购房补贴去哪里领取:新闻话题 2011-4-10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8 06:4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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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话题】事业单位改革,改什么阅读原文

事业单位改革,改什么导语:据权威信息,高层已就推进事业单位分类改革作了全国性的整体改革部署,改革时间表也已确定。这项涉及包括离退休人员在内的四千万“事业人”的改革,终于正式开闸。此次事业单位分类...全文↓

事业单位改革,改什么
导语:
据权威信息,高层已就推进事业单位分类改革作了全国性的整体改革部署,改革时间表也已确定。这项涉及包括离退休人员在内的四千万“事业人”的改革,终于正式开闸。
此次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的总体目标是:“甩掉两头、留下中间(中坚)”。即对承担行政职能的,逐步转为行政机构;对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逐步转为企业;对从事公益服务的,继续保留在事业单位序列,强化其公益属性。
这样的改革目标,能带来一个光明未来吗?
全国事业单位改革时间表确定
2011-04-11 第 1620 期
今日话题
定位不清的“事业单位”

事业单位本该属于政府部门
如上图,能够称得上“部门”的,无非四种。那么事业单位属于哪一种呢?按照《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的定义:“事业单位,是指国家为了社会公益目的,由国家机关举办或者其他组织利用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活动的社会服务组织”。可见,事业单位的属性是公益+官办(强制),所以是不折不扣的政府部门。
实际却成了“二政府”、“二企业”的角色
改革开放以前,所有的部门都是国有的,其中管生产的叫企业,管行政的叫机关,管服务的叫事业单位。改革开放之后,中国逐步走进现代化,企业回归市场,越来越接近现代企业;机关也回归公务,越来越接近现代政府部门。唯有事业单位的改革滞后,拥有行政属性却不受行政规范、打着公益招牌却从事营利活动。君不见,这两年公务员招考越来越严格,事业单位却成了官员“安排工作”的好去处,什么三亚社保局长、冷水江财政局长都把子女“安排”进了事业单位;另一方面,学校“名校办民校”,医院“名院办民院”,大捞其钱,大发其财。目前事业单位分成三类:1、承担行政职能事业单位,其实就是“二政府”的角色;2、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事业单位,其实就是“二企业”的角色;3、从事公益服务事业单位(如学校、医院),其实就是兼具“二政府”和“二企业”的角色。
事业单位为何弊病重生
事业单位招聘黑幕重重
精简、规范机关,肥了、乱了事业单位
从80年代以来,行政改革就一直处于风口浪尖,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的确取得了一些成效。比如机构的精简、公务员法的制订等等。民众的思想也进步了,大多数人都知道行政部门花的是纳税人缴的钱,行的是公民授的权,所以对行政部门的监督意识大大提升。
可以说,行政部门“乱来”的空间日益逼仄,但是公权滥用却另辟蹊径,取道事业单位。行政机构还未消肿,事业单位已经膨胀;行政机构的手还没收回去,事业单位的手又伸出来。
政企分开,造成事企不分
作为行政改革的重要内容,政企分开近年来已经取得成效,但是一些行政部门办的企业,换上了事业单位的帽子后存活了下来,还有更多的新企业直接取道事业单位开办起来。有些地方和部门将一些本应与政府分离的各类社会中介组织的社会职能,千方百计地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仍保留在各类事业单位当中,有的甚至将已经脱钩的社会中介组织的某些职能重新收回到事业单位。有些地方和部门将一些企业单位的经营事务揽来由事业单位承担,或将企业单位冠以事业单位的名称,按照事业单位甚至行政机关模式管理。
强调公益,造成公务和营利属性被掩盖
对于学校、医院这类从事公益服务的事业单位,我们过分强调公益属性,一方面使得学校、医院受到的监督和处罚很少,比如同样性质的腐败,公务员落马的新闻不绝于耳,教师、医生受罚的消息却鲜有听闻;另一方面,民办学校、医院不允许营利,因而得不到发展,反倒公立学校、医院却收钱收到手软。
改革,路在何方
学校是数量最多的事业单位
取缔行政型和企业型事业单位是正确方向
将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人员改为公务员序列,名正言顺,该当如此,而且改编为公务员,属于利益升级,应该不会受到阻挠。但是公权滥用会不会另寻出路,比如把事业单位冗员问题变为公务员数量膨胀,值得警惕。
而事企分开也是亟待解决,但是事企分开,可能触动一部人的既得利益,进展能否顺利还有疑问,要知道2009年开始的事业单位养老金改革试点,到如今两年过去了几无动静。此外,事企分开会不会又造成政企合流,同样值得警惕。
总之,事业单位的弊病很大程度就是改革不彻底的结果,如果这次仅仅是改,而不是改彻底,那么不过是又陷入一轮换汤不换药的循环罢了。
继续强调公益性,不如强调公务性
对于学校、医院这类所谓从事公益服务的事业单位,继续强调公益性是错上加错,强调公益性不如强调公务性,因为公务本来就是公益的,何须单独提出来?难道行政部门就不是“从事公益服务的单位”?对于公立学校、医院等事业单位,应该列入公务序列,像监督行政部门那样监督。
同时不该再对民办学校和医院要求公益性,应该放手让民办教育、医院营利,这样才能激活教育、医疗资源。否则,市场的需求在那里,民办教育、医疗不能营利,公办教育和医疗却可以利用自己的行政地位绕过公益捞钱,这算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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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正确、彻底的改革,才会让事业单位改革这个老问题不再老下去。
【今日头条】赵晓:“计划生育”可以休矣阅读原文

赵晓北京科技大学教授请神容易送神难 1980年,我国正式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之所以实施严格,有其特殊历史背景:一是之前人口的快速增长使全国人民在吃穿住行、教育、卫生、就业等方面都遇到越来越大的困难,使...全文↓

赵晓 北京科技大学教授
请神容易送神难
1980年,我国正式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之所以实施严格,有其特殊历史背景:一是之前人口的快速增长使全国人民在吃穿住行、教育、卫生、就业等方面都遇到越来越大的困难,使整个国家很难短时间内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二是当时30岁以下的人口占到总数的65%,之后每年又将有大量的人口进入婚育期。
同时,党中央当时富有远见地提出:“到30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这表明:过去30年的人口政策是特殊时期的特殊政策,是阶段性的政策。
但请神容易送神难。与“工资刚性”相仿,在政府机构设置中也存在“机构设置刚性”。此外,据国家人口计生委2010年5月25日年度公报显示:2005年到2008年,全国计划生育事业费从226.39亿元提高到364亿元,年均增长率为17.44%;人均人口计生事业费从17.31元提高到27.41元,年均增长3.37元。
花费如此多的人力和财力,并将继续花费更多的人力和财力,得到的结果是什么呢?
六大送神状
一、民工荒。2011年上海农民工缺口接近30万,北京、广州的缺口也都在15万以上,而深圳的缺口则高达80万人。在2004-2011年期间,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量以每年13.6%的速度减少,这是2005年以来不断出现民工荒的根本原因。
二、男女比例严重失衡。据国家统计局数据:男女婴儿性别出生比接近120∶100。这意味着将有4000万的光棍被判“无妻徒刑”。这会诱发买卖婚姻、性犯罪等恶劣社会现象。生理的饥渴将驱使其走上犯罪之途,而心理的怨恨则会使他们变成绝望的阶级,使得社会不安定因素激增。
三、人口老年化。根据联合国人口署的预测:到2020年,我国60岁以上人口将占到总人口的16.7%,2050年将进一步上升到31.1%,远远高于届时21.9%的世界平均水平。中国当前人口变化的最大特点已是“未富先老”,如果继续实行计划生育政策,那将来呢?
四、人口素质逆淘汰。“城市紧、农村松”,在广阔的农村以及困难家庭,生孩子就是添一双筷子,收益高于成本,加上利益导致的“收钱放生”,农村地区生二胎、三胎甚至更多的现象比比皆是。然而,这些孩子的成长环境,尤其是教育环境较差。相反,高素质人才多生活在城市中,生活成本、工作压力以及追求事业等原因,越来越不愿生育。由此,便使得中国社会事实上出现了一种精英淘汰式,或者叫“逆淘汰”的生育机制。
五、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危险。众所周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快是因为中国的储蓄率高。尽管近些年政府在鼓励投资和民营企业发展上采取了许多办法,一些地方老百姓的社会保障也已经有了相当的基础,但各地的储蓄率仍然居高不下。
真正原因是人口的变化。中国当前的人口结构是橄榄形,也就是说青壮年比例最高,而青壮年时期正是一生中赚钱最多、储蓄也最多的时候。如果不改变政策,中国人口结构势必会加速从“橄榄型”变成“倒金字塔型”,那时居民储蓄率一定会有明显下降,投资率随之下降,经济增长速度必然一落千丈。
六、对中华民族性格及未来的扭曲。独生子女往往是娇生惯养、人伦不全,如何能够承担中国大国崛起后的全球使命?为什么中华文明历经磨难而未消失?原因是中国人口众多。人口是文明传承的载体。况且今日中国的大国崛起,到目前为止也还不是因为人均水平的提升,而是因为人口数量大的基数效应。如果继续计划生育政策,保持高生育率的伊斯兰文明必然将取代崛起中的中国,而主宰21世纪!
计划生育该退出历史舞台了!希望它能“功成身退”。管理
【时政热点】海上皇宫:特权钉子户 阅读原文

沈彬法律工作者 “备受关注的深圳‘海上皇宫’事件终于尘埃落定……这座耗资近亿、存在六年的奢华海面建筑,因非法占用海域,最终还是迎来了被拆解的结果。” 以上是去年5月14日的一篇报道,报道还梳理了相关“...全文↓

沈彬 法律工作者
“备受关注的深圳‘海上皇宫’事件终于尘埃落定……这座耗资近亿、存在六年的奢华海面建筑,因非法占用海域,最终还是迎来了被拆解的结果。”
以上是去年5月14日的一篇报道,报道还梳理了相关“‘海上皇宫’幻灭记”。然而,“海上皇宫”并没幻灭。仿佛时空穿越,如今它又迎来了一次“强拆”:4月8日,深圳有关方面对其开始强拆。而“海上皇宫”主人、深圳时尚集团董事长郭奎章称,已向法院状告深圳龙岗区农林渔业局行政违法,并索赔100万元,强拆开始后,他们或将索赔额加至1亿元。
这次“海上皇宫”会“幻灭”吗?它是惨遭强拆的“钉子户”,还是法律不敢管的“特权者”呢?
我们先来了解“海上皇宫”的前世今生。它是一座漂在海上的豪华私人会所,于2003年兴建,不仅有别墅,还有花园、喷泉、游泳池、跑马场,主卧铺着北极熊皮毛,庭院养着孔雀……
早在2005年,它就因违法占用海域被有关机构认定为违法。之后是历时多年的持久战:它被海监部门下过停工通知书,被深圳市海洋局处以2万元罚款,它经历过处罚听证,被贴过封条,打过行政官司……直到去年,龙岗区人民法院对其实施强拆。于是,有了开头的“幻灭记”。
然而,当年它不过被分拆成两大部分。今年2月媒体曝光,“海上皇宫”已“洗白”,得到政府颁发的许可证,开始合法经营“休闲渔业”了。这再次激起公众怒火:公民合法房屋屡被强拆,“海上皇宫”为何屹立不倒?在舆论高压下,上个月龙岗区政府责成区农林渔业局收回其“擅自”发放给“海上皇宫”的许可证。至此“皇宫”被打回违法的原形。
一波三折的过程让人眼花缭乱。“皇宫”主人也打出“苦情牌”,一会儿称愿把“皇宫”捐给社会,只求不拆;一会儿指责政府部门出尔反尔、行政违法。而媒体不依不饶,将之视为“特权堡垒”。
其实,对于“海上皇宫”被拆,我们既不必幸灾乐祸“仇富”,也不必杞人忧天,还是应坚守法治原则:政府依法行政,保护合法财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首先,“海上皇宫”是违法建筑。海域是公共资源,依《海域使用管理法》规定,必须先登记后使用,不能任由富豪圈占成自家花园。所以它应该被拆。
其次,这座违法建筑躲过了一次次执法。2005年它就被认定为违法建筑,仅中国海监广东省总队龙岗大队就去执法了二三十次。2009年,执法机关查扣3个大木排后,马上有领导发话叫停执法。广东省海洋与渔业局领导“先行先试”的批示,也让其多次过关。案子拖了五六年,2010年它被执法部门分解成两大部分,但马上又获得政府许可证。当地职能部门掩耳盗铃是很明显的,按许可证,“海上皇宫”变身“渔排”,但其上喷泉、卧室依旧,只是摆了100平方米的网箱“应景”。按当地规定,渔排上管理用房不得超过20平方米,且应统一漆成蓝色。“海上皇宫”哪一点像“渔排”了?
如此种种,公众自然认为“皇宫”有僭越法律的特权。纸醉金迷的“海上皇宫”更被视为权钱交媾的象征,虽然并没有直接证据,但这不妨碍公众的“正义直觉”。
然而现在,快刀斩乱麻的强拆,也并非法治之福。现在政府撤销之前颁发的许可证,朝令夕改,有违行政法上的“信赖保护原则”,可以说有关方面是一误再误。相反,“海上皇宫”扮演了“钉子户”角色,他们称:强拆期间,政府没有给予他们任何申辩权利,所以要打行政官司。
其实,“海上皇宫”是特权与钉子户的怪异混合体。一方面它一直利用权力保护自己,如领导批示、电话等;另一方面当权力朝令夕改,“信赖保护”、正当程序什么的,都成了浮云,统统挡不住强拆的“利维坦巨兽”,“海上皇宫”的下场与被强拆的小民无二。
这也让我们看到:只有法治才能真正保护每一个人——法律而不是领导批示,应成为执法唯一依据,小民的私产和富人的“皇宫”应受同等保护。
【权力制衡】单士兵:别急着去提拔最年轻市长阅读原文

单士兵媒体人现在从履历到学历甚至到房屋财产,都出现在一些地方的提拔公示中。遗憾的是,周森锋的提拔公示却绕开其论文涉嫌抄袭的这桩悬案。在29岁就担任湖北宜城市委副书记、市长的周森锋,时隔两年后又有新...全文↓

单士兵 媒体人
现在从履历到学历甚至到房屋财产,都出现在一些地方的提拔公示中。遗憾的是,周森锋的提拔公示却绕开其论文涉嫌抄袭的这桩悬案。
在29岁就担任湖北宜城市委副书记、市长的周森锋,时隔两年后又有新变动。来自《襄阳日报》的信息显示:据湖北省委组织部4月2日发布的干部任前公示公告,周森锋“拟提拔交流任职”。两年前,他曾以全票当选宜城新一届市长,成为当时湖北最年轻的市长,备受网民关注。
当初周森锋当上最年轻市长时就招致网友的质疑,这种质疑并没有简单停留在主观臆测的层面,而是放在民主与法治的框架下进行追问与查实。比如,对周森锋就是纳入到干部任用程序的视角来看。比如,网友发现周森锋就读硕士期间发表在国内期刊上的两篇论文涉嫌抄袭。
身处舆论漩涡的周森锋对此始终保持缄默。尽管当初校方表示对其论文涉嫌抄袭将进行核查,但至今仍无下文。现在周森锋将提拔交流任职,地方组织部门对这种民意迫切关注的问题,也可以安之若素吗?
对涉嫌论文抄袭周森锋进行提拔,尽管不能直接说成是带病提拔,但既然周森锋被怀疑“有病”,在问题没被“确诊”之前,这种提拔总是不合适的吧。
现在公众对提拔干部的公示期待也越来越高,一些地方对新提拔干部的公示也不断体现民意的诉求,对公示的范围不断进行“扩容”。从履历到学历甚至到房屋财产,都出现在一些地方的提拔公示中。
遗憾的是,周森锋的提拔公示却绕开其论文涉嫌抄袭的这桩悬案,而论文是否抄袭原本不是什么难以查证的事,这样的结果实在令人匪夷所思。毕竟,如果一个连论文都是靠作伪手段完成的人,难免会让人担心其权力运行中会不会夹杂伪饰。
【大家说法】梁发芾:一部百年曲折的预算公开史阅读原文

梁发芾财税学者中国现代预算制度本是舶来品。甲午战争后,曾担任驻日公使馆参赞的黄遵宪在其《日本国志》中最早介绍了预算制度,他说,日本将一年的收支“一一遍告于众,名曰预算”,“其征敛有致,其出纳有程,其...全文↓

梁发芾 财税学者
中国现代预算制度本是舶来品。甲午战争后,曾担任驻日公使馆参赞的黄遵宪在其《日本国志》中最早介绍了预算制度,他说,日本将一年的收支“一一遍告于众,名曰预算”,“其征敛有致,其出纳有程,其支销各有实数,于预计之数无所增,于实用之数不能滥,取之于民,布之于民,既公且明,上下平信”。这个简短的介绍触及了现代预算制度的核心:作为未来年度的政府所有收支计划,它由民意机构或立法机构依法审议批准,并向社会公布,接受监督和制约。这种制度与中国历史上的度支制度是根本不同的:历史上的度支制度体现的是皇帝意志,是秘密财政,而现代预算则体现人民意志,是民主财政阳光财政。
西方现代预算制度一经传入,就引起强烈关注,国内很快形成建立预算制度的舆论。清政府实行新政的措施中也包括建立预算制度,而拟议中的预算必须公开透明,是当时朝野的共识,就连远离政治中心的江西德化县的县令昌寿,也认为“预算决算均刊刷表册,散之民间,榜之通衢,使举国之民皆知公家无私财,无冗费。国用不足,稍议加赋,民不以为苛”。
在建立预算制度的改革中,清政府颁布的指导地方改革的《府厅州县地方自治章程》第389条规定:“预算议决之后,由府厅州县长官申请督抚核准,咨报民政部度支部存案,并于地方榜示公众”。而笔者看到的191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府厅州县地方自治章程笺释》中对于这一条解释说:“其须榜示公众者,以议事会虽代表民意而为议决,而其果属于民意与否,不可不质之舆论也。且府厅州县之民,出费以治事,而于其费之用法不能与知,则非所以鼓舞其政治趣味,而维持自治职之信用也。故必采公众主义焉!”谁能想到,这是100年前皇帝统治时期人们的看法!他们对于预算公开的意义的认识,在今天看来也是非常到位、精准甚至仍然是超前的。
在朝野的共同推动之下,1910年,清朝试办并公布了宣统三年即1911年的预算。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现代意义上的预算,尽管当年革命爆发,满清灭亡,但是,它开启了中国现代预算的先河。
民国建立后,对预算制度的探索一直在进行,当然,政局动荡,国家多事,民国时期的预算制度总是不能走上正轨。但是,从一些史料可以看出,民国时期的预算做到了面向公众,公开透明。汤太兵先生在《清末民初宁绍地区县自治财政结构与运行》中说,在清末民初的县自治改革中,浙江的余姚、鄞县等县财政一改千年家长制范畴,呈现了近代财政的特点,这要归功于建立了预决算制度,实行了阳光财政,增加了透明度,各县预决算都“榜示公众”或“布告之”,让老百姓知情的。
到了1935年,民国政府又制定了各县市办理预算的具体办法,其中明确规定:“县市地方预算核定后由县市政府印刷多份公布城乡,并在当地发行或销售之报纸披露全文,俾人民一体周知”,从制度上保证地方预算必须向公众公开。当然,纸面上的规定不一定能够在实践中不折不扣地得到落实,但是制度的存在一定有助于预算的公开透明,则是完全可以肯定的。
可惜的是,预决算制度公开透明的探索实践在后来完全被逆转。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颁布的《保守国家机密暂行条例》明确规定,国家财政计划,国家概算、预算、决算及各种财务均属于国家机密事项,不得泄露。从此,政府预算决算就完全不为社会所知了。虽然1989年5月1日起施行《保密法》的时候就废止了《保守国家机密暂行条例》,但此后各级政府仍然长期将预算案当成国家秘密,国家秘密成为拒绝公开透明的尚方宝剑。前几年一些公民要求政府公开预算案时,各地政府部门堂而皇之的理由就是预算案是国家秘密,不能公布。就是在2008年《国务院信息公开条例》实施,规定预算报告属于可以向社会公开的事项之后,一些地方政府仍然顾左右而言他。
在近百年前,信息传播还十分落后的时候,预算决算被公布在墙壁上、报纸上、传单上、黑板上,满足人们知情权。今天,在高度发达的现代通信传媒技术面前,如果预算仍然被锁在保险柜中,拒绝人们知晓,那真是新时代的天方夜谭。
好在从去年开始,政府预算公开迈出了一步,国务院一些部委公布了部门预算。虽然这些预算相当粗略,但毕竟打开了门缝,透出了曙光。一个世纪,一个轮回,但愿这一轮预算公开能够真正实现百年来国人期盼阳光财政的梦想。
【他山之石】唯舟:为什么美国不会有高铁阅读原文

美国的第一条高速铁路看来已胎死腹中。不久前,美国佛罗里达州州长RickScott断然拒绝了23亿美元的联邦高铁补助,理由是州政府难以承担该项目的潜在超支或补贴资金。按中国人的观念,恐怕很难理解这种“中...全文↓

美国的第一条高速铁路看来已胎死腹中。不久前,美国佛罗里达州州长Rick Scott断然拒绝了23亿美元的联邦高铁补助,理由是州政府难以承担该项目的潜在超支或补贴资金。按中国人的观念,恐怕很难理解这种“中央给钱却不要”的行为——计划中的这条全美首条高铁,只需州政府出10%强的份额,剩下全部由联邦财政出钱,但却仍被坚定地拒绝了。
此事正折射出了美国复杂的政治和社会生态,在这种环境中,高铁项目想落实,几乎是每推进一小步都困难重重。一百多年前,美国的铁路时代有一句口号“真的,铁路是工会、社会和国家统一的黏合剂”,那么,现在高铁不如说倒是美国社会和联邦/州政府之间争执的引爆剂之一。虽然美国联邦政府最近试图积极推动基础设施建设(“我们无法承担牺牲一些领域,基础设施就是其中一项”),但蓝图绘出之后,难的是如何变成现实——要“赢得未来”,先得过“当下现实”这一关。
奥巴马在2009年上任不久就提出过发展高铁计划,作为其刺激经济政策的重要一环。今年1月底的国情咨文中他再次提到将建设高速铁路网,在25年之内覆盖80%的美国人口。2月初副总统拜登在费城一个火车站正式了宣布了一个6年内斥资530亿美元的全美高速铁路的计划。
这笔钱听起来不少,但实际上却根本不够,而钱从哪里来也是个很棘手的现实问题。铁路,尤其是高铁,在大规模兴建时都会给金融机构带来大规模集资和资金调动的压力:1870年代意大利统一后的铁路建设就曾导致严重赤字,引发政治危机;日本高铁建设初期的资金周转也是大问题,到1987年国铁民营化改革时,负债已高达2270亿美元。
高铁项目初期投入巨大,开通后往往也无法盈利,因此在各国都是靠政府来保证投资。也只有国家才能建设一个统一的高铁网,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修建一些必要的、但不能盈利的那些路线,并确定统一兼容的技术——美国早期的铁路由私企推动,其结果是:从纽约到布法罗的短短几百公里有6个系统和3种不同轨距,乘客中途必须变换客车。在秉持财政保守主义理念的共和党人看来,这正是一个危险的信号:高铁项目将导致大政府的新一轮扩张,新增的联邦预算又将造就一些新的利益集团,使预算规模达到一个新危险高度,虽然它也有一个短期好处:在不增加多少州预算的情况下创造数万就业机会。另一个隐藏的政治目的则是:民主党可以将这类大型公共基建项目通过政治分肥(所谓“pork barrel project”)转化为政治支持,虽然它并非只有民主党一党受益。
Rick Scott之所以不顾各方抱怨(有两位州参议员甚至因此上诉到州最高法院,申请责令州长接受补助,但当即遭到驳回),断然不要“中央给的钱”,原因大抵在此。他本人是个成功的实业家,从政本来就是为了实践某种政策理念,这一点上他不同于路易斯安那州州长Bobby Jindal——后者虽然也是个强硬的保守派,并曾带头反对财政刺激计划和强烈批评高铁计划,但该州最后还是接受了24亿美元的礼包,原因很现实:金融危机以来,半数以上的美国州政府陷入财政危机,其中不少甚至已濒临破产。即便如此,俄亥俄、威斯康辛等州还是拒绝了联邦高铁补助款。
就算各州都肯积极推动高铁计划,问题也还刚开始:高铁一旦建成,将对汽车和航空业构成竞争,这两个庞大利益集团必然将游说放弃高铁计划。这在各国都是屡见不鲜的事:晚清时醇亲王就曾因北京的马车夫反对修筑铁路的持续不断请愿而不胜其烦;19世纪初铁路在英国出现时,也曾遭到运河和内河运输集团的反对——它们之所以没成功,是因为铁路利益集团在政治上极其强大。但20世纪美国的铁路集团则输给了航空业和汽车业:1982年美国国内航空公司的客座票里程数接近全世界其他所有其他航线的总和,行业整体竞争力和利益集团极为强大;至于汽车更不必说,因为“对通用汽车有利的事就是对美国有利的事”,汽车几乎是美国精神的象征——那种自由驾驭和掌控的感觉。
美国铁路的辉煌时代已经过去几乎一百年了。铁路曾是美国首屈一指的煤炭、钢材消耗大户,创造无数就业机会,1916年全美铁路网总长度就已发展到最高峰(40万公里),而中国当时的铁路里程连这个数字的1%都达不到(且95%的资本控制在外国财团手中)。但在二战之后,美国铁路的运输量就开始滑坡,到1960年铁路网就已有1/4因利润太低而不通车了,不少线路被拆除,剩下的几乎全部用来运货。《失落的大陆》一书中曾说:“在美国,只有既坐不起飞机——这在美国可真算是穷到家了——又买不起汽车时,你才会去坐长途汽车。”至于坐火车,人们根本不会考虑。
确实,就算高铁建成,客流从哪里来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高铁特别适宜于中国、日本这种人口成片密集居住的国家,否则稀疏的人口分布根本无法喂饱高铁的客流需求,但美国却恰好是个人口密度相对较低、居住较分散的国家,现有的高铁规划也只能选择性地连接少数城市,而无法实现全国成网;更何况美国人选择航空和自驾车出行的习惯早已根深蒂固。票价则是另一个问题——现在纽约到芝加哥的机票仅售88美元,火车票还比它贵一倍还不止;高铁建成后,在票价上要和航空、公路运输竞争也很难。客流少必然带来的问题就是无法发挥高铁的全部优势和潜力,愈加难以实现盈利,这又迫使许多投资者和官员三思而行。中国的高铁规划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一个市场行为(话又说回来,铁路完全市场化将使票价飙升),但在美国则必须考虑这一点,因为联邦运输部并没有下属的国有企业。
如果高铁沿线确实人口密集,那么又有一个新的问题:路线施工征地时必然要让许多人为高铁让路。美国自1970年代以来已很少开展这样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大批征地难以避免地会引发反弹和争吵。就算征到地,又还有技术的问题:美国从未开发自己的高铁技术,连相关的零部件也无法制造(美国的钢铁工业和铁路一样,也早已被视为夕阳产业而空心化),现在这些都得引进(说不定是中国),而这又会为反对高铁者提供一个攻击的借口——这个劳民伤财的项目只会让外国企业和国际中间商获利。
高铁只是一个缩影,是映照出全景的一滴水珠,其落实推进之困难,折射出的是美国社会和政治的结构性特征。正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要解决这些难题绝非易事。如果说中国高铁建设的快速进展得益于一个强国家的执行效率(在财政拨款、征地、技术发展等方面)和国家意志,那么这却正是一些美国政治家所担忧和恐惧的。对他们来说,这决不只是一个经济、技术问题,而是一个原则问题。没有高铁乍一看似乎是件坏事,但在他们看来却是一件好事。
虽然预测未来是一件有风险的事,但我们不妨打个赌——我打赌美国不会有高速铁路,至少不会在奥巴马计划的25年之内开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