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札记：再见，老卡

（2011年8月22日）

一

半年荏苒，很多人可能都已经忘记了在非洲北部正有一场持续战争。

“兵临城下，四面楚歌，老卡何去何从”——正如《新闻晨报》头版大幅图片所宣告，仿佛就在一夜之间，僵持多月的战局豁然开朗，利比亚反对派宣布已控制首都，并正在搜捕自己的垓下之囚——昔时强人卡扎菲。《潇湘晨报》把“决战的黎波里”的封面图片处理得仿似黎明到来前的战争影片画面，《齐鲁晚报》已经用整个头版来预测老卡命运：“第二个萨达姆？”并以社论表明立场，《逆势而动让卡扎菲沦为孤家寡人》：“生死惨烈的利比亚内战只能警示旁观者和后来人，把国家未来全部寄托于英雄或强人并不可靠，只有人民才是历史的主导者，英雄或强人与其为了强权在握费尽心机，不如尽早实现主权在民。历史的潮流不可阻挡，逆势而动使得卡扎菲从英雄豪杰沦为孤家寡人。”

晨间，商业门户均已将沉寂许多的利比亚专题重新推入头条，搜狐多达七行的标题里包括“利比亚局势急转，卡扎菲面临绝境”，“1300人死亡，卡扎菲之子赛义夫被俘，大儿子、卫队投降”，“民众大喊：我们自由了”等。新浪迅速推荐即时评论，《当硝烟散去时，利比亚的考验真正开始》，作者陶短房在叹息自诩“理论家”和“导师”的老卡是如何“犯了所有可能犯的错”之后，悲观地写道：“乱世之民易治，因为饱经疮痍的他们很容易满足，这是天时地利给予反对派的一次良机，只要他们能表现出一点点努力、宽容和作为，就很容易在‘绿色王朝’废墟上站住脚……但民众和社会的耐心也是有限的，部族矛盾、阶级矛盾错综复杂，在几个月内战中又堆积大量仇恨的利比亚，一不留神，便会堕入血亲复仇、冤冤相报的深渊中循环往复、不能自拔。”

《人民日报》不能像这等“小报”一般喜怒皆形于色。继前日刊发简讯《利比亚总理呼吁对话解决危机》后，今天的中共中央机关报以“利比亚战局指针拨到‘关键一刻’”形容当下局势，并由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教授孟祥青出面点评：“目前利比亚反对派武装已兵临城下，无论是对卡扎菲还是反对派，都可以说已基本到了最后时刻。应该说卡扎菲目前的选择已不多。”

中国政府其实早在6月就已经选择“两边都接触”的办法布局落子，外交官们在坚持“尊重利比亚人民意愿”的口径下，在卡扎菲和那日益强大的反对派之间保持平衡。他们的信息采集和局势判断能力显然非新闻记者所能企及，可以作为证据的是，三天前，新华社发出电稿，宣布“中国红十字会向利比亚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援物资，于当地时间19日上午抵达利东部城市班加西”。虽然此稿只字未提“反对派”，但有心的市场化媒体早已根据“班加西”这个地名得出“中国红十字会援助利比亚反对派5000万元物资”这个标题。次日消息更加证明中国政府与时俱进的成果，新华社再发稿称，“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人道主义救援委员会主席哈立德?穆罕默德说，目前利比亚国内正遭受战乱危机，面临物资短缺，中方在这一关键时刻提供物资援助，利比亚人民衷心感谢中国人民的帮助。”

在抨击“西方霸权武力干涉利比亚内政”方面担当旗手的《环球时报》以社论给出临终祈祷：“但愿利比亚‘决战’少死点人”。文章认定，“利比亚内战的半年里，曾有很多机会中止杀戮，转向政治解决。但每一个机会都没有通过西方设置的‘卡扎菲必须下台’的硬条件。一国内部的政权之争本来就很容易走向你死我活，西方的态度鼓励了利比亚朝这个血腥的方向越走越远”。在表示了对利比亚有可能“阿富汗化”的担心后，作者谴责西方大国在推动阿拉伯世界走向真正意义的“暴力革命”，“无论卡扎菲会不会很快被推翻，西方舆论都不应再骗阿拉伯世界了。今天世界政治经济低洼处的折腾变成恶性循环的危险在增加”。

二

向利比亚新贵们提供物资的任务由中国红十字会出面办理——后“郭美美”时代，这个官办慈善组织虽然在国内声名狼藉，接连传出民众捐款锐减的消息，但在奥妙无穷的外交领域，仍是不可多得的便利平台，至少，可以胜过“中非希望工程”。

根据那些自称曾供职于杰出华商协会的网络爆料者指控，对“卢美美”父女发家史充满好奇和狐疑的记者们在过去几天里顺藤摸瓜，向已对中国慈善事业失望透顶的人们提供了更多证据。《南方都市报》周六网眼版刊出《卢俊卿及世界杰出华商协会八大谎言调查》，称其“伪造联合国机构为活动主办单位、2009年才注册2005年就开始活动、将民间人士包装为联合国官员、伪造不存在的出版机构”等。《新京报》则称“知情人士揭华商协会有七大获利方式”，并由记者从杰出华商大会会场现场发回报道，称卢俊卿劝募嘉宾支持“中非希望工程”，参会嘉宾抱怨“收益甚微”：“只是认识了一些业内人士，并未如其宣传所说与国家领导人见面，拓展高端资源”。

不过，较之“郭美美”，“卢美美”远远不能算作无知少女，除了那些在微博上“有理有利有节”的回应外，她和父亲专门在上周五召开说明会。根据媒体记录，卢俊卿强调，“卢星宇作为‘中非希望工程’项目的执行主席兼秘书长，在项目中仅负责动员捐款，资金管理由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简称青基会)负责。而世界杰出华商协会作为非营利组织，成立六年来从未在大陆收取过任何形式费用。所涉商业活动均由相关授权的会员企业运作，并且独立承担经济责任。自己以企业家身份担任协会主席也是源于国际惯例……青基会提取10%的工程管理费用，用于青基会建设学校、日常管理等工程服务工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其个人和其他相关单位、个人都没有管理费提成，也从未在管理费中报销过任何费用”。

根据中新社稿件，头顶“富二代”标签的卢星宇表示委屈，“我之前一直没有宣传过自己，做好事却被指责，让我很伤心。”这位自称要做“仁二代”的执行主席分析认为，“从某种程度上讲，自己成了公众攻击慈善腐败的一个‘标靶’，公众对于慈善事业的不信任使自己成为公众‘泄愤’的目标。我是中非希望工程的第一位捐款到账人，那一百万是从小攒下的长辈们给我的红包，青基会有我的到款证明，现在都可以查到。”

配以双手合十致意的画面，“我女儿是史上第三冤”的卢俊卿语录更是以标题形式出现在《新京报》周六头版上。这位声称自1995年起认识海外政要的父亲为女儿鸣屈：“卢星宇是最冤的女儿，史上三个最冤的人，第一个是窦娥，第二个是赵作海，第三个就是卢星宇。为什么冤枉？她捐了现金、捐了青春，奉献给非洲失学儿童，做了这样的事情还被骂，我感到很吃惊。”

与“郭美美”不同，“卢美美”的款项来源是企业捐赠而非公众善款，“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这也使得评论员们只能更多地选择从卢俊卿发家史上寻找漏洞。《长江日报》根据“谎言调查”，由时言平诘问《谁在放养华商协会》，认定“史上第三冤”的悲情公关不过是再添一谎，呼吁反思“成长的土壤”：“世界华商协会打着联合国的旗号欺诈，负责活动审批的权力部门不辨真伪、不证实资质便放行，这恐怕不仅仅是失职。现在很多权力部门和地方政府，喜欢承揽各种国际性、全球性的活动，原因之一是为了追求‘大声势，大政绩’。如此，世界华商协会这种打着国际幌子的撒谎者也就有了市场，有这些地方政府和权力部门的厚爱，各种审批、资质认证也就有了‘绿色通道’”。

《京华时报》更以“世界华商协会受质疑，谁来公正调查”为题，感慨“一头雾水”：“社会公众关切‘世华会事件’，认为它可能在利用甚至欺骗公众、政要、企业，那么首先需要站出来释疑的就是世华会，自证出清白，社会公众则会还它一个信任。当世华会的释疑不能服众，难以自证清白时，任何其他的关涉方、主管方以及可以独立公正展开调查的第三方，都有责任给社会公众一个交代，还事件一个真相，或撇清与它的干系，不能任其浑水摸鱼”。

三

“故宫已经‘成功地’将自己和红十字会、铁道部结合，跻身构成了‘三剑客’，刀刀刺痛了民众的心，或者说，成为了‘三贱客’——令国人大为光火，遭集体鄙视讨伐的三个对象，形象和公信力几乎跌到谷底”－－这是周日《南方都市报?评论周刊》封面文章作出的评价，配上一幅表现宫门连环锁的漫画，这份在三大新闻战役中一直冲锋在前的广东报纸由该报评论记者张天潘哀伤叹息，《故宫之“门”：一个国家的文化之殇》：“从闹得沸沸扬扬的‘盗窃门’、‘错字门’、‘会所门’、‘解雇门’、‘文物门’，再到‘私卖门’与‘门票门’，完全地暴露出庭院深幽的故宫内里秩序的糟乱之势”。

新华社帮着数了下，共计“十重门”。在这篇周五发出的专访中，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承认，“爆料虽然情况不一，有的与事实有出入，有的还没有查实，但都指出我们的管理确实存在很多问题和漏洞”，因此“深感内疚痛心和自责，希望通过媒体，衷心地、诚恳地向公众致歉”。根据答问记录，郑院长承认过去对公众知情权和监督权和认识和理解“远远不足”，“总以为自己专业内的事，向社会说不清楚。平心静气回过头来看网友和媒体的批评，虽然很尖锐、很刺耳、很难受，但确实是逆耳忠言，很多评论直指要害。爱之愈深，责之愈切，社会上的疑虑、批评和建议，都是出自对故宫文化遗产保护的强烈责任感，促使我院不断发现问题，并认真研究和改进。”

那么，郑院长可以在昨天的报纸上再读一番“逆耳忠言”。《新京报》发表社论，虽然承认故宫最高主管亲自上阵“让人有耳目一新之感”，但更强调“问责和公开，不能停留在思想上的检讨层面，也不能跳出现在只看‘未来’。就眼下故宫‘十重门’的处理，以问责和公开两个原则观之，还有着诸多的不足”，要求“在郑院长此次公开回应之外，故宫方面还得拿出更积极的作为”。中国青年报亦在头版发表新华社记者述评，标题写得明白：“仅有道歉，故宫走不出‘十重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