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客车:辛亥百年,共和旧梦之行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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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百年,共和旧梦

 

 腾讯“今日话题”编制

 

共和旧梦:行动者

革命的领袖

孙中山吾志所向,一往无前,愈挫愈奋,再接再厉

革命须有领袖,如克伦威尔之于英吉利,如华盛顿之于美利坚。领袖虽不必只有一个,然辛亥之时,孙中山先生之于中国革命,则当之无愧为最受公认的领袖。有论者或以为,武昌起义时,孙氏尚在国外,不劳分毫,暴得大总统之位,宁无愧耶?殊不知,孙中山作为革命旗帜的象征早已深入人心,起义诸多领袖很多曾与中山先生会面及合影。孙中山被公推为临时大总统,决不仅是时势造英雄,亦是英雄造出时势。

孙中山先生作为革命领袖的伟大,不仅在于其高瞻远瞩的视野,更在于毕生以追求彻底革命,谋求真正民国为己任,从反清革命到反袁、护法、护国、反军阀,莫不如此。直至逝世之际,仍不忘“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需努力”。【详见附件1

宪政的导师

梁启超献身甘作万矢的,誓起民权移旧俗

宪政须有导师。革命不惟破,更须立。对于这个古老的东方专制帝国,民国如何建立,宪政如何实现,不去探索,没人知道。从言君宪到倡共和,再从告别共和到开明专制,又从主虚君再到顺共和、护共和,梁启超的“善变”背后是无穷的思索、观察。作为革命派的对手,梁启超及许多立宪人士同样在努力把民权引进中国。他们的推动,毫无疑问也是革命的一部分。

“志亦无尽量,酬亦无尽时。世界进步靡有止期,吾之希望亦靡有止期。众生苦恼不断如乱丝,吾之悲悯亦不断如乱丝。”这是梁任公在百日维新失败后的心灵写照。怀一颗悲天悯人的心,怀着“誓起民权”决心,抱有万箭穿心的觉悟,作为学者的梁启超,同样体现者革命者的精神。 详见附件2

雄辩的宣传家

章炳麟时危挺剑入长安,流血先争五步看

革命思想须得到传播。作为公认的晚清乾嘉学术“殿军”,熟谙历史,精观世事的章炳麟深知此点。在为邹容《革命家》所作的序中,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凡事之败,在有其唱者,而莫与为和”。于是,这个“有学问的革命家”笔耕不辍,写了无数倡导革命的著作,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指斥清帝,并还担任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主编,与保皇党进行论战。其鼓吹革命之豪情声震天下。

太炎先生不仅文章好,辩才高,其胆识更是让人敬仰。鲁迅称其“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并且,在袁世凯窃取革命之后,毅然只身入京反袁,豪言“时危挺剑入长安,流血先争五步看”。章太炎告诉我们,学者也是可以闹革命的。【详见附件3

革命的组织者

宋教仁:白眼观天下,丹心报国家

革命须有强力的组织。武昌起义一声炮响,南方省份纷纷独立,这并不是什么天赐的偶然,而是包含着革命组织无数的心血。为什么湖北新军有三分之一的军人有革命思想,而且发动革命能够成功?这是因为文学社、共进会等组织的耕耘、指挥起了巨大作用。如果没有强有力的组织,冀图时机来临共和会自然从天而降,只能是一种幻想。

而这些革命组织的运作,很大程度上源自宋教仁的努力。尤其是他创建的同盟会中部总会,更是对湖北当地组织有很大的影响。辛亥革命以后,宋教仁改组同盟会,决心开创中国的政党政治,却不幸殒命于奸人之手,殊为令人痛心。“白眼观天下,丹心报国家”,宋教仁对革命所作出的贡献,无愧于他的誓言。【详见附件4

碧血丹心的刺客

徐锡麟:只解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

在那个年代,革命还需要有不怕死的义士。面对实力强大的专制统治者,用行刺方式瓦解对方的信心,鼓舞革命人士的士气,成为仁人义士们的惯常选择。这条决死之路,诠释着一个时代的慷慨之气。其中,徐锡麟刺死安徽巡抚恩铭,温生才刺死广州将军孚琦 ,彭家珍炸死宗社党首领良弼,极大地震慑了满清贵族们。

而徐锡麟不仅是一位刺客,更是安庆起义的领导者。在刺死恩铭后,率众与清军激战4小时,终因孤军无援、寡不敌众而被捕。 翌日,徐锡麟被凌迟而死,心肝被清军士兵所吃,极为残忍。然而,立志“只解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的徐锡麟,已经是“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了。【详见附件5

千古流芳的女侠

秋瑾儒士思投笔,闺人欲负戈

革命须要有民众最广泛的参与。革命尤其不光是男人的事。对于逐渐接触了新思想的革命党人来说,女性参与革命成为理所应当。而最著名的女革命家,则无过于“鉴湖女侠”秋瑾。作为一名官宦家庭出身的“大家闺秀”,接受革命思想的她从未觉得自己的责任比男人要低,“儒士思投笔,闺人欲负戈”。不仅如此,秋瑾还打定会牺牲的准备:“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徐锡麟起义失败后,秋瑾被捕,牺牲时仅31岁。

参与革命的女性又何止秋瑾呢?与秋瑾并称的同盟会女会员刘青霞,黄花岗烈士林觉民的妻子陈意映,加入刺杀团的方君瑛、曾醒等人,都是极为坚定的革命党人。辛亥革命,不仅是一场民族解放、是一场民主共和革命,也是一次反封建的思想革命。【详见附件6

慷慨悲歌的首义策划人

刘复基:同志速起,还我河山!

革命枪声的打响往往伴随着烈士的牺牲。谈起辛亥首功武昌起义,人们总是想到蒋翊武、熊秉坤们的豪勇事迹,但对起义中牺牲的人,则容易淡忘。事实上,武昌起义最重要的领导者,是在起义前牺牲的文学社成员刘复基。这位足智多谋、能够与别的组织和衷共济的文学社干部,是本次起义最重要的领导和策划。但起义前夜,为了掩护同伴暴露自己,与彭楚藩、杨宏胜一道英勇就义,是为武昌首义三烈士。

1010凌晨,临就义的刘复基见起义未发,焦急万分,便向围观者高呼:“同胞们!大家努力!可怜我这些遭虐的同胞呵!” “同志速起,还我河山! ”。是日晚,当刘复基呼声还回旋在武昌上空,战友们依照他亲手起草的起义计划鸣枪举义,告慰了烈士英魂。【详见附件7

以死唤醒国人的义士

陈天华:太息神州今去矣,劝君猛省莫徘徊

革命还往往需要牺牲自己唤醒国人的义士。曾写下“要学那,法兰西,改革弊政”“要学那,美利坚,离英自立”的陈天华,在日本目睹同胞争吵,被日本媒体攻击中国人缺乏团结力 ,痛感国人陋习难改,于是“恐同胞之不见听而或忘之,故以身投东海 ”。陈天华投海自尽,用自己的死让中国人在羞愤中意识到自己的缺点,督促、劝戒、警醒国人务必正视这些缺陷与陋习并加以改变。

很难说,陈天华的自杀是否值得。作为《猛回头》《警世钟》的作者,活下去的陈天华或许对革命有更大的帮助。但从其五千字的《绝命书》来看,他确实有不得不这么做的理由。当时中华民族确实已到了不用猛药无法唤醒的地步。“难酬蹈海亦英雄”,此之谓也。【详见附件8

 

自请坐牢的少年豪杰

邹容:惟冀后来者,继起志勿灰

革命还需要有敢于与统治者对话的人。1903年《苏报》案发。年仅18岁,出版了《革命军》,力陈排满反清,号召人民起来革命诛杀清帝及满人,建立独立自由的“中华共和国”的邹容被满清当局通缉追捕。然而,邹容却主动投案,希望能在公开审判中与清政府正面辩论,以陈革命之正当与当局之反动。此举自然得不到回应,但亦暴露了清政府的虚弱。两年后,邹容病死狱中,然《革命军》风行海内外畅销百余万册,成为清末影响最大革命书刊。

狱中,同样因《苏报》案被关押的章炳麟与邹容成了忘年交。章炳麟赞邹容“英雄一人狱,天地亦悲秋”,而邹容则回应“昨夜梦和尔,同兴革命军”。18岁邹容对革命虔诚之心,感天动地。【详见附件9

黄花岗起义烈士墓自由女神像

所有的革命仁人志士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毛泽东《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

没错,如果没有人民对民族解放、对民主共和的向往,没有人民对革命的热情以及参与,那么革命终究无法完成,再怎么“世界潮流,浩浩荡荡”也无济于事。觉醒了的民众,是辛亥革命能够成功的最重要力量。

附件1:

孙文:从流亡者到大总统

张弘

导读】1911年,对于孙文来说,是命运翻天覆地的一年。他这个流亡海外16年的革命者,一举成为当之无愧的中华民国首任临时大总统。

从美获悉武昌首义

19111011,孙文与随行人员黄云苏正在奔赴美国丹佛市的旅途中。当晚,二人风尘仆仆地入住丹佛市布朗宫殿酒店328房间。

为给起义筹款,孙文这几个月一直在美国各地马不停蹄地演说。办完入住,孙文便匆匆取来十多天前已提前托运过来的行李,取出密电码本,译出十多天前黄兴从香港发来的电报:“居正从武昌到港,报告新军必动,请速汇款应急。”

十多天过去了,武昌起义情形如何?现在手中无钱可汇如何应急?深夜,孙文在奔波劳累和担忧烦乱中沉沉睡去。

一觉醒来,已是第二天上午11点多。在用餐的路上,他在报摊上购买了一份当地的报纸,上面赫然登载:“武昌为革命党占领。” 

孙文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自从1895年以来他先后发动了十来次失败的起义,这十几年时间,他都是不停地在海外进行演说、筹款、举义,据史家估算,辛亥革命前十次起义,各方捐款总额约31万美元。最近的一次是当年4月悲壮的广州黄花岗起义。武昌起义,虽然不是孙文统领的同盟会的直接领导,但也是由革命党人领导的首次大规模军事胜利,新军宣誓入共进会的统一格式的誓词中便有奉“革命军政府大总统孙文”命令的字样。

短暂的狂喜后,他致电黄兴,告知迟复的原因,并打算暂不回国,“决意先从外交方面致力,俟此问题解决而回国。”

外交努力全部落空

孙文活动的第一个重点是美国政府。1013日,他到达芝加哥,即令当地同盟会组织庆祝大会,会后他立即乘车至华盛顿。18日,他写信给国务卿诺克斯云:我曾经于上次访华府时,尝试拜访你,但没有如愿。今冒昧再致信你,希望和你作一次秘密会晤。

20日,又一次失望的孙文只得前往纽约。此时,各国驻北京使馆均收到由旧金山发出的革命党人宣言文本三份,阐明了革命党人在今后活动所必须遵循的原则,包括承认前任政府所签的条约、保护在华国民、建立邦交等内容。

1111孙文到达伦敦,通过朋友荷马里,结识了生产马克沁机关枪的兵工厂主达尔生。面对孙文这个潜在的大客户,达尔生立刻帮忙向外相格雷转交了函件:借款100万英镑,革命胜利后,“给英美在华若干优先权利”。

这份文件在英外交部被传为笑柄,格雷称他为“理论性的与喜说大言的政治家”,但同时转告孙文:“英国将保持中立”,并表示:“英国对袁世凯将予尊敬”。

16日,孙文致电上海《民立报》:“闻黎有请推袁之说,合宜亦善。”

21日,孙文抵达巴黎,这一次受到的待遇比美、英要好得多。23日,他访问了法国下议院,会谈气氛“极为和洽”,孙文提出法国是否立即承认革命政府时,“各议员均答以自当尽力为之。”接着,孙文受到法国东方汇理银行总裁西蒙的宴请。席间宾主言谈甚欢,但孙文提出借款要求时,西蒙却以四国银行团已达成一致协议严格遵守中立等理由婉拒。

至此,孙文的外交借款努力全部落空。他决定立即归国,此前,江苏都督程德全已致电各省都督,希望他回国组织临时政府。24日,孙文从马赛乘“丹佛”号归国。途中,他收到了英国政府不反对他经过英属殖民地做短暂停留的通知。

他的海外流亡生活从此结束了。

“所带者革命之精神耳!”

1221,广东军政府都督胡汉民专程从广州到香港迎接孙文。胡汉民劝孙文留粤练兵,不去沪宁赴任形同虚设的元首。孙文认为当时的关键问题是要尽快建立起全国的统一革命政府,“我若不至沪宁,则此一切对内对外大计支持,绝非他人所能任,予宜从我即行。”

1225早晨,上海吴淞口租界码头,细雨如织,雾气弥漫。945分,“地湾夏”号邮轮缓缓靠岸。黄兴、宋教仁和沪军都督陈其美走上船迎接孙文,背后站立着成千上万的欢迎人群。21响礼炮响彻天空。

早在孙文归国前,《申报》就数次报道他购买战舰、兵舰带回的消息。孙文一上岸,许多记者就纷纷询问他,“您这次带了多少钱来?”孙文回答说,“予不名一文也,所带者革命之精神耳!”

29日,各省代表在南京开会选举临时大总统。1745人参与投票,每省一票。结果,孙文以16票当选。孙文随后给袁世凯发电称,“文虽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

1912年元月1日上午10点,孙文乘专车离开上海,一万多人到车站为他送行。专车经过苏州时,“共和万岁”之声数里可闻,常州、镇江欢迎者均有约一万人。大约下午5点,孙文到达南京下关,受到各界群众四五万人的热烈欢迎。其时礼炮齐鸣,“共和万岁”之声响彻云霄。

当晚,在总统府举行了庄严而朴素的总统就职典礼。孙文发布了《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和《告全国同胞书》。宣言表示将努力“尽扫专制之流毒,确定共和,普利民生,以达革命之宗旨,完国民之志愿。”宣言发布后,孙文下令定国号为“中华民国”。

就在孙文赴南京的前夕,据他的日本友人宫崎寅藏回忆:黄昏,宫崎寅藏走进孙文的寓所。孙文的部下大都到了南京筹备成立临时政府的事,平时闹闹嚷嚷的大院显得冷冷清清,人去楼空。

“你能给我借上500万元吗?我明天要到南京就任大总统了,但却身无分文。”

“我又不是魔术师,一个晚上去哪里弄这么多钱。”

“明天没有钱也关系不大。但你如果不保证在一周之内给我借到500万元,我当了总统也只好逃走。”

不愿就任财政总长的张謇替临时政府算过一笔账,估计每年财政将短缺八千万两之巨。胡汉民在自传中记载,一次安徽军情告急索粮饷,孙文朱笔一批拨20万,胡汉民持手批去财政部,发现国库只有银元10枚。

1912212,清帝正式下诏退位。第二天,孙文即向参议院送上辞职书,践行前言,结束了他45天的临时大总统之职。(本文撰写时参考了茅家琦著《孙中山评传》、李菁著《天下为公:孙中山传》等文章。)

孙文(1866-1925,惯称孙中山,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人,近代民主革命家,国民党创始人,三民主义的倡导者。1911年被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25年病逝于北京。1940年,国民政府通令尊称其为“中华民国国父”。

■革命逸史

孙文就任总统誓词

倾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

“革命”二字的由来

1895年,孙文逃亡日本,报纸登载新闻:支那革命党领袖孙逸仙抵日。孙文说:“‘革命’二字出于《易经》‘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一语,日文称吾党为革命党,意义甚佳,吾党以后即称为革命党可也。”此后,“革命”一词被人们广泛运用至今。

■追忆与回眸

为啥是孙文?

在孙文当选为临时大总统时,一向与孙不睦的章炳麟颇不以为然,他认为这一位置,“论功应属黄兴,论才应属宋教仁,论德应属汪精卫”。他忘记了“论革命历史,论海内外声望,论建国学理,则应属孙文”。孙文就是凭这三条,当选为第一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唐德刚(节选自《袁氏当国》)

孙、袁的比较

孙中山富于强烈的理想主义精神气质,袁世凯信奉的是实力,尤其看重军队,这是袁敢与孙争胜的最大本钱。相比之下,孙中山忽视了专制统治传统所遗留的巨大影响,过于轻信还不成熟的民主体制。或许,这就是革命党与袁世凯矛盾激化时所面临的困境,最后,民国的创立者孙中山,却在民国成立一年多之后又被迫踏上流亡之路。———中国社科院近代所研究员汪朝光(20110927日新京报)

附件2:

揭秘辛亥之梁启超:不可以文人终身

刘晋锋

梁启超(1873-1929),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曾倡导文体改良的“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其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

辛亥革命爆发的时候,梁启超仍然在海外。但他始终都是“被团结”的对象,袁世凯组织内阁时,任命梁启超为司法副大臣,梁启超没有接受。袁世凯一再地写信给他,希望他回国帮忙。或许是这些信件起了作用,或许是国内形势风起云涌的变化,让梁启超终于相信“只要袁世凯和他真心联合,天下事情就可以大有作为。”于是,他搁置了与袁世凯以往的恩怨,决心与袁世凯合作,并为袁世凯出谋划策。

梁启超一向是重视并且善于引导舆论的人物,他向袁世凯作出了这样的建议:“您想在表面上是舆论的仆人,而暗地里是舆论的主人,用什么办法呢?那就是访问集合国内有政治常识,又喜欢进行政治活动的人,有礼貌地把他们征集过来,成为自己一党的人。”

梁启超所言不虚,这都是他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实际上,就在他说这些话之前,1911年的春天,梁启超带着朋友和女儿从日本去了台湾,在那个被日本殖民的地方,召见了一些可能认同自己理念的“遗民”,并做了有效的舆论引导。

前行:备受阻挠

1911223,梁启超抵达台湾。此行的目的,一是要考察,二是要“筹款”。本年以来,梁启超与同仁便有在北京、上海创办两大日报的计划。

梁启超到台湾去的愿望由来已久,自从1898年戊戌革命失败之后,他便逃亡到了日本。居住日本的那些年,他看到,日本的报刊杂志再三夸耀自己治理台湾的成绩,令他心中愀然:“同是日月,同是山川,而人之所得,乃如是也。”但奇怪的是,他结交的一些台湾遗老们给出的答案却截然不同。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怎么能去分辨?

1905年之后,他屡次想要申请赴台,却屡遭日本人的拒绝,一拖便是5年,如今终于成行。228,他们乘坐的船只抵达鸡笼山,警察居然数次过来盘问。总督府的日本警察前来与梁启超握手,热心地为他择选旅社,实际上是监视梁启超。

所幸的是,来台湾之前,梁启超到东京领取了一封介绍信,否则很有可能被遣返,这令梁启超深感窘迫愤忧。

尽管如此,梁启超还是得到了台湾遗老们的欢迎。船只抵达鸡笼山时,来迎船的人有十几位。下船改乘汽车进入台北,路两旁又站了几十位前来迎接的人。梁启超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我在日本居住了10年之久,居然完全不知道台湾会禁止我华人同胞入境,我真像做了一场大梦一样。再看看这些留在台湾的遗民,他们对故国眷念之深,此番对比,更让人心生愤懑。

旅途:莫不失望

台湾的遗老们热烈地表达了他们对梁启超的敬爱。33日,一百多个人在台北荟芳楼为他们召开了欢迎会,虽然现场特务林立,梁启超还是做了一个小时的演讲,并即席赋诗曰:“破碎山河谁料得,艰难兄弟自相亲”。

他在来台之前,列举了十条亟待考察的问题,譬如:“台湾隶属我国200年,每年收入不过60多万(指白银),后来渐渐加至200多万,日本人得到它仅仅10多年时间,年收入居然超过3800万,今年还可能增至4200多万。他们是如何做到的?如果内地能够学习到经验,贫穷还有什么好担忧的呢?”

还比如,他听说台湾的农业水平,“冠绝全球”,而且他们的农事习惯与我们又是一致的,如果要寻求他山之石,还有比台湾更合适的吗?

抱着如此殷切的期待而去,梁启超在台湾耳闻目睹的事情,却莫不让他失望。他看到殖民政府为了拓宽市区道路而肆意拆毁民房,致使许多人无家可归,风餐露宿。当年台湾首任巡抚刘壮肃在台湾修筑的台北故城已经被毁,只留下四个城门,夹杂在西式洋楼和日式木屋之间,令他心中十分苦闷。而往日的巡抚衙门,如今成了日本人统领的总督府,而总督在台湾就好像帝王一样,独断专行。

另外,梁启超还看到民众使用的一切日用品,无不是来自日本,这是由于日本在台湾大搞经济垄断,所有来自内地的货物因高额关税被排斥在外,因此,台湾物价之贵世所罕见。

梁启超此行最大的感触是,台湾人在生计上所遭受的压迫,且永无摆脱之日。农历三月十三,梁启超踏上归途,“归舟所满载者哀愤也。舟中西望故国,直不寒而栗耳。”

离去:精神火种

梁启超本是一个流亡者,在台湾却被看作故国的象征。台湾遗老们与他接触,就好像与祖国接触一样,大家“感觉无上的荣光”。

遗老们压抑在胸中的悲愤,也随着梁启超的到来,找到了宣泄的机会,更为林献堂这些有志之士增加了精神的动力。林献堂,被称作是台湾“迷惘时代的掌灯人”,日本殖民台湾期间,他是倡导台湾民族运动的领头人,他一生不说日语、不穿木屐,坚持汉民族的传统生活方式。

1907年,身为台湾大地主之后代的林献堂首次去日本旅行,在奈良巧遇梁启超。两人谈起台湾人所受之不平等待遇,梁启超认为:中国在三十年内无力帮助台胞争取自由,台胞不可轻举妄动作无谓的牺牲。

梁启超劝告林献堂等人“不可‘以文人终身’,须要努力研究政治、经济以及社会、思想等学问。”他为他们开列日本书籍三十多种,以后又陆续开列了一百七十多本东西方名著。梁启超认为,台湾应该仿效爱尔兰对付英国的手段,与日本中央政府的政要建立密切的关系,通过他们来牵制台湾总督府的统治,使得总督府不至于过分压制台湾人。他的这番谈话,深深影响了林献堂,后来他从事民族运动时,也是采取温和路线的原则。可是,4年之后,梁启超来到台湾,看到的情景是:在日本的高压政策之下,老百姓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而狡猾的人为求自保,为虎作伥,整体环境令人悲观绝望。

当时的台湾,除了老一辈的人以外,一般青年因受日本式教育,对于中国古文已不容易接受。学校里面,“除教授日语外,殆无内容可言”。而“一般父老除抱残守缺,诵读四书五经外,几乎不知道世间还有思想学问可供探讨”。梁启超的到来,大大刺激了台湾的年轻知识分子,什么‘主义、思想、目的、计划’等向来所未有的新名词在年轻一辈的知识分子中,大为流行”。

梁启超此行为办报筹款而来,却分文未筹得。可后来,留日台湾学生所创办的杂志如《台湾青年》、《台湾》等,大部分文章都是用梁启超式的新文体进行写作。

辛亥年梁启超台湾之行,在一定程度上为台湾的抵抗运动开启了一扇方法之门。而梁离台半年之后,国内的革命就推倒了三百年清王朝。(本文撰写时参考丁文江等编《梁启超年谱长编》、朱宗震著《1912中国宪政实验的台前幕后》等资料)

梁启超轶事 有公敌而无私见

梁启超以政治为业,为人率真诚恳,有公敌而无私见。他拥护过袁世凯,也反对过。对此,梁启超说:“这决不是什么意气之争,或争权夺利的问题,而是我的中心思想和一贯主张决定的。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爱国。我的一贯主张是什么呢?就是救国。”

回眸与追忆 梁启超的惟一一次文学尝试(许知远(作家))

出版于1902年的《新中国未来记》,是现代中国第一部政治幻想小说,也是梁启超一生中惟一的文学尝试。

这本如今很少被阅读的作品,富有预见性地奠定了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主要基调:在一个富有竞争性的民族国家时代里,中国如何建国、赢得独立与尊重。按照文学评论家李欧梵的观点,它很可能是中国惟一的浪漫主义色彩的建国小说,它提供了一个国家生长所需要的神话,而这神话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国家的强大压倒了任何其他目标。

梁启超辛亥言论

九月十六(阳历116日),梁启超由日本乘天草丸返国,返国前三日致徐君勉书:

此次政治革命之成功,颇出意外也。惟拨乱反正之大业,终未能责诸旦夕,非躬赴前敌,难奏全功。幸资政院已握一国实权,而议员大半皆同志,仆此行必当有所借手也。和袁,慰革,逼满,服汉,大方针不外此八字,望以告各同志。

九月二十六(阳历1116日),袁世凯组阁,以梁启超为法律副大臣,梁致书袁世凯请辞:

袁宫保鉴:阅东报,见新内阁员以超滥竽,且疑且骇,超庸愚,何足赞鸿猷,备员伴食,于国于公,两无所裨,谨坚辞。深负雅意,无任惭悚。顾窃欲进一言者,祸变至此,今后戡乱图治,必须视全国民多数意向,虽有非常之才,苟拂舆情,终无善果。(20110926日新京报)

附件3:

章太炎:以舆论宣传推动辛亥革命

章太炎主持《民报》后,章先后曾要求罢免孙中山同盟会总理职务,直到孙中山逝世后还写联挖苦。因此,很多文章认为两人关系不好,后来国民党的很多人也认为章太炎“反孙”。

民国成立,章太炎被任为袁世凯政府东三省筹边使,提出了东北开发的建言。1913年夏,章太炎来到北京,后遭袁世凯下令软禁,他与夫人汤国黎的南北“两地书”印证了这段历史。

章太炎在政治上经历了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护法运动等直到抗日战争,在重大政治活动宣传上建有功勋。但他同时也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嫉恶如仇、放言无忌、刚直不阿,几度遭受牢狱之灾、流亡海外吃尽苦头仍不改初衷。

沈建中研究辛亥革命人物发现,革命先驱有些性格偏于激进,以秋瑾、章太炎为代表。章太炎因书生气太重,才会作出一系列过激行为。他与孙的分歧也是在于革命的路径问题,不存在个人矛盾。

在第一大国推翻绵延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这在一般人看来很艰巨、很复杂、代价巨大,它是一场大变革,其实辛亥革命又被视之为胜利快、代价小的革命运动。这完全打破了康有为“准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牺牲几十万甚至是上百万颗脑袋”的预言。

 

沈建中认为:“作为“辛亥三杰”的章太炎利用《民报》发表了大量的文章,舆论宣传为辛亥革命起到极大的推波助澜作用。民心所向披靡,受章太炎思想启迪,清政府的无能激起了许多留学生的共鸣,以此成为推翻清朝政府主流力量。”

学术泰斗

章太炎作为一代国学泰斗,从20世纪初开始,章太炎思想研究领域涉足非常广,其包括政治、经济、国学、佛学、经学、史学,他的许多学术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而广泛。

无论是文字学、史学、佛学还是他的经学、子学、社会学等,他都能本着严谨科学的态度、不拘于旧法,以别具一格的视角,针对现实加以思考与研究,大胆地进行打破、比较、借鉴、重构,以弘扬国粹。

章太炎桃李遍布天下,黄侃、钱玄同、鲁迅、周作人……都是他早年的弟子,他们后来名誉中外。然而他擅长经学、小学、史学、文学,现代人又极难读懂,连鲁迅都常常读不懂他的文章。就连章太炎孙子章念驰也认为“在研究祖父章太炎的一个侧面可能就要十几年”。

章太炎对中医发展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在近代中医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章太炎在被袁世凯软禁北京期间,因对抗清英雄张苍水极为敬重,当时就立下遗愿,死后与张苍水为邻居。1936年,章太炎逝世于苏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5年的清明节,他的灵柩被安葬在西湖南屏山麓,实现了与张苍水比邻而居的愿望,从1956年起,章墓就是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

1988年,在章太炎墓前建立了章太炎纪念馆,设有序厅、革命事迹厅、国学泰斗厅,馆内收藏有1000余件文物,其中以邹容的《流血革命》及《訄书》、《膏兰室札记》等章太炎手稿和书法真迹最为珍贵。该馆也是中国收藏章太炎先生文物最为丰富的场所。(20110927中新网)

附件4:

迟云飞:宋教仁是一个孤独的民主先驱者

田志凌

启蒙:从民族主义到民主宪政

宋教仁是一个孤独的先驱者。或者倒过来说,先驱者必然孤独。但整个社会要发展进步,需要有孤独的先驱者。

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都”):谈辛亥革命,宋教仁是一个绕不开的人物。他生前的努力,他的死,都对那场革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你是研究宋教仁的,能否先谈一下,在辛亥前后,宋教仁有着怎样的建国思想?

辛亥革命之后,旧的王朝、专制政权垮台了,中国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政权?当时有两种办法、思路和观念:一种是希望建立强有力的政府,由一个强权人物领导国家,说穿了就是需要一个独裁者———袁世凯就是这个想法,北洋军人和当时的立宪派甚至包括梁启超都是这个想法,孙中山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这个想法。但宋教仁代表了另一种思路,他提出要在中国建立民主、法制政治,用西方式的政党政治、两党轮替来管理国家。从南京临时政府开始他就一直坚持要实现民主宪政。这个制度的前提是社会要充分法制化,特别是社会的精英、知识阶层要习惯法制、尊崇民主。

南都:他这个思路是不是有点超前,所以难以在当时的中国实现?

迟云飞:宋教仁这条路后来看是失败的。失败在于大多数中国人,包括中国的精英分子没有法制的习惯和观念,没有民主观念。民主好像只是一块招牌,实际上大家并不习惯民主的原则、民主的行为方式和民主的治国理念。中国的专制传统太深厚了,从秦始皇开始,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传统,怎么可能在1840年代以后的70年里就改变呢?所以宋教仁是一个孤独的先驱者;或者倒过来说,先驱者必然孤独。但整个社会要发展进步,需要有孤独的先驱者。

南都:宋教仁坚持的这套民主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迟云飞:跟他的经历和个人兴趣有关。清朝末年面临严酷的民族危机,宋教仁他们是中国第一代现代知识分子,这代知识分子最大的特点,就是他们都是强烈的民族主义者和反帝国主义者。宋教仁少年时代听到甲午战争失败,台湾割让给日本,就痛哭赋诗:“要当慷慨煮黄海,手挽倭头入汉关。”因为清政府在列强侵略时一再失误,愚昧颟顸,使得宋教仁这些人倾向于革命救国。1903年黄兴从日本回国,在武汉宣传革命思想,结识了宋教仁。两人一拍即合,成为好朋友。1904年,宋教仁与黄兴等人创立国内最早的革命团体华兴会。之后他到日本留学,创办《二十世纪支那》杂志。在日本,宋教仁上的是法政大学为中国留学生办的速成科,学法律。很多人都进过这个速成科,包括陈天华、汪精卫、胡汉民、朱执信等人。后来因为被清政府通缉,宋教仁只好退学出来,改名进入早稻田大学。这段期间,他潜心研究了西方的法律、政治、宪法,这是他获得民主宪政思想的一个重要途径。他在日本的日记里,常常强调“自我”,是一种现代意识苏醒的体现。

另一个途径是翻译。宋教仁在日本学习期间翻译了《日本宪法》、《德国官制》、《普鲁士王国官制》、《英国制度要览》、《各国警察制度》、《俄国制度要览》、《美国制度概要》等著作,等于是系统地研究了西方民主宪政的制度模式。

南都:看来宋教仁的民主宪政思想主要是在日本形成的。

迟云飞:也不只是日本。1906年,清政府宣布预备仿行宪政,以后立宪派发起了国会请愿运动,声势很大,当时在日本的宋教仁很关注这些活动。另外,日本当时的自由民权运动也引起宋教仁的关注。他跟日本的不少民权运动家有接触。宋教仁认为日本虽然颁布了宪法,也设立了责任内阁,号称宪政,但实际上还是专制,政权由当初参加倒幕运动的西南各藩藩阀把持。所以宋教仁当时就有一种观点:他认为中国革命成功以后,不能是革命有功的军人来把持政权,否则就不是民主,还是专制。1911年,武昌起义还没爆发时,英国通过了《国会法》,削弱了贵族上院的权力,大大增加了平民议员下院的权力。宋教仁写文章欢呼,认为这才是真正民主。

南都:你提到宋教仁是一个强烈的民族主义者,在反帝国主义方面他有哪些表现?

迟云飞:大家都知道陈天华反帝国主义,他写的《猛回头》、《警世钟》,用非常通俗又充满激情的语言,号召中国人起来反抗列强侵略。陈天华190512月蹈海自杀,用自己的死来激励国人。宋教仁跟陈天华的感情非常深。陈天华死后,有一次宋教仁跟朋友喝酒,朗诵陈天华《警世钟》开头的词,“长梦千年何日醒,睡乡谁遣警钟鸣”,说着说着就放声大哭。一方面是好朋友死了,另一方面其实更是感叹祖国面临这种危急的关头,而清政府却如此腐朽不堪。宋教仁还写了很多抨击列强、特别是日本和俄国侵略的文章。他说日本和俄国是侵占中国领土最厉害的,日本是明抢,沙俄是暗夺。宋教仁还认为,日本对中国和东亚的侵略,跟美国已经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必有一战。他认为沙俄是侵吞中国领土最多的。宋教仁因为对边疆的史地有很深入的研究,所以他一一地指出沙俄在中国的西北、东北、乌苏里江以东等地的侵略。

奋斗:为民主建国殚精竭虑

宋教仁为实现民主宪政做了很多努力,一是法制建设,二是坚持责任内阁制,三是创建国民党。他非常重视法律、宪法的建设。

南都:有一种说法,武昌起义时宋教仁并没有参与?

迟云飞:宋教仁那时判断错误。当时共进会和文学社已经在湖北新军中联络了很多人,运动得很成熟了,准备起义。但几个革命党的威望都不是很高:蒋翊武是文学社的,孙武和刘公是共进会的,这三个人的威信、能力、影响差不多,革命以后谁能做总领导人,或担任革命军的都督呢?他们就派人到上海请宋教仁过来。实际上他们觉得黄兴更合适,但黄兴当时在海外,那么宋教仁也可以。宋教仁本来已经准备动身了,但他有一个好朋友胡瑛,当时还在湖北监狱里,胡瑛派人给宋教仁捎了封信。其实胡瑛不太了解外面的情况,但他在信里说湖北还没有准备好,你不能轻易来,太危险,如果被抓住了是革命的损失。宋教仁就犹豫了没去。结果武昌起义爆发,起义军推举黎元洪为都督了,既然推举上去了就下不来了。如果宋教仁早点去,这个都督可能就是宋教仁来做了。

南都:他是在起义之后才到湖北的?

迟云飞:革命爆发了,黄兴从海外回到上海,宋教仁才和黄兴一起赶到湖北。黎元洪已经做了大都督。这时候宋教仁还不甘心,他想让黄兴做湖南湖北大都督,位置在黎元洪之上。这样将来组织全国统一的革命政权时,革命党可以占主导地位。但是没想到湖北的革命党人不同意,黄兴又很谦虚,就没成。后来宋教仁又联络各方,想设立革命阵营的大元帅,推黄兴做大元帅,黎元洪做副元帅,很多人又反对,又没成。黄兴很厚道,他就是要推孙中山做建立革命政权的领导人。听说孙中山回国了,黄兴就跟各方联络,要大家推孙中山做民国大总统,宋教仁也是同意的。后来选举的时候,各个省组织了代表会议,17票有16票是推选孙中山,只有一票推了黎元洪。

南都:那么具体来说,辛亥前后宋教仁为他的民主宪政理想做了哪些努力,有哪些贡献?

迟云飞:宋教仁为实现民主宪政做了很多努力,一是法制建设,二是坚持责任内阁制,三是创建国民党。他非常重视法律、宪法的建设。在辛亥革命当中他就主持起草了《鄂州约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共和形式的现代宪法。《鄂州约法》虽然当时没能落实,但对后来各个省颁布的约法影响很大,也成为南京临时参议院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基础。

所谓宪政国家,第一条就要有宪法。宋教仁起草的《鄂州约法》规定了人民的权利,比如说集会、结社、宗教信仰的自由,住宅不受侵犯的权利等。《鄂州约法》里面还规定了三权分立的形式,比如说湖北的都督,要受到省议会和法院的制约。如果放大到全国,就是总统要受到议会和法院的制约。

南都:《鄂州约法》直接影响到后来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迟云飞: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以后,宋教仁当法制院院长,他主持制定了《中华民国临时组织法》,想把它作为民国的宪法。但后来由孙中山提交给南京临时参议院时,参议院不同意,说要由我们参议院自己起草。但南京临时参议院起草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还是吸收了宋教仁《鄂州约法》和《中华民国临时组织法》里面的主要内容。比如说对责任内阁制的描述、对人民自由的描述等等。

南都:在南京临时政府时,宋教仁的主张跟孙中山有冲突吗?

迟云飞:他们两个有比较大的分歧和争论。宋教仁坚持实行责任内阁制,因为他担心革命有功的人把持政治、推行专制、妨碍民主。所以他认为总统的权力不能太大,要实行责任内阁制,由内阁来处理日常政务,总统是国家元首,不处理政务。可是孙中山不同意,孙中山认为临时政府要集中权力,总统要有实权,所以主张总统制。最后因为孙中山的影响大,大家就听了孙中山的。南京临时政府实行的是总统制,不设内阁和内阁总理,总统下面是财政部、教育部等各个部。后来南北和谈,孙中山准备辞职,让袁世凯来接任大总统时,孙中山和南京的革命党人为了限制袁世凯的权力,才把责任内阁这一条写进了临时约法。这是一件对革命党大不利的事情:原来孙中山做大总统的时候就搞总统制,现在让袁世凯做总统了,就搞个责任内阁制,限制他的权力。这在世界立法史上叫做“因人设法”,当时给了袁世凯,包括支持袁世凯的立宪派人士以口实,指责孙中山等革命党人。

南都:宋教仁的态度呢?

迟云飞:宋教仁是一直坚持内阁制的,所以南北统一以后,他到统一政府里边做了农林总长,继续维护临时约法和责任内阁制,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和袁世凯发生了冲突。另外,宋教仁慢慢实际上负责同盟会本部,后来将同盟会改组成国民党。咱们现在熟悉的国民党,其实真正最初的组织者是宋教仁,不是孙中山。

南都:为什么要将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

迟云飞:同盟会是1905年成立的,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以后,同盟会就由一个秘密的革命党,变为一个公开的政党。但是同盟会在民初的政争中处于一个不太有利的地位。民初的政治是三足鼎立,一个是同盟会、一个是袁世凯的北洋系势力、一个是立宪派。当时立宪派人士基本上对袁世凯和北洋系持支持态度,所以同盟会就处于一个弱势的境地。另外,同盟会是革命党,不是和平竞争的政党。宋教仁就认为,要组织一个光明正大的新党,这个新党要适合进行议会选举等和平竞争。于是宋教仁就组织同盟会联合其他几个小党,最主要的是“统一共和党”,组成了国民党。

南都:改组国民党的成效如何?

迟云飞:国民党因为联合了好多其他的党,力量就大了。在1912年和1913年之交进行议会选举的时候,国民党获得了参众两院的绝对多数票。按照临时约法规定,总统提名总理的候选人,必须得到议会的同意,也就意味着总统要提名总理,必须得到国民党的同意。宋教仁这个时候其实已经准备做内阁总理了,要领导国民党推行民主宪政。在这种情况下,19133月,袁世凯派人暗杀了宋教仁。民主宪政和两党政治的实验也就失败了。

牺牲: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宋教仁回应说,共和国的总理不是官,是国民的公仆,是为国民服务的,和前清骑在百姓头上作威作福的官员完全不一样。

南都:宋教仁究竟被谁暗杀的?目前好像有很多不同的说法。

迟云飞:现在绝大多数史学家都认为还是袁世凯主使的。有少数人认为是陈其美,有人认为是孙中山,甚至有人认为是黄兴,我觉得都不大可信。首先说证据,后来公布的证据确实直接牵连到袁世凯的亲信、时任国务总理的赵秉钧;另外要考虑到在当时那种社会下,谁最有暗杀宋教仁的动机?宋教仁被刺前夕,他和袁世凯北洋系互相批评已经很激烈了。在宋教仁被刺前,有人甚至匿名在报纸上写文章攻击宋教仁,说宋教仁想当总理,搞动作,是官迷。宋教仁回应说,共和国的总理不是官,是国民的公仆,是为国民服务的,和前清骑在百姓头上作威作福的官员完全不一样。他说任何一个国民如果有这个兴趣、有这个愿望、有这个能力,都可以来做。袁世凯也曾经贿赂过宋教仁,暗示给你总理做,你支持总统制,不要跟我对抗。但宋教仁还是要坚持责任内阁制,坚持国民党来组阁。所以我觉得袁世凯有足够的动机。

南都:审宋教仁被杀案的时候,好像说到暗杀者跟国民党内部的人有一些关系。

迟云飞:就是间接主使的凶手叫应桂馨,这个人曾经在南京临时政府里面做过事,跟陈其美有联系,跟孙中山也有过联系。但我相信这个时候他应该被袁世凯收买了,因为他原来是个会党人物。有人认为是孙中山主使暗杀的,因为孙中山是同盟会的最高领导人,宋教仁改组国民党,又负责党务,孙中山可能产生嫉妒。实际上看孙中山这一时期的材料,他退下来之后,是准备彻底放手给袁世凯,并下决心进行经济建设,打算十年建20万里铁路的。而且国民党成立的时候,也是孙中山委派宋教仁做代理理事长,怎么可能去杀他?还有人认为是黄兴暗杀的宋教仁,我觉得就更荒诞了。黄兴跟宋教仁是感情最深的好朋友,政治上也是同志,更没有可能。

南都:孙中山、黄兴、宋教仁都是同盟会的创始人,他们之间的关系如何?

迟云飞:现在说同盟会的领导人,往往是说,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章太炎。章太炎主要是做文字宣传工作,孙中山和黄兴的主要精力是放在组织发动起义上,宋教仁更多是组织活动。1905年成立的同盟会虽然是个革命党,但是它内部比较松散,没有那么严密的组织系统,意气用事、地域观念都很强。和章太炎关系最好的是陶成章,都是浙江人。孙中山最信赖的胡汉民、汪精卫是广东人。黄兴和宋教仁关系最好,都是湖南老乡。而彼此之间都有过矛盾。宋教仁和孙中山的分歧有个人意气用事的成分。因为宋教仁比较有个性,也有些恃才傲物,孙中山的话他也不完全听。章太炎和孙中山的矛盾更大,1910年以后,章太炎干脆和另外一个革命党人陶成章组织起了光复会。黄兴也和孙中山有过矛盾。

南都:是什么样的矛盾?

迟云飞:大概是1906年,大家讨论革命时用什么样的旗帜。孙中山坚持用兴中会时他的好友陆皓东做的一面旗,今天咱们习惯叫的“青天白日旗”。黄兴反对,他说这个旗太像日本旗,不行,要废掉。孙中山就激动了,说这是为革命牺牲的第一人陆皓东制作的旗,你要把它废掉,你先废了我!黄兴也激动起来,发誓要退出同盟会。后来黄兴把这个事情跟宋教仁说了,因为他跟宋教仁同是湖南老乡,同是革命党的同志,又是好朋友。黄兴为人厚道,比较顾全大局,后来还是听从了孙中山的意见,用青天白日旗。但宋教仁却多了一个想法,他觉得孙中山专制、跋扈,听不进不同意见。他甚至觉得,如果同盟会不能成事,不如早自为计,另做打算搞革命。

南都:他没有真的自立门户吧?

迟云飞:最终没有分裂,但他和孙中山是有裂痕的。到了1911年同盟会组织黄花岗起义失败,对革命党打击很大,因为起义集中了革命党的精英,好多是留学生、热血青年,牺牲伤亡很大。失败以后大家都觉得希望有点渺茫,汪精卫就去北京暗杀摄政王载沣,没成功被抓进监狱。宋教仁这时候在上海组织了同盟会中部总会,要改变孙中山的一些做法。

南都:什么做法?

迟云飞:孙中山组织的革命起义,常常不做周密的准备,在边境的地方,像广东、广西、云南、福建,仓促、临时组织起一些人搞暴动,所以就旋起旋灭,变成军事冒险。这个时候宋教仁回国到上海,联合上海的革命党人陈其美、谭人凤等组织了一个同盟会中部总会,重点在中部省份发动起义,而且周密准备,不仓促行事。

宋教仁在革命党人的会议上提出了革命三策,上策是中央革命,就是在北京发动起义,一举推翻清政府;中策是进行中部革命,就是在中原地带,一个省或者几个省同时发动起义;下策就是原来孙中山的做法,在边境召集人马临时发动起义,再北伐。

南都:最后是采用了“中策”?

迟云飞:革命党人讨论,觉得上策太难。因为北京这个地方市民新知识的灌输不够,让北京市民起来革命很难,北方军队受革命的影响也很小。下策在边地起义的失败是已经证明了的。所以最好是实行中策。后来也确实是在武昌发动起义,然后各省响应,这就是中部革命的成功。所以这也是宋教仁和孙中山的分歧之一。但我觉得民国建立以后,宋教仁主动做了一些调整。

南都:调整?

迟云飞:比如民国以后,宋教仁在多次演说中都表示非常尊重孙中山。他有好几次说,我们革命的成功是在孙中山先生的领导下实现的。把同盟会改组成国民党的时候,他也事先打电报征求孙中山和黄兴的意见,得到支持才做。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他们关系是做了一些调整的。孙中山有时也为宋教仁说话。比如国民党成立大会上,有个女革命党人叫唐群英的上台质问宋教仁。因为有的小党提出取消原同盟会纲领里的“男女平权”。宋教仁就取消了这一条。唐群英领人上台质问宋教仁,还给了宋教仁一个巴掌。后来轮到孙中山演说,孙中山为宋教仁开脱说,我们现在头号任务是保住共和,男女平权可以稍稍往后一点。如果共和维持不了,男子的权利都没有,女子权利就更没有了。所以我觉得民国以后宋教仁对孙中山的态度,是政治上更成熟的表现。他不再意气用事,能够较稳妥地处理各种关系。

身后: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

章太炎说他很有才华,堪当重任,能做总理。包括立宪派人士,在宋教仁死后都赞他为“民国柱石”、“巨星陨落”。孙中山的挽联里说:“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

南都:总的来说,当时宋教仁的革命同志中与他有同样思想的人多吗?

迟云飞:宋教仁应该算是民主政治方面研究、思考最突出的一个,黄兴与他的思想很相近,但大多数革命党人并没有如此清晰和坚定的政治理念。从辛亥革命爆发以后的反应就可以看出来,很多革命党人觉得只要是汉人的政府就可以,至于要专制还是民主,独裁还是自由,大多数人其实没有仔细想过。在这方面,宋教仁可以说是有湖南人的那种“认准了一条道,九头牛都拉不回”的性格。当时很多支持民主宪政的国人,包括立宪派和革命党人,都是为了使中国强大而选择宪政,宪政只是工具。但宋教仁将民主宪政本身看作目的,看作最重要的价值。他认定民主宪政就是优于专制独裁,认定两党制、责任内阁就是好的政治制度,中国一定要走上这条路。

南都:你说这方面他跟孙中山的观点是不一样的?

迟云飞:不一样。宋教仁在革命前已经认为,中国革命以后要立即颁布宪法,立即实行民主宪政、实行政党轮替这些制度,这和孙中山恰恰不同。实际上孙中山的思想和西方的民主思想不完全一样。孙中山主持制定了《革命方略》,把革命之后分作三个时期,叫做军政时期、训政时期、宪政时期。《革命方略》规定革命成功以后,在一定的时间内(军政时期)要由革命党人来垄断政权,别的政治势力不准参加进来;然后进入训政时期,一步步实行地方自治,革命政权一点点放手。最后到宪政时期,才正式颁布宪法,实行政党政治;所以国民党是长期训政,一直到了台湾,到蒋经国时代才结束训政,允许自由成立政党,进入宪政时代。

南都:孙中山是不是觉得当时人民还需要教育才能学会民主?

迟云飞:这是那时候人们普遍有的一种想法。孙中山认为当时的中国有先知先觉的人,有后知后觉的人。先知先觉的人要承担起领导社会、推动社会发展的责任,革命党人包括他自己大概就类似这种先知先觉的人,所以革命后就要由这些人领导国家。宋教仁也觉得有些人可能是社会精英,要领导国家。但他觉得完全靠一种精英来领导国家,甚至达到专制的程度是不可取的,他还是主张两党轮替的民主。所以宋教仁是当时比较独特,比较突出的,希望完全按照西方民主模式来建设中国的一个政治家。

南都:他如此坚持自己的政治理想,性格和行事会不会比较偏执?

迟云飞:其实他有时候也善于妥协。比如在创立国民党的时候,他就能够把自己的理想稍微放低一点。当时参与组党的一些小党,要求把“民生主义”取消,宋教仁就在国民党的宣言里改成“采用民生政策”来淡化;有的小党思想还比较保守,要求去掉“男女平权”,宋教仁是支持男女平权的,但他也让步了。民主的本质就是妥协,对宋教仁来说,只要赞成民主宪政,对抗专制独裁,其他是可以让步的。相比之下,孙中山就较为专断。

南都:当时宋教仁的革命同志们如何评价他?

迟云飞:黄兴、谭人凤、章太炎、于右任这些人对他的评价都非常高,认为他坚持的民主宪政思想很难得。章太炎跟孙中山矛盾很深,但对宋教仁评价却很高。章太炎公开说他很有才华,堪当重任,能做总理。包括立宪派人士,在宋教仁死后都赞他为“民国柱石”、“巨星陨落”。孙中山给他的挽联里说:“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

南都:最后,关于宋教仁,还有什么必须提及的?

迟云飞:有必要提及的是,他们这一批人是中国第一代现代知识分子。完全意义上的国家认同是从他们这一代才真正开始的。

南都:如何理解?

迟云飞:比如说“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家”,现在看来是很简单的事,但在那时候,他们是真正第一代拥有这种意识的人。因为在这以前,中国的传统知识是笼统的天下意识,没有明确的国家意识。而且传统的认识中,国家和政权就是一个,爱中国也是爱大清。从宋教仁这一代知识分子开始才区分了两者:我爱中国,但我可能需要把大清推翻了,才是真正的爱国。这一代知识分子还追求国家的富强。真正把国家和政权完全区别开,彻底追求国家的富强,这是近代中国一个非常大、非常大的变化。(20110926日南方都市报)

附件5:

徐锡麟之死:加速革命与立宪赛跑

 [导读]徐锡麟之死,加速了立宪与革命的赛跑。1906年,在四处起义的压力下,清政府预备立宪,试图保清又保国。但在革命派看来,清政府是假立宪真专制。只有彻底推翻清政府,才能保国。

买官为刺杀恩铭作准备

1905年,安徽省巡抚、庆亲王奕劻的女婿恩铭收到了一封推荐信。信是湖南巡抚俞廉三写来,举荐自己的表侄,徐锡麟。俞廉三是恩铭的老上级,恩铭也一直对他执门生礼。

看过信后,恩铭便安排徐锡麟在武备学堂做“会办”(负责人的助手)

但他不会想到,正是这次接纳,今后将会搭上自己的命。

其实,徐锡麟的官也不是白给的,也是花钱买的(纳捐)。自清朝乾隆开始,纳捐之风盛行,还明码标价。

不过,买官的钱并非徐锡麟自己掏的,而买官也并不是为了做官。这钱是光复会成员、绍兴富商许仲卿捐赠的。他一共捐了5万元,用于徐锡麟、陶成章等4名光复会成员买官。买官入清廷,是为了“藉权倾虏廷”。

两年后(1907年初),徐锡麟升职了。恩铭给了他安徽巡警学堂会办(相当于警察总局副局长)兼巡警学校监督(相当于警察学校校长)的职位。

这次的升职,离刺杀恩铭的计划又近了一步。

虽然恩铭待徐锡麟不薄,但这在他看来,是“私惠”;而刺杀恩铭,则是为天下的“公愤”。因为,在这位封疆大吏的背后,是革命党人欲推翻的清王朝。

枪杀恩铭后受挖心之刑

就在徐锡麟履新后不久,有人对恩铭说,徐锡麟可能是革命党。但恩铭并未过多在意。他认为,这个年轻人大概只是敢于言论罢了。

出于警惕,他后来还是试探了徐锡麟:“有人说你是革命党。”

徐锡麟则不屑地回道:“大人明鉴。”这副懒于申辩的样子,彻底卸掉了恩铭的戒心。

没过多久,革命党人的活动走漏了风声。恩铭拿到了一份名单。但他却信任地将它交给了警察局副局长徐锡麟,让他查办。这份名单上,就有徐锡麟自己的名字。

徐锡麟看了名单后,沉思片刻,决定“尽早发难,单独行动,少牵涉人”。

警官学堂毕业典礼这天(当年76),就成了恩铭丧命之日。

毕业典礼当日,在毕业班学生行礼之时,徐锡麟抢上一步,单腿下跪,双手举上学生名册:“报告大帅,今日有革命党人起事!”

暗号刚落,子弹飞向恩铭,他身中7枪后毙命。

徐锡麟被捕后,按旧历“张汶祥杀两江总督”案处置,受挖心之刑。

加速立宪与革命赛跑

徐锡麟之死,加速了立宪与革命的赛跑。

1906年,在四处起义的压力下,清政府颁布了预备立宪诏书,随后又成立了预备立宪公会,试图保清又保国。这让不少支持君主立宪制的人看到了希望,立宪派势头上涨。

但在革命派看来,清政府是假立宪真专制。只有彻底推翻清政府,才能保国。而预备立宪的颁布,势必会影响革命的进程。

因此,他们加紧了活动。徐锡麟的刺杀,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发生的。

其实,对于到底是否立宪、如何立宪,清政府一直都在犹豫。诏书中,也回避了政治制度这一问题。毕竟,参照日本,立宪限制了皇权,而这是清政府不愿看到的。

就在犹豫之时,徐锡麟投出了炸弹,引发了“地震”。

于是,在19088月,清政府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其中提出9年预备立宪期限。也就是说,在1917年正式颁布宪法,并进行第一次国会选举。

显而易见,这还不是一拉即倒的大厦。

根本的原因,还是清政府不愿真正改变体制,最终一次次地错掉了机会。1908年也很特殊,慈禧、光绪先后离世,朝中好几个开明大臣也去世了。一时间,各种利益矛盾突显,摄政王载沣无力调和。本就不坚定的立宪,更受影响。

1911年,辛亥革命最终还是爆发了,清朝终究还是终结了。(20110927今日早报)

附件6:

为秋瑾报仇

杨早

百年前的1010日,武昌城数声枪响,一场仓促的起事意外成功,催生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本刊特辟“辛亥逸事”栏目,以讲故事的方式,再现辛亥革命发生前后的细节,勾勒出中国百年历史进程的线条。已刊发系列文章《让子弹飞》、《三位北京客的辛亥年》(上下)、《天下未乱蜀先乱》、《袍哥革命》、《断了皇帝的后路》、《绅士的败局》、《湖南的人头》、《娘子关头换王旗》等。

浙江老乡发飙

沪军都督府收掌科长应梦卿,正在办公室里检查昨夜收到的公文信函。号房走了进来:“应科长,有两个人要见都督。”

应梦卿刚要起身去看看来者何人,两个人已经走进来了。头前一人廿七八岁年纪,个子不高,宽颊大鼻,一脸悍勇之气,府绸长衫里的身躯似乎随时会爆发。后一人年轻些,长相英俊。两人一进门,一团激愤之气扑面而来。

不等通报邀请,两人径直往楼上走,应梦卿吓了一跳,忙跟在后面。

沪军都督陈其美正在跟参谋长黄郛谈话,头一人昂然走进都督办公室,招呼也不打,喊道:“汤寿潜是反对我们革命的,我们革命党为什么要推他出来当都督?”

后一人更踏前一步,大声说:“你们怕死,我来死给你们看!”居然从身上掏出一把手枪,往自己胸口拄。

都督府的三个人都吓坏了。应梦卿离得最近,一伸手,握住持枪的手,一夺,也就夺了下来,他一手拉着年轻人,一手将枪急忙交给黄参谋长。

陈其美对那年轻人说:“介石,你就做第一师副师长兼第一团团长,给膺白(黄郛)做副手去。”黄郛当时兼任沪军第一师师长。又对头一人说:“季高如果要回浙江,就做建设部部长。”

头一人还是气冲冲的,嚷道:“不要做什么建设部长!我要回到浙江绍兴去反对汤寿潜!”

陈其美摇头道:“浙江事刚弄好,你这样一来,岂不是又把大事弄坏了吗?”他见那人不理他,只好说:“你们刚来,还没吃饭吧?老应准备些饭菜去!”

应梦卿应了一声,转身下楼。却听那人说:“我不要吃!”黄郛熟悉他的脾气,便说:“那么我们出去吃,出去吃。”于是让应梦卿去叫两部马车。一会儿,四个人下楼,马车也来了。

应梦卿望着马车远去,好像发了一场白日梦。他跟马车上的四位都是老相识,能感觉出年轻人蒋介石多少有些虚张声势,不过头前那一人就不好说了,他的脾气……

下午三四点钟,护兵回来了。应梦卿问他们都督哪里去了,护兵说“他们到一品香吃大菜,吃了大菜就到清和坊堂子里(妓院)打麻将去了”。第二天,应梦卿听说,那人独自离开了上海。

浙江,绍兴,那个叫王金发的人回来了。

痛失导师

王金发与汤寿潜的仇怨,还是起自秋瑾之死。

王金发是徐锡麟在浙东游说革命时结识的,算是他的弟子。1906年暑期,王金发自日本归国,凭借大森体育学校优等生的资历,到徐锡麟创设的绍兴大通学堂当体操教员。这年冬天,秋瑾从上海回到绍兴。自此,秋瑾便是王金发的同事、战友。

秋瑾不太与学生打交道,但王金发与之交往颇密,而且很崇拜这位巾帼英豪。有一次王金发带老师徐锡麟的密信去给秋瑾,回来后写了两句诗:“莫道男儿尽豪侠,英雄还让女儿占。”他后来流亡上海,开办了一所学校,作为反袁基地,名字即叫“竞雄女校”,以纪念号为“竞雄女士”的秋瑾。

19075月,秋瑾在绍兴召集“浙东光复军”,推举在安徽的徐锡麟为“首领”,自任“协领”,王金发任光复八军中的一军“分统”,主要负责家乡嵊县的会党联络。秋瑾的计划,是先在金华、处州发动起义,待杭州清兵出援这两处,再以嵊县光复军急袭杭州,一举奏功。起义日期先是定于阴历五月廿六,徐锡麟将于同日在安庆发动。后来因为准备未妥,金华等地又有泄密迹象,秋瑾将日期改在六月初十。

五月廿六,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后死难。王金发在嵊县,看到上海报纸消息,立即率三十多人,于廿九日夜赶到绍兴。按王金发的想法,大通学堂立即起事,先杀绍兴知府贵福,再谋攻杭。秋瑾则坚持等到六月初十—我猜秋瑾听到徐锡麟死事的消息,已觉事无可为,无意让大通学堂学生冒险。

知府贵福肯定比秋瑾更紧张,他与大通学堂的关系颇深,秋瑾还在他家里当过家庭教师,认过太夫人做干娘。早前有人在绍兴大街小巷张贴揭帖,称大通学堂为“匪窠”,他也没有过问太多。贵福唯一可做的事,就是连夜赶往杭州,请来新军弹压事变。

浙江巡抚张曾扬派出三四百人马前来,六月初四进入绍兴。王金发又劝秋瑾固守抵抗,秋瑾却只是催学生及办事人员从速走避。王金发当然不肯走,秋瑾“促之再四,声色俱厉”。此时清兵已临校门,大通学堂并无边门后门,学生只好从大门往外拥,结果两名专修科学生中弹。不多时,官兵将大通“围得铁桶一般,阖城大小文武官员都到了。什么名册呀,文件呀,书籍呀,老毛瑟枪呀,夹壁里的一箱一箱子弹呀,凡是可疑的东西和人们,都捆载的捆载,逮捕的逮捕了”。

王金发就在这个时候逾墙渡江而去。六月六日,秋瑾就义于古轩亭口。在王金发从事革命的岁月里,称得上他导师的,大约便是徐锡麟与秋瑾二人。两位导师,不到十日内,皆死于清廷之手,对廿四岁的王金发来说,是怎样的一种打击!

“金发强盗”

1908年陈其美派人找到他之前,王金发在嵊县当强盗头子,嵊县人称他为“金发强盗”,并且这个名字也迅速具备了吓阻小儿夜哭的功效。王金发还做了一件事:他潜回绍兴,杀掉了据说向贵福告发秋瑾谋反的绅士胡道南。陈其美称王金发为“今之聂政”,除去称道他的暗杀技术高明之外,“有仇必报”的性格特点也在其中。

浙江立宪派领袖汤寿潜在秋瑾案中扮演什么角色,谁也说不清。反正王金发相信,浙江巡抚张曾扬曾就“是否拿捕秋瑾”征询过汤寿潜的意见—清末的地方大吏,大多并不愿意与革命党结下死仇,善耆可以放过汪精卫,端方可以放过孙毓筠。安庆案发,徐锡麟被捕,藩台冯煦再三为他开脱。张曾扬为何不能放过绍兴一名尚无革命实据的女人?

据说汤寿潜极力怂恿张曾扬“杀一儆百”,才有漏夜派兵往绍兴之举。无论是否真事,王金发曾誓言要诛杀汤寿潜,并屡次向陈其美提及,陈其美则竭力劝阻,称汤寿潜“人望所归”,将来浙江光复还要借他的助力。王金发虽然是光复会出身,对引领自己复归革命之路的陈其美倒很服气,虽然从此不提刺汤,但要他甘心奉汤寿潜为浙江都督,那是万万不能。

杭州光复,王金发是敢死队长。浙江自从徐锡麟、秋瑾先后蒙难,光复会众星散,人心颇显萧散,以至于光复前夕,新军、宪兵、谘议局,商量不出一个都督人选来,在上海代表的反复催促下,才决定独立“越快越好”,但又以浙军只有正规枪炮,不利机动为由,要求由上海方面派遣敢死队,自备炸弹手枪。于是王金发率众回杭,九月十五日(115日)一战,敢死队冲锋在前,其中不少是徐、秋当年的学生。

王金发的敢死队,光复后就住在藩台衙门。他听说推举出的都督是汤寿潜,拒绝浙军政府的财政官员进入藩库查点。最后军政府派来了一个与王金发私交甚好的嵊县同乡,才能单身进入藩库检视,发现里面只有制钱,没有元宝。

王金发到上海告状不果,回浙后不理浙军政府,带上敢死队里的嵊县人,直赴绍兴。金发强盗的号召力也真大,散处全浙的嵊县光复会员,听到消息也纷纷来投奔。王金发入绍兴时,只是几十人枪,很快扩充成一个团,跟着又扩为一个旅,甚至有计划成立一个师或军。

王金发来之前,绍兴听说杭州光复,马上也宣布了独立。绍兴分府的府长是前知府程赞清,职官以旧乡绅为主,还则罢了,治安科长章介眉,那是王金发的眼中刺肉中钉。

捉放章介眉

章介眉曾在浙江巡抚衙门当过“折奏师爷”。绍兴是师爷之乡,章介眉以本省大吏幕僚身份退休居乡,势力可想而知。

让人奇怪的是,章介眉与秋瑾,或绍兴革命党人,究竟有什么三江四海之仇?按当时传说与史书记载,秋瑾被捕,是他告密,贵福杀秋瑾,是他极力怂恿“先斩后奏”,还代拟了给朝廷的奏折,徐自华、吴芝瑛为秋瑾在西湖边建墓后,又是他出主意,让浙江巡抚增韫平毁了秋墓—章介眉这样做,所为何来?没有人知道。

大家何等熟悉鲁迅日后被选入中学课本的这段话:“秋瑾女士,就是死于告密的,革命后暂时称为‘女侠’,现在是不大听见有人提起了。革命一起,她的故乡就到了一个都督,—等于现在之所谓督军—也是她的同志:王金发。他捉住了杀害她的谋主,调集了告密的案卷,要为她报仇。然而终于将那谋主释放了,据说是因为已经成了民国,大家不应该再修旧怨罢。但等到二次革命失败后,王金发却被袁世凯的走狗枪决了,与有力的是他所释放的杀过秋瑾的谋主。”

《鲁迅全集》的注释说“告密者”是胡道南,然而这段话指的当然是章介眉。但杭州光复消息传出,绍兴立刻成立了军分府,宣布独立。这至少说明从知府程赞清,到乡绅章介眉,决非大清朝的死忠顽臣。既然三年后见风转舵,何必三年前赶尽杀绝?此案殊多不可解。

且不论事实如何,王金发怀着深仇大恨,却终于没能砍下章介眉项上人头,是因为章介眉与山阳县令姚荣泽一样,并非一名地方过气官吏那么简单,背后也有着庞大的绅商势力。不妨说,这二人是江南士绅的代表符号。在革命之前,江浙绅商,从来是近于“官”而非近于“匪”者。“助官剿匪”,本是士绅尽力桑梓的一种表现。光复之后,能不能以支持、配合革命的表现,赎去革命前“反革命”的罪愆,关系着绅商集团人心是否安妥,也关系地方局势能否平定,进一步说,关系着江南能否成为革命稳固的后方,以支持革命党人的北伐大计。

王金发虽被人称为“莽男儿”,但并非真的有勇无谋。他以“有要事商量”为由,将章介眉诱至知府衙门逮捕。就在王金发派兵封锁章宅,调齐章介眉与秋案相关的全部案卷,所有人都认为章介眉死到临头之时,他终于还是放过了这个为秋瑾报仇的大好机会。

黄兴从南京派人来为章介眉说情,只是一个信号,显示出王金发受到的压力有多大。王金发治绍期间,处决了五十多名鱼肉乡里的土豪劣绅,无人敢管,浙江都督汤寿潜还赞其为“英雄”,但为了章介眉,想必江南整个绅商集团都在向新政权施加压力,不然何至于惊动远在南京的黄兴?王金发若杀章介眉,不仅是与绍兴一城的士绅作对,更有可能导致江浙革命党与绅商集团的大内讧。

章介眉虽像姚荣泽那样死里逃生,但吃的苦头也不少。在候审的日子里,章介眉被戴上纸糊的高帽,游街示众,王金发让他跪在秋瑾烈士就义处的古轩亭口,头顶套上一只火油箱做的桶,边上放着棍子和小石块,供路人经过时敲打和投掷。为了赎罪,章介眉捐出了家产的一半(三千亩田产,现洋五万元)给绍兴军政分府。据说章介眉住在乡下的儿媳在王金发来后被乱兵强奸,恨他的人会说这是“报应”,但有朝一日天地翻覆,章介眉当上了袁世凯的高等顾问,而王金发二次革命失败,赋闲杭州,你说章介眉会不会报复?

大做王都督

王金发释放章介眉,山会师范学校校长周树人极不以为然。周树人后来一直在着作里讽刺“咸与维新”这一策略性的统战口号。他对老同学、老朋友王金发来治绍,肯定寄予厚望,认为在他治理下,绍兴能够面目一新,实现徐锡麟、秋瑾等烈士的革命理想。

然而王金发颇令他失望,尽管有些雷厉风行的手段,如释放狱囚、公祭先烈、平粜施赈等,但他与绅商妥协(如释放章介眉)、任用私人(尤其是嵊县同乡)、生活奢靡(用洋油箱挑着银元回嵊县还债),这些风习,当然很惹理想主义者的不快。因此鲁迅在文章里揶揄道:“他进来以后,也就被许多闲汉和新进的革命党所包围,大做王都督。在衙门里的人物,穿布衣来的,不上十天也大概换上皮袍了,天气还并不冷。”

单看这样的记载,似乎王金发已经变了李自成洪秀全一流人物。其实王金发至少对老朋友还不算坏。第一次在光复后的绍兴见面,范爱农看着王金发的光头有趣,毫不客气地上前摸了摸,说:“金发哥哥,侬做都督哉!”

官名“王逸”的王金发都督肯定有些发窘,但也无可如何,接着便委派范爱农做了师范学校学监。据他的手下回忆,王金发在绍期间,一直保持着“欺上而不傲下”的风格:“对于绍兴的地主绅士,发现错误狠狠批评,不留情面。对老百姓总是笑嘻嘻,态度很和气。所以许多绍兴老百姓见了他,都叫他‘金发哥’。”一万多人的部队,滋扰百姓的事情很少发生,连他部下的一个连长,都知道“我们的所作所为,都是在革命的名义下进行的。绍兴旧绅士的乌烟瘴气,我们很看不惯,都把他们当做革命的对象”。

然而王金发没有力量,也无意改变绍兴的社会形构。他来绍兴,主要是想利用绍兴盛产锡箔与老酒的富庶,练军北伐。此计划深受孙中山的欣赏,称王为“东南一英杰”。问题是,练兵要钱,王金发不逼迫老百姓,只管追比绅商,甚至提前征收下年田赋,弄得绍兴豪绅骂他是“历朝以来最坏的官府,是蛮不讲理的都督”。王金发讨厌士绅,不允派兵镇压抗租佃农,但他也不阻止地主下乡硬收田租,农民当然也不满意这位都督。而且他那些平粜施赈之类的新政只到出告示为止,根本无法推行,民间歌谣唱道:“同胞,同胞,何时吃饱?都督告示多,日子过不了!”又有民谣骂王金发及属下,“吃的油,穿的绸,早晚要杀头!”上下交讦,“金发祸绍”之名传遍江南。

只有南京的孙中山深知王金发的苦衷,特地通电杭州,为王金发及其手下“辩诬”,要求查问“绍兴公民孙杰等”“捏词诬控,系何人指使?按律严究,以销隐匿而雪冤诬”。在辞去临时大总统之职后,孙中山还让黄兴任命王金发为南京留守府顾问官。

王金发治绍八月,被迫离开,他不肯便宜后任,况且还想着北伐,在任所得军费一概带走,一清点,发现尚余四十多万。他自己都没想到。这也从侧面说明了“祸绍”的名声何来。王金发走后,浙江革命党势力便日渐消减了。

王金发死于191562日,33岁。离他敬爱的秋瑾蒙难,将及八年。这八年中,秋瑾墓六次迁移,从绍兴城郊迁至城门外,又再迁至西湖西泠桥侧,被平毁,再迁回绍兴严家潭,1909年迁往湖南湘潭与其夫合葬,长沙光复后迁往岳麓山,1913年又迁回杭州西泠桥。

王金发被枪决前,住在杭州一个月,浙江督军朱瑞派人陪同,日日纵酒西湖,时时能看到秋瑾女士的坟墓。这,大概是他临终岁月中的最大安慰了。

晚清三大奇女子:单士厘、赛金花和董竹君

单士厘(18631945),出生于书香门第,丈夫钱恂是维新派的知名人士、清朝着名的外交家,光绪年间,先后出任过清政府驻日本和欧洲各国使节。单士厘以外交使节夫人身份,随同丈夫出国长达10年之久,游遍日本和欧洲各国并将所见所闻,撰写成《癸卯旅行记》和《归潜记》。

赛金花(1864 -1936),幼年被卖到苏州的所谓“花船”上为妓,1887年被前科状元洪钧纳为妾,不久,洪钧奉旨为驻俄罗斯帝国、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荷兰四国公使,其原配夫人畏惧华洋异俗,遂借诰命服饰给彩云,命她陪同洪钧出洋。1890年代初,同洪钧归国,不久洪病死。1894年,赛金花又沦落风尘。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时,传说赛金花与八国联军总司令瓦德西是旧识,凭借这一层特殊关系,赛金花借机为慈禧求情,又劝瓦德西整肃军纪,少侵扰百姓,下令安民。

董竹君(1900-1997),曾入青楼做三年“清倌人”,卖艺不卖身。两年后,她装病逃走,与常在青楼出没的革命党人夏之时结婚。前赴日本留学,入读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1919年,夏之时被解除了公职,吸食鸦片,脾气越来越坏。1929年,董竹君与夏之时正式签署离婚协议。后历尽艰难险阻,成为上海锦江饭店女老板。(20110927日南都周刊)

附件7:

辛亥革命的先驱刘复基

易铭

刘复基,字尧徵,亦作瑶臣,投笔从戎后易名汝夔,自号武陵器生,1885120日出生于湖南武陵县(今常德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少年时代,他喜读黄梨洲、顾炎武、王船山诸人著作,渐渐萌发民族主义思想。

1901年,刘复基慕名找到宋教仁,将宋迎到自己家,畅谈时事,越谈越投机,成为莫逆之交。宋教仁比他年长3岁,每过常德必与刘复基相会。刘复基受宋教仁革命思想的影响很深。

1903年,刘复基考入武陵县立高等小学堂学习。后来他父亲在常德府城开了一家灯笼铺,他随父迁居府城,开始与会党中人接触。他性格豪放刚毅,目光炯炯,声音洪亮,很有酒量,深受哥老会众的敬重,拥戴他担任了湘西哥老会金凤山刑堂。

1904215,黄兴、刘揆一、宋教仁等正式成立华兴会,并确定了长沙起义计划,决定分浏阳、岳州(今岳阳)、常德、宝庆(今邵阳)、衡阳五路响应。宋教仁具体负责常德一路的发动和组织工作,刘复基从中协助。

这年1031日,宋教仁自桃源乘船赴长沙,途经常德,夜宿五省客栈,与刘复基秘密会晤,委托他与楚义生两人留守常德,负责常德一路响应长沙起义的工作。

当宋教仁到达长沙时,起义事已经泄露,清朝官吏正在追捕革命党人,宋教仁便离开长沙赴汉口,经上海逃亡日本。刘复基藏匿于常德柳叶湖,幸免于难。

长沙起义失败后,马福益曾赴广西暂避,1905年初折返湖南,以洪江为根据地,与刘复基共同谋划,重新部署起义,因事机不密,马福益在萍乡护城河的一只船上被捕,于420日押往长沙浏阳门外被害。刘复基隐匿乡间,并于1905年底东渡日本。由宋教仁介绍于1217日加入同盟会。

翌年春,刘复基奉命归国,与胡有华等筹设中外各报代派所,秘密运送《民报》等革命刊物,往来于长江中下游各省,宣传、发动革命,并在武汉加入日知会。禹之谟、宁调元发起公葬陈天华、姚宏业二烈士于长沙岳麓山,刘复基回湖南积极参与其事,他因这事被官府追究险遭逮捕,只得逃往常德暂避。风潮过后,刘复基与蒋翊武等人在祗园寺设立湘西革命机关,再图举事。

124,萍浏醴起义爆发,全湘戒严,祗园寺机关暴露,刘复基被迫逃往上海,与蒋翊武协助傅君剑等人办《竞业旬报》。

1908年春,刘复基应胞兄刘星徵函召,来到汉口任《商务报》会计兼发行人。他利用报馆这个阵地鼓吹革命,深入军营,结纳同志。当时军队中有群治学社组织,而《商务报》又以报道军营消息为主,新军中不少群治学社社员担任该报特约通讯员和访事(记者),《商务报》逐渐办成了群治学社的机关报。刘复基也成为群治学社的重要骨干。

1910年春,杨度迎合清廷需要,主张铁路国有,借外债筑路,在湖南引起公愤,只得避居汉口,住在英租界既济水电公司。刘复基闻讯,便集合群治学社同仁,借湖南会馆开会,到会者100余人,群情激愤,公推刘复基等十余人为会议代表,揪杨度出席答辩。杨度拒绝出席,刘复基扭住杨度的辫子,拽出大门,遭到英国巡捕干涉,被羁留8小时才释放。当时汉口知事冯箦袒护杨度,唆使英国领事将刘复基、詹大悲、何海鸣等人驱逐出租界。这件事对刘复基刺激很大,他对留住在汉口的母亲伤心地哭着说:“天下如此多难,儿当为苍生请命,请原谅儿不能随时来探望老人家。”母亲对此表示理解,支持他外出闹革命。

《商务报》亦因登载杨度被揪新闻而被迫停刊。

这年4月,长沙发生抢米风潮,刘复基等人准备于424日发动起义,以响应抢米风潮。因走露风声,起义未能如期举行,群治学社也被取缔,停止了活动。

也就在这年中秋节(918日),留鄂诸同志在黄土坡“开一天”酒馆举行振武学社成立大会,刘复基成为振武学社的重要骨干。该组织发展的对象主要是新军士兵,各标营均设有代表。为了更好地联络新军士兵,他毅然投笔从戎,改名汝夔。他本是一文弱书生,而新军训练极为艰苦,有人担心他吃不了苦,劝他不必当兵。他回答说:“我为复兴祖国而奋斗,虽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还怕什么苦呢?”

刘复基入伍后,刻苦自励,连老兵都自叹弗如。他利用训练余暇,推进社务,使革命势力日益发展。第二十一混成协四十一标一营左队队官潘康时,对革命组织多方掩护,渐为协统黎元洪所侦知,被革职。黎元洪委派他的亲信施化龙任队官。施化龙表面上与振武学社社长杨王鹏交好,暗中却侦探他的一言一行,然后报告黎元洪。黎元洪又将杨王鹏等开除,振武学社也遭到破坏。

1911130,两湖革命党人以团拜为名,在黄鹤楼召开了新军代表大会,决定将振武学社改名为文学社,由蒋翊武任文学社社长,刘复基为评议部长。315,文学社在黄土坡招鹤酒楼召开正式代表会议,除詹大悲等少数报界人士外,几乎全是士兵。由于蒋翊武、刘复基的共同努力,他们两人所在的第四十一标成为革命的策源地。到武昌首义前夕,文学社已发展3000多人人社,是湖北新军中人数最多的革命团体。

1911427发生的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后,清吏加强防范,不少革命党人也因失败而产生悲观情绪,针对这种情况,刘复基请长假离开部队,不顾个人安危,匿居武昌阅马厂文昌阁,每日轮流往来于各标营,了解情况,传递信息,互通情报,使新军战士革命精神更加振奋,革命意志更加坚强。

510,文学社在黄土坡同兴酒楼再次召开代表大会,决定在小朝街85号张廷辅寓所楼上设立总机关,刘复基被推驻社办公。会后,刘复基离开军营,进驻小朝街总机关,专事文学社的组织领导工作。文学社以《大江报》为机关报。该报以“提倡人道主义,发明种族思想,鼓吹推倒清朝罪恶政府”为主旨。刘复基和蒋翊武等均为该报撰文,凡有军中克扣军饷、不合舆情之处,尽情揭露,不留余地。军中官长畏报如虎,新军士兵则爱报如珠。726,《大江报》发表《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的著名时评。81,鄂督瑞徵以《大江报》“扰害治安”的罪名,将其查封;经理詹大悲,主编何海鸣亦遭逮捕。外间空气顿时紧张起来,新军中文学社社员跃跃欲试,刘复基星夜驰赴各标营告诫士兵务必谨慎从事,不可无组织行动。他反复叮咛说:“望诸同志加倍慎重,勿泄露消息,静候时期之将至。对非社员之态度宜温和,使感情融洽,万勿树敌,此于本社前途关系重大,各同志其特别注意焉!”在革命形势遭受严重挫折后,两湖革命党人又很快度过了难关。

98,四川保路同志军在各州、县相继起义,全川震动。湖北当局将三十一标和三十二标调往四川镇压保路运动。又下令调动部分标营至邵阳、岳州、宜昌、襄阳等地驻防,限912以前准备完毕。文学社社长蒋翊武、重要骨干章裕昆、唐牺支等将随营启程,对于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故,人们议论纷纷。刘复基召开文学社紧急代表会议,号召各同志努力奋斗,以期突破这一危局。一旦武昌首义,分驻各处同志如能迅速响应,其效更大。不必因此惊慌失措。待起义计划拟定之后,“即派人往各处通告”。

接着,刘复基指定驻防宜昌的四十一标一营的唐牺支负责与调往四川的三十一标和三十二标联络,占领宜昌;驻防襄阳的马队八标三营章裕昆、黄维汉负责与开往郧阳的二十九标三营联络,届时响应。留驻武昌的马队八标一营和二营则由熊楚斌等三人负责。蒋翊武驻防岳阳期间,由王宪章和刘复基两人负责文学社的领导工作。刘复基的出色工作赢得了革命党人的一致好评,时人赞誉他为“文学社的诸葛亮”、“革命党中之一智囊”。

当文学社在军中迅速发展组织的时候,湖北革命党人的另一个革命团体共进会也由发展会党转而着手运动新军,因发展对象相同,时有摩擦发生,刘复基作为文学社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力主两团体联合一致、共同反清。914日,文学社与共进会两团体骨干在武昌雄楚楼10号刘公住宅召开联席会议,大会由刘公主持,孙武首先报告开会宗旨,继由刘复基发言,他说:“我们向来是合作的,不过以前的合作是消极的合作,今后要积极的合作。现在革命形势,已如箭在弦上,有不得不发之势。本人建议,我们到了与清朝政府短兵相接、你死我活的时候,应该把文学社、共进会名义暂时搁置不用,大家都以革命党人的身份,和清朝政府拼个死活,‘事成则卿,不成则烹’!希望全体同志群策群力,铤险以赴,再不存门户之见,多所顾虑了。”

刘复基的建议得到与会者的一致赞同,两团体合作已成定局。924日,文学社、共进会两团体重要骨干及各标、营代表又在武昌胭脂巷11号胡祖舜寓所召开大会,孙武主持会议。会上,刘复基报告所拟《人事草案》和《起义计划》。经过讨论,获得通过。会议还决定在汉口成立政治筹备处,设在汉口长清里98号熊晋槐寓所原共进会总机关,加紧赶制起义时所需的旗帜、印玺、文告等;在武昌成立军事指挥部,设在武昌小朝街85号原文学社总机关。以蒋翊武为湖北革命军总指挥,孙武为参谋长,刘复基为军事指挥部调查部副部长,兼常驻筹备员,负责筹备起义的各项具体工作,诸如用兵方略,调查地形等都由他一手操持。这次会议确定中秋节(106日)起事。

924会议刚刚结束,孙武尚未离开胭脂巷,忽然听到有人说南湖炮队发生事变。炮队同志孟发承前来报告事件发生经过:“驻扎在南湖的八标炮队第三营正目梅青福、兵士汪锡玖请长假离营,同营兄弟为他们饯行,正当饮酒猜拳时,排长刘步云斥责他们不该酗酒,表示要严惩酗酒者,引起士兵反抗,革命党人霍殿臣、赵楚屏等盛怒之下拥入军火库、拖出大炮,填入实弹,准备暴动。但因附和者甚少,霍、赵等数人见状逃匿。张彪得报,令马标统带喻化龙派队弹压,并追捕肇事炮兵。”孟发承报告经过后又补充说:“事前无准备,今天发动恐不易成功,不发动又不知后果怎样?”孙武等人亦犹豫不决,适刘复基去而复返,大家请他解决这一问题,刘复基说:“顶好请孟同志再去南湖一下,如果全部都已动作起来,那么我们就应通知各营响应;如仅限于少数同志,就叫他们赶快换装逃避,以免影响全局。”

后来得报,炮队中的下级军官,因怕上级官长惩办,仅以“酗酒滋事”的罪名革去数人而敷衍过去。为首的人也因追捕不得而未加深究,党人仍按原计划行事,一场风波就此得以平息。

南湖炮队事件之后,清吏加强了侦察防范,由于长清里98号机关人员出入频繁,引起官方注意。于是由李白贞担保租借汉口俄租界宝善里14号房屋一栋,107日政治筹备处机关迁入其内。起义时间原定于106日,又因湖南焦达峰于928日派人报告“准备不足”,请延缓至10日,最后决定1016日湘、鄂两省同时发难。一切准备工作正在加紧进行,然而意外的事故发生了。

109下午,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14号试制炸药失慎,引起爆炸,孙武面部及右手炸伤,被送往法租界同仁医院友人徐凤梧处藏匿医治,所有旗帜、袖章、关防、文告、名册等均被俄国巡捕搜去,清吏拟按名索捕,形势十分危急。也就在9日早晨,蒋翊武向官长托词告假,已从岳州赶至武昌小朝街85号军事指挥部。这时,刘复基、王宪章、彭楚藩、蔡大辅等人正在讨论起义计划。至下午,有人前来报告汉口宝善里失事的消息,刘复基坚决主张当晚立即起事。他说:“与其坐而被捕,不如及时举义,成败利钝,非所计也。”经过讨论,众人一致决议于9日夜半发动起义。刘复基当即草拟起义通知,定于9日晚12点钟城内外同时举事,以城外炮声为号,起义部队左臂系白布为标志。并对各标营攻击目标进行了具体分工。这个简短的通知对武昌首义起到重要作用。蒋翊武阅后表示同意,并令人抄写若干份,派同志分头向各标营代表及机关传递。通知发出后,蒋翊武、刘复基、彭楚藩、牟鸿勋、陈宏诰、龚霞初等人,守候在小朝街85号机关,等待各营举义。当晚机关部人声鼎沸,往来请示举义者络绎于途,刘复基开启留声机,放送音乐,借以掩护。刘复基认为,此处为起义指挥部,自然需要有人驻守,但也是很危险的地方,不宜人数太多。他几次催促同志们离此险地,但大家都不愿离去,他诚恳地劝潘善伯说:“孙武生死未卜,品三(邓玉麟,字品三)、树三(陈磊字树三)正去送通知,十分危险,革命者虽然不怕牺牲,但可以避免的危险应当尽力避免,何必让敌人一网打尽了呢。”他一直将潘送至楼下,方才上楼。

到了深夜,指挥部忽然听到紧急敲门声,刘复基知有变故,斩钉截铁地对周围同志说:“你们赶快翻越楼窗逃走,我去对付。”

他手持炸弹,站在楼梯口守候清军从楼下破门而入,冲上楼来,刘复基向上楼的清军投掷炸弹,匆忙间未拉引线,炸弹未爆,清军蜂拥而上,刘复基被捕,同时牟鸿勋、陈宏诰、龚霞初一道被捕,蒋翊武跳窗脱逃,彭楚藩身着宪兵制服,本可冒充前来拿获党人的清方军警,但他誓与革命党人同生死,自己承认为革命党人,与刘复基同时被捕;杨宏胜在给工程营送炸弹途中被军警发现,杨回头投掷炸弹受伤被捕。他们被押到总督衙门。当晚各革命机关被捕的多达30余人。

清湖广总督瑞徵连夜在督署会审,以参议官铁忠为主审,汉阳知府双寿和武昌知府陈树屏为陪审,瑞徵坐在签押房幕后指挥。铁忠问刘复基:“您的党羽有几多?快快讲来我。”

复基回答说:“除了彼一般清奴汉奸,皆是我的同志。还有什么问头,将我快快杀了罢。”

铁忠报告瑞徵,瑞徵连说:“杀!杀!杀!”

1010凌晨,刘复基连呼“同志速起,还我河山”等口号,和彭楚藩、杨宏胜英勇就义于武昌湖广总督署东辕门外。时年26岁。(20110927常德市人民政府网)

附件8:

为了民主共和 他终生未婚

陈冠雄

陈天华是清末著名的革命家、宣传家,为作者陈冠雄的族亲先辈。陈天华与作者祖父同庚,两家相邻,过从甚密。因此,作者祖父与陈天华虽非五代内嫡亲,但有某种特殊情谊,以致陈天华逝世后,众人推举作者父亲陈绍贤为陈天华抚子,因为班辈不合,便改抚他人。

在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之际,陈冠雄将本文整理出来,作为对陈天华烈士的纪念。

据陈远风和老一辈回忆,陈天华终生未婚,这令许多作家、剧作家遗憾不已,因为没有爱情的作品难以吸引读者和观众。其实,天华虽未结婚,爱情经历却是有的。

据土改时当过村农会主席的陈善德老人对我说,本乡过街亭,有个著名的弹唱艺人叫谭老四,他与女儿四乡奔走,一个弹月琴,一个唱弹词,弹唱艺术高超,很受听众欢迎。谭氏父女一来,陈天华特别高兴,帮助维持秩序,为他们张罗伙食,有时根据时事编了新词让他们弹唱,也曾跟着他们到苏溪、坪口、新田桥、太平铺一带去弹唱。据说,陈天华与谭女还产生了爱恋之情。天华赴日留学前夕,谭女恋恋不舍,送到新化县城。

据出身铁匠世家,90多岁才逝世的苏传阶老人生前对我说,陈天华家道贫寒,全家只有一套被铺,他到县城求学时把被铺带走了,寒暑假又懒得带回家,只好到别人家搭铺。开初,他常与我祖父同睡,后来我祖父成了家,他就只好到苏记铁匠铺的徒弟那里搭铺了。老铁匠对陈天华说:“宿相公,我给你做个媒,你看我大徒弟的姐姐怎么样?”陈天华摇摇了头:“我不想成家。”老铁匠说:“你如今二十多岁的人了,也该成家立业,买几亩田,讨个老婆才是呀!”陈天华回答:“大家不兴,何成小家?到时候,田地自然有,老婆也自然有的。”当时,老铁匠不理解这些话的含义,总说天华是个怪人,像个癫子。现在看来,陈天华无意结婚,以致终生未娶,是另有远大抱负的。

陈天华留学日本弘文学院,为其老师松蕉先生所赏识,常邀至府上品茶交谈。其独生爱女松蕉霞子是陈天华同窗好友,敬仰天华文才,也有爱慕之心。她向父亲袒露心迹,得到首肯。松蕉先生便向天华委婉提出结秦晋之好,叫他留在日本。陈天华感谢松蕉父女青睐,但立志回国献身革命,婉言谢绝。19048月,陈天华回国,准备参加华兴会组织的长沙起义。离别前夕,松蕉霞子恋恋不舍,再次挽留陈天华留在日本就业,并编织了一个“夫唱妇随,相敬如宾”的美梦。陈天华依依惜别,赠送《猛回头》一书作为留念,并在这本小册子上写了一首诗,明志抒怀,送给松蕉霞子。诗是这样写的:

微雨苍茫月,海天异地魂。誓为吾族战,难作梦中人。关于陈天华的婚姻,还有这样的传闻。莅湘某令(一说湖南巡抚赵尔巽)见陈天华天资聪颖,文笔不凡,有意将女儿许配他为妻。陈天华婉言谢绝,某令执意不渝。陈天华只好假意应允,说:“承蒙大人错爱,盛情难却。但我不能立即完婚,烦劳令嫒等我数年。”某令大喜,便问:“还要等到什么时候?”陈天华出语铿锵,掷地有声:“要等到天华元年!”某令一听,吓得目瞪口呆,知道陈天华有反叛清廷之图谋,怕招惹是非,便不敢再提婚事了。(20110927日人民政协报)

附件9:

邹容——革命军马前卒

导读】他第一次提出建立“中华共和国”的具体方案,他的《革命军》翻印二十几版印数超过百万;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念他“著书立说,激发人心”之功,1912329下令追赠他为陆军大将军,他就是邹容。

他第一次提出建立“中华共和国”的具体方案,他的《革命军》翻印二十几版印数超过百万;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念他“著书立说,激发人心”之功,1912329日下令追赠他为陆军大将军;鲁迅先生说:“倘说影响,则别的千言万语,大概都抵不过浅近直截‘革命军马前卒’邹容所做的《革命军》。”

被取消官费留学资格

邹容(1885-1905年),四川巴县(今重庆市)人,出身于商业资本家家庭。他在四川生活的16年,正是中国社会在列强侵略下发生急剧动荡的时代,也是一个国难出英雄的时代。

邹容自幼好学,“年十一,诵群经,《史记》、《汉书》皆上口。”当时的旧式书院教授了一首《神童诗》:“少小须勤学,文章可立身,满朝朱紫贵,都是读书人”,邹容却将此诗改为“少小休勤学,文章误了身,贪官与污吏,都是读书人。”

邹容十分敬仰为维新事业献身的谭嗣同,写下《题谭嗣同遗像》诗:“赫赫谭君故,湖湘志气衰。惟冀后来者,继起志勿灰。”决心赴日求学,重新探索国家和民族的出路。

19017月,邹容前往成都参加四川首次选派官费留日学生考试,顺利通过考试,但官府得知他在巴县离经叛道的言行,便取消了他的留学资格。邹容要求父亲允许他自费留学日本,又遭到舅舅等人的坚决反对。

剪掉监督姚文甫的辫子

1901年秋,在一些师友的帮助下,他离别故乡,到上海补习日语,为自费留学做准备。次年春,邹容到达日本东京,一面勤奋地学习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理论和历史,自称“录达人名家言印子脑中”;一方面加入中国留日学生的爱国和革命活动。

1903129(正月初一),在东京留学生会馆举行的新年团拜会上,邹容登台演说,“大倡排满主义”。这次演说是邹容公开宣布自己革命主张的起点,也是他直接加入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的标志。

邹容反清的另一大胆行为是,19033月愤而将压迫学生的监督姚文甫的辫子剪掉,悬于梁上。这件事轰动了东京留学界。清政府以犯上作乱的罪名要求日本外务省捉拿邹容。于是,邹容被迫离开日本回国。

在日本留学的这一年,是邹容成长过程中关键的一年,他以爱国者去,以革命家归。归国时,行李箱已放着《革命军》的底稿。

4月,邹容到达上海,住入“爱国学社”,结识了章太炎、章士钊等革命志士,此时,“拒俄运动”正在上海兴起,邹容立刻投入这场反帝爱国运动。

因“苏报案”自求入狱

在上海张园举行的集会上,邹容“滔滔辩论,旁若无人,海内渐闻邹容之名矣。”

邹容还发起组织“中国学生同盟会”,目的在于使“学界成一绝大合法团体,以鏖战于中国前途竞争逼拶之中”。对于学生们的爱国行为,清政府竟以“名为拒俄,实则革命”的罪名,横施镇压,密令各地“随时拿到,就地正法。”

邹容深切地感到要爱国必革命,要救亡必反清,于是最后完成了《革命军》,署名“革命军中马前卒”,决心“宣布革命之旨于天下”。章太炎为之作序,称为“义师先声”,随即由柳亚子等筹集经费,交上海大同书局付印。

19035月,《革命军》正式出版,这是最早出版宣传革命的单行本书籍,使“举国上下,无不震动”。清政府极度恐慌,惊呼:“此书逆乱,从古所无。”通过上海租界工部局,当年630日制造了震惊中外的“苏报案”,将章太炎逮捕。

邹容愤然独自行至租界监狱,自报其名,要求入狱。英巡捕见其年少,以为精神病者,喝令走开。邹容怒斥巡捕:“我著书未刻者尚千百卷,非独此小册也。兆尔不信,取《革命军》来,吾为之讲说之。”遂被关进了租界监狱。

惨死于狱中,年仅二十岁

法庭上,邹容大义凛然,慷慨陈词,“自比法国卢梭”;在监狱中,他与章太炎赋诗言志,视死如归。章太炎《狱中赠邹容》诗:“邹容吾小弟,被发下瀛洲。快剪刀除辫,干牛肉作糇。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临命须掺手,乾坤只两头。”

邹容答诗:“我兄章枚叔,忧国心如焚。并世无知己,吾生苦不文。一朝沦地狱,何旧扫妖氛。昨夜梦和尔,同兴革命军。”

190543,在中外反动派的残酷迫害下,邹容惨死于狱中,年仅20岁。上海义士刘三收其遗体安葬于上海华泾乡野。

柳亚子先生曾写下《哭邹威丹烈士》一诗曰:“自由死矣公不死,三百年来第一流。”

这位年青的革命家留下的《革命军》,近两万字,共7章。通篇以犀利明快的语言、石破天惊的气势,宣传“反清革命”这个主题。《革命军》将革命看成是历史发展过程中必然环节,是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是拯救中国的唯一途径。

提出具体的共和国方案

《革命军》开宗明义就宣布要“扫除数千年之专制政体,脱去数千年种种之奴隶性质”,他从政治压迫、经济掠夺和文化奴役等方面对清王朝的专制统治进行了深刻批判。

邹容自称“模拟美国革命独立之义”,把革命后建立的国家,定名为“中华共和国”,并规划了“中华共和国”的二十五条建国纲领。主要内容有:

推翻清王朝,诛杀满洲皇帝,在中国永远结束君主专制制度;全国男女皆国民,一律平等,人人享有人身、言论、思想、出版的自由权利;国民有纳税、服兵役和忠于国家的义务。

政府的权力由人民授予,政府的责任在保护人民的权利;人民可以推翻侵犯人民权利的政府,建立新政府。建立中央政府,实行议会制度,各州县、省逐级选举议员,最后由各省总议员投票选举总统。

此共和国方案,前承《兴中会宣言》,后启《同盟会纲领》。《革命军》毫不含糊地回答了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

《革命军》印数超过百万

《革命军·自序》说:“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在清王朝的严禁之下,《革命军》不胫而走,风行国内外。第一版由上海大同书局印行后,很快销售一空。

后来,又改名为《图存篇》(新加坡)、《革命先锋》(香港)、《救世真言》(上海)等,纷纷翻印。在上海的外国人也“争翻译为东西文,传布其国,并揭容像于新闻杂志以揄扬之,且谓支那亦未始无人也”。

据统计,在辛亥革命时期翻印了二十几版,总印数超过了一百万册,居当时所有革命书刊发行量的第一位。

吴玉章回忆说:“邹容的《革命军》出版,革命的旗帜就更为鲜明了。邹容以无比的热情歌颂了革命,他那犀利沉痛的文章,一时脍炙人口,起了很大的鼓动作用”,“当我读了邹容的《革命军》等文章以后,我在思想上便完全和改良主义决裂了。”

章士钊在190369日《苏报》发表《读革命军》一文说:“卓哉!邹氏之《革命军》也……虽顽懦之夫,目睹其事,耳闻其语,则罔不面赤耳热,心跳肺张,作拔剑砍地,奋身人海之状。呜呼!此诫今日国民教育之一教科书也。”

千言万语,抵不过《革命军》

《革命军》一出版,孙中山就携带此书前往檀香山,并将革命党改称“革命军”。他说:“今后同志当自称为军,所以记邹容功也。今岁来檀时携有一书,此书感动皆捷,其功效真不可胜量。近者求索纷纷,而行箧已罄。欢迎如此,旅檀之人心可知。即昔日无国家种界观念者,亦因之而激动历史上民族之感慨矣。”

次年,孙中山在旧金山致公堂和中西日报社的帮助下,刊印《革命军》11000册,分寄美洲、南洋各地。190610月孙中山又给新加坡的同盟会员寄去《革命军》样本,嘱咐:“从速印之,分派各地,必能大动人心,他日必收好果。”

1912329,孙中山更念“邹容当国民醉生梦死之时,独能著书立说,激发人心”之功,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名义下令追赠邹容为陆军大将军,“赐恤崇祀”。

黄兴也曾“以携带邹容所著《革命军》、陈天华所著之《猛回头》二书,零星赠送军学各界至四千余部之多”。武昌起义前,《革命军》在武昌的革命士兵中几乎是人手一册。

鲁迅在《坟·杂忆》中说:“便是悲壮淋漓的诗文,也不过是纸片上的东西,于后来的武昌起义怕没有什么大关系,倘说影响,则别的千言万语,大概都抵不过浅近直截‘革命军马前卒’邹容所做的《革命军》。”(20110927日羊城晚报)(腾讯“今日话题”第183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