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陵市地图高清版:王奇生:从辛亥开始,破解百年革命之谜

南方报业新闻 时间: 2011年07月21日 来源: 南方都市报
作者：李昶伟



《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理循镜头下的清末新军。那时候,民众只是革命的旁观者。

1913年3月,孙中山与黄兴等在上海横滨正金银行商讨集资讨袁。资料图片
“百年前宁静的一个夜/枪炮声敲碎了宁静夜”——《龙的传人》唱的不是辛亥革命,但此时此刻,用它来提括彼时彼刻,却是再合适不过。百年前的武昌,以及之前、之后的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百年来众说纷纭,当局者不清,旁观者更不明。但历史不容许不清不明,同时正因为它的不清不明,更需要每一个研究者穿越百年迷雾,廓清、袪魅、还原。百年弹指,殷鉴不远,让我们听听,历史会告诉我们些什么……
王奇生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研究领域:中华民国史、中国国民党史。
近著:《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修订增补本)被香港《亚洲周刊》评为2010年度华文十大好书之一；《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被《南方都市报》评为2010年年度图书。
革命心态:只争朝夕
百年革命一次比一次激烈,一次比一次激进,而且总是认为前一次不够彻底,或者是不够成功,所以还要来一次。上层革命不够,还要下层革命；城市革命不够,还要乡村革命；政治革命不彻底,还必须社会革命……
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都”):过去的20世纪是革命频仍的一百年,也可以说是一个革命的世纪。今天回头看去,辛亥革命可以说是第一把火,你怎么看?
王奇生:实际上今年有两个“辛亥”值得纪念和反思。除1911年“辛亥”外,1851年“辛亥”爆发了太平天国“革命”。今年是太平天国运动160周年,但几乎没有什么人纪念了。我们过去讲太平天国也是一场革命。早在1954年,著名历史学家胡绳先生首次提出中国近代史上“三次革命高潮”的概念。所谓“三次革命高潮”,一般指太平天国、义和团以及辛亥革命。这一概念在很长时间里为中国近代史学界普遍认同,一直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三次革命高潮”仍是中国近代史中一个统率全局的重要概念。太平天国发生的那一年也是辛亥年,如果用天干地支纪年命名的话,也可以称为“辛亥革命”。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三次革命高潮”的概念逐渐淡出,不大为年青一代中国历史学者所提及。
南都:放到历史的纵坐标里来看,这一百年的中国革命有着什么样的特征?
王奇生:回溯百年中国革命史,一个基本特征就是阶梯式或者递进式的过程非常明显。一次比一次激烈,一次比一次激进,而且总是认为前一次不够彻底,或者是不够成功,所以还要来一次。上层革命不够,还要下层革命；城市革命不够,还要乡村革命；不单要对外革命,还要对内革命；政治革命不彻底,还必须社会革命……于是就形成一种不断革命、反复革命的格局——这样一种心态或者说过程非常明显。所以也有学者提出,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革命”不止三次,而是七次,甚至更多。
南都:比如呢?
王奇生:比如五四以后,就有人认为中国革命成了一场慢性革命。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革命是一场漫长的革命。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将中国革命的下限延伸到“文化大革命”的结束。1949年的“解放”,只是国家政权的更替,并非中国革命的终结。1949年以后大规模的革命运动仍在继续。1949年以前的革命,只在中国的局部地区进行,而1949年以后的每场运动,无不席卷全国。1949年以前的革命,主要是武力革命,参与革命的人数尚有限；而1949年以后的革命,则是全民性的社会革命,中国的老百姓无一例外不被卷入。从社会结构变迁的角度看,1949年以后的社会革命更剧烈,也更复杂。
南都:革命的程度是越来越剧烈,那革命的性质都一样吗?
王奇生:从名称上来讲,我们可以说辛亥革命是第一次政治革命。其实在此之前的所谓“清末新政”,从历史上来看也是前所未有的一次大变革,也称得上是一场革命。只是这场新政是清廷自身进行的改革,不是人家要颠覆它政权的一次革命。清末新政之前从来没有这么大的变革。放在清朝的历史上来看的话,清末新政绝对比我们1978年的改革开放力度还大。比如1905年的废科举,延续了一千多年的这样一个制度被它一下子就废掉,这个举措可以说是革了士大夫的命,革了读书人的命,断了读书人的基本出路,这是非常大的变革。废科举产生的后续性影响是非常大的,我们以前的估量还远远不够。另外如清末的立宪,最后是没有成功,它如果成功的话其实也是革自己的命,是把延续几千年的君权制度都要给虚化掉。当时清政府声称“预备立宪”,开始说是九年为预备期。今天来看,这么大的一场变法,九年的预备期其实也不过分,但是当时人都觉得九年太长了,等不了。后来清政府说那就改五年吧。五年还不行,还要“速开国会”,由此可见当时那种非常急迫的心态。这样一种急迫的求变,从急迫、急切再到后来的激进,是这一百年来我们中国人的心态。
南都:你觉得当时的国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心态呢?
王奇生:当然这里面的因素很复杂。我觉得那一代中国人,有一个基本的“焦虑”,就是外来的压迫。这个外来的压迫当然主要来自西方列强。应该说,外患是一个基本的时代背景。中国人持续几十年的一个心态就是要“救亡图存”。“救亡图存”我们后来讲得太滥了,也讲得麻木了,我们对这个词已经不敏感了。但是在当时,“救亡图存”就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国家快要亡了要去救它,那救亡比救火还要急,当时的心态就是急切。“救亡图存”这四个字非常确切地体现当时精英层的那种心态。一切都要快,要急,不能太慢,一直到毛泽东讲“只争朝夕”,都还是这个状态。这种心态一直延续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
南都:革命可以速效地解决问题这个认识是来自哪里呢?
王奇生:它也是一个过程,刚开始只觉得军事上不如人,于是搞洋务运动。但洋务运动不大见效,便想到政治制度要改革,于是有了戊戌变法。体制内的变法失败了,只好诉诸反体制的“革命”。这样一步步地进行,手段也日趋激进。辛亥革命不同于历史上“易姓”式的改朝换代,而是把几千年的帝制推翻了,你说这个变化有多大啊,可以称为天翻地覆了。但是很快的,就有人认为这次革命力度不够,还不彻底,甚至认为彻底失败了,“救亡图存”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革命滥觞:废除科举
废科举以后,大批读书人出国留学,接触到另一种价值观——辛亥革命实际上就是一批海外留学生主导发动的,所以大家都一致认为这是废科举的直接后果。如果更长远一点看,废科举对1920年代的革命也有非常直接的影响。
南都:那么辛亥革命失败论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
王奇生:这应该是五四前后人的看法。那个时期,《新青年》等杂志上就有文章认为辛亥革命失败了。当然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时,即意味着第一次革命已经失败,所以要再起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我们说它是一场思想革命。辛亥革命推翻的是现实中的皇帝,而五四时期的“打倒孔家店”,则是进一步把读书人心目中的皇帝给推翻了。这也是一场非常了不起的革命。但是很快,革命者觉得中国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还要继续革命,于是就有了1920年代的国民革命。这场革命跟之前的辛亥革命相比明显就推进了。国民革命是国共两党共同进行的,但两党的目标不大一致。在国民党看来,国民革命只是一场“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政治革命,而共产党认为国民革命只是革命的第一步,政治革命以后还要进行社会革命。还有非常鲜明的一点,就是1920年代的国共两党都一致地认为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这个是之前没有过的,这实际上跟五四时国人的心态有很大关系。五四时期有一个非常响亮的口号叫“改造中国与世界”,也就是说,五四人的境界很高,不仅要改造中国,而且要改造世界。我们今天也许难以理解:你中国自己还没有改造好,还想改造世界?但是当时人们的心态就是这样。当然,随之而来的“世界革命”主要是受苏联的影响,受共产国际的影响。
南都:这场国民革命有什么不同于辛亥革命的地方?
王奇生:辛亥革命是一场精英阶层主导的城市革命,基本上是在城市进行而且主要以海外为基地的革命；1920年代的国民革命很明显是城乡一体的。它不仅动员城市的工人、商人和知识分子,而且也动员了乡村农民,所以它基本上是把社会的各个阶层都整合进来了。所以要从精英与大众角度来看的话,辛亥革命向国民革命的推进,实际上有一个从精英革命向大众革命转移这样的变化。
南都:辛亥革命是精英主导的城市革命,这一点在鲁迅的《阿Q正传》中有文学化的反映。但是辛亥革命之后整个王朝政治体制解体,对基层社会的权力结构有没有触动?
王奇生:我们长期以来认为辛亥革命只是一场上层的革命,只推翻了帝制,推翻了一个皇帝,地方基层社会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动。我觉得这个结论还是站得住的。应该说鲁迅的小说《阿Q正传》非常鲜活地描述了当时那样一种状态。现在来看,真正开始触动底层社会的,也是1920年代的国民革命。人们过去更多地从辛亥革命的角度来看废科举的影响,认为废科举断了读书人的出路,等于将原来体制内的读书人推向国家体制之外了。对清政府来讲,这应该是一个很糟糕的事情。当时清政府没有考虑那么周密,也没有预料废科举的后果有多么严重。尽管它也设计了废科举后的一些补救措施。比如说兴学堂,新学堂毕业照样给你授予功名,但是这些补救措施不大有效,新学堂出身的功名远不如科举功名受人看重,这个“功名”也就贬值了。另一方面,废科举以后,大批读书人出国留学,接触到另一种价值观——辛亥革命实际上就是一批海外留学生主导发动的,所以大家都一致认为这是废科举的直接后果。实际上,废科举的后果还远不止此。如果更长远一点看,废科举对1920年代的革命也有非常直接的影响,这一点我们以前关注得不够。
南都:科举制度1905年就废除了,为什么对1920年以后的国民革命还会有那么大的影响?
王奇生:最近几年,我一直在研究湖南农民运动,觉得这里面跟废科举还有很大的关联。我们看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里面有一个很令人困惑的问题。长期以来,我们认为中共的革命能够发动农民,是因为它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把地主的土地给农民了,所以农民就跟共产党闹革命了。这是一个基本的说法,但是如果我们拿这个说法去看1920年代的湖南农民运动,就很难解释得通——1926年至1927年间,湖南有450万农民被发动起来。这么短的时间里,有这么多农民被发动起来,堪称奇迹。而湖南农民到底是如何被发动起来的,甚至还是一个谜。我们看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面讲得很清楚,湖南农民起来以后,首先是打土豪劣绅而不是分田地。实际上湖南农民运动始终没有到分田地的那个地步。严格来讲,当时声称打“土豪劣绅”,实际主要是针对“劣绅”而不是“土豪”。这就很奇怪了:种地的农民为什么首先把矛头对准劣绅,而不是从土地上直接剥削他们的地主?原来,废科举以后,士绅的社会构成在改变,这个改变里面确实有一个“劣化”的趋势。原来通过科举获得功名的那种绅,我们通常叫“正绅”,在科举废除后。正绅的养成渠道断掉了,一些地方社会的豪强,也号称自己是“绅”。士绅群体鱼龙混杂,确实有“劣化”的趋势。
湖南农民运动里面有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就是农民运动中最活跃的不是真正的农民,而是一批乡村小学教师和从城里读书回乡的知识青年。毛泽东考察的长沙、湘潭、衡阳等几个县,是当时湖南农运最活跃的地区,这几个县,每县均有一两千小学教师参加。在当时中国乡村教育非常落后的背景下,有这么多的小学教师参加农运,是令人震惊的。当时长沙县的乡村共产党员中,近60%是小学教师,真正贫农党员仅占30%。这里面说明什么问题呢?它反映了科举制度废除以后新学堂大批量产生出来的知识分子的出路问题。这些在省城、县城的新式学堂受过初等和中等教育的小知识分子,他们往上晋升的空间极小,很多人在城里找不到出路,只好回到乡村去办新式的小学,或变相的私塾。这样一批小学教师在1920年代的湖南数量非常庞大。共产党能够把湖南的农民发动起来主要依靠这批小学教师和回乡知识青年。正是因为这样一批人主导农民运动,所以农民运动的斗争目标首先对准“劣绅”。实际上就是这批小学教师和回乡知识青年跟乡村原来的“精英”争夺权势、争夺资源。也就是农民运动中所谓的“劣绅”,原来乡村社会是这些人在控制。真正的贫苦农民跟这些“劣绅”之间未必构成直接的利益冲突,构成利益冲突的恰好是这批乡村小学教师。要革命,首先要把旧的“劣绅”打倒,然后由他们来掌控乡村社会权势。所以湖南农运的重点不是分田分地,而是打倒土豪劣绅。
南都:这些乡村知识青年就是1920年代国民革命的骨干力量吗?
王奇生:当然我们回过头来讲,1920年代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其骨干力量都是城市知识青年。我们过去更多地注意到城市这一块,没太注意农村。科举时代,考中功名者毕竟人数有限。到了新学堂以后就是批量生产了,数量可能是过去的十倍、百倍甚至更多。知识分子的产出远远超过了科举时代,而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没跟上去,读书人多了而且没有出路,自然成为革命或社会动荡的基础。再说,从科举制度废除到新学堂兴起,它有一个过程,有一个时间段。辛亥革命主要是海外留学生主导,国内学生基本上没有群体性地参与。到五四运动,“国产”知识分子成了主体力量。1925-1927年的国民革命,国内青年学生更为活跃。从1905年至1925年,二十年基本上是一个世代更替。
革命惯性:相寻相续
革命失败了,固然要再革命；革命如果成功了,革命就会受到崇拜,受到讴歌,革命就会成为一种美德,就会被视为神圣。同时一部分人会认革命为人生最高的天职。革命党干革命以后,革命成为他的职业,除了干革命干不了其他事情。
南都:辛亥革命中,像当时的地方谘议局的立宪派成员,那些是传统的乡绅社会成长起来的。他们与辛亥革命的关系如何?
王奇生:立宪派当然还是传统的士绅。现在学界较普遍认为,立宪派——就是谘议局这批人在辛亥革命过程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认为是立宪派与革命派共同使这场革命走向成功。我们过去学界对立宪派贬多褒少。这实际上是受国民党史观的影响,因为国民党将辛亥革命归功于己,把立宪派的功劳排除在外了。英国作家奥威尔说过:“谁掌握现在谁就掌握过去,谁掌握过去谁就掌握未来。”不能不承认,我们的历史撰写其实也难免这样的倾向。谈清末、谈北洋,国共两党的史观是基本相同的。也因为海峡两岸学界对晚清北洋历史的看法基本趋同,反而缺乏反思的“他者”。其实我们对晚清、北洋政府的评价不无偏颇。毕竟不同于国民党,晚清北洋后继无人,没有人为他们“说话”。所以我们对晚清民初政府,包括对慈禧、袁世凯的历史评价,声音是单一的。尽管已经过去了一百年,很难说对这段历史的书写就是完全客观的。
南都:民国初年,原立宪派标杆人物梁启超对革命的看法是怎样的?
王奇生:孙中山发起二次革命的时候,梁启超曾写文章发表感想。他指出,“自民国建号以来,仅十余月,而以二次革命闻者,几于无省无之,其甚者则三四次(如湘、如蜀),乃至七八次(如鄂),最近则江西之叛,尤其章明较著者也。论者或以为当局失政,宜有以召之；或谓彼好乱之辈,其狼子野心,实有以异于人。斯二说者固各明一义,虽然,非其至也。历观中外史乘,其国而自始未尝革命,斯亦已耳,既经一度革命,则二度、三度之相寻相续,殆为理势之无可逃避。”(梁启超《革命相续之原理及其恶果》1913.6.16,编者注)所以他认为:“革命复产革命,殆成为历史上普遍之原则。”革命失败了,固然要再革命；革命如果成功了,革命就会受到崇拜,受到讴歌,革命就会成为一种美德,就会被视为神圣。同时一部分人会认革命为人生最高的天职。革命党干革命以后,革命成为他的职业,除了干革命干不了其他事情。职业革命党人的革命心态和行为惯性,在短时间内也很难消除,动不动就采取革命的手段。梁启超主要是针对孙中山说的。其实民国初年的时候,孙中山一度也曾经设想引进西方的议会政党制度。但是很快遇到袁世凯的专制和打压,迫使他再次革命,并将党改名为“中华革命党”,不仅要求党员都要宣誓、按手印向他效忠,而且主张革命成功以后要一党专政。很多人以为孙中山的一党专政是学苏联的,其实在十月革命之前,孙中山已经有了一党专政的设想,只是当时他的这一思想无法落实。后来苏联有了一党专政的榜样,他很快觉得苏联的模式好,与他的想法暗合。
梁启超对孙中山的批评也不无道理。他甚至认为要等整个一代革命党寿终正寝以后革命才能真正终结。后来的事实也确是如此。对国民党而言,1927年北伐胜利,定都南京,意味着“革命”已经成功,但党人们仍然诵念总理遗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对共产党来说,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革命已经胜利,但仍然声称要不断革命、继续革命。一个革了二三十年的革命党一旦执政,要完全把革命党的那套手段、思维、方法迅速转变,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也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理想。对20世纪的中国革命,应该历史地去理解那一代革命者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做,为什么要这么做。
南都:当时世界范围内的革命案例对中国革命有没有影响?“革命”这个词,现代意义上的使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王奇生:1900年以前,对法国大革命的介绍还不完全是正面的,也强调它的负面、强调它导致社会动荡的方面。1900年以后就不同了。更多的是肯定法国大革命。“革命”的观念也在转变。中国传统概念里面的“革命”主要指易姓的改朝换代。到20世纪初期,开始借鉴日本的“革命”概念,因为日本是万世一系天皇制,日本的“革命”概念中没有易姓的朝代更替的意思。它接受西方现代“革命”概念的时候,强调根本性的变革,并赋予它进步的意义。1900年以后,中国精英阶层的“革命”观念,越来倾向于正面,越来越倾向于推崇。但是辛亥革命以后,“革命”的声望又有所下降,或者有所变化。这个变化主要表现在对革命党有不同的声音。尤其是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的时候,国内民众有很多不认同。当时国人心理多倾向于社会秩序稳定,不大主张再来一次革命。加之辛亥革命以后,革命党人日趋官僚化。革命党的负面形象也影响人们对革命的观念。
我们的历史研究,过去更多的是张扬革命派的声音。清末革命派跟立宪派的论战,亦即《民报》与《新民丛报》的论战,似乎革命派的主张更具影响力。其实我们有必要细致考察两派报纸在受众层面的影响,不仅仅看他们在报纸上说了什么,还要看两派报纸在当时国内知识界和上层精英圈的流行程度和被阅读、受欢迎的程度。
革命霸权:一词独大
1920年代以后,革命被建构成为一种至高无上的道德正当性。基本上没有人敢公开表示反对革命,革命迅速成为一个时代的主流声音。革命的含义也越来越泛化。什么都主张革命,甚至发展到不革命就是反革命。
南都:孙中山曾说过,“内地之人,闻革命排满之言而不以为怪者,只有会党中人尔”。一开始革命的主体是会党吗?革命从“以为怪”到后来成为主流,中间经历了哪些过程?
王奇生:如果我们说辛亥革命不仅仅是上层革命的话,那么确实含有会党这个因素在里面。因为会党可以说是社会相对底层的部分。但是,孙中山对会党的态度颇可玩味。先说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大概在五四前后,蔡元培曾经给孙中山写信,说他正在收集辛亥革命的史料,其中有关会党参加辛亥革命的史料很少,希望孙中山能提供一些信息。没想到孙中山对蔡的做法不以为然,说秘密会党的宗旨是反清复明,其内部组织仍为专制,与共和革命无大关系,建议另编秘密会党史,而不宜将会党“杂厕民国史中”。说白了,是他认为会党参加革命不大光彩,怕会党玷污革命的形象。他还告诉蔡元培,自己正在写一部《革命缘起》,拟将数十年来共和革命的概略写出来,届时你可以它为基础来编撰国史。这件事可见孙中山生前即有意建构自己的革命史,哪些宜写,哪些不宜写早有定论。后来国民党人书写的辛亥革命史,更难免神话的成分。黎澍先生早就指出大陆学界的近代史观,很多实际上是受国民党影响的。
南都:革命是怎样成为主流话语的?
王奇生:我们长期以来对维新、改良、立宪的评价不高。实际上当时很多人都是主张变革的,只是有的主张大变,有的主张小变,有的主张急进,有的主张渐进,真正主张一成不变的极少。孙中山认为中国没有贫富之分,只有“大贫”与“小贫”之别。如果套用他这句话来讲的话,当时国人的心理倾向,也多介乎大变与小变之间。当然名义上存有维新改良与革命之分。五四以后情形又不一样了,1920年代国人几乎一致认为,只有革命才有出路,只有革命才能彻底解决中国的问题。所以1920年代中国的几个政党,无论是国民党、共产党,还有1923年成立的中国青年党,都一致主张革命,都以革命党自居。这样就形成了两个后果,一方面是大家竞言革命,革命越来越受崇拜,越来越被神化；另一方面是革命党之间形成一种竞争,认为自己最革命、真革命、新革命,而将革命的同道和竞争对手贬为旧革命、假革命乃至反革命,都试图垄断革命的话语权,形成一种革命的排他性。
南都:所以1920年代,革命由晚清时的一党独导变成了多党竞革的局面?
王奇生:是的,1920年代以后,革命被建构成为一种至高无上的道德正当性。除了梁启超等极个别人敢对革命提出质疑外,基本上没有人敢公开表示反对革命。不仅政党,知识界也是如此。革命迅速成为一个时代的主流声音。革命的含义也越来越泛化。什么都主张革命,政治要革命,社会要革命,家庭要革命,宗教也要革命。只有革命才能进步,不革命就不能进步,甚至发展到不革命就是反革命。当革命日趋神圣化的同时,“反革命”也被建构成为一种最大的罪恶行为。1927年,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反革命治罪条例》出笼。国共两党联合执政的武汉国民政府第一次将“反革命”列为一种刑事罪名。从此以后,“反革命”既是一顶最随意、最泛滥的政治污名,又是一项最严厉、最令人恐惧的法律罪名。这一状态从1920年代一直持续到1990年代。直至1997年,沿用70年之久的“反革命罪”才被废除。两年后,“反革命”一词才彻底从宪法中剔除。实际上,1949年以后有关革命的种种观念基本上是1920年代形成的。当然这里面共产党起了关键的作用。只在翻阅一下中共早期的机关报《向导》,1949年以后有关革命的言论、革命的概念、革命的观念,都可以在《向导》周刊里面找到。
采写:南都记者　李昶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