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鲤鱼批发市场:明朝的苏州点滴 / 江南砚台 / 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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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料是花椒她老公 约会忘带钱 柳执一等各位捧场,这就继续连载-
作者:江南砚台 提交日期:2006-06-04 13:40  职业画家
  
  
  
  据徐沁《明画录》著录,明代画家有八百余人,而苏州一地即占一百五十余人。为什么这么多人游手好闲,不稼不穑,也不想上进中举做官,就靠支秃笔生活呢?这是什么样的一座城市啊?
  而明朝人的一则笔记更好玩:
  
  唐子畏曾在孙思和家有一巨本,录记所作,簿面题二字曰“利市”。都南濠至不苟取。尝有疾,以帕裹头强起,人请其休息者,答曰:“若不如此,则无人来求文字矣。”
  马怀德言,曾为人求文字于祝枝山,问曰:“果见精神否?”(俗以取人钱为精神。)曰“然。”又曰:“吾不与他计较,清物也好。”问何青物,则曰:“青羊绒罢。”
  明朝吴门四家,据说都有自己的润格。
  不知道是今天的人虚伪,还是以前的人更率真些,好象艺术家、作家、画家一谈钱,人品就低劣些,要是这样,吴门画派就不可能出现在明朝的苏州,至少,那时的苏州文人是开口谈钱如同谈天气谈风月谈论语一样自然的,他们是职业画家,他们知道春宫是人人喜欢但不适合公开展示的,所以唐伯虎仇英他们一面埋头创作,一面在社会上放风说,自己是这个正派社会的边缘人,没什么好采访的谢绝媒体猎奇。明朝人王世贞说了:“画当重宋,而三十年来忽重元人,乃至倪瓒以逮沈周,价骤增十倍。……大致吴人滥觞而徽人导之,俱可怪也。” 画被大量当作商品,明朝从这里就开了个头,而且里面的玄机在于当代人的作品一下就风头盖过了古画,好象若干年前的国内艺术品市场,宋元真迹价钱还不如一些活着的画家,这里面难免有很多商业利益牵扯。徽州商人大量购买当代画家的作品,甚至只是二流的作品。明朝徽州人在苏州做生意做的很大,他们在苏州经营茶叶丝绸当铺,什么赚钱做什么,他们的多个不同行业的内部俱乐部—会馆,今天在苏州尚有遗存,徽州大老板有实力,跟今天炒股票炒房产一样,决定要投入到这玄妙的艺术品市场,于是不管自己收藏增值还是拿来行贿送礼,不管是贩运到北方内地奇货可居。还是一路漂洋到海外去挣番银,他们有自己的逻辑,这逻辑让王世贞看不懂,他不懂因为他不是纯粹的商人,他至多算一个有品位的鉴赏家。
  苏州画家的行情真的被炒的很高很高,吴门画派就这样产生了。
  
  明朝中叶,苏州的手工业很发达。《古今图书集成》中记载了扇、席、铜香炉、麻手巾、藤器等名产在苏州都有高手而且成规模生产。苏州人好象把画画也当成了一门手艺,由此带动了产业链的形成,连与书画有关碑刻、装裱业也很发达,还出现了专门的著作。追根溯源,是农业社会经济的高度发达与当时对外贸易的取消,社会财富在大量积累却没有投资出路的情形下,古玩书画是唯一的途径。苏州当时有很多书画收藏家,图书文物收藏成风。张应文在《清秘藏》〈自序〉中说:
  嘉靖、萬曆間,吳中有隱君子焉……齋居宴坐,爇博山爐,烹石鼎,陳圖史,列尊罍,著書談道,吟詩搨帖,甚適也。時於揮灑之餘,或滋蘭種竹、或蒱摴博奕,或劇談古器,纚纚不休;疲則釃酒自勞,氣酣耳熱,輒考古鐘、誦南華經、歌離騷,長吟遐嘯,傍若無人。
  一个著名的苏州文人在《长物志》跋里说到:有明中叶,天下承平,士大夫以儒雅相尚,若评书、品画、瀹茗、焚香、彈琴、選石等事,無一不精。而當時騷人墨客,亦皆工鑒別、善品題,玉敦珠盤,輝映壇坫,若啟美此書,亦庶幾卓卓可傳者,蓋貴介風流,雅人深致,均於此見之。
  有了市场需求,就有天才诞生。元朝后期,为了躲避战乱,大批画家南迁,苏州开始成为绘画的中心之地。元四家的画风在江南影响极大,到明代中期成化至嘉靖这近百年间,以沈周为首的“吴门画派”兴起,至文征明大振,继明前期宫廷院画和浙派的兴盛之后,一跃而成为画坛的盟主。苏州开始大量出产画家。“吴门”,一座盛产丝绸的城市成为明代的绘画中心。
  有人说,吴门画派是文人画,这说的不错。吴门多文人,状元进士几乎是特产,当时苏州的文学家、诗人、书画家们也很团结,没什么门户之见因为门户还没来得及开创,大家相互交往互相学习互相推崇,亦师亦友,都是亲戚乡亲。 “苏州士风,大率前辈喜汲引后进,而后辈亦皆推重先达。”这些职业或业余的画家,多为吴县人。二是他们都追寻古人画法的同一风格,并擅长画山水画最出名的人物是沈周、文征明、唐寅和仇英,并称“吴门四大家”。
  
  沈周是这些人里特别需要注意的。沈周字启南,号石田,晚号白石翁,亦作玉田翁,人称白石先生,他是吴门画派的创始人。他生于1427年,正好是明朝最喜欢画画的宣德皇帝的年代,死于1509年,当时已经是正德皇帝了。沈周一生家居读书,吟诗作画,优游林泉,一生未应科举,是第一等旷世闲人。沈老画家经历了明朝整整六个皇帝,考虑到这个皇族血统的病理遗传特点,我们还是要说沈周得享高寿,是画画的好处,更是不当官的好处。沈家世代隐居苏州城外相城,按若干年前的户口划分的话,属于乡下人,是农业户口。沈周的曾祖父是王蒙的好友,书画方面可以说是家学渊源。父亲、伯父都以诗文书画闻名乡里,他学识渊博,富于收藏。交游甚广,德高望重说的就是他了。沈周画画当时就很值钱,可他派头比前面的唐伯虎、祝枝山要大,知道一般老百姓最不好得罪他们了,注意搞好群众关系,有“贩夫牧竖”向他求画,他从心里觉得开心,知道大家看得起他才开口的,所以他总是笑眯眯的说好啊好啊你明天就来拿好了,我给你盖四个图章,人家说最好再能多几个,多一个图章多十两银子呢。
  沈夫人不知道吧?沈周就说,图章我自己管着呢。
  这是修养。
  刘邦彦曾经开玩笑写一首诗形容老朋友的笔墨债太多
  “送纸敲门索画频,僧楼无处避红尘。
  东旧要了南游债,须化金仙百亿身。”
  而还有一种说法是,沈周的画来索买的人太多了,没办法,他就让弟子中出类拔萃的给自己代笔,所以,有人伪造他的画,他也没办法不计较。甚至有人找上门来诉苦,说沈大师啊我久仰您的名气花三十个铜板买了您的真迹,可隔壁当铺王二说是赝品不给,你最好给写上几句,题款真了画自然也比真的还要真了,沈周眉毛动了动,关照关紧大门,外人不许近书房。童子磨墨,他一笔一笔写字,完了对着呵口气让印泥些干,还是袖手敛眉的澄静,说这下可以了吧。
  沈周所居之地名曰西庄,他是名士,每日置酒款宾,家里热闹的很。人或拟之顾仲瑛。他是吴门画派的精神导师,画风清新,花鸟有天真烂漫的意趣,透禅机,老辣的山水册页多有所本,他的芭蕉叶子画的那么鲜艳,生命的高贵与蕉叶下枯坐的那个人如此和谐。从容,绚烂,《明史》里记载这样一个故事,耐人寻味:
  有郡守征画工绘屋壁。里人疾周者,入其姓名,遂被摄。或劝周谒贵游以免,周曰:“往役,义也,谒贵游,不更辱乎!”卒供役而还。已而守入觐,铨曹问曰:“沈先生无恙乎?”守不知所对,漫应曰:“无恙。”见内阁,李东阳曰:“沈先生有牍乎?”守益愕,复漫应曰:“有而未至。”守出,仓皇谒侍郎吴宽,问“沈先生何人?”宽备言其状。询左右,乃画壁生也。比还,谒周舍,再拜引咎,索饭,饭之而去。
  吴宽老是苏州出来的状元,与沈周关系最近,一连两个大学士问苏州地方官,给你家装修房子的那个画匠如何了?他是我们的弟兄啊。知府自然大窘,回去后,连带出馊点子折辱沈周的那个小人估计也要倒霉。
  
  这是江湖。
  
  仇英仇十洲是沈周之后苏州最奇怪的一个画家。他在中国美术史上的地位越是崇高,人们就越是喜欢拿他的出身来说事。他是个油漆匠,这没有什么,齐白石也是木匠,毛主席都很赞赏他,齐白石自己刻图章,叫“大匠之门”;他擅长春宫画,这也是很好理解的事情,唐伯虎不是解元吗?唐伯虎也画这种画娱乐大家,再说画家要吃饭也是普通人,他还是这一行里的顶尖高手,只是流传至今的大多是冒充他名气的赝品。晚明是中国历史上春宫图空前繁荣的年代。唐寅和仇英的春宫图作品是这一时期的精品,素为收藏家所珍视,而暧昧的“十洲春图”几乎成为流行词语。
  仇英是大明正德四年出身在苏州附近的太仓,嘉靖三十年左右去世。出身工匠,最早是一个油漆工,也给人家房子上的雕梁画栋“画栋”。仇英年轻时跑码头给人家做小工,天才显现,也因此结识了许多当代名家,文征明、唐寅都很器重他,说你可以在我们圈子里混了,东家、甲方拖欠工钱也是常事,以后就别再上工地。仇英是聪明人,知道这个圈子也是有帮有派的,早就拜在了苏州著名画家周臣的门下学画,中年以后有机会在著名鉴藏家项元汴家中见识了大量古代名作,临摹创作了大量精品。我们不知道他当时是否也做假画,排除了商业动机和道德的苛刻,说的优雅点叫临摹---民国时代张大千对石涛就是认真临摹过的。
  明朝嘉靖年间苏州也是所谓“苏州片”泛滥的时期,集团性规模化操作,流水线生产作业态度,画家们把一般人梦寐以求的古代真迹临摹到一丝不苟,满足着附庸风雅的市场。而仇英如果要做到这种业务,恐怕也不是一般的投入,必须是大生意:从印泥纸张到墨,一律要是宋朝的东西,画看了气息才对,史称他“摹唐宋人画,皆能夺真”,当非虚言。
  仇英不是图虚名的人,这从他每一幅画的落款上就知道,他是职业画家不是文人,他不写题画诗,具名而已,往往是一个“制”字,好象是一家大公司的产品标牌,没有什么个人的感情色彩在里头,这是仇英高明和低调的地方。他更知道老百姓的趣好,所以即使给所谓世家豪绅做画,也是一样对待,大家都是人嘛,你没有理由不喜欢。他的画让人一看就是有功力,山是山,水是水,亭子是亭子,大家都欣赏的了,而且一看就是下了大功夫才画的如此精细入微,后人即使发明了大写意大泼墨的技术,回头看这位前辈工整的笔触,也佩服他的不俗格调,因为构图摆在那里,气象摆在那里,大师的东西就是怎么看怎么好,细节上都是六十分以上,全局看就更精彩。仇英的画别具一格还因为他是个漆匠,一样的笔,怎么比画都有自己的味道在里面,说它呆板其实高古,说它程式其实用心,细作匠人仇英身负两套武功,工艺与绘画都是高手,跟周臣学文人画,汲取南宋院体画的营养。另外,仇英在嘉兴著名的书画收藏家项元汴家里前后也呆了十几年,项家收藏的历代名画他有机会反复观摩学习,眼界大开,期间项元汴创作了不少精品,以项家的财力与身份,仇英济身当代第一流画家的行列早就不是什么问题了。如昆山富豪周六观,为庆祝母亲九十大寿,曾以千金邀约仇英,花费了整整六年时间精绘《子虚上林图》长卷,由此可见仇英的画格之高。
  史载,仇英卖画,在“五十金”“百金”之间。一张画大约得今天的三到六万元吧。
  作者:江南砚台 提交日期:2006-06-05 12:37  多谢指正,
  
  <无声诗史>载:徵仲(文征明)应酬之作间出子朗之手.金陵一人客苏州.谴童子送礼于朗.求做徵仲赝本.童子误送至徵仲宅.徵仲笑而受之曰:我画真衡山.聊当假子朗.可乎?"
  --------------这材料看到过,会用在文家书房一节,<东图玄览编>的事迹真有意思,另外"仇英不写题画诗,不是因为他谦虚.是因为他工匠出身未经历科举识字不多".这是多好玩的事情啊,如今天陈丹青,英文不过,就是招不了他做研究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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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江南砚台 提交日期:2006-06-06 09:42  两个狂士
  
  
  明朝苏州除了有七个状元郎,其实在科举制度内外很有些人物,比如仅仅是进士出身的杨循吉,比如狂生桑悦。
  杨循吉,(1456~1544) ,字君卿,一作君谦。吴县人。他的科名来的蹊跷,传说杨循吉的父亲一晚梦见有人告诉他,“郎君当中五十四名。已而,乡、会、廷试皆得一十八名,合之果五十四”。这是闲话,反正,杨循吉的确在成化二十年中了进士,授礼部主事。
  他是著名的诗人,也是在北京做过处长级别的官吏,好坏是京城的官僚,可苏州人好象对他总有些“那个”,因为他的个性,因为他的才情,也因为他时常会生气。
  杨循吉著作等身。有《松筹堂集》、《都下赠僧诗》、《《斋中拙咏》、《南峰乐府》、《灯窗末艺》、《攒眉集》、《苏州府纂修识略》、《奚囊手镜》等大量文集。但这些不是他生气的理由。
  杨循吉郁郁寡欢,在仕途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方面,很不巧,他正好面对的是一个特别黑暗的年代,作为传统儒家知识分子,杨循吉曾经扮演了伶人的角色以娱乐君主,为此,他一辈子不肯原谅自己。
  还是先回到杨循吉最早金榜题名的时候。
  第一次作官,杨是在礼部做主事,这是一个官场上最讲究规矩礼仪的地方,他进错了门,后人记述,杨循吉“善病,好读书,每得意,手足踔掉不能自禁,用是得颠主事名。”这就不是一个起劲巴结要上进的态度,好象礼部大堂是他这个苏州青年才子的书房,同僚难免会议论,看他手舞足蹈的痴迷样子,也是这份定力、修养也远远不够,怎么可以成就大器?倒不是同僚上官嫉妒,出来做官都有功名,都读过很多年书,读的都是很优秀了皇帝都认可了才出来混的,大家骂他一个“颠”字,实在是看不惯他轻狂的样子,好象只知道念书,对社会上一套不在乎,你不在乎人家在乎啊。骂他一句也是公道的。最麻烦的是这个书呆子全不管人情世故官场规则,“最不喜人间酬应”,很快他的行为就引起了公愤,大家等着看他的好戏。
  好戏来了,顶头上司看见部门里新来的青年才俊是这样混沌的模样,也真是恼火,“与郎中不相得”,日子就过的潦草而潦倒。心想这样做官意思不大,干脆请病假,好象从前不良青年在单位里混日子的套路。病好了,他好事觉得上班没劲,继续跑衙门告病假,可管着京城几千官吏的吏部不答应了,说没这规矩,我们这里资格比你老,级别比你高的多了,人家也没这么请病假的,您这是心里有病吧?
  
  "郎病已,复病耶?安得告?而可为者致仕耳。"循吉恚曰:"吾难致仕何!"即自谧罢,时仅三十馀。
  
  弘治初,杨循吉在三十一岁退了休。
  好多白胡子秀才还在连夜奔赶考,这里小伙辞官回故乡,这苏州才子想干什么?很简单,他结庐于支硎山下,每日以读书著述为事。他曾经写诗表达自己弃官归来的想法:
  归来重整旧生涯,潇洒柴桑居士家。草庵儿不用高和大,会清标岂在繁华。纸糊窗,柏木榻,挂一幅单条画,供一枝得意花。自烧香,童子煎茶。
  另有诗云:
  君以我乐山林耶?我非忘世爱陇亩。衙门晨入酉始出,力不能支空叹愀。
  这就是明白告诉大家,在衙门里上班,他觉得太苦,坐班如做牢啊。回来了,应该好了,但此公心态似乎仍旧不好,总觉得郁闷,也不大出门交际,“益诡怪寡合,出敝冠服羸与马”,苏州城的街道上从此多了个怪人。
  “怪人”在今天看是属于明显有性格上的缺陷:他老是跟人吵架,自己学问大就容不得别人学问小,可你真的学问跟他一样大了甚至比他好,麻烦更大。同时代人眼中的杨循吉“狷隘,好持人短长,又好以学问穷人,至颊赤不顾”,而他自视甚高,在一次雅集中,杨循吉不假思索,写了《题画扇》诗:
  一竹竿,一笠蓑。知是陆鲁望,知是张志和。醉醒张眼问人世,我是何人识得麽?  
   
  
  
  这是很好的一个问题,禅意连带酒意。不过,他这种脾气真是糟糕,读书误人,好象就是这种情形。大家敬而远之,杨循吉晚年生活已经非常潦倒,穷的一塌糊涂。
  武宗正德皇帝是明朝历史上最糟糕的皇帝之一,他出名的喜欢玩。一次驻跸南京,问起身边宠幸的伶人臧贤,谁的文才好可以写点唱的东西大家娱乐一下啊?杨循吉当年在北京还是有知音的,臧贤就是一个,臧贤就说苏州有杨某人曾经做过礼部主事,文才好的很。
  "上辄为诏起循吉”,这就是不得了的大事,苏州地方官开始也吃不准什么来头,知道杨循吉是多年前退休的小官,脾气坏,这次奉旨召见,不会在皇帝面前说自己的坏话吧?这人是出名的嘴臭啊。再者此人已经穷的不成了。连象样的衣服都没有,怎么见皇帝?没办法,皇命在身,郡守小心翼翼的为杨循吉准备衣服去见皇帝,一进门,“见循吉冠武人冠,韎韐戎锦,已怪之。”跟地方长官缓和关系的最后机会就这样被高傲的杨循吉击碎了,不但如此,受冷落多年的杨循吉看见地方官屈尊来访,那叫高兴啊,“又乘势语多侵守令”,多年的牢骚与人生际遇遭受的委屈,全都发泄出来了。相信这次工作会晤一定令苏州的地方官员们非常愤怒,可人家是老干部,现在又马上要面圣,就忍了吧。
  杨循吉老来行运,杨循吉一身光鲜,穿戴着用公款置办来的行头来到了南京。在歌词创作方面的才能让正德皇帝很满意,“召赋《打虎曲》”,到底是诗人,看过很多书,不一样,搞点通俗文艺简直是一挥而就:
  每有所幸燕,令循吉应制为新声,咸称旨受赏,然赏亡异伶伍。
  
  这就很好了,杨循吉晚年的生活按道理说应该不错了。就这样一直在宫里用自己的诗才服务君主,李白当年不也就这样了?杨循吉不是李白,他想自己是读书人,既然皇帝老是表扬自己干的不错,为什么不给个正式的官给自己呢?连基本的品级都没有,实在不甘心。边上人看的比他透彻,说杨老师啊,你在这里干就是因为你擅长音律,能逗皇帝高兴,别再得陇望蜀了,"若娴乐,能为伶长乎?"
  杨循吉刚刚还在愤愤不平,听这话,当时汗水就湿透了重衫,他从心里感到了愧悔,这感觉是他几十年的退休生活里从来就一直缺乏的东西-------这一刻,他才真的看见自己的生活道路,看穿了自己在皇宫里的身份,连当年礼部那个小小的八品主事都不如。
  杨循吉带着无限感伤,去找臧贤商量,他决定第二次请病假回家。
  从伴驾到辞职,一共才九个月时间,而这次回来,并没有带来想象中的官运,他在内心的落寞比起上次,更加灰暗。他知道人生就是这样了,没有什么机会了。
  “归益不自怿,诸後进少年非薄之,亡礼问者。而其文亦渐落,不复进。卒穷老以死,所著《奚囊杂纂》,未成书” 。
  杨循吉还是想作为一番:
  明嘉靖元年(1522)正月,清宁宫后殿灾,这是所谓的天象,皇帝“诏求直言”,杨循吉不甘寂寞,再次“驰疏请复建文帝尊号” ,这样敏感的皇族内部事物岂是在野的文士可谈论的,杨循吉运气还好,没有人追究他的责任,就已是侥幸了。嘉靖中,杨循吉还献《九庙颂》及《华阳求嗣斋仪》,“报闻而已”----就是说皇帝知道了,没有表态。
  晚岁落寞,这样的细节可以说明他的心境。当时,苏州出来的南京刑部尚书顾璘路过苏州,顾 璘也是文学家,少有才名,与同里陈沂、王韦号为"金陵三俊"。早知道苏州杨循吉与唐伯虎等人的才名,就前来探望。尚书的身份,当然气派不凡,“以币贽,促膝论文,欢甚。”杨循吉觉得自己还是有面子的,这不,连尚书大人也很买帐嘛。“俄郡守邀璘,璘将赴之,循吉忽色变,驱之出,掷还其币。”这里就看出杨循吉的狂傲与风骨了,你可以说他小气,但他没有一点虚伪,你可以说他不通人情,但他完全就是不怕当官的。“明日,璘往谢,闭门不纳。”,要知道顾璘也不是一般人,以后他在湖广巡抚任上做考官,大明朝最厉害的宰相张居正那时还是个小孩,十三岁参加乡试,没录取就坏在他手里。张居正五岁进私塾,十岁就小有才名,这次本来稳拿举人,但顾璘就是不赞成,觉得少年成名,老未必佳,不知道这个作出决定的时候他脑子里有没有想到苏州的杨循吉,总之,他故意没录张居正。
  《四友斋丛说》也从侧面记录了顾璘对此事的看法:
  东桥一日问曰:“元朗过苏州曾见杨南峰不曾?”余对以不曾。东桥曰:“若见此老,不要就指望与他做相知。然如此人,亦不可不一见之。我与南峰旧日相与。我升浙江布政时,道出苏州,特往拜之。次日南峰来答拜,此日府中偶设席相请。南峰坐谈半日不去。吏人再三催促,此老怫然,抽身便起。我送至门外,亦不相别。上轿径去,我送与雷葛一匹书一部。明日侵晨,令其子持书葛送还。我曰:‘昨日府中自来催促,不出老夫之意,尊公何故迁怒如此?书葛不受也罢。贤侄且请坐吃茶去’。其子曰:‘家父有命,教学生不要吃茶,亦不坐而去。’其性气大率如此。然接其议论,亦自亹亹可听,何可不一见之。”余旧知此老生狞,且某气性疏诞,平生交知中便少此一人,亦不为欠事。终不见之。
  
  杨循吉高寿,死的时候年八十九。
  另一个苏州狂士大概就算桑悦了。李诩《戒庵老人漫笔》卷一“文士润笔”条云:
   嘉定沈练塘龄闲论文人无不重财者,常熟桑思玄曾有人求文,托以亲昵,无润笔。思玄曰:
  “平生未尝白作文字,最败兴,你可暂将银一锭四五两置吾前,发兴后待作完,仍还汝可也。”
  
  这个不讲交情只讲钱的文人就是桑悦了。桑悦(1447-1503)字民怿,常熟人。明宪宗成化年间举人,他名气大,是苏州的才子,他为人放诞,一样的出名。据说只要他看过的书,一律烧掉,因为他觉得文章都在自己肚子里了,最大胆的是他老人家经常仰慕先贤以孟子自居,让老实的苏州秀才们吓的半死。“或问翰林文章,曰:虚无人,举天下惟悦,其次祝允明。”
  
  阿胡子祝枝山也是不讲究的人,狂妄的苏州人都晓得,可他也怕桑悦的疯劲。听说桑悦还把自己放在他之后,就觉得已经很有面子了,逢人就夸桑悦有眼力,你想这是何等样人?
  桑悦那时还没中举,功名就是个秀才,可他自我感觉良好,上边派人来考核秀才们的学业,“上谒监司,曰‘江南才子’”,吓的监司问左右,江南才子怎么跑我这里来了?边上人说,这是个狂生,一贯如此。监司原想你如此狂妄,这次就是不让你通过。
  可桑悦也真有学问,八股那一套他随便搞了半天就通了。学问有无一试就知。这次见面原来想为难他,可桑悦是连书上刻错的地方都能正的一丝不苟,这就只有通过考核了。而且据说从此两人成了朋友。他十九岁那年,举成化元年乡试,在南京应试,也是这样。他交卷以后,人家批卷,看见《道统论》上写着:"夫子传之我。"考官吓的缩舌头:"得非江南桑生耶?大狂士。"名气太大也不是好事情,这次“试春官,答策语不雅训,被斥。”
  没关系,他考了三次,终于得副榜,年纪刚二十出头,少年得志,名声甚至被当时的朝中阁老知晓,《明史》记载,“学士丘浚重其文,属学使者善遇之。”这在当时也是格外的赏识知遇了,更因为丘浚本人就是威望崇高的清官,一代理学大儒,一生著述甚富,他所欣赏的人,自然不是一般。丘浚是海南琼山人,在明朝做了四十多年的官,还是一个优秀的戏曲作家,进士及第后做过翰林院编修、翰林院学士,一步步从礼部侍郎兼国子监酒,到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再做太子少保兼武英殿大学士户部尚书。听说桑悦有麻烦,丘阁老知道有学官到江南上任,点名要他照看一点桑悦,"吾故人桑悦,幸无以属吏视也。",故事就精彩起来了:
  学官到了之后,问地方官:“悦不迎,岂有恙乎?”这是体制,桑悦因为不肯做官,在地方上当个“博士”,也是在官学里混饭吃,归这个视学大人领导。而这些地方官本来就对桑悦头痛的很,就回答说:“无恙,自负才名不肯谒耳。”
  这是藐视人家 ,按察视学大人很生气,后果自然很严重,使者派手下去叫他过来,桑悦不来,理由很充分---"边宵旦雨淫,传舍圮,守妻子亡暇,何候若!"
  视学大人想你是阁老关照过的人,还是在催催吧,可这下把桑某人惹火了--------
  悦怒曰:“始吾谓天下未有无耳者,乃今有之。与若期,三日后来,渎则不来矣。”
  视学大人这个气啊,想找个名目把他抓起来关到牢里算了,可想想这毕竟是宰相大人都关照的人,忍了吧。
  三天以后,桑悦来拜访了,“长揖使者。使者怒,悦脱帽竟去。使者下阶谢,乃已”,还有更具体的记载:
  悦诣按察,长揖立,不跪。按察厉声曰:"博士分不当得跪耶?"悦前曰:"汉汲长孺长揖大将军,明公贵岂逾大将军?而长孺固亡贤於悦,柰何以面皮相恐,寥廓天下士哉!悦今去,天下自谓明公不容悦,曷解耳?因脱帽径出"
  桑悦这是拿读书人的尊严跟官阶对抗的一番辩论。知识分子做官,可不是做奴才。要跪也轮不到跪你个鸟人。按察是官,吃亏在他好坏也是读书人出身,现在是个管读书人的官,还要脸面,没办法,桑悦不是官都敢摔帽子,
  “按察度亡已,乃下留之。他日当选两博士自随,悦在选,故事博士侍左右立竟日,悦请曰:犬马齿长,不能以筋力为礼,亦不能久任立,愿假借,且使得坐。即移所便坐。”
  这真是不给学术官僚任何猖狂的机会,你刁难我让伺候着,偏不买帐,老子也要坐着。
  这真给今天的广大读书人做了榜样啊。
  
  外面有一个著名的笑话是关于桑悦的,他后来做官,迁长沙通判,调柳州。当时苏州人本来就不喜欢到外面去讨生活,觉得苏州以外的地方都是乡下,好象很有优越感似的。而柳州实在是只适合“死在柳州”,太荒蛮了。桑悦不想去,有人问他你怎么不去奉献一下呀?他苦着脸很严肃很慷慨的样子回答:
  宗元小生,擅此州名久,吾一旦往,掩夺其上,不安耳。
  
  意思是咱别跟柳宗元一般见识了,他从唐朝起就叫柳柳州,我老人家桑悦去了柳州,名声一定盖过他,桑柳州流行起来了,这不是让前人为难啊。
  
  要知道,这是典型的苏州中年男人的说话方式,看起来很豪迈,其实骨头里很无赖。桑悦是文人,无赖就是可爱了。他也真是无赖,一次有御史对他久仰大名,请他说《诗》,桑悦说行,你先给上点燕窝什么的我润润嗓子吧。御史只有从命,吃国燕窝,只见桑悦把袜子脱下来,一面治疗着自己的严重脚气,一面滔滔不绝开讲。御史实在吃不消, 请他回家去了。事后御史想,早知道,我不如在家赌钱呢,研究什么破诗啊?
  
  
  
  
  造房子引起的文字狱
  
  
  
  
  
  明朝初年,朱元璋对苏州这座城市一直耿耿于怀。朱元璋当年打苏州化了大力气,攻下苏州后,下令将江南富民十四万户强制迁到其老家安徽临濠,其中有著名的江南富室顾瑛。朱元璋在位三十一年,苏州知府期间换了三十次,清朱彝尊考证过,“洪武中,苏守三十人”遭到“左谪”、“坐事去”、“被逮”、“坐赃黥面”、“坐法死”者就有14人。苏州知府在当时朝廷里,真不是什么好缺,
  洪武初年,朱元璋派陈宁任苏州知府。想到张士诚曾在苏州苦心经营了十一年之久,他一直担心苏州人怀恋张士诚,特意派了个厉害角色做苏州知府。此人就是陈宁,为政苛猛,为人阴险,人称‘陈烙铁’。 陈宁,茶陵人。元代末年在镇江作小吏,后来跟随明太祖曾在高邮为张士诚的部下所俘获。陈宁说话毫不屈服,被释放回来,升任广德知府。洪武元年陈宁召为司农卿,升任兵部尚书。明年出任松江知府。不久改任山西行省参政。又征召回京任参加政事,掌管吏、户礼三部事务。陈宁起初名叫陈亮,至这时,明太祖赐他名叫陈宁。洪武三年,陈宁犯事,被外调为苏州知府。陈宁很有才气,可对人太严酷,在苏州征赋税,曾经拿烙铁烧老百姓,才有“陈烙铁”的外号,连朱元璋也觉得他做的太过分,一次儿子陈孟麟看不过去,劝了几句,竟然被他活活打死,朱元璋想这家伙比我还狠毒啊,对自己儿子都这样,能指望他对君父忠诚吗?这心思被陈宁知道了,恐惧不已,于是与胡惟庸阴谋造反,最后被太祖诛杀。陈宁是罪有应得,可后任的苏州知府魏观之死不但冤枉,而且牵连到一代大诗人高启,实在是悲剧。
  
  明代苏州人杨循吉《吴中故语》“魏守改郡治”条记载,洪武五年,皇帝改命魏观做苏州知府。魏观,原来在南京刚刚从国子监祭酒任上致仕,朱元璋正在便殿给他饯行, “苏州新定,烦卿往治”,赴苏州的事情就这样定了。祝允明在《野记》里讲的更详细,朱元璋跟马皇后商量,该派谁去苏州,马皇后建议派魏观去,当时一起任命的还有一个蔡本,原是洪武帝贴身小校, 是朱元璋淮西起事时的老部下,屡建大功而封千户。两人被引入后宫,便殿赐坐:
  上曰:朕新得苏州, 恐余枿包毒,朝夕在心。今思其人,唯卿观公忠疆余,可为朕一守。
  而对蔡本,朱元璋说的更随便,也更恳切,老蔡啊,你我本来就是好兄弟,拜托你到苏州,把部队带好了,做一个指挥使,可不许推辞啊。两人一文一武,出宫前连马皇后也见了,还赐酒,皇帝亲自斟了酒,二臣受饮拜谢而出。这一宴会规格算高了,而著名的才子高启当时也在座。
  高启(1336—1374)字季迪,号青丘子,晚号槎轩,长洲人。少有志于功名。张士诚据苏州时,为其参政饶介所赏识,结交甚广,然终未仕。后对政治完全失望,乃隐居乡里。明初应召赴南京参与修撰《元史》,后任翰林院编修。不久授户部侍郎,他坚辞不受,仍归田里。朱元璋宴请魏观方时,他的职务是翰林,朱元璋当时心里就认为他不肯与新朝合作,别扭的很。天下人才他要招揽,做隐士是不允许的。洪武元年,朱元璋下《谕隐逸诏》:
  朕惟天下之广,固非一人所能治,必得天下之贤共成之……然而怀才抱德之士多隐于岩穴……今天下甫定,日与诸儒讲明治道,启沃朕心,其敢不以古先哲王是期?岩穴之士,有能贤辅我,以德济民者,尚不吾弃。故兹诏示,咸使闻知
  这话说的还客气,到了洪武十八年,颁布的《大诰三编•苏州人材第十三》里,口气变了:
  呜呼!“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成说其来远矣!寰宇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
  换言之,不肯出来为皇帝效力的,杀头,抄家,族诛,统统活该,没什么好商量的。
  高启一开始还是愿意与新朝合作的,大明建国初,他应召赴南京时,写下了《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一诗:
   大江来从万山中,山势尽与江流东。
   钟山如龙独西上,欲破巨浪乘长风。
   江山相雄不相让,形胜争夸天下壮。
   秦皇空此瘗黄金,佳气葱葱至今王。
   我怀郁塞何由开,酒酣走上城南台;
   坐觉苍茫万古意,远自荒烟落日之中来!
   石头城下涛声怒,武骑千群谁敢渡?
   黄旗入洛竟何祥,铁锁横江未为固。
   前三国,后六朝,草生官阙何萧萧。
   英雄乘时务割据,几度战血流寒潮。
   我生幸逢圣人起南国,祸乱初平事休息。
   从今四海永为家,不用长江限南北。
  这诗的意思毕竟是歌颂,而且对大明朝期待甚殷。可大概一接触朱元璋,觉得这人不好相处,于是想退隐,他不知道,在朱元璋心目里,你放着户部侍郎这样的高官不愿意做,已经是该死之人了。其实,即使愿意与新朝合作,小心伺候皇上,也未必有好结果。《明画录》载,苏州画家周位,字玄素,太仓人,善画,被朱元璋诏到京城南京,“掖庭壁上山水多出其手”。有次太祖命画他“天下江山图”于便殿壁,这是政治任务,周位胆小,怕这差事自己干不了,就使用小聪明,顿首说:“臣粗能绘事,天下江山,非臣所谙,陛下东征西伐,熟知险易,请陛下规模大势,臣从中润色之。”朱元璋自我感觉那个叫好啊,居然也就拿起笔画了,周位马上道贺:“陛下江山已定,臣无所措手艺。”朱元璋 “笑而颔之”。可即便如此小心翼翼,周位最后还是“死于谗”。  明陆深在《金台纪闻》也记载此事:
   周元素,太仓人,善画。太祖一日命画天下江山图于便殿壁。元素顿首曰:“臣粗能绘事,天下江山,非臣所谙。陛下东征西伐,熟知险易,请陛下规模大势,臣从中润色之。”太祖即援毫左右挥洒毕,顾元素成之。元素从殿下顿首贺曰:“陛下江山已定,无所措手矣!”太祖笑而颔之。
  
  高启是聪明人,十六岁就做隐士,不跟官场人物来往,所以觉得这顿酒宴不简单,自己很不舒服,宴罢,他夜宿龙湾,做梦,梦见自己父亲来了,手掌上写一“魏”字,说“此人慎勿与相见。”高启回到苏州后,果然按照梦中父亲的指点,隐居在甫里也就是今天的角(LUO)直,从不进城,也不与官场来往。(《七修类稿》则说“又梦一人执其手书一“苏”字,嘱之曰:“尔必见杀于此人。”后凡苏姓者,皆不接见。)
  苏州人民送瘟神一样送走了陈宁陈烙铁,迎接到了魏观魏大人。《菽园杂记》:
  
  观尽改宁所为,以明教化、正风俗为治。建黉舍。聘周南老、王行、徐用诚,与教授贡颍之定学仪;王彝、高启、张羽订经史;耆民周寿谊、杨茂、林文友行乡饮酒礼。政化大行,课绩为天下最。明年擢四川行省参知政事。未行,以部民乞留,命还任。
  
  这样一个懂文化的官员在苏州,受到欢迎,老百姓乞留是意料中事,也是很有面子的。而魏观也很殷勤,他本是文人出身,修《元史》时就是高启的同僚,一直很欣赏高启的才华,常邀请他相聚,高启是诗人,重感情,终于两人结成了忘形之交,魏观聘请高启等人校订经史,打的火热。
  魏观学问好,待人平和,苏州老百姓很喜欢他,魏观要改造知府衙门,当时苏州府衙门实在太小,新朝初立,一切就简,到了洪武七年,魏观方就想再择地造新衙门。早先府治设在吴子城,张士诚据苏后,为在子城建造王宫,就将府治迁到胥门内的都水行司。这次重建衙门,一选,选了原来张士诚的旧皇宫原址,也就是今天锦帆路一带,并打算重开锦帆泾。锦帆泾是子城西边的河道,张士诚作过一番治理,因为战争而大部淤塞。为方便古城的水上交通,魏观决定疏浚。这就遭来了蔡本的猜忌。
  《七修类稿》点出了苏州这一文一武两个主要官员不和的症结:
  及本府太守魏观嫌府治反居卫之右手,不称文东武西之位,迁于张士诚故址。卫官诬奏太守欲复吴王之业,太祖召至斩之。
  文武衙门的设置本有规矩,可蔡本不这么想,这明显是要压我一头啊,流言马上传到朱元璋那里,说这个动作不仅是造楼堂馆所,而且是“心有异图”啊,他还检举,高启不肯做皇上的高官,苏州知府造间房子却卖力的很,还写了“上梁文”,其中的话大逆不道,说什么“龙盘虎踞”,这不是要谋反嘛。朱元璋疑心本来就重,就派了个张御史来调查。张御史也是人才,居然化装成一个工匠混进里面,和大家一起做搬运杂活,看来起劲的很。等工程完毕,魏观方很随和的人所以请大家一起喝酒,敬酒一圈,就是这个御史扮演的小工没喝,当时也没在意,果然,当天,高启洋洋洒洒写的《上梁文》,其中真有“虎踞龙蟠”字样。张御史一看,可以了,就回去跟朱元璋报告,检举魏观在苏州伙同高启,“兴灭王之基,开败国之河”,是在为张士诚招魂。朱元璋不由动了杀心。
  一个文坛领袖,一个开国元老,一腰斩,一砍头。现在看,张御史也是乖巧人,不但手段了得,是后来锦衣卫特务的前辈,而且知道朱元璋的心思,葬送了两人性命。
  高启的这个梦谶终于实现了,死的时候年仅三十九岁。后人评价,魏观是陪高启送葬,因为朱元璋对高启早就动了杀机。一种公认的说法是文字狱,因为他写了《题宫女图》一首得罪朱元璋,诗云:
  
   女奴扶醉踏苍苔,明月西园侍宴回。
   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宫梦有谁来?
  
  
   高启临刑,有“枫桥北望草斑斑,十去行人九不还”“自知清彻原无愧,盍请长江鉴此心”的绝命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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