“隔阂”与发生暴力恐怖事件之间没有等号的关系，比如这次喀什的血案发生在该市旅游最旺季，它们不仅危害汉族人的生命，也严重打击了该市靠旅游业生存的广大维族民众的利益。这些人根本不是为维族行侠仗义，他们是喀什各民族，也是新疆各民族民众的公敌。
我们认为，新疆不仅不应低调，反而应当高调向公众讲清这次血案的来龙去脉，讲清凶犯带给社会的危害和损失。只要事情能讲得很清楚，相信恨这些凶犯的不仅仅是汉人，新疆绝大多数维族人也会同样恨他们，喀什的维族人会尤其恨他们。想想看，喀什到处都有维族小贩，在他们最期盼旅游者到来的时候，是这几个人渣把大量中国内地和世界各国的旅游者吓得退掉了前往喀什的机票。
新疆的民族团结不能仅靠几个榜样的橱窗效应来营造，它要靠全疆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来扎牢。现在一些暴徒总以为自己是“正义的”，要让他们清楚，他们的所作所为违背人类的基本伦理和他们的宗教信仰，因此是肮脏的。要让他们的同族人，他们的街坊邻里、亲戚朋友告诉他们这种肮脏的真正含义。这样他们就没什么可以嚣张的了。▲
(环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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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外视角】美媒：中国人的创新是纸老虎阅读原文

环球时报报道，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7月28日文章，原题：中国创新是纸老虎几乎每周都有关于中国在创新竞赛中将要超越美国和其他发达经济体的头条新闻。专利申请量在上升，中国正在出口高科技产品，而西方正走向...全文↓

环球时报报道，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7月28日文章，原题：中国创新是纸老虎 几乎每周都有关于中国在创新竞赛中将要超越美国和其他发达经济体的头条新闻。专利申请量在上升，中国正在出口高科技产品，而西方正走向没落。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
诚然，中国研发经费开支占GDP的比例从2002年的1.1% 上升到2010年的1.5%。中国占全世界研发经费总开支的比例在2010年时也达到12.3%，落后美国位居第二。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统计，2008年中国的发明专利申请量是20.3万余件，是位列日本、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三大最具创新能力的国家。
但中国超过95%的申请量是在国内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的，而且涉及“创新”的绝大多数专利只是对现有设计做出的细微改变。最好还是看除中国之外的国家对创新的认可。最具说服力的是美国、日本和欧盟这三方专利局的专利申请量和批准量。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提供的数据，2008年，中国的三方专利申请量只有473件，而美国是14399件，欧洲是14525件，日本是13446件。直截了当地说，2010年，中国占世界总人口的20%，占全球GDP的9%，占世界研发经费开支的12%，但是被任何世界领先的专利局批准的专利申请量只占1%。而且，源自中国的专利当中有一半被授予外国跨国公司的在华子公司。
为什么创新投入和产出会存在如此大的差距？部分原因，这或许是个时间问题。创新不仅需要新的努力，而且还需要储备丰富的先验知识。还有其他因素。比如，政府分配给研发项目的资金被高度政治化。正如北大和清华的研究人员指出的那样，“好好从事研究不如与有权有势的官僚及其喜爱的专家套近乎更重要”。重量不重质以及通过国内标准而非国际标准来评估和奖励研究活动，中国的科研氛围也受到这两方面的严重影响，其结果就是学术欺诈猖獗。
中国的教育制度是另一个严峻挑战，因为它把学习重点放在死记硬背上，而不注重创造性地解决问题。当微软在北京建立第二大研究实验室时，它意识到尽管招聘到的毕业生很优秀，但是他们在研究方面太被动了。
是的，中国在一些领域正大步快速前进。然而，就整个基础而言，在变成一个全球性的创新型大国之前，它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作者安尼尔·K·古普塔、王海燕，陈一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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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政热点】王刚桥：国宝被损，不能让故宫“自查自纠”阅读原文

王刚桥学者故宫自己规定一个月的上报期限，显然不符合相关规定。事件发生26天后才被迫通过媒体向社会公开，很难摆脱“瞒报”（至少是“缓报”）的嫌疑。故宫失窃案没有任何人被问责，如今“故宫又出大事了”。...全文↓

王刚桥 学者
故宫自己规定一个月的上报期限，显然不符合相关规定。事件发生26天后才被迫通过媒体向社会公开，很难摆脱“瞒报”（至少是“缓报”）的嫌疑。
故宫失窃案没有任何人被问责，如今“故宫又出大事了”。
据央视7月31日报道，故宫博物院当天证实，7月4日，国家一级文物宋代哥窑代表作品“青釉葵瓣口盘”，在进行无损分析测试时候发生文物损坏事件。经过26天的调查认证，故宫初步判断为科研人员失误所致。不过，故宫博物院调查报告还未正式上报文化部和国家文物局。
此前一天，有网友在微博上曝料：“故宫器物部手续不全，将国家一级品宋代哥窑瓷器出库，不料被工作人员摔碎，故宫一级品一共才1106件。”这条微博在网络上转发者众，网民对故宫的文物管理制度再次提出强烈质疑。
面对网友曝料，故宫一开始居然还声称“是否属实，有关部门正在抓紧进行了解”。如果不是受到网络舆论压力的倒逼，想必一个国宝的损坏仍只是极少数人知悉的“秘密”而已。
故宫文物乃国之公器，故宫博物院只是管理部门，而不是所有权拥有者。国宝损毁，当然要向它的“主人”报告。这种信息公开义务，在理论上不容置喙。在法律上和制度上，更是有着明确要求。依《文物保护法》，文物收藏单位工作人员，“因不负责任造成文物保护单位、珍贵文物损毁或者流失的”，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的，依法开除公职或者吊销其从业资格；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国宝损毁事件一经发生，故宫博物院就应依法向行政主管部门和公安司法部门报告或报案。故宫博物院自行开展调查，并不是报案的前置条件，更不能等待自我调查完成后才予报告或报案。因为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的认定，并不是故宫博物院的职能，相关调查本应交由行政主管部门和公安部门来进行。
在《国家文物局突发事件应急工作管理办法》中还有这样的规定，“国有文物事业单位应当在知道突发事件发生后或者应当知道突发事件发生后2小时内，向所在地县级以上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报告。”另一方面，“县级以上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接到报告2小时内，向同级人民政府和上级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报告，并同时向国家文物局报告。”
规定明确要求，事件发生后2小时内就应报告，而不是等事件调查结束后再进行报告。故宫博物院文物管理处处长娄玮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在业务工作当中出现的损毁等情况，需要报国家有关文物主管部门审核处理，但没有规定时限。我院鉴于事故原因的复杂性，规定了一个月的时限。”自己规定一个月的期限，显然不符合相关规定。而如果按照规定及时上报，就不可能“自查自纠”。同时，事件发生26天后才被迫通过媒体向社会公开，很难摆脱“瞒报”（至少是“缓报”）的嫌疑。
从“失窃门”到“锦旗门”、“会所门”和时下的“宋瓷受损门”，多少舆情危机的考验，也没能纠正故宫处理公共关系时的被动和失误。鉴于让故宫“自查自纠”已经不可期待，故宫主管部门到了“该出手时就出手”的时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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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管窥】梁发芾：历史上的走私具有人们意想不到的亮点阅读原文

梁发芾财税史学者 “走私”好像不是一个好字眼，因为现在的刑法中，涉及走私的罪名就有十几种。“走私”，因为其非法性很可能也因此失去了道德的正当性，可不是过街老鼠？说起走私，人们最先想起的应该是鸦片走私...全文↓

梁发芾 财税史学者
“走私”好像不是一个好字眼，因为现在的刑法中，涉及走私的罪名就有十几种。“走私”，因为其非法性很可能也因此失去了道德的正当性，可不是过街老鼠？
说起走私，人们最先想起的应该是鸦片走私。19世纪，中英贸易中，鸦片走私非常猖獗，以致围绕鸦片，满清高层曾有严禁鸦片和合法化鸦片两种意见的交锋。严禁论者认为鸦片走私造成大量白银外流，应该严厉禁止，而弛禁论者则认为应该让鸦片合法贸易，政府收取高额税金。辩论的结果是禁烟派获胜，接着就是虎门销烟，就是鸦片战争，中国的近代史在一种植物加工品的走私与反走私的对抗中拉开序幕。
鸦片的走私，当然让我们对于走私深恶痛绝。鸦片走私的罪恶，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它造成白银外流，另一方面则是造成中国人吸食鸦片，身体衰朽，道德堕落。而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鸦片贸易合法化后，进口洋药（鸦片）成为合法贸易，中国政府对鸦片贸易征税，而那时候的鸦片走私，从法律的角度来说，其不法性则是造成税收的损失。
历史上看，走私一直是被政府所深恶痛绝的，因为走私最大的后果，就是它与政府争利，造成政府收入的流失。在中国历史上，早期并没有今日这样普遍的商税体系，那时候，对于人们非常依赖的商品，政府往往是实行专卖的，比如盐铁酒醋茶之类，历史上很长时间是由政府垄断经营的，民间并不能染指；有时候政府采取通商方式，其实是通过授予特许经营的方式，让少数大商人独家垄断经营，政府收取重税，当然重税都会转嫁消费者。不管是专卖制还是通商制，政府的目的都是想借此聚敛搜刮更多的资财，满足其财政的需求。在专卖制下，政府得到的是垄断经营的利润，而在通商制下，政府得到的是高额的税金。而在政府垄断经营或特许商人垄断经营的情况下，民间的经营都是非法的，政府总是严厉打击私盐、私茶、私酒的生产、加工、运输和销售者。
政府怎样严厉打击走私者呢？唐朝在实行食盐专卖以后，盐价一下子提高了十几倍，食盐的质量却大幅下降，官府的食盐往往掺杂使假而且缺斤短两。老百姓吃不起政府的高价盐了，廉价的私盐就应运而生。为了禁绝私盐，唐王朝规定盗卖两池盐一石者处死，还要没收工具。甚至连盗刮卤土，也要治罪。那时候，奉天卤池生长水柏，烧成灰，能得到盐，而唐朝廷规定，老百姓采灰一斗，按照盐一斤论罪。五代的后汉政权下，偷卖私盐，不论多少，都是死刑。宋太祖赵匡胤一向有仁慈之名，但是对于走私食盐的惩处同样极为严厉，他规定私卖食盐三斤就要被处死。对于走私食盐的惩处如此。对于走私茶叶、酒醋的，惩处同样不轻，历史上动辄死刑伺候。
政府严刑峻法打击食盐等的走私，是为了赚取垄断利润或搜刮巨额税金。但这样的结果是人们为食盐茶叶酒醋这类生活必需品常常得倾家荡产。这时候，如果有人敢于冒杀头的危险走私这些生活必需品，不但有巨大的需求，而且很可能得到热烈的拥护。走私者的私货，比起官府官商合法销售的货物来，价格非常低廉而质量常常更有保障。这样的走私，符合老百姓的利益。在政府统治力削弱的时候，走私头目往往成为对抗朝廷官府的巨大力量，甚至可以取而代之，比如唐末的徐温、王仙芝、黄巢，五代的吴越王钱镠，前蜀王王建，元末的张士诚、方国珍。这些人都是偷卖私盐的，不但积累了巨大的财富，也收买了无数的人心。
日本历史学家佐伯富甚至认为，中国历史上两度由北方少数民族侵入中原，建立政权而且能够统治百年数百年之久，其原因之一是，这些外族统治者的生活水平低，政府费用不高，因而盐价也比较低廉，所以获得中国老百姓的支持。而在北宋时期，赵宋政权不敢在河北边界实行食盐专卖或高盐税的政策，因为边疆百姓在由此造成的高盐价面前，宁肯投降异族的契单，也不愿做大宋朝昂贵的顺民。低盐税的异族统治者尚且能够被人拥戴，那些价格更低的走私者，被人们热爱，也就没有什么难以理解的地方。
如此看来，走私，它并不像主流话语所形容的那么不堪，站在非国家主义的立场观察，走私具有人们意想不到的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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