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大胜第几集死的:趣解《千字文》:绝妙华章背后的故事 / 望于江湖 / 第94页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7 22:03:57
趣解《千字文》:绝妙华章背后的故事共129页  作者:望于江湖 提交日期:2009-01-24 16:24  
         搞错了,这已经是第一百二十四句,还有一句就一半了,但是按照“行百里者半九十”的标准,到二百二十五句才算一半。
    
  第五部分小结:人人都想当皇帝
  
  在中国长期的中央集权统治模式下,皇帝一直位于金字塔的最顶端,天下老子最大,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比任何人都充足的可支配资源,这对于追求绝对自由的人类来说,具有无穷的诱惑力。因此,中国人有浓重的皇帝情结,虽然绝大多数人都是私下里过过嘴瘾或者妄想一下,但是在官场上还是会不时地涌现出一些霸气冲天、独断专行“土皇帝”。
  皇帝住的地方是国家全国最好的高尚社区,同时兼具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多个中心的职能,谁不想去这个社区里做业主呢?凭啥你行我不行呢?于是在中国历史上,每个朝代都有很多造反事件发生,虽然成功的是极少数,但是皇帝宝座的诱惑力太难以抗拒了,特别是在统治极其残暴、社会矛盾激化的时候,会有更多的人加入造反的行列。长期以来,农业社会的经济基础、皇权至高无上的上层建筑和过一把皇帝瘾的社会心态,使中国古代的革命缺乏进步性,政权的更迭对社会的发展和人权的改善没有起到任何作用,改朝换代的结果只不过是高尚社区里换了业主而已,革命者造反的目的,最主要的无非是自己去当皇帝。从两千多年前的陈胜,到一百多年前的洪秀全,莫不如此。
  话又说回来,如果能好好活着,或者能凑合活着,谁也不愿意冒着掉脑袋的风险去和皇帝抢座位,只有在统治阶级把人给逼急了、不造反没活路的情况下,才会有人“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所以说,中国古代发生造反事件的直接诱因,基本上都是官权和民权的严重失衡。没有生存空间的人民群众为了争取自己的权力而起来造反,如果成功了,造反一方则掌控了官权,会采取一定的平衡官权和民权的措施。即使革命失败了,统治阶级也会调整政策,缓和社会矛盾。
  《汉书》记载,西汉成帝鸿嘉三年(公元前前18年),天水冀南山上的大石发出隆隆如雷的响声,这是地质运动的前兆,但当时人们对自然的认识有限,认为这是战乱的象征。果然,当年有人造反了:“广汉男子郑躬等六十余人攻官寺,篡囚徒,盗库兵,自称山君。”西汉时期除了王莽政权后期之外,农民起义还不多,规模也不很大,郑躬领导的起义算得上西汉王朝一次大规模的造反事件了。郑躬造反,并不是因为大石头自鸣,而是因为官府对当地人民的压迫,而且郑躬的要求也不高,只给自己弄了个“山君”的称号,这个称号很有创意,后来被很多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人看中了,只是为了增加威慑力和震撼力而稍做改动,成为“山大王”。
  郑躬起义力量很快就发展一万多人,占领了四个县,闹腾了一年多,朝廷派三万正规军来镇压,“山大王”很快被剿灭。在镇压起义之后,统治阶级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汉成帝下了一份诏书,表达了对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同情和对政府官员腐败行为的痛恨,并宣布对在这次群体性事件负有领导责任的丞相薛宣予以撤职处分,以此来平息民愤。
  官权和民权的对立,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一大桎梏,而历史上各朝代都采取了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官权和民权平衡关系的策略,但是“土皇帝”现象还是屡见不鲜,官权总是对民权保持着绝对的优势。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黄宗羲提出了带有民主色彩的变“一家之法”、行“天下之法”这一主张,但是在中国并没有推动这种变化的力量。当中国清代皇权空前强化、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发展到顶峰之时,英国已经开始了资产阶级革命,限制皇权,使国王成了一个象征性的摆设,扩大民权,使议会成为国家最高立法机关。这种多元社会的代议政治,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官权民授。虽然英国一直到今天还有国王而中国没有了皇帝,但英国人想当国王的意愿恐怕远没有中国人想当皇帝这么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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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望于江湖 提交日期:2009-02-24 22:19  第六部分 王侯将相真有种
  
  这部分从“户封八县”到“驰誉丹青”,共二十八句,主要是讲朝中大臣享受的优厚待遇和他们的不朽功勋,并以历代有代表性的辅臣、诸侯、武将等各色有着这样或那样功绩、成就的人为例,不仅概括了他们的光辉事迹,还通过这些人在历史进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勾勒出了一副中国古代文治武功的历史画卷。
  
  
  第一百二十五句 户封八县
  
  户,《说文》解释为“半门曰户”,也就是指单扇门,“門”这个字就是两个相对的“户”组成的。“户”与“门”区别在于使用区域上:位于宅院内部堂室的门主要是供人出入用的,所以多为单扇,这就是“户”,而位于宅院最外面的门除了人走还得供车马出入,所以需要宽一些,多用双扇,这就是“门”。
  后来“户”不光指单扇门了,而是指人家、住户,比如用来登记户口的册子称为“户籍”,就这么个东西,建国初期曾经在维护治安、打击犯罪方面起到了巨大作用,极大地方便了政府对居民的管理,1954年,中国颁布实施第一部宪法,规定公民有“迁徙和居住的自由”,但是1995年开始建立的户籍制度却限制了这一自由,到今天更成为经济发展的一种障碍。
  封,《说文》解释为“爵诸侯之土也”。在太古时期,人们多利用自然林木来划分族与族之间之界限,后指君主把爵位或土地赐给臣子。
  八,本义指是相背分开,后多用做数词,这里不是确数,表示多。
  县,古通“悬”,指把一个东西绑着悬挂起来,比如钟磬等乐器,又专指秤锤;假借为“寰”,指古代帝王京城周围千里以内的大片区域,后又被作为行政区划单位,周代县比郡要大,秦以后县隶属于郡,现在成为地区、自治州、直辖市之下的一级行政区划。
  这句的意思是:朝廷里的那些大臣们都有大片大片的封地。
  一个人需要多少土地
  封地,又称采邑,食邑,是统治者赏赐给有功之臣或宗亲的、以土地使用权为核心的物质奖励。西周和春秋时期采取分封制,受封者不仅可以享受封地上的经济权益,还有政治上的统治权,这块土地上的老百姓都得乖乖听话,按户及时足额交赋税,所以封地一般不以土地面积来衡量,而是以地面上居民的户数来计算。
  周代的分封制度和中世纪后半程欧洲的采邑制类似,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中封建社会的典型代表。不过,与欧洲的采邑制相比,周代的分封制具有森严的等级,天子向王室成员及大臣、诸侯分封土地,这些得到分封的人再往下分封,形成一个逐级分封的金字塔。土地对天子来说就是一块泥巴,想怎么揉就怎么揉,想扔给谁就扔给谁。《史记》中记载的“桐叶封弟”的故事,就体现了天子分封土地的随意性。说周成王年幼,在和弟弟叔虞玩撒尿和泥、放屁蹦坑之类的无聊游戏,忽然捡到一片梧桐叶,就将其弄成分封诸侯用的玉圭符信状,对叔虞说:“把这个给你,封你去做唐国的诸侯吧!”史官在旁边听见了,请成王选吉日立叔虞为唐侯。周成王不以为然地对史官说:“我在逗叔虞玩呢!”史官说:“君无戏言,说了的话就应该命史官来记录、用典礼来成全、用音乐来歌颂才是啊!”就这样,叔虞稀里糊涂地被封到唐国去做诸侯了。叔虞死后,人们为了纪念他而修了一座祠堂,名曰“唐叔虞祠”,因为唐国境内有晋水流过,叔虞的儿子燮将国号改称为“晋”,“唐叔虞祠”也相应地改为“晋王祠”,简称“晋祠”。
  自战国到秦汉,郡县制逐渐确立,封地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食邑”——以受封者索取赋税等经济利益为主,政治上的统治权一律上交中央政府,中国此后就不存在马克思说的那种典型的封建社会制度了。
  如果一个人拥有了“八县”的封地,算不算很多呢?那怎么能叫多呢?那是相当多!举个例子吧,东汉末年,曹操统一了北方,官居丞相,够牛的吧?但是他的封地也只有四个县。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被周瑜批评说“虽托名为汉相,实为汉贼”,这种批评在当时是很有代表性的,曹操是个雄心远大的政治家,当然要面子,于是他把皇帝封给他的四个县中的三个退还,并写了一篇气势磅礴的《让县自明本志令》,以实际行动去回击批评的声音。
  曹操的封地上共有三万户人家,让出三个县之后只剩一万户,净损失三分之二的钱粮赋税,他不心疼吗?如果他抓住这点眼前利益不放,就不是曹丞相了,顶多也就能当个曹县长。——“县长”这一官职在汉代已经存在,如果一个县的户数在一万以上,县官称为“县令”;如果户数不足一万,县官称为“县长”。晋代因长期战乱导致人口锐减,县长和县令以一千户为界限划分。南北朝以后,“县长”逐渐消失了,县官一律称“县令”,统治户数的多少会在品级上体现。到了宋代,朝廷经常派京朝官下地方锻炼,类似于“干部交流”,让他们去“知某县事”,简称知县。这种做法有利于中央政令的畅通,但既不环保也不太人道,所谓“干部交流,费车费油,男人潇洒,女人发愁”。民国以后,被废弃了千年的“县长”这一称呼又胜利回归,沿用至今。
  那么,历史上有得到“八县”封地的人吗?有,他就是东汉“云台二十八将”之一的王常,而且他可能是历史上有记载的唯一一个获得八县之封的人。王常在新莽末年为给弟弟报仇杀了人,在逃出去躲风头的时候加入了反对王莽的绿林军,带兵打了几场胜仗,后来被王莽军击败。王常想率众投奔刘秀兄弟,但其他将领不甘心受制于人,表示反对,《后汉书》上说“时王常心已归刘縯,对其部下晓以大义”,一番慷慨陈词的大道理感染了大家,取得最终的一致。其实,在当时的情况下大道理的作用远不如解决实际困难更容易接受,刘秀看准了王常军队几乎断粮这一关键问题,让王常以军粮相诱,这才说服了众将。刘秀这个人可真不简单啊,要不然后来当了皇帝呢!因战功卓著,王常被更始帝刘玄封为邓王,镇守南方,食邑八个县,还赐姓刘,改叫“刘常”,让他天天吃溜肥肠。刘秀称帝后,王常来到洛阳,得到刘秀的重用,但不知道他那八个县的封地是否还在。刘秀有一次在公开场合指着王常对群臣说:“此家率下江诸将辅翼汉室,心如金石,真忠臣也。”因而被封为汉忠将军,此后王常又南征北战,屡立奇功,被刘秀拜为横野大将军。
  在《千字文》诞生不久,“户封八县”就被引用了:比周兴嗣小十一岁的庾信在给宇文广写的墓志铭里就有“户封八县,恩深寇恂之功;邑启万家,事极曹参之赏”一句。
  庾信是南朝梁代的东宫学士,宇文广是北周皇族,南北朝之间长期处于政治对立、军事封锁、文化隔绝的状态,这两个人怎么扯到一起的呢?原来,南朝梁代侯景叛乱时,庾信避乱逃走,后奉命出使西魏,可就在出使期间,梁被西魏灭掉了,而西魏统治者对南方来的一些文化人十分仰慕,就把他们留在了北方。庾信本来就是名人,西魏特地给他冠以“车骑大将军”之类的头衔。北周代魏之后,南北朝讲和,很多滞留北方的人都回去了,但由于庾信被皇帝尊为宗师,还是不让走。就这样,庾信到死也未能回到南方。
  庾信的文学才华深受北周皇族赏识,因而与宇文广有些交情。《北史》载,宇文广“性明察,善抚绥,人庶畏悦之”,人品还是不错的,但他的健康状况不好,害得母亲李氏总是为他担心,结果老太太“忧而成疾,遂殁”。宇文广十分悲痛,在守孝期间因过分哀伤致病而死,只活了二十九岁。“世称母为广病,广为母死,慈孝之道,极于一门。”这对母子的互相关切之情在南北朝那个皇族多出荒淫残暴之辈的时代,确实难能可贵。庾信在墓志铭中提到的寇恂,也是东汉云台二十八将之一,曹参则是西汉初年的丞相,庾信用这两个人汉朝的名臣来彰显宇文广功绩和地位。
  八个县的封地不算少,但是再多也无法满足人的欲望。列夫 托尔斯泰在小说《一个人需要多少土地》中,讲了一个贫苦农民,希望能有一块自己的土地,在有了土地之后,又苦恼土地不够多,不停地扩充,却越来越不满意,最后在购买土地的时候为圈到最大面积而累死了,而埋葬他需要的土地只有从头到脚那么一小块。这个小说所表述的道理被金庸先生写进了《射雕英雄传》:成吉思汗向郭靖炫耀说自己开拓的国土之广阔,古今英雄,无人能及;郭靖则反问了一句:“人死之后,葬在地下,占得多少土地?”把个成吉思汗给问没电了,觉得自己这辈子白干了,十分窝火,当场吐血,晚上就死了。
  土地如此,其他物质资料亦是如此,拥有多少都难以满足,或许这就是人的本性,即便以后真的物质极大丰富了,也不大可能实现世界大同。不信,请扪心自问:拥有多少财产会让你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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