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用油能带上高铁吗:新闻话题 201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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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话题】“快女”为何不能想唱就唱阅读原文
“快女”为何不能想唱就唱在结束2011《快乐女声》的全部赛事后，湖南卫视承认，由于《快乐女声》决赛阶段的转播违反广电总局对播出时间的有关规定，国家广电总局已经发出通报，停止湖南卫视2012年举办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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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女”为何不能想唱就唱
在结束2011《快乐女声》的全部赛事后，湖南卫视承认，由于《快乐女声》决赛阶段的转播违反广电总局对播出时间的有关规定，国家广电总局已经发出通报，停止湖南卫视2012年举办群众参与的选拔类电视活动。
有人惊讶于一个地方电视台娱乐节目的时间长度居然都有硬性限制，其实，对大众选秀节目来说，“想唱就唱”从来就是奢望。
“超时”叫停了明年的“超女”
2011-09-19 第 1807 期
今日话题
对选秀节目的监管堪称无微不至
快乐女声超出了“规定动作”
只能在划定范围内唱歌
2007年，广电总局发文表示“目前仍有一些群众参与的选拔类活动和节目在环节设计、评委选择、选手表现、表演内容等方面存在低俗问题，背离了积极、健康、向上的基本定位，损害了广播电视媒体的形象，观众反映强烈。”该文件据此规定，各省级、副省级电视台上星频道举办、播出群众参与的选拔类活动须报省级广播影视行政部门审核后，提前三个月报国家广电总局批准。
总局相关负责人还表示，他们要求选秀节目中，国内歌曲和国外歌曲要分别占到75%和25%的比例，“还是主要以唱国内的歌曲为主。对于红歌，我们也是鼓励的，但不一定要多唱，没有硬性的规定。”
比赛时间也有限制
对选秀节目的播出时间也有限令，“各省级、副省级电视台上星频道举办、播出群众参与的选拔类活动原则上每年不超过一项，每项活动播出时间不超过两个月，播出场次不超过10场，不得在黄金时段播出，每场播出时间不超过90分钟”，“其中，决赛的最后一场可以采用现场直播方式，并至少延时1分钟播出，确保不出问题”。
而2009年，甚至还出现了直接针对湖南卫视的《快乐女声》节目的规定：“6月19日至8月21日期间，不得播出与‘2009快乐中国快乐女声’相关的节目，含有与‘快乐女声’相关内容的《快乐城堡》节目须在6月19日至8月21日以外的非黄金时段播出。”
嘉宾资格，毒舌和港台艺人不得出场
关于评委问题，广电总局明确批复：“评委、嘉宾要具备权威性和专业性，要业界公认。评委、嘉宾要具有良好的社会公德、个人品德和文化涵养。评委、嘉宾点评要公正、专业、恰当、简短，要引导观众提高艺术鉴赏水平，不得谈论与选拔本身无关的内容。”当然，“主持人不得穿着奇装异服，不得梳怪异发型。不得喧宾夺主，喋喋不休，胡乱调侃。不得涉及主持人、嘉宾、选手的私生活内容。”——这一规定将黑楠、杨二车娜姆等吸引眼球的毒舌嘉宾清退出场。
今年“快女”节目中，原定将出席“快女”助阵嘉宾的庾澄庆没有出现，据传是因为报批没有通过。其实广电总局早有禁令，禁止港台艺人上内地的综艺节目，“快女”全国总决赛启动时传出的刘德华和张惠妹助阵，也因此没有实现。
台上不准哭，场外不投票
煽情镜头也被严格限制：“抱头痛哭、泪流满面、粉丝团狂热、观众狂呼乱叫等不雅镜头一律不得播出”。环节设计必须紧扣选拔内容，主持人的主持词、评委点评、选手感言、亲友抒怀、插播画面等内容要大量减少，总时长不得超过整个节目的20%。选拔本身内容必须占整个节目时长80%以上。
为什么让05年超级女声大赚的短信投票消失了？因为广电总局规定：“不得采用手机投票（包括以发送短信的方式给选手打分）、网络投票、电话投票等任何场外投票方式。”
播出时间也是高压线
在百度贴吧里抱怨快女播出时间太晚的中学生们不知道，这是因为广电总局早有规定，各省级、副省级电视台上星频道所有群众参与的选拔类活动不得在19：30至22：30时段播出。举办群众参与的选拔类活动的后续巡演等各类活动，不得在各级电视台上星频道播出。通知同时也规定，中央广播电视播出机构要大幅度削减选秀活动数量、场次、时长等，所有此类活动均在19：30至22：30时段外播出。然而中央电视台一档名为《星光大道》的选秀节目直到2011年初仍在周六晚9点的黄金时间播出。
湖南卫视今年的“快女”收视率一路攀升，早在9进8的时候，就突破2个点的收视，成绩傲人，也令选秀有回暖之势。但今年“快女”第一场上星直播的比赛就从22:30播到了次日00:45，大大超过每场播出时间不超过90分钟的规定，广电总局为此曾对“快女”比赛提出过警告。之后第二场卫星播出的比赛，由于“快女”一方严格控制比赛时间，比赛中率先晋级的苏妙玲、刘忻、段林希等人甚至整晚就唱了一首歌，比赛的精彩程度也因此大打折扣。这令一心打破“选秀已死”论调的湖南卫视不得不“顶风作案”，在第三、第四场现场直播当中再度冒死超时，终于招致禁令。
想唱就唱，只能寄望于真正拥抱商业化
超女很难算是“低俗”标杆
低俗不是禁止的理由
2006年，文化部原部长，73岁的退休老干部刘忠德则三次批评超女“低俗、宣扬一夜暴富，毒害青少年”，并要求管理部门对其进行干预，而广电总局中心主任金文雄也表示，选秀节目如果太多、太滥了，一定会影响到孩子学习，也会助长青少年一夜成名的浮躁心理。
是否管理部门必须监管“低俗内容”？美国开国立宪的元勋杰斐逊认为，适当的“不雅内容”代表了一种社会的反叛力量，是促进政治清明、社会文化发展必要的动力。美国保证言论自由的《宪法第一修正案》区分了“不雅内容（indecent content）”和“淫秽内容（obscene content）”，将前者置于言论自由的保护之下。在这样的法律和舆论环境下，美国的广播电视人尽管也面临“低俗”的指控，但他们从来不担心这会招来禁令。
地方电视台并非绝对的“公共”属性
毫无疑问，管理机构对选秀节目的严密监管，是大部分观众感到不快的根源，这从收视率上可以明确反映出来。然而从逻辑上来说，这种监管却是正当和合理的。因为中国大陆几乎没有任何真正意义上的“商业电视台”，除旅游卫视之外的大部分地方电视台，无论从政策法律上还是从机构设置上，都是地方政府的一个下属部门，即所谓“行政事业单位”，那么，作为事业单位，当然要接受上级的领导，不管这种领导有多么的无厘头，多么的伤害自己的利益。
然而，也正由于中国不允许私人电视台和商业电视台的存在，而电视的广告和收视市场又不可能不存在，因此这些“公共电视台”们实际上都是以商业电视台的方式经营，他们的生存也并不靠政府拨款，而且每年还要上缴大量利润。也可以说，他们实际上是戴着“公共”帽子的商业电视台，而且还籍由政府的政策，在一定区域内进行垄断经营。
当然，人们习惯按照“公共”的逻辑来批评他们，认为他们大卖广告，却没有“社会责任”，也很少提供“公共服务”。可是，人们一方面认为，“公共”就是好，意味着公益和免费，然而至少从收视率反馈来看，却又对进行了“公共化改革”的重庆卫视并不买账。当电视台完全摒除市场考虑，即意味着它不用再去考虑受众的喜好，而只考虑自己认为受众需要什么——这正是市场化改革之前的逻辑，电视台认为自己的责任是教育和引导电视观众，而不是服务于观众的需要。然而，从市场上垄断赚钱，却不从市场和受众的角度考虑，这显然是对受众来说最坏的一种配置。
“公共”比商业更值得警惕
美国对电视台的管理一直由联邦通信委员会（简称FCC）负责，从联邦通信委员会的规定中可以发现，美国对政治宣传比对商业宣传更警惕，例如美国一直不允许业主在一个市场内同时拥有广播电台、电视台，或同时拥有无线电视网和有线电视系统，理由是这可能导致受众在媒体全方位的“洗脑”面前无从选择，这一禁令直到90年代出台的《1996年电信法》（Telecommunication Act of 1996）才被解除，因为此时已经发现，没有哪一家媒体公司可以垄断性的灌输信息。
美国于1948年1月通过的“美国信息与教育交流法案”更明确禁止美国之音等国营媒体对美国国内广播,禁令至今有效。“美国国会之所以制定这样的法律,是要确保美国政府不会把某个媒体作为喉舌,向国内公众进行宣传。”美国之音在其官方网站这样解释其只能对外广播的原因。该法案1985年被第二次修订,对美国之音及其他美国政府制作的针对海外受众的宣传品在本土传播的限制进一步收紧。
也许我们认为，公共电视台应该拒绝广告，全额政府拨款，“服务”于社会大众，而主导“美国信息与教育交流法案”修订的参议员爱德华·佐林斯基在美国国会发言时则说:“美国纳税人肯定不需要,也不希望自己的钱被用来支持政府向自己灌输宣传——当然，“公共服务”的内容可以不仅仅是政治宣传，但是，在新闻和服务类节目上，世界上做得最好的恰恰都是商业电视台，这充分说明，除非出于政治宣传需要，否则实在没有理由设立所谓的“公共电视台”。
结语：对比粮食和卫生方面的监管力度，和对“精神粮食”的监管力度，常常让我们怀疑两件事是不是搞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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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头条】徐冬梅：特供是食品安全最大毒瘤阅读原文
徐冬梅 媒体人最近有群众向“新华视点”记者反映，浙江一些部门和单位借助权力在生态环境优越的遂昌县开辟农产品“特供渠道”，让当地一些绿色农产品基地高标准保障其部门和单位内部供应。真相到底如何，记者专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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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头条】徐冬梅：特供是食品安全最大毒瘤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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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冬梅 媒体人
最近有群众向“新华视点”记者反映，浙江一些部门和单位借助权力在生态环境优越的遂昌县开辟农产品“特供渠道”，让当地一些绿色农产品基地高标准保障其部门和单位内部供应。真相到底如何，记者专程赴遂昌县进行了调查。
我们国家在建国初期就开始了对中央等领导的特供食品，就连三年自然灾害时都没有停止过，可以说，特供的历史已经很久远。建国初期给中央领导人吃特供食品的原因，是怕敌特的下毒。直到现在，除了中央领导人外，很多地方政府和部门也开始利用手中的权力，吃起特供来。在有权力人看来，吃上特供是一种身份象征，也是权力的象征。而现在我们不仅想问，为什么领导就能吃上特供，这种特权是谁给的？我国推行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和民主集中制，也就说说领导的权力是人民给的，是人民通过选举的方式，选出代表来，而这个代表首先要做的就是为人民谋福。但现在只是一个食品上我们看到了领导的特权，那么领导的特权还有多少呢？
食品安全问题至今已经成为国人头疼的一大难题，从苏丹红的鸡蛋到塑化剂的饮料，从地沟油到三鹿奶，从毒大米到吊白块，这些已经不仅是食品安全问题，而是有毒食品在毒害每个没吃上特供人。民以食为天，而现在这个“天”却变成了毒，国民在吃的问题上从没有像现在这么恐慌。以前领导吃的特供，与普通人吃的分别不大。但如今，特供食品俨然已经成为特权阶层的产物。而这，在声称是社会主义的，没有等级分化的国家中，特供这种带有歧视性的食品，却完全是特权阶层的特殊产物。既然领导手中的权力是人民给的，但为什么我们的领导们就这么安心的吃着人民供给的特供食品，而不去考虑国民的食品呢？
南方都市报曾经曝光过背景的海关蔬菜基地，那里就是特供的温床。什么是特供食品？就是种植蔬菜和粮食所用的肥料，都是用有机肥，即便是农药也是生物农药，而且采摘必须是安全期，未到安全期的，就算是烂在地里都不会摘。可这些被称作特供的蔬菜，水果和粮食，就是被我们称作绿色无污染的食品。在台湾，把这称作是“地果主义”，现在台湾已经普遍了“地果主义”的食品。但在隔海相望的大陆为了高产和多产，化肥农药充斥着田间地头。可就是最初级的食品安全，始终没有落实下去。从生产加工的非法牟利到监管部门的懒政，这里我们看到了特权阶层的自私和对国民的忽视。
今年的年初上海染色馒头事件由头，引发了全国的食品安全问题，而在前几天，更是查处了地沟油的特大制售窝点，从中我们看到了国家和政府在食品问题上的决心。但关于特供食品的问题，始终没有被政府提出来。既然特供食品就是绿色有机食品，那么为什么不能全国普及呢？如果政府将他们的公权力运用起来，将监管责任落实到位，让更多的人了解食品安全的重要，认识到违法的代价巨大，那么就会有更多的人从最初的被动守法，到以后的自觉守法。而国家和政府更应该做的是，为这些种植绿色食品的人大力扶持，给予更多的优惠和照顾。对制售危及食品安全的人处罚更重，取消特供食品，让特供食品成为百姓餐桌的常用品，那么绿色和平就离我们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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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历史】王锦思：抗战剧有多少真实性可言阅读原文
王锦思 评论作者九一八不久前，人民日报媒体痛批抗战剧戏说史实：警惕娱乐埋葬了历史。笔者也深深认识到，和日本等西方国家相比，国人常常这样激发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军事不行看经济，经济不行看体育，体育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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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历史】王锦思：抗战剧有多少真实性可言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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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锦思 评论作者
九一八不久前，人民日报媒体痛批抗战剧戏说史实：警惕娱乐埋葬了历史。笔者也深深认识到，和日本等西方国家相比，国人常常这样激发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军事不行看经济，经济不行看体育，体育不行看文艺。即使上述领域自认为都行, 也要让文艺成为最后一道虚设的心理防线。
抗战影视无疑兼具武打片和枪战片的双重功效，直白简单地使观众得到了娱乐和教育作用，粗浅掌握了有关抗战的启蒙知识。但是这些文艺作品虚构情节, 夸大胜利事实, 掩饰失败落后, 以满足观众超英赶美、打败日本的急功近利心态，以此扭转历史的遗憾。剧本往往曲解悲剧，以戏说历史的喜剧色彩取悦受众，讲究善有善报，功德圆满，清一色是人民战胜敌人，正义战胜邪恶，以大团圆落幕，缺乏必要的人文精神、悲悯情怀和哲学深度，跳不出臼套。中国人外形与白人相差大，酷似日本人，于是日本人就一再成为抗战文艺的玩偶和丑化的对象，并勾画了许多智勇双全，堪比孙悟空的抗日英雄。
中国人心中的鬼子形象是拿着三八枪、戴着布条军帽、哈着腰偷偷摸摸，最后撒腿就跑或跪地求饶。应该说是历史书和电影、小人书给人们这样的认识。近些年来，抗战文艺作品高潮迭起，红色经典电视剧荧屏热播。从《烈火金刚》到《小兵张嘎》，从《吕梁英雄传》到《铁道游击队》，都新瓶装旧酒，乔装打扮老剧重拍，引领人们进入那战火纷飞的抗战年代，接受革命英雄主义、乐观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洗礼。 最近又有《亮剑》《番号》等抗战题材文艺作品热播。清一色的胜利轻而易举，让人们觉得八路军武工队神通广大。
我们的确需要胜利，拒绝失败，以免伤心窝火。但喜欢胜利并不一定能够永远胜利，回避失败并不一定不会失败。固然小说可以虚构，艺术应该加工。但是把战争当成游戏场和人间乐园, 这种浅薄的喜剧方式，导致英雄丧失了有血有肉的真实。这种忽视流血牺牲、戏说血腥苦难的做法，与其说愚弄了敌人,不如说自欺欺人。只能长自己的虚气，灭不掉敌人的威风。打败了我们刻画的那种敌人，这并不是历史，抗战无疑也会贬值。其实作品中我军在日军猛攻下损失惨重，真实再现让观众思考也许效果更好，这才是还原历史。抗战不是演习,不是小说,不是阅兵式。抗战历史是科学，不全是胜利，不能讲策略和戏说，只能讲真理。
1938年，昆仑关战役，国民党军队取得战胜日军精锐第五师团的大捷。20世纪80年代，我国花3000万元拍摄电影《铁血昆仑关》，应该有助于了解国民党将士的丰功伟绩。但是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宏志认为，国民党主攻部队10万人攻击日军一个大队800人扼守的昆仑关，47天没有攻下来。他进而讥讽：“连蒋介石都感到羞耻的一仗，我们却竭力鼓吹，反衬出唱赞歌者是多么地不知羞耻!”于是他极力呼吁禁止放映《铁血昆仑关》，“决策人应对党负责，对历史负责。不可为了某种需要而亵渎历史!”《铁血昆仑关》因此深陷禁宫，无缘与广大观众见面。按照张宏志的想法，只有胜利才能拍电影宣传，那么反映中共领导的战斗的电影本身就一定胜利了吗?
当年游击战让日军吃了大亏，地雷战的故事也家喻户晓。电影《地雷战》主题歌唱到：“小河边，大路旁，用地雷筑起万里屏障;山沟里，山顶上，用地雷筑起铁壁铜墙”，让日本侵略军体验到“寸步难行、无法躲藏”的原因。可是许多亲眼亲身领略过的老百姓并不喜欢。因为生产生活都要走路，踩上地雷就会造成死伤。鬼子不来，还要把地雷起出，然后情况紧急时再下，翻来覆去，十分危险，有的地方老百姓死伤远远多于鬼子。杨成武将军回忆地雷战时曾说“效果小，不及时，甚至炸到老百姓和自己人。就是打垮了敌人，我们自己不敢硬扑穷追，怕炸伤自己。”
《铁道游击队》反映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山东鲁南地区工人、农民在津浦铁路线和微山湖上，扒火车,搞机枪，端炮楼,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生动刻画了刘洪、鲁汉、芳林嫂等英雄形象。作者知侠曾与队员们生活战斗，画作者丁斌曾、韩和平到枣庄深入生活、搜集素材达1年之久。
从《铁道游击队》中，笔者得到最初的抗战知识启蒙，从小就渴望同老洪他们过着火热的战斗生活，过一把英雄瘾。我仿佛看见那20响德国驳壳枪、日本歪把子机枪，烤蓝熠熠生辉，机件、枪拴发出清脆的响声。应该说《铁道游击队》吸引人的是战斗方式和战无不胜。作品提到我方伤亡不到10人,而歼敌估计至少2000人。当许多人审视铁道游击队原型时,不禁惊呆了!人们心中的英雄群体牺牲150多人,其中有1个大队长、3个政委,伤130多人，死伤占全员大半。1943 年, 微山湖一战, 在三路敌军围攻下, 刘洪最主要的原型大队长洪振海和六七十名战士牺牲, 几乎全军覆没。作品中此段情节加工成政委李正赶来, 阻止了刘洪的蛮干, 队伍方才脱险。因此，当抗战胜利时，队员们并没有兴高采烈，而是都想起倒下的战友，放声大哭。
铁道游击队血洗洋行，杀死几个退伍下海经商的日本中年鬼子。但是一个名叫杨玉芳的老八路对笔者讲述，八路军某排宿营某个山西小村，深夜熟睡之机被日军包围。本田小队长一人手持战刀，杀死了10多个八路军战士。
这血写的历史，因为死去的不是百姓，我们就没有当作屠杀而大肆宣扬;因为死去的不是鬼子，我们就不能当作杀敌业绩而欢欣;因为他们是没有抵抗或无法抵抗的八路军，因此他们的死去就不能载入历史，只能流传于当事者的口头传播。这是真实发生的历史，这是历史难以成为历史的历史。我不止一次领悟到这种历史的沉重和压抑。
这些年来，抗战电视剧《亮剑》豁然出鞘，掀起万道霞光。《亮剑》再现了日军的狡猾野蛮和高超的军事素养。但是必须看到，硬伤仍然十分突出。比如，日文对白发音不准确，用词不到位;几十人试图营造出成百上千人惊天动地的血战，散兵线不拉开就一窝蜂地往前挤;伏击日军战地观察团的手榴弹满天飞，却很少有冒烟爆炸的，和铁疙瘩无疑;日军特种部队的美制M3A1盖德冲锋枪二战后期才开始装备部队，不知1940年前后的日军如何得到;八路军一串串的长点射也似乎和弹药紧缺状况不符。
《亮剑》许多战斗以正史为原型，在表现我军死伤上有较大突破，但是仍然过于失实。
日军山崎大队被包围在李家坡高地。李云龙的独立团作为预备队，担任主攻，两分钟之内，全团3600颗手榴弹一起飞出，全歼山崎大队，显得煞是干脆淋漓，荡气回肠。
这一战役原型为1940年关家垴之战。1 2 9 师久攻日军岗崎大队600人固守的关家垴不下,彭德怀亲自指挥，不惜动用陈赓、彭明治两个主力旅，共七个团。但10次冲锋10次被打退，经过三天激战，残余日军冲出包围，八路军损失2000多人。而电视中的李云龙显然比彭德怀、刘伯承还要高超，未免有过分拔高之嫌。
明知敌强战必致死的所谓“亮剑”精神，是种热兵器时代的冷兵器剑客式思维，违背历史事实，也不符合正常的战斗逻辑。
“《亮剑》是男人拍给男人看的电视剧”，“《亮剑》吸引男人，感动女人”。赞扬声远播神州大地。但是艺术来源于真实。一个人犯几十个错误，在革命队伍中没有生存环境，战死是最好的归宿。因此对于李云龙而言，只能出现在《亮剑》电视剧之中，而不是真正的战场。
而王宝强、张国强“强强联手”出演的电视剧《我的兄弟叫顺溜》 “穿帮”令人捧腹。比如爱国战士“顺溜”把日军尊称为“皇军”。战斗场面成了面对面的步枪射击，手握机枪没有弹匣却还疯狂射击。“顺溜”击毙上百个鬼子和日军华东总司令，也是采用牺牲姐姐清白的这种老套的手法。
陈毅元帅说:“我们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来之不易呀!”“ 我就不赞成把革命写成轻而易举。革命不是端起碗来吃醪糟,不是荷包里面摸糖果。”王震将军在《恶魔导演的战争》中序说:“我们的敌人并不愚蠢，甚至很聪明。任何仅仅把敌人看成是愚蠢的人，才是愚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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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力乱神】石兆：夜幕下的“二少火并”何其嚣张阅读原文
石兆 知名评论人士 “京城四少”之说起自晚清、民国，而以“四”为数字单位，把几个出色并且类似的人物组合在一起，大约是春秋战国时就有了的风气。但一直以来，这种事儿都是褒义的居多。有人说世道浇漓、人心不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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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兆 知名评论人士
“京城四少”之说起自晚清、民国，而以“四”为数字单位，把几个出色并且类似的人物组合在一起，大约是春秋战国时就有了的风气。但一直以来，这种事儿都是褒义的居多。有人说世道浇漓、人心不古，如果用这所谓“四少”内涵的演变来衡量，倒也未必没有道理。当年所称“四少”者，都是那种富贵闲人兼各有所长，总之是那种文人里的贵族、贵族里的文人。自民国以降，这“四少”是越来越不堪了，几乎等于了恶少的代名词。
近日，媒体报道称，位列“京城四少”之一的王烁已被起诉，罪名是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和故意损坏财物罪，与之同时被起诉的还有几个人，不是替他买枪的，就是帮他打架、销毁证据的。枪支弹药的事儿就不说了，看来最近流行舞刀弄枪，李双江先生的儿子打人一事当中，也有一把模型枪在后座上，可谓一股流行趋势。
对王烁等人的起诉书中，事情的经过已经描述得很详细了，但只看起诉书的话，往往也就得之皮毛，这种事，非深知其中内幕的老江湖不得解。在此，试着为读者诸君剖析之。
王烁的罪名有数项，只提出一件来说。事情的经过如下：某晚，王烁开着一辆大众的R36款豪车，与另外一位叫做王珂的人驾驶的奥迪A6型轿车，在北京最为繁华的地段上发生摩擦，王烁驾车急刹逼停王珂，然后王烁出来用“枪状物”对着那位王珂比画，等到王珂报警之后，王烁倒车撞击王珂的奥迪A6，致使其起火燃烧。这里的受害者王珂，被人怀疑为当代“京城四少”中的另一位。两者斗气、相撞，可能未必只是偶然事件。
如果事情说到这里，想必很多人觉得这是富家公子的行径，虽然涉嫌毁坏别人财物，大家可能也就是看热闹的心理罢了。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位撞人的王烁先生所驾驶的车虽然很贵，但还不算什么，主要是那副车牌异常得牛，行内人一眼就知道，这是某涉密保卫单位的专属号段。而被撞的那位也不是善茬儿，其奥迪车车牌是军用的，两者看着是富家公子的争斗，后面跟着的影子都不是一般人。
实际上这件发生在去年12月的事，早就有报道，但报道的文字语焉不详，根本没有指出事件的两造之背景，甚至还说王烁的车牌涉嫌套牌，言下之意是无法查实。而这份起诉书则证明此事远没有这么简单，当初是谁把这个消息隐瞒、为什么隐瞒，足够让人遐思无限。
而也就是在几个月前，这位撞车的王烁先生还砸过一辆宝马X6，也是因为行车产生了摩擦所致。但那位被砸车的车牌一看就是普通的有钱人，并非具有如此背景的人士。要知道，这其中的差异可就大了。两个特殊号段的车主相互之间都有这样的冲突，一般的有钱人也逃不过这样的命运，这要是碰到我等无权无势的老百姓，看来性命可能堪忧，只能寄望于永远碰不到他们了。
更为有趣的是，这样一个私藏枪支弹药、公然在大街上打砸的人，在所谓“投案自首”之后，竟然于今年的6月取保候审、在家闲居了。这种车牌与这种待遇联系到一起的话，想必我等心中自有衡量，两者是不是有因果关系还真是难说。
从这件事我们知道了两个情况：特权车未必都是公务车，有些却是这样的人在使用。用金钱当然是可以交换到权力的，就像权力可以换到金钱一样，两者都是硬通货，而且互为表里。如果说特权令人痛恨，这种买来的特权就更为令人痛恨。因为特权的使用还有公务行为在其中，而买来的特权往往就真的是纯种特权，并且其嚣张的程度要超过真正特权很多倍。
有时候我们会想，在这样隐藏着无数大鳄的城市里，我们普通人真是城市的主人么？如果某些城市被那些失范的权力所主导，“他们”就会认为自己才是真正的主人，这些城市是“他们的城市”。有时候他们是在隐形操纵着，有时候也会如同冰山一角一样偶露峥嵘，让我等百姓看到这种真正的豪门恩怨与生活。但如果您不知道江湖上的事儿，可能根本感觉不到这种潜流。
顺便说一句，这位被起诉的王烁先生今年29岁，起诉书上的学历是初中。您看，这就是真正有钱人与唐骏这样用野鸡大学装点门面的人之不同，他们甚至不屑于弄个起码的学历来装样子了，一切早都已经尽在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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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乱象】刘洪波：用性别政治解读女教师陪酒阅读原文
刘洪波 长江日报评论员新闻报道说，网传女教师遭性侵跳楼自杀事件，警方介入调查。自杀者为无锡科技职业学院教师王炎，26岁，去年被学校领导安排参加一场晚宴后遭受强奸，发生精神抑郁，曾割腕自杀，接受精神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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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洪波 长江日报评论员
新闻报道说，网传女教师遭性侵跳楼自杀事件，警方介入调查。自杀者为无锡科技职业学院教师王炎，26岁，去年被学校领导安排参加一场晚宴后遭受强奸，发生精神抑郁，曾割腕自杀，接受精神康复，终究仍在婚礼前跳楼。(9月18日《北京青年报》)
此事一直未曾报警，因而一定要到发生死人之事，警方才得以介入，并不反常。然而，学校在王炎死亡事件中扮演的角色，值得思考。
家属介绍，王炎2008年担任学院团委副书记，经常参加应酬。去年1月15日又被要求去参加学校的应酬，醉得不省人事。后来被人带到了宾馆，两次被强奸，醒来发现身边躺着当时吃饭饭店的老板。
王炎是去参加学校的应酬，常理应有学校其他人出席，为何只留下醉瘫的王炎一人，她被谁带到了宾馆？而“吃饭时只喝了两小杯红酒”，为何会醉到不省人事？在蹊跷的单人留下、两小杯红酒醉瘫的情景后面，学校有关人员不无为老板拉皮条的嫌疑。
前不久，贵州毕节发生女教师被校长强令陪酒，酒后被乡国土所所长强奸的案件。受害人报案后，警方接连出丑，先称“戴套不算强奸”，不予立案，事件曝光后警方又有人表示公安部禁酒令不合法。警方的爆强表现，吸引了公众的目光，但受害人所在学校，强令女教师陪酒，作为普普通通的现象被放过了。这强令的陪酒行为，客观上也起到了为强奸罪犯拉皮条的作用。
单位消费，官员作乐，女属员陪酒，已成为当今的普遍现象。因此而出现强奸罪案，并不奇怪，但更多的情况下，并不会如此糟糕。相当多的时候，陪酒女属员类似于歌舞伎，搞活气氛，满足官员们的意淫。有的时候，陪酒者主动物尽其用，交好官员，曲意献身，也能是分得好处；或者随遇而安，逢场作戏。还有的时候，女属员情非得已，为势所迫，但心有恼怒，不敢违抗。
这种状况既有社会权力起作用，也可以作性别政治的解读。在某些人那里，权力获得情色的补贴，甚至与获得不当财富相当的利益不分轩轾。在一些官员心目中，一切都是心照不宣的，当官就可以合法猎色，都潜在地正当化了。所以，安排一下物质的好处，和安排一下肉体的好处，在一些官场应酬中已经不必羞羞答答，授受双方，口不言而心有通，这是“默会共识”。甚至，情色欲求的满足，在一些官场的“业余”场合，是可以坦然谈论的，只要在会议上仍然能够念一通官场的“中心思想”，会议桌下，地痞一样的交流可以开场。本单位的女下属、相关单位的女职员、社会上的小姐，无论在谈论中，还是在“使用”中，已经共通，“日后提拔”的待遇也开始共通起来。
从性别政治的解读来说，官场情色使人很容易想到男官员对女下属的玩弄，因为权力更多地掌握在男性手中，政治和社会权力的性别均衡尚不存在，男性中心的社会是坚固的。同时，主动/被动关系，隐含着男/女角色定位，所以，假如是一个女官员，采取主动猎取情色的态势，也将被定位为权力主导型和男性化性格特质。权力格局下，我们也可以看到女官员的猎色行为，并被解读为强悍者，而与此同时这样的女官员又将被纳入“日后提拔”的解读模式，在戏剧的另一面成为献身取媚的男官佳人。
现在的一些“单位”，某种程度上已将为长官提供情色之好发展为正常职能之一，“全方位服务”包括了方方面面。官员的情色之好可以在单位内实现，也可以在单位外实现，单位都映迹其间；它既实现长官情色的“内需”，也寻找或提供长官情色的“外需”和“外供”，互通往来，同时还提供长官情色的社会化接口。女性公职人员，某种程度上被败坏为“制服美人”，实现的不过是官员情色中对特定角色的兴趣。
官场是社会情色指征提高的一个重要场域，人们之所以关注，不过是它耗费着公款而且对权力构成了直接的败坏。就整个社会来说，情色指征已经提高并外化到与“食色性也”相称的水平，或许这与“娱乐至死”的后现代潮流不无相通。只是我们这个社会有着特殊性，那就是公共单位在情色活动中直接出马，充当了皮条客。学生被学校强令当三陪的事件，早已有之，现在似乎又柔性化发展了，比如前不久云南民族大学曝出后勤部门员工以免费充水电卡方式，招募女生投身社会做三陪的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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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思考】黄凯平：传销组织的精神控制术是什么？阅读原文
黄凯平 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在我国，传销并不是一种简单的经济现象，它基本是骗局，甚至裹挟着暴力与人身控制。近年来传销屡禁不止，“直销”、“加盟连锁”、“资本运作”等各种变换名头的传销更是愈演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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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思考】黄凯平：传销组织的精神控制术是什么？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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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凯平 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在我国，传销并不是一种简单的经济现象，它基本是骗局，甚至裹挟着暴力与人身控制。近年来传销屡禁不止，“直销”、“加盟连锁”、“资本运作”等各种变换名头的传销更是愈演愈烈。参与非法传销的有农民、下岗工人、在职人员……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硕士、博士，还有公务员和老师。
非法传销能够吸收如此众多的信徒，且他们如此热衷，即使在团伙遭打击而解散、明知传销为非法后仍乐此不疲地参与到别的传销组织中去，这都有其深层的社会根源和心理根源。
不管参与传销的人是如何千差万别，但“发财”是他们共同的欲望。传销者总是被一个发财梦所驱使着，这正是传销组织者进行精神控制的起点。发财致富是人们的正常心理，而传销者却为什么因此而栽倒呢？原因就在于传销组织者的“洗脑术”。传销组织者总会把参与者和观望者拉到一起进行群体授课，授课内容就是为每个成员精心编织一个致富梦，在编梦的过程中，通过种种手段使成员们深信只要参与传销，财富便唾手可得。
洗脑术其实也很简单，并没有什么神奇之处，本质就是通过控制人的语言来达到控制人的思想与情感。还记得中学时代大声朗诵政治课本吗？传销其实也是这样一种洗脑术，只不过操作更精细，更专业。
心理语言学有一个著名的萨丕尔—沃尔夫假说，大意是说人的语言和思维有着微妙的关系，它们可以相互影响，个体的言语和行动会塑造自己的思想和价值观。例如，如果你不断重复某种谎言，久而久之，你自己也会真的相信它。“谎言重复一千遍就会变成真理”，我们也许不希望这条定律生效，但在生活中，这样的事情却总是真实存在。
语言可以改变我们的思维，可以改变人们的态度和信念。人们在社会中形成的态度、价值观、信念等都是以语言的形式储存在人们的记忆中，如果人们叙述某件事的语言发生了变化，我们对这件事的态度、价值观、信念也会随之改变。当人不重复说出某些观点和意见时，人就会慢慢地接受这些观点和意见，当人们用某些语言重复地描述某些较为模糊的事件时，人就会慢慢地认为自己的这些描述就是事实。这就是洗脑术的精髓。
如何迅速地改变一个人的语言？把个人置于一个封闭的群体之中是一个有效的办法。
孤立的个体在进行思考和选择时总是对自己的言行有主宰的能力，但个体一旦到了人群中，他的自主性就会消隐，出现责任分散，容易受到暗示，并且这种暗示具有传染性。传销组织者惯用的手段是断言、重复和传染。他们用一些似是而非的谬论拼凑成一些简单明了的观念，因为只有简单明了的断言才会生效，这些断言都是诸如“成功者永不放弃，放弃者永不成功”之类的论断。这些自称“成功者”的授课者们以绝对的口吻、不容质疑的坚定语气向群体传播这些荒诞无稽的论断，并要求所有参与者（不管相信的还是不相信的）一齐不断地重复大声跟着呼喊，并不时地齐声鼓掌，这些论断就能借助制造的气氛和情感而非理性地很快进入群体所有人的大脑，随之很快化为行动。
但如果在一个开放的环境中，人会接触到各种不同的信息与说法，这种洗脑术的效果就会削弱甚至被抵消而不起作用。因此，传销组织者总会想出种种办法来使团队处于封闭之中，他们会把信息隔离，对无法隔离的“有害信息”就歪曲地解释，并通过严厉的纪律、相互监督与高强度的宣传来控制言论。除了这些硬的，组织者还让成员之间相互关心，倡导大公无私、乐于奉献的“家庭”气氛，给成员加上一套套枷锁，让其自己作茧自缚。
传销组织的精神控制术，大抵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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