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波：辛亥百年反思“革命”

　　辛亥百年，两岸同庆，报道连篇累牍，解读百家争鸣。

　　两岸相较，似乎大陆这边回顾与纪念的热度更高一些。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尤其是在历来注重“以史为鉴”的中国。今天我们能以如此热情投入对百年前一场剧变的回述，无疑也承载了一些现实的期望、对变革的希求。

　　简言之，辛亥革命的一些理想，如“主权在民”、“民主共和”、“天下为公”等，不仅在革命之后的数十年里为残酷现实击碎，而且直到今天在中国的许多地方仍未实现。辛亥纪念热潮所反映的，正是“中国如何现代化”这一长久难题。

　　回溯一百年前，“中国必须变”，已是全社会从上到下的共识，就连颟顸的满清政府，也明白其政权已到危急存亡之秋，不变法不足以自救，故在砍掉谭嗣同的头颅之后，也不得不在20世纪的头十年里勉强实施维新派所主张的一些新政。但当时中国也确乎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改革，一条革命，最终后者成为历史的选择。为何选择后者，这是目前辛亥革命史解读中的最大争议。

　　在此问题上，众议纷纷。笔者认为，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的评述，可称公允。钱穆写道：“辛亥革命之爆发，这是告诉我们，当时的中国，由政治领导改进社会之希望已断绝(此乃文祥、曾国藩、李鸿章、光绪帝、康有为诸人所想望者)，不得不转由社会领导来改进政治。前者牺牲较少，进趋较易(此即日本明治维新所取之路径)，后者则牺牲大而进趋难。然而为两百多年满洲狭义的部族政权所横梗，当时的中国，乃不得不出此途。”

　　钱穆此语，当从两个角度解读，首先，他否认革命是最佳的选项，这不同于大陆正统历史教育中所称的，革命党当时代表唯一先进的道路。但钱穆又承认，形格势禁之下，革命成为当时势所必然的结果。也就是说，在改革之路不通的情况下，革命这个“次优”选项成为唯一选择。如果放在当前的语境中解读，这其实是在“暴力革命史观”与“告别革命论”之间所取的一种折衷路线。笔者认为，这一解释也较为合理。

　　当然，呼吁“告别革命”的人，有一定道理，诚如法国史学家、《旧制度与大革命》作者托克维尔所言，“一场革命就像一部小说，最难设计的是结局。”(In a revolution, as in a novel, the most difficult part to invent is the end.)革命一旦爆发，结局便非其发起者、主导者所能控制，乃至往往产生反噬自身的力量，最典型的例子是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一边是创建人间天国的美好理想，一边是万千人头落地。

　　而且，除这种普遍性的“革命恐怖”之外，中国历史上的革命，无论是秦末的陈吴、刘项，元末的朱元璋还是明末的李自成，乃至近现代的革命，还都反复呈现一种中国特有的恶性循环，即历史学家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中所述的：“这些英雄好汉大多起自民间，出身于被压迫阶级。可是他一旦翻了身，其狠毒、其腐化、其堕落、其制造被压迫阶级而奴役之的劣行，往往百十倍于原先的压迫阶级。”此乃中国历史的难解宿命，辛亥革命也未能破除。

　　但“告别革命论”的误区在于，观念只是社会现实之上的浮云，人们并不是因为有革命的思维而去革命。如果大多数人支持并投入革命，那只是说明革命确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同样，我们今天也无法通过劝解民众不要产生革命的过激观念，而预防可能发生的革命。革命是否发生，取决于现实的政治经济条件，而不是观念。革命趋势如形成，即使有再明理的学者告诫民众不要这么做，也恐怕难以劝解。

　　大陆还有一派坚持认为，所有社会进步势必要通过暴力革命实现，不过在当下，除了那些顽固的苏式共产主义理论家之外，恐怕没有多少人认同这一点。其实，从常理来看，无论对于执政者还是民众来说，改革与和平演进都是一条更好的出路——革新与进步可以巩固执政者的民意基础，民众也不必因不满现状而冒跌入另一个地狱的风险。但也许是人性的弱点使然，我们通常不一定选择对所有人最优的选项。

　　恩格斯有名言曰：“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但这句话带有很深的19世纪的烙印，未必符合今天的观念。在今天，我们毋宁将暴力革命视为一个社会患上癌症的表征——当改革之路因各种阻滞而断绝，而民众又都普遍相信“再也不能这样过”的时候，革命或许成为历史必然。当然，革命是一件“玩火”的事情，中外历史一再表明，革命中的狂热民众往往被一些阴谋家玩弄于股掌之上，但不能因为这样的结果，便否定当初民众革命的动机与权利。

　　辛亥革命之前，中国便处在这样的境地中，所有人都相信，既存的政治体制与权力分配格局必须打碎，即使人们对于未来想要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仍无完全清晰的认识。辛亥之前的中国坐在火药桶上，从大局看，似乎有表面上的风平浪静，但从细部看，革命的预兆又无所不在。于是武昌起义一场地方性变乱，立成“一夫夜呼，乱者四应”之势，就如19世纪中叶日本“倒幕战争”一般，时势使然，只缺一导火索，清政府与日本德川幕府的垮台，从今天回头看，就像熟烂的果子会掉落一样，是毫无悬念的。套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常用的说法就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当然，革命爆发之前，中国存在着许多选项，那些主张在既有体制下温和改良的人，也未免会有一些惆怅——清政府已经开始改革，乃至废除延续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创设新军，筹备宪法，力度不可谓不大，为何不继续给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对此问题，当时的满汉民族矛盾是一个原因，但另一方面，也须知，改革的主动权握在执政者手中，但改革的评判权应该握在民众手中。如果民众认为改革不够有力，迁延、推脱、弄虚作假、换汤不换药，甚至变本加厉、加大压迫，则民众有以革命求变化的权利。执政者的改革速度如能超过民众的觉悟速度，则改革有救，否则，掌权者与民众往往要一起经历革命的炼狱。辛亥前夕，中国的普遍矛盾便是政府改革力度与民众期望不符，更何况，还有强大的守旧派阻挠改革。

　　当然，古往今来，革命的不确定性非常大，代价与成本也非常高，尤其是在亚洲。在亚洲现代史上，并不是所有推翻专制者的革命都以民主社会的建立为终局，革命往往带来混乱，甚至新独裁者上台。但也须看到，随着科技的进步，随着民众普遍受教育水平的提升，随着信息的日益自由与开放，人类社会中革命的质量也越来越高，负作用逐渐减小，革命的前景越来越光明。像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那种引发浩劫的革命越来越少，“不流血”或“少流血”的革命逐渐成为主流，远者如20世纪90年代初的东欧各国革命，近者如今年的埃及革命——虽说其发展方向仍不明朗。从这个意义上说，也许改革与革命这两条道路正在逐渐合流，社会和解与和平转型会成为主流。

 　　近代以来欧洲各国、日本之所以能成功完成现代化，选择适合各自的体制是原因之一，但另一个因素是，它们能在一个较为安全的外部环境中完善改革，而中国近百年来的难题是要将民族自强与社会民主这个两个挑战“毕其功于一役”，故而举步维艰，乃至进退失据，常在历史陷阱中打转。而今中国大陆经历30多年经济繁荣，国势强盛，理应重拾辛亥精神，在制度变革上再下功夫，真正实现“主权在民”。

　　著名学者许倬云在就辛亥百年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寄语中国的俊彦，尤其主政的人士：天下事，抓得太紧，寸步难行；放宽些，海阔天空。凡事总以远处大处看，不能只看眼前。前途多歧，一不小心，可能迷路；然而，多歧，也是多选择，也许从此忽然开朗，出现新境界。常常反省，不断寻找，随时修改，以求适应，总比墨守为宜。”回首百年风云变迁，并观许倬云此语，主政者可不深思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