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阳师手游椒图御魂:新闻话题 2011-8-8

新闻话题
【今日话题】欢迎洋人来华狩猎野生动物阅读原文
欢迎洋人来华狩猎野生动物近日，有7名外国人申请来华狩猎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而国家林业局专家组在经过评审后，已经同意这些外国猎手的申请。这一结果虽不具有行政效力，却对最终下发行政许可有着重要的影响。显...全文↓

欢迎洋人来华狩猎野生动物
近日，有7名外国人申请来华狩猎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而国家林业局专家组在经过评审后，已经同意这些外国猎手的申请。这一结果虽不具有行政效力，却对最终下发行政许可有着重要的影响。
显而易见，这条新闻的跟贴中充斥着中国网民的愤怒和不解——“外国人可以杀保护动物，这是什么事？是不是外国人比中国人高一等？”、“野生动物应该被保护，怎么花点钱就可以打它们？”……
实际上，经过审批的洋人来华狩猎行为，不仅行为正当，我们还应当欢迎。
某国际旅游狩猎场宣传图片
2011-08-08 第 1756 期
今日话题
对两个常见误解的澄清
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岩羊
误解一：不能打珍稀野生动物
澄清：法律从未如此规定
与许多人的认识不同的是，猎杀被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野生动物与现行法律并无冲突。
200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修正版第八条规定：国家保护野生动物及其生存环境，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非法猎捕或者破坏。
注意这个条款中的“非法”两字，也就是说，存在合法的狩猎野生动物的情况。后面的几则条文对“合法”猎捕野生动物进行了规定——
其中，第十六条规定：因科学研究、驯养繁殖、展览或者其他特殊情况，需要捕捉、捕捞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的，必须向国务院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申请特许猎捕证；猎捕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的，必须向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申请特许猎捕证。
也就是说，经由政府部门的批准，可以“合法”地狩猎野生动物。而对于外国人在中国的狩猎行为，《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二十六条也有专门的规定：……建立对外国人开放的猎捕场所，应当报国务院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据《新民晚报》报道，1984年，我国即开始审批境外人士狩猎活动。不过，那时采取的是“一事一批”的方式。
误解二：只有外国人能打珍稀野生动物
澄清：中国人也可以打，但中国人“打不起”
或许很多人都会产生“只有外国人才能猎杀国家重点保护动物”的印象。不过，这种印象是错误的。其实，我国法律从来没有规定中国人不许猎杀重点保护动物。外国人到中国狩猎，审查手续比中国人在国内狩猎更严格。
国内某狩猎俱乐部经纪人表示，国内确实很少有猎手猎杀国家重点保护动物，他也曾经想做中国人在国内打猎的业务，但是没有谈成。
对于许多外国人来说，他们本国就有野猪，没必要到中国来打。而盘羊、藏原羚之类的动物则是亚洲特有的。而对于中国的狩猎者来说，盘羊之类的猎物成本太高，多数人不感兴趣。“某猎场曾经找过我，说每头盘羊总消费两万元人民币，问有没有人愿意打。结果中国人都觉得贵，不愿意去；而接待国外狩猎者，每头羊的总消费要达到五六千美金。”
此外，在2006年时，国家林业局曾准备公开拍卖“狩猎权”，但鉴于高昂的费用，没有一位中国人申请参与中国珍稀野生动物狩猎。
合理的猎杀，其实是一种保护
由上可知，经批准后，狩猎珍稀野生动物并不违法，实属合法。但这样的举动是否合理呢？
藏原羚等动物常与家畜争草场
正规狩猎的流程
一次经批准的狩猎是这样进行的——
外国猎手通过代理机构办手续，在获得了政府批文后，被带进指定的狩猎场。猎手根据获得的配额进行狩猎活动。
在中国加入WTO之前，外国猎手要在外事部门、主管部门的陪同下进入猎区，此后虽有放松，但“一个国际猎人后面起码也要跟着三四个人，有导猎员、林业局的人员，防止误杀动物，还有司机、牵马的人等等”。
在狩猎活动过程中，会严格执行许可证制度，绝不搞非法狩猎。如果发现狩猎者打了规定允许之外的动物，就要按相关的法律对其执行处罚，直至追究刑事责任。
国家林业局的资料显示，自1984年第一家国际狩猎场开业后，截至2005年底，中国一共接待国际猎人1101人次，狩猎野生动物总数1347头（只），“每只是谁打的都有花名册”。20多年来，从未出现过“多杀滥杀”的情况。
正规狩猎并不会危及动物生存
正规狩猎对生态环境、动物保护乃至社会经济的积极影响是这样循环的——
通过拍卖配额引来有钱的猎手——在严格监控下，猎手完成专业化狩猎活动——高昂的狩猎费用分配给当地居民以及动物保护系统——动物保护事业得以顺利进行——民众自觉保护野生动物——野生动物群体及生态环境得到改善——以更高的价格引来猎手……
以上便是国际通行的“以狩猎促进动物保护”理念。凭借这一理念，2001年时，美国共有1300万16岁以上公民参加了狩猎活动，产生了206亿美元的经济效益，其动物保护系统亦受益匪浅。
在中国，这个公式同样行得通，在新疆自治区林业局和“野协”管辖范围内的布尔津国际狩猎场范围内，开展合法国际狩猎活动10年，野生动物数量增长了5倍。
而据本次新闻的焦点，青海都兰国际狩猎场的人士之前介绍，多年的狩猎未造成动物资源的下降，该区域岩羊总数约2万头（2007年时达到9万头），每年用于国际狩猎的数量仅几十头，狩猎收入约20-30万美元，其中相当一部分补助给周边牧民，每户增加年收入在2000-3000元之间。
由于中国的动物保护措施更加严谨，即便在狩猎活动最多时，狩猎量也只占总体种群数量的万分之二点七（其中如羚牛只占万分之四，斑羚不足百万分之八），绝不会危及动物生存。
不是要保护动物吗，为什么还要搞猎杀？
1.如果不主动开展合理狩猎，非法滥杀之风又将盛行
许多反对“有偿狩猎”的人有雷同的表述——这个缺口一旦打开，将带来大量的动物死亡，其后果难以预测。
大家所担心的，其实是新闻报道中常见的“盗猎”，属于标准的商业狩猎，其目的是获取作为商品赢利的肉、皮、毛，所以显得“贪得无厌”，对动物种群的破坏很大，常常成为“滥杀”。而合理狩猎是为了追求个人体验，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限额狩猎，数量非常有限，对动物种群的破坏很小。
如果不搞有偿合理狩猎，那么当地居民将无从体会到保护野生动物的好处，从而失去保护野生动物的内在动力。而不少人甚至会重操旧业，走上盗猎滥杀的老路。
新疆林业厅一名处长曾表示，过去当地人盗猎盘羊，出售后收益非常少，但开展狩猎以后，狩猎许可证销售为他们带来的收益，要远大于单纯猎杀盘羊的收益。此外，因为每年的狩猎额度要根据猎场当地的野生动物数量来确定，猎场主为了保证足够的资源以获得更高的狩猎额度，会成为动物保护的最有力执行者。“可以想想，一个农场主、一个牧场主和一个猎场主，谁会更在意自己领域内野生动物的数量？”
2.某些繁殖过多过快的野生动物将对当地社会产生负面影响
这不是危言耸听，比如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羚牛，一旦数量达到一定程度，对生态环境破坏很大。由于其进食量非常大，如果在一个地区聚集大量羚牛，对食物链有着非常大的伤害。
再比如藏北羌塘地区，随着动物保护力度加大，野牦牛、棕熊数量随之增加，这些攻击性极强的野生动物常有“杀人夺畜”之举，让当地民众无可奈何。
此时，合理的有计划的进行适当狩猎活动，亦可以帮助当地民众安居乐业。“在云南，野生动物所造成的人身及财产损失非常大，政府每年支付的补偿金超过4000万元。如果允许狩猎，政府每年至少可以减少一半的补偿金开支。”
3.相比合理狩猎，搞旅游的环境代价更大
在2006年之后，青海都兰国际猎场一直处在停工状态。他们曾经想过搞生态旅游，调研后发现能够看到野生动物的地方都离城市很远，需要为生态旅游做基建准备，修路，修水电，搭木板房。这会对当地环境造成很大的破坏。而且，生态旅游的费用较小，为了与运动狩猎获得同样数量的资金，搞生态旅游肯定要接待更多的人。这就要付出更大的生态代价。
为什么要欢迎洋人来华狩猎？
中国人狩猎常用的霰弹
野蛮的中国狩猎业需要改进
国外的狩猎市场相当庞大，文化底蕴深厚，产业成熟，绝非普通人想象中一群屠户上山作恶的情景。
比如，很多人怀疑“杀老不杀小，杀公不杀母”的原则，怎么可能在实际狩猎过程中被执行，“杀红了眼的洋人哪会管那么多？”
实际上，这不仅是国家林业局的原则，更是西方狩猎文化中的戒律，违反者将会在俱乐部中抬不起头，在同行面前沦为“端茶倒水”的地位。这些来华的猎人通常收入不错，多从事医生律师等高端职业，个人素养较高，他们通常只会挑角特别大的老年雄性动物进行狩猎。
反而，却是中国游客最乐于违反这个原则，比如有导猎人员曾表示“有些人见到动物就打，连喜鹊、松鼠都不放过”。
说到动物福利，中国人还有一个重要差距：目前我国批准使用的猎枪大多是滑膛枪，发射的多是霰弹，用弹丸数弥补准确性的不足。狩猎就很容易出现伤而不死的情况，给动物造成很大的痛苦。而国外猎手多使用来福枪，准确性较高，并尽量做到一击毙命。
洋猎手的涌入 有助于我国的动物保护事业
由于中国事实上基本不存在狩猎业，加之许多中国人“玩不起”野生动物有偿狩猎，如想在中国复制在国际社会通行的“以狩猎促进动物保护”模式，便只能依靠外国猎手的专业与资金。
按照塔什库尔干保护区保护站站长戴志刚的说法，他就是靠着以往出卖6头盘羊狩猎权的收入，维持了保护区10年的工作开支。
很难想像，没有外国猎手出高价购买这6头盘羊的狩猎权，这个“没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极少甚至没有来自上级或外界的资金支持”的保护区，将会是怎样的悲惨状况。
而自青海都兰国际猎场停业后，由于狩猎场几乎无人看管，辖区内开矿、找矿人员增多，这些人随意在猎区内进行放炮、开挖、选矿等作业，对野生动物的生存环境特别是水源地造成污染。一些外来人员甚至有偷猎等违法行为。
存在的担忧：有多少狩猎收入会被各级部门卷走
在中国，狩猎收入的分成比例如下：20%被用于国家层面的管理，30%用于省一级的管理，5%拨到州一级，剩下的45%拨到县。在到达县一级的资金中，有50%被留在了县财政，用于一般性的支出，剩下的50%才能给到狩猎场。
一位美国博士曾经对甘肃某狩猎项目进行过测算，他发现，共计21500美元的收益经过从中央到地方的层层分流，只有大约4.9%的资金最后分给了狩猎所在地区，用于野生动物保护。
相比之下，他曾经研究过巴基斯坦一个类似的地区项目，该项目把狩猎所得收益的75%-80%分配给了当地社区，这些钱用于在当地修建学校、医院，或者用于动物保护。
他说：“必须确定，狩猎是用于支持动物保护的工具，而不是为了使经济收入最大化。狩猎的收益应该用于支持当地社区，而不是用于给省里的办公室购置新车和电脑。”
结语：对于野生动物保护，我国目前宣传更多的是一种情感上的保护意识，而不是科学上的保护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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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头条】陈方：郎咸平是郭美美母女的托？阅读原文

陈方 评论作者原题：但愿郎教授真的只是不善访谈不是谁都愿意用“动机论”或者“阴谋论”去否定一切，但是，一个在经济学领域能够不受牵制探究真相的经济学家，即便他不是专业的媒体人，在做郭美美访谈的这个社...全文↓

陈方 评论作者
原题：但愿郎教授真的只是不善访谈
不是谁都愿意用“动机论”或者“阴谋论”去否定一切，但是，一个在经济学领域能够不受牵制探究真相的经济学家，即便他不是专业的媒体人，在做郭美美访谈的这个社会学领域里，探究真相的能力也不至于突然之间变得如此孱弱吧
网民形容郭美美是炸药，谁碰谁倒霉。这话虽然损了点，可最近这包炸药又“发威”了。“良心教授”郎咸平因为专访了郭美美母女，引起了网民和媒体的强烈炮轰；名不见经传的宁夏卫视栏目《解码财商》因为这期节目一炮而红，可惜原本继续在周五晚播出的该节目遭遇了停播。
红十字会似乎撇清了与郭美美的干系，但郭美美因炫富事件掀起的一系列风暴并未完全平息，真相依旧朦胧。郎咸平教授与郭美美母女面对面的访谈，公众本希望借此挖掘出更多真相，以期能为郭美美事件画上一个完整的句号。不成想，这一访谈被网民戏称为是一部“郭美美对台词”的肥皂剧。
访谈中，郎咸平一步步“诱导”郭美美说出王军是她的“干爸”，这个王军虽然在中红博爱有股份，但中红博爱还没开张，因而王军送给郭美美高级轿车的钱，肯定不是中红博爱的钱，而是他自己的钱。类似的诱导比比皆是，该访谈留给公众的印象是，“郎咸平和王军的熟悉程度，远远超过郭美美和王军的熟悉程度；郎先生知道郭美美母女的假爱马仕包是在罗湖商业城买的，其熟悉程度简直就是郎教授亲自帮她们买的；潜伏十余年从未现身的股市大鳄，就是郭美美她妈。”
事实上不光网民质疑郎咸平的访问，就连闾丘露薇都忍不住在微博中批评“这是一个很失败的采访”。的确，一期本要让“信息趋于对称”的访谈节目，结果给受众留下了“郎咸平洗白郭美美”的印象，难怪舆论要强烈质疑郎咸平的访问动机。
动机论中，有的传言能一眼看穿、有的则真假难辨。郎咸平说，“必须斥责暴力网民包括一些名流和下流媒体的疯狂，你们可以不赞同我的采访风格，也可以合理怀疑她们的诚信，但你们没有权利以低俗的语言霸占舆论平台，散播收受200万贿赂的人身攻击。”谣言的、暴力的攻击当然不对，但是，郎先生在斥责网民与媒体的时候，是否反思过为何一期节目能引起这么大的反响，这其中难道仅仅是采访风格的问题吗？有没有“预设议题”的可能性存在？
一个专业的经济学家做了一个不专业的访谈主持人，一期欲求真相的节目又被口水娱乐化，真相并没有因为郎咸平给了郭氏母女充分的话语权而浮现。不是谁都愿意用“动机论”或者“阴谋论”去否定一切，但是，一个在经济学领域能够不受牵制探究真相的经济学家，即便他不是专业的媒体人，在做郭美美访谈的这个社会学领域里，探究真相的能力也不至于突然之间变得如此孱弱吧？
其实，我倒真的愿意相信没有“动机”的存在，郎郭访谈的口水争议只是因为“好的经济学家不一定是好的访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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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思考】牛克：还药家鑫父母公道同样重要阅读原文

牛克 媒体人士原题：药父诉张显案：愿“舆论即正义”得到反思药家鑫的父亲药庆卫，日前拿起了法律武器状告药案中被害方的代理人张显（某高校教师，非律师），指其侵犯药庆卫的名誉权。药家表示：在药被审判及其...全文↓

牛克 媒体人士
原题：药父诉张显案：愿“舆论即正义”得到反思
药家鑫的父亲药庆卫，日前拿起了法律武器状告药案中被害方的代理人张显（某高校教师，非律师），指其侵犯药庆卫的名誉权。药家表示：在药被审判及其被处决之后，张显在网上捏造药父是“官僚”、“富商”等，并暗指药家动用关系拖延诉讼、妨碍司法公正。本案已在西安市雁塔区法院立案。
药家鑫以极其残忍的手段，杀死了一个年轻的母亲。死刑判决是公正的。但之前此案“被承担”了太多的“意义”——所谓“权贵弄法”，“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正如张显在微博上反复强调的：药家鑫的“家长有权有钱”，“目前是草根与精英的较量，他们的声音几乎被群众用唾沫淹死了”，“药父必有重大隐情，药父身居我军军械采购要职，利益纠葛颇多，望中央军委彻查此人经济问题，肃清军械采购环节蛀虫。”
在中国当下司法公信不足、社会矛盾突出的情况下，这些言论得到广泛传播，舆论中也夹杂着“军二代”、“富二代”的声讨字眼。但据《新京报》、《南方周末》对药家的采访报道，药父只是一个普通转业军人，家庭并不富裕，甚至没有地方托门路去问一下案情，几万元一时都凑不齐，这也是药家相当长时间里，不敢与被害人家属见面的原因。
目前，药父状告张显，不等于为药案“翻案”，作为杀人犯的家属也有自己的名誉权。药家鑫伏法之后，药庆卫及其委托律师于6月底在网上宣布：将澄清药家鑫案幕后事实。对此，张显当即在网上回应：“天下真是无奇不有了，杀人犯家属竟也搞起了官方发言人，跟希特勒同志有得一拼啊，真是不知礼义廉耻！典型的当婊子还想立牌坊，腐蚀毒害社会。”
在被起诉之后，张显为自己做了辩解：他只是把网上看到的消息粘贴到自己的微博中，“对于是否属实，因为作为一个公民我无权调查别人的隐私”。按他的意思，他没权调查别人的隐私，但有权传播别人的隐私？即便之前是无心之失传播了谣言，但被指出之后，明知是错的，还态度坚决不做澄清。这可否理解为侵权法中的“过错”？
现在，药案的所谓草根反抗权贵弄法的“象征意义”，已经被证伪。好在当初判决并没有受舆论左右，药家鑫的死刑判决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这给了我们一个反思的机会——一是司法必须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依据，而不能随着汹汹舆论而改变——舆情是会变化的，但人死不能复生。即使是两千多年前，强调人治的儒家也认为：“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 公民有权监督司法，但无权僭越。
二是在类似药案的公共案件中，媒体应恪守中立、传播法治理念。媒体要有立场，更要有真相，有时真相比立场更需要勇气。比如，药案在审判期间，有一家媒体报道称药家的确不富裕，就被质疑为“托儿”，遭到海量谩骂。
三是公民有权发出声音，但无权阻止不同的意见。著名律师陈有西，在转载一篇网友在药伏法后看望药父母的文章时，原想把文章改名为《魂归天堂》，但又顾虑到说“天堂”会引发“愤怒”，于是改成了《魂归何处》。一个与药案无瓜葛的律师要表达观点，都有这么多顾虑。不宽容的舆论环境，是不健康的，也是危险的。
药家鑫的生命已经终结，但中国的舆论监督之路还要继续走下去。声音代表着一种正义的力量，但如果是不择手段地鼓噪，容不下不同的意见，那就会走向正义的反面。当然，本案最终还是需要由法院做出一个公正的判决，一如公众期待药家鑫案有个公正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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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力乱神】崔中波：红十字会卖保险寡廉鲜耻阅读原文

崔中波 编辑原题：“博爱”变脸“保险”暴露了什么红十字博爱服务项目，在实施过程中，人道主义、红十字精神全无，成了纯粹的商业项目。 8月6日央视《新闻调查》报道，记者调查发现，本应立足公益的红十字博...全文↓

崔中波 编辑
原题：“博爱”变脸“保险”暴露了什么
红十字博爱服务项目，在实施过程中，人道主义、红十字精神全无，成了纯粹的商业项目。
8月6日央视《新闻调查》报道，记者调查发现，本应立足公益的红十字博爱服务项目变成了以推销保险业务为主的行为。而商业红十字会与王鼎公司之间也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联。节目中，红十字会表示，近期将向社会公布针对商业红十字会的审计和调查结果。
看到这则新闻，犹记得此前中国红十字会官员接受采访时曾铿锵表示，“对于博爱服务小站项目，红十字会的诉求不是企业捐款，而只是要博爱小站这样的载体，为社区居民提供服务……宣传红十字会的人道博爱精神。”可事实却是，在实施过程中，此项目人道主义、红十字精神全无，成了纯粹的商业项目。
最突出的例证便是，言之凿凿的进入博爱小站的红十字的“志愿者”，绝大多数竟是保险公司的营销员。本应立足公益的红十字博爱服务项目完全变成了以推销保险业务为主的行为，其中还穿插着“欺骗”“诱导”的魅影。
而更为诡异的是，公益项目的商业化运作中，还拎出了“利益输送”的蛛丝马迹。据称，王鼎公司成立时，当时的法人代表、总经理分别是商红会副会长王树民、副秘书长李庆一。参与博爱服务站的企业都必须和王鼎公司合资成立公司，王鼎公司要占30%股份，它自己不出资金，由合资方垫付。虽然王树民本人的解释是“这是他贡献的智慧应得的回报”。但地球人都知道，王树民他们既代表王鼎也代表商红会，不接受他的“垫付”条件也就甭指望拿到这个项目，换做他人，谁能接受“不出资，拿利润”的严苛条件？
于是，初衷良善的博爱服务项目，真正实行开来，竟出现了眼下之异景，一方面，社区居民经不住博爱服务站“推销保险”的骚扰，渐渐敬而远之。所谓“为社区居民带去服务，增进整个社会的福利”就成了“传说”；另一方面，原计划在全国建立的3万个“博爱小站”，因运作模式不招待见，平台搭建不起来，引不来投资，至今才发展十几个。而与之相伴的，还有中国红十字会公信力的递减、慈善事业的萎靡。
其实，红十字会博爱项目在运作过程中，商业力量加入未尝不可。但关键在于承担具体操作的公益组织不能大撒手不管，更不该把慈善当成一任人揉捏的对象，干起事来，急冲冲地奔利益而去，而追起责来，又拿“为了公益”做挡箭牌。轨迹异化的红十字会慈善之路，需要从这场“以慈善为幌行保险之实”的丑闻中彻底清醒过来了。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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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打破“醋坛”问到底：山西陈醋门真相何在阅读原文

李晓亮 媒体人柴米油盐酱醋茶，是构成庸常生活的“七种武器”。在这些家常要素中，“醋”又因其独特韵味，有了不同于其他的文化延伸。于是，吃醋有了别样味道。在历史更迭和文化演进中，“醋坛风波”被演绎出万种...全文↓

李晓亮 媒体人
柴米油盐酱醋茶，是构成庸常生活的“七种武器”。在这些家常要素中，“醋”又因其独特韵味，有了不同于其他的文化延伸。于是，吃醋有了别样味道。在历史更迭和文化演进中，“醋坛风波”被演绎出万种风情：有冲冠一怒为红颜，也有为红颜薄命陨醋坛。
文化影视中，每每从破碎的“醋坛”里，溢出的惊心动魄或荡气回肠的凄美绝艳，但是生活的真实，有时却残酷得不带半分诗意。当有一天，一个散发着浓烈醋酸味的现实意义上的“醋坛”被捣翻后，你会发现，这里并没有熟悉的惊艳故事，只有令人添堵让你愤懑惶惑的“事故”。
说到醋，首推山西老陈醋。没错，这次“事故”，就上演在这个醋坛圣地。而从事件走向看，却有一丝吊诡之处。先是有媒体披露山西醋业协会副会长王建忠称，市场上真正的山西老陈醋95%为醋精勾兑，多添加防腐剂；针对质疑，山西醋业协会会长曹文杰，以及山西老陈醋集团董事长郭俊陆则持相反观点，认为山西老陈醋纯粮酿造，不存在醋精勾兑。山西质监部门口径与此一致，认为当地所产醋安全可靠。6日傍晚，上述协会又发严正声明，认为王建忠所言严重不实。
之所以说这事有些吊诡，给人以酸溜溜的感觉，并非因为说“醋事”。而是到底有无“醋精勾兑、添加剂超标”问题，截至目前在的“爆料—辟谣”纷纭杂乱的信息面前，普通民众仍是惶惑不明的。更让人气短的是，如果不是该产业协会的正副会长，意见不一相互“掐架”，此问题似乎永远难见天日。
这种“内讧”式曝光，有太多的不确定性。而食品安全问题，再也经不起任何“偶然”了。每次貌似“偶然”的问题暴露，最后几乎都能引起一次全行业全产业的整肃和新生。只因，外界看到的“偶然”，而业内而言多已是业界共识，虽上不了台面，却是彼此心照不宣的“潜规则”。
按照此类事件的一般流程，一个偶然引爆点（比如利益失衡下的“内讧互掐”、内鬼爆料，比如竞争对手的恶性竞争），引来一次舆论大哗，当事者一再辟谣、负隅顽抗，质监乃至司法等公职部门姗姗介入，“谣言”被证实，此次问题被迅速解决。幸运的，或可带来制度性反思，行业自净刮骨疗毒，而更多的则是在事后灭火式应急补救后，更多隐性问题被遮蔽，留待下一个偶然触发点。
若要不留隐患，一次肃清，或许就要有打破沙锅问到底的死缠烂打精神。这次，不妨也打破“醋坛”问到底：作为山西醋业协会副会长，作为资深业内人士，王建忠的爆料真的是无中生有？动机何在呢？新闻后也当地网友跟帖：“这是当地很多人知道的事实，陈醋的主要产地在清徐县。而清徐很多醋厂被外地收购了。为扩大产量就大量造假！”请问这是否属实；而山西醋业协会以及质监部门辟谣时，话也没敢说满。只谨慎表示，该省全年产量60万吨，很多标注“山西陈醋”的产品，并不全是山西生产的。但是仅此就能卸责了吗？当地有多少小作坊式非正规生产企业，在进行醋精勾兑？用的到底是食用还是工业用冰醋酸？添加剂标准是否有调整的必要性，检测手段是否有升级的紧迫性？
这些显然都需要尽快给出权威而让人信服的答案。否则，到底是王建忠在“造谣”，还是当地行业协会和质监部门心虚？民众依然“不明真相”。而食品安全焦虑，则可能在这样的信息混沌和不信任情绪中，疯狂滋长。
(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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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视野】马光远：美国时代走上终结之路？阅读原文

马光远 经济学博士令人意外的是，本次美国债务违约危机，不是以美国两党最终达成上调债务上限为尾声，而是居然在所有人都认为闹剧剧终的时候迎来了震撼性的高潮：当地时间8月6日，国际评级机构标普将美国长期主...全文↓

马光远 经济学博士
令人意外的是，本次美国债务违约危机，不是以美国两党最终达成上调债务上限为尾声，而是居然在所有人都认为闹剧剧终的时候迎来了震撼性的高潮：当地时间8月6日，国际评级机构标普将美国长期主权信用评级由“AAA”降至“AA+”，评级展望为负面，这是94年来美国首次失去AAA主权信用评级。
在美国两党就债务上限上调达成妥协之前，尽管标普等国际三大评级机构对美国政府发出了严厉的警告，但没有任何人会相信，标普会真的举起手枪，并果断开枪，而且枪里射出了威力巨大的子弹。标普对于降级的理由说得很简单明了：调降评级主要由于美国政府与国会达成的债务上限协议，不足以稳定政府的中期债务状况。同时，标普维持美国短期主权信用评级“A-1+”最高级别不变，评级展望负面。评级前景负面意味着标普在未来两年内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可能性下调美国长短期主权信用评级。
美国主权债务评级由AAA降至AA级后，并不简单地意味着美国国债的利率上升，美国政府每年须多支付1000亿美元利息。更重要的，作为全球最重要的经济体，在欧元区风雨飘摇，全球经济面临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最严峻考验的时刻，标普的降级无疑给全球经济的心理上给予了沉重的打击。在笔者看来，标普果断降级起码会造成三个层面的深远影响：
其一，标普对美国经济的短期复苏投了反对票。无论是失业率，还是经济增长的表现而言，一季度美国经济增长只有1.8%，二季度经济增长更是降至1.3%，而失业率却依然维持在9.2%以上的高位，美联储除了再次推出第三次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之外，似乎没有更好的办法；其二，标普对美国主权债务的偿还能力及偿还可能投了不信任票。尽管美国目前债务高达14万亿多美元，但由于美国头号经济大国的地位以及美国拥有独一无二的全球储币的地位，尽管财政赤字在10%以上，全球对美国偿还债务几乎从来没有过强烈的异议，但随着评级的降级，将在很大程度上分化国际经济界的信心，美国不会赖账的神话从此打上了一个问号；其三，美国通过金融危机，重新崛起的历史也许终结。我们看到，全球每一次大的金融危机，最大的受益者都是美国，每一次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的国力总会更加强盛。但本次金融危机爆发至今，美国摆脱困境乏力，经济前景迷惘，标普的评级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美国时代也许开始走上了终结之路。
当然，标普的评级，给了玩火的美国政府和美国两党一记狠狠的警钟，他们这次玩政治游戏付出的代价至少是每年多付出1000亿美元的国债利息，但更重要的是，这记警钟，也在敲打着中日等美国国债的持有国。我们相信，标普的降级虽然不意味着美国会实质违约，但毫无疑问，在美国主权的信用评级降低之后，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的价值将大幅缩水。而且，考虑到美国目前的财政状况，未来美国政府上调债务上限将会成为常态，中日等债权国必须继续饱受美国债务随时崩溃的煎熬，并且不得不帮助美国继续这种“借旧债，还新债”的方式。
事实上，笔者一直强调，用具体的数据来测算美国的违约风险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就目前美国的债务总额和财政赤字而言，要偿还目前巨额的债务除了理论上尚存可能，实际上已经成为众所周知的“不可能”的事件。关于美国不会违约，美国国债安全的论调要么是一种安全幻象，要么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自我安慰。缺乏储蓄和投资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让美国缺乏自有的造血功能，唯一维持美国债务运转的就是美元的储币地位，因为美元的储币地位，全球经济都在为美国巨额的债务背书，美国也藉此通过美元的一再贬值，维持最廉洁的融资方式。可怕的是，这种经济运转模式使得美国债务总额越积越大，最终到了无法偿还的地步，防止美国国债崩盘不仅是美国的任务，更成了全球的任务。而从目前美国实体经济的情况和财政赤字而言，美国既不具备偿还债务的能力，又没有切实可行的削减预算的方案。对于美国而言，唯一的选项就是屡屡提高债务上限，而对于全球的债权人而言，唯一的办法就是让时间来告诉他们真相。
在有效需求乏力，失业率居高不下，财政赤字再创新高的情况下，如果说我们仍然相信美国经济，相信美国的还债能力，那只不过是对自己的一个安慰。目前的美国经济看起来依然强大，但它只是一个虚幻的、不可靠的空中楼阁，虽然外表华丽，但一阵强风足以将其彻底摧毁。对于持有近1.16万亿美元美国国债的中国而言，标普对美国的降级事实上是对中国响起的危险信号。中国不仅拥有巨额的美国国债，而且缺乏足够的黄金储备来保卫这些债权的安全。美国可以靠时间拖欠债务，但中国不能靠上帝占卜吉凶。如果不能果断减持美国国债，并且果断增加黄金的储备，即使中国拥有再多的外汇储备，也将成为安全毫无保障的危险游戏，而这种游戏随时都可能引爆中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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