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香桃苗:连载：二十四史沉思录 / 37

连载：二十四史沉思录共64页  作者:_天_行_健_ 提交日期:2010-10-03 2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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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_天_行_健_ 提交日期:2010-10-04 11:02
　　过去当官称“在朝，”在民间称“在野”，丢官称“下野”。追其语源，应出于周朝的国野之分。

作者:_天_行_健_ 提交日期:2010-10-04 21:26
　　周厉王是改革家吗？
　　
　　我们讨论了“厉王弭谤”、“国人暴动”这两个关键问题之后，再回过头来看一下，周厉王是改革家吗？
　　我们从古书上所提供的一些资料来看，说厉王是个暴君，主要的根据是：
　　第一、任用了“好利”的荣夷公。
　　第二、垄断山林川泽、盐、铁等资源，与民争利，损害了百姓的经济利益。
　　第三、实施堵嘴工程，引发了国人暴动。
　　第四、从《抑》等诗篇来看，他还荒淫酗酒。当然，这是所有暴君的共同特点。
　　说厉王是改革家的，主要是从“厉始革典”一句话引申出来的。他们认为：厉王能起用新人，改变了经济政策。除此以外，也没有提出太多的根据。至于说《周礼》是厉王的改革纲领，那简直是学术上的笑谈。
　　那么，厉王究竟是暴君，还是改革家呢？我们有必要认真地来研讨一下。
　　什么是“改革”？《新华字典》解释说：
　　“改掉事物中陈旧的、不合理的部分，使它合理、完善。”
　　这是对“改革”的常识性的理解。
　　对于“变化”，恩格斯认为有“前进的变化”，也有“后退的变化”。（恩格斯：《欧洲土耳其前途如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九卷）
　　可见，并不是所有的变化，所有的改变现状的行为都是应该肯定的，要看这种改变是否合理，要看这是“前进的变化”还是“后退的变化”。
　　被某些学者奉为至宝的“厉始革典”一句话，源于《国语•周语下》所载周灵王（公元前571-545）之子太子晋的一番话。事情发生在周灵王二十二年（公元前550），这时已是春秋后期，周王朝东迁洛邑已经200年。这年洛邑城外的洛水和谷水（今涧河）泛滥，二水合流，威胁到都城的安全。周灵王想用堵塞的办法治理，太子晋认为不可堵塞，应该疏导。他在谈话中，回顾了周朝的历史说：
　　“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其难也如是。厉始革典，十四王矣。基德十五而始平；基祸十五，其不济乎！”
　　（从始祖后稷开始播种五谷以安定民生，经过十五个王，到了文王时，局势才平定下来；以后经过武王，成王，到了康王，加上上面的十五个王，共十八个王，才进一步稳定了；治理国家就是这样难。厉王开始改变周朝的典制，到现在是十四个王了。从施行德政开始经过十五个王才安定下来；从留下祸根再经过十五个王，能不衰败吗！）
　　看来太子晋认为厉王的“革典”是“基祸”，开始种下祸根，周朝的衰败是从他开始的。他并没有认为厉王是什么改革家，而是认为他是周朝衰败的罪魁祸首。
　　时代不同了，我们的历史观点当然和太子晋有所不同；但也不能笼统地认为：凡是打破常规的事都是改革，都是进步的，那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比如今天，打破常规的事也不少：子女杀害父母的事偶有所闻，奢侈成风，欺诈之风盛行，改变了传统的孝、俭、诚信等美德……能说这些都是改革、革新吗？
　　厉王垄断资源的事，要从两个层面来分析：
　　第一个层面：如果他垄断资源是为了增强国力，改善民生，可以促进社会的发展进步，那可以算是改革。今天的社会主义社会，也有一些资源是由国家垄断的，有些企业是由国家专营的，不能笼统地反对专利、专营。但如果厉王垄断资源，只是通过国家的权力鲸吞豪夺，以满足以国王为首的少数人的骄奢淫逸的生活，那就不是改革，而是一种弊政，暴政。
　　第二个层面：即或是改革，即或是为了公共利益，也应该考虑社会的承受能力，处理好国家和个人的关系，兼顾公、私双方的利益，不能以牺牲百姓的利益为代价。既或牺牲百姓的眼前利益，是为了百姓的长远利益，也应该特别慎重，因为百姓是活在今天的，受罪是现实的，而享福是渺茫的。
　　从这两个层面来看，第一个层面是坏心做了坏事，根本就不是改革。第二个层面是好心做了错事，不足为训，但可以理解。
　　厉王所做的，完全属于前者。不能因为有一个“革”字，就美化他。
　　厉王以后，一直到春秋、战国、随着社会结构和政治、军事形势的变化，周朝常常“革典”；但那些改变现状的措施，哪些是改革，哪些是弊政，那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了。
　　
　　本章主要参考篇目
　　1、《史记•周本纪》
　　2、《史记•楚世家》
　　3、《国语•周语》上、下
　　
　　
作者:_天_行_健_ 提交日期:2010-10-05 21:07
　　二三 “共和行政”之谜
　　
　　中国最早的“共和国”
　　
　　你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共和”二字是怎样来的吗？这是近代从外文的词语中翻译过来的。但为什么用了“共和”二字来对译？这是因为中国古代原来有这个词，那和这次国人暴动有关。据《史记》和各种古书记载：厉王逃到彘地之后，在外面呆了十四年，终于死在那里。这十四年中，西周是“共和行政”（公元前841-828）。中国历史有确切的纪年，就是从这一年开始。司马迁的《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就起自共和元年（公元前841）。从此以后，一直到现在，我国的历史就可以按照年代顺序排下来了。所以说：这个“共和行政”是中国历史纪年的起点，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那么，什么是“共和行政”呢？这是一个众说纷纭、颇有争议的问题。主要有三种说法。
　　第一，周召共和。
　　司马迁在《史记•周本纪》中写道：
　　“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
　　这是说：厉王逃走后，周公（周公旦的后代周定公）和召公（召公奭的后代召穆公）共同摄理国家大事，叫做“共和”。
　　清•何焯（1661-1772）《义门读书记》说：
　　“冯纯吟曰：‘共和，周召相和而修政也。……二相以太子靖（静）幼，相与协和，共理国事，号曰共和。”
　　何焯引冯氏的说法，把《史记》解释得最明白不过了。按：冯纯吟，就是冯班（1602-1671），晚年号纯吟老人，明清之际诗人。
　　第二，共伯和篡位。
　　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引《汲冡纪年》：
　　“共伯和干王位。”
　　司马贞解释说：共是国名，伯是爵名，和是人名，干是“篡”的意思，“言共伯摄王政，故曰‘干王位’也。”
　　《汲冡纪年》是一部编年体史书，它出土于汲县（今河南卫辉）的战国魏襄王陵墓中，故名《汲冡纪年》，现在通称《竹书纪年》。这部书发现于晋朝太康二年（公元281），到了宋朝就亡佚了。明朝嘉靖年间出土的《今本竹书纪年》有伪作成分，而司马贞是唐朝人，他所看到的应该是真本。《晋书•束皙传》介绍了这书的出土情况，还指出该书的内容与传世的经传有许多地方大不相同，其中就有：“幽王（应为厉王之误）既亡，有共伯和者摄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看来这件事确实是《竹书纪年》原来的记载。
　　这件事在其它古书上也有印证。
　　《庄子•让王》：
　　“故许由娱于颍阳，而共伯得乎共首。”
　　这是说：尧要把帝位让给许由，许由不接受，隐居在颍水北岸过着逍遥自在的生活。共伯和作了天子，后来又退下来，回到共地的丘首山而悠然自得。
　　晋•司马彪注：
　　“共伯名和，诸侯知其贤，请以为天公（天子），即王位十有四年。”
　　《史记正义》引《鲁连子》：
　　“共伯名和，好行仁义，诸侯贤之。周厉王无道，国人作难，王奔于彘，诸侯奉和以行天子事，号曰共和元年。”
　　《鲁连子》为战国时书，《汉书•艺文志》有著录，现已亡佚。有人认为早于《竹书纪年》。
　　
作者:_天_行_健_ 提交日期:2010-10-06 21:06
　　第三，公卿与共伯和共摄政事。
　　《吕氏春秋•开春》：
　　“共伯和修其行，好贤仁，而海内皆以来为稽矣（海内诸侯都前来交结，惟恐来晚了）。周厉之难，天子旷绝（天子空位），而天下皆来谓（请）矣。”
　　清•孙锵鸣说：
　　“谓诸侯皆请共伯为天子也。”（《〈吕氏春秋〉高注补正》
　　韦昭《国语注》：
　　“彘之乱，公卿相与和而修政事，号曰共和。”
　　《左传•昭公二十六年》：
　　“至于厉王，王心戾虐，万民弗忍，居王于彘。诸侯释位，以问王政。”
　　（到了厉王时，他的心性暴虐，百姓们忍受不了，把他赶到彘地，诸侯离开了自己的国圭，参与王朝的政事。）
　　最重要的一条资料，是《楚辞•天问》：
　　“中央共牧，后何怒？
　　蜂蛾微命，力何固？”
　　这两句话，多不得其解，因而猜测之词纷纭芜杂，千奇百怪，难使人信服。清末人马其昶说：
　　“案（按）《史记》：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竹书纪年》：‘共伯干王位’。沈约注云：‘大旱既久，庐舍俱焚，卜于太阳，兆曰：厉王为崇。周公、召公乃立太子靖（静），共和遂归国。’……《史记》不言共伯和，特所记详略有异，其为诸侯共治则一也。故曰‘中央共牧’。”
　　（马其昶：《屈赋微》，《集虚草堂丛书》本）
　　这是说：“中央共牧”，是指厉王逃到彘地后，周公、召公，共伯和等人共同摄理国家政务。牧，原义是牧牛羊之人，代指统治者。《史记》提周、召二公而不提共伯和，只是把他省略了。其实《史记》和《竹书纪年》等书的记载并无矛盾，说的都是诸侯共治。
　　马其昶的这种解释是比较正确的。这不仅使《左传》的“诸侯释位，以问王政”和《吕氏春秋》的“海内皆以来”，“天下来请”有了着落，“周召共和”和“共伯和干王位”的矛盾也得以统一了。老一辈学者游国恩、童书业、程嘉哲等，有的肯定了这一说法，有的有类似的观点。①
　　“中央共牧”既已解决，那么后面的“后何怒？”“蛾蜂微命，力何固？”又当怎样解释呢？
　　按《竹书纪年》：
　　“厉王二十六年，大旱，王陟于彘（厉王在彘地死去）。周定公，召穆公立太子靖（静）为王，共伯和归其国。遂大雨。”
　　唐•陆德明《庄子释文》引司马彪说：
　　“若共伯即干王位十四年，大旱，焚屋。卜于太阳，兆曰：‘厉王为祟’。召公乃立宣王，共伯复归于宗。”
　　以上是说：共和的最后一年，就是厉王二十六年，共和十四年（公元前828）②，厉王死在彘地。这一年天下大旱，共伯和住的屋子又失了火。占卜的说法是：厉王的死鬼在作祟。于是周、召二公扶立太子靖（静）即位，就是周宣王，共伯和回了国。把共伯和的摄政和退出联系起来看，上面所说的共伯回到共首（丘首山）逍遥自在，就可以理解了。
　　考察到这里，《天问》的两句话：“中央共牧，后何怒？蛾蜂微命，力何固？”可以翻译为：
　　“诸侯共管国家的大事，厉王为什么要发怒作祟？
　　老百姓那像飞蛾和蜂类一样微小的生命，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力量？”
　　总之，所谓“共和行政”，应该是共伯和、周、召二公共同管理国政，也许还有一些其他的诸侯和大臣的参与。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三巨头”或“三套马车”。
　　为什么叫“共和”？可以有两种解释。
　　按照“周召共和”或“诸侯公卿共摄政事”的说法，“共和”是共同摄政的意思。而按照“共伯和摄政”或“篡位”的说法，“共和”就是用共伯和的名子所起的年号。我们倾向于前者。
　　这个“共和”，作为一种政体，既有别于古代罗马的贵族共和，也有别于近现代的民主共和，和君主专制也有所不同。古希腊哲学家曾把古代国家的政体概括为六种，就是君主制、贵族制、共和制、僭主制、寡头制和平民制（民主制），我国古代的这种“共和”政体，大体上相当于“寡头制”。这是在厉王所推行的君主专制与“国人”的矛盾不可调和的情况下出现的一个缓冲时期。
　　
作者:_天_行_健_ 提交日期:2010-10-07 21:07
　　共伯和何许人？
　　
　　《史记》里没有提出共伯和的名子。共伯和究竟是什么人。有不同的说法。
　　第一，夏时诸侯。
　　高诱《吕氏春秋训解》：
　　“共，国；伯，爵；夏时诸侯也。”
　　这个说法当然是错的。高诱是东汉人，而《竹书纪年》是晋朝初年出土的，他并没有见过此书。正如清•毕沅说：
　　“诱时《竹书》未出，故说此多讹。”（《吕氏春秋校正》）
　　第二，共国诸侯
　　这是比较通行的说法。《庄子•让王》、《鲁连子》、《竹书纪年》、《吕氏春秋•开+余抵挡不住，跑到釐王的墓道中自杀。于是卫人就把共伯余葬在釐侯的旁边，谥号为共伯，立和为卫侯，就是卫武公。
　　按照这个记载，共伯是卫釐侯的太子名叫余；他的弟弟名叫和。周朝“国人暴动”时，釐侯还没有死，他的弟弟和也没有弑兄篡位。和篡位时，“共和行政”早已结束，周宣王都即位十四年了。
　　唐•张守节《史记正义》认为共伯就是卫釐侯的太子共伯余，他和“共和行政”毫无关系。他说：
　　“武公之立在共伯卒后，年岁又不相当。……明《纪年》与《鲁连子》非也。”
　　正因为如此，所以有的学者认为共伯和和卫武公不是一个人，二者不能混为一谈。但也有的学者认为共伯和就是卫武公。笔者同意后一种说法。参照各家的说法，兼及已意，申明理由如下：
　　1、卫、共同一。
　　《史记正义》引《鲁连子》：
　　“卫州共城县，本周共伯之国也。”③
　　卫州共城县，就是现在的河南卫辉市，本来是一个古国。卫康叔被封建立卫国，都城在朝歌，在今河南淇县，与共是邻邑，共就成为卫国的属地，共地也就纳入都城的范围，如同通州纳入北京市一样。可能卫国的国君曾经居住在共地，所以卫国之君也称为共伯。《鲁连子》说：宣王即位后，“共伯复归国于卫。”，可见共伯就是卫伯。④
　　2、卫（共）君为什么称为“伯”？
　　从《尚书》、《史记》等书的记载来看，卫康叔本为侯爵。但据《史记•卫康叔世家》，其后代却称为康伯，考伯，嗣伯……等等。《史记索隐》说：
　　“谓方伯之伯耳，非至子即降爵为伯也。……方伯，州牧也。”
　　也就是说，这个“伯”字，不是封爵，而是方伯，即一方诸侯之长的意思，也就是州牧。和文王称“西伯”（西方诸侯之长）的意思相同。上面所引的有的学者认为共是国名，伯是爵名，看起来都是错的。实际上共就是卫，共伯就是卫伯，是中原地区的方伯——诸侯之长。按爵位称卫侯或共侯，按职务称卫伯或共伯。
　　3、关于年代的矛盾。
　　说共伯和就是卫武公，若是按照《史记•卫康叔世家》的记载来衡量，年代对不上号，这又如何解释？
　　清•胡承珙《毛诗后笺》说：
　　“史迁所谓僖公（即釐公）之卒，武公之立，其年皆不足据。”
　　童书业说：
　　“惟考《毛诗序》云：‘《抑》，卫武公刺厉王，亦以自警也。’则武公之立，或当厉王之世，可以有摄行王政之事矣。”（《春秋左传研究》）
　　这是说：《诗经•大雅》中，有一篇诗称为《抑》、《毛诗序》认为是卫武公批评厉王的诗。所以童氏认为卫武公在厉王时已经立为诸侯，可能有摄行王政的事。《史记》所记的年代是有错误的。
　　清•崔述在《丰镐考信录》中说：
　　“《大雅》篇次无颠倒者，而《抑》在《桑柔》、《云汉》之前，故《序》以为厉王时诗。若武公于厉王时已为诸侯，则非立于宣王之世，……恐《史记》有误也。”
　　看来怀疑《史记》有关卫武公的年代有误的，并不是个别人。正因为《史记》之误，所以共伯和摄政之事就与卫武公对不上号了。
　　通过以上的考察，我认为共伯和与卫武公应该是一个人。共伯和摄政，也就是卫武公摄政。在当时的形势下，只有卫国这样的大国之君，才有威慑力与号召力，才可以在王朝危难时支撑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