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札记：政令疲软

（2011年7月8日）

一

中国官方处罚地方违反土地管理法律法规的责任人员的消息，是市场化媒体今日头条首选。若是赞许，便如《现代快报》，标题作“土地问责动真格：73名官员被处分”；若是平铺直叙，便如《京华时报》，《首次土地问责73官员受处分，新一轮土地问责有望9月底开始，将追究每一地块责任人》；若是略感失望，则是《新京报》或者搜狐的标题做法，“最重处罚为降级”或者“仅涉三四线城市”。在那句“国土部称合情合理”的概括下，这两家媒体还引用央广采访录音，突出国土资源部执法监察局局长李建勤表态，“这次问责做到了精准问责、合情合理、让被问责对象心服口服。”

同样转载一篇纸媒稿件，凤凰网“无中生有”，在首页标题中发明“只打苍蝇不打老虎”的形容方式；网易则擅对比，除了“仅涉三四线城市”的主标题外，再配上“未涉京沪广深以及省会城市”、“官员最重处罚仅为降级”的副题说明，最后加注“国土部：确实动真格”。《第一财经日报》有心调查，据其今日头版头条所云，“经过本报记者仔细核对发现，国土部的土地问责官员中，仅一人降级，但无一人撤职，且有官员早已升迁。”

同样招致媒体人士“政令疲软”非议的，还有“三公”消费公开。公款招待、公务出境及公务用车这三项经费支出的“糊涂账”状态长受诟病，民间人士连年累月呼吁公开监督。今春，官方通报称，国务院决定6月报告中央财政决算时纳入“三公”经费支出，而后，5月底，温家宝宣称“中央国家机关要带头严控‘三公’支出”更是成为一时热语，媒体据此多有期待。

然而，6月底的时间表已到点，虽然延时一周，却也只有2家做到了“由本部门向社会公开”。最新消息是，继科技部和中国工程院后，国家文物局昨天在其官网上公开了“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情况，其中包括去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决算数和今年“三公经费”预算数。

除了播报这一进展，《新京报》和《京华时报》均刊出对北京律师李劲松的访问，由其讲述“申请公开三公消费数据，发改委等3部门拒绝”的经历。文中更引全国人大代表、预算专家叶青之言，称“6月份召开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上，财政部公布的中央单位三公消费总数据，来自于每个部门的数字叠加，这说明各部门数据早已计算统计出来，因此没有任何借口可以不公开。”

社论上阵。《新京报》直斥“拖拖拉拉、遮遮掩掩”：“现在看来，首先是对公开的时间缺乏问责等硬性约束机制。应对各部门的拖延战术，最有效的办法还是制定明确的细节公开的标准”；《南方都市报》则自叹当初“似乎过于浪漫了一点”，批评“各部门的岿然不动既是对中央政府的失职，更是对公众的一种失信……这种呼吁在任何一个有责任感和廉耻感的公职人员耳里，应该自有其分量”；《京华时报》评论员劝上一句，“三公消费早公开顺大势得民心”：“我们期盼更多的中央部门勇敢地迈出第一步。也只有这样，才能为地方当好表率”。

二

在中国当下意见市场中，《环球时报》坚持为中国官员整体形象辩护、呼吁民众宽容体谅国情，今天社评是《别让坏消息破坏我们的心情》，建议民众要理解媒体争相报道坏事的规律“既真实，也构成空间上的虚假”。

不过，胡锡进们已是异类，尤其是在互联网平台上，不公现象频发与言论自由相对放开使得批评声浪如今是此起彼伏，民众将有理有据或者捕风捉影的怨言全部倾泻在一个“官”字上。同样出身中央媒体，央视主播张泉灵今晨微博有言，“为郭美美牵出一个红十字，实在没必要搭上一个公安局。‘200平米漏油’伤了中海油，没必要赔上海洋局。当然哭着喊着跳着跑着主动要搭上的另说。政府信誉是用来为人民服务的，不是给烂事破机构擦屁股的。何况信誉本身储备也不丰富，学会认清自己的民众服务者，利益监管者身份。不壮士断腕，就一丘之貉了。”

搭上的“公安局”是北京警方。新华社昨日发出电稿，引用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消息，“警方接受报案后，经依法开展工作，现查明，郭美美（女，20岁，湖南省益阳市人）及其母与中国红十字总会无直接关联。”据警方通报，郭美美称“是今年3月份在与深圳商人王某交谈中，知道了王某与商业系统红十字会相关单位的合作意向。后郭美美认为原来在微博上注册认证的‘主持人、演员’身份层次较低，为满足其炫耀心理，于5月自行杜撰了‘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身份，提交微博网站审核通过并加‘V’认证。”

于是，郭美美重回头版。《广州日报》在封面写上一句“都是美美一人的错”，财经网更是将风波进展推荐在首页头条，由记者质问“谁在监管商红会”：“商红会这样一个多方面合法性存疑的机构，其十年存在与运行便处在既无人监管，又找不到谁该为此负责的状态下。如果不是‘郭美美事件’出现，这种状况在不为外界所知的情况下，不知还要存在多久？”

虽然陈丹青批评“人肉”郭美美是一种文革遗风，但那些高喊“还钱”的人们，还是在坚持探寻中国官办慈善机构的贪腐罪状，不放过炫富少女，更不放过红十字会。不过，中红博爱翁涛供出王军之后的真相在望，如今却也变得扑朔迷离了。

周二，在发现多家媒体引述证言，称自己是中红博爱董事“二奶”后，郭美美微博发言，否认王军是自己的男朋友，“我男友是1986年的并非网上传言的那些人，整容女的照片也不是我。希望某些人不要再凭空捏造事情扭曲事实。”于是，正如本期《时代周报》所言，在这场“炫富罗生门”中，“郭氏母女财富的来源，郭美美和红总会的关系，一切都又回到原点。”

但红十字会是肯定回不到原点了。在这场注定要写入中国网络反腐史的标志性风波中，由这位90后美少女掀起的惊天骇浪已经令红会声誉跌至冰点，虽然官方极力否认关联，虽然也的确尚无铁证相佐，但就在那些或真或假的指控中，中国官办慈善机构乃至整个慈善事业，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打击——与之相比，此前喧嚣一时的陈光标“诈捐”事件简直是小菜一碟。

在这样的全民持续关注下，记者们各出神通探访郭美美与其母的发家史，美术编辑花一整版来绘制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图。《南方周末》甚至把自己首先揭发的中海油漏油事故放进导读标题，腾出更多头版来讲述“中国特色”的红十字会。摘要立论，“在中国，红十字会已经异化为这样一种组织——它与权力体系走得太近，又与商业世界结交甚欢。这几乎让人们忘了它作为民间组织的中立、独立的人道主义初衷。”

作为注脚，新浪虽然已经不再在新闻首页推荐郭美美事件，但评论频道有文，《李娜怕某些基金会，耐人寻味》。这位新科法网冠军回国庆功时，除了引发湖北官方该不该奖励60万的争议外，更因“就是怕某些基金会”的表达招来唏嘘。在这篇原刊于《中国青年报》的评论中，作者王石川再引演员伊能静那句“我们拼命捐钱捐物做慈善，最后都变成了别人的玛莎拉蒂。很可恨”，感叹：“所有的慈善机构都应该反躬自省，做到取信于民。简言之，李娜怕某些基金会，是给所有慈善机构出的一道考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