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鲤身上有红斑怎么治:明朝的苏州点滴 / 江南砚台 / 第4页

　明朝的苏州点滴 四
　　
　　
　　七个状元
　　苏州在明朝一口气出了七个状元。
　　钮秀《觚续编》、邓之诚《骨董琐记》都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清初，长洲学者汪琬宴客于府，席间谈论家乡土产，则粤有象牙犀角，陕有狐裘毛皮，鲁有绢丝海错，鄂有优质木材，众人“侈举备陈，以为欢笑”，只汪琬无言。众揶揄道：“苏州自号天下名郡，钝翁先生苏州人，怎不知苏州土产呢！”汪琬曰：“苏州土产极少，仅两样而已。”众忙问何物，琬曰：“一是梨园子弟。”众抚掌称是，及问另一样为何，琬则笑而不答，众追问再三，乃徐徐吐出两字：“状元”！众人于是“结舌而散”
　　
　　据统计，自唐至清的近1300年间，中国科举上共出文状元596名；自宋至清近800年间，共出武状元115名。其间，苏州（按现辖6县市计，历史上有吴县、长洲、元和、常熟、昭文、昆山、新阳、吴江、震泽、太仓、镇洋）共出文状元45名，武状元5名。苏州状元花样繁多，有连中三元（解元、会元、状元）的1人、连中两元（会、状元）的8人（中国历代“两元”只45名，三元14名）。另外什么父子状元、兄弟状元、祖孙状元、叔侄状元等等，文风之盛冠绝天下。单单明清两代，苏州地区共出过4000多名举人，1500多名进士，其中状元近30位，约占全国的1/6。
　　明代科甲鼎盛的13府中，江南占7府，分别是绍兴、苏州、常州、宁波、嘉兴、杭州、松江等府，其中苏州府中进士总数为970人，位列三名。
　　
　　在明朝，苏州的第一个状元是施槃。
　　施槃是吴县东山人。明朝时候，洞庭东山的商人名气就很响亮了，号称钻天洞庭，在“三言两拍”里多有记述。江南重商，崇尚物质享受，公开言利言色。施状元家里也是做生意的，少有奇质：
　　其父携之商山阳主富人罗铎家。有张都宪者求饮，铎命其子与槃偕出见，都宪令属对，曰：“新月如弓，残月如弓，上弦弓，下弦弓。”应曰：“朝霞似锦，晚霞似锦，东川锦，西川锦。”都宪异之，谓铎曰：“有资如此，何不成之？”铎即俾与子同学，给其赀费，业成还乡。
　　他少年早达，正统四年（1439年）23岁就中了状元，是明朝开国以来最年轻的状元。在江南文化的人文传统中，对商人比较宽容，施槃贵为状元，做翰林的官，清贵的很，也曾为家乡东山一位富商写过阡表，其中有一段议论：
　　“近世士夫言及泉货之属，则以为鄙，若有不屑为者。及观洪范八政， 则以食货为先。子贡论政，则以足食为首。《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至则财匮少’。后世惟太史公如此，故于货殖传若白圭富国，……无不具载。然后知泉币货殖，亦有国者之当务也。”
　　看这一番引经据典，言之凿凿，就知道他不是拘泥的人。刘昌《悬笥琐探》“诗谶”还讲了他的一则逸闻。正统三年六月一日，刘昌自己刚刚进入吴县学当一名增广生，这年开科取士，这一科吴县有三人中举。周郁是举人里的第四名，张献第十一名，施槃是第十五名。赴会试，施槃临别留念，写《赴会试留别》诗有“红云紫雾三千里，黄卷青灯十二时”句，《咏蝴蝶》云“莫怪风前多落魄，三春应作探花郎”，果然一举中了魁首，胜在气概不凡。更有传言，正统年间江南巡抚周忱到吴县县学，见水池内有莲花“一茎三苍”，说这征兆大吉，第二年，在这里读书的施槃真的以县学生状元及第了。
　　施槃有《恩荣宴》：“千里观光我独行，辞亲无奈惜离情。玉堂未拟登三辅，金榜先叨第一名。麟凤骈臻欣道泰，车书混一仰文明。太平天于恩如海，虎啸龙吟会匪轻。”
　　
　　
　　
　　历来苏州状元多，后人以为苏州籍进士在殿试时交卷，书法写的漂亮占了很大便宜，这就要讲明朝苏州第二位状元吴宽。吴宽在书坛地位尊崇，开启一代风气，影响了后面的吴门书家如祝枝山等人，喜作狂草，喜苏东坡笔意。《尧山堂外记》说，吴宽“应试南畿时，同寓有施焕伯者中榜，逮鹿呜宴罢，焕伯出曰：“吾意兄策皋搞之骑，遵崇化之途矣。”宽曰：同行无疏伴。其有养如此。”这已经是宰相的气度了。武功伯徐有贞据说会看风水，《庚巳编》里有他慧眼辨才的故事，与前面巡抚周忱赏花的预言一般：
　　辛卯歲，偕太守林公入郡學，指大成殿鴟吻曰：“此有青氣，上徹重霄，文明之祥也。來年吴士其有魁天下者乎！”明年，吴文定公及第。公雅重文定，家食時，已有大魁鼎輔之望，後果如其言。
　　吴宽后来官运也还好，是尚书一级的大官僚。他为人仗义，比较著名的一件事是为老乡唐伯虎的科场冤案求情，总之，在当时星光璀璨的苏州文化界，他也是当然的领袖人物，对老乡也极尽关照。何良俊《四友斋丛》记载：
　　吴匏庵为吏部侍郎时，苏州有一太守到京朝觐。往见匏庵，匏庵首问太守曰：“沈石田先生近来何如？”此太守元不知苏州有个沈石田，茫无所对。匏庵大不悦曰：“太守一郡之主，郡中有贤者尚不能知，余何足问。
　　　这是弘治八年的事情，这是对文化的尊重。 他在政治上的作为是有限的，他懂得继母逝世，按理丁忧要开缺职位，但上头关照“吏部员缺，命虚位待之。”看起来很受重用，不过他在负责教育太子时，遇到了大麻烦。太子就是著名的荒唐皇帝武宗，那个时候身边一帮太监就不让他学好，尤其担心读书人把太子教育好，他们就没发展空间了。吴老师一上课，他们就捣乱，太子啊，读书辛苦，要不要吃点补品啊？太子啊，足球比赛转播开始了，看不看啊？太子啊，今晚有歌舞表演，超级阵容全球巡演，咱们不写书法了。吴宽对太监很愤怒，于是纠结同僚上疏曰：“东宫讲学，寒暑风雨则止，朔望令节则止，一年不过数月，一月不过数日，一日不过数刻。是进讲之时少，辍讲之日多，岂容复以他事妨诵读。古人八岁就傅，即居宿于外，欲离近习，亲正人耳。庶民且然，矧太子天下本哉？”
　　话是理直气壮，皇帝也点头称许这老师真认真，可翻开《明史》就知道，吴宽输的有多惨。
　　　
　　苏州状元顾鼎臣字九和，号未斋，昆山县玉山镇雍里村人，为明世宗朱厚熜的宠臣之一。他是老父亲五十岁才得的幼子。他感念父亲，经常夜里焚香祈祷父亲长寿，野史传闻，他是老父与婢女所生的私生子，他的童年过得很艰难。《万历野获编》说他“父母不礼之，苦贫，读书古寺中。暇则与群儿无赖者，盗邻家狗烹之；薪尽，则析木偶罗汉供爨，至糜烂与诸稚共啖，人诮责之，不顾也。”
　　想想，真是可怜呢。
　　弘治十八年，他中了状元，民间传说这次得中状元本有诗兆。昆山风俗，以八月十八日为“潮生日”，大家都到东门观潮。顾鼎臣写《观潮诗》云：“海若鞭潮出海门，霆奔雪卷带灵氛。六鳌驾撼三山动，万马声传百谷闻。应谶更期人似玉，往观谁使女如云。傅岩舟楫真时用，康济功成日未曛。”气度雍容，此时的顾鼎臣，已经不再是那个不招人爱的野孩子了。他的长相也不凡，在当年老资格的苏州阁老王鏊看来，“顧鼎臣長七尺，虬鬚虎顴，目炯炯射人，聲吐如鐘。……好聲酒及內，或以風之，意殊勿屑也。自其在班行，上固以目屬之。
　　
　　
　　意气风发的顾状元先做了翰林编修，慢慢熬资格，终于在嘉靖十七年八月，以礼部尚书兼任文渊阁大学士。这机缘来自嘉靖笃信道教，而顾鼎臣写的青词一流。青词是道教设法事时祭告“天神”的奏章表文，一般为骈俪体。因用硃笔写在青藤纸上，故称“青词”。他写的青词《步虚词》七章让嘉靖对他刮目相看。史称“词臣以青词结主知，由鼎臣倡也”，以后朝中词臣纷纷仿效，争以“青词”取宠，时人戏称“青词宰相”。这种做法也导致了后来严嵩以进青词进身得宠。不过，他对苏州地方的贡献还是很大，使家乡免于倭寇涂炭。嘉靖十七年他入阁后，想起家乡昆山濒临大海，土城倾塌，又常常遭受倭寇的抢劫，于是传言关照巡抚欧阳铎和巡按御史陈蕙、知府王仪等人，疏请沿海无城墙的州县特别是苏州府所属一州七县，陆续修筑砖石城墙。经过他的努力，昆山率先修筑城墙。他带头捐出了皇帝给他的一笔赐金，作为倡导，动员百姓纷纷出钱出力，在元代城墙的基础上，改建新城。“入木于土，累石于足，封砖于表”。这项工程从嘉靖十八年二月动工，到第二年的五月竣工，新城墙“周一十二里，计长二千三百八十丈，高二丈八尺，垛四千五百八十七”。后倭乱起，，昆山老百姓凭此城墙，才能多次击败倭寇侵扰，使城里的居民和附近的农民数十万人幸免于难。嘉靖十九年十月，顾鼎臣病死任上，谥号“文康”。顾状元死后，因为的当年远见、善行，乡人立祠纪念他。顾鼎臣工书法，楷书秀媚，酷似赵孟頫，兼通医道，有《医眼方论》一卷，《经验方》一卷。
　　
　　申时行（1535－1614），字汝默，是嘉靖四十一年状元，万历中官至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继张四维为内阁首辅。晚年辞官回苏州闲居，著有《赐闲堂集》。他不到三十中状元，中年致仕，年八十卒，赠太师，谥文定。太师的一生顺当，所以脾气也好，是不动声色的长者，坊间流行的一本《万历十五年》让好多人知道了申时行的名字，其实申时行一直是苏州的名人，据说他在城里就有八处住所，住过的地方至今还叫“申衙前”。
　　房子造的好，白皮松青石阶，严嵩家里的大鼓也被明神宗赐给他做摆设。申时行热爱昆曲。,昆曲是最高尚的娱乐，作为休养在家的士大夫，申家蓄养的戏班与张岱家班齐名。但热爱昆曲、脾气很好的申时行，却是《牡丹亭》作者汤显祖眼里的奸佞。汤若士早有文名，为人刚直。万历十二年任南京太常寺博士，五年后升为礼部主事。他成为戏剧家就是因为写了一份奏折，上疏明神宗抨击申时行任用私人，被贬还乡，在玉茗堂成就了《临川四梦》。《牡丹亭》是他最好的作品，但估计申家戏班是不许演〈游园惊梦〉的。不论是当权自重，还是他退休闲居，申家在苏州的情况，明人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有记，很有意思：
　　 庚寅年，吴县申相公正当国，时江南大饥，上命给事中杨东明衔专敕出赈，驻节吴中。每过申门，辄屏驺从步行，盖申乃杨丁丑大座师也。时谓其礼太恭，至壬辰，申已谢相印归里，时吴江知县黄似华新调至，亦申门人之门人，入郡城访申，则呵殿至门，彩服踞上坐，申相辞以疾不面。时谓其礼太倨，二公皆属人也。然申与其地方官往还，修郡民礼甚谨。
　　
　　毛澄是弘治六年状元，朱希周是弘治九年状元，苏州一地连着两科出文魁，实在难得。不过，这两位昆山人在以后的仕途中，都因为“大礼议”事件而受挫。
　　朱希周字懋忠，是官宦人家子弟， 当年中状元是名字取的好，讨了皇帝欢心，一锤定音，突击上来做状元。他和大太监刘瑾有小过节，刘瑾虽残疾，可学问硬是比状元郎更大，指摘他所修的《会典》有小纰漏，一度降职。
　　嘉靖初年，当时朝廷什么正经事情也不做，光在那里 “大礼议”，乱的不成。所谓“大礼议”是正德死后无嗣，朱厚熜以地方藩王继位，在确定世宗生父朱祐杬的尊号上发生争执。从嘉靖即位之初开始，至嘉靖十七年，才以世宗一方胜利结束，前后延续近二十年。张璁、桂萼、方献夫、霍韬等一批新面孔因为支持皇帝而进入权力中枢，老臣纷纷凋零辞去。
　　
　　朱希周是反对派。他当时是礼部右侍郎，左侍郎吴一鹏也是苏州人，在大礼议问题上也是反对皇帝的，他们两个的领导礼部尚书也是苏州出来的，就是毛澄，而他也反对嘉靖破坏传统的做法。
　　大礼议折腾到最后，还是嘉靖说话算数，朱希周后来由侍郎迁南京吏部尚书，做没有什么实权的工作，摆摆样子而已。以后称疾乞休，皇帝给了点面子，说准了，工资福利照旧享受原来待遇，就这样朱状元林居赋闲了三十年，卒年八十有四。
　　毛澄做的是礼部尚书，大礼议风波中他在风口浪尖，处境可想。他是坚决实行儒家礼制的传统士大夫，说话也直截了当不留情面，他反对嘉靖给自己父亲上的尊号出现“皇”字，嘉靖派太监到尚书府求情，乃至长跪不起，带来皇帝的口讯，嘉靖意思是说，人都有父母，为什么我不能表达自己尊崇父母的心意呢？请您不要再在朝堂上反对我的意见了。这态度已经很诚挚了。太监接着拿出金子送给毛澄，这样皇帝贿赂大臣的事真千古奇闻，毛澄依然坚持自己的主张，奋然曰：“老臣悖耄，不能隳典礼。独有一去，不与议已耳。”他干脆辞职不干了，一连五六封辞职信上去，嘉靖表面上还挽留，第二年准奏，毛澄在回苏州的路上，半道病重死去。他的一生做的努力，都是关乎礼仪大典制度方面的工作，希望尽善尽美，偏偏他碰到的两个君主，都很不讲究，所以老夫子失落的很。之前，他服务的正德皇帝是喜欢游乐的，还动不动自己给自己加封个称号，什么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太师、镇国公，好象皇帝还不够味道，经常自己提拔自己，不断发圣旨给自己升官，秀才这回不是遇见兵，而是皇帝自封的大元帅了，毛状元，你纵有天大的道理，能说的清？
　　
　　崇祯十四年，云南丽江土司木增派遣使者，不远万里专门来苏州找一个人买书。使者带了当地珍贵的琥珀、薰陆以及大量现金。事情进展的很顺利，使者带着大量书籍返回云南，里面有毛晋专门给木增土司刻印的《华严忏仪》。土司使者去的地方名气很大---汲古阁，他要拜访的苏州人，叫毛晋。
　　位于常熟隐湖之南七里桥的汲古阁，是明朝最大的出版机构了。这里既是规模空前的私人藏书楼，也是雇佣大量技工进行商业性出版的工场。
　　
　　毛晋，初名凤苞，字子晋，原本是常熟的一个秀才。毛晋家里很有钱，本人喜欢读书，和苏州当时一般风雅而有实力的文人相似，他还是非常专业的版本图书收藏家，藏书八万四千多册。尤其热中于宋元精本、名抄。因为功名上一直没有突破，毛晋干脆断了仕途念头，隐居故里，变卖田产，开出了“汲古阁”，以收藏和传刻古书。和一般文士满足于藏书不同，毛晋从一开始就把书当成一门生意来做，家里有众多珍贵的古籍，本身就有巨大的市场号召力，印刷出来可以满足人们对“秘藏”的好奇。汲古阁有着一套规模完备的机构运作流程，他延请海内名士三十多人：从投资、招聘人员、组稿、校勘、编审、书写、镌刻、印刷、装帧，分工细致，工序环节明确，汲古阁校勘经典完毕即付刻印。。自明末到清初四十多年间，汲古阁刻书共有六百余种，流传广远。
　　
　　汲古阁的日子很忙碌，雕版的工人，抄书的学徒，还有往来接洽的全国各地的商人，书香满院，日进斗金，这两样截然不同的场景奇妙的混合在汲古阁，根据史料记载，汲古阁分上中下三楹。中藏四库书及释道两藏，其中很多是南北宋内府藏书，这些书都用来校勘或作为刻书的样本。为了商业需要，毛晋开始征集海内孤本珍籍，公开贴榜，高价收购，他知道人们的心里，做出了一种不寻常的允诺，只要书是宋版的，收购时以页论价，好象买肉论斤一样。《汲古阁主人小传》：“榜于门曰：‘有以宋椠本至者，门内主人计叶酬钱，每叶出二佰；有以旧钞本至者，每叶出四十；有以时下善本至者，别家出一千，主人出一千二百。’”
　　这样做，有人非议，以为糟蹋了文化，效果却好的惊人，七里桥毛氏成了书商趋之若骛的地方。当时江南流行一句话：“三百六十行生意，不如鬻书与毛氏。”
　　
　　为什么做书的生意可以有如此大手笔？这里要先介绍当时书籍出版的背景。
　　苏州在明代是科举最兴盛的地区，这里考中举人进士的很多，科举考试用书好比今天的课外辅导教材，是发行数量最厉害的一种图书。明代人李诩记载
　　余少时学举子业，并无刊本，……今满目坊刻，亦世华之一验也。
　　这样的情况大致在明朝中叶隆庆万历年间，书坊聘请民间选文家选评考试用的标准模范文章，以为应考士子模仿，称为“坊选”，大为流行。苏州当时印刷了不少这样的时文书销售到中国北方。
　　苏州也是资本主义萌芽最早发轫的地方，风俗奢靡，讲究享受生活，市民阶层大量出现，需要自己的文化消费，书籍作为商品被大量生产，流行文学作家也应运而生，明人叶盛《水东日记》载：
　　
　　今书坊相传射利之徒伪为小说杂书，南人喜谈汉小王、蔡伯喈、杨六使，北人喜谈继母大贤等事甚多。农工商贩，抄写绘画，家畜而人有之；痴騃女妇，尤所酷好。
　　
　　
　　比起这些“小说杂书”，汲古阁刻印的书籍档次明显要高。毛晋虽然做的是生意，走的还是高端的文化路线。天启年间，汲古阁刻印了《续补高僧传》、《剑南诗稿》、《神农本草经注疏》以及《三家宫词》、《极玄集》 等宗教、医学、诗文类书籍。崇祯年间有十三经、十七史及唐宋元人别集、道藏、词曲等。汲古阁的书版在毛晋时就有十万块之多，雇用工匠最多时达数百人，钱泳《履园丛话》说：“汲古阁后有楼九间，多藏书板，楼下 两廊及前后俱为刻书匠所居”，从工匠的人数，就可以想象其商业上的成功。更因为所刻书籍校勘详明，雕印精良，许多古籍珍本借此得以流传，而汲古阁出来的书，卖的却不贵。
　　
　　毛晋的书开始走向整个明帝国的版图，对苏州过来的这些书，大家随口称“毛刻本”。
　　今天我们说毛边纸，就是因为毛晋，他每年到江西定造用纸。薄的叫毛边，厚的名毛太，这一名称到现在仍然沿用着。
　　
　　刻书是做生意，保存战火中处于危险的珍贵图书，毛晋也做了很大贡献，他把不惜高价搜罗来的宋元秘本，精心影抄，务必保存古书原始面貌，且好抄录罕见秘籍，缮写精良，后人称为“毛钞”，抄写得字画挺秀，认真不苟，特别是影抄之书，形神酷似，几可乱真，历来为藏书家和版本家所珍重，极受珍视。传说毛晋家里的仆童甚至妇女也能抄书，这样的人家，真的很难界定：是纯粹的商人，还是一个嗜古成癖的学者？
　　毛晋自己在三十年多后，回顾走过的道路：
　　 “回首丁卯至今三十年，卷帙从衡，丹黄纷杂，夏不知暑，冬不知寒，昼不知出户，夜不知掩扉，迄今头颅如雪，目睛如雾，尚不休者，惟惧负吾母读尽之一言也。” “吾缩衣节食，遑遑然以刊书为急务，今板逾十万，亦云多矣。”
　　
　　毛晋六十大寿时，好友祝寿，写诗称赞道：
　　“天下皆传汲古书，石仓未许方充实。购求万里走南北，问奇参秘来相率。隐湖舟楫次如鳞，草堂宾客无虚日。”
　　毛晋是大出版家，资财巨万，也是很讲义气的，在钱财方面很大度。据《苏州府志》，崇祯甲申三月十六，毛晋与同郡士人游春至姑苏横塘王家村，见唐寅之墓荆棘荒芜，牛羊放逐墓园，询问附近田夫，方知唐寅亡后，后嗣中唯剩一侄孙孀妇，经济拮据，困顿城内，以致唐寅四时之祭匮乏。毛晋感叹：“是朋友之罪也，千载下读伯虎之文者皆其友，何必时与并乎？”于是慷慨解囊重修唐伯虎墓并立碑石，择地在墓旁还造了三间祠堂。
　　
　　著名学者钱谦益是毛晋的同乡，也做过他的老师，钱谦益在自己一本《后汉书》的手校中也写下过这样一段记载：“毛子晋邑中富人也，乱时曾有小德于予家”，这就承认了毛晋曾经对自己家有过恩惠，但毛晋“往年故”，他却故意没有去吊唁。按说自己应该去一下表示故旧之情，可他以为毛晋“以财自豪”，可能两人之间有过些什么误会吧。
　　钱谦益还对他的后人做了非常不乐观的评价，以为将来毛氏家族恐怕难以继续兴旺，“将来毛恐不昌矣”
　　　让钱谦益说对了。。叶德辉《书林清语》记：毛氏后人不知爱惜，为了品尝碧螺春新茶，大方的将《四唐人集》书版劈烧煮茶吃了。
　　　
　　 聚散本无常，藏书更是如此。 毛晋去世后，他所收藏的宋元善本归给泰州季沧苇所有，后又转归昆山徐乾学传世楼。许多书版也流散四方。还有些书版被毁弃
　　
　　明代，苏州是全国出版业的中心。繁荣到什么程度？有文字可考的中国最早一场版权官司就在苏州。 明人刘昌《县笥琐探》书中，就记述了明初这桩公案。永乐年间，河南渑池县丞王廉，写了一部解说经义的《四库详说》，稿子留在县民曹端处，自己任任山西布政使去了，曹端也出任了山西霍州州学学正。后王廉以公事过失论死。苏州知府况钟得到了《四库详说》书稿，一向倡导兴学的况钟便以官府名义刊刻。明初开始以八股文科考，这部书好比今天的教辅书，畅销一时。曹端在霍州见到后向况钟投牒申诉，说此书乃是自己所著，王廉已死，申辩无人，结果此书“版权”终归曹端。
　　正德、嘉靖年间，私人刻书日渐兴盛，这些私人刻书家往往又是大藏书家，学问好，家里宋版书多，平时深藏不露。私人刻书家其实就是今天的文化人下海，他们自己就是掌握时代话语权的文化精英，与当时文坛清流交相呼应，把畅销书做成学术书把学术书书做成畅销书，专门搜集刻印古籍秘本；自刻家集；选辑诗、文附加评点；类编 旧书章句等等。做到全国流通，一纸风行。
　　象华亭陈眉公这样的文人，一面结交内阁高官，一面以山人形象标榜士林，按照今天眼光看，就是一个极其成功的文化行业的策划人，从编撰写作到刊行出版，从书籍序跋请名人写作的包装到图版套色技术的完善，一套班子运作下来，利润丰厚而且扬名海内。刻书态度比较认真严肃。说起陈眉公，在晚明的文坛上身份也驳杂，有人说陈眉公是“第一等清客”，有人说他明代最好的文学家，小品写的极其精湛，有《小窗幽记》、《太平清话》可证，在今天也是小资们可以楷模的，而一些人眼中的陈继儒是典型的文人画家，今天一些上档次的拍卖会上时常有他的真迹出来，不过又据说经过考证他根本不会画画，连他擅长的梅花册页丹青渲染，当时就是靠枪手来画的，托名敷衍欺世，不过书法还是好的。对这个周旋官绅名头响亮“山人”，最刻薄的议论当属清朝诗人蒋士铨，他笔下的陈眉公是如此形象：
　　"装点山林大架子，附庸风雅小名家。功名捷径无心走，处士虚声尽力夸。獭祭诗书称著作，蝇营钟鼎润烟霞。翩然一只云中鹤，飞去飞来宰相衙。"
　　
　　陈继儒（１５５８—１６３９），字仲醇，一字眉公，号麋公。“幼颖异，能文章，为同郡大学士徐阶器重。长为诸生，与董其昌齐名。二十九岁时，取儒衣冠尽焚弃之”，这些都无所谓，关键是陈继儒一生的确是很成功的出版家-----在他先后历嘉靖、隆庆、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六朝、长达八十二岁的漫长人生轨迹中，是写书，出版，拿稿费，靠版权出卖，才让他过上了衣食不愁，可以四处造别墅，过山林隐逸的潇洒生活，他跟书打了一辈子交道，真正实现了古代读书人“黄金屋”、“颜如玉”的理想，来看他现存的著述：《陈眉公先生全集》六十卷，《晚香堂小品》二十四卷，《白石樵真稿》二十四卷，《眉公杂著》四十八卷，《古今诗话》八卷，散曲集《清明曲》八卷。这些是他一个字一个字自己写的，而作为一个老到的出版家，他为了商业目的而编辑出版的图书，仅仅《宝颜堂秘籍》一套，居然就有二百二十六种多达四百五十七卷，其他如《古文品外录》三十四卷，《秦汉文脍》五卷，《古逸民传》二十二卷，《古论大观》四十卷；《文奇豹斑》十二卷，《国朝名公诗选》十二卷，《乐府先存》三卷，可以想象这些当时的“畅销书”“秘籍”为山人带来了多少财富。陈继儒写书编书名气如此之大，市场上甚至出现了假冒他的“全庸”之流，打他的旗号就能卖大钱。陈继儒有钱，又不俗，买地造房子起屋在爆发户是俗气，在山人就是营造自己的山林，属于精神世界，他也老是在别墅里搞装修，苦心经营佘山精舍，构建读书台、顽仙庐、磊轲轩，直到晚年还在指挥工匠根据自己的设计喜好不断增添亭台楼阁，隐士朋友多，所以需要更多的地方来招呼大家：五十七岁筑水边林下、五十八岁为道庵、六十一岁造老是庵、六十二岁建代笠亭、六十六岁盖苕帚庵、七十岁在凤凰山葺精舍来仪堂。
　　说书里只有三房两厅两卫，是现代人的小胸襟、没见识罢了。
　　他一生布衣，没做过官，名气却响彻朝野。著名的书法家、大忠臣黄道周在给皇帝的上疏中写道：“志向高雅，博学多通，不如继儒”。皇帝也知道陈继儒高雅博学了，为什么？出版就是舆论，在当时，谁掌握了出版的渠道，也等于掌握了那个时代的媒体话语权的全部，陈眉公造就了自己文坛领袖与娱乐偶像的形象。
　　
　　陈继儒的好友兼商业伙伴许自昌是万历时期苏州最重要的刻书家之一，许自昌还是昆曲重要的剧作家，《橘浦记》、《水浒记》、《灵犀佩》、《报主记》、《弄珠楼》、《临潼会》、《百花亭》等都出自他的手笔。苏州城外甫里他的梅花墅，别看在乡下地主家，六十亩地的梅花墅当时被誉为仅次于杭州西湖、苏州虎丘的“江南第三名胜”，是苏州所有园林里最最顶尖奢华的一处名园。主人是苏州第一有钱人家，喜欢养戏班子自己写剧本再教伶人唱戏，而另一个爱好就藏书、刻书，他交往的同时代人物，钟惺、董其昌、陈继儒、文震孟、王犀登、侯峒曾、陈子龙、张采，哪个都是大文化人，许自昌能文善诗，可惜四次考功名不就，捐官才有了身份，他刻过很多书，包括李杜诗全集、《太平广记》这样的大部头。
　　许自昌逝世之后，他的次子许元恭也继续刻书事业，并得到了象陈眉公这样内行高手的指点：
　　
　　　　“久望《读书后》，得教，刻板极精，当走天下。第多刷数千，一日而发之，纸贵无疑。目录悉列于前，观者艳其多，寻者乐其易，跋语姑置后可也。有装订成书者，乞惠二十册，以便寄远，且长其声价耳。”
　　
　　　　连苏州最有钱的许家都在做图书生意，还这样的刻意安排、炒作，显得非常有专业技巧。就这样，象任何一种有利可图的生意一样，出版风潮由私家发起而延及官刻、坊刻，以苏州地区为中心，推广到全国。昆山叶氏绿竹堂，吴县郭云鹏济美堂，皆为一时翘楚。而苏州一批职业的出版商人也各显神通，书坊刻书盛极一时。他们什么书都敢做，种类繁多，有医书、科举用书、类书等、戏曲、小说、杂剧、小说的评点本。苏州一时书坊林立，据张秀民先生《中国印刷史》考证，明后期苏州就有书坊37家，竞相刻印售卖书籍。而据冀淑英先生对一百零几种明刻本书籍的研究统计，自嘉靖初年万历末年的90余年间，活动于苏州、无锡、常州区域内的已知刻工约有600人稍多。至于苏州图书的质量，明代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中记载：
　　余所见 当今刻书，苏(州)、常(熟)为上，金陵(南京)次之，(杭州)又次之，近湖(州)刻、歙(州)刻 聚精，遂与苏、常争价。蜀本行世甚寡，闽本最下。
　　明朝苏州出版业的繁荣得益于当地经济的高度发达。弘治，正德年间以来，社会经济经过较长时间休养生息，江南地区和东南沿海一带手工业和海外贸易日趋繁盛，城镇商贸交流活跃，不但造船、纺织、矿冶等行业迅速发展，连一些开初尚不发达的造纸、印刷、制糖、轧棉等行业也跟着兴盛起来。城市里大量市民的出现，对娱乐消费的需求声势日增，通俗小说和民间戏曲广受城市平民欢迎，此外，苏州科甲之风素盛，选家辈出，全国数百万人跻身科举，读者队伍庞大，书商们不惜重金，聘请已考取功名的知名才子，选编八股文集，图书作为商品市场广阔因而被大量生产。此外，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等风行海内，还出口到日本等地。当时以读书著述终老的李诩(1505～1593)说：“余少时学举子业，并无刊本窗稿。”“未闻有坊间板，今满目皆坊刻矣。”
　　特别是到明代后期，苏州作为资本主义经济萌芽最早出现的地区，商业、工场、作坊遍布，市镇繁荣：纺织，染坊，米行，油作，茶楼，酒楼，鳞次栉比。新兴市民阶层不喜欢圣贤书的刻板，他们的生活趣味跟士大夫读书人不同。于是，《三言》出现了，《两拍》出现了，从作者到刊行，都是苏州土产。这是中国通俗文学畅销书的鼻祖了。同样也是为了赚钱，苏州在明朝有一大恶名，即擅做假古董。在出版界，就是做假冒的宋版图书。历来藏书家宝
　　视旧刻、鄙夷新刊，宋版书尤其珍贵。宋刻精良，纸墨、刀法、字体讲究，旧时就有“一页宋版一两黄金”的说法。《逊志堂杂钞》说：
　　明嘉靖中朱吉土大韶，性好藏书，尤爱宋时镂板，访得吴门放家有陆放翁、刘须溪、谢叠山三先生评宋椠袁宏所著《后汉纪》，饰以古锦玉签，遂以一美婢易之。婶临行时，题诗于壁曰：
　　 无端割爱出深闺，犹胜前人换马时。
　　 他日相逢莫惆怅，春风吹尽道旁枝。
　　
　　 以美人的活色生香换几本干巴巴的书，佞宋如此，不知道是不是变态了？
　　
　　古书一旦成为值钱的骨董，书贾有利可图，自然会乘机假造宋版书投其所好。正德、嘉靖年间覆刻宋元本之风，也为书贾作伪创造了极为便利的条件。一些坊肆书贾任意割裂、窜改古书，同时校勘也不精，书中错字连篇，纸缪百出，贻误读者，甚至害得士子考试讹写被黜，官吏亦因被恶本所误，考试出题或平时应对时被人耻笑。明朝出版业的复古运动搞的轰轰烈烈，其热潮首先从苏州的家刻本中兴起。正德年间，苏州书贾陆元大翻刻了宋本《晋二俊集》、《花间集》、《李翰林外集》；苏州官绅都穆协助刘恒翻刻了宋本《越绝书》；苏州学者黄省曾也仿宋刻了自注《申鉴》。 到了嘉靖初年，苏州地区的仿宋刻书之风大盛，文人、学者、富豪、书商纷纷响应，一大批专事摹刻宋版书的写刻工匠也应运而生，翻宋刻书热潮如火如茶，各家翻刻的宋版书不胜枚举。风气所及，连官刻亦随之而起。甚至带动了苏州边上的无锡，扬州、松江、杭州、南京等地。
　　今天，明代摹刻的宋本也是很珍贵的文物了，坊间难觅踪影，只有在大型艺术品拍卖会上偶尔可以看见，就象清三代高仿宋明时期的官窑，一样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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