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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百年看革命 [ 赵行德 ] 于:2011-01-30 05:23:32 复:3263755

张鸣刚出的书《辛亥：摇晃的中国》链接出处（我并不赞同本书中改良比革命好的观点）里提到：

辛亥革命没有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

 

尽管说，革命党人一直处心积虑要策动革命，但革命的形势却一直都不够成熟。尤其是清廷推行新政改革以来，革命成功的机会相当渺茫。尽管革命党在政、学、军界有诸多的渗透，很多新军官兵受排满宣传的影响，但革命党人发动的大大小小历次起义，好像没有一次有成功的希望。收买会党的起义，像是雇人造反，钱花光了，人也就散了。而新军的起义，动静大了一点，但却总也形成不了规模，要不就是时机总也不对。最关键的是，每次起义，都没有社会的呼应，基本上是革命党人单打独斗——他们一直以为这样个人英雄式单打独斗可以唤起民众，只手打天下，为此，暗杀成为起义之外最重要的手段，从南到北，革命党人都在试制炸弹，炸了这个炸那个，可惜，始终没把民众的觉悟炸出来，也没有把清朝炸垮了台。

 

革命前满清当局的情势也不是小好，是大好

 

清末的新政改革，的确做的不错。庚子后的乱局，很快就稳定下来，经济得到很大的恢复，外国投资增加，中国人自己办的工商业也呈现兴旺的景象。新政的各项事业，都在稳步前进。原来以为会引发强烈反弹的废科举改革，居然平稳度过，新学堂遍地开花，虽然问题成堆，但新式教育从此生根。军事改革，法律改革，官制改革，财政金融改革，地方自治乃至预备立宪，都在稳步推行。尽管有庚子赔款的巨大压力，但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都在大幅度增加，到辛亥年，朝廷的岁入居然达到破纪录的很多人还是袍褂当家。 辛亥革命真正给中国带来的变化，既不是风俗的变化，西化的习染，也不是新事物的出现，零星的现代化，甚至也不是制度的革命。如果没有革命，清朝如果能正常立宪的话，代议制民主早晚都会来，西方的法律、政治制度，总会进来，只是技术上到底学谁的问题，而没有不学的道理。在我看来，辛亥革命带给中国和中国人的，其实是制度的困扰和变化的焦虑。 革命给了国人一个世界上最先进的制度，但却没法像魔棒一样，给中国带来立竿见影的变化。中国不仅没有因此而走向富强，反而更加混乱。很多人都明白，一个有两千年帝制传统的国度，骤然民国，其实难免消化不良，但是，人们不情愿看着刚刚确立的进化论历史观在自己身上破产，不愿意承认自己跟西方人其实不一样，没法原封不动地移植一个“最好的制度”，因为这样，似乎就等于承认自己种族的劣质。于是，只能把混乱归咎于变革的不彻底，革命的不彻底，因此只好在前进方向上做更激进的动作，革命，再革命，从制度变革走向文化和伦理革命，再则阶级革命，把中国社会翻过来，将传统的结构彻底打碎，建设一个人们谁也弄不明白的新世界。 即使不这样，在情势上，中国人也退不回去，退不到一个更合适自己的制度状况中去。其实建立代议制民主当然是必要的，但中国这样的国度，还是需要一个皇帝过渡的。可是过去的皇帝是满人，是异族，而且已经在革命的论述中带有屠杀汉人的原罪。所以，清朝的复辟，只能是遗老遗少的梦呓，一旦落到地上，连坚定的君主立宪主义者都会因之而崩溃。1917年的张勋复辟，不仅毁了康有为的清誉，也使得一直主张君主立宪的杨度心灰意冷，从此放弃了自己的主义。其他的人，没有实权的孔门后裔衍圣公做不了，有实权的袁世凯也做不了。道理很简单，中国已经共和了，人们只能往前走。 中国人不是在共和制度中无法生存，也不是创造不出好的东西来。几十年的民国历史，也有值得称道的教育，值得骄傲的文化，但是，国人却很难在共和制度里创造一个新的秩序。因此，就很难抵御卡里斯玛权威的呼唤，很难抵御革命，在革命的诱惑。革命带来了问题，答案却是只能在继续革命中得到解决。一个原本背着过重的历史包袱，又在清末历史中饱受欺凌的民族，学习西方，包括学习引进西方的制度，无论如何都摆不脱工具性的诱惑。所谓的革命，无非是要借助革命的杠杆，撬起导致民族翻身的巨石，当无论如何都撬不动的时候，不是换一个杠杆，而是接长这个杠杆，继续撬。 辛亥革命，以及革命后的一百年，都是值得国人反思的一个艰难的过程，一百周年的纪念，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机会，但愿，人们能想出点什么来，别白过了。2亿4千万有余，而各地财政，也大多有结余。爆发武昌起义的湖北，打开藩库的革命党人，发现他们拿下的这个政府，居然有4千万元左右的存银。事实上，正是有这些结余，各地的起义者才赖以招兵买马，扩张军队，维持了革命的命脉。新政的推行，不像以往很多论者所说，事业一塌糊涂，引起了民众的强烈反抗。新政后期，整体上社会治安良好，大的股匪都招安了，小的匪盗得到控制。所谓民众对新政的反抗，只有少数地区比如山西有对兴办新教育不满的骚动，民间结社干草会所谓烧学堂，打先生的运动，但规模并不大。其他的所谓反抗，主要集中在反抗丈量土地和清查人口方面，但骚动都是小规模低烈度的。以往的研究，往往先验地认为凡是王朝覆灭，必定是政治紊乱，民不聊生，遍地烽火，其实，清末恰恰不是这样。政治虽然谈不上清明，但比起庚子之前，却要好得多，民众生活也谈不上安定，但比起庚子之前，也要好得多。我们建国后史学界为了验证清朝腐败，天下大乱所做的统计，验证辛亥前一年，整个国家的民变（实际上有些夸张）次数，不过 辛亥革命前后，摇晃的中国 张鸣 1911年发生的辛亥革命，快要100年了。一个纪念日，到了纪念100回的时候，无论如何，都会热闹一下。况且，1911年双十这个日子，又是中国帝制告终的开始，走向共和的中国，经过了100年。民主共和思想，是否深入人心不知道，至少在名号上，跟上了世界潮流。就凭这一点，也值得庆祝一番。说起来，这个革命的发生，多少有点偶然性。从小的方面说，如果当时坐镇武昌的湖广总督不是瑞澂，如果他不是炮一响就就像个懦夫一样挖洞逃走，如果他此前的处置不是那么失当，偶然破获了革命党的据点，又拿人又砍头，而是当众把缴获的革命党人花名册给烧了， 1911年10月10日晚武昌新军工程营的枪声，兴许不会变成一场占领武汉三镇的起义。因为革命党人这样零星的枪声，已经响过很多次了，没有一次成气候的。就在武昌起义爆发前的一个月左右，武昌新军也来过这么一回，但并没有闹起来。从大的方面讲，如果不是西太后和光绪死后，上台当政的满人少年亲贵由着性子胡闹，先是赶走了最能干的袁世凯，得罪了最不该得罪的人，然后又张罗收权，把地方权力收回中央，把汉人的权力收回满人。革命即使发生，也成不了气候。千不该万不该的是，在各地立宪派风起云涌立宪请愿的时候，亲贵们不答应也就罢了，却搞了一个皇族内阁，让各地士绅们心里凉到底——从此之后，中国的事，就由这些生在深宫，长于妇人之手的纨绔亲贵包办，士绅们借立宪分权的希望，被彻底浸在了冰水里。这么一来，士绅们把个满人王朝恨得牙根痒痒，本来听不进去的革命党人排满的宣传，忽然就入耳了，真是个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尽管让他们放火，他们还是不敢，但只要有人放火，他们是乐于扇风的。辛亥武昌起义第二天，起义士兵群龙无首之际，逼来的黎元洪一言不发，死活不肯“从逆”，但作为湖北咨议局议长的汤化龙却来了，一来就不走了，连带着听他指挥的商团，也参加了革命。正是由于立宪派士绅的帮忙，不仅稳住了局面，而且争得了外国人的同情，说服了黎元洪改变主意，甚至还策动了前来镇压的海军舰队的反正，因为舰队司令的秘书汤芗铭，是汤化龙的弟弟。不仅武汉一地，立宪派帮忙革命，其他地方，也都在帮忙革命，有的地方，立宪党人干脆自己出头。最初独立的多个省份，实际上是革命党和立宪党人平分秋色。尽管说，革命党人一直处心积虑要策动革命，但革命的形势却一直都不够成熟。尤其是清廷推行新政改革以来，革命成功的机会相当渺茫。尽管革命党在政、学、军界有诸多的渗透，很多新军官兵受排满宣传的影响，但革命党人发动的大大小小历次起义，好像没有一次有成功的希望。收买会党的起义，像是雇人造反，钱花光了，人也就散了。而新军的起义，动静大了一点，但却总也形成不了规模，要不就是时机总也不对。最关键的是，每次起义，都没有社会的呼应，基本上是革命党人单打独斗——他们一直以为这样个人英雄式单打独斗可以唤起民众，只手打天下，为此，暗杀成为起义之外最重要的手段，从南到北，革命党人都在试制炸弹，炸了这个炸那个，可惜，始终没把民众的觉悟炸出来，也没有把清朝炸垮了台。不能否认，革命党人有救国救民之志，但落到实处，往往夺取政权的心情要占到上风，尽管夺取了政权，他们是为了实行最先进民主共和制度，好让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清朝的改革做的越好，尤其是预备实行立宪了，他们自我感觉自己的机会就越是渺茫。客观地说，如果不是有日本这样一个处心积虑不想让中国变好的近邻，这样的近邻总是借着帮助革命党人给中国政府捣乱，革命党人策动起义的本钱会更少，连宣传的影响力都会受局限。这是因为，清末的新政改革，的确做的不错。庚子后的乱局，很快就稳定下来，经济得到很大的恢复，外国投资增加，中国人自己办的工商业也呈现兴旺的景象。新政的各项事业，都在稳步前进。原来以为会引发强烈反弹的废科举改革，居然平稳度过，新学堂遍地开花，虽然问题成堆，但新式教育从此生根。军事改革，法律改革，官制改革，财政金融改革，地方自治乃至预备立宪，都在稳步推行。尽管有庚子赔款的巨大压力，但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都在大幅度增加，到辛亥年，朝廷的岁入居然达到破纪录的2亿4千万有余，而各地财政，也大多有结余。爆发武昌起义的湖北，打开藩库的革命党人，发现他们拿下的这个政府，居然有4千万元左右的存银。事实上，正是有这些结余，各地的起义者才赖以招兵买马，扩张军队，维持了革命的命脉。新政的推行，不像以往很多论者所说，事业一塌糊涂，引起了民众的强烈反抗。新政后期，整体上社会治安良好，大的股匪都招安了，小的匪盗得到控制。所谓民众对新政的反抗，只有少数地区比如山西有对兴办新教育不满的骚动，民间结社干草会所谓烧学堂，打先生的运动，但规模并不大。其他的所谓反抗，主要集中在反抗丈量土地和清查人口方面，但骚动都是小规模低烈度的。以往的研究，往往先验地认为凡是王朝覆灭，必定是政治紊乱，民不聊生，遍地烽火，其实，清末恰恰不是这样。政治虽然谈不上清明，但比起庚子之前，却要好得多，民众生活也谈不上安定，但比起庚子之前，也要好得多。我1万起。即使这个夸张的数字，放到这么大的国家里，实在算不了什么。

 

但是革命还是发生了，作者认为主要原因是满清少数民族统治中国的“法理”问题。

 

主持变革的当家人，毕竟是一个刚刚犯过大错的集团，而且是一个少数民族集团。

 

 

相比较而言，革命党人的宣传，要比他们的起义和暗杀，对中国后来的进程影响还要大些。当时的这种宣传，主要是排满，强调满人对汉人的200多年的虐待，尤其是清初满人入关时对汉人的屠杀，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气性大的，读罢兴许会血脉愤张。应该说，在这样一个变革的关头，这样的民族主义宣传，对于满清统治者而言，的确消解了其统治的合法性，使其操作的空间变小，让他们只能做好，不能做坏，一旦犯错，就可能引发汉人士绅‘非我族类’的联想。

 

操作空间小，一点错误就无挽回空间，造成执政压力，信心不足，对民众恐慌，就越是容易犯错，...负面循环，直至走向灭亡。就像是“政治势能”越高，越不稳定，一摇就往下掉，掉下去就是个死。若是汉人王朝，这种“政治势能”就要低得多，也要稳定得多，稍有摇晃掉不下来，即使掉下来也摔不死。

在我看来，当今的统治就类似于辛亥前的满清，“势能”太高，法理上的不足导致领导者恐慌。把统治的法理建立在经济发展上，要GDP保八，要四万亿，明知有些东西有毒也要吃。当然当今的法理不在于“民族”，而在于“民主”。当公认统治权来自于民众的选举，未经选举上台的统治者就如同在满清贵族代表几百万人统治四亿汉人一样显得那么格格不入。八 九年的坦克如扬州嘉定一样，容易唤起民众的记忆。

为何加拿大、澳大利亚不会发生摩洛哥、埃及的革命，因为大不了选举，把领导人选下去就行了。领导人不怕革命，因为是你们选的我，法理基础在此，面对民众多一份自信。

====================================================张鸣这个观点有相当大的问题 [ 天子码头 ] 于:2011-01-31 18:52:29 复:3266175

我没有看到这本书，不过看你引用的观点，张鸣这家伙在书里夹私货了，以张鸣的身份来看（人大历史系教授），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

当时民众确实不支持孙大炮，《阿q正传》就是以辛亥前后江浙地区为背景创作的，这一代革命党活动算是比较多的了吧。当时不仅民众不支持，甚至连以张謇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也不支持炮哥。台湾学者一直不承认辛亥革命是什么资产阶级革命。

当时跟着革命党走的主要力量不过是学生、新军、会党而已。

但为什么清政府跨了呢？因为清政府挥霍了自己的信用。

这种信用一方面在于1901年新政改革以后，社会各阶层释放出大量的改革诉求，而政府一下子无法包容这么多诉求，于是不满日益滋生。另一方面就是放权，当时新政改革有意效仿美国的联邦制，权力下放的很厉害，尤其是财权。作为中央政府，北京一方面要赔偿巨额外债，再加上各种对内开销，这个缺口是很大的。但由于民众不满日益滋生，政府敛财的行为不可能得到认同。到清末社会，政府办了两件蠢事，一个是皇族内阁，彻底把政治上的信用挥霍掉了，事实上当时一些地方督抚已经默认革命党在境内活动了。另一个就是政府缺钱，盛宣怀打起了铁路的主意，于是保路运动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至于排满什么的，不过是 借壳上市 罢了，就算是汉人政权，一样也维持不了多久，常凯申的政权算是汉人政权了吧，48年的时候，不也是财政濒于崩溃，政府威信日减，治下人心浮动，一批不那么忠心的官僚暗自通共？

======================================================== 张鸣就是个傻子 [ 南渝霜华 ] 于:2011-01-31 01:04:56 复:3266175

以为出本书就可以骗倒大家了，可惜他学术水平太差，又屁股决定脑袋。

基本的条件都不同。满清在世界上什么地位，现在的中国在世界上又是什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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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山老师后继有人矣 [ 丁一叮 ] 于:2011-01-30 11:11:01 复:3266175

话说突尼斯落跑的总统和埃及的穆巴拉克都是选举上台的，这两国的政制跟加拿大、澳大利亚一样都是多党制民选政制。。。。

对了，还有泰国的他信、吉尔吉斯坦的前任总统巴基耶夫也是选举上台的，跟加拿大、澳大利亚一样的法理基础~~ 呵呵

========================================================补充：辛亥革命中意外与必然 [ 葡萄 ] 于:2011-01-30 05:58:14 复:3266175

说意外是

当时，清廷见危机四伏，想通过操练新军维持政权。辛亥年恰逢新军初成，满清新贵年轻气盛想通过耀武来震慑境内问题。但是，在操作上犯了大忌。封建王朝在宋朝以后不仅军政分离，还特别注意军队调度中实际控制问题。而在新军耀武的方式上，满清年轻的新贵搞的是南北会操。这样，在调度过程中，军队实际控制在各地地方。简单点说，搞南北会操的过程中，各地新军一应开支度用悉数仰赖地方督抚，而因为相关的事权操于督抚实际导致一定的兵权当时落在地方督抚手与新军将领手里。这样，当武昌首义。各地督抚观望一段时间后，骤然间南北一齐易帜。这样的王朝覆灭过程也是很罕见的。

虽然就具体事件导致满清灭亡是某种程度的意外。但是，满清在晚期面对的各种问题是导致满清灭亡的必然。那不仅是少数满清贵族阻挡中国政治现代化诉求的努力背离当时中国的实际需要。还反应出社会转型过程中各种新旧势力的对抗与博弈。这个方面你的文字写了很多就不多说了。今年年初朋友与朋友聚会过程中，讨论政改细节，尤其是说到政改中试图中央集权回笼地方财权与事权的做法。朋友引用就是辛亥革命中，满清权贵试图通过新政回笼地方督抚事权与财权引起强烈反弹所产生的后果来暗喻这样的政改危险性。我对此很不同意，但是我们彼此无法相互说服对方。这里插曲算是今天不少争论的一个注脚或者折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