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札记：高铁安全之争

（2011年6月28日）

一

引用原文，就是“维持3000”；加点情绪，就写“还是3000”－－市场化媒体今天头版头条的热门选择就是全国人大二次审议个税草案。根据新华社通稿，“二审稿草案维持起征点每月3000元不变。同时，超额累进税率中一级税率由现行5%降到3%”。

意在说明“没有进一步提高起征点，不意味着不尊重、不采纳民意”的文章也在昨晚向全国媒体配发，广获刊载。根据这篇新华网晨间头条，之所以个税起征点还是3000元是因为立法要兼顾“民主”与“科学”：“认真分析对这次个税法修改的意见发现，多数人关注起征点，主要是希望更多地减轻低收入者的负担、加大对高收入人群的征税力度，通过调节收入分配最终体现社会公平。但一味提高起征点不能达到这一目的……因此，适当提高个税起征点，辅以降低税率，这样调整既兼顾了不减少纳税人范围、培养纳税意识，又体现出‘高收入者多纳税，中等收入者少纳税，低收入者不纳税’原则，既满足了民意关于减税的呼声，又充分发挥了合理调节的作用。”

总有一些媒体执着批评，即使新华社专门发稿铺垫。《东方早报》头条评论直指“本次个税修改不仅和民众的热情冰火两重天，更使动用国家立法资源的意义大打折扣”，针对人大法工委解释，经济学博士马光远显露悲观：“连这样小的进步都举步维艰，涉及更多利益阶层的综合税制改革将遇到多大的阻力，也可以想象。”

《珠江晚报》评论者晏扬批评这桩新闻“出乎很多人意料、让人感到吃惊”，他以此前只有15%赞成3000元起征的征求意见为据，叹息“这无异于给了‘民意’当头一棒”：“如果创纪录的23万多条民众意见尚不能改变有关部门的初衷，如果绝大多数民众反对尚不能撼动一个个税起征点，那么‘征求社会意见’的实际意义何在，公信力何在？”

倒是搜狐所转红网评论知足乐天，《个税起征点没变，咱们也要表示“惊喜”》。作者认为，每月少缴30元完全可视为民意的“小胜”。虽然这个“点”显得“杯水车薪”，但毕竟是“多收的三五斗”，咱们实在应该表示一下“惊喜”。文末更呼吁民众要以积极乐观的心态“继续咱们的热情，继续咱们的利益诉求”：“只要咱们坚持，我相信，民意在未来中国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不仅是个税，咱们的一切美好愿景，都将一一实现。”

二

根据预报，后天，“七一”前一日，京沪高铁正式开通。

自一周前试运行以来，有关这项重大工程的动态就不时出现在媒体头版，记者们惊叹于设施优越、速度惊人、运行平稳，比较其与航班之间的优劣势，展望将被拉动的地方经济。

人民网从昨天下午起，开始推荐对中国南车四方股份公司副总工程师、车体总设计师丁叁叁的访谈，首页标题为“专家驳斥我国高铁‘安全系数造假’说法”。今晨，铁道部媒体通气会的内容，再占据《人民日报》半版篇幅。开篇两段提要重申辟谣之职，分别是，“京沪高铁降速运行主要考虑旅客的经济承受能力、心理承受能力以及运输需求的多样性”、“在极限速度下，衡量高速列车安全性的三大指标距安全限值都还有很大余地”。

而根据《法制晚报》描述，昨天上午，当中央外宣办组织的中外媒体京沪高铁试运行采访团抵达北京南站时，铁道部总工程师何华武回应“造假”提问时已是“铿锵有力”：“这是不真实的，我们保证安全万无一失。”

所谓“造假”说，系一周前被引爆，源自《21世纪经济报道》所刊周翊民指控。报道中，这位铁道部原副总工程师、高速办副主任宣称，高铁降速是因为“买300公里时速的车跑350的速度”，而在安全性方面“我们目前这几条高速铁路小问题常有，有些问题看来小，实际不小，但都保密”。

这篇意指前任铁道部长刘志军造假的《三问京沪高铁》一出，顿获多家市场化媒体引用转载，虽然21世纪网此后删除了相关链接，但波澜已起。多有评论员以此为据批评该项工程存在隐忧，牺牲安全牺牲品质只为追求速度、创造第一。

在限制周翊民“造假”说传播的同时，中国官方当即部署正面回应。《北京日报》在23日，即由高铁制造商北车集团专家批评类似言论“不负责任”：“引进国外技术后，我们已经通过消化吸收对原有车型进行了升级，列车提速到350公里甚至380公里一点不奇怪”，并称之所以此前新任铁道部长盛光祖宣布降速，“不是因为安全有隐患，而是主要出于经济性考虑。”在广东，《南方日报》则引用南车集团相似自辩，强调“老专家的担忧我们理解，但我们的车是安全的！”

当晚，铁道部即宣布京沪高铁将在建党90周年前一天起正式开通运营。

次日，财经网发出综合报道，在列举了三张报纸上的不同言论后，更摘录来自香港《文汇报》的采访内容，称有铁道部某“相关负责人”亦批周翊民不客观：“高铁不会拿安全开玩笑，每天高铁运营前都会有两列检查车对全线进行检查，如果出现沉降等威胁安全的问题，高铁是不允许开行的。”当这家《财经》杂志下属网站继续追问时，更发现周翊民办公室人员的不悦：“《21世纪经济报道》是在炒作，这样的报道不应该牵涉第三方的……从现在起不回答任何问题”。

同为首页专题，凤凰网“自由谈”昨天选择表达满腹狐疑，要求“高铁降速，先把问题说清楚”。三则小标题自问自答：“降速与安全无关？没证据”；“降速出于经济考虑？说不通”；“泡沫责任全在刘志军？未必”。结语之论是，“高铁从讨论立项到建设开行让人如雾里看花，提速与降速间反映了社会决策机制的一团模糊和基本科学精神的缺失。”

专家打架，知识匮乏的民众选择相信“最坏打算”也是人之常情。《环球时报》于是用封面文章叹息“国内质疑声缠上大工程”。将京沪高铁今日舆情与三峡大坝相比，文章认为，“中国社会内部似乎在生长出一种‘反对派情结’，它不仅挑刺儿，而且看上去比以往西方舆论对中国的批评还要严厉”。商务部学者梅新育对“乌合之众”“羊群行为”的分析得到引用，他的感受是“中国的公众舆论中有种趋势，好像谁的口水多、嗓门大，谁就有道理……这是人性本身弱点的体现，这里也有‘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的因素，也与近些年来舆论的偏颇恶化社会心态有关。”

除了安全性这个焦点话题外，亦有论者批评“被高铁”。《东方早报》上周五即由评论员鲁宁发声，以《人民日报》半月前那篇《尊重“慢的权利”》护身，指责 “41：3！京沪间高铁、动车比例悬殊”违背新部长此前暗示承诺，令民众再次无奈面对高票价。文末更是不点名地反驳《环球时报》所倡导之理论：“有国内媒体在头版头条刊出‘用欧美标准要求社会、对现实问题缺少容忍，中国人变得有些焦躁’的长文。客观视之，这的确是实情，可为何焦躁成了一种普遍社会现象，难道与有关方面每每演绎看似尊重民意实乃戏弄民意的一贯做派没有关系？很大程度上，民意之普遍‘不合作’，难道不是被‘逼’所致？！”

而根据中国媒体今天广为刊载的媒体通气会消息，铁道部新闻发言人宣布高铁投资回报定位“保本微利”，“高铁的票价必须考虑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承受能力，必须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他的同事则回应强调“票价未听证不违规”：“京沪高铁开行的高速动车组票价属于新产品的试销价，没有涉及铁路旅客基本票价率的调整，因此运营初期可以不进行听证。试运营一个时期以后，可由有关部门决定是否听证。”

三

“人肉搜索”郭美美的战役进入第七天，挖地三尺的网民毫无撤退之意，真假莫辨的指控中又多了几个关联者。人民网提供的走向分析是，《“郭美美”舆情：微博和天涯形成叠加效应》。

在近乎全文摘录《公众善心“伤不起”》时，《新闻晨报》以“巧妙用读者发声”来形容《人民日报》昨天刊发郭美美评论之举。被用来证明事件严重性的还有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相关报道评述，以及另一则大标题“微博疯狂到要阻止‘郭美美’一切，包括可能‘外逃’”。

南北同气，相关评论亦继续获新浪凤凰鼎力推荐。来自《新京报》的《“郭美美”致歉难息民意焦虑》，作者认为，在审计署所列新证面前，“国内的慈善机构度过郭美美事件的舆论危机事小，如何重塑慈善行业的公信才是最根本，也是最重要的事情。”

四

卫生部还沉陷在牛奶标准的关联指责中，现在又面临“进口压力”。从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到大江南北的市民报纸，都在今天热情转发新闻出版总署针，对国际记者联会指责我国政府某些部门，拟建立记者“黑名单”一事和国内媒体炒作此事的声明，“中国政府从来不允许新闻当事部门、机构建立所谓的记者‘黑名单’”。

根据这个中国媒体从业者理论上的主管部门的不点名宣言，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干扰、阻挠新闻媒体及其新闻记者合法的采访活动：“对新闻媒体存在的报道内容个别细节不准确的问题，不应该采取求全责备的态度，相关部门应该通过及时发布公开信息，积极开展正面引导的方式进行解释，不能设置障碍任意提高采访难度，更不能建立所谓‘黑名单’限制记者采访。”

值此撑腰时刻，新浪腾讯共荐《新京报》作者文章，吁请对“隐性记者黑名单”也要“不允许”：“让公众和社会看到媒体监督能够得到制度性的保护，才是‘让谣言止于智者’的唯一途径。”而《京华时报》除了就此重申媒体监督作用之外，头条评论附加劝告同行：“但对于媒体自身而言，却不能以此开脱。媒体和记者同样需要在新闻活动中切割开个人利益，无论是为了媒体需要、个人荣誉还是发行量。或许，正该重温李普曼的名言：负责任的新闻事业，归根到底都要符合公众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