鼻涕倒流终于好了论坛:趣解《千字文》：绝妙华章背后的故事 / 望于江湖 / 第69页

-
作者:望于江湖 提交日期:2008-05-06 22:25　　多谢诸位(鞠躬)!关于书名，还没有最终确定，很多朋友和我一样，倾向于用原来的名。出版社有他们的考虑，认为原来的书名比较平淡，吸引力不够强，或许“很透很彻底”、“很深很有趣”这样的书名更有市场？
　　
　　第七十七句 摄职从政
　　
　　这句话非常简单，简单到可以用两个字来解释：当官。如此解释，和上一句不是重复了吗？在意思上是有那么一点重复，但在逻辑上是承接关系：学好了走上仕途，先从“摄职”做起，就是取得一个代理的官职，继续跟那些官场上的老油条学习，等学习得差不多了，然后才能“从政”，正式参与政事处理。
　　
　　
　　门徒：背叛与救赎
　　
　　书接上回，说子夏当了教员之后，准备学他老师孔子，周游列国宣传儒家思想，但是根据线报，现在除了魏文侯外，各国诸侯对儒家思想都不怎么感冒了。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子夏赶紧动身去魏国，以老师孔子为卖点，在西河一带的旗杆（那时候还没有电线杆）等新闻媒体上打出了招生小广告。魏国老百姓比较实在，一看广告，还以为是孔子他老人家亲自来了呢，纷纷报名。后人据此总结出一条经验教训：别看广告，看疗效！好在子夏是孔子的高足，是行货不是水货，他办的班“疗效“还是不错的，很快打出了知名度。没过多久，子夏被魏文候聘为客坐教授，一些表现比较突出的弟子也受到了尊敬和重用，《史记》载：“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厘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吴起当上了西河守，另外一名弟子李悝当上了中山守，后来又担任文侯相。
　　但是，由于传统的儒家学说与当时的国内国际环境很不适应，而且子夏毕竟不是孔子，其学识和能力都不足以长期笼络门人，所以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的徒弟们纷纷放弃了儒家思想，转投他门：田子方投奔了道家，拜东郭顺子为师；段干木本是倒腾马匹的商人，有的是钱，跟子夏学习完全出于精神上的需要，魏文候请他出来当官，他说啥也不干，过着亦儒亦道的生活；禽滑厘投奔了墨子，成为墨子的得意门生，在墨子止楚伐宋的过程中，禽滑厘带领墨家三百弟子在宋国作好了防御工作，墨子有了坚强的后盾，才底气十足地去楚国和公输盘斗法。
　　在魏国“摄职从政”的李悝和吴起转变得更为彻底，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两位仁兄身为孔子的徒孙，却不研究儒家经典著作，分别改研究刑法和兵法去了。
　　李悝在受到魏文侯的重用后，儒家分道扬镳，成为法家学派的创始人之一，搞了一场变法运动，具体内容为：取消世袭，选贤任能；发展农业，强盛魏国；制订《法经》，实行严打。在那个时候的魏国，如果你在路上看到一个钱包，千万不能去捡，李悝认为拾遗是盗心的表现，因此在《法经》中规定道路拾遗者要处以刖刑。拾遗尚且如此，更不要说偷盗了。李悝的变法是比较成功的，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丰收，魏国人觉得腰杆是越来越硬。
　　吴起是卫国人，原是曾参的徒弟，在鲁国走上了仕途。这一年，齐国进攻鲁国，鲁国国君想用吴起为将，但因为吴起的老婆是齐国人而犹豫不决，吴起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打消了大家的怀疑：一刀把老婆杀了。吴起在军事上是个天才，他被任命为将军后，略施小计就把齐军打败了。吴起得胜归来之时，有人正在鲁国国君面前唱山东快书：
　　“铛里个铛，铛里个铛，闲言碎语不要讲，表一表吴起这头白眼狼：他为了当官来行贿，好好的家业败光光；街坊四邻把他笑，激怒了吴起动刀枪，三十多人把命丧。这吴起，负罪逃跑出卫国，拜见曾子当上了读书郎，亲娘去世不回乡，曾子是个大孝子，一气之下赶他出学堂！他到我鲁国找官当，不惜杀妻来求将，都说人心是肉长，我看他就是铁心肠！如今虽然打了胜仗，战争的隐患已埋藏，您如果不让他下岗，以后必定遭祸殃！铛里个铛，铛里个铛！”
　　一个人如果有了点成就，势必引起别人的嫉妒，何况吴起的一些做法确实比较极端，现在有人在领导面前真的假的、有的没的一通乱铛铛，结果只有一个：吴起卷铺盖走人。
　　吴起来到魏国，魏文侯早听说过吴起，就问李悝：“吴起这个人怎么样？”李悝说：“吴起贪名好色，但是他带兵打仗可是相当厉害。”魏文侯看准了他这个特长，任命吴起为将军。吴起一上任就在对秦国的战争中取得了胜利，被封为西河守。可能就在这时候，吴起向子夏学习过知识。现在陕西的吴起镇，据说就是吴起曾经驻兵戍边的地方。魏文侯死后，吴起被人给挤兑走了，来到了楚国，被楚悼王重用，开始进行变法，仅一年时间，楚国就开始晃着膀子四处欺负邻国了。由于吴起变法损害了一些贵族的利益，楚悼王死后，贵族叛乱，杀死了吴起。吴起虽然是曾子、子夏两人的学生，但他最后却成为与孙武齐名的军事家，而作为改革家，他又与商鞅齐名。
　　商鞅是李悝的粉丝，他听说秦孝公在求贤，就带上李悝的《法经》去了秦国，经人推荐，见到了秦孝公三次，分别宣扬帝道、王道和霸道，结果发现秦孝公只对霸道感兴趣，于是商鞅得以重用，开始变法。虽然商鞅最后被自己制订害了，没能逃掉，惨死秦国，但他将法家的变法改革思想与实践推倒了一个新的高度，为秦国统一天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为什么子夏的这些徒弟、徒孙都背叛了儒家改投法家了呢？因为环境变了，掌权的新兴地主阶级发现如果儒家思想来进行统治，要想完成封建化过程和巩固政权、进而统一天下的战略目标，不知道要等到哪辈子，还是选择以“多快好省，立竿见影”著称的法家比较好。就连子夏本人也与时俱进地对儒家思想进行了改良，他在魏国西河当教员时的一些观点带有明显的法家倾向。
　　最具法家倾向的儒家学者是荀子，有人干脆就把他划到法家那边去了。荀子的思想来源一直没有弄清楚，但肯定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荀子在《荀子》中对当时天下有名的思想学说都进行了批判，唯独对孔子和子弓的儒学思想非常赞赏，说自己遵从的就是孔子和子弓之学。子弓是谁呢？一般认为是孔子的弟子冉雍，字仲弓。但是在现存文献记载中关于冉雍的记载很少，没留下什么作品，也没听说有传人。因此，有人认为《荀子》中的“子弓”可能是“子夏”之误，因为荀子早期生活的地方就是子夏当教员的西河一带。如果真是这样，荀子为什么还要那样不留情面地痛骂“子夏氏之贱儒”呢？或许荀子就是那种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主。
　　荀子的两个宝贝徒弟韩非和李斯是彻头彻尾的法家人物，后来李斯发迹，在秦国摄职从政，把韩非给搞死了，这些我们在“韩弊烦刑”一句中再细说。李斯帮助秦始皇统一了天下后，劝说秦始皇发动文化大革命，禁止私人办学，把儒家为首的诸子百家的书籍全都当劈柴烧了，还坑杀了一些儒生方士。儒家受到沉重打击，只好去当地下党，秘密开展工作。此后儒家低调生存了好多年，直到汉武帝时期，经过子夏的传人董仲舒的努力，儒家迎来了第二春，成为皇帝认证的唯一合法学派。
　　说孔子晚年，发现自己的儒家理念无法推行，就去埋头写书批评时政，但是也不敢明目张胆地说统治阶级的不是，只好微言大义写《春秋》，别说一般人，就连他的弟子也搞不清书里到底有什么猫腻，孔子就对弟子进行口授，但出于人身安全考虑，谁也不许做笔记。子夏听课认真，记性又好，因而学得比较扎实，传给了徒弟公羊高等人。公羊高把这门学问当成了传家宝，一代一代地传了下去，等传到他第四代孙公羊寿的时候，已经到了汉景帝时代。公羊寿和他的徒弟胡毋生一起，把子夏传授的知识写了出来。董仲舒就是从胡毋生那学到的《春秋》，也有人认为董仲舒和胡毋生一起从公羊寿那学的——这些都无关紧要，我们只要知道董仲舒是子夏的传人就够了。经过刻苦钻研，董仲舒把《春秋》研究得很透彻，而且能够活学活用，将经书与现实政治结合起来，引经论事，甚至用以断狱，因而被汉景帝征为博士。
　　西汉初期，儒家可以从地下钻出来晒太阳了，不过在政治还是没什么地位。汉高祖刘邦比较讨厌儒生那种穷酸劲儿，重用道家的张良、陈平，而儒家的叔孙通顶多也就干点制定朝仪之类的零活。汉惠帝及吕后时期，掌权的都是武将功臣，书生都给我靠边站。文景时期虽然有一些儒学名家被征为博士，但“文帝好刑名”，“景帝不任儒”，加上景帝的老娘窦太后喜欢黄老之说，所以儒家的博士只能当个摆设，不光不会被重用，而且还可能因学术之争而有性命之忧。
　　《史记 儒林列传》中记载：“窦太后好《老子》书，召辕固生问《老子》书。固曰：‘此是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书乎？’乃使固入圈刺豕。景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无罪，乃假固利兵，下圈刺豕，正中其心，一刺，豕应手而倒。太后默然，无以复罪，罢之。居顷之，景帝以固为廉直，拜为清河王太傅。”
　　辕固是专门研究《诗经》的，汉景帝时任儒学博士。窦太后找辕固问道家的《老子》，明显是找茬。辕固毫不客气，说《老子》就像我家七大姑八大姨们凑在一起时说的话一样。窦太后火了，说你读的那些书都是给劳改犯看的！然后下令把辕固扔到猪圈里和猪决斗。景帝偷偷让人给辕固一把剑，辕固开始还觉得用不着，猪是我们人类最忠实的朋友之一，我不怕！可是等他看见那头猪，马上就傻了：这是一头长着獠牙的大野猪！眼看野猪像坦克一样轰隆隆地冲了过来，辕固赶紧闪开，野猪不会脑筋急转弯，从辕固身边径直冲了过去，辕固从侧面对着猪的心脏刺出一剑，多亏皇帝的剑质量好，只稍微一用力，大野猪就倒地而死了。太后知道皇帝罩着辕固，这事也就算了。出于保护的目的，景帝把辕固派到外地去了。其他的儒学博士赶紧纷纷想办法自保，比如《韩诗外传》的作者韩婴也离开了京城，胡毋生告老回家抱孙子，董仲舒则老老实实在朝廷眯着。
　　汉景帝死后，虽然即位的汉武帝比较认可儒学，但董仲舒还是不敢冒头，因为痛恨儒学的窦太后还活着。这时候，有两位不知死的儒家代表过早地跳了出来，他们就是御史大夫赵绾和郎中令王臧。赵绾劝汉武帝别理他奶奶窦太后那一套，赶紧推行儒术，惹怒了窦太后，派人揪出了赵绾、王臧贪污腐败的事，汉武帝没办法，只得让二人自绝于人民。
　　不久，窦太后很知趣地死了，蛰伏许久的董仲舒预感到儒学的春天要来到了，于是适时向汉武帝提出了“天人三策”，揭开了大兴儒学的序幕。不过，董仲舒并没有拘泥于孔子思想，而是以儒学为基础，融合了其他学派的思想，使之符合官方的哲学需求。董氏儒学对巩固统治秩序和维护大一统的局面起了积极的作用，也为以后的封建统治者和摄职从政者奠定了一套完整的理论基础。
　　人在江湖飘，谁能不挨刀？人在江湖混，谁能不挨棍？耶稣不是也收过犹大这样的门徒吗？同样道理，儒家既能出圣人，也会出叛徒。时势造英雄，失势变狗熊，儒家门徒的背叛和救赎不仅仅是个人行为，更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没有绝对的对错之分。经过这一通历时几百年的折腾，儒学在中国精神领域的统治和权威地位正式确立。直到今天，虽然我们对儒学还存在很多误解、质疑、甚至敌意，但儒家思想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根植于我们多数人的灵魂之中，影响着我们的观念，左右着我们的言行。
　　　　
　　第七十九、第八十句 存以甘棠　去而益咏
　　
　　这两句所说的典故出自《诗经 召南 甘棠》，表达的是广大人民群众对勤政爱民好干部的赞美、怀念和期盼之情。
　　
　　
　　官民鱼水情
　　
　　
　　《诗经》！又见《诗经》！
　　《甘棠》是一首很简短的诗，全诗只有三十六个字，如果扣除二十个重复的，就只剩下十六个字了：
　　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
　　蔽芾甘棠，勿翦勿败，召伯所憩。
　　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说。
　　短诗的好处在于简洁明了，翻译起来不费劲，就算逐字逐句地研究也用不了多一会儿。
　　蔽芾，形容树木枝叶小而密，一说指树木高大茂密的样子——同一个词有两种近于相反的解释，着实让人生气，个人认为后一种解释更合理一些，否则召伯那么大一领导在一棵小灌木下面休息，多委屈啊！召伯，即召公姬奭，周朝开国元老，他的情况我们一会再具体介绍——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召”读“邵”音，而在“号召”这样的组合里，这个字应该读“照”音，千万别读“招”音，因为压根就没这个读法。翦，通“剪”；茇，茅草房屋，在诗中是住宿的意思；败，砍伐；拜；拔或折；说，通“税”，指休憩。
　　这首诗如果直译，可以简化为这样一句话：“谁也不许到那棵高大茂盛的甘棠树那里去搞破坏，因为那是敬爱的召公战斗过的地方。”如果意译，可以简化为一句话：“人民的好干部召公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完了？好不容易又逮着《诗经》，没想到这么快就完了。
　　有个人不同意上面这种翻译，他就是被称为巴蜀全才的国学家蓝菊荪。2007年去世的蓝菊荪是郭沫若的弟子，他在1982年出版的《诗经国风今译》中认为《甘棠》是一首人民群众讽刺召公的诗。或许那个年代的学者革命热情过于高涨，总认为人民群众与封建统治阶级是绝对对立的，二者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是不可产生真感情的。
　　不过，从各种文献资料看，人民群众还真可能对召公动了真感情。《史记 燕召公世家》：“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乡邑，有棠树，决狱政事其下，自侯伯庶人各得其所，无失职者。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怀棠树不敢伐，歌咏之，作《甘棠》之诗。”说召公治理国家的西部，深收老百姓爱戴。召公下乡视察工作，不住豪华酒店，只在一棵甘棠树下停车驻马、搭棚过夜、处理政务。在他的领导下，当地的干部群众各司其职，齐心协力建设国家。召公死后，当地民众念起他的好处，常常到那棵甘棠树下去回忆他的音容笑貌，就找一个诗人来写诗留念，这个诗人不会煽情只会白描，于是就有了这首《甘棠》。
　　对于人民群众写诗怀念和赞美召公这件事，孔子给予高度评价，并分析了其内在原因。《孔子家语》中说：“孔子曰：吾于《甘棠》，宗庙之敬甚矣，思其人必爱其树，尊其人必敬其位，道也。”从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里整理出来的《孔子诗论》中说：“《甘棠》得宗庙之敬，民性固然，甚贵其人，必敬其位，悦其人，必好其所为，恶其人者亦然。”
　　孔子对《甘棠》的评论，与姜太公说的一段话很相似，但不同之处在于：孔子是在高度赞扬官民鱼水情，而姜太公却是准备对一些敌对分子痛下杀手。西汉刘向在《说苑 贵法》里记载：“武王克殷，召太公而问曰：‘将奈其士众何？’太公对曰：‘臣闻爱其人者，兼屋上之乌；憎其人者，恶其余胥；咸刘厥敌，使靡有余，何如？’”说周武王灭了殷商，问姜太公：“商朝那些残余势力该怎么处理呢？”姜太公回答说：“我听说如果爱一个人，就会连他家屋上的黑乌鸦都会当成宝贝；如果恨一个人，就连他家的保姆都会当成仇人。对待敌人，下手就应该狠一点，我主张斩尽杀绝，一个不留，您看怎样？”
　　“爱乌及屋”这个成语就在姜太公这一番充满血腥味的表态中产生了，只要周武王轻轻那么一点头，殷商遗民就会面临一场毁灭性大屠杀了。不过您别担心，事情很快就出现了转机：“王曰：‘不可。’太公出，召公入，王曰：‘为之奈何？’召公对曰：‘有罪者杀之，无罪者活之，何如？’王曰：‘不可。’召公出，周公入，王曰：‘为之奈何？’周公曰：‘使各居其宅，田其田，无变旧新，唯仁是亲，百姓有过，在予一人！’武王曰：‘广大乎，平天下矣。凡所以贵士君子者，以其仁而有德也。’”
　　周武王觉得姜太公的建议不可行，把《甘棠》诗所赞美的那位好领导召公找来，问他有啥想法。召公说那还不简单，有罪的杀掉，无罪的释放，您看怎么样？周武王还是摇头，又把周公找来问，周公说：“住原来的房子，种原来的田，除了朝代都不变，仁政博得大家欢，百姓有错不能算，责任全由领导担！”周武王说：“这么宽广的胸怀，何愁天下不太平！凡是尊重士人君子的人，是因为他仁爱而有德行。”于是让商纣王的儿子武庚带领殷商遗民继续过活，并留下两个亲弟弟管叔鲜、蔡叔度帮助武庚治理殷国。但是实践证明，周公的这种主张并不明智，是在给自己找麻烦。
　　唐宣宗大中五年（公元851年），李商隐到成都旅游，去武侯庙拜祭自己的偶像诸葛亮，他不仅为诸葛亮怀旷世奇才却难成功业而感慨，也为自己怀才不遇的境遇而伤怀，于是他怀着“爱乌及屋”的心态抱着庙里的古柏伤心了一通，用眼泪给它浇足了水，然后写了一首题为《武侯庙古柏》的诗，其中有这么两句：“大树思冯异，甘棠忆召公。”后面一句好理解，但前一句说的是什么典故呢？冯异，是东汉开国名将。汉明帝时为了表彰和纪念前世功臣，让人在南宫云台阁画了二十八员将领的像，被称为“云台二十八将”，功勋卓著的伏波将军马援是明帝的老丈人，为了避嫌没有被列入，但冯异的画像就在其中，可见冯异功劳之高。《后汉书 冯异传》载：“异为人谦退不伐，行与诸将相逢，辄引车避道。进止皆有表识，军中号为整齐。每所止舍，诸将并坐论功，异常独屏树下，军中号曰‘大树将军’。” 冯异是个很谦虚的人，从不居功自傲，走路时总是主动给别人让路。女人多喜欢凑在一起扯八卦，男人多都喜欢凑在一起吹牛皮，但是冯异不一样，当将领们坐在一起谈论功劳的时候，冯异一个人跑到树底下躲起来，人送外号“大树将军”。
　　李商隐抱着古柏伤心这一年，李渤刚好是逝世二十周年。虽然李渤和李商隐都姓李，而且都是河南人（一个是洛阳人一个是荥阳人），但是俩人却啥关系没有。那为什么要提李渤呢？因为他与“甘棠”有关系。
　　李渤在前面已经出现过两次，算是老熟人了。唐穆宗时期，李渤任考功员外郎，负责考察任用干部。李渤这个人比较耿直，对待工作认真负责，该升官的就升，该降职的就降，完全按规定办事，皇上他二大爷出面也不好使。同时，李渤还并上书指责一些大臣不称职。这样的性格，在朝廷里是混不下去的，翰林学士杜元颖弹劾李渤，说他“卖直沽名，动多狂躁”，“久留在朝，转恐生事”。于是，在考功员外郎这个职位上只干了几个月的李渤被派到外地当刺史。
　　在任江州刺史期间，李渤不仅修建了“白鹿洞”、与智常禅师讨论了“芥纳须弥”的问题，还为当地人民做了很多好事。他刚到江州上任，发现朝廷有人不顾百姓疾苦，竟要追征三十多年前的欠款，于是他为民请命，上书说明江州辞职的灾情，并恳切地提出：如果不能减免欠款，那我就只好辞职不干了！终于使朝廷放弃了对陈年旧账的追收。李渤还为当地人民搞了一项水利工程，《新唐书 地理志》载：“江州浔阳郡，……南有甘棠湖，长庆二年刺史李渤筑，立斗门以蓄泄水势。”江州治署浔阳城的南面有个大湖，名为景星湖，据说当年东吴都督周瑜曾在此演练水师；李渤到江州之前，江州司马白居易就在这个湖里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作《琵琶行》。这个湖虽然给浔阳城增添了历史看点，但是因为湖水面积太大，不仅给通行带来不便，还经常发生洪灾。李渤命人在湖中筑堤，沟通南北，并在堤上设置水闸来控制和调节水位，既可抗洪又可灌溉。当地人很是感激，说现在真正为老百姓办实事办好事的官不多了，我们得想办法歌颂一下人家，于是就把新堤命名为“李公堤”，把湖名改为“甘棠湖”。现在，甘棠湖是九江市著名旅游景点。
　　诗人臧克家曾写过这样一句诗：“骑在人民头上的，人民把他摔垮；给人民做牛马的，人民永远记住他！”其实，人民群众是特别容易满足的，并不会异想天开地指望当官的去做牛马，只要您不把人民做牛马就谢天谢地了；如果您老人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人民干点好事，人民绝对会记得您的好处，把您供起来并天天烧888块钱一柱的高香——这不是嘛，召公被人民群众记在心里、写在诗里，怀念吟咏了几千年。

本文由<贴库网>脱水整理,地址:http://www.tieku.org/199825/6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