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道总裁霸上身书包网:新闻话题 2011-8-30

新闻话题
【今日话题】是什么让老太太诬陷好人阅读原文

是什么让老太太诬陷好人近日，江苏南通又发生一起“彭宇案”，一辆大巴的司机在立交桥上发现了一位骑三轮的老太太倒在路上，司机前去搀扶后，却被老太诬为肇事者。幸而，由于大巴上安装有摄像头，通过录像还原了司... 全文↓

是什么让老太太诬陷好人
近日，江苏南通又发生一起“彭宇案”，一辆大巴的司机在立交桥上发现了一位骑三轮的老太太倒在路上，司机前去搀扶后，却被老太诬为肇事者。幸而，由于大巴上安装有摄像头，通过录像还原了司机的清白。
无独有偶，一天之后，湖北武汉也有一位电动车主，扶起一名自己不慎摔倒的八旬老太后，反被老太诬称是被电动车撞倒的。在多位目击者指责老太是自行摔倒后，老太仍然坐在电动车上不肯下来，并一口咬定是被电动车撞倒的。结合前不久发生的许云鹤与天津老太的纠纷，这类由“彭宇案”肇始的做好事被诬陷事件，极大地引发了网友的不满，纷纷斥责老太太们没有道德，是诈骗，哀叹雷锋精神将死。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老太太们反咬一口，诬陷帮助自己的好人？
录像显示老太太早已摔倒
2011-08-30 第 1783 期
今日话题
这不是什么人心不古
老太儿子后来向司机赠锦旗
不必起“九斤老太之叹”，古代民风不见得就淳朴
在南通这起事件中，不管老太存不存在一丝的可能真是误以为大巴撞了她，就凭老太家属在最早时斩钉截铁地称是被大巴撞了，就足以证明南通老太一家在这个问题上着骗取赔偿的不轨企图。坐实了真相后，网友感叹得最多的就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连老太太也不讲良心。如同鲁迅笔下的“九斤老太之叹”，网友们大呼一代不如一代，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丧失殆尽。然而，在受“传统美德”影响的古代中国，是不是就不会发生这种事呢？…[详细]
不错，中国是“礼仪之邦”，“仁义道德”的观念已经影响了两千多年。在“不说谎”这个问题上，孔夫子更是曾喊出“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这样的狠话。
但是，除此之外，中国还有许多“民间智慧”、诸如“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逢人且說三分話 未可全拋一片心”等等，在与人打交道的学问上， 还充斥着《三国演义》《儒林外史》等宝典，老太太要在当年挨着擦着，不见得就不施展什么小动作。
是什么让社会道德沦丧？
孟子曾提出“无恒产者无恒心”
“民无恒产，斯无恒心，既无恒心，放僻邪侈，救死不赡，奚暇礼义”
儒家性善说大师孟子曾认为，“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这是仁义礼智的萌芽，只要这“四端”能够发扬光大，人就能成为一个好人。
然而，相比之下，孟子的另一段话其实见识更高明，即“民无恒产，斯无恒心，既无恒心，放僻邪侈，救死不赡，奚暇礼义”，所谓无恒产者无恒心，就是说没有稳定财产的人，是不可能保持向善之心的，就会不顾礼义地走上邪道。
而不幸的是，“民无恒产”成为我国历史的主流现象，梁启超曾总结道，“我国民数千年来，困于徭役，困于灾疠，困于兵燹，其得安其居乐其业者，既已间代不一觏”其结果就是，“所谓虚伪、褊狭、贪鄙、凉薄、诌阿、暴弃、偷苟之恶德，既已经数十世纪”。…[详细]
直到今天，这个判断仍不能说已经过时。从电视上来看，这位南通老太家里确实比较穷，或许这是老太仅是轻微擦伤就见机栽赃的原因。
穷人没有抵御堕落的资源 ：为何老太太会反咬一口
学者孙立平曾发问，为什么2003年收容所里的孙志刚被“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收容者打死？为什么在黑煤窑中，会发生窑工欺压窑工的悲惨现象？成为鲁迅所说的“强者愤怒，抽刀向更强者；弱者愤怒抽刀向更弱者”？孙立平说，这是因为“穷人没有抵御堕落的资源”，可谓卓见。在许多老太太诬陷事件中，可以想象的是，老人家境贫寒，没有医疗保障，治疗费又高，遇到这种事，于是，只能昧着良心赖上一个算一个。对于天津老太，赖给许云鹤是因为治疗费高，对于南通老太，则很可能是因为家贫。总之都不富裕，所以在面对有可能改善自身处境的选择时，选择了堕落，选择了栽赃诬陷。
最大的悲哀就在于此了：你贫困，可能身上还有不少的毛病，但由于你的作为，导致人们觉得给你点同情都是多余——所以社会大家觉得做好事要小心，这是弱者的堕落过程造成的，但是问题在于堕落的本身吗？
“家国天下”PK“市民社会”：何者能培养出更讲秩序的人民？
孟子的另一个创见是，“无恒产者有恒心，唯士为能”，意思是能够在本身没有稳定财产的情况下，仍能做到保持善心的，只能是“士”。所谓的“士”，即儒家贤人社会体系下的贤人，贤人指导着“没有恒心”的普通民众安身立世，就形成了传统中国的“牧民”体系，家国天下成为一体。虽然，孔夫子提倡“先富而后教”才能起到效果，但“先富”这一点从未真正实现，教化之用的效果就是，两千年来朝代换了一拨又一拨，但民众素质却没见到有什么前进。仓廪不实的民众，如何能“知礼节”；饱暖了的官员，却往往开始了“思淫欲”。
到如今，上位者这种“教化”思想其实还存在着，希望民众“五讲四美”“精神文明”，与儒家的“神州处处是尧舜”又有何区别呢？但未富的民，怎会在意这种东西？
相比之下，有着古老民法传统、物权法传统的西方，在国家权力之外生长出一个“市民社会”。尤其近代以来，“新教伦理”所孕育的资本主义精神，让这些西方人在创造财富的时候能够恪守诚信，不损人利己，而且保证了在获得了财富以后也依旧能够如此。西方文明的秩序和规范均源自于此。
虽然，这并不能表明西方人的道德水准就一定比中国人为高，但如果不把守秩序、讲诚信看作一种道德，而是一种行为规范，那么毫无疑问，在这方面西方社会的整体素质远比中国人为高，也是中国人值得效仿的。
应构建秩序，而非重建道德
上海地铁主动维持秩序的“打人哥”
法律规范的文明是真文明
构建秩序，最重要的依靠自然是法律，若法律的强制力、威慑力能够保证人们讲文明，守秩序，那便很值得尝试，而不必非得依赖道德。
例如，德国法律就规定，老弱病残孕乘坐公交车享有优先权。一般来说，公交车有三分之一左右的座位是老弱病残孕保留座，用蓝十字标记，十分醒目。保留座位于车厢前半部分，上下比较方便。这些座位即使空着，站着的青壮年一般也不去坐。如果坐了，一旦看到有老弱病残孕上车，必须赶紧起立还座。如果一时没有注意到，老弱病残孕站到了座位前，要说“对不起”并立即还座。如果有人就是不还座，很简单，叫警察来执法。…[详细]
对于老太太诬陷好人这种情况，如果各种技术鉴定手段能够明确识别出真实状况，如果法律的威慑力能够让老太太们不敢这么做，那么我们不用管她们有没有栽赃诬陷的想法，道德上是否很坏，至少秩序上，不会有任何人受到伤害。
香港人如何文明起来：在麦当劳学习排队
梁文道曾提出过一个独到的见解，香港人是通过在麦当劳学习排队变得文明起来的——“透过麦当劳，几代香港人接触到了传说中的美国先进文明，她有效率而友好，准确而清洁。在这样的环境底下，我们渐渐学懂了自律、节制和礼貌，以免与身边的气氛格格不入，丢人现眼。而自律，就是这家餐厅的文化核心了。年青人开始明白不能恬不知耻地拿光人家的免费纸巾，还要把自己制造出来的垃圾亲自丢进垃圾桶。最重要是懂得排队，因为这是家半自助餐厅，没人会把食物送上你的餐桌。你一定要看着其他人怎么做，再决定自己的举止。既然人人都在排队，你怎好意思打尖呢？”
大陆这边也一样
香港的例子对大陆同样有启发，我们这边也有麦当劳，我们在麦当劳里同样排队，只要有这个规范在，这个不插队的环境在，而且有这个不插队还能迅速买到食物的客观效果在，那么就会很少人插队。
从火车站的变迁也能看出这个变化，以前中国内地的火车站，给人的印象就是拥挤不堪、随意插队、脏乱差，但随着新修的车站做得越来越好，设计得也越来越周到，管理的水平也越来越高，排队的秩序也变得越来越好，长此以往，国民素质的提升是自然而然的。
不要让别人如何如何影响到你
不管作为个别现象，还是“老太太们”的典型现象，栽赃诬陷好人都是为人不齿且须大众反思的。但因为认定“老太太们会诬陷人”，就不去帮助人，作为年轻人来说，这是非常消极的。前不久，上海地铁有位“打人哥”，因为发现有人在地铁里乱扔香蕉皮，而敢于去维持公共秩序，在对方先动手打人的情况下还击，这种精神才是年轻人应该钦佩的。
结语：“今日国中种种老朽社会，其道德上之黑暗，不可思议……中国已亡于彼等之手，而惟冀新学之青年，致死而之生之，若青年稍不慎，而至与彼等同科焉，则中国遂不可救也。”——《论私德》，1903年，梁启超
【评论头条】王志顺：辛亥革命百年祭，别弄得“危机四伏”阅读原文

王志顺 媒体人 “从即日起至10月10日，全市2万民警要全力以赴为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活动创造平安环境”，昨日，武汉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局长胡绪鹍向全市公安民警发出战斗令。据悉，为加强社会面控... 全文↓

王志顺 媒体人
“从即日起至10月10日，全市2万民警要全力以赴为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活动创造平安环境”，昨日，武汉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局长胡绪鹍向全市公安民警发出战斗令。据悉，为加强社会面控制，武汉警方要求各警种领导需亲自带队并每天派出100名武警携枪、200名特警携带“微冲”进行街面巡控。(《武汉晚报》8月28日)
尽管“尚余残局艰难甚!谁与斯人慷慨同?”——连辛亥革命的播火者孙中山对辛亥革命也有过失落感和扑空感，尽管“辛亥革命一阵枪响，给‘航船七斤’(鲁迅小说《兔与猫》里的人物)们送走了一根辩子，给静修庵送走了一块‘皇帝万岁万万岁’的龙牌，却也给赵秀才之流送来了一颗‘柿油党的顶子’，给阿Q带来了一种茫然的躁动和躁动后的更茫然，也给范爱农式的知识分子一大阵希望和一大串失望……。”——民间一位有识之士如此评价辛亥革命。但总的来说，辛亥革命的意义不容低估。
而武汉作为辛亥革命的发轫地，更有许多人对辛亥史实和辛亥文物的珍惜之情为证，因此，在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到来之际，武汉隆重纪念一下辛亥革命，旨在弘扬英烈们的精神，表达后人对他们的缅怀与崇敬之情，以及提醒武汉市民铭记历史，珍惜现在，发展未来毫不为过。
但这里的问题在于，为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活动创造平安环境，有必要上升到打“三大战役”的高度吗?有必要弄得“危机四伏”吗?有必要向全市公安民警发出战斗令吗?
诚然，从“黄洋界上炮声隆”到“百万雄师过大江”，再到10年“文革”，我们的确是饱经战火的人民，战斗观念、斗争哲学已深植人心。但问题是，我们现在是建设年代，是改革开放年代，是和平年代，是提倡建设意识、管理意识和创新意识年代，是提倡观念、理念与“国际接轨”时代。仍抱着“战斗观念”和“斗争哲学”不放，是不是“不知今夕是何年”?甚至是不是对“与天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仍情有独钟?
这可能与我们习惯地称公安部门为“公安战线”有关。既然是“战斗”在“战线”上，那么，对于公安部门来说，自然是希望公安干警时刻抱着临战的心情和姿态，视上班为进入战线，进入“哨位”的，而市民之流自然就成为警察一试锋芒的“假想敌”。但关键的恐怕是我们的一些公安部门虽然口头上与时俱进了，但行动上仍没有与时代的发展同步，其心跳并没有与人民的心跳保持高度一致。
据说，在武汉有一个有半个足球场大的辛亥革命烈士墓地。只是不知道埋在这里的无数英魂倘若在天有灵，看到每天有100名武警携枪、200名特警携带“微冲”进行街面巡控，又作何感想?会不会认为是在打扰他们的“清梦”?但武汉市公安系统为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活动创造平安环境，却“如临大敌”，显然有点过了。
总之，“战线”、“战斗”之类的词汇不会也不必从我们生活中消失，但如果只是再正常不过的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活动，有关公安部门居然也发出如此刺眼并刺耳的“战斗令”，那么，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更不是一种正常的警戒状态。
【人口问题】何亚福：中国兵源枯竭问题凸显阅读原文

何亚福 人口学者 8月25日《北京日报》报道：9月份，北京市户籍的大一新生，只要是年龄在18至24岁的男性，报到时都需要提交一份《兵役登记证》。否则，学校将不予办理入学手续。此举旨在进一步摸清全市兵役... 全文↓

何亚福 人口学者
8月25日《北京日报》报道：9月份，北京市户籍的大一新生，只要是年龄在18至24岁的男性，报到时都需要提交一份《兵役登记证》。否则，学校将不予办理入学手续。此举旨在进一步摸清全市兵役登记情况，为今后改变兵源结构做好准备。有关统计显示，2008年，北京市适龄入伍青年有50余万人，今年已下降到30余万。到2013年至2014年，北京市的适龄入伍青年可能只有2008年的39%，跌至30万人以下。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北京市适龄入伍青年的人数下降速度十分惊人。根据北京市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全市常住人口中，0—14岁的人口为168.7万人，仅占常住人口的8.6%，同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0—14岁人口的比重下降了5个百分点。本来，全国人口中，0—14岁人口占16.6%，已经是严重少子化，而北京的0—14岁人口比例仅相当于全国的一半。可以预测，将来北京市的兵源不可避免会持续下降。
兵源紧张，并不仅是北京市如此，全国很多省份也是如此。例如，今年3月17日中国广播网报道：今年3月，山东省军区原司令员谈文虎少将在谈到今年征兵意外不顺时分析原因说：90年代以来，山东省严格执行国家计划生育政策，每年人口出生率按照25%到30%幅度下降。从九十年代至今近二十年时间，正好这一代的青年成为适龄入伍青年，因此，适龄青年人数减少，报名参军的人数基数相应减少。
今年6月3日《南方周末》报道：2011年全国两会期间，山东省军区原司令员谈文虎少将联合济南军区、南京军区的军队人大代表，向全国人大提案组提交了一份应对中国军队出现“征兵难”的提案，解放军面临“兵源紧张”的问题首次被公开谈及。
兵源紧张的根源，是适龄入伍青年的人数持续下降。因此，要解决兵源紧张、兵源枯竭的问题，就必须从提高生育率入手。北京市生育率长期低迷，平均一对夫妇只生不到一个孩子。为此，北京市出台了一些政策鼓励符合条件的夫妇生二胎。例如，去年12月31日《法制晚报》报道：针对“双独”等符合生二胎政策人群，北京市将扩大其免缴社会抚养费的范围。今后，符合生二胎政策的，女方只要满足“生育时不满28周岁”或“距生育第一个子女间隔不满4年”这两个条件之一的，都不用再缴纳社会抚养费。然而，这些政策对提高生育率的作用犹如杯水车薪。我认为，需要取消生育限制，并出台一些有利于养育孩子的政策，才有可能提高生育率。
我国《兵役法》第十二条规定：“每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年满十八岁的男性公民，应当被征集服现役。当年未被征集的，在二十二岁以前，仍可以被征集服现役。”也就是说，18岁至22岁男青年有义务服现役。那么，《北京日报》的报道为什么说“只要是年龄在18至24岁的男性，报到时都需要提交一份《兵役登记证》”，而不是说“18至22岁的男性”？
我的看法是，根据《兵役法》第五条规定：“兵役分为现役和预备役。”第二十二条规定：“按照本法第十三条规定经过兵役登记的应征公民，未被征集服现役的，服士兵预备役。”而第二十三条规定：“士兵预备役的年龄，为十八岁至三十五岁。”可见，北京市要求年龄在18至24岁的男性，报到时都需要提交一份《兵役登记证》，这是因为按照现行规定，23岁和24岁的男青年可以服士兵预备役。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18至22岁的青年数量严重不足，所以23岁和24岁的青年也要提交《兵役登记证》了。
今年6月15日《新京报》报道：“越南签署新征兵令，能获得‘免兵役’待遇的包括主要政府高官，以及没有兄弟姐妹的男性。据悉，这是越南政府32年来首次颁布此类命令。根据越南2009年公布的防务白皮书，越南约有45万现役军人和500万储备军人。”一方面，越南独生子女免服兵役；另一方面，现在中国整个军队的独生子女率不低于70%，作战部队超过80%。难怪小小的越南也敢在南海向中国耀武扬威了。
【银行乱象】吴睿鸫：银行2000亿手续费反衬出啥阅读原文

吴睿鸫 河北职员我国银行业中间业务，鲜见像国外那样，在含金量高的业务上有所作为，总靠海量的收费项目“发家致富”。从这份隆重出笼的上市银行半年成绩单，更加印证了国内银行收费成瘾，难以自拔。上市银行的... 全文↓

吴睿鸫 河北职员
我国银行业中间业务，鲜见像国外那样，在含金量高的业务上有所作为，总靠海量的收费项目“发家致富”。从这份隆重出笼的上市银行半年成绩单，更加印证了国内银行收费成瘾，难以自拔。
上市银行的半年报业绩已接近尾声。截至8月28日，已有12家上市银行公布了2011年的上半年业绩。报告显示，这12家银行今年上半年共实现净利润4244.47亿元，其中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就有2057.43亿元，几乎占到了净利润的半壁江山。（8月29日《成都商报》）
发达国家商业银行以收费为特征的金融服务等中间业务，已占据它们收入总额的一半以上，其中承兑、资信调查、企业信用等级评估、资产评估业务、个人财务顾问业务、远期外汇买卖、外汇期货等“科技含量”较高的业务，为其带来了80%的利润，中间业务是一座名副其实的“金矿”。
而我国银行业中间业务，鲜见像国外那样，在含金量高的业务上有所作为，总靠海量的收费项目“发家致富”。从这份隆重出笼的上市银行半年成绩单，更加印证了国内银行收费成瘾，难以自拔。
前些年，全社会都普遍质疑我国银行靠存贷利差赚钱。目前，12家上市银行中间业务收入增速普遍超过传统息差收入，正成为银行利润主要增长点。只不过，这些所谓的中间业务收入，更多的是来自对广大储户的服务性收费。今年上半年，12家银行手续费及佣金收入高达2057.43亿元，若按180天粗略计算，日均收入达11.4亿元。如果按全国十三亿人口分配，平均每人分摊8角七分多钱，如此庞大的手续费，银行想不赚钱也难。
其次，反衬出银行收费定价机制严重缺位。由于没有完善的银行收费定价机制，一旦出现问题，监管部门只能事后监管。而国外银行，不仅收费项目少而精，而且凡涉及的每一个收费项目，首先会对业务供需、客户集中度以及服务价格等多方面的因素，进行充分论证；接着，对银行收费项目的成本进行测算；然后，召开由专家学者、银行以及消费者共同参加的价格听证会；最后，金融监管部门，还会对银行部门收费价格是否合理，进行跟踪评估。
此外，也反映出行业规章，已演变成收费的“法宝”。眼下的银行1076项收费项目，很大程度上与《商业银行服务价格管理办法》中规定的市场调节价有关。按法理讲，《管理办法》中的银行收费条款与现行《商业银行法》有明显冲突，应当修改或废止。但是，8年多来，商业银行大都抱住《管理办法》不放，在决定收费服务价格方面，总是有意回避正式法律，并把《管理办法》演变成收费升级的“法宝”。
因此，当务之急，一方面，很有必要架构一套有效、合理的银行收费机制，首先对银行业的产品和服务价格进行充分的论证，然后，对银行收费项目的成本进行测算，最后召开由专家学者、银行以及消费者共同参加的价格听证会；由监管部门进行跟踪评估；与此同时，必须尽快把《管理办法》中有关银行收费市场调节价条款，予以废除。
【税收之祸】付志宇：为何不要对房产加名征税？阅读原文

付志宇 绵阳市财政局副局长近期引起全国热议的部分城市对婚前房产加名征收契税一事，本人原不打算就此发表任何意见。一来是因为契税属于地方税，只要地方政府的征税行为没有违反契税条例和税收征管法便不好加以价... 全文↓

付志宇 绵阳市财政局副局长
近期引起全国热议的部分城市对婚前房产加名征收契税一事，本人原不打算就此发表任何意见。一来是因为契税属于地方税，只要地方政府的征税行为没有违反契税条例和税收征管法便不好加以价值判断；再者也是因为此举涉及到本人的利益，本人房产所在城市成都也出台了按3%税率征税的政策。为避瓜田李下之嫌，本应八风不动，保持缄默才对。但今天看到有两位国内的同行对此事发出宏论，其中不乏模棱之辞，容易误导民心。故不计毁誉，就他们的观点谈谈我个人的看法。当然，卑之无甚高论，只希望起到抛砖引玉之效。
财政部科研所的刘尚希教授称“在房产证上加名实质上是发生了所有权的转移，而房产证加名税则是一种契税，对所有权转移征收契税是合乎税法的”。南京财经大学的杨抚生教授也认为这一行为从法理上看是合法的，因为“婚姻法新解释出台后，夫妻双方婚前财产产权分明，婚后房产加名自然会产生产权变更问题，自动触及原有的产权变更契税规定”。我认为如何看待房产加名征税，恐怕还不能简单停留在是否合法这个层面。即便地方政府的征税行为不违法，也不见得就是值得倡导和拥护的。
首先，房产加名税是不是对现行契税实施办法的调整修改？在婚姻法新司法解释出台之前，房产加名行为早已长期存在，各地并未对此进行课税，只需缴纳一定的手续费。既然现在要征，那就应该界定为是对原有实施办法的调整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暂行条例》第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暂行条例细则》第二十一条明确规定，只有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有权制定实施办法并须报财政部和税务总局备案。南京、成都这样的副省级城市和青岛这样的计划单列市是否有权调整修改现行办法尚待省级人民政府确认并须报中央部委追认。广州市对这个问题就认识得非常清楚，坦承本级无权制定政策。
其次，就算按上述两位专家所说的房产加名税只是依照税法对“房屋所有权属转移”进行征税，我们也还要进一步思考这个税该不该征？从学理上分析，征税无外乎三个目的：筹集收入、调节分配和调控经济。房产加名税的出台估计很难用后面两项功能加以解释，它既不会像所得税一样用于缩小收入差距，也做不到消费税那样起到限制消费的作用。那就只能是第一条，地方政府要通过这个税种来增加收入。可是在当下这个国富民穷的大背景下，连中央政府都在口口声声说要减税，它们为什么还要加大征税力度？我看开征房产加名税的城市无一不是经济发达，财政充沛，这样逆历史潮流而动真不知它们的动机何在？又让这些城市的纳税人情何以堪？说实话我本人就是成都市地税局的特约监察员，每年还要对税务机关开展行风政风评议，可是我对该政策的出台因由却一无所知，的确为此感到羞愧。
再者，刘尚希教授说“是否征收该税完全是地方性事务，各地有权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做出决定，没有必要由国税总局在全国统一规定”，这恐怕是在借口推脱。中央政府怎么可能对地方事务不负监督指导之责？更何况各地的房产加名税正是在婚姻法统一修正背景下产生的，婚前财产权归属个人的新规定并不只是适用于实行契税新政的城市，国家税务总局岂能对种种乱象坐视不管？杨抚生教授则说“地方政府既没有权力出台新税种，解释权也不归地方”，怕也难脱为南京市地税部门推卸责任之干系。她的意思是南京的做法是依据契税税法而为，但却掩盖了对房产加名进行征税的行为本质上就是“出台”新税种，至少也是变动司法解释。地方性法律法规的适用范围变化，无论如何应该服从于上位法的指导。地方经济政策的制订，也要在全国宏观减税政策大的框架下运作。两位教授的立论都是从利于自身观点的角度寻找证据，一个说地方有权，一个说地方无权，但都认为开征该税是正确的。正确与否不好评价，但该不该征却是值得商榷的。
对于税收的态度，“吾道一以贯之”，我从来都认为应该轻税，主张“府不积货，而藏于民”。这次部分城市对房产加名征契税暴露出来的税收功利主义其实很不明智，它们想利用婚姻法释法导致民众的房产加名心理大捞一把，却没想到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引来了广大市民的强烈反对。在这里我想引用一段宋人李觏的话来说明加税的恶果：“人皆知重敛之可以得财，而不知轻敛之得财愈多也。何者？重敛则人贫，人贫则流者不归而天下之人不来，人日益困，财日益匮。轻敛则人乐其生，人乐其生则居者不流而流者日来，地有余财，人日益富”。对房产加名征税直接导致对加名行为的抑制，进而激化婚姻法释法造成女方不愿嫁的社会心理，再进而降低男方的购房预期，最后出现“以足投票”的局面，有能力选择居住地的年轻人就迁至不征房产加名税的城市。对于征税城市而言，正是流者不归而天下之人不来，对于不征此税城市则是居者不流而流者日来。想想看，这对两地的经济发展，尤其是房地产业的发展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所以，在这里我也东施效颦，学孟子劝齐宣王“使内无怨女，外无旷夫”，奉劝那些已经征税和准备征税的城市，不要因为眼前的蝇头小利闹得民间男女感情不好，婚姻不和。等到百姓安居，自然乐业，经济发展了，税收不就上来了吗？
【公共服务】徐立凡：新首相野田佳彦恐难有作为阅读原文

徐立凡 媒体人野田佳彦的胜利，标志着日本民主党的失败。名气稍逊的现任日本财务大臣野田佳彦在日本民主党代表选举第二轮投票中，当选新党首。今日，他将通过日本国会提名成为日本第95任首相。野田佳彦的意... 全文↓

徐立凡 媒体人
野田佳彦的胜利，标志着日本民主党的失败。
名气稍逊的现任日本财务大臣野田佳彦在日本民主党代表选举第二轮投票中，当选新党首。今日，他将通过日本国会提名成为日本第95任首相。
野田佳彦的意外胜出，是民主党内“去小泽化的结果”。由于小泽一郎派系在党首选举中举足轻重，因此，小泽本人支持的海江田万里呼声最高。但是，这反而促成了野田圈子与前原圈子的联合。按约定，假如首轮选举中前原诚司不能胜出，其票数将归于野田佳彦，野田佳彦因此得以在第二轮逆转海江田。野田的胜利，标志着民主党的失败，导致民主党裂痕扩大的这次党首选举，将增加野田佳彦内阁的挑战。
首先，野田佳彦没有继承到好的政治遗产。民主党2009年众议院选举大胜自民党，破除自民党主导实行了54年的“55体制”时，既挟有金融危机赋予的巨大民望，党内士气也正值高峰。而如今，金融危机后遗症仍在发作，灾后重建头绪仍然不畅，野田上台时，又赶上了日本主权信用等级被下调。在党内，2010年7月，民主党已经失去国会参议院控制权，此次选举造成的裂痕又将牵扯新内阁的精力，分散本该拢聚的政治资源。
其次，野田佳彦也没能继承到很好的政策遗产。民主党2009年大胜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反对自民党提出的税制改革，主张维持现有5％的消费税率。但此后，受困于福利财政难以为继，菅直人改弦更张，要求提高消费税。税改还未推动，就导致2010年参院败选。野田当选后，已提出“迅速处理好核泄漏事故，实施灾后重建，应对经济和财政困难”三大优先施政目标。无疑，这些目标需要大量资金支持。这实际上是要求野田必须推动菅直人未竟的加税进程，意味着巨大的政治风险。
政经格局的形势，决定了日本新内阁运作空间的有限性。野田佳彦的选择，很可能是国内事务尽量进取，国际事务相对静态。日本对华关系同样不会陡然突变。尽管两国关系中的结构性问题仍未解决，野田在对华关系上也曾多有强硬陈词，但是，中日关系毕竟已经超越个人性格和立场就可主导的阶段。过去5年的5任首相时期中日关系的双曲线特征仍将在野田时期延续，即情绪曲线的剧烈波动与利益关系曲线的较为平滑双向而行。结构性问题不会在此期间解决，利益关系也不会在此期间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