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莓桌面管理器中文版:趣解《千字文》：绝妙华章背后的故事 / 望于江湖 / 第59页

趣解《千字文》：绝妙华章背后的故事共129页  作者:望于江湖 提交日期:2008-01-17 01:18　　
　　
　　
　　第六十四句 忠则尽命(1)
　　
　　栾共子疑案
　　
　　前面说到，曲沃武公杀了晋哀侯，以高官厚禄引诱栾共子投降，栾共子将“父生之，师教之，君食之”的关系摆布明白之后，接着说：“非父不生，非食不长，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壹事之，唯其所在，则致死焉。”他认为这三者不分主次，就是一码事，只要是他们的事，自己就要拼死去办。栾共子继续慷慨激昂地说：“用生命报答养育之恩，用努力来报答赏赐之惠，这就是做人的道义。如果我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抛弃了做人的道义，去得到你的封赏，试问您今后还能还拿什么来教育自己的臣子呢？况且你只知道权我不要为旧主而死，而不知道如果我不死，到曲沃去辅佐您，就是违反了为臣之道。辅佐主人而不能从一而终，这样的人有什么用呢？”最后栾共子战斗而死。
　　曲沃武公就是后来的晋武公，按照《史记》的记载，他与晋哀侯的爷爷晋孝侯同辈，只不过他这支属于庶出。栾共子也不是外人，他是晋靖侯的庶出曾孙，和武公的曾祖父晋穆侯同辈，而且栾共子的父亲栾宾是曲沃武公的爷爷成师的辅臣——真是够乱的，为了乱上加乱，乱到非要画个图才能弄清楚人物关系，我们再往前说几代：晋穆侯有两个儿子，嫡长子叫仇，庶子叫成师，仇即位，是为晋文侯，翘辫子之后其子晋昭侯即位，把他叔叔成师封于曲沃。成师到了曲沃就开始了篡位夺权计划，他儿子曲沃庄伯即位后，杀死了晋昭侯的儿子晋孝侯，晋国处于分裂的局面。曲沃武公是曲沃庄伯的儿子，为了完成他爷爷篡位夺权的宏伟志向，他抓住时机向晋国进攻，杀了晋哀侯，栾共子的血战到底也没起到什么作用。此后，曲沃武公又杀了晋哀侯的儿子小子侯，夺取了晋过政权。但是周王室并不承认曲沃武公的合法性，派诸侯过来讨伐，武公只好退回曲沃，周王室扶植晋哀侯的弟弟晋侯缗即位。曲沃武公又等了二十多年，瞅准机会，给晋国致命一击，杀了晋侯缗。为了取得周王室的认可，武公公然拿缴获的晋国宝器向周厘王行贿。周厘王虽然腐败，但人家还是很讲信用的，不像现在一些腐败分子，受贿之后还不给办事。周厘王不仅承认了武公的合法身份，还给升了一格，由侯爵升为公爵，曲沃武公正式成为晋武公，他就是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重耳之亲爷爷。
　　栾共子因为《国语》的记载而成为忠于君主的典型，但是这个典型身上却存在疑点，因为《左传 桓公三年》中的记载与《国语》不大一致：“三年春，曲沃武公伐翼，次于陉庭，韩万御戎，梁弘为右，逐翼侯于汾隰，骖絓而止。夜获之，及栾共叔。” 翼，是晋国都城，翼侯也就是晋哀侯。这段记载同样说的是曲沃武公攻打晋哀侯的事，但与国语不同的是，栾共子并没有战死，而是和晋哀侯一起当了俘虏。
　　按照司马迁的说法，《国语》和《左传》，都是春秋时期的鲁国盲人史官左丘明写的，但是这两部书之间却存在很多重复、抵触之处，所以后人认为不可能一个人写的。那么，关于栾共子结局的记载，哪个更可信一些呢？让我们来简单分析一下。
　　东汉贾逵在《史记 晋世家》中注释说：“栾枝，栾宾之孙。”因此，栾枝应该是栾共子的儿子，如果按照《国语》的记载，栾共子死于鲁桓公三年，那么栾枝最迟也应该于当年出生，否则就应该是别人的儿子了。但是，在《左传 僖公二十八年》中，晋楚两国展开了争夺中原霸权的城濮之战，栾枝在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桓公三年与僖公二十八年之间有多长时间呢？答：七十七年。也就是说，栾枝在至少七十七岁的时候，还在战场上冲锋陷阵，真担心他老人家骑马的时候被颠得全身关节脱臼加粉碎性骨折。晋文公重耳派这样一位古稀之年的老将颤巍巍地走上战场，也太不人道了吧？所以，很可能栾共子并没有战死，而是被俘投降，过了十年二十年之后才生下栾枝。
　　这样看来，我们可以断定《国语》的记载是不准确的了？别急，请再回头看一下，上面的分析有没有疏漏之处？有：人家贾逵说栾枝是栾宾的孙子，但没说是栾共子的儿子，那个年代还没有实行计划生育，栾宾只有一个儿子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
　　但是，在韦昭给《国语》做的注释中说：“枝，晋大夫栾共子之子贞子也”。贞子，是栾枝的名号，不是《午夜凶铃》里从电视里爬出来的那个女鬼。韦昭直截了当地说栾枝就是栾共子的儿子，如此看来，栾共子确实没有战死。
　　在这里，为了对做注的学者表示特别鸣谢，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贾逵和韦昭。
　　贾逵，东汉经学家兼天文学家，字景伯，被陈独秀斥为“附和谶纬取媚民贼”的“贱儒”。三国时期魏国有一个武将也叫贾逵，字梁道，比前一个贾逵小将近一百五十岁。
　　韦昭，三国时期吴国人，孙权的孙子孙皓在位时任左国史，负责修撰《吴书》。孙皓让韦昭把他爸爸孙和写进用来记载皇帝的“本纪”里，但孙皓是接他叔叔孙休的班当上的皇帝，孙和并没有当成皇帝，于是韦昭想辞职不干，孙皓不同意，让他赶紧写。后来因为喝酒游戏等小事，孙皓把韦昭下狱杀害。
　　不管栾共子是不是战死了，这位把父亲、老师、君主视为同等重要的忠君典型是树起来了。假设他真的战死了，和明代为了争哪个姓朱的当皇帝而被诛十族的方孝儒一样，其忠君行为更多地出于内心的道义，好像没有什么目的性，但是方孝儒为了自身的名节，让几百人为他殉葬，对局势没有丝毫影响，是不是显得太自私了？栾共子也一样，他的忠君之举除了造成更多伤亡外，没有任何意义，他的后代栾枝还不是给曲沃武公的孙子当跟班去了？——这些都是我们现在的看法，孔子他老人家会怎样评价这种行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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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望于江湖 提交日期:2008-01-23 11:39　　恐惧妹妹，你的问题提得很有代表性，我向来不擅说教，因而很难给你一个满意的答案。
　　你的经历让我非常艳羡，可以肯定地说，至少到目前为止，你在生活、事业、感情上都基本上是一帆风顺的。李书同的那种境界，只有在经历过很多次成功辉煌或挫折打击之后，才能略解一二。
　　自然安乐固然好，但是幸运只垂青少数人，对很多人来说，苦难是如影随形的，几乎每个人都有自己不敢碰触的脆弱，都有无法释怀的难题，其中一部分人只好以思想转移和精神皈依的方式来寻求心灵上的解放，宗教信仰就是这种转移和皈依的一种表现形式。
　　顺便说一下，你喜欢的那个偈诗，是唐代诗僧梵志写的，他属于佛教禅宗，以见性成佛为宗旨；李书同属于律宗，是佛教中戒律最多、修行最苦的宗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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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望于江湖 提交日期:2008-01-23 18:51　　第六十四句 忠则尽命(2)
　　
　　忠君与爱国
　　
　　经过反复查阅《论语》，我发现其中谈论“忠”这个问题的，大概共有十几处，但是涉及到君臣关系这一话题的，只有一处，就是《八佾》中一段：“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孔子认为臣子在得到君主的“礼”遇的条件下才“忠君”，否则免谈。免谈的结果呢？走人，炒老板的鱿鱼，这是孔子的一贯风格。不过，和现在的大学毕业生一样，那时候学者的就业形势也是相当严峻的，孔子、墨子、孟子、韩非子等诸多“子”纷纷到各国诸侯那里去求职，多数经历是获得了面试机会，可就是等不到录取通知，个别也有看不上老板的时候，留都留不住，坚决走人。
　　这让我想起一味中药，叫“王不留行”，此药具有很好的行血通经功能，取“虽有王命不能留其行”之意。就是这种中药，差点要了我的命。那是几年前，听人说这种中药可以治疗近视，就去药店买。刚进药店，我发现门后放着一小堆绿色颗粒，当时简直是鬼使神差、大脑短路，我就认为这肯定是我要买的“王不留行”，于是拾起一粒放在嘴里咬，感觉像小麦，就拿去问药店售货员这是什么，人家对我说：“赶紧扔掉，那是泡过剧毒鼠药的麦粒！”我不仅赶紧扔掉，而且赶紧去找水疯狂漱口，回来之后问售货员：“投鼠药为什么不放一个警示牌啊？”售货员回答说：“你怎么知道老鼠不认字？”
　　孔子不仅提倡有条件忠君，而且还认为为了更高的目标可以不忠君。《论语 宪问》中说：“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先来解释一下重点词汇：被发，披散着头发，不开化的样子；左衽，我国古代某些少数民族的服装前襟向左掩，与中原一带的“文明人”相反，因而用以代指受外族的统治；谅，是固执己见的意思，《论语 卫灵公》以同样的意思使用了这个字：“子曰：君子贞而不谅。”
　　子贡觉得管仲这个家伙不符合“仁”的标准，因为他开始辅佐公子纠抢夺齐国的统治权，后来齐桓公抢先回国当上了老大，杀了公子纠，作为臣子的管仲不但没有以死相报，而且去辅佐齐桓公了，好像不仗义、不地道啊？孔子说：管仲辅佐齐桓公之后，齐国称霸诸侯，天下基本平定，老百姓也分享到了改革与发展的最新成果，如果没有他，现在大家很可能已经被蛮子统治了。这样一个伟大人物，怎么能像普通男女那样固执，自己找个小河沟大头朝下扎进去淹死了事呢？
　　孟子继承并发扬了孔子的这种思想，《孟子 离娄下》中说：“孟子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
　　孔子和孟子对待君臣关系的态度是一致的，就是要有条件地忠君，反对愚忠，不同的是，孔子认为君主不待见臣子，臣子就走人，而孟子则不像孔子那么客气，其观点要激烈和强硬很多：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你不把我当人，我也不待见你；你拿我当软柿子随便捏，我就和你势不两立，抄家伙大干一场，毫不含糊。
　　在《孟子 梁惠王下》中，孟子还说了更为强硬的话：“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为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说齐宣王问孟子商汤流放夏桀、武王征讨纣王的事情到底有没有发生过——这不是明知故问吗？孟子听到齐宣王拿傻子都知道的事来问自己，知道肯定还有下文，就说：“书上是这样记载的。” 齐宣王又问了：“臣子造反杀掉国君，这难道正确吗？”孟子说：“反对仁德、与人民为敌的人称为‘贼’，废弃正义、暴虐无道的人称为‘残’，这两样都具备的人，就是众叛亲离的独夫。我只听说过周武王替天行道干掉了独夫民贼，可从来没听说周武王犯上作乱害死了伟大领袖。”
　　孟子对君臣关系的两次强硬表态，面对的都是倒霉的齐宣王，估计把这位老兄吓坏了，心说这老孟整个一无产阶级革命家啊，如果用你给我当臣子，一旦我对你不好了，你还不革我的命啊？于是他最终也没敢任用孟子。
　　春秋时代是先秦时期我国君主专制主义发展的顶峰，统治者围绕着如何加强君主专制政治提出了种种理论，以期不断强化其专制统治，这些理论反映在君臣关系方面，必然要强调君对臣的绝对主宰和臣对君的无条件服从。在这一时期里，“忠君”思想得以发展和普及，如《左传》中说的“君命无贰”、“君命，天也”、“臣无二心，天之制也”以及《国语》中的“我无心，是故事君者，君为我心”、“吾闻事君者，竭力以役事，不闻违命”、“为人臣者，君忧臣劳，君辱臣死”，等等——这一系列忠君的名言警句没有一句是孔子或孟子说的。在这种社会主流意识影响下的孔子对君主的至高无上地位是持肯定态度的，但也察觉到愚忠是不可取的，就提出了臣子对君主具有选择权的新主张。到了战国时期，由于生产力发展和分封制导致的统治权力分散，君主逐渐被诸侯们架空了，周王朝的统治走向崩溃，君主专制主义也走向形式上的衰落，臣子对君主不光具有选择权，也敢于大张旗鼓地君主对着干了，在这种背景下，孟子大胆地喊出了“视君如寇雠”的豪言了。
　　孔子和孟子虽然反对愚忠，但是当时忠君思想仍具有很强的影响力，君主仍是国家和人民形式上的代表，他们无法脱离时代的局限性而旗帜鲜明地反对忠君。说到这里，想起在2006年纪念孔子诞辰2557周年的时候，有一位学者提出“孔子是人类史上最成功骗子”、“在这种意义上孔子比日本鬼子还坏”的精辟论断。以现在眼光看待从前，你有无数个理由去批驳、去漫骂，但是这于历史无补、于文化无补，你能够重返西汉，劝汉武帝不要独尊儒术而改用其他学派的思想吗？任何一种思想的产生都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背景，也没有任何一种思想可以无限地领先于时代，既然我们的文化生命已经深深扎根于儒家思想的土壤中，与其哀叹时运不济命运多舛、进而痛骂自己的老祖宗，以逞一时的口舌之快，还不如充分吸收营养成分、根据实际情况改良土壤墒情来得实际一些。
　　在我国长期的君主专制制度下，君主取得合法地位之后，就成为是国家和人民的代表，于是统治者不断强化忠君思想，并利用儒家学者篡改孔孟思想，强行在忠君和爱国之间划上等号。忠君纯粹是统治者出于统治需要而采取的一种愚民政策，实质上是一种伦理化的奴化教育。随着历史的发展，民主意识逐渐觉醒，君主专制制度被普遍唾弃，人们发现统治者愚弄了人民群众几千年：君主和国家根本就不是一码事！
　　那么，什么才是爱国呢？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从不同的立场出发，爱国的标准也是不一样的，套用传统说法：爱国也有阶级性的。在目前，得到普遍认同的观点是：以人民的利益为最高利益即为爱国。我们传统的爱国主义的起源与古希腊的英雄主义有相似之处，最初都是以维护部族或家族利益为目标，但两者的发展方向却完全相反：前者蜕变为对君主的忠诚从而维护专制，后者发展为对国民的关注从而促进民主。
　　在各种冲突中，几乎不存在完全掌握真理的一方，各方的忠臣越多，矛盾就越难以调和，就会造成更大的破坏或损失，如果能够从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以更巧妙更智慧的方法来调和矛盾，寻求实现和平的途径，为更多人的福祉而不计个人的得失，这才是更高层次的爱国。当然，在紧要关头是不能耍滑头的，该豁出去的时候也要有拼死一博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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