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札记：伏线

（2011年8月18日）

一

“公关及时，忿怨难消”--这《是时代周报》评论部记者李响在看到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那篇答网友问后的微博感想。

拜“郭美美”所赐，以中国红十字会为代表的官办公益机构光环褪尽。甚至连“良心教授”郎咸平也在8月初招来讥笑一片，只因他出面在第一财经频道中对郭氏母女进行专访，由其辩称系早年炒股发家、商业总经理之说来自干爹戏言。

但“郭美美”又岂只是毁了一个红会，一方失守引来四面起火，认定慈善事业黑幕重重的媒体记者们又根据曝料揭发中华慈善总会“潜规则”，指控其要求开免税发票前须接受现金捐赠，例如“拿5万块钱才换1500万物资的发票”；名模张梓琳的一笔专项资助金，没有被红十字会旗下的小天使基金一次性支付给被资助人，筹得的资助款8万元被基金会以3万元的一次性给付缩水5万元；19岁“巨肚女孩” 辞世月余，她的母亲才接到本县红十字会通知，让她签收5万元捐助爱心款，因为“县里正在换届”……众人喊打之时，纵是涉事机构百般辩解亦是难洗清白。

正是在这种认定“天下乌鸦一般黑”的激愤氛围中，一个名叫卢星宇的女孩在前天进入公众视野，而且一出现就风华正茂地被赋予了“卢美美”的外号。当日，多有媒体聚焦北京多所农民工子弟学校遭拆迁一事，在关注“希望小学”等信息时，有网友发现“中非希望工程”，并通过6月13日新华社报道得知，此项目将在10年内为非洲捐建1000所希望小学，耗资约为20亿元人民币。“富二代”管理者卢星宇就此一夜成名，围观的微博用户们开始传播她那些自拍图片以及工作经历，啧啧称叹这个女孩以23岁的年纪就已担任中非希望工程执行主席兼秘书长、全球华商未来领袖俱乐部秘书长这样的“高级职务”，可与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合影共事，“比郭美美厉害多了”。8月3日《人民日报海外版》上那篇对卢姑娘的称赞被翻出，其父天九儒商投资集团董事局主席卢俊卿也开始遭遇人肉搜索。多有民间意见领袖将民工子弟失学与援非希望小学两相对比，愤怒于这种“不顾国内死活、只求国外脸面”的毛泽东时代思维，猜测10%的捐款管理费中大有猫腻。

未查出更多贪腐证据之时，《南方都市报》昨日网眼版还只能用一个“网络红人”的中性词来定义卢姑娘。但经过凤凰网们以“24岁”、“富二代”、“控数十亿捐款”这样的标题关键词助推，这位姑娘已是红得发紫，一举成为微博论坛当仁不让的女主角。在更改了多次用户名后，卢主席终于在昨天傍晚发出个人声明回应质疑，在强调“爱心无国界”“慈善无罪”之后，更是明示前往非洲的费用以及团队日常开支等均由其父支付，“事情就这么简单”。　

的确，不论是青基会还是“卢美美”，都堪称吸取了红十字会以及“郭美美”的惨痛教训，以罕见的快速来回应公众质疑，微博成为最流行的指控与回应平台（再一次被牵连的杨澜亦在深夜时分于此发帖，否认自己是中非希望工程共同主席）。不过，不信“仁二代”、只信“为富不仁”的人们仍然顾虑未消，化作纸媒今日报道，正如《第一财经日报》头版头条：《中非希望工程背后的卢俊卿父女发迹史》。

《发迹史》以“郭美美之后的又一朵网络奇葩”来称呼“85后”卢星宇，历数其间庞杂关系网以及那些在昨天发生的紧急回应，引用的网友评论是，“难道，青基会选择的合作伙伴，是一家专门培养老板的企业？”

《扬子晚报》和《山东商报》把“卢美美”的年轻面容放在了封面中心位置，前者写着“有个‘中非希望工程’，还有个富二代秘书长”，后者在内版加载这位姑娘与全国政协副主席阿不来提•阿不都热西的握手留影（这份报纸选择只标注他的另一身份：中非希望工程总主席），标题打上个问号：“她是郭美美第二，还是‘被郭美美’？”《钱江晚报》整版聚焦以“卢星宇：热度赶超郭美美”描述事态，不过，搜狐编辑们显然觉得这标题还不够直接，将其直接改为“中非希望工程现‘卢美美’，背景遭曝光”推上新闻头条，并配发来自法制晚报的报道，称青基会已在昨天上午回应收取10%捐款管理费质疑，“此费用的收取比例是在合理的范围之内”。

腾讯今日话题剖析《“中非希望工程”迷雾重重》，在点明“国内教育问题还未解决，这中非希望工程是怎么回事”之后，向卢俊卿主席、卢星宇执行主席以及青基会秘书长涂猛喊话，“想要破除质疑其实也非常简单……只要向外界公布这十多天前通报的‘工程进展情况、捐赠资金收支及双方在工程上的花费明细’”结语重提昔日丑闻，“‘共和国脊梁’已被证实是一场骗局，‘富二代’们会把‘中非希望工程’开成一个国际玩笑吗？让我们拭目以待”。

在人家声明无甚明显破绽的情形下，评论员们纵是满腔狐疑，也难开口。《新京报》文章以“躺着也中枪”来形容这位“富二代”的走红，亦承认“有些质疑有些情绪化”：“如果资金来源正当、捐赠目的纯洁，卢星宇们把爱心献到非洲，也无可厚非，他们爱捐给哪里的小朋友是她的自由权利。”在讲述了暗流、潜规则盛行的当下，遭遇“有色眼镜”是从事慈善者不得不承担的代价后，作者呼吁“中非希望工程”继续向公众披露更多的信息，“既然搞慈善，就要按慈善规矩办”。

微博冲击猛烈，但也不是无所不能。南都在《“世界杰出华商协会”是公司不是协会》追踪报道中，以副题标明“腾讯微博网友爆其未在民政部登记，记者查实其在香港注册，法定资本一万港币”——在微博前加上腾讯二字是有原因的，因为据其揭发，“前天晚上开始，在新浪微博搜索卢星宇与卢俊卿，一度显示‘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搜索结果未予显示’，昨天，卢星宇已经可以搜索，但卢俊卿的搜索结果仍然未予显示。”（版面下方，这家广东畅销报纸恰好加上推广南方报业与腾讯微博战略合作的半版广告。）

二

不论新浪腾讯，微博里有公民记者，也都有小秘书。如果说，本月以来围绕“辟谣联盟”的激烈争吵是“五毛党”与“带路党”的主战场，那么，有关信息管制、言论自由的伏线还埋藏在另一条国际新闻中－－8月6日在英国首都伦敦开始的社会骚乱。

今日《人民日报》第三版，“国际论坛”说的正是《由英国骚乱看言论自由》。

文章写道，“英国连日的骚乱让社交媒体再次走向风口浪尖。英国警方认为，以推特、脸谱为代表的社交网站和以黑莓为代表的智能手机，为传播煽动信息、组织串联犯罪活动，为作奸犯科者寻衅滋事提供了太多‘便利’。西方社会在讨论反思，社交媒体是否也应坚持言论自由的底线，对新媒体是否需要加强进一步监管，社会公众在新媒体使用中又应保持怎样科学与理性的态度”。

在论述了新媒体这个矛盾复合体“充满着希望，也充满着失望”的事例后，作者王方强调，“在更短、更快的传播规则下，信息传播呈现新的‘偏向’：以有限的篇幅展现事情最激烈、最尖锐的一面，成了吸引眼球的‘法宝’，那些负面信息更能在带着批评的‘转发’中成为焦点话题，并借助‘意见领袖’的多级传播，引发大规模的道德声讨”，而面对强大的舆论场和群体性意见，“个体难免不自觉地选择从众与模仿”。

在宣告“面对种种社会问题，我们不必刻意夸大新媒体的作用和影响，也无须避讳其他深层次的矛盾和根源”之后，文章认为问题的关键是，“当人们掌握新媒体这个自由的工具时，绝不能忘记自由从来都不是抽象的、绝对的，它不是一个脱离法律束缚的地带，也不是偏离理性、制造分裂和混乱的借口。自由和责任总是相伴而生，自由精神应是为着社会公共利益而服务”。

“新闻自由”的内涵值此得到重申：“只有坚持不懈地自愿维护最高的社会责任感，新闻自由才能获得最大的保护”。那位中国微博“明星”（意指姚晨）对 “网络公民”的理解更是在《人民日报》版面上成为榜样：“合格的公民，不止是遵纪守法，更要有一种坚定的力量能引导和影响他人，他应该是有一种魅力，能让他人看到美好和希望。”

事实上，这篇“国际论坛”文章也只不过是旷日之争中的一朵浪花而已。“窃听门”之后，对英国骚乱的解读成为西方新闻自由支持者和反对者争夺最激烈的阵地。以新华社那条《英警方宣布监控社交媒体》为引，大批中国媒体通过编译稿件告诉民众，包括首相卡梅伦在内，英国政府正在重新思考言论自由的边界，包括 “考虑在骚乱发生时关闭社交网站”。这些讯息激励了那些认为西方政客与媒体充满偏见的人们，他们在环球网等处频繁跟帖，批评英美官方双重标准、虚伪之极，因为“他们在突尼斯、利比亚骚乱时称赞Twitter是自由火种，但当骚乱发生在自己国家时就斥为暴力工具”。

作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重镇，《北京晚报》前天刊出头条评论，质问“怎么竟会有‘街头犯罪’这样的罪名”。署名甄言的作者斥道，“最违反常理并不合逻辑的是，凡英国、美国、挪威等西方国家发生恶性社会事件，都被局限为偶发、非政治因素，或视为个案……别国哪怕几个人的事件也会被上纲上线为政治制度问题。且不仅西方媒体和政府如此反复申明，加以引导，国内一些媒体也鹦鹉学舌，帮腔开脱，全然成了西方国家政府和媒体的传声筒，失去了基本的价值判断和是非标准。难道忘了北京奥运火炬传递在伦敦、巴黎时西方政府和媒体的丑陋表现吗？难道忘了挪威诺贝尔和平奖的闹剧吗？中国媒体的立场应该是坚定、明确、一贯的。这就是实事求是。就是反映全体中国人民的意愿。”刊出两日之后，此文今获《新京报》、《京华时报》、《广州日报》、《齐鲁晚报》等延时转载，并在午前登上新浪、搜狐、腾讯、网易以及新华网新闻首页要闻区。

人民网更是在自家评论之前，以《环球时报》那篇《西方惊呼：互联网也“咬”我们》为要闻区主打，由这份中共中央机关报子报的评论员单仁平宣告，“互联网原来是‘中性的’！这完全打碎了美欧很多人对互联网仅仅‘是搞乱非西方国家利器’的幻觉”。文章就此警告，“社交网站的缺陷对任何国家的社会治理而言，都是非常严重的。社交网站的受益面很可能并非表面那样，宽至全体网民，而首先是少数互联网巨头”，“当没有法律可以有效管束社交网站时，它逐渐聚集的能量，已经成为对全人类基本秩序构成威胁的巨大不确定性。”

这些由中国媒体转达的“拨乱反正”信息，的确曾让那些西方言论自由的追随者有些垂头丧气。不过，财经网在昨天上午发布的一篇报道也让他们找到了难得的反击证据－－《英国未考虑关闭社交网站，卡梅伦遭中文媒体曲解》。

《财经》杂志下属的这家网站将卡梅伦8月11日那段讲话作出中英对照，称国内部分媒体所编译出的“英国政府正在考虑在骚乱发生时关闭社交网站，并禁止发送手机短信，以阻止骚乱者利用这些现代通信工具串联”应属误解。据其总结，“卡梅伦在下议院的发言、质询的记录全文，通篇找不出一个关闭、屏蔽字样，所要评估的针对骚乱分子（而非社会化媒体）的措施，也是在确定其策动暴力犯罪活动之后才评估是否阻断其通联，且做法本身是否适当还需要评估”，“《卫报 》在相关报道中，说的也是当局在考虑‘禁止被认为是策划犯罪活动的人使用Twitter和Facebook等社交网站’。”

DCCI互联网数据中心总经理胡延平在微博上的“诛心之论”更是在文中被连续引述：“阻止骚乱分子通联，何以成了关闭社交网站，蓄意误读用心何在？”、“某些媒体连断章取义都不是”。而这位曾发布“微博真相铁律”的网络热爱者也投桃报李，迅即在自己的微博上推荐《财经网》报道，称赞其在“所有国内媒体中第一个客观检视这件事”。

三

骚乱之前，暗战隐匿于默多克“窃听门”。月初，中国宣传官员曾以此为契机部署批判“虚伪的西方新闻观”，《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光明日报》等带头上阵，不仅有主编主播出面斥责，更是连发多文论述“西方世界所谓的新闻独立、新闻自由不过是一块欺骗公众的遮羞布”。

在那些信奉媒体公器论的人们看来，这种揭批攻势也不过是执政者在借机为中国新闻管制辩护，因而多在网络空间加以讥笑。而今天《人民日报》发布的一篇时评，恐怕更是要让那些在头版写着“假文件是骗子的事，跟媒体有什么关系？”的主编们不能理直气壮了。

《集体摆乌龙，媒体如何自省》－－这篇获新浪头条推荐的“人民时评”向同行严厉诘问，“舆论的宽容是否就能成为公共媒体原谅自身过失的理由？走出这场假新闻的‘接龙游戏’，媒体又该怎样反躬自省？”开篇列举，“本周，好几则虚假新闻引来有关部门的回应。国税总局声明‘国税总局47号文’纯属伪造；国家海洋局澄清渤海溢油索赔新闻，称索赔诉讼是真，所谓‘亿元索赔额’报道不实；民航局则指正，‘关舱门后30分钟须起飞’的‘新规’被严重误读，这一规则只在天气和空中管制状态正常情况下适用”，而后归纳原因：“虚假新闻的背后，是传统媒体的集体‘失守’——包括中央权威媒体在内，众多新闻媒体都被上述条假新闻击中，不仅援引转述，还迅速推出评论，成为乌龙新闻的‘二传手’”。

文章以国税总局在对47号文辟谣之后的公众反应为例，承认“不少谣言其本身蕴含着民意的合理诉求”，但同时强调：“即便如此，媒体也不能以‘表达民意’为托词，不顾信息的真伪，忽略对事实的调查……只有保持客观、真实、公正的态度，最大限度地呈现各方实际情况与利益诉求，并进行充分讨论，才能寻求到多赢的解决方案，航空乘客权益保障如此，税改公平追求如此，渤海溢油的环保追问亦如此”。

“信息泛滥之时，也是公共媒体，尤其是主流媒体作用彰显之时”——作为中国官方定义的主流媒体排头兵，这篇中共中央机关报也在文末加注，避免自己站在绝大多数市场化媒体从业者的对立面：“当然，要达到上述目标，我们还需要让媒体工作路径更为顺畅，避免手握话筒却发不出声的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