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恒光行书:新闻话题 2011-9-28

新闻话题

【今日话题】上海地铁追尾事故技术分析阅读原文
上海地铁追尾事故技术分析 9月27日下午14点51分左右，上海地铁10号线的5号车与16号车发生追尾事故，目前已导致271人受伤，无人死亡。由于7.23动车追尾事故还历历在目，所以本次地铁追尾事故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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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话题】上海地铁追尾事故技术分析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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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地铁追尾事故技术分析
9月27日下午14点51分左右，上海地铁10号线的5号车与16号车发生追尾事故，目前已导致271人受伤，无人死亡。
由于7.23动车追尾事故还历历在目，所以本次地铁追尾事故被瞬间放置在放大镜下，曾经为多条铁路及地铁提供信号设备的卡斯柯公司，似乎被认定成为事故的罪魁祸首。
然而，究竟是什么因素，可能导致了这起重大的地铁安全事故？
图为网友发布的受伤乘客的照片
2011-09-28 第 1820 期
今日话题
还原事故发生经过
本次事故示意图
14：00-14：10 信号系统故障 列车自动停车
据上海地铁官方微博消息，14：10时，10号线新天地站突发设备故障。
所谓设备故障，综合各方信息来看，应为“信号系统故障”。城市轨道交通信号系统，目前多由列车自动控制系统组成（简称ATC）。而ATC又包含ATS（自动监控系统）、ATP（自动防护系统）、ATO（自动运行系统）三个子系统。
其中ATP系统的设计理念为“故障导向安全”，即在信号系统故障或失灵后，立刻自动控制列车停车。
据网友caroleyu的微博称：“大约2点不到的时候，地铁停在了豫园和老西门中间的地方。”
虽然时间与官方消息不同，但停车原因应为信号系统故障，ATP自动起效。（当然，亦有可能是司机在调度要求下，手动停车）
14：10-14：30 后车间断运行 前车停留原地
根据后车（5号车）网友Mr奶妈的微博称，“在南京东路，此次列车停靠近20分钟，豫园站停靠10分钟”。而另一位后车乘客介绍“列车开到豫园路时地铁说出了故障，稍停一下，但大概停了十几分钟就莫名的起动开了”。
而此时前车（16号车）却纹丝不动，网友caroleyu的微博称：“后来又过了很久，始终没有要开的迹象，也没有解释，广播只有因故暂停的录音。”
而作为佐证，在16号车再之前的车上，网友lcc一直在抱怨：“新天地和陕西南路中间，十号线在隧道里停了一个小时了！”，可见16号车为何无法前行，因为前方还有列车停驶。
然而，后车5号车却在一步步逼近。
14：30-14：51 追尾事故发生
在5号车从豫园站开出来后三十秒（还有人说几秒）左右，不幸的事故发生了。
根据上海地铁官方发布消息显示，在14点51分时，“两列车不慎发生追尾”。但令人疑惑的是，现场几位网友发出“追尾微博”的时间，均要早于这个时间点。
比如，网友Mr奶妈的微博在14：38时就发布了车内照片，照片中车体连接处已经变形。
此外，网友季法师在14：49时发布了本专题头图中采用的照片、网友段有省在14：44时发布微博大呼救命、网友安默然在14：45时发布微博、网友钱包瘦在14：46时发布微博……
事故原因可能是什么？
后车司机手上的路票是事故关键
假设你是后车（5号车）司机……
在14：00左右，由于区间信号故障，在ATP系统自动作用或者调度中心的命令下，你的车停在了南京东路站。
此时，调度中心决定不再采用列车自动控制系统（已故障），转而使用电话闭塞方式，列车限速运行。
下面，南京东路站行车值班员，将和控制中心行车调度员一同确认5号车前方的区间是否空闲。
由于上海地铁将“两站两区间”作为同意闭塞的条件，所以南京东路站到老西门站（中间隔了一个豫园站）的两站区间都必须是空闲，没有其它车辆行驶或停留。
很显然，16号车正停在豫园站和老西门站之间，但南京东路值班员和调度中心都没有发现。
接下来，南京东路值班员将电话呼叫老西门站值班员，请求发车（闭塞），老西门站值班员在确认区间内没有其它车辆后（16号车又被遗忘了），同意南京东路值班员的请求。
此时，南京东路行车人员得到值班员的通知后，填写“路票”，即列车发车的凭证，经核对后，与你（司机）进行交接。
你接到路票后，需要关门等待，在看到车站的工作人员的发车手信号后，开动前行。
途中不知何原因（可能调度中心有指令），5号车须在豫园站停留，但10分钟后又继续前行。
要知道，在豫园站和老西门站之间，是一个在地图上显示接近90度的大转弯，转弯结束后就到老西门站了，隧道大角度弯灯光暗，短距离目视看前方相当困难。
在开车30秒之后，列车以每小时10km的速度前进，谁能料到，在闭塞区间的隧道中，竟然还停着一辆列车，于是你采取紧急刹车，但为时已晚……
这应该是一起人为责任事故
由于基本没有任何自动设备的辅助，电话闭塞的安全性全凭人员的责任心来保证，在行业内又被称为“良心闭塞”。
而纵观5号车从南京东路发动前的一系列先决条件，必有一个或多个操作环节出现了严重漏洞。
令人遗憾的是，就在6月份，申通地铁集团的“电话闭塞法演练”活动，刚刚“圆满结束”，当时的口号是“以‘安全生产月’活动为契机，以‘安全责任 重在落实’为主题”
难怪有专家直言不讳：“无法理解为何在电话闭塞下发生追尾”
本次事故与上海地铁以往事故的不同
2009年时，上海地铁1号线因为信号系统误发速度码，导致两辆列车侧面相撞。
2010年时，地铁10号线的某列车，因信号系统故障走错方向。
因为这两起事故，许多人都认为本次事故的主要责任也在信号系统。其实不然，当调度中心决定改用人工调度继续运营时，此后的事故责任就不应当归罪于信号系统，起码信号系统不应当承担主要责任。部分媒体报道“信号系统故障致追尾”，言过其实。
此外，ATP（自动防护系统）在信号系统故障的情况下，将不再起效（会及时停车但之后将失去效力）。而且在电话闭塞运营时，往往也会手动切断ATP系统。所以本次事故的祸首也并非ATP。
应该如何看待信号系统
当然，卡斯柯的信号系统的确不靠谱，比如9月初就有地铁观察人士发现，10号线的CBTC自动运行系统会出问题，如“会发生冒进，进路错误”，所以司机们暂停自动运行改用手工操作。
但在具体事故问责上，还是应当理性应对，分清事故责任。比如许多网民在嘲笑2005年时一篇《上海地铁不会发生类似泰国地铁追尾事故》的新闻，实际上新闻中说的正是自动控制系统（信号系统）的功效，如果信号系统不失灵，这类事故的发生率的确会极低。
本次事件中对于信号系统的问责，更应该侧重于“为何会故障”或“冗余不足”等方向。
结语：这的确是“上海地铁运营有史以来最黯淡的一天”，既然“故障导向安全”的原则已经失效，那大家只能期待“事故倒逼真相”了。希望这一份事故调查报告，能够及时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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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头条】邓聿文：梁稳根若成实权高官弊端多阅读原文
邓聿文 中央党校学习时报社副编审中国实际是一个权力支配的社会，现实中存在着官商不分、政经勾结的现象，安排身为首富的梁稳根入仕做副部级高官，就需要慎重有着700亿元身价的中国首富梁稳根据说完成了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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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头条】邓聿文：梁稳根若成实权高官弊端多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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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聿文 中央党校学习时报社副编审
中国实际是一个权力支配的社会，现实中存在着官商不分、政经勾结的现象，安排身为首富的梁稳根入仕做副部级高官，就需要慎重
有着700亿元身价的中国首富梁稳根据说完成了组织考察，拟被安排任湖南地方政府的副部级实权官员，并在十八大后进入新一届中央委员会，成为中委或候补中委。倘若此传言属实，那么，中国首富将完成他的“由商入仕”的人生转换，并可能在中国开启民营企业家入仕的趋势。
然而，正因为这点，梁的从政在中国舆论和学者中引起了一些争议。有观点认为，中国缺乏懂实体经济的官员，梁稳根从政，将有利于提升政府管理经济的水平；但也有人针锋相对地指出，中国不缺乏副部级、部级官员，而是缺乏百年长青的世界级品牌，缺乏一心一意做企业的实干家。当然，更多人担心，梁从政后，是否预示着政商关系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当前在权力还不能得到有效制约的情况下，会不会把国家的公共资源私人化？
我的看法是，梁稳根可进入下届中央委员会担任中委或候补中委，但不宜出任地方政府有实权的高官。原因在于以下几点：
首先，从党员个人的权利看，梁稳根作为一名中共党员，只要符合组织规定和程序，当然有权利进入中共权力中心圈。梁是2004年加入的中共，迄今有7年党龄，他也是中共17大代表，从中委或候补中委的要求看，梁是完全合乎条件的。换言之，梁稳根进入中委并不存在法理上的障碍。根据中共党章，只要是党员，在党内的法理地位一律平等，并不因身份、职业、官衔、学识、贡献等的不同而在地位上有高下之别。既然官员党员可以进入中委，农民党员、工人党员乃至民营企业家党员法理上都可进入权力中心圈。在这里，梁的民营企业家身份应该让位于他的党员身份，尽管他事实上是因前者而可能进入权力中心圈的。所以，我赞同中共党建专家王长江的意见，根据党员人人平等的原则，在党内不宜特别强调梁稳根的民营企业家身份，尤其是首富身份。
其次，从民营企业家的身份看，正如争议的一方指出的，梁进入中委有利于提高民营企业家的政治地位，在“国进民退”质疑声仍未消退的背景下，有着明显的政治象征意义。中共从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后，就向民营企业家开放了大门，尽管这之后有很多民营企业家出于各种原因加入了中共，中共也在民企普遍建立了党委或党支部，但民营企业家进入中共各级地方权力机构还很鲜见，以民营企业家的身份担任中委或候补中委的更没有；而与此同时，大型央企和地方国企负责人进入中委的却不少见。某种意义上，这凸显了中共在民企成为中国一支重要经济力量的情况下，对民营企业家仍然存在一种戒心；也就是说，虽然中共已经认识到民营经济在中国的重要性，也意识到民营企业家加入中共对党的结构改造有一定好处，但中共还不想或还未作好准备让民营企业家参与和渗透进党的高层。这或许是中国经济近年来出现“国进民退”的政治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讲，梁稳根若能最终进入中共党内高层，将显示出一定的政治意义，体现出中共对于民营企业以及民营企业家进一步开放和接纳的态度。
尽管梁稳根进入党的权力中心圈算得上是民营企业家的一种政治突破，但毕竟中委的头衔更多表明的是一种党内政治荣誉，虽然这种荣誉在某种情况下也会带来实在利益，但与成为一个正式握有实权的政府官员相比，政治荣誉“虚”的成分更多一些。然而，政府官员则不一样，尤其是主管经济的实权高官，考虑中国实际是一个权力支配的社会，现实中存在着官商不分、政经勾结的现象，安排身为首富的梁稳根入仕做副部级高官，就需要慎重。
这并非担心梁本人会用手中之权为自己和自己的企业谋取额外利益，以梁700亿元的身价，无论对其本人还是家人，这都是一笔几辈子都花不完的财富，因此，梁稳根没有必要为自己增加额外的道德风险。梁做他的中国首富，虽然在商场可能也会树敌，但还不至于有人剀窥其财富；况且，他既做到首富，必也在政界有人脉，从其被中共组织部门有意栽培来看，他在政界的经营非一般企业家可比。然而，入仕后则不一样，政界有不同于商界的游戏规则，梁稳根必须遵循这套游戏规则行事，所以，作为一个聪明人是不会利用权力动员国家资源为自己的企业输送利益的。因为这极有可能被别人抓住把柄，得不偿失。相反，梁无论进中委还是成为副部级高官，都会比现在更多地回报社会，为自己增加道德资源，就像他之前的某些同道一样。
但梁本人不用国家公权力进行利益输送并不表示其他企业家官员不会将公共资源私有化。这种可能性始终是存在的。根据浙江省委党校副教授董明对浙江民营企业家参政从政的长期考察研究，她发现，浙江民营企业主存在三种时期的从政心态：一是恢复性、补偿性从政，即以委员、代表为政治荣誉或者政治资本，借以显示自身的社会政治地位，以示得到官方承认；二是功利型、经济性从政，在国家仍然把握着社会资源的当下，“曲线救国”，以参政壮大企业；三是民主型、公益性从政。目前正从第二种转向第三种。浙江是中国民营经济最发达的省份，那里民营企业家的从政意识也早于中国其他地方，考虑到这一点，就全国而言，前两种从政心态在民营企业家中还是占主导。很多民营企业家就认为，如果有政治职务，就意味着企业有更多的发展空间，因而，企业规模发展越大，谋求政治地位的需求就越迫切。
从民营企业家参政从政的现实来看，诸多民营企业家为成为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不惜通过一些灰色手段，而在成功达到目的后，又利用这种身份资源进行各种非市场化运作的“权力寻租”。这样的案例已经曝出很多，让外界倍感质疑。当然可以为民营企业家的此种行为进行辩护，把原因归咎于中国还是权力社会，民营企业的生存环境还很恶劣，不这样做就不能有效保护自己，更谈不上发展壮大。然而，不管怎样，官商勾结，权力寻租本身总是不好的，特别是在目前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背景下，如果不能找到一条有效监督权力的路子，民营企业家通过入仕寻租更会激起社会的反响，从而削弱入仕本身所应具有的价值。
另一方面，以中国缺乏懂实体经济的官员，梁之从政，有利于提升政府管理经济水平为由，认为梁可做副部级官员，逻辑上也不是有利。梁的首富身份，固然说明他是一个优秀的企业家，但能管好一家企业，不等于能管好一个市场，管好一个经济。因为这是两个不同的领域，它们之间虽有联系和交叉，但毕竟不是同一个东西，有着不同的运行规则，需要管理者不同的知识结构。事实上，中国的政府官员，尤其是主管经济的官员，很多都有一定的现代经济知识，有着多个行业的从业经历，有的甚至直接是从企业提拔上来的，管理经验不可谓不丰富，但为什么政府的经济管理水平提不上去，固然有个人的因素，但根本的还是体制因素。所以，梁若成为副部级官员，极可能与人们的愿望相反，既管不好经济，也毁了一个优秀的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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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观点】杨恒均：对“性奴”案的处理让我不安阅读原文
杨恒均 知名网络评论人洛阳市技术监督局执法大队34岁男子李浩谎称在外兼职瞒着妻子购置一处地下室，耗时1年开挖一条4米深的地窖，并先后将6名歌厅女子诱骗至此囚禁为性奴。其中一名女子最长囚禁的时间达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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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观点】杨恒均：对“性奴”案的处理让我不安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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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恒均 知名网络评论人
洛阳市技术监督局执法大队34岁男子李浩谎称在外兼职瞒着妻子购置一处地下室，耗时1年开挖一条4米深的地窖，并先后将6名歌厅女子诱骗至此囚禁为性奴。其中一名女子最长囚禁的时间达2年。本月初，该案因一名女子出逃而告破。警方在地窖找到2具被李浩杀害的女尸。案件在媒体披露后，一度传出记者受到当地警方骚扰，指此案属于“国家机密”，但洛阳警方随后在微博上宣称会保护记者，据说也得到了记者的谅解。目前案子正在处理中，已经引起了广泛关注。
以上新闻已经不是我关注的焦点，也不会引起我的不安。引起我关注与不安的是洛阳警方的后续动作。据9月24日新闻报道，洛阳市公安局通报了“性奴”案经过和最新进展，并向全市人民公开道歉。洛阳市公安局长郭丛斌称将展开专项整治活动解决治安问题。目前，洛阳西工分局副局长等4人被停职。
首先对洛阳市公安局如此迅速通报案情并向全市人民道歉，表示高度的肯定。案子出现后，一度发生“国家机密”的乌龙，可不管是“改邪归正”，还是“从善如流”，洛阳警方立即做了纠正，并表示今后要加强与媒体与公众的沟通，确保知情权。按说，案子还在进行中，当局有权不向市民通报，但一些严重的案子，尤其是引起社会民心不安与紧张的案子，应在第一时间向公众通报情况，制止流言传播，并用道歉来安抚民心。这是目前各发达国家的警方对重大案子的惯常做法。很高兴看到洛阳警方做到了。
但洛阳警方接下来的动作却让我有些不安了。洛阳领导在就“性奴”案道歉后表示痛定思痛，决定进行全力整改，改善治安。第一，要从即日起到年底，加大对全市小美容美发厅、小歌舞厅、小浴池、小旅馆、小网吧等“五小场所”的清理整治力度，依法打击和取缔藏污纳垢、引发犯罪的场所、窝点和“黄、赌、毒”等违法犯罪活动。第二，要加大社区治安管理力度。针对社区治安管理薄弱的问题，在全市开展社区治安管理排查、整治活动，做到横到边、纵到底，决不留死角死点。第三，进一步强化基层基础工作。深入推进实有人口、出租房屋管理专项行动，积极推动、出台洛阳市流动人口管理的有关法规，进一步落实各项管控措施。第四，严格落实责任，强化队伍管理等等……
针对“性奴”案的整改措施为啥让我不安？
看看洛阳警方提出的四条整改措施，你一定会问我为啥不安吧。是这样的，如果洛阳警方在任何时候提出这几条整改措施，只要在保证不违法治、不侵害公民人权，不搞所谓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严打”，我都会举双手赞成的。但这个整改是针对“性奴”案提出的改善治安的措施，我就不能不请你先打一个大大的问号：这几条整改措施听上去有理有据，深得民心，可是，这里的哪一条是直接和“性奴”案有关的？
首先，让我们看看，要打击黄、毒、赌，要清理“五小场所”与藏污纳垢之地，最大的矛头对准了性工作者与那些有可能犯罪的群体——诸位，在“性奴”案中，性工作者（那六位被骗进地下室的妓女）是受害者，不是罪犯啊。你不去加强对买房犯罪的国家工作人员（职工、工人？）李浩这类人的管理，却让每一条整改都直接针对“性奴”案中的受害者？莫非要用消灭受害者的办法来消灭犯罪？这是哪门子逻辑？——很多人没有注意到这里的逻辑混乱，甚至为洛阳当局的措施叫好，是因为这些场所确实是很多种犯罪的根源，可是，这和“性奴”案有什么直接关系？这种指东打西、转移视线的做法正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大家要警惕。
其次，整改的第二个重点在于加强对流动人口与出租屋管理。和第一条一样，这其实一直是老百姓比较关注的问题，也是国家的既定政策，所以，洛阳警方提出来，无可非议。可我们又得问一句：这和“性奴”案件有什么关系？流动人口与出租屋？可“性奴”案的主角既不是流动人口，也没有租房子，他是国家执法机构的职工，在自己购买的地下室囚禁性奴、犯罪作恶啊！你要整顿流动人口，管理出租屋，本来是应该的，可何必要利用一起毫无典型意义的变态性奴案？
而且更滑稽的是，这几条整改牵涉到国家部门的所有执法人员，而本案罪犯李浩正是政府执法人员之一。如果一定要从这起“性奴”案出发做点得民心的事，我倒觉得应该就事论事。此案罪犯是国家工作人员，竟然有那么多时间与金钱干这种勾当，而且还瞒着老婆买私房、蓄养性奴——弱弱地问一句：如果早点实行“阳光法案”，公布公务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的收入和房产，民众对这位执法人员多点监督，会不会就避免了这起恶性事件呢？
第三，也许有人说，因为囚禁的是妓女，她们是在美发厅工作，租房住，并且是流动人口，所以要从根子上解决问题。要知道，在娼妓还是非法的时候，在妓女随时可以被抓起来劳教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你对她们管理越“严”，她们越没有生路与退路，她们越有可能被人利用？有些网友问得好，如果没有歌舞厅与妓女，那位公仆就不会犯罪了？
除了这些强有力推出的整改措施让我有些不安之外，洛阳警方立即宣布停职了四位应该负责任的公安分局领导的决定也让我错愕。也许他们没有公布全部情况，至少从新闻报道中看到的情况，我真看不出这些警察应该负什么责任。不错，警察的职能不但是消灭犯罪，而且也要预防犯罪。可我们必须要对具体的案件具体分析，实事求是，不能为人性的邪恶与恶性案件找替罪羊。
因为写间谍与破案小说的关系，我对世界上这类变态的大案要案几乎了如指掌，而这类案件往往是人性中最邪恶一面的暴露，与政治经济尤其是文化都有一定的关系，可并不是那么明显。说实话，西方发生这类恶性案件的比例不但不比我们少，而且更加严重的也挺多。可我从来没有听到有警察为这种极端的变态狂魔犯下的案子负责而丢职，更没有听说有用百日整改、突击排查与类似“严打”的办法对付某一个偶发的丧心病狂的案子。
我们能从“性奴”案中吸取什么教训？
让我不安的是，洛阳的整改措施如果是针对“性奴”案的，公民权力绝对会在这种行动中受到损害。甚至已经有网友发出了议论：为什么改革开放前就没有发生“性奴”案？为什么北朝鲜就没有类似的变态案件？听上去让人不寒而栗，他们不知道，一个开放的社会也许会为公民的自由与隐私付出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代价，但放弃的代价可能更高，会让全国人民都被关进黑屋子里，变成奴才与性奴。
很难想像，在“全国人民一条心”，在个人根本无权购买私房，在警察可以不经过任何程序随便可以冲进你家里去“抓赌”、“抓看黄碟”，在全国没有一个妓女（目前全世界只有北朝鲜这个国家可能没有一个妓女）的时代，一位购买私房的人竟然能够挖了一年的地洞，还囚禁了六位性奴……
我很想知道，洛阳警方推出的整改中提出“做到横到边、纵到底，决不留死角死点”是什么意思？你准备如何做？洛阳有几百万户人家，你准备因为出了一个变态狂魔，要如何深入到每一个人的家里去“不留死角”而且，我不单单是为被停职的警察抱不平，我更是为普通公民担忧。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几位警察仅仅是因为辖区内出现了严重案子就被停职，那么，我想问一句，就这个性奴案来说，这些警察怎么样才能够防备犯罪发生？我设想一下，警察大概只有走向两个极端：一个是把那些看上去像“杀人犯”“变态狂”的人赶出自己的辖区，或者严密监视起来，把他们当“罪犯”一样管理起来，随时到他们家搜查一番；第二个极端就是再出现这类案子后，马上定为“国家机密”，黑箱操作，不让外洩，不让全国人知道，不造成影响，也就保住了职位——这样的结果，难道不正是这些年我们一直在努力避免的？我倒认为如果真有警察要惩罚，首先应该惩罚那些威胁记者，说这起案子是“国家机密”的警察，他们试图打压媒体，破坏了言论自由，违犯了宪法。
最后我再次强调，我不是反对警方为了维护治安而进行整改、加强社会治安，我是反感这种不讲逻辑的借题发挥。根据我个人的知识与经验，洛阳“性奴”案给我的教训还是值得吸取的。我想主要是这样三个方面：一，从政府方面来讲，要切实加强对弱势群体的关心与保护，尤其是保护妇女儿童的权益。注意，是保护，而不是清理、赶走、甚至“消灭”她们；二，对弱势群体来说（尤其是妇女与儿童），平时一定要加强他们的自我保护意识；三，从整个社会出发，我们要借洛阳“性奴”案提醒全国各地的民众，变态狂、犯罪分子可能就在你身边，他们不一定是贩毒分子和性工作者，很可能是公务员甚至执法人员，或者就有可能是你自己的老公，大家要留一个神，左邻右舍互相守望，避免悲剧发生。这三点也是目前一些发达国家普遍实行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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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风云】贺军：严打“四大毒瘤”才能振兴股市阅读原文
贺军 安邦咨询高级研究员中国股市低迷已经到了与中国经济形成强烈反差、严重影响国内市场情绪的地步了从国内资本市场的表现看，似乎受欧债危机影响最大的不是欧洲市场，而是中国股市。9月26日，国内A股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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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军 安邦咨询高级研究员
中国股市低迷已经到了与中国经济形成强烈反差、严重影响国内市场情绪的地步了
从国内资本市场的表现看，似乎受欧债危机影响最大的不是欧洲市场，而是中国股市。9月26日，国内A股再度下跌，沪指重挫40点，终于跌破2400点的心理关口，收盘至2393点，再度创下年内新低。
以中国实体经济的运行情况，以及中国所拥有的经济与金融综合实力，中国的资本市场完全不应该是这个样子。中国是坐拥3.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金砖国家的“领头羊”，欧债危机之后，全世界都指着中国来搭救欧洲，怎么资本市场弄成这样一幅惨状呢？
有人把中国股市的表现归罪于宏观调控，认为持续的货币紧缩和房地产调控使得中国股市丧失了信心。但在安邦研究团队看来，宏观调控并不是什么新政策，中国从2004年开始直到2008年都在搞宏观调控，中国股市并不是一直低迷。因此，今年股市的低迷表现还应该从其他方面找原因。
在安邦首席研究员陈功看来，国内股市低迷与今年国内资产投资的环境变化有关。中国的货币政策的确是在紧缩，但市场上并不是没钱，“4万亿”刺激政策带动的两年17万亿新增信贷，外汇储备持续增加带来的货币被动投放，使得国内市场流动性极为充盈。即使有紧缩货币的政策，资金紧张也只是表现在部分领域，而不是整体性的缺钱。近两年国内市场炒风不断，从房地产到绿豆、大蒜、茶叶、文物直到黄金，都是钱多的表现。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国内实业领域抱怨缺钱的同时，同时也有很多资金在流出实业，转而加入到新的投资领域。
为什么流动性充裕也抬不起中国股市呢？在陈功看来，这是因为中国市场有很多投资领域由于特殊的原因，有着比投资股市更高的回报。在内部讨论中，陈功重点指出了对市场影响最大的是“四大毒瘤”--持续恶化的高利贷、利益集团参与的资源及矿山交易、未经审批的对外投资以及国内资金参与的全球性的房地产交易，都吸引了大量的资金参与。
我们在此前的分析中曾指出，国内由非法集资与高利贷引发的“以钱炒钱”现象在恶化，越来越多的资金参与到这个游戏之中。当资金追逐更高回报而完全变成与实业无关的资金游戏时，风险已经在积聚了。陈功警告称，这是典型的“末日特征”，它有可能在酝酿一轮崩溃。参与资金游戏的不只是民间借贷者，国有大银行也参与其中。据媒体最新披露，在内蒙古呼和浩特，有非法集资者从社会上吸纳资金，在中国农业银行内蒙古分行、包商银行、中国银行内蒙古分行等银行之间辗转腾挪，资金在银行“内鬼”帮助下逃过层层风控关口，如出入无人之境，进行各种投机活动。
各种矿产资源交易是中国近年很热的投资领域。据安邦研究人员了解的情况，国内对资源类矿产的争夺已达白热化。这种游戏不是什么人都能参与的，它往往与权力相关。很多掌握着权力的人或垄断机构，对多种矿产资源跑马圈地，这些人或机构往往有办法弄到大量便宜的资金，利用金融杠杆进行并购交易。据了解，近两年在西部地区（如新疆），这种情况很普遍。
中国对外投资近几年迅速升温，2010年中国的非金融类对外投资达590亿美元。除了这类经过审批的对外投资，还有大量通过地下金融渠道进出境内外的资金。今年海南破获了一个特大地下钱庄案，涉案资金高达720亿元人民币。此外，还有大量的资金参与国内外的房地产交易。严厉的房地产调控暂时抑制了国内房地产热，但并未停止房地产交易，房价也并未显著下降，近几年房地产交易还是占有了大量资金。此外，还有大量国内资金流出境外购买外国房产，很多都是通过地下金融的渠道，几亿几亿地在境外投资。
有上述多个渠道分流资金，而且有着很高的回报，谁还会投资国内股市？去挣国内股市政策风险很大的小钱？这些有特殊回报的渠道的存在，甚至都导致了国有银行的存款大搬家，造成存款“失血”。在这种情况下，国内股市是不可能上去的。21日曾传闻有国家队资金入市，刺激A股反弹，但效果只是“一日游”，第二天股市就大跌。
最终分析结论：
中国股市低迷已经到了与中国经济形成强烈反差、严重影响国内市场情绪的地步了，这无论是对于促内需、启动消费都不利，反而把欧债危机、全球经济复苏的寒意在国内市场强化。我们建议，对于上述畸形的、非法违规的“四大毒瘤”，国内政策部门应该严厉打击，这既能堵住银行的资金失血，还会刺激国内股市上涨。中国政府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强调，信心比黄金更宝贵。对于当前的国内资本市场来说，信心的重要性同样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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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观察】贺文萍：学会与民主化的非洲打交道阅读原文
贺文萍 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非洲研究室主任 9月23日，赞比亚激烈的总统选举落下帷幕。被称为“眼镜蛇”、过去曾提出许多激烈反华言论的赞最大反对党“爱国阵线”领导人迈克尔·萨塔以43%的得票率当选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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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观察】贺文萍：学会与民主化的非洲打交道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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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文萍 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非洲研究室主任
9月23日，赞比亚激烈的总统选举落下帷幕。被称为“眼镜蛇”、过去曾提出许多激烈反华言论的赞最大反对党“爱国阵线”领导人迈克尔·萨塔以43%的得票率当选该国自独立以来的第5任总统。而现任总统、一直对华友好的执政党“多党民主运动”领导人鲁皮亚·班达则未能如愿实现连任。
萨塔此次已是连续第四次参选冲击总统宝座并最终获得成功。在5年前的总统选举中，他曾通过打中国牌来争取选票，称中国“掠夺”赞的资源并在赞“倾销商品”，甚至还提出“一旦当选就和台湾建交与中国断交”、“驱逐中国商人”等激进选举纲领。但他最终却以较大落差输给当时的在任总统、“多党民主运动”领导人姆瓦纳瓦萨。
可能是吸取了上次大选的教训，在此次大选中，萨塔的涉华言论不再有“断交”等激进措词，但仍继续对中国的投资持批评态度。无怪乎，在大选前夕，美国《时代》周刊、英国广播公司等西方媒体都大肆渲染这次大选如何“关乎中国利益”，甚至将其称为中国投资在赞比亚的“命运之战”。
虽然欧美媒体的言论有刻意放大此次赞大选中的“中国因素”之嫌，但与今年其他非洲国家相继举行的总统大选相比，赞比亚选举大战中的确能嗅到与中国有关的一些火药味，而且萨塔上台后的对华政策也的确需要我们密切观察，并对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早做预案。
赞比亚是第一个同我国建交的南部非洲国家。举世闻名的坦赞铁路就是中国无私和真诚支持赞比亚人民摆脱殖民主义控制、实现经济独立的有力例证。近十年来，中赞经济关系发展迅速。据统计，目前在赞比亚中资企业超过300家，截至2010年底累计在赞投资达到20亿美元。2010年双边贸易额达到28.5亿美元。据赞比亚统计，中国是赞比亚第四大贸易伙伴，第二大出口市场和第三大进口来源地。以赞比亚为镜，我们至少可以从政治和经济两个层面梳理一下中赞关系，乃至整个中非关系中面临的挑战。
首先是政治层面所面临的选举政治的挑战。非洲国家自冷战结束后即陆续步入多党民主的政治发展进程。定期的选举、新闻自由、活跃强大的工会组织、蓬勃发展的市民社会以及反对党对执政党的监督等构成当前绝大多数非洲国家的政治生态。在每次选举的间隙，尽可能多地贬低和揭发执政党和政府的“低能”和“不作为”，不仅成为反对党的“天然使命”，甚至也已成为媒体、工会和市民社会等的共同“爱好”。
笔者多次在非洲参加有非洲市民社会和媒体人员与会的国际研讨会。如果会上有人对本国政府讲一些好话，常常会“收获嘘声”。在大多数人看来，在一个民主社会，媒体和市民社会的“天职”似乎只能是批评政府。在这样的政治文化环境下，我们长期以来习惯开展的与非洲国家执政党和政府的紧密友好关系往往间接产生一些对我不利的因素。这些不利因素往往会因一些具体事件而被迅速放大并被加以政治化，然后在下一次定期选举中反映出来。在赞比亚，2005年4月发生的一起造成51名当地雇员死亡的中资炸药厂爆炸事件以及2010年10月发生的一家民营中资煤矿中方管理人员开枪打伤12名当地矿工事件，均成为反对党攻击政府并抹黑中国投资的“素材”。
其次是经济层面如何做好能源开发和“让利于民”的问题。非洲是世界资源宝库，赞比亚更是世界铜矿之都。受够了殖民主义者的盘剥和“资源诅咒”之苦的非洲国家和人民并不是要这些资源永远深埋地下，而是希望这些资源能使他们脱贫，带给他们就业机会和自食其力的工作技能。又由于采矿等资源开发项目工作条件相对较差、劳动强度又相对较高，对环境的影响又相对较大，因此如果在“让利于民”这方面考虑不周，很容易授人以口实，不仅招来“资源掠夺者”的骂名，而且因劳资关系的紧张还会使我们的一线中资人员面临安全方面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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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监督】沈彬：铁道部能否读懂那20个手印的焦虑？阅读原文
沈彬 评论作者 一起普通的争执引发了斗殴，之后通知了警方，伤者也送医，照理说就该由“有关部门”处理了。但是目击者们却坚持向电视台曝光，在文字材料上郑重签名并按手印——足足20个红手印。原来，案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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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监督】沈彬：铁道部能否读懂那20个手印的焦虑？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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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彬 评论作者
一起普通的争执引发了斗殴，之后通知了警方，伤者也送医，照理说就该由“有关部门”处理了。但是目击者们却坚持向电视台曝光，在文字材料上郑重签名并按手印——足足20个红手印。
原来，案件发生在K256次列车上，9月25日晚，3名铁路通勤职工（目击者当时只知他们是普通乘客），与列车工作人员“发生争执及打斗”，导致一名“通勤职工”死亡。很难想象，本应为乘客提供安全服务的列车，成了打斗致死事件的发生地，而打斗一方居然就是该次列车的工作人员！
目前铁路警方已介入调查。铁路人员打人，由铁路警方办理，所以才有20个与死者素不相识的乘客按手印，向媒体曝光，这背后是公众对铁路部门能否公正处理此案的严重焦虑，是对铁路系统能否严格守法的严重担忧。
公众对铁老大的这种焦虑，并非没有理由。远的不说，昨天《东方早报》报道了胶济铁路“违法运行”近4个月的新闻。该铁路的建设严重违反环境保护法“三同时”的规定，紧贴居民区，造成严重噪音污染，房屋开裂。2010年11月，环保部下达了《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但线路还在运营；今年4月，环保部又下发“最后通牒”，要求在5月31日前停运，称“你公司逾期不履行的，我部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并作为典型违法案件向社会公开”。但即便在《人民日报》于6月14日对之曝光后，胶济铁路还是没有停下来。
连普通百姓都看出来了：胳膊拧不过大腿，环保部顶不过铁路公司。环保部一官员无奈地说：铁路公司不执行政府处罚，“我们也没有办法”。视国家法律如无物，视政府处罚如无物，视权威媒体监督如无物，自成体系，呼风唤雨，就是铁老大的公众形象。
在涉及铁路的案件处理上，铁老大更是如此，长期以来拥有独立的铁路司法系统——让铁路警察处理铁路人员打人案，让铁路判决涉及铁路利益的案件……正像最高检铁路运输检察厅原厅长陈振东说的：“由于铁路公检法都属于铁路企业，存在的最大问题是不能秉公办案，公检法三家都听铁路企业的。”
比如2008年5月，北京女律师王宇与车站工作人员发生“肢体冲突”。7个月后，王被铁路警方抓走，罪名是她当初的一巴掌，把一个身高一米八的男性铁路工作人员打成“重伤”；最终她被铁路法院判处3年徒刑。再比如今年春运时，大学生赵伟在火车上被铁路人员叫走，次日赵离奇地在大庆车站的候车厅里“跳楼自杀”。最后“专案组”宣布：赵伟确系“自行翻越护栏”坠落，家属对此没有异议。
这些案件都引起了公众的严重质疑。一方当事人是铁路，但调查的、仲裁的、执法的，还是铁路部门，即便算是“实质正义”，也是“自己做自己的法官”，自然也会引发公众对办案公正的焦虑。所以，在K256次案件中，那么多乘客义愤填膺，按下手印，向媒体曝光，就是希望在铁路自查自纠之外，引入第三方机制：这个铁道部有没有读懂呢？
好在改变正在发生。2009年中央下发文件要求：铁路公检法与铁路运输企业分离，一次性整体纳入国家司法管理体系。特别是今年，铁路的司法改革进入了快车道。今年3月的“两会”上提出，要在今年6月底前，将全国的铁路法院、检察院全部划归地方管理。目前，北京市完成了铁路司法机关划转地方的工作；南昌等地的划转工作也进入“冲刺”阶段。
就本案来说，铁道部要求上海铁路局、南昌铁路局高度重视。这体现了铁道部作为行业主管部门的态度。但我们更期待南昌铁路检察院、南昌铁路运输法院，在划归地方之后，作为第三方，中立地完成对这起案件的司法监督和审判。此外，铁路警方应以开放的姿态，向公众释疑，做到“看得见的正义”，应及时、详细地向公众通报案情进展；全面调取证据，特别是要向那20个按手印的乘客取证；对于尸体检验，应请铁路系统外的专家主持……
20个鲜红的手印，是对铁老大长期以来自成体系、难受法律制约的严重焦虑。铁道部有没有读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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