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黄金海岸水上乐园住宿:辛亥百年之“孙中山是小人吗？”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8 02:05:36
孙中山是小人吗
近年来，许多“反思”、“重新观察”孙中山的文章接连出现，在辛亥百年到来之际，这样的声音愈加常见。在某些环境中，孙中山已经从一个伟人渐渐变成一个争议人物，甚至是“小人”、“卖国贼”。【详见附件1：章开沅《不能把孙中山当成抽象的政治符号》】
而对于孙中山的非议，主要又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是孙中山“大言无实、利用黑帮、勾结日本人”，是个小人；
二是孙代表的暴力革命派，打断了立宪派、维新派的改革进程，其过于“激进”的举动让中国经历大动荡与大破坏，实乃“民贼”。
回归史实，孙中山的真实面貌不容模糊。
孙中山为何受人诟病？
说法一、孙中山依靠黑帮，流氓成性
孙中山曾经加入洪门，并被封为“洪棍”，而哥老会、三合会等帮派更曾经公推孙中山为会长。除孙外，其它革命党人也纷纷加入洪门等帮派，有的成为了帮派领导核心。
商榷：这并不能简单推断出孙中山“流氓成性”。
首先，以广东会党头目郑士良为例，他与孙中山畅谈革命“一闻而悦服”，便对孙中山表示：“我虽是三合会的头目，但我近来想，非有新思想的人不能成大事，所以我想找一个这样的人。我觉得你是这样的人，便跟着你来了。”
认可、接纳、服从革命党人的心态，促进了会党行为的改变，部分会党“其宗旨始不过反清复明，自孙逸仙变化其思想，易而为近世之革命党”。虽不无夸张，也确有其情。【详见附件2：《孙中山曾为洪门“洪棍”，靠洪门发动九次起义》】
其次，初创革命势力在其弱小时，借用“会党”“帮派”甚至“黑帮”力量的情况十分常见。所谓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如果没有哥老会的帮助，怎么可能顺利发起？而“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者要迟一年半载”。对比来看，在“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与“安源罢工”等事件中，黑帮的行踪也一直影影绰绰……【详见附件2：《孙中山曾为洪门“洪棍”，靠洪门发动九次起义》】
说法二、孙中山勾结日本人，卖国贼
关于孙中山曾试图用租让中国满州地区权益或提供其他特权的办法，来换取日本军阀或财阀援助中国革命的情况，许多年前日本学者就先后撰文加以披露。早已不是什么秘密。
商榷：孙中山和日本人谈条件，是不是卖国贼呢？还是需要理性分析——
首先，人们以为要爱国，就要口号喊得震天响，行动做到最激烈，对外若有丝毫妥协退让，就是大逆不道，必诛之讨之，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殊不知，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党，恐怕没有哪一个不曾接受过外国的帮助，没有哪一个能够在对外问题上真正做到彻底清白的。
其次，在孙中山所处的历史环境中，同其他人一样，孙不可能有一以贯之的明确的主权和领土概念。何况清王朝签订不平等条约，相当一部分就是清王朝缺乏主权领土意识，害怕麻烦，主动放弃的结果，“堂堂国家之代表清廷上下尚且如此认识，一个单枪匹马，一意以整个国家为敌的造反者，又如何会为自己的革命设定不切实际的斗争目标呢？ ”【详见附件3：杨奎松《孙中山与日本关系再研究》】
说法三、孙中山“排满”，搞民族主义
作为孙中山提出的革命任务，以及同盟会的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一直被认为是民族主义的标志，并且常被评论者认为充斥着血腥味道。
商榷：实际上，孙中山讲得很清楚，不是单纯反满，是反满族统治者而不是全体满洲人。对于满洲人，他们也可以参加革命民主派。
其次，没有反满口号难以动员群众。因为当时老百姓对满洲贵族特别愤恨，人们有切身之痛。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不要说当时的老百姓，就是东京的留学生也不是完全理解。因此，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样的革命口号便出台了。【详见附件4：陈晓勤：《孙中山：愈挫愈奋的革命先行者》】
说法四、孙中山是“孙大炮”，大言无实
孙大炮，是孙中山早期的外号，随着起义的次次失败，孙的诺言无一兑现，“孙大炮”已经不是玩笑了，它代表着某种人品上的信用不良。
商榷：的确，孙中山的道德存疵是十分明显的。
但如果不是“孙大炮”一次又一次跌倒爬起，恬着脸四处化缘继续挣扎，革命事业又将安在？武昌起义前孙中山领导了10次武装起义，倘若没有孙大炮一次次“空放”，没有“黄花岗72烈士”鲜血流淌，武昌第一枪响又将安在？【详见附件5：《武昌起义前孙中山领导的十次武装起义》】
先行者总是要被嘲笑和被误解的，他们与这个时代不是相见恨晚，而是相见恨早。【详见附件4：陈晓勤：《孙中山：愈挫愈奋的革命先行者》】
说法五、孙中山要求党员宣誓效忠，家长式统治
孙中山组织“中华革命党”，要党员向他个人宣誓效忠，并按指印，实行家长式统治。当时反对者甚多（如黄兴）。至今尚有人借此认为孙中山实际上是个独裁者。
商榷：然而，“国民党以数十万党员，实行二次革命，不匝月而先后败亡，实在是团体庞大，份子复杂，意志不一所致。”国民党松懈无力，中华革命党要强化纪律、加强战斗力，这肯定是正确举动。
其次，孙中山认为黄兴“不入会”是适宜的，对此他“甚满足”。黄兴不愿加入中华革命党，表面上是“反对写誓约、打指模，宣誓服从孙中山个人”，但“实际上是对二次革命失败原因的总结意见不同与对孙个人不满”。后来，“党内同志为使黄兴加入中华革命党设想了变通办法，黄兴也同意，但为其他人所反对，黄兴终未加入。”【详见附件6：《孙中山政治人格辩说》】
孙中山不当“小人”又如何？
没错，孙中山为目的不择手段
纵观以上几点人们诟病孙中山之处，即便再怎样讲“不管黑猫白猫，能抓到老鼠就是好猫”，都会给人以“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感觉。
没错，为了革命，为了夺取政权，为了政治理想，孙中山在许多方面的确“不择手段”，其行事的确很“小人”。
但面对时局，“小人”以外的道路都走不通
孙中山一开始是不“小人”的，反而很温和，很通人情。他曾经上书李鸿章，呼吁维新改革，却没有等来李中堂的回复。此后，孙中山自说自话——
“知和平手段无可复施……不得不稍易以强迫。”从此，孙文成了职业革命家。
当一个社会广泛的存在小人式的压迫，被压迫者有三种选择——1、小人式的反抗（像孙中山这样）；2、君子式的反抗（像甘地那样）；3、不反抗，逆来顺受做奴才。
要求人们做君子式的反抗可不太容易，因为“他对你小人，你对他君子”，这需要高风亮节的人格，甘地不是被称为“圣雄”吗，也就是说“圣人”才能做到。要求人们做奴才也不容易，因为没有人想做奴才，更不该做奴才。【详见附件7：刘彦伟：《评〈反对报复性杀戮是真正普世价值〉》】
这就需要问问那些生活在20世纪初的中国人们，他们到底是愿意做不断期望不断失望的“圣人”，还是愿意做逆来顺受的“奴才”，还是愿意出去拼个鱼死网破，哪怕日后被称为“小人”？
孙中山们并未打断改革
革命与改革：手段有异、目的本同
无论改革派（立宪派）还是革命派，都有同样的目的：争取民权，改变政体，实现立宪。正如革命党人汪东所说“排满论与政治革命论，皆假定之以为可以救吾国，其性质非有差也。”
两派的差别只是在实现的手段上：改革派主张实行和平的政治改革，走“君主立宪”的路子，而革命派则主张以暴力手段推翻清王朝，建立共和国。
话说回来，如果能够和平变革就达到政治目的，谁又愿意出去拿命赌明天呢？
面对清廷，改革手段其实无法实现
然而现实往往令人唏嘘——
纵观晚清历史，每当还有一线希望、还能控制一定局面的时候，清廷总是拒不变化；只到时机已逝、丧失了操控能力的时候，它才匆匆忙忙地被动“变革”。
1904年，日俄两国在中国东北地区开战，国危之际，改革派声势迅速高涨。
1906年，清政府在派五大臣留洋考察后终于决定“预备立宪”。
1908年，在“若不及早将国是决定……万一人心不固……臣等不足惜，其如太后、皇上何！”的警告下，老佛爷当即答应宣布立宪年限，随后《钦定宪法大纲》出台——
“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用人权……议院不得干预”、“国交之事……不付议院议决”、“凡一切军事，皆非议院所得干预”、“皇室经费……议院不得置议”。
同时，清政府通知“九年内各事项一律办齐……颁布宪法”。
立宪派苦等几年的结果，竟是这样一纸空文，还要“再等九年”。【详见附件8：《1908年8月27日 清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
最终还是孙中山们倒逼了改革，达到目的
1910年，改革派坐看政府一系列“亡国之举”实在不忍，转而向政府请愿上书，而清政府除了提前三年召开国会外，再无任何让步，反而镇压了学生请愿运动。
改革派也终于意识到“全国人心，为之灰冷”、“气数之穷，岂人力所能挽救，徒劳无益，知者不为”……没错，紧接着，辛亥年就到了。
武昌起义后，天下响应革命，当权者终于知道丧失人心之可怕，在不到一个月内连忙炮制出了《十九信条》——
“皇帝之权，以宪法所规定者为限”、“皇位继承顺序，于宪法规定之”、“皇室经费，由国会议决”、“不得以命令代法律”……
这《十九信条》若是在一年前宣布，哪怕是半年前宣布，天下也不会是那个样子。但一切为时以晚：整整74天后，袁世凯上奏“自古无不亡之国”，又过了27天，隆裕太后带着清王朝的末代皇帝溥仪，在养心殿里，“挥泪对宫娥”。【详见附件9：《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结束》】
如果没有孙中山代表的革命派“小人式反抗”，大清的江山就真的会君主立宪吗？你信吗？
结语
“战士战死了的时候，苍蝇们所首先发见的是他的缺点和伤痕……然而，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鲁迅
附件1：
不能把孙中山当成抽象的政治符号
章开沅
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之初，我已经开始思考“中国史学寻找自己”的问题。1993年6月，我在日本京都大学演讲时，又提出孙中山研究也有“寻找自己”的问题。所谓“寻找”，有三重含义：（1）寻找真实的孙中山；（2）寻找自己的研究方法和风格；（3）寻找对孙中山新的理解。孙中山在1913年中华革命党成立之后，已被树立为至高无上的偶像。但他毕竟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不是抽象的政治符号。因此，必须用适合研究人的方法来进行探讨，不能满足于以既往惯用的简单公式来推演。
现今已进入“读图时代”，孙中山的许多老照片应该可以帮助我们把孙中山还原成“活生生的人”。但是很遗憾，不仅是摄影师、新闻发布编辑，甚至连他本人都太政治化了。我很尊重孙中山，但看了大量照片都是过于严肃，充满忧国忧民的焦虑，似乎总是承受着无穷无尽的使命感与责任感。我觉得这些照片好像缺少一点什么，但又苦于讲不清楚。直到今年年初，在香港孙中山纪念馆看到一张家藏照片——作为父亲的孙先生两臂伸开，拥抱着两个花季女孩，嘴唇微张，笑容满面，而且笑得那么甜蜜，仿佛已经忘记一切，全部生命都在这一刹那沉浸在父女温馨的幸福感之中。此后，我终于找到自己一直都在寻找的东西，那就是潜藏在伟人心灵深处的真实人性。
我认为，孙中山并非十全十美。孙中山在辛亥革命期间，有重要贡献，也有不少错误，甚至有过严重过失。比较明显的是他始终坚持海外少数志士潜入沿海城镇举义，这种“输入式”的僵化模式，终于在1911年春黄花岗起义中宣告失败，起义军全军覆没，精英伤亡殆尽，此乃极大战略错误。再则，武昌起义前，同盟会已呈分裂态势，孙中山自控南洋支部，光复会重新独树一帜，长江中下游革命骨干另立中部同盟会，原有同盟会总部形同虚设，凡此种种，孙中山不是没有自己的过失，作为领袖人物，至少是处理失当。民国肇建以后直至护法战争，孙中山也不是没有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但如果因此就断言孙中山“一无是处”，我却期期以为不可。我们总是说，辛亥革命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其失败实为必然。但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毕竟是在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基础上产生的，应该说前者就是后者的继续。显而易见，“五四”时期宣称的“民主”与“科学”两大课题，辛亥革命时期不仅早已提出，而且还进行过热烈广泛的讨论，实际上已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提供必要铺垫，也为新一轮伟大思想解放潮流开启了闸门。评价伟大历史人物，主要应客观考察他比前人多做了哪些工作，对社会进步有多少推动；而不是专门挑剔他比后人少做了哪些工作，比现今有哪些不足。我历来提倡：治史必须“设身处地”，然后才谈得上“知人论世”。
甚至展望未来百年，面临国际国内诸多新的严峻问题，我们也还可以从孙中山与辛亥革命遗产中取得借鉴并汲取智慧。譬如，应对全球化的汹涌浪潮，孙中山早就未雨绸缪。他在晚年极其关心未来世局的变化，如“王道”、“霸道”的抉择，“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关联，孙中山从来都是“知行合一”，他以“恢复中华”作为自己革命生涯的发端，但是从来没有把民族主义的范围局限于中华，更没有以此作为最后的目标。他认为，民族主义是世界主义的基础，因为被压迫民族只有首先恢复民族的自由平等，然后“才配得上讲世界主义”，也就是把自己的民族解放扩大为实现整个人类解放的世界主义。我在世界各地鉴赏他遗留的题词时发现，好多都是“博爱”、“天下为公”、“世界大同”。孙中山既是中国人民伟大的政治领袖，也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公民。其高风亮节，博大胸怀，堪为后世楷模。
关于对孙中山的评价，不仅他在世时已有许多不同评价，即使在身后也褒贬不一。从来都不大喜欢孙中山的张謇，倒是说了几句可以为多数人接受的公道话。1925年，他在南通追悼孙中山大会上说：“若孙中山者，我总认为在历史上确有纪念之价值。其个人不贪财聚蓄，不自讳短处，亦确可以矜式人民。今中山死矣，其功其过，我国人以地方感受观念之别，大抵绝不能同。然能举非常大事人，苟非圣贤而贤哲为之左右，必有功过互见之处。鄙人愿我国人以公平之心理、远大之眼光对孙中山，勿爱其长而护其短，勿恨其过而没其功，为天下惜人才，为万世存正论！”
正如永远也编不全《孙中山全集》一样，恐怕仅就如何评价问题，也永远说不完孙中山。历史本来就是如此复杂，史学因此才呈现绵长。张謇不是历史学家，但其“知人论世”并不逊于历史学家。谨将这位企业家的建言，奉献给现今正在纪念辛亥百年的国人！（作者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2011年08月22日北京日报）
附件2：
孙中山曾为洪门“洪棍”，靠洪门发动九次起义
内容提要：综观孙中山发动的“十次起义”，除了1910年的广州新军起义之外，其余九次起义的基本队伍都依靠洪门会党武装
洪门是中国历史上的秘密结社系统，清代迅速在南方诸省传播。“歃血为盟、异性结拜兄弟、反清复明”是洪门是特征。
关于洪门的起源，至今仍然众说纷纭。曾经利用洪门来推翻满清的民国缔造者孙中山认为：“洪门者，创设於明朝遗老，起於康熙时代。盖康熙以前，明朝之忠烈士，多欲力图恢复，誓不臣清，舍生赴义，屡起屡蹶，与虏拼命，然卒不能救明朝之亡。迨至康熙之世，满清已盛，面明朝之忠烈，变残废殆尽。二三遗老，见大势已去，无可挽回，乃欲以民族主义之根苗，流传后代，故以反清复明的宗旨，结成团体，以待后有起者可藉为资助也。此殆洪门创设之本意。然其事必当极其秘密，乃可防政府之察觉也。夫政府之爪牙为官吏，而官吏之耳目为士绅，故凡所谓士大夫之类，皆所当忌而须严为杜绝者，然后其根株乃能保存，而潜滋暗长於异族专制政府之下。以此条件而立会，将以何道而后可？必也以能全群众心理之事迹，而传民族国家之思想。故洪门之拜会，则以演戏为之，盖此最易动群众之观听也。其传布思想，以不平之心，复仇之事以表之，此最易使士大夫闻而生厌远而避之者也。其固结团体，则以博爱施之，使彼此手足相顾，患难相扶，此最合乎江湖旅客无家游子之需要也。而终乃传以民族主义，以期达其反清复明之目的焉。”因为孙中山加入过洪门，所以他对洪门创设于明朝遗老的见解，可代表当时洪门中人的见解。
在清代，洪门举行过多次大规模起义，著名的有乾隆末年的林爽文起义、咸同年间的上海小刀会起义、两广洪门起义等。满清对洪门实施了严厉的镇压政策。为了生存，洪门便利用各种名目进行活动，如天地会、三合会、三点会、小刀会、致公堂等等、后来还派生出一个强大的支派哥老会（这些由洪门派生出的支派统称“会党”）。到清末，洪门已经成为相当强大的社会力量。特别是长江流域的哥老会及两广的天地会，会、堂并立，活动频繁。当时的孙中山曾经说过“（广东惠、潮、嘉）三府，其人民十居八九已入反清复明之会”。同时，从清中叶起，已经有洪门人士在海外立足，到清末势力也日益强大。（例如同盟会资深会员冯自由在《革命党与洪门会之关系》中指出：“旅英华侨挂名致公堂者逾十万人。”）总之，清末的洪门已经是任何革命者都不可忽视的反清力量。
早在孙中山创建反清的兴中会时，其成员有很多就是洪门中人。不过，那时的孙中山尚未加入洪门。为了增强势力，孙中山亦有意进一步联络洪门。（冯自由在《革命党与洪门会之关系》中指出在1899年：“三合、哥老两会首领虽有推崇孙总理为总会长之举，然仅属洪门一部之特殊动作，究有泾渭之分。”）孙中山真正加入洪门的时间是在1903年，当时，孙中山听胞兄等人的建议在美国正式加入致公堂，并被封为“洪棍”。“洪棍”在洪门内部究竟处于什么地位呢？后来有洪门中人指出：“三合会中的职位比较简单，大致分为红棍、纸扇、草鞋三类。红棍是主持人，是当家，是执行者；纸扇是幕僚，是参谋，是秘书；草鞋是外勤，是交通员，是联络员通讯员。三合会中，所有的职位都是由会中传斗师扎封的（“斗”与“道”同音，可能由此讹传）。传斗师是一代传给一代的。相传三合会的创始人陈近南，就是第一代传斗师。这个职位是洪门三合会中“清贵”之职，地位很高，但无实权。”
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横滨创建同盟会，并被推为总理。同盟会总理在同盟会中，是地位最尊贵的、权力最大的。然而，此时的孙中山除了同盟会总理之外，还有另一个身份，就是洪门致公堂“洪棍”。值得注意的是，“洪棍”在洪门致公堂中地位并非是最尊贵的、权力也并非是最大的。此外，同盟会中的另一位领导者黄兴是哥老会的“龙头”（类似于三合会的“洪棍”），同时，同盟会中有很多人都是洪门中人。
从孙中山创建兴中会、加入洪门、创建同盟会到辛亥革命为止，孙中山发动了著名的“十次起义”，在这些起义中，洪门会党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下面简述一下“十次起义”的经过：
第一次是1895年的广州起义，这次起义由兴中会领导，起义的基本队伍则企图依靠会党及绿林。然而起义未及发动因秘密泄露而失败，兴中会会员陆皓东和洪门首领丘四、朱贵全被捕遇难。
第二次是1900年的惠州起义，起义的基本队伍为嘉应州一带会党及新兴一带之绿林。领导者有郑士良、陈少白，还有洪门首领黄福，起义高潮时投军者达二万多人，其中大多数为洪门中人。义军首先聚集于三洲田，并于八月十五日晚袭取沙湾，后屡获捷，惜无弹药接济，卒至自行解散。
第三次是1907年的潮州黄冈起义，起义的基本队伍为会党，直接领导者有许雪秋、余丑、陈涌波等，均为会党首领。此役于四月十一日发动，义军占领黄冈，后在井州与清军八营激战，义军势渐不支，退回黄冈，以无弹药接济的缘故，最后自行解散。
第四次是1907年的惠州七女湖起义，起义的基本队伍为惠、潮一带的会党，首领为洪门的陈纯、林旺、孙稳。此役孙中山派邓子瑜回国领导，于四月二十二日在七女湖起义，首战获胜，接着连克泰尾、杨村、三达等圩，进抵柏塘、八子低、公庄等处，后因无弹药接济，义军最后自行解散。
第五次是1907年的钦廉防城起义，起义的基本队伍仍然是洪门会党中人，首领为王和顺、粱植堂、粱建葵、柴少庭、刘显明等。此役，孙中山派出黄兴、胡毅生回国领导。七月下旬，义军从三那出发，取防城。后因攻钦州失利，被迫退入十万大山。
第六次是1907年的镇南关起义，起义的基本队伍是由洪门首领黄明堂、王和顺、粱兰泉、关仁甫等率领的会党武装。起义由黄兴策划及领导，于十月二十五日发动。义军从越南进入国境，镇守镇南关的官兵多系受招安的原会党武装,义军事先已经对其进行过策反,因此比较顺利攻占镇南关北、中、南三座炮台，与清军麝战七天，后因清军来援之军达四千余人，义军遂由镇南关撤入越南境内。
第七次是1907年的钦廉上思起义，起义的基本队伍是钦廉一带的洪门会党，由黄兴领导。二月二十五日，义军从越南进攻钦州，转战钦廉、上恩一带，经过数十乡镇，历时四十余天，先后与两万清军交战。后因弹尽粮绝自行解散，余众遣归十万大山，图谋再举。
第八次是1908年的云南河口起义，起义的基本队伍是由洪门首领黄明堂、王和顺、关仁甫等率领的会党武装。起义发动后，孙中山派黄兴回国担任领导。三月二十九日夜，义军从越南进入国境，联络部分防营及警察,攻占河口、兰溪、新街。清军大举来援，义军退回越南，以图再举。
第九次是1910年的广州新军起义，这次广州起义革命党人筹备多时，可惜因军警冲突，新军仓促起义，而防营、民军未能及时响应而失败。
第十次是1911年的黄花岗起义，三月二十九日，黄兴率部攻击两广总督府，总督张鸣岐逃逸。革命党人因遭到闻讯而来的清军的围堵而败退。此役结束之后，经人检收革命军战死及就义者遗骨，得七十二具，葬于之黄花岗。烈士大部分为洪门中人。
综观孙中山发动的“十次起义”，除了1910年的广州新军起义之外，其余九次起义的基本队伍都依靠洪门会党武装。
孙中山发动“十次起义”受挫之后，为了进一步得到洪门会党的支持，于1911年五月赴美，在旧金山与洪门致公堂大佬黄三德协商，决定将同盟会并入洪门。凡同盟会成员以前未有加入洪门的，一律加入洪门致公堂。（对于这一盛事，当时同盟会与致公堂分别在《少年中国报》、《大同日报》刊登公告。）这是孙中山继1903年加入洪门之后的又一重大举措，至此，同盟会亦成为洪门一组织。孙中山既为洪门“洪棍”，则在洪门内部被尊称为“大哥”；洪门组织一般称“山”或“堂”，（除了“山”、“堂”之外，还有“会”、“社”，例如“三合会”、“洪兴社”等、大同小异。）其中“‘大陆山’由孙中山开立。”（2008年03月12日中国网）
附件3：
孙中山与日本关系再研究
杨奎松
孙中山与日本关系再研究——兼谈近代中国革命党国家观念的形成与转变如果要拿我们今人的观点来看当年的孙中山，李吉奎教授所说孙中山最初革命时“民族意识是淡薄的”，自然是有道理的。
孙中山与日本关系再研究——兼谈近代中国革命党国家观念的形成与转变
（一）
我们从来都被告知，孙中山是“伟大的爱国者”。“爱国”这一概念，今天在中国已被用来泛指对祖国的关切与眷恋之情。此关切之深，达到不惜以个人生命来捍卫，并能举全国民众共同来争取，即可谓之为“伟大”。孙中山敢为中国近代革命之先驱，成功地推进了中国民族解放的事业，称其为“伟大的爱国者”，当不为过。
但是，我们对历史的讲授或说明，往往太过简单化。简单化到动辄只提供给读者一方面的历史，让其只知其一，不其知二。比如对孙中山，一般的传记和评说都只谈其如何爱国，如何伟大，却不谈其赤手空拳打天下时，为借助于外力帮助曾不得不向野心的日本军阀和财阀许愿出让中国权益的情况。没有人会去想一下，这样误导历史，会不会使后来人把政治与外交概念化、简单化，使人以为要爱国，就要口号喊得震天响，行动做到最激烈，对外若有丝毫妥协退让，就是大逆不道，必诛之讨之，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殊不知，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党，恐怕没有哪一个不曾接受过外国的帮助，没有哪一个能够在对外问题上真正做到彻底的。
关于孙中山曾试图用租让中国满州地区权益或提供其他特权的办法，来换取日本军阀或财阀援助中国革命的情况，许多年前日本学者就先后撰文加以披露。对于这一说法，习惯于为尊者讳的一些台湾学者当年自然拒之唯恐不及了。奇怪的是，并未将孙中山奉若神明的大陆学者，很多人对此也始终抱以怀疑甚至否认的态度。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史料被披露出来，不信不谈到底是不成了。于是，经过十多年深入发掘史料和细心研究，我们在90年代末终于看到了李吉奎教授的《孙中山和日本》与俞辛淳教授的《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研究》两本专著，内中对孙中山出让中国满洲权益的问题颇多讨论。
李吉奎教授的讨论，基本肯定孙中山从甲午战争到五四运动前历次承诺出让满洲权益的言行是事实，并对此类言行一一持以批评的态度，甚至提出了孙早期“民族意识是淡薄的”的看法。俞辛淳教授则坚持传统的观点，强调已经发现的所有这类史料，基本上都还只是从日本一方发现的，“正如法官对人命关天的重大案件做出最后判决一样，对事关中国国家主权的这一重大问题做出结论时，必须具备有关直证和旁证的材料，但现在缺少孙中山的直证材料。”当然，俞辛淳教授是训练有素的历史学家，他很清楚，既然这是事关国家主权的重大秘密交涉，作为直接责任者的孙中山，未必会堂而皇之地自己把这种直接的史料证据保留下来。因此，他其实并不认为李吉奎教授的考证和叙说真的存在史实基础或事实判断上的错误。他的解释是，即使存在这种情况，也不能简单地对孙中山的这种做法一概予以否定。第一，孙中山对日本的野心始终还是有所认识的，其“审时度势，果断地暂时牺牲部分国家权益”，是因为他必须优先考虑推翻国内政敌的革命任务；第二，孙中山即使这样做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确实争取到了日本在资金和武器方面的一些援助，这对“革命的短期利益”是有帮助的。
应该承认，俞辛淳教授的解释颇有些道理。说有些道理，是因为不仅中国，世界上许多国家的革命者其实也都是一样，在他们势单力孤地开始其革命运动之际，多半都会向外国寻求帮助，也都或多或少地会得到外国的一些援助。列宁及其大批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在俄国十月革命前顺利回国，就直接得到了敌国德国的帮助和资助；中共早期更是因为在长达十年左右的时间里一直从莫斯科获取主要活动经费，而曾被国民党指为所谓“卢布党”。对于这种事情，纯粹要看你打算从什么角度去理解。比如，基于“革命的短期利益”，这就未必有什么错。为此“暂时牺牲部分国家权益”，先安内而后攘外，自然也就无可厚非了。因为无论是德国资助列宁，还是苏联援助中共，都不是无条件的。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被援助的革命党在关键问题上要站在援助提供国的一边。比如，德国就是希望通过帮助布尔什维克夺权，最终促使俄国与德国停战，以便德国能够集中力量对付协约国，而列宁在十月革命后也确实通过签订屈辱的布列斯特和约忍痛割地满足了德国的愿望。苏联也同样要求中共在中苏外交关系问题上要站在苏联的一边。如1924年春中苏两国政府谈判中，为推动解决悬案的外交谈判，共产党就对北京政府的对苏外交颇多批评，并且与国民党内的民族主义分子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他们坚持，中国方面没有必要坚持苏联必须从外蒙古撤兵，并且相信外蒙古人民应当享有民族自决的神圣权利。1929年张学良在南京政府的支持下，发动中东路事变，试图强行收回控制在苏联人手中的中东铁路。一方面是举国舆论沸沸扬扬地支持这一“爱国”行动，另一方面中共中央则是反其道而行之，公开提出了“武装保？苏联”的口号，并准备调动红军采取牵制南京政府的军事行动。比较上面的情况，我们不难了解，如果我们因为孙中山有过这样或那样“暂时牺牲部分国家权益”的言行，就相信孙中山当时“民族意识是淡薄的”，并不爱国，那就如同说列宁或中共不爱国一样，大概是很难让人相信的。
（二）
如今争论孙中山在对日关系问题上，有没有不爱国的言行，多以争论《中日盟约》的真假为关键。怀疑及否认论者似乎认为，只要找到了日本史料上的破绽之处，就可以澄清孙中山所受到的类似种种指责了。然而，事情真是如此简单吗？不要说中方直证材料无处寻觅，即使是围绕着日方史料的签字、印章真假问题的讨论，看起来也将旷日持久而不得结果。
《中日盟约》问题的经过在于，1915年1月日本政府以赞成袁世凯称帝为诱饵，要求中国接受其“二十一条”要求。包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延长旅顺、大连及南满铁路的租借期限至99年；聘用日本人担任政治、军事、财政顾问；中国所需军械半数以上向日本购买，或在中国设立中日合办之军械厂，聘用日本技师，采买日本材料；由日本建造武昌至九江、南昌及南昌至杭州、南昌至湖洲之铁路；日本对于福建省内筹办铁路、矿山及整顿海口（包括船厂）有贷款优先权，等。注意到这种情况，有资料显示，孙中山马上于2月5日与陈其美一道，和日本人山田纯三郎等先行订立了《中日盟约》，内共11条，与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内容相近。如盟约规定:“中华海陆军聘用外国军人时，宜主用日本军人”；“中华政府及地方公署若聘用外国人时，宜主用日本人”；“宜设中日银行及其支部于中日之重要都市”；“中华经营矿山、铁路及沿岸航路，若要外国资本，或合办之必要时，可先商日本，若日本不能应办，可商他国”；“日本须助中华之改良内政、整顿军备、建设健全国家之事业”等。在发现袁政府刻意将消息泄露，引起国内外舆论强烈反应，日方大举增兵中国进行威胁，孙甚至更进一步于3月14日具名写信给小池张造，将此盟约送交日本外务省，恳切表示:贵政府与袁政府的交涉手段，只能暂时给日本带来收获，却必定会使日华之疏隔日益扩大。而《中日盟约》，则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两国友好问题。
对于日方史料的上述记录，台湾和大陆学者歧见颇多。但很少有学者考虑过，孙中山此种记录的有疑无疑，未必一定要把这一两件史料考据清楚才可能获致答案。事实上，不仅日本方面有诸多记录孙中山类似言论的史料，而且事实上孙中山也是有过类似的行动的。比起讨论个别可能有争议的史料来说，那些具体的行动本身或许更能说明问题。
比如1895年中国甲午战败，被迫与日本谈判《马关条约》，割地赔款之际，康有为等在北京上书建言变法强国，孙中山却看准清王朝自顾不暇，乘机在广州策动起义。策动起义也罢，毕竟也可以算是“爱国”的一种。然而，他为了起义，却数度前往交战之敌国日本驻广州领事馆，再三恳求日本政府为其提供武器援助，以帮助他推翻当时风雨飘摇的满清政府。
比如1911年孙中山得知辛亥革命成功消息后，绕道欧洲回国，首先即电召日本友人在香港接船，然后与大批日本人同船抵沪。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孙就任临时大总统，不仅在财政、银行等方面求助于日本财阀，而且很快就任命了大批日本人，包括极力主张策划满蒙独立的日本浪人头目内田良平，来做自己的经济、法律、海军和政府等各方面的顾问。
又比如1915年日本乘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对德宣战为名，出兵强夺了德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胶东半岛及其胶济铁路，孙中山当即委派党务部长居正前往刚被日军占据的青岛去成立在日军庇护下的“中华革命党东北军”。为此，孙中山全力疏通日本官方，很快得到了日本占领军的支持，获得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并任用了大批日本浪人、学生，甚至日本军人。这支以日军占领区为后方的革命军，一度攻占了山东昌乐、安邱、高密、益都、昌邑及寿光等县。只是由于袁世凯很快去世，日本政府改变态度，孙中山才没有能够在日本浪人和军人的直接帮助下，取得更大的发展和战果。
了解到孙中山在马关条约签订前后向敌国日本求援，辛亥革命一成功就大量聘用日本人做自己的政治、经济、法律和军事顾问，以后更公开依靠日本侵略军的支持来反对当时中国的中央政府袁世凯政府，人们固然可以继续研究《中日盟约》的签字、印章之类的真假问题，并各执己见，但如果试图用否认其真实性来使人改变对孙中山这一时期对日态度的看法，至少不会有太大的意义。
孙中山与日本关系再研究——兼谈近代中国革命党国家观念的形成与转变如果要拿我们今人的观点来看当年的孙中山，李吉奎教授所说孙中山最初革命时“民族意识是淡薄的”，自然是有道理的。
（三）
如何理解孙中山当年的这些做法呢？俞辛淳教授强调要注意到孙中山之对日有策略上的考虑和态度上的变化，反对从“思想认识论”的方法出发，把历史人物的言论行动与其思想认识的水平简单地等同起来，但是他却并没有真正跳出他所批评的这个“思想认识论”的框框。说“孙中山对日本侵华有一贯明确的认识”，进而推断说孙出让满洲权益之类的言行是基于“革命的短期利益”而采取的一种“暂时牺牲部分国家权益”的策略手段，也就是把用人物言行来推断人物思想的方法倒过来，用人物思想来倒推人物言行的动机罢了。何况，俞教授关于“孙中山对日本侵华有一贯明确的认识”这一判断，说起来其实也只是根据孙中山的一些只言片语所推断的孙中山的思想认识而已，其未必比李吉奎教授等人从孙出让满洲权益的言行，所得出的孙民族意识淡薄和对日侵略本质认识不清之类的推断更加有力。
当然，说“孙中山对日本侵华有一贯明确的认识”，对不对呢？至少也不能说错，因为俞教授确实找到了一些李吉奎教授等不大注意的孙中山对日求援期间批评或警惕日本的片断言论。但俞教授和其他许多为孙中山辩护的学者忘记了一点，即“孙中山对日本侵华有一贯明确的认识”，却并不等于孙中山对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有一贯明确的概念。
研究历史，最要紧的方法，是要把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放到它们当时所在的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当中去。孙中山所处的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正是中国刚刚开始接受西方民族国家的观念，准备重塑中华国家的那个对主权和领土概念正在熟悉和形成过程中的十分混乱的过渡时期。同其他中国的志士仁人一样，孙中山最初不可能有一以贯之的明确的主权和领土概念，是可想而知的。更何况，孙中山最初成长的中国，还是一个典型的专制帝国，国家及其权利，从来都是少数人之私，或予或夺，任由其便。正如慈禧辛丑年对列强之作为，爱国也好，卖国也好，在其眼中，都与国人无关。
如果要拿我们今人的观点来看当年的孙中山，李吉奎教授所说孙中山最初革命时“民族意识是淡薄的”，自然是有道理的。回避或者隐瞒孙中山当年不那么“爱国”的事实，实在大可不必。对历史上的问题，关键在于理解。此即所谓不为古人讳，但为古人解，这是我们做历史研究的一条原则。关于这一点，陈寅恪先生有过一段很精辟的话可以记在这里。他说:今人研究历史，首先要能“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脂，表一种同情。”在这里，“同情”两个字或许容易给人以太强的感情色彩，因此我更愿意用“理解”一词来对其稍加限制。即对历史上的人或事，应在理解的基础上表一种同情。用这样的观点来看孙中山当年对日本的态度，我们应当能够发现，这种理解的同情态度也许比什么都重要。因为众多学者之所以极力为孙中山辩诬，不承认孙中山曾经不那么“爱国”，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是在用今人的观念来要求古人。他们以为，既然孙中山最早高举起“民族主义”的大旗，提到了列强瓜分的危险，他自然也就是最爱国的。问题是，在当时的孙中山看来，无论是暂时出让满洲权益，还是引入日本顾问，借助于日本援助，与爱国并不矛盾。因为，孙中山当时内心里想要去爱的那个国，既不是满清统治的大清国，也不是袁世凯后来闹帝制丑闻的那个假民国。
习惯于把国家看成一家一姓，或一党一派的私物，相信这个国是你的，那个国是我的，牺牲你的国，不等于牺牲我的国，在近代民族主义生长过程中绝难避免。专制皇帝如此，革命者也莫不如是。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近代任何民族国家的形成，都需要经历相当的过程。不仅要经历一个大多数人经过民族主义思想启蒙，逐渐认同自己的特定国民身份，进而自愿履行其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义务的情感归属过程；而且还要经历一个对现代意义上自己国家主权和领土范围的认识和界定的过程。想当然地把我们今天对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理解与当年孙中山的理解混为一谈，只能是对历史的不求甚解，是不了解我们今天所谈论的“民族意识”，并非与我们这个民族与生俱来，而是要经过许多年的生长和发展才可能成型的。
以当年清王朝签订不平等条约为例，难道所有那些主权丧失和领土租借都是列强威逼索取的结果吗？深究历史，我们可以看出，相当一些问题的造成根本上就是清王朝缺乏主权领土意识，害怕麻烦，主动放弃的结果。像治外法权的让予，协定关税办法的提出，最初都是清廷图省事的自以为得计之作。包括最初在广东沿海租让一两个小岛给洋人屯货暂居，不也是不愿意开放口岸，害怕洋人进城的结果吗？堂堂国家之代表清廷上下尚且如此认识，一个单枪匹马，一意以整个国家为敌的造反者，又如何会为自己的革命设定不切实际的斗争目标呢？
革命的最高目标就是夺权。要夺清廷之权，根本上先要找到国内大批志同道合、不满清廷者做革命的动力。但直至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签订割让辽东及台湾的《马关条约》，除了康有为等近千举人利用京城会试举行“公车上书”，建议拒和、迁都、变法之外，国内各地及其各界人士，何曾有过任何对清廷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不满的抗议行动呢？拿我们今人的眼光去想象甲午战争及其随后的“瓜分狂潮”一定带来了强烈的民族危机感，既无助于了解康梁维新派何以仍对包括日本在内的列强各国颇多期望，也无助于了解孙中山最初的革命何以完全不拿清廷的“卖国”做文章。十分明显，这个时候孙中山最关心的还不是日本与其他列强侵略的危险，而是如何利用国内满汉矛盾，运动带有“排满兴汉”色彩的南方秘密会党来帮助自己推翻清廷的统治。其从1894年创立兴中会，到1905年创立同盟会之后，十余年里始终高举“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旗帜，也清楚地反映出他这时的中华国家观，并没有与大清帝国完全重合。其中满蒙地区是否已确定无疑地列入其必欲保全的未来中华国家不可分割的领土之中，就颇成问题。
既然孙中山相信革命的目标首重“驱逐鞑虏，恢复中华”，那么，凡有利于“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者，孙中山都会举双手赞成。即使它可能会对现存的大清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有所损害，也没有妨碍。同样的情况，当孙中山发现袁世凯当政的民国徒有虚名，非彻底推翻不能建立起真正的民国时，他自然也就不会在意借助于日本人之手来打击北京政府了。这也是为什么孙中山会在中国甲午战败之际向敌国日本求援，而1915年又会在日本占领军支持和武装下对北京政权发动军事进攻的重要原因。对此，唯一可以做出的解释只能是，孙中山确实不爱国，因为这个国在他眼里并不是自己的国，而是满族统治下的大清国，和袁世凯统治下的假民国。他想爱的，则是其计划中且日思夜想的，按照他的主张并由他的党所领导的那个“中华民国”。
（四）
用自己理想中的中国，来代替现实中的这个中国或那个中国，以至于有意无意地把党派利益与国家利益相重合，这使得近代中国为本党牺牲彼“国”的现象层出不穷，也使得谁能真正代表中国人民利益的问题长期争论不休。三四十年代国共之争时尚且如此，更遑论处于中国民族国家尚在萌芽，民族主义初起之际的孙中山？
孙中山与日本关系再研究——兼谈近代中国革命党国家观念的形成与转变如果要拿我们今人的观点来看当年的孙中山，李吉奎教授所说孙中山最初革命时“民族意识是淡薄的”，自然是有道理的。
为有助于理解孙中山当年对日行为逻辑的内在合理性，我们不妨再比较一下至今仍会受到一些台湾学者批评的抗战时期共产党“不爱国”的问题。他们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共产党为保存实力“游而不击”和在敌后扫除异己势力的问题上，同时也有批评共产党不惜“出让”民族国家利益的问题。比如，1941年4月13日，苏联和日本签订《苏日中立条约》，事实上承认了伪满洲国。这件事自然引起当时的中国政府，即重庆政府的严重不满，然而共产党人却对这一条约明确表示欢迎。同样的情况，1945年8月14日苏联利用出兵中国东北之机，迫使国民党政府签订了同意外蒙古独立和租让旅顺港等有损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原则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国民党方面对此耿耿于怀，共产党方面的态度也明显与之不同。如果我们把当时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泛泛地当成我们今天所说的不带任何党派色彩的父祖之国，那么，共产党的态度当然不能被看成是“爱国”之举。然而，如果我们站在共产党人的角度，也就是相信未来共产党的中国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的话，那么，共产党的态度又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事实很清楚，共产党人并非不爱国，当它准备建国伊始，中共中央马上就向苏联政府提出了要求外蒙古回归中国的强烈愿望。此举尽管未能成功，他们还是通过外交努力，很快就收回了被国民党租让出去的旅顺军港及交由中苏共管的中东铁路。此后，意识形态相同的共产党中国与共产党苏联之间更是磨擦矛盾频频，终至关系根本破裂。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固然十分复杂，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却也还是因为共产党坚持“爱国”，因为他们相信，非如此则不足以维护中国的国家权益。
其实，在历史著作中以“爱国”或“不爱国”作为一种道德尺度，来评判近代中国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政治斗争各方的是非优劣，是一种极不科学的作法。文革后一部名为《苦恋》的电影遭致禁演，就因为其中表现了一些知识分子对“我爱祖国，祖国却不爱我”的痛苦与困惑。其实，这段话不仅混淆了“祖国”与“国”的区别，而且头一个“祖国”与后一个“祖国”也远非同一个意思。这也就正如今天世界上的华侨，大都热爱自己的祖国，但他们中有些人却未必热爱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事实。如果我们简单地把“祖国”和现实中的“国”混淆起来，就会因为他们的这种态度就把他们视同为“不爱国”。这当然是非常不妥的。
必须指出的是，历史上几乎任何取得了中央政府资格的党派政府，通常都会以煽动“爱国”心的办法，来作为动员民众和取得自身合法性基础的一种重要政治手段。当年德国、意大利的法西斯政府是如此，日本军国主义政府也是如此。我们绝难依据是否响应政府的爱国主义号召来判断历史人物的爱国与否。因为，从对父祖之国的角度而言，这种爱国其实未必就是真爱国。与此相反，列宁及其布尔什维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力主欧洲各国共产党引导工人群众抵制战争，鼓吹失败主义，停战后更宁愿割地求和；一些德国科学家二战期间帮助敌对国美国制造足以摧毁自己出生国的原子弹等等，这些看起来近乎卖国的做法，其实又未必是不爱国。历史有时就是这样复杂。
那么，我们今天究竟应当如何理解这个“爱国”甚或是“爱国主义”的问题呢？霍布斯鲍姆的如下看法或能为我们提供一种参考。他说:“爱国主义最原始、最革命性的概念，乃是以国家为基础而不是以民族主义为基础，因为这种概念来自主权人民，也就是说，国家是以人民之名来行使治权。”爱国主义者们“所效忠的‘父祖之国’（patrie）并不是现存或先前存在的国家，而是经由人民的政治选择所创建的‘民族’，这些人民借由民族的创建，打破或至少是疏离了他们与旧权威的关系。”“在这个定义下，民族乃是全体公民的集？，他们拥有的权力使他们与国家利害相关，因此，公民才会真心觉得国家是‘我们自己’的。”即在民众的眼中，这个国家理应与过去私利与特权的国家相区别，即应当是公益和公利的代表。换言之，理想意义上的“爱国”或“爱国主义”，首先就要确定:这个国家是否是经由人民自己的政治选择，并事实上是经由人民自己来行使治权的，代表全体国民自己利益的国家。
（五）
“以人民之名来行使治权”，这是近代几乎所有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革命党人势必要高唱的口号，也是自孙中山以后凡中国革命党人都必定要高揭的一面旗帜。正是因为必须打出人民的名义，因此，随着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日益觉醒，那种把一家一姓或一党一派的利益简单地混同于民族国家利益的作法，也就不可避免地会逐渐受到某种制约了。
民族主义的觉醒未必会为民主政治开辟道路，但立志于创建民族国家的各个政党，不得不以人民的名义进行鼓动和号召的现实，却自然而然地会激起国民要求参预和监督国家政治外交的强烈愿望。民族主义的动员幅度越广，国民对国家大政方针，特别是对涉及国家主权和领土的重大外交事务，关心参预的渠道和程度也就会越多。所谓国民外交运动的兴起，也就难以避免。由于广大国民开始具有监督和参政的渠道，过去那种个人的，乃至于党派的民族主义意识，自然要受到整个国家的，也就是国民整体民族主义意识的影响和制约。换言之，随着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日渐发展，由一家一姓或一党一派根据自身利益需要来处置国家主权和领土问题的历史，势必会开始发生改变。任何对公认的父祖之国的利益的严重背离，都难免会直接危害到其政权（甚或政党）的合法性。孙中山1919年以前十年对日秘密交涉的作法，到“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后骤然停止的这种变化，就清楚地显示了来自民族主义觉醒的强大社会舆论压力的作用。
“五四”以后的孙中山在对日问题上发生怎样了的态度变化呢？在此之后，孙中山固然也还曾向日本要求过援助，但却再也不曾有拿涉及主权和领土一类的国家权益做交换的记录了。不仅再没有这种记录，而且孙中山还开始公开声讨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以及1895年的《马关条约》，斥责日本占据胶东半岛，甚至要求日本应于旅顺、大连25年租期满后，即1923年以后即应“退出满洲各地”。和1918年以前孙中山所留下的那些以满洲等权益为诱饵要求日本援助的种种记录相比，这一变化实有天壤之别。
孙中山为何会突然改变了过去的作法？当然是因为“五四”爱国运动。“五四”运动在全国范围轰轰烈烈的爆发；参预“二十一条”对日交涉的外交官被殴、官邸被焚；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迫于国内民众压力拒签和约；学生、商人乃至工人空前动员，对野心日本同仇敌忾，罢课、罢市、罢工，并实行抵制日货运动。所有这一切，不仅标志着中国国民中民族主义的极大觉醒，而且标志着过去一向由一家一姓或一党一派操纵的秘密外交时代，已经开始要步入“国民外交”的时代了。从此之后，任何一个合法的政党组织，都再难背着国人牺牲父祖之国的重大权益而不受谴责了。孙中山当机立断，改弦更张，既是情势所迫，也是顺应潮流，转而引领民族主义运动的一种有远见的政治谋略。当然，它也从一个侧面显示出，孙中山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意识开始明确起来了。
这之后，孙中山在涉及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问题上有过的最大的妥协，大概只有1923年《孙文越飞宣言》一件了。为了取得苏俄的援助，孙中山当时声明同意在中国政府无力阻止白俄利用外蒙反对苏俄的情况下，“俄国军队不必立时由外蒙撤退”。但十分明显地，孙中山坚持了外蒙主权应当属于中国的前提条件，并迫使越飞明白承诺:苏俄无意“使其与中国分立”。也正因为如此，当1924年春中苏外交谈判时，孙中山对共产党人力主应予外蒙古人民以民族自决的充分权利的宣传，曾明确表现出强烈不满的态度。
当然，孙中山很快就去世了，我们无法预料在此之后的孙中山是否就绝对再不会为“革命的短期利益”，乃至于政权的暂时巩固，而“暂时牺牲部分国家权益”了。但有一点似乎可以肯定，即我们无论如何不应当拿我们今天对国家及其主权领土之类的观念，来评判历史。同样的情况，我们也不应当把爱国与暂时的妥协、退让和暂时牺牲部分国家权益的外交行为简单地对立起来，斥之为不爱国。历史需要分析，更需要理解。（2009年08月25日新民网）
附件4：
孙中山：愈挫愈奋的革命先行者
陈晓勤
张磊
1933年生于天津。原广东省社会科学院院长，现任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研究员。1950-1958年间在北京大学历史系修完本科与研究生课程。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广州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前身)工作，从事中国近代史、特别是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研究工作。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主要著作有《孙中山思想研究》、《孙中山论》、《孙中山评传》，参与或主编了《孙中山全集》、《孙中山文萃》等，发表了有关中国近代史论文近百篇。
“百年前宁静的一个夜/枪炮声敲碎了宁静夜”———《龙的传人》唱的不是辛亥革命，但此时此刻，用它来提括彼时彼刻，却是再合适不过。百年前的武昌，以及之前、之后的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百年来众说纷纭，当局者不清，旁观者更不明。但历史不容许不清不明，同时正因为它的不清不明，更需要每一个研究者穿越百年迷雾，廓清、袪魅、还原。百年弹指，殷鉴不远，让我们听听，历史会告诉我们些什么……
从改良到革命：思想与时俱进
青年孙中山受到两种思潮的影响，一是农民战争冲击现存社会制度，打击清朝；一是维新运动介绍西方先进民主主义思想，要求立宪，建立议会，发展资本主义。当然，孙中山知道他们的局限，农民是皇权主义者，打倒皇帝当皇帝；维新派则是要拥戴一个开明皇帝，然后在君权下进行适当改良。但这些都是进步思潮。
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都”)：张老师你好，您研究历史几十年，特别是对孙中山生平做了大量研究工作，出过几本影响较大的书，如《孙中山：愈挫愈奋的伟大先行者》等，我们希望能以两个关键字“挫”和“奋”作为本次访谈的主题。
张磊：愈挫愈奋是孙中山的原话。他说自己是越受挫折越奋发。他这一生经受了无数挫折。因此我也以此作为书名。
南都：1894年，孙中山不满朝廷腐败，上书李鸿章，提出改革措施，被拒绝后，组织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这是他革命历程的的第一次“挫”跟“奋”吧？
张磊：对，孙中山的革命历程是从他在1894年建立兴中会到1925年逝世的30余年，在此之前他有革命思想，但是没有成为革命者。他的第一次受挫，就是上书李鸿章，却没有得到李鸿章支持。用他自己的话就是：“知和平手段无可复施……不得不稍易以强迫。”要用强硬手段对付清朝———就是反清武装斗争。他没有再回广东做医生，而是去了夏威夷，他哥哥孙眉在夏威夷是位企业家，他13岁到18岁也在那儿读了五年书。他在那里建立了兴中会，从此做了职业革命家。
南都：孙中山的革命思想是怎么产生的？从上书李鸿章到建立兴中会，他的革命思想有着怎样的转变？
张磊：上书李鸿章时，孙中山主要还是维新派的观念，上书内容大多也是维新人士的共识。当然，上书李鸿章需要讲究策略，不能太过激进。所以著名维新派代表郑观应欣赏他，将其文章收入自己的《盛世危言》。
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并不是突然产生的。他最初是对清朝封建统治不满，受当时思潮和运动的影响，首先是农民战争(不宜称“农民革命”，因为它没有做到革故鼎新，但也不能叫做邪教)。孙中山小时候在家乡便听太平天国老兵讲太平天国运动，为太平天国没把清朝灭掉感到遗憾，但他后来对太平天国批评很多。洪秀全向西方学的是基督教的东西，但只是学了一点宗教的皮毛，然后靠这个来发动群众。真正向西方学习是维新派：政治上首先是议会制度与制订宪法；经济上走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还要建立近代教育体系。显然，这些对孙中山有重要影响。至于洋务运动，在物质层面有些建树，但基本上是维护现存制度。孙中山、维新人士都对它做了批判，认为它是舍本逐末，不触动社会政治制度而想让这个国家发达起来，绝不可能。至于晚清新政，只是苟延残喘的骗人伎俩，搞假立宪。最后立宪派也失望，不少成员卷入辛亥革命，他们加速了辛亥革命进程却也对革命造成了损害。青年孙中山受到两种思潮的影响，一是农民战争冲击现存社会制度，打击清朝；一是维新运动介绍西方先进民主主义思想，要求立宪，建立议会，发展资本主义。当然，孙中山知道他们的局限，农民是皇权主义者，打倒皇帝当皇帝；维新派则是要拥戴一个开明皇帝，然后在君权下进行适当改良。但这些都是进步思潮。
南都：学术界大多批判太平天国，孙中山当时为什么会受其影响呢？
张磊：这是因为孙中山对清政府的统治非常反感。太平天国反清，他便可以接受。后来他成为政治家时明确指出：太平天国打倒皇帝当皇帝，后来自己内讧自相残杀，因此失败。对于维新派被赶到日本后，成为保皇派，也不讲维新，只保光绪帝。孙中山指出革命与保皇截然不同，后者成为前者的敌人。
南都：怎么看待孙中山当时提出的“驱除鞑虏”这个反满口号？
张磊：反满是民族主义的一个重要问题。当时他必须反满，因为是满族贵族统治，“宰制于上”，是民族牢狱。孙中山讲得很清楚，不是单纯反满，是反满族统治者而不是全体满洲人。对于满洲人，他们也可以参加革命民主派。但这个口号有其局限，因为太过强调反满，忽略了反帝反封建。但是没有反满口号难以动员群众。因为当时老百姓对满洲贵族特别愤恨，人们有切身之痛。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不要说当时的老百姓，就是东京的留学生也不是完全理解，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还明白，就是反满和建立共和制度，对民生主义大家就不是很清楚了。孙中山民族主义突出反满，其次才是避免瓜分共管。他晚年才有明确反帝思想，最初认为打倒满洲贵族，推翻清朝统治，变成一个共和国，革新奋进，帝国主义就不敢侵略了。但这是一个错位，首要任务应是反帝，在近代中国，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是主要的。
从失败到成功：行动愈挫愈奋
第一次起义流产后，第二次起义已经有相当声势了，因为过多依靠外援又失败了。同盟会时期他在广东和西南策划举行了八次起义，全部失败。黄花岗起义更是失败得非常惨烈。这么多的挫折是一般人难以忍受的。
南都：孙中山创立兴中会之后，对于自己要做的事情有没有一个很清楚的策略？
张磊：应当说，孙中山是有着比较明确的理想和目标，那就是以建立共和为中心，至于在战略和策略方面，他是逐步走向正确的。如对革命对象同盟军问题等，确有一个发展过程———他开始武装反清斗争时，多依靠会党，后来注意新军，同时也十分重视团聚革命知识分子。
南都：为什么成立了兴中会之后又成立了同盟会呢？
张磊：兴中会是同盟会的组成部分。同盟会由三个革命团体组成，即黄兴的华兴会、蔡元培的光复会和孙中山的兴中会。20世纪初期，革命走向高潮，各地纷纷成立革命团体。然而，各自为战是不能适应形势和满足需求的，必须“合成大团”，汇合力量向朽败的清帝国冲击。于是，有统一的全国性的革命团体———同盟会应运而生。从此，把民主革命推到新阶段。用孙中山的话就是：“始信革命可及身而成”。
南都：当时同盟会能够团结一心吗？
张磊：初时大体可以。逐渐形成领导核心，在这之前，分散的团体不可能形成领导核心。公认的核心是孙中山、黄兴、宋教仁，后来再加上胡汉民、廖仲恺等，其中两位重要人物———黄兴和宋教仁都是湖南的。当时还是比较团结的。分裂在两个时期发生。一个是困难时期：1908年前后，孙中山多次起义失败，国内各地起义失败，革命党人有些悲观失望，所以互相攻击。还有就是取得胜利的时候，民国建立，清廷退位时刻，竟有“革命军起，革命党洧”的论调。后来，同盟会和几个小党联合，改组为国民党，大批政客官僚混入。孙中山并不很赞成，但不少同盟会骨干醉心于国会选举，希望获胜组阁。国民党逐渐变为政党，慢慢淡化了革命性质。
南都：上书改良是孙中山的第一个挫折，武装革命的失败就是接二连三的挫折了吧？
张磊：孙中山从开始革命到他晚年，屡遭挫折。首先是兴中会的十年孤军奋战。从1894年到1905年同盟会成立，孙中山举行了两次起义，第一次是1895年广州起义，这是辛亥革命发轫期的第一次起义。这次起义流产了，因为事先有人告密，加以联系配合不好，最后有人牺牲了。陆皓东就慷慨就义，成为“为共和革命牺牲的第一人”。第二次起义是1900年惠州—三洲田起义。这次起义做了比较周密的准备，从惠州出发，打到了福建。当时想依靠台湾的日本总督支持，孙中山亲自在台北指挥。但是日本政变，日本总督更替了。所以没有武器和粮草供应，达到两三万人的起义军最后不得不在福建解放。
南都：当时没有人支持他，没有武器没有装备？
张磊：孙中山一颗枪弹也没有，他要筹款去买。那时候革命非常艰苦，要靠别人捐助。很多华侨捐了钱，然后问他起义怎么都没有成功呢？孙中山就解释说条件不够成熟，希望他们继续支持。第一次起义流产后，第二次已经有相当声势了，因为过多依靠外援又失败了。同盟会时期他在广东和西南策划举行了八次起义，全部失败。黄花岗起义更是非常惨烈。这么多的挫折是一般人难以忍受的。
南都：镇南关起义，据闻是孙中山参与指挥战斗，以失败告终。当时，孙中山是不是真的有参加镇南关起义呢？
张磊：是，确实有不少记载说他亲自参加了。他不但亲手发炮，还给伤员包扎，因为他曾经是医生。现在又有资料说他没有在第一线。新材料我还没有仔细研究，但是过去的材料也较可靠，是参战人员自己回忆的。胡汉民也参与了，他们背对越南，靠越南输入武器；孙中山站在关上，这边是祖国，那边是越南。后来越南当局阻止他们，在军火上卡住起义军。
南都：“孙大炮”也是从这场革命中来的？大炮是粤语“不切实际之人”的意思，暗讽孙文言辞夸大不实。为什么会给他起这个名字？
张磊：孙中山曾为革命活动作假出生证明。为了进入美国，孙中山自称生于夏威夷。当时，夏威夷已为美国吞并。不料保皇党人告密，孙中山被拘留在移民局监牢。后来还是当地的会党华人出面，把他保释出来。这种事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南都：有传言说孙中山在日本签下密约，这些是什么条约呢？孙中山与日本人的关系到底如何？
张磊：是的，孙中山在中华革命党时期和日本签订密约。我们在日本政府外务省看到这条密约原件，上面写的是希望日本支持，将来重新建立民国以后给予日本很多权益，还盖着孙中山的图章。看来应该是真的。当时孙中山就是一位流亡客，又不是总统、总理或外交部长，签字没有什么实际作用。日本当然看透了，所以也没有怎么支持他。日本一贯的政策就是对外国所有派别都支持。又如1895年第一次广州起义，他就这么几百人的队伍，但是他要求香港的日本领事馆和日本政府支持他，并说这次起义已近十万人，总统是康有为。他其实尚未见过康有为，只是当时康有为有名气而已。日本人最后没有支持。
南都：是不是有多位竭尽全力支持孙中山革命的“国际友人”？
张磊：有，但不多。日本除了少数民间的那些人士，比如宫崎兄弟等。梅屋庄吉也是积极支持者，1895年在香港见孙中山的时候说：君若起事，我当赞助。但是梅屋没有很多钱，只是开摄影店、拍电影。梅屋夫妻和孙中山宋庆龄交往密切，堪称挚友。我在日本见过梅屋的孙女，她说孙中山以前经常去他们家。他们结婚前还去了梅屋家里，结婚的影片应当是梅屋给他照的。我们现在看到的梅屋给他们所拍的结婚照，不是当天照的，当天孙中山照得特别苍老，因此过了两个月重新照了一张，要不孙中山宋庆龄两人年龄相差太大。因此我们将那张照片叫做结婚时期的照片。但是孙中山的婚礼没有人去，大家都反对他。婚前，孙中山非常尊重宋庆龄，让宋庆龄回到上海问问她的家人是否愿意让她嫁给自己。回去以后，全家反对。主要是因为孙中山年纪太大。她当时24岁，孙中山比她大一倍，四十八九岁。另外孙中山流亡国外，未来前途谁都判断不了。而且袁世凯正在通缉他。她并不是在孙中山当大总统，而是在流亡日本的时候嫁给他，当时吃饭、烤火都困难。宋庆龄坚持嫁给他，非常伟大。
至于山田良政，则在1900年惠州起义牺牲。孙中山在西方、东南亚也有些支持者，但不如日本朋友那么著名。
南都：有人认为孙中山在密约中给日本那么多权益，是一个卖国行为，你如何看待？
张磊：我认为这是完全错误的。孙中山是为了革命，采取了一些不足为训的手段。孙中山答应的条件，比如以后在东北给日本一定利益，日本人是不会轻信的，不会给予大量帮助。可是你这么做，人家会说袁世凯有“二十一条”，你也签了这个密约。这是不可混为一谈的。袁世凯是为了卖国，让人家支持他做皇帝。所以日本公使日置益说，希望大总统更进一步。更进一步不就是皇帝了吗？孙中山是为了革命，但是他的做法表明对日本有幻想。
从让位到北伐：事业惨遭打击
袁世凯要攫取革命果实，所以将孙中山排除于政权之外，请他去筑路。孙中山是没有办法才选择接受的。我想任何一个革命家都不会对政权含糊，他要有所作为是不能没有政权的，但是他没有办法，政权被人篡夺了，失去以后就只能做一些关乎民生的工作。
南都：武昌起义之后，孙中山决定暂不归国，先筹集款项。他当时主要在做什么？
张磊：孙中山当时没有立即回国，他认为自己现在重要任务不是在前方，而是在外交活动。所以他到英国、法国会见权贵人士，希望革命政权可以早日被承认并且给予支持，结果一无所获，所以孙中山很快就回国。胡汉民、廖仲恺建议他留在广东，当务之急是建立中央政权。孙中山说自己要到革命第一线，就是上海、南京去，他主张把首都定在南京。到了上海，他宣布自己一分钱都没有带回来，带回来的只有革命精神，说明他的外交活动完全失败。因为历史条件不同，美国独立战争的时候法国给了很多支持。后来，送了一个自由女神像矗立在纽约海边。那时候资本主义处于上升时期，需要伙伴和扩大影响。到了20世纪，帝国主义不需要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希望别国只是殖民地、附属国。即使支持你也是为了你将来取得政权后便于联系和交涉，这是日本的手法，他国大多如此。最后，他们都支持了袁世凯，何况袁世凯是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的好朋友。实际上他们是支持袁世凯的，因为不支持新政权，就等于继续承认了旧政权，帮助了旧政权。
南都：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安排孙中山为全国铁路督办，那是一个被忽悠的职位吗？为什么要这样安排？
张磊：袁世凯要攫取革命果实，所以将孙中山排除于政权之外，请他去筑路。孙中山是没有办法才选择接受的。我想任何一个革命家都不会对政权含糊，他要有所作为是不能没有政权的，但是他没有办法，政权被人篡夺了，失去以后就只能做一些关乎民生的工作，修十万公里铁路，这个没错，但是事实证明，这完全是梦想。最后一寸都没有修成。而袁世凯却把国民党领袖宋教仁暗杀了，因为国会选举是国民党获胜，威胁到袁世凯集权。
南都：你说孙中山一寸铁路都没有修成？
张磊：是的。但有没有修，我认为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宋教仁被暗杀后，孙中山立即从日本回国，立即开展反袁斗争。但是不少国民党人士采取观望或建议法律倒袁。结果袁世凯向西方大量借款、做好军事准备，把国民党各地的领导(当时地方很多领导还是国民党人)撤掉。等到二次革命仓促发动，袁世凯立刻就镇压了。
南都：当时二次革命起来的是哪几个省份呢？
张磊：有江苏、上海、南京、广州、四川、江西等地。就这几个省份，大都不堪一击，马上就被瓦解。孙中山等再次变成袁世凯通缉的犯人。他跑到日本重新组党，因为国民党不行了。当时中华革命党的困难是难以想象的，有材料记载他们冬天在东京，没有钱买衣服、取暖，最后要靠烧报纸御寒，冻病的不少。孙中山没有很好总结革命经验教训重建革命，制订了一些恢复到会党的东西，要服从孙先生，要按手印等。黄兴都未参加，到美国去了。孙中山在国内山东、广东等地策划了一些起义。他最坚决反袁，但没有成为护国主流。袁世凯的恢复帝制使自己成为人民公敌，连亲信都叛变了。袁世凯死后，北京政府被北洋军阀控制，依然是假共和。
南都：有评论认为，北伐时孙中山没有打到北京，他应该坚持北伐，应该革命到底。你怎么看待？
张磊：孙中山在建立民国后多次准备和实行北伐，但未打到北京。在辛亥革命烽火燃遍大地时，他准备北伐，但南北议和成功，清廷退位，自然中止了军事行动。两次护法也都要求北伐，但先后因桂系排斥和陈炯明叛变而未能实现，特别是1922年6月的政变，给孙中山以沉重打击。当时，陈炯明因为要维持既得利益，坚决反对，而孙中山坚决要北伐，孙中山的原话说：“失败了，我无脸回来，但是你不要阻碍我，你支持我。”陈炯明最后发动了政变，陈炯明的说法是“你没有条件，你在广州待着，要不然把广东也拉垮了”。他忘了“任何革命都不能打包票”的道理，每一次失败的斗争积累着后来成功的因素。另外陈炯明完全是出于保护自己的地盘，他已经是广州最高领导，军政都归他管，他就怕起义影响他的统治，所以他采取了叛变。最后，陈炯明躲到惠州，让他的部下叶举叛变。叶举部队有三万人，孙中山只有五百人的队。孙中山在会上可能讲过这话：“如果你们叛变，我用毒气弹对付你们。”其实孙中山的护卫队，连重机枪都没有，何来毒气弹呢？最后，孙中山被陈炯明赶到上海，他说一生的失败，没有比这次悲惨。因为他多年培植的老部下陈炯明来反对自己，因此他感到最痛苦。
南都：这么多年来，孙中山为什么会没有一支军队呢？
张磊：我认为这与孙中山的认识局限和实际困难是有关系的。后来，在国际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他认识到了必须要有革命军———党军，于是，创办了黄埔军校。可惜的是，在时间上晚了些。
从合作到分手：同志总难同心
党内有党，从来如此。何况国民党是比较复杂的，各地区都是原来有自己旗帜的，比如光复会起义的时候仍用光复会名义，也可以举你原来的旗帜。当时章太炎对孙中山有一些意见，觉得孙中山过于注重南方，对全国的起义关注不够，主要在南方起义。可以说，国民党内部，同盟会始终是涣散的。
南都：同盟会内部在1907年和1909年有过两次“倒孙风潮”，陶成章在南洋的募捐不顺利，就找了几个人起草了一个《孙文罪状》，概括起来就是，第一孙中山是大骗子，第二孙中山是大贪污犯。那个罪状很多，大概有三种十四条，指责孙中山有“残贼同志之罪状”五条，“蒙蔽同志之罪状”三条等等，这是什么原因呢？
张磊：这种内部无原则纠葛，对革命事业损害很大。我想这没有问题，如果战略有问题，你可以通过组织原则去讨论，你不通过这个而对他进行人身攻击甚至搞分裂活动，可以说陶成章等不顾大局，采取不当的手段。好在还有黄兴等人识大局，维持了党的团结。
南都：有些人比如谭人凤对孙中山的评价比较低，再比如说章太炎他也有提过选总统的话“若举总统，以功则黄兴，以才则宋教仁，以德则汪精卫”，你如何看待呢？
张磊：章太炎这个人是个学者，不是政治家。但是孙中山对他很宽厚，在广州开府的时候，孙中山请他来做政府秘书长。章太炎也来了，不久又走了。辛亥革命前，章太炎的光复会已经攻击孙中山贪污日本人给他的钱。这是没有任何依据的。章太炎就是书生意气。他制订了民主革命政纲，阻止了革命政党，坚持了武装斗争，创建和捍卫了共和制度，当时没有一个人能够像孙中山那样获得全党和广大民众的认同。
南都：当时为什么革命党人内部会分裂呢？
张磊：党内有党，从来如此。何况国民党是比较复杂的，各地区都是原来有自己旗帜的，比如光复会起义的时候仍用光复会名义，也可以举你原来的旗帜。当时章太炎对孙中山有一些意见，觉得孙中山过于注重南方，对全国的起义关注不够，主要在南方起义。可以说，国民党内部，同盟会始终是涣散的。
南都：章太炎所讲的孙中山过于注重南方是他战略上的失策吗？
张磊：应该说这是一种战略上的偏颇，谈不上错误。孙中山过于看重南方起义的条件，有些忽略了全局———特别是长江流域中下游的军事工作。但是，全国都在起义，各地都有同盟会员等团体，比如湖北共进会、文学社。他们起义的时候打着孙中山的旗号，当时有一个人叫孙武，老百姓就说他是孙中山的弟弟，因为孙文孙武。另外打第一枪的孙炳坤说虽然“我们在这里起义，但是我们一致拥戴孙中山”。孙中山回国的时候全国形势已经基本定了，他在全国各省军政府、革命政府的选票中，只有一票没选他。可以说孙中山的影响力很大。
南都：在国民党内部混乱中，黄兴可否说是孙中山最亲密的战友？
张磊：是的。但是他英年早逝。他与孙中山并肩战斗，只有中华革命党组党原则之争，这个时期离日赴美，在大洋彼岸宣传革命。1916年回到上海，与孙中山一起奋斗，但疾病夺取了他的生命。
南都：也就是说黄兴对孙中山没有什么不满的？
张磊：黄兴最懂大局。他对孙中山的做法不赞同，便去了美国，两人还有联系。黄兴在美国演说的时候讲湖南话，华侨多听不懂，孙科便给他当湘语变粤语的翻译。到了1916年袁世凯死后，黄兴回国，不久因为肺病去逝了。孙中山发给全党的讣告讲得非常好：“我们一生并肩作战，只有一段时间两三年不在一起，现在他回来了，方即携手合作，他便去世了，令人悲痛惋惜。”
南都：你觉得我们今天要怎么评价孙中山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张磊：我想孙中山的历史地位是任何人———不管国内外、不管学者还是政治家都无法否认的。我的看法很简单，第一，他提出了民主革命纲领，所以使中国民主革命从准备阶段进入正规的比较完全意志阶段，标志就是共和意识和共和诉求。第二，他建立了统一革命政党；第三，他进行了不懈的武装斗争。他创建和捍卫了共和的制度。并且毕生与时俱进，“适乎世界之彻底，合乎人群之需要”，晚年参与和推动了国民革命。
南都：那么孙中山有没有一些自己的缺陷呢？
张磊：有啊，他不是很善于总结经验。总结得最好的一次是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一大”宣言，在共产党、国际无产阶级帮助下实现的。还有就是在二次革命失败后，到日本建立中华革命党，恢复了一些会党的习性，对于同盟会来说是倒退。
“愈挫愈奋”，是对孙中山政治生涯的写照。中国的社会性质，决定了孙中山面对的敌人是强大的，革命道路是曲折漫长的，革命事业屡遭挫折是不可避免的。但重要的是孙中山始终奋斗不已，并且不断让自己的思想和实践发展和提高，之所以如此，主要是由于他忠实于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热爱人民，无私奉献。所以，时光流逝并未淡化他的形象，而是让中国和世界人民更理解和认同他的事业。(南方都市报2011年06月23日)
附件5：
武昌起义前孙中山领导的十次武装起义
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在他青年时代，曾经幻想过以改良的手段来挽救中国。1894年6月，他曾上书清廷直隶总督李鸿章，陈述“治国之大经，强国之大本”，但遭到李鸿章拒绝。上书的失败，才使孙中山“知和平之法无可复施。然望治之心愈坚，要求之念愈切，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强迫。”在这之后，至1911年武昌起义推翻清朝统治之前，孙中山领导了十次武装起义。
一、乙未广州之役（1895年10月），也称广州起义，主要指挥者孙中山
1894年11月，正值甲午中日战争期间，孙中山在檀香山组织了中国最早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第二年2月，在香港成立了兴中会总机关，并着手组织武装起义。同月，孙中山、陆皓东、郑士良、杨衢云、陈少白等在香港开会，决定联络广东各地会党和防营，于当年重阳节在广州起义；夺取广州作为根据地，并从这里北伐，以推翻清朝统治。起义的总指挥部就设在香港兴中会总机关，对外称“乾亨行”，以商业作为掩护。不久陆皓东等人又在广州设立了起义的指挥机关，对外称“农学会”。孙中山来往于广州、香港及家乡香山县之间，联络会党和防营，一切准备接近就绪，不幸起义前夕事泄，起义的领导者之一陆皓东被捕牺牲，孙中山等被迫走避日本。这次还未发动的起义，作为孙中山推翻清朝统治的“战争事业”的发端而载入史册。
二、庚子惠州之役（1900年10月），也称惠州三洲田起义，主要指挥者郑士良
1900年，孙中山乘义和团运动的时机，派郑士良前往广东惠州联络会党发动起义，又派史坚如到广州策动，他自已则从日本到香港，准备潜入内地领导起义。但香港殖民当局不准他登岸，只好又折回日本转渡台湾，打算再从台湾潜入内地。1900年10月，郑士良在惠州三洲田率三合会众六百多人起义，分东西两路进发，连胜清军，占领了新安、大鹏至惠州、平海一带沿海地区。起义军迅速发展到二万余人。为了取得海外接济，起义军向福建、厦门方向运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清政府，破坏了孙中山的接济计划。义军血战半月，终因弹尽粮绝而被迫解散。郑士良走避香港。
三、丁未黄冈之役（1907年5月），也称潮州黄冈起义，主要指挥者陈涌波、余既成
1905年8月，孙中山在日本东京联合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成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同盟会成立后，以武装起义推翻清朝统治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从1907年5月到1908年4月，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孙中山和黄兴在两广和云南，接连发动了六次起义。当时孙中山的战略思想是:在华南沿海地区发动起义，容易得到海外饷械的接济；先夺取两广为根据地然后挥师北上；长江南北革命党人齐起响应，必能推翻清朝统治。1907年3月，应清政府要求，日本政府驱逐孙中山出境。孙中山乃于3月下旬经新加坡到达越南，建立了同盟会分会，在旅越华侨中募集起义经费，并在河内设立了粤、桂、滇武装起义的总机关。之后，孙中山派许雪秋、余既成到广东潮州，派邓子瑜到广东惠州组织起义。
四、丁未惠州七女湖之役（1907年6月），也称惠州七女湖起义，主要指挥者邓子瑜
五、丁未防城之役（1907年9月），也称钦廉防城起义，主要指挥者王和顺
1907年初，广东钦州、廉州（今合浦）一带人民举行过大规模的武装抗捐斗争。同年9月，孙中山派王和顺至广东钦州，发动那黎、那彭、那思各乡人民起义。
六、丁未镇南关之役（1907年12月），也称镇南关起义，主要指挥者黄明堂
1907年12月，孙中山派黄明堂（壮族）和关仁甫率广西游勇80多人，并联络清军内应，攻打镇南关，占领了右辅山的镇南、镇中、镇北三个炮台。孙中山率领黄兴、胡汉民从越南河内赶到镇南关亲自督战。孙中山还在阵地上为伤员包扎，亲手发炮轰击敌人，孙中山十分感慨地说:“反对清政府二十余年，此日始得亲发炮击清军耳！”并到炮台附近壮族村民聚居的地方访问、宣传。由于起义军枪械弹药不足，孙中山即返回河内筹办。清军旋以四千余人围攻右辅山。义军坚守炮台，血战数日，因寡不敌众，不得不突围而出。起义遂告失败。
七、戊申马笃山之役（1908年3月），也称钦康上思起义，主要指挥者黄兴
1908年3月，孙中山派黄兴率领旅越南华侨中的同盟会员200多人，组成中华国民军南军，攻入广东钦州。在钦州、廉州、上思一带几十个村镇之间，转战40余日，义军队伍发展到600多人，战斗中先后击败清军一万人。后因弹药不继，义军宣布解散。
八、戊申河口之役（1908年4月），也称河口起义，主要指挥者黄明堂、王和顺、关仁甫
与黄兴率领起义军转战于钦州、廉州、上思一带的同时，孙中山又派黄明堂等人率领从镇南关撤出的革命军开赴云南边境，发动了河口起义。4月29日起义军与清军中的反正部队会合，攻克河口。在河口，起义军张贴了《中华国民军都督黄告示》。此后，起义军又分兵出击，连克新街、南溪、坝洒，直迫蛮耗、蒙自；部队也由三百余人发展到三千余人。孙中山即委黄兴为云南国民军总司令，节制各军，并命他赶到河口督师。但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
九、庚戌广州新军之役（1910年2月），也称广州新军起义，主要指挥者倪映典
河口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和他的战友们总结经验，认为军事斗争，不能仅靠会党人员，还应该运动清军，尤应在新军中进行工作。1909年10月，在香港成立以胡汉民为支部长的同盟会南方支部，策划以新军为主力的广州新军起义。由倪映典负责发动工作，朱执信等人分头运动防营、巡警及广州附近的会党绿林。1910年2月，广州新军与巡警发生冲突，清政府派兵镇压，倪映典趁机率三千新军士兵仓促提前起事。因准备不周，在广州水师的突然袭击下起义失败。倪映典壮烈牺牲。
十、辛亥广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1911年4月），也称黄花冈起义，主要指挥者黄兴
经3个月的筹划准备，黄兴于8日在香港召开统筹部发难会议，将在广州举事的时间定在13日，并拟分10路进攻。由于温生才行刺孚琦，广东当局加强了戒备，加之部分款项、枪械未到，原定计划被迫延期。
23日，黄兴潜入广州，成立起义指挥部。广东当局已风闻起义，加强了防备，并大肆搜捕革命党人，形势变得越来越不利。26日晚，黄兴召集会议仓促间决定起事。敢死队突入总督署，总督张鸣岐逃走，起义军焚毁总督署后，在东辕门外与水师提督李准的大队亲随短兵相接。起义军浴血奋战，东奔西突，终因兵力严重不足而溃败。
起义失败后，黄兴负伤逃回香港，喻培伦、方声洞，林觉民等被捕杀，死难的同盟会会员有名可考者86人，其中72人的遗骸由潘达微等出面收葬于广州东郊红花岗。潘达微并把红花岗改名为黄花，这次起义因而被称为“黄花岗起义”。（2009年06月26日中国网）
附件6：
孙中山政治人格辩说
近年学界评价历史人物出现一些新说。有人质疑孙中山的政治人格，即其中一例。此论出自某大报一篇历史随笔。该文高度赞扬黄兴和蔡锷，同时旁敲侧击地批评了孙中山。文章略谓，章太炎“在东京发现孙中山私自接受华侨捐款，大为恼怒，声言要和孙决裂，拥戴黄兴为同盟会总理”，黄兴却拒绝了，并劝说章等人“继续维持孙的领袖地位”；但在孙中山组建中华革命党时，黄兴却不愿宣誓效忠孙中山，拒绝加入。文章赞扬黄兴“始终保持对事业而非对个人的忠诚”，“整个中国近现代史上有几个人能够呢？”结论是：“唯一在政治人格上可以和华盛顿杰斐逊相比的，好像只有这两位（黄兴和蔡锷）”。
政治人格，对于政治家和政治领袖来说至为重要。上述文章，虽然没有正面论述孙中山的政治人格，但把黄兴、蔡锷捧为“唯一”“可与华盛顿杰斐逊相比”的人，不言而喻，其潜台词是，孙中山的政治人格不足道。贬抑之意明显。
按理，任何伟人都有缺点乃至错误，孙中山是人不是神，也有弱点和不足，当然也可以批评。不过，仅以文中提及的孙中山的两宗事，即“在东京私自接受华侨捐款”和中华革命党员要宣誓效忠孙中山，便上纲到“政治人格”受损，毋乃太过？
关于“孙中山在东京私自接受华侨捐款”一事，首先要订正的是，那不是什么“华侨捐款”，而是日本政府有意安排的日人赠款。日本政府为什么要送钱给孙中山？不是资助他搞革命，而是要他赶快离境。1907年2月，清廷要求日本政府驱逐孙文出境。日本政府虑及中国革命之不可免，此时压迫中国革命党于日本将来不利，就改“驱逐”为劝谕，让孙自行离境。为让孙顺利迅速离日，需解决旅费问题，乃给予赠款。但若公开由外务省出钱，则于孙中山形象有损，故通过日本人内田良平，以其个人名义为孙文饯行并赠款。事前经过协商，取得孙中山同意。孙为什么同意？因为在日本处境危险，且急于筹划国内新的武装起义。2月25日，内田良平在赤阪三河屋设宴为孙文送行。3月4日孙中山离开横滨乘船前往越南。行前接受内田良平赔款6000元（日元，下同。日本政府原付7000元，其中1000元作宴会费用）。另日本商人铃木久五郎馈孙中山10000元。日本政府此举既满足了清政府的要求，又使孙中山免被驱逐之名，得以体面离去，保存了面子。孙中山从所得款中划2000元给《民报》作经费，其余携往南洋作策划起义之用。时章太炎主持《民报》，认为2000元太少，乃“大为恼怒”，与孙中山矛盾激化，引致东京同盟会第一次倒孙风潮。
孙中山此次接受日人赠款，事前未有与同盟会高层商议，事后对赔款的处理，亦由个人决定，此种行事与领导作风有可议之处；然孙中山大节无亏，所得赠款皆投革命急需之用，并无贪污营私，故无损其政治人格。
至于黄兴拒绝宣誓效忠孙中山，不加入中华革命党，则有着特殊复杂的背景。二次革命（反袁）失败后，袁世凯解散国民党，孙中山流亡日本。同盟会原是个“大拼盘”（唐德刚语），组成国民党后山头林立，派系众多，此时遇着压迫，更涣散无力。最严重的是核心领导层两巨头孙文和黄兴分歧加剧，“彼此主张已极端冲突”。孙中山反思二次革命，吸取失败教训，认为要取得第三次革命成功，非实行其主张不可，这就必须组成一个团结统一而听命于他的新党，所以对中华革命党员有特殊要求，必须服从孙中山的号令。当时唯一可挑战孙中山领导权威的。是黄兴。黄兴既坚持己见，孙中山只好与他“摊牌”了，他写信向黄兴提出：“及今图第三次（革命），弟欲负完全责任，愿附从者，必当纯然听弟之号令。兄主张仍与弟不同，则不入会者宜也。”“不入会”，指不加入中华革命党。孙中山认为黄兴“不入会”是适宜的，对此他“甚满足”。他并要求黄兴禁止其“亲信部下，对于外人，自后切勿再言‘中国军界俱是听黄先生之令，无人听孙文之令者。孙文所率者，不过一班无知少年学生及无饭量之亡命耳。’此等流言，由兄部下言之，确确有据。”这说明此前很多人是不听孙文号令而听黄兴号令的。孙中山又表示在两年内要“独办”（军务、党务），“今后若仍承认弟为党魁者，必当完全服从党魁之命令。因为第二次（革命）之失败，全在不听我之号令耳。所以，今后弟欲为真党魁，不欲为假党魁，庶几事权统一，中国尚有救药也”，可见所谓“宣誓效忠”事，是革命处于危急情势下，孙中山为组建一个真正由他领导、指挥的革命党而采取的特殊措施。黄兴不愿加入中华革命党，表面上是“反对写誓约、打指模，宣誓服从孙中山个人”，但“实际上是对二次革命失败原因的总结意见不同与对孙个人不满”。后来，“党内同志为使黄兴加入中华革命党设想了变通办法，黄兴也同意，但为其他人所反对，黄兴终未加入。”
纵观辛亥革命史，孙、黄分歧由来已久，由国旗之争，到二次革命不同主张，到这次“入会”风波，争持激烈，导致组织分裂；若仅以“宣誓效忠”事来判定二人“政治人格”之高下，显然是不合适的。要特殊指出的是，黄兴虽然屡次反对孙中山，但孙中山对黄兴还是友好的。孙中山对黄兴和党内其他同志，从没有搞过阴谋，在党内斗争中体现了政治文明，适足见其政治人格。（2006年11月12日广州日报）
附件7：
评《反对报复性杀戮是真正普世价值》
刘彦伟
之二
抚州爆炸案之后，我们做了《拿什么阻止钱明奇》（之一），专题说得还不够充分，本来就想进一步阐释，正好赶上环球时报也发表了社论《反对报复性杀戮是真正普世价值》，对这篇社论如鲠在喉，不吐不快，所以正好两篇合成一篇说吧。
在《拿什么阻止钱明奇》里面，我们提到“理性上否定钱明奇不是难事”，原因正如环球时报社论所言——钱明奇这样做有违反普世价值之处。如果把违反普世价值称为“小人之举”的话，我们不妨承认钱明奇这样做就是“小人之举”。当然，由此我们也可以说，那些制造社会不公的人更是违反了普世价值，更是行了“小人之举”。
那么现在就需要考量这样的局面：一个社会广泛的存在小人式的压迫，被压迫者有三种选择——1、小人式的反抗（像钱明奇这样）；2、君子式的反抗（像甘地那样）；3、不反抗，逆来顺受做奴才。
要求人们做君子式的反抗可不太容易，因为“他对你小人，你对他君子”，这需要高风亮节的人格，甘地不是被称为“圣雄”吗，也就是说“圣人”才能做到。要求人们做奴才也不容易，因为没有人想做奴才，更不该做奴才。
于是，2和3这两条路都不好走，似乎只剩下1了。这也就是，无论对1的批判有多少，这些批判如何能成立，历史的演进往往还是走了1这条路。
同是处于小人式的压迫之下，那些最后避免了1、也没有3的国家，除了各种机缘巧合外，最大的特点就是“圣人”比较多，也就是走第2条道路的比较多。
以环球时报的一贯表现来看，似乎对第2条道路也是非常不感冒，那么就成了“小人式的反抗”和“做奴才”二选一，现在环球时报社论又否定了前者，那么您的意思是？
之三
《之二》里面提到，如果人人都不想做圣人，而压迫者（恶人）又不收手，那么不管我们情不情愿，就只剩下“小人式的反抗”（姑且称反抗者为极端分子）和“做奴才”两种选择。
在这种局面下，由于圣人太少，我们可以忽略不计，那么那些爆炸或者其它“小人式的反抗”，遇害的是谁呢？那就只有四种人——极端分子、不需要为社会负责的未成年人、恶人、奴才。
极端分子认可这种做法，那也就认可了这种结果，他们是咎由自取。未成年人可以说是纯粹的无辜者，是最冤枉的。
剩下恶人和奴才，他们本来有得选择，恶人可以选择收手，奴才可以选择做圣人，他们本来都有办法避免“小人式的反抗”的发生，但是由于他们的不作为，导致只剩下“小人式的反抗”和“做奴才”两种情况，而必然有一些人既不原意做奴才又做不了圣人——也就是说极端分子的存在是必然的，那么“小人式的反抗”也就是必然的。
恶人和奴才成为这种反抗的受害者，不管从各种角度可以论证出多少无辜，但客观上，这也是做恶人和做奴才的代价。
附件8：
《钦定宪法大钢》由宪政编查馆制订。包括“君上大权”14条，附“臣民权利义务”9条。前14条规定皇统永远世袭，皇权不可侵犯；皇帝总揽国家立法、行政、司法大权，统率陆海军，亲自裁定对外宣战、议和、签订条约等外交事项；有权召集和解散议会；诏令限制人民自由；法律议案未经皇帝核准，不得施行。后9条皆为人民“义务”之规定，如纳税、服兵役等；而无自由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公民权利。（2011年08月27日人民网）
附件9：
辛亥革命爆发后，帝国主义感到公开武装干涉中国革命已无济于事，就在“中立”的幌子下，抓紧物色新的奴才，极力扶持袁世凯。此时怀有野心的袁世凯则企图依靠帝国主义的支持，向革命派施加压力，以使革命派向他妥协。经过英国公使朱尔典和袁世凯的一番密谋后，由英国驻汉口领事出面，向湖北军政府提出南北停战议和的建议。以停战、清帝退位、袁世凯为总统三项为议和条件，在孙中山回国之前，议和谈判就在上海英租界市政厅开始了。孙中山反对南北议和，于1912年1月11日宣布自任北伐军总指挥，制定了六路北伐计划。当时英、美、德、日各国军舰驶进长江，蠢蠢欲动，造成即将“武装干涉”的局势。使革命党的许多领导人非常害怕，这时，临时政府刚刚成立，革命还在进行，经济也很困难。帝国主义又在财政上施加压力，封锁了南方革命军占领下各岸口的海关税款，不让临时政府动用，混进临时政府里的立宪派、旧官僚，与帝国主义暗中勾结，借口怕引起外国干涉，反对孙中山出兵抗击袁世凯。在内外交迫的形势下，革命党人只得向袁世凯作出让步。1月22日，孙中山表示：如果清朝皇帝退位，袁世凯宣布绝对赞成共和，自己可以辞去临时大总统的职务，让袁世凯来当大总统。
袁世凯得到这个保证，心里安定了，便指使他在北洋军中的心腹段祺瑞等，联名发出通电，“立即采取共和政体”，逼迫清朝皇帝退位。并许给皇室以特殊“优待”。制定的《优待条例》规定：(1)清帝称号不变；(2)每年由国民政府给予四百万元；(3)清帝仍居清宫，以后移居颐和园；(4)原有私产由民国保护等等。2月6日，参议院通过了《优待条例》。2月12日，清朝末代皇帝退位。这样，统治中国长达268年的清王朝被推翻，这是辛亥革命的重大成果。
清帝退位第二天，袁世凯声明赞成“共和”，同一天，孙中山宣布辞去临时大总统。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职，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2009年10月24日人民网）（腾讯“今日话题”178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