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娱乐圈之歌神下:新闻话题201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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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话题】《光荣使命》开了个好头阅读原文

《光荣使命》开了个好头
近日，由南京军区委托某网游公司开发的解放军首款网络军事游戏《光荣使命》宣布正式研发成功。该游戏将装载在我国军队的局域网中，供战士们学习战法和娱乐。
《光荣使命》并不对普通消费者公开，尽管大多数人无缘体会这款游戏，但花钱开发游戏是不是浪费，将美国作为假想敌是否合理，以及游戏是否足够原创等等则成为公共话题。其实，对于一款军事游戏而言，这些质疑实在有吹毛求疵之嫌，《光荣使命》不仅合格，而且优秀。
《光荣使命》独创之处甚多
2011-07-01 第 1713 期
今日话题
一，军队做游戏并非不务正业
网游《清廉战士》制作粗劣
1，在美国，游戏是有效的募兵工具
美国陆军沃德恩斯基上校说：“比起每年花的几亿美元征兵广告费来说，这款由五角大楼每年投资600万美元开发的游戏，效果显然要好得多。”他说的这款每年投资600万美元开发的游戏，是美国军方从2001年开始制作的系列游戏《美国陆军》，最初这个游戏的作用是为了让新兵在心理上适应战争，然而，美国军方很快发现，这个游戏更大的效用是拿来召募新兵，尤其是从2005年起，美军招兵现场门可罗雀的情况下。美国国防部一名官员说，《美国陆军》的目的是要同年轻人建立联系，鼓舞团队精神和发扬陆军的核心价值，使那些玩游戏的年轻人对军旅生涯产生兴趣，报名入伍。
《美国陆军》游戏提供免费下载，全美每天有3万多人同时在该游戏的官方服务器上注册。据统计，西点军校低年级班有20％的学生在入学前玩过这个游戏，20％－40％的新兵在入伍前玩过该游戏。美国几乎各地的部队都备有《美国陆军》这款游戏的光盘版本。
2，美军还曾赞助大量军事训练游戏
不仅有《美国陆军》这样的征兵广告，美国军方从PS2时代就开始试图将游戏作为模拟作战的训练场。因为随着科技越来越发达，高科技战争越来越像游戏，而游戏也可以制作得越来越像真实战争，美国媒体日前报道称美军将斥资5700万开发“史上最真实军事模拟游戏”，美国军方预计将会在2012年1月，完成全部102个系统的整合，让士兵在游戏中熟悉和适应多部门协同作战的“打法”。事实也证明了军事游戏的训练价值，伊拉克战争爆发前，美军秘密开发了一款依照巴格达特征模拟的电脑游戏。战后统计结果显示，被派遣到伊拉克执行任务的人员中，未参加过该游戏训练的人员首次执行任务生存概率只有60%，接受过游戏训练的人员生存概率则提高到90%。
五角大楼除了开发过“美国陆军”之外，还有所谓的“第一人称思考家”系列游戏，旨在培养司令官们在信息超载的情况下做出艰难抉择。不仅美军有这些游戏，北约部队还有一款类似视频游戏名叫“与海盗协商”。
3，但在中国，“官方游戏”常常成为笑柄
与制作精良的《美国陆军》不同，中国的官方游戏常常沦为笑柄，最出名的例如一款名为《清廉战士》的游戏，玩家反映该游戏制作粗糙,涉及版权等问题，剧情的幼稚也被网民所诟病,游戏最后被当成笑料加以传播，甚至被形容为网游界的“芙蓉姐姐”。
在军事训练游戏当中，军队集体打“CS（反恐精英）”的图片早已经传遍了网络，并经常被拿来调侃军队“不务正业”，《光荣使命》的出现有望改变这一局面。不过美军用游戏训练，一般是把游戏挂在一套被称为VBS的仿真系统里，士兵身穿动作捕捉装备，拿仿真枪对着环绕屏幕进行训练，远非坐在电脑前用鼠标和键盘进行游戏操作这么简单，这方面的差距仍然有待追赶。
二，设定假想敌也没什么不妥
《美国陆军》也有它的假想敌
1，假想敌不该是美国？
美国《连线》杂志网站5月17日对《光荣使命》进行了详细报道，并宣称“光荣使命”似乎是美国一款类似军事游戏的“仿造品”，报道还称中国的这款游戏不应将美军作为“袭击”目标。这篇报道将《光荣使命》和《美国陆军》进行了比较，认为尽管两款游戏类似，但二者之间有一个关键的区别：在“美国陆军”游戏中，坏人一般是中东或中亚地区的激进分子与恐怖分子，但“光荣使命”中的敌人“似乎却是美国军方”。报道称，游戏“有可能会误导中国接受培训者认为美国注定就是中国的敌人，并且不仅仅是在数字化战场中”。不过，目前从官方公布的内容来看，《光荣使命》并无和美军交战的情节，它只是描述了一次代号为《光荣使命》的军事演习。
2，美国游戏的假想敌一向天马行空
《连线》杂志的指责显然是双重标准，一款游戏要起到训练士兵实战能力的目的，总要设定一个现实中存在的假想敌，《美国陆军》选择中东恐怖分子作为假想敌也是因为他们是美国军队现实中的主要交战对象，大概只有“戒网瘾教授”之流才会认为人们分不清现实与游戏的区别。
更何况，将他国军队作为假想敌的游戏在美国不胜枚举，俄罗斯，日本，中国，都曾经是美国众多游戏中的假想敌，在著名军事游戏《闪点行动》系列当中，即有将中国人民解放军作为假想敌的设定，而创下全球游戏最高销量的《使命召唤》系列，则擅长以电影桥段和争议情节引起轰动，例如其系列作品《现代战争2》就直接描写了发生在未来的美俄大战，该游戏还因为“制造”了俄罗斯机场大屠杀而引起美国多个民间团体的抵制，在今年即将发售的《现代战争3》中，还将出现伦敦地铁遭受恐怖袭击的情节。
三，《光荣使命》的原创性无可指责
寒霜引擎被众多游戏采用
1，《光荣使命》的确使用外国引擎
目前国内的网游制作水平总体上还停留在2D向3D跨越的时代，而《光荣使命》的演出效果确实令人耳目一新，令人怀疑是“仿造”国外同类游戏，而在该游戏的官方口径中对具体引擎内容避而不谈，更引起“抄袭”的质疑。
所谓游戏引擎，可以理解为控制所有游戏功能的主程序，从游戏的运算方式和系统运行，到游戏内的计算碰撞、物理系统，以及玩家输入的反馈，甚至包括树木，山川，河流等基本素材，都是游戏引擎中已经制作好的。可以说，我国目前还没有一家本土游戏公司具备制作大型3D游戏引擎的能力，由于购买先进引擎使用权动辄需要上千万人民币，因此大多数所谓“自主研发”的游戏都是使用OGRE等技术较为过时的免费引擎进行制作。
有国内媒体宣称《光荣使命》使用了“虚幻3”引擎，这大概是因为虚幻系列引擎过于如雷贯耳，不过虚幻引擎的渲染和光源处理非常亮丽和夸张，这决定了它更适合制作科幻和魔幻题材的游戏，很少有现实题材的游戏使用它，从《光荣使命》的演示效果来看，国外媒体猜测其使用的是寒霜引擎（Frostbite Engine），该引擎的制作者是瑞典DICE工作室，目前所有权属于美国EA公司，《光荣使命》的开发商很可能从EA购买了该引擎使用权。
2，但使用引擎绝不等于“抄袭”
使用成熟引擎进行开发是目前游戏业界的常态，在现代大型3D游戏当中，随着开发成本越来越高，已经没有厂家为每一款游戏单独制作一套系统，基本都是利用其它成熟引擎进行游戏开发。甚至在技术较为落后的中韩游戏产业中，由于竞争激烈，也开始越来越普遍的购买收费引擎进行游戏开发。
而《光荣使命》的人物形象、服饰装具、武器装备都是从部队真人实景捕捉模拟的，南京军区还专门为游戏组成军事指导组，指导游戏设置，配合动作捕捉，并聘请国内知名游戏公司技术人员担任顾问，参与项目评审，帮助解决技术难题，称《光荣使命》为一次自主创新毫不过分。
结语：开发军事游戏和制造枪支一样，是合理的军费支出，承认这一点，也许争议就会少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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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头条】金苍：90年共产党为何能吸引“90后”阅读原文

金苍 评论作者
建党90周年之际，中央组织部发布数据，2010年全国发展党员307.5万名，其中大学生党员123.6万名，占40.2%;35岁以下党员251.6万名，占81.8%。而之前，教育部对全国140所高校2.5万余名大学生的调查显示，近八成大学生有入党意愿。
两组数据都说明，在当代青年心目中，入党是一个重大的人生选择。这种选择背后，是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也是对当前中国国家和社会的认同。一个走过90年跌宕起伏的政党，在全球化、信息化的时代条件下，对于新一代仍然有如此强大的吸引力和号召力，无疑让人感喟。
把这两组数据放入90年的风云激荡中审视，我们发现，虽然所处时代不同，青年的选择却如此相似。
“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地方走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抗日战争初期，著名诗人何其芳这样描述延安对青年如磁石一样的吸引力。仅1938年5月至8月，奔赴延安的爱国青年就有2288人。全面抗战初期的两年，这一数字高达4万余。爱国青年栉风沐雨、风餐露宿，是向着“红星照耀”下的崇高信仰、纯粹信念而来。
“为了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应当回去!”新中国成立之初，著名数学家华罗庚这样号召中国留美学生回到祖国。新中国成立第一年，近400名留美学生、200多名留英学生(占留英学生总数的2/3)，回到祖国。到1955年底，回国留学生达1536人。新中国百废待兴、百业待举，没有高官厚禄、洋房豪车，无数海外学子，是向着“红日初升”时的满怀理想、满腔热情而来。
穿越90年历史风雨，能让如此多有着独立思考、有着鲜明个性的年轻人，聚拢到统一的旗帜之下，党的吸引力，来自于信仰。
为国家、为民族、为同胞、为人类，无论在什么时代什么情况下，都是有着强大吸引力的旗帜，尤其是对于年轻人。每个人都或多或少追问过人生的意义：我从哪里来到哪儿去?我为什么而活着?在某种程度上，共产党的信念与信仰，给年轻人提供了一个更为开阔、也更有意义，更为激动人心、也更有说服力的答案。一己生命总是有局限，小我只有融入大我，才能突破狭隘的格局。正如雷锋所说：一滴水只有放进大海里才能永远不干。同样，只有为了超越自身的利益而奋斗，才能找到生命的价值与存在的意义。
也不可否认，在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的冲击之下，少数年轻人入党也难免有其他“个人动机”或被“功利驱使”。但更应该看到，90年不懈奋斗、90年艰辛探索，共产党已经居于中国政治生活的核心，是这艘装载13亿人民的超大规模航船的“船长”。这样的地位，无从辩驳、也无可取代。因此，在这个更为安定但同样深刻、更为平稳但同样壮阔的时代，年轻人基于个人成长的选择，也正与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所作的选择一致。没有腥风血雨的考验，没有生死存亡的抉择，而信仰的魅力、信仰的考验，与延安时期、与新中国成立之初，并无二致。
1921年参加中共一大的13人，平均年龄只有28岁。而在革命战争年代献出生命的2000多万烈士中，大多数都年轻得尚未享受人生之欢愉。瞿秋白、刘胡兰、董存瑞、雷锋……无数年轻人为伟大事业献出青春和生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青春的政党。正如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所言，是以“青春之我”，创“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更容易为信仰所激荡，更容易为理想所召唤。也正是无数年轻人暗夜中的孜孜以求、探索中的前赴后继、前行中的不离不弃，才让这个政党走过90年，仍然能保持着蓬勃的生机和活力、拥有青春的激情与魅力。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选择了青年，就是选择了未来;青年的选择，就是未来的选择。走过90年，党的未来，同样存在于青年人的信仰中、寄托在青年人的双肩上，不管这信念的追逐者、使命的承担者是“80后”、“90后”，还是“00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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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改忧思】熊丙奇：没人清楚大学教育如何改革 阅读原文

熊丙奇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的“45个孩子”已经少了一个。6月28日朱清时证实，学校确有一名同学退学。该生还在网上发帖，指出学校管理、师资、学生素质等方面的不足。
这是继三位来自香港科技大学的创校骨干撤离南科大之后，又一条被舆论认为对南科大不利的消息。作为首个高调宣称要彻底进行大学教育改革的大学，南科大仿佛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一些舆论对之有点幸灾乐祸，说南科大改革不成功早在意料之中。在笔者看来，南科大目前遭遇的各种问题，有一些确实是可能使改革夭折的，而有一些则是由于公众不理解高等教育改革的内涵。如果不对此进行厘清，将可能误导南科大的改革。
到底什么是高校教育改革内涵？这个问题至今没有共识。此前，教育部曾要求南科大的学生参加高考，想方设法把南科大“收编”为体制内的一所传统院校。同时，深圳市委组织部门为南科大公选副校长，将其级别定位为局级，这对南科大的改革是“致命”的。因为南科大改革的要义就是“自主招生，自授学位”、“去官化，去行政化”。参加高考将使南科大“自主招生，自授学位”的探索无疾而终，而公选局级副校长将使“去官化，去行政化”的改革步履艰难。
对此，退出南科大的三位教授都认为，“自授学位”是“表”，培养质量才是“里”，认为南科大目前追求“自授学位”是错位。这种看法有一定道理，但是在中国内地创办一所新大学，外部环境与香港地区十分不同，主要是香港地区的教育管理不存在内地这么严重的行政化问题。也就是说，我国大学的质量之所以不能提高，就在于国家承认学历的外部教育环境，使得大学没有办学自主权，缺乏竞争压力，也就没有质量意识。要让大学健康发展，必须改革教育管理制度，这也是国家《教育规划纲要》所确定的教改目标。因此，对于南科大，“自授学位”的努力必须坚持，而与此同时，培养质量更应该得到重视。
同样，这次一名学生退学，其实并不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综观世界一流大学，学生退学、转学实在是家常便饭。这正是“自主招生，自授学位”的高等教育管理制度的魅力所在，学生有充分的教育、学校选择权，通过学生的选择，对大学提出更高的质量要求，建立高等教育的市场竞争机制。当然，对于南科大来说，学生退学的原因必须分析，从中找到学校存在的问题，以便完善。
通过那名退学学生的博文，笔者注意到，这名学生存在和三位退出南科大的教授一样的问题，就是不清楚南科大需要怎样的改革？未来南科大有可能会被改编吗？南科大究竟该走向何处呢？
这名学生的复杂情绪，某种程度上说，也是当下社会舆论对南科大的复杂情绪。大家都在谈教改，可究竟什么是教改，却不清楚。对许多人来说，教改的核心在哪里，人们十分茫然，真到改革到来时，也就变成跟着瞎起哄———大家已经失去分析改革内部逻辑的耐心。这种状态表明，我国《教育规划纲要》的宣传还很不到位。由于《教育规划纲要》一直悬在空中未落地，大家也就不清楚究竟要推行怎样的改革，而对于南科大，虽然已经启动改革的步伐，但从今年以来发生的一系列新闻看，从深圳市到南科大校领导、教师和学生，各方对南科大的改革思路并未形成共识，莫衷一是，这对南科大的发展是很不利的。
南科大的改革实际上折射出中国高校教育改革“知易行难”的困境，谁都知道要改革，但如何改，思路却很难理顺和统一。看来，南科大当下最需要做的，还是要明晰改革推进的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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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美美门】华芳：红十字会如何赢得公众信任阅读原文

李华芳 评论作者
郭美美事件引发的对红十字会的质疑日益加深，真相依旧奢侈昂贵，与普通人相去甚远。而深陷信任危机，尽管红十字会在官方网站连续刊出声明、通告等，包括对近日审计署审计报告的回应，速度不可谓不迅速，态度也不可谓不积极。但即便如此，在财务和公关两个领域上，红十字会似乎依旧未能摆脱官家身份束缚，与公益慈善领域的专业水准相去甚远。
第一，红十字会摆出的没有证明的声明，并没有缓解围观者追求真相的焦虑。尤其是商业系统红十字会在不具备资质的情况下，即未经过民政部登记注册，何以能开展相关业务？红十字会到底是商业系统红十字会的登记主管机关，还是业务主管单位，抑或两者兼备？何以商业系统红十字会借助的却是私营的王鼎公司进行财务运作，而巧合的是王鼎的负责人又恰巧是商业系统红十字会的相关负责人？尽管总会竭力撇清与商业系统红十字会的关系，但商业系统红十字会存在时间长达十年，受红十字总会的业务指导，对于商业系统红十字会的各项运作，公众要求其提供与各家商业机构例如天略集团、王鼎公司，以及中红博爱等之间的关系证据，以及往来财务细节，以正面回应质疑。
第二，如果商业系统红十字会如同红十字总会所言，仅是行业系统内的红十字会，主要是为商业系统内的人道救助，那么就更应该让商业系统红十字会解释与王鼎、与中红博爱的关联，以及为什么进行投资，投资收益去往何处等？如果总会对此犹豫推诿，难免令人担心实际上总会对商业系统红十字会的管理缺位，或者内中另有涉及利益输送的隐情。而不管是何种情况，这暴露出红十字会在组织管理问题上的不专业。
第三，在公众逐渐增强对红十字会财务的疑虑之时，最好的方式就是将经过审计署审计的财务报告上网，公开信息以利于澄清误解。但有意思的是红十字会官方网站到目前为止披露的最新统计数据是2007年，并且没有专门的财务报告，只是指出了收入来源和比例，对“钱用在何处”却是讳莫如深。
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公共关系上不专业，但这绝非红十字会的最后一个问题。尽管理论上网络并无区隔，红十字会的声明也会被传到讨论区、聊天群和社交性网络上，但在各个网络互动的角落，例如微博等互动性场合，红十字会原本应该介入，进行主动公关，而不是在网站上进行被动型应付。利用网络筹款公关，这是网络时代专业公益组织需要具备的能力。实际上，不仅是国外的NGO大量利用网络筹款，国内也有很多NGO进行网络营销和募捐，网络原本可以成为红十字会募集善款澄清疑惑的有利场所，但何以成了质疑讨伐红十字会的战场？红十字会的确需要面对这个网络公关上不专业的问题。
作为一个历史悠久、名头响亮的中国红十字会，怎么会这么不专业呢？在我看来，主要是由于身份不清晰所造成的。中国红十字会曾是新中国获得的第一个国际组织席位，当年政治上的考虑演变成了后续强化。1993年通过《中国红十字会法》后，更强调了人民政府拨款和监督的事实。这也进一步导致其财务上列入中央财政一级预算单位，人事上作为事业编制单位，总会员工主体享受公务员待遇。也就是说，从财务和人事上看，副部级事业单位比社会团体更适合描述红十字会。
官方身份和相应的领导待遇，导致其组织领导是求稳中有升，因此缺乏激励去极大改善公益事业的效率，而公益组织领导人则会扩展进取，以最大化公益影响和效力。除了其领导人身份难定位引发的困境外，红十字总会兼具对其他分支机构的管理职能，而同时又要作为公益组织出现，并且还要配合政府机构例如民政部等的工作，也导致它在参与者、管理者和监管者之间打转，难免晕头转向。
那么如何才能解决目前的困境呢？解决这问题至少意味着三个方面：一，要提高红十字会的专业性和效率，二，要减轻政府拨款的负担，三，能使得红十字会重新取信于众，公众能重新为红十字会提供捐款和志愿服务，推动慈善公益事业的发展。
我认为去官本位是其中的关键。这样做实际上有利于还原红十字会的本来面目，作为民间的国际性合作组织，而非政府间国际机构。改制红十字会，变成民间社会团体，还可以大量减少由于公务员编制产生的政府财政开支，而且尽管《中国红十字会法》规定政府拨款，但这一拨款的额度却是可以调整的。更重要的是，改制也有利于红十字会理清自身定位，并且由于其改制后剥离了官家身份，变成公益市场上的实际参与者而非兼有裁判身份的参与者，公益市场的竞争将有助于迫使红十字会提升自己的专业性，提高效率以获得市场扩大影响，最大化人道救助的效力，并重新赢得公众的信任和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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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思考】“律师伪证案”频现的制度性反思 阅读原文

王思鲁 律师
“律师伪证罪”是《刑法》第306条规定的“辩护人妨害作证罪”的俗称。据《全国律师协会维权工作报告》中“306条统计数据表”资料显示，至2007年全国有108名律师被追诉，而最终被认定有罪的为32起，错案率达到50%以上。为何辩护律师频频受到控方的追诉？或许以下三点能够解开这个疑团。
一、立法瑕疵。
《刑法》第306条中，像“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这种十分模糊的措辞，让控方在认定律师是否有妨害作证行为时变得十分随意。何为“引诱”？何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有时律师在询问证人时所采用的询问技巧难免有“引诱”之嫌，但是律师恰当的提问方式，有助于证人将脑海深处的记忆还原出来，不能随意认定为律师在“引诱”证人。
而“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是违背什么事实呢？是违背了侦查机关、检察机关所查明的事实，还是违背了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司法实践中，侦查人员往往认为只要是与侦查阶段所查明的事实不一致，就是违背了事实。这种未经法院审理查明，就将侦查阶段查明的事实认为既定的事实，实际上是僭越了法院对案件的审理权。
二、公平对抗不可能，“报复性执法”成可能。
法律规定，司法人员与案件或者案件当事人有某种特殊的利害关系时应回避该案。目的是为了防止徇私舞弊或者发生偏见，以促进案件的公正审理。而在司法实践中，律师涉嫌作伪证往往发生在他所代理的案件中。侦查和起诉律师的常是同一个案件的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甚至是原班人马办理，如此根本无法保证案件的公正审理，也违背了“任何人不能担任自己案件的法官”的程序正义原则。
而且，司法实践中缺乏行业协会或主管机关的前置审查等程序，侦控机关有权对律师采取各种强制措施，对律师启动追诉也是由侦控机关自行决定。凡此种种正当程序缺失，让“辩护人妨害作证罪”极易成为实施职业报复的“杀手锏”。
三、律师取证难。
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有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而律师办理刑事案件，为了规避职业风险，一般只在侦控机关提供的证据材料中找漏洞。但是，这无法真正地帮助法庭查明案件事实，而且律师不调查取证挖掘出对当事人有利的证据也有违律师的职业道德。一旦证人不出庭，控辩双方对证人的证言有疑问时就无法进行交叉询问，那么律师只能去找控方的证人或者其他证人，这时风险也就接踵而至。
虽然律师依法可以向检察院、法院申请收集和调取证据，但是实践中这样的申请很难有回音。律师调查取证难由此可见一斑。尽管我国法律规定了律师依法享有一定的取证权，但是缺乏有效的取证程序规范，让律师取证权空有其名，中看不中用。取证难，风险大，律师只好明哲保身，尽量不取证。
律师的使命是维护正义，保护当事人免受不法侵害。让律师在为当事人奔走、呐喊的过程中多受非难，暴露出当前司法实践中存在着严重的制度缺陷。“律师伪证案”频发，也就不难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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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力乱神】徐云鹏：领导“很不满意”就拘留免职？阅读原文

徐云鹏 评论员
据网友爆料，河南濮阳市于6月21日举办“爱国歌曲大家唱”活动，期间一男子冲上舞台，对一女歌手做出强行搂抱等“不雅动作”，令现场很尴尬，演唱者原本计划唱3首歌，但当天只唱了两首。坐在台下的领导对其举动“很不满意”。濮阳相关部门证实，男子因此被行政拘留5日，目前已被免职。（据2011年6月30日《新京报》）
真的，“领导不高兴，后果很严重”，这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去年3月22日，河南省睢县城郊乡魏堤口村村民魏克兴到乡长办公室说事时，拿起办公桌上一水杯欲喝水，被乡长喝止。两人发生口角后出现肢体冲突，随后，乡长喊来警察，农民被拘留7日。
2007年，陕西省绥德县职中校长高勇，为保证学生助学金按规定时间发放到受助学生手中，去找县长签字。而县长要去参加一个会议，心急的校长追着县长并打开车门，希望县长签完字再走，让县长很生气，立即喊保卫人员。当日，县教育局作出处理决定，校长停职，向县长赔礼道歉，做检查；公安部门随后也以妨害公务为由将该校长行政拘留。
此次又有濮阳市一基层干部（据说此人是市开发区胡村乡办公室主任王留聚，网友称“拍哥”）因搂住宋祖英的肩膀合影而被行政拘留5日并免职。濮阳市一政府工作人员称，该男子令现场很尴尬，演唱者原本计划唱3首歌，但当天只唱了两首。坐在台下的领导对该男子的举动“很不满意”。
而濮阳市开发区宣传与统战科一尚姓科长证实，这是多部门的建议，“经开发区党委会议研究的决定”。看来，“拍哥”的举动，不仅让坐在台下的领导“很不满意”，还使集体领导核心成员很是生气，以至于做出“集体决定”，招致拘留和免职。
行政拘留是一种重要的也是常见的行政处罚的种类。与刑事拘留和司法拘留有别，行政拘留是最严厉的一种行政处罚，通常适用于严重违反治安管理但不构成犯罪，而警告、罚款处罚不足以惩戒的情况，因此法律对它的设定及实施条件和程序均有严格的规定。从“拍哥”搂住宋祖英肩膀合影的网传照片上看，并未见“搂”、“强搂”、“非礼性”，且歌手演唱时面带微笑。对于“拍哥”这种不雅追星方式，给予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显失过重，应当允许其进行申请复议和行政诉讼。
其实，舞台上观众与歌手互动也是一种正常现象。当然，前提是观众必须注重举止文明礼貌，尊重歌手的意愿，维护正常演出秩序，有利于营造友好热烈的演出气氛，而不能影响或干扰歌手的演唱。这也可能是“拍哥”的失当之处。
应当明确，“拍哥”的现实境遇，暴露出了人治大于法治的现实，令法治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受伤。稍加琢磨，“拍哥”招致拘留免职，真正的原因并不在于“作为党员干部，男子‘自己任务很重’，但其无故擅自脱岗，没和任何人打招呼”。要说任务重的话，台下的领导任务最重，他们有暇坐在前排大模大样地观看演出，一个小小的乡办主任为啥就不能呢？问题的关键在于，“拍哥”的举动，不仅使明星尴尬，还让台下的领导很难堪，大失颜面。在人治的环境里，“拍哥”让领导脸面发烧，心里“很不满意”，领导会让“拍哥”舒服吗？这是明摆着的事。
说实话，“拍哥”被拘留免职，只能怪他太不自量、太不识相了。“拍哥”为与明星合影而付出了不菲的代价，不知道通过此事他是能否明白这样一个道理：人治社会，官大一级压死人。官场行事以不损害领导的面子和威信为原则，下属在领导面前是要谨言慎行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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