螳螂捕蝉文言文:首席证券内参2011-03-18

    最新公布的中国2011年年初的宏观数据让很多投资人迷惑。制造业PMI已经连续三个月下跌，而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却是连续三个月上 升，食品价格出现明显的季节性回落，多位领导前期铺垫中国的通胀已经有所缓解，但CPI最终还是高高的挂在4.9%，再加上多个数据的统计口径发生重大变 化，连长期跟踪分析宏观数据的专业人士一时也摸不到头脑。

    CPI高居不下的原因略好理解一些，它与1月份CPI低于预期的原因是一致的，主要是物价统计区间与自然月错位造成的。1月下旬农产品批发 价格指数上涨幅度达到了3.9个百分点，由于观察期的缘故，部分涨幅并未计入1月份的CPI，而2月份，尽管食品价格出现下降趋势，但由于价格水平的连续 性，在2月上旬食品价格整体仍然处于较高水平，这“一低一高”提高了CPI的环比涨幅。也就是说，1月份物价水平的变化即没有像1月CPI看上去那么 低，2月份物价水平的变化也没有2月CPI看上去那么高，可以设想，如果以自然月的角度来看年初的物价水平是下降的趋势，而不是像CPI同比增幅数字表现 出的持平趋势。

    工业增加值的上升较难理解。不仅是官方和汇丰公布的制造业PMI都显示制造业生产回落，统计局的宏观经济先行指数和经合组织（OECD）综 合领先指数都预示着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将在2011年初回落，而1-2月份中国工业增加值同比增幅就是从12月14%上升至14.1%，上升从何而来？

     中国的制造业已经深深的全球化了，特别是重工业与全球制造业景气程度密切相关 ，欧美制造 业自2010年4季度起强劲复苏，可以推测的是，中国的重工业受到全球制造业复苏的影响更大。数据上也有这个迹象，1-2月重工业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为 14.4%，且自10月份开始反弹，结束了2季度以来国内投资增速下降造成的工业增长减速，转而与全球制造业同步回暖，而轻工业该数字仅为13.3%，并 且走势持平，并未显现出与外需同步回升的迹象。此外，外商及港澳台企业工业增加值同比增幅自2010年4季度起回升的力度好于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工业增 加值变化，从中也可以看出，外需是拉动年初工业增加值上升的主要动力。我们知道工业增加值是量化指标，而制造业PMI是扩散指标，这表明从各子行业综合来 看，制造业景气程度确实在下降，但由于重工业的强劲复苏，工业增加值却是上升的，这意味着1季度GDP增速下降幅度将十分有限。

    回顾2010年，从2季度到3季度，中国经济增长出现了减速，这是在国内投资下降和外需增速回落的背景下出现的，而目前的经济环境显着不同，中国的内需在严厉的货币政策调控下出现减速，而外需仍在继续回暖，经济减速程度并不如2010年2季度严重， 整体上看，经济仍在复苏的趋势中 。因此，货币政策紧缩的进程尚未结束，但是，经济减速带来的政策观察期足以让市场出现一段时间的反弹。

    那么政策观察期的特点是什么呢？ 并不是说观察期内不可能加息或提高存款准备金率，而是政策将从偏重数量型调控转向偏向价格型调控 ， 数量型调控以流动性调控为主，这种调控的特点是立竿见影，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控制总需求的增长，而以利率和汇率为主的价格型调控，是通过影响预期缓慢的对 总需求产生抑制作用的，效力相对缓和，因此，数量型调控短期内转向价格型调控对经济增长短期内是利好的。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也并非不可能，只要其效果不再是 像1月份时使货币市场利率大幅提高，那么，我们仍然可以说数量型调控是温和的。

    按上文的逻辑，加息仍然可能继续，但流动性短期内应保持较宽松的状态，这既有助于股市估值的修复也有利于债市行情的好转，加息对于股市有实 质性的长期负面效应，而对债市则仅是短期冲击，无法逆转债市近期的回暖趋势。因此，在政策观察期内，债市应好于股市，特别是在对欧债危机担忧情绪再起，周 边地震频发的环境下，债券市场将迎来既有资金又有人气的绝佳环境。

    不过观察期毕竟是观察期，如果全球经济复苏的趋势没有逆转，那么，经过2-3个月的观察期后，再紧缩是必然的趋势，特别是，如果2季度紧缩 政策放松，那么3季度可能迎来经济的强劲反弹，从投资增长的抬头就可以看出，若不是严厉的信贷政策限制了新项目上马的规模，未来的投资增速一定是上升的， 这很可能使得3季度CPI回落的良好愿景落空。（石磊/文）

    ● 央行主动上调央票利率正加大资金储备

    中国央行多年来在货币投放上常处被动地位，但今年外贸顺差趋减及公开市场央票到期量大减，正给它带来华丽转身，掌握货币创造主动权的机会。

    央行近期已通过重启公开市场回笼功能加大资金储备，以备应对5-6月可能出现的流动性紧张局面。而下半年公开市场逆回购，甚至于再贷款、再贴现等向市场注入流动性的传统方式，可能将在中国金融市场现身。

    理论上来说，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以缓解金融市场流动性紧张也为可行方案之一，特别是中国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已达19.5%的历史高位上， 央行下调的空间似乎很大。但由于当前中国通胀高企，且信贷投放严格受控，央行对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将非常谨慎，以避免释放出与追求经济增长质量、严防通货膨 胀相反的政策信号。

    3月15日，中国央行的一则公开市场业务交易公告带来了市场对于加息的猜测。该公告显示，中国央行本周发行的1年期央票参考收益率，相 比上周提高了20个基点，达到了3.1992%，超过了3%的一年期存款利率；发行量也摆脱了去年11月底以来10亿元的“地量”水平，达到了100亿 元。由于1年期央票收益率的提高往往被市场解读为加息的前奏，而且这次还超过了一年期存款利率，因此进一步加剧了加息预期。

    但是，至少从始于去年10月20日的三次加息来看，1年期央票收益率的提高并不意味着加息时点的到来，如果说二者有联系的话，那也是央行加息前央票收益率保持平稳，加息后央票收益率跟随提高。

    因此，最近1年期和3月期央票收益率以及91天正回购利率的“意外”提高，可能只是央行短期调节流动性的需要，因为收益率太低导致机构认购热情降低，不利于回收3月和4月到期的约1万亿左右的流动性，这两个月是央票和正回购到期的高峰期。

    今年2月份以来，无论是货币市场利率还是债券市场利率都进入了下行通道，类似1月份那种资金极度紧张的状况已经有所缓解，因此，2月24 日，中国央行选择了提高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但是，提高之后，货币市场利率和债券市场利率依然在下行通道，这意味着资金流动性依然相对充裕，因 此，3月份中国央行不得不继续想办法继续回收流动性，以平衡或调节货币投放。

    在本次提高1年期央票利率后，央票一级和二级市场利率已经基本吻合，倒挂现象基本消失，由此央行进一步向市场传递了“善意”，这有利于继续 通过央票等公开市场工具调节货币投放。值得一提的是，在存款准备金率达到19.5%的历史高位后，央行继续提高的空间非常有限，而且，存款准备金工具只是 强制性回收货币，并不能适度调节货币投放，不如3个月央票、28天、91天正回购这种公开市场业务灵活机动。 这种灵活性和机动性，在日本地震和核泄漏危机、中东和北非政治动荡以及中国经济自身正适度放缓的背景下，尤为必要 。

    从国内外的基本面来看，目前似乎也不是加息的最好时机。从外部环境来看，鉴于目前几乎所有人对地震对日本经济的影响尚且处在“盲人摸象”的 阶段，而且，对中国相关产业也有利有弊，因此，从宏观角度还难以准确评估其对中国经济的整体影响。但日本地震引发的大宗商品市场下挫，倒是在短期内降低了 中国输入型通胀的压力，而输入型通胀是中国政府极为关心的问题，温家宝总理本周一在答中外记者问就表示，“目前出现的通货膨胀其实是国际性的”。

    从内部环境来看，正如周小川在“两会”答记者问时所说，货币政策要服从多个目标，包括物价稳定、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等，虽然利率当前是 一个需要重点使用的工具，但货币政策对工具的选择也不只一个。这种左右逢源的说法，其实反映了中国央行对于利率工具使用的谨慎。
从物价稳定的角度 来看。2月份，中国CPI同比上涨4.9%，和1月份持平；环比上涨1.2%，比1月份加快0.2个百分点。由于去年2月份基数较高，因此虽然今年2月份 CPI同比增幅与1月份持平，但CPI上涨步伐依然在加快，这从环比增速上可见一斑。而且，今年3-6月，即使CPI环比不上涨，基数效应也将进一步推高 CPI同比增速达到6%左右。虽然这是统计因素导致的，但会对公众的心理预期产生很大影响。这是推动加息的最大因素。

    当然，2月份广义货币供应量M2同比增速延续了回落的态势，而且，新增贷款5356亿元也低于市场预期，特别是居民短期和中长期贷款均回 落，这或许意味着房地产调控导致了成交量低迷(中国央行近日发布的储户调查问卷也显示，2011年第一季度居民购房意愿有所下降)，这相当于用行政手段变 相延缓了货币扩张的步伐，没有通过利率调整来抑制货币需求，进而抑制消费和投资需求。

    因此，中国政府通过对实体经济的行政调控带动了货币调控，而不是相反，而且，目前似乎取得了一定成效，其影响将在未来的CPI走势中得到体现，中国央行 不得不考虑到时滞效应而暂时对加息保持谨慎 。同时，银行信贷与货币市场是跷跷板，银行信贷放缓，货币市场资金就会相对充裕一些，为了对信贷反弹未雨绸缪，央行才在此时加大了短期回收流动性的举措。

    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1-2月份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1%，1-2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4.9%，同比增速均高于去年12月的水 平，也高于市场预期。但我们更应关注这些指标剔除季节因素后环比的变化，中金公司和国泰君安的研究报告均认为，1-2月工业增加值环比增速出现了下降。鉴 于国家统计局将于4月份开始首次发布国内生产总值、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零售总额等环比数据，因此， 也许要等到4月份才能真正了解经济增长的情况，央行也会暂时选择观望 。

    从国际收支平衡的角度来看，2月份，中国意外出现了贸易逆差73亿美元，这至少会降低外汇占款导致的货币净投放，从而给央行的货币调控减压。

    综上，从中国央行的角度来看，目前除了CPI同比增速比较令其担忧，其他国内外因素都有理由让其对加息持谨慎观望态度。记得去年5月欧债危机爆发后，中国央行也曾让货币政策有5个月的空白期。当然，那次是错的，这次或许是对的。（崔宇/文）

    日本央行16日再次向短期金融市场提供合计5万亿日元紧急资金。短短3天，日本政府向市场注入的流动性总额已经达到31万亿日元之巨。日本政府震后开动印钞机是否会造成流动性过剩，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

    有分析人士指出，日元短期内将因为海外投资回流走强，从中期看，巨额流动性将导致日元走弱，而强震也会使中国的通胀形势更加复杂，短期内出口可能转逆差，中国年内人民币升值幅度或下调，加息的预期也因此延迟。

    日本地震短期内导致对原油的需求减少，原油在内的大宗商品价格下跌，短期内有助于缓解中国输入型通胀的压力。

    进出口方面，法兴银行分析指出，中国和澳大利亚是日本的主要贸易伙伴国，短期看两国相对日本的贸易顺差会急剧下降，但中期将受益于日本的灾后重建。

    在日本“核危机”未滑向“不可控”态势的前提下，当前是评估2010年11月3186点以来的短周期下跌方向是否逆转的关键时刻。

    博览研究员注意到，当前中国经济小周期出现令人“迷惑”的局面： 制造业PMI已经连续三个月下跌，而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却是连续三个月上升 。

    ●从月度PMI同比增速与CPI增速的搭配来看，中国经济似乎处于“小滞胀”（GDP增速↓，CPI增速↑）周期；

    ●从月度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与CPI增速的搭配来看，中国经济似乎处于“小过热”（GDP增速↑，CPI增速↑）周期（如图一所示）。

    博览研究员认为，当前中国经济是否从“小滞胀”周期过渡到了“小过热”周期，以及货币政策高频紧缩是否缓和，决定了A股中期走向，即关乎到2010年11月3186点以来的短周期下跌方向是否逆转的问题。

    月度PMI同比增速方向（下行）与月度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方向（上行）的背离，以及此前《中国首席财经》早就指出的， 市场对2月PMI数据的解读分歧明显，可能预示中国经济正处小周期转换的十字路口 。

    至于经济是继续强化“小滞胀”（GDP增速↓，CPI增速↑）趋势，还是转为“小过热”（GDP增速↑，CPI增速↑）趋势，需要等待经济数据和政策紧缩节奏的进一步认证。依据常识， “好坏参半”的经济数据往往意味着实体经济正朝乐观方向运行 。

    目前需要密切关注实体经济小周期趋势是否切换到“过热”（GDP增速↑，CPI增速↑）。

    同时，需要关注货币政策高频紧缩是否放缓，本周末的“加息”或“提准备金”窗口若未如预期出现，可能是货币政策高频紧缩放缓的明确信号。

    根据博览研究员在《透视2011年A股战略方向》一文中提出的，“经济周期与政策周期的方向相同时，股市会出现牛市（小牛市）或熊市（小熊市），经济周期与政策周期的方向相逆时，股市会出现牛市调整或熊市反弹”的理论判断依据：

    从一年以上的长周期视角看，中国经济复苏周期与宽松政策退出周期形成反向共振，沪指09年8月3478点以来的中周期下降趋势未变，是08年1664点以来长周期上升通道中的中级调整。

    宽松政策退出这一中周期紧缩方向没有改变，则在此方向下， 每一次紧缩力度的和缓，与短期经济数据的利好共振，都只是这一中周期下跌趋势下的小反弹 ，而每一次紧缩力度和节奏的加快，都会在这个中周期下跌趋势下，叠加一个小周期下跌趋势。

    2010年11月3186点以来的短周期下跌方向是否逆转，一要看实体经济“小滞胀”（GDP增速↓，CPI增速↑）周期是否发生转变，二要看货币政策高频紧缩小周期是否出现缓和。

    当前似乎已经到了评估A股短周期下跌方向（2010年11月3186点以来）是否逆转的关键时刻。

     实体经济“小过热”周期+货币政策高频紧缩缓和=A股短周期下跌方向逆转 （2010年11月3186点以来）， 缺一不可逆其势 。

    当然，中国面临的复杂局势，决不仅仅限于东洋的“日核危机”，西亚的政局动荡，仍然潜藏着刺激高油价，恶化通胀形势的隐患。

    博览研究员认为，日本政府对核危机管控能力的“失效”，与中东北非地区政权对经济社会问题处理的“失控”，从根本上说是“一回事”。

    二者都是长期以来，各自地区经济发展失速、社会发展失衡，所积累的经济社会问题的一次“总爆发”。

    不同的只是，日本失去的“二十年”，是对最近一次全球经济格局变化、全球贸易经济体系重构参与权、决定权的“错失”，而中东北非部分地区的 动荡，则自1950年代以来，该地区许多国家一直被“隔离”在战后世界新秩序之外，长期无法参与全球经济繁荣的果实，而屡屡错失经济发展机遇，被西方世界 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所“排斥”的结果。

    约两亿阿拉伯人口当中，除极少数得益于石油出口而“搭上”战后数十年经济发展的“便车”外，绝大多数阿拉伯人民，并没有从战后数十年的“冷战到繁荣”的红利当中分得一杯羹，反倒是屡屡在与美国、以色列的纠葛过程中，失去了“稳定发展”的机遇。

    这里面需要区分一点的是，作为导火索的突尼斯、埃及，以及当下的也门，是这种情况的典型代表，而沙特、巴林，乃至利比亚，都属于石油美元丰 富的产油国，情况略有差别，具体说，前者更多是经济基础的“落后”，而后者更多是上层建筑的“滞后”，但根源都一样——经济、社会基础对上层建筑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但上层建筑未能及时适应和顺应这种趋势，则必然遭遇历史潮流的“反噬”，只不过，链条总是从“最脆弱”的一环开始“断裂”，作为全球经济社会发 展当中“最脆弱”的环节之一，突尼斯、埃及国内政局变化的“偶然性”，触发了“链条断裂”的“必然性”，而中东北非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的相似性、以及各 种问题积累的热度，都早已将社会动荡的“多米诺骨牌”摆好，就差“最脆弱”的一环率先“断裂”，从而推倒第一张骨牌。

    有一定“共识”的是，率先“倒下”的是以本·阿里的突尼斯前政权为代表的“欠发达”阿拉伯国家，但幕后的推手，或曰“最后一根稻草”，则是 西方世界为拯救自身经济所投放的流动性，带来的通胀激化，这使得长期积累、积聚的社会矛盾迅速尖锐化，以至于“不可调和”，必须有一个“替罪羊”来缓解社 会矛盾。

    但事态一经发酵，就不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欠发达”阿拉伯国家社会、政局动荡的传染性在整个地区蔓延、变异，即使是“富裕”的产油国也不 能幸免，根源仍然是“发达”的阿拉伯国家，也有自身长期积累而未能妥善解决的历史问题、社会矛盾，只不过它更多潜藏在上层建筑当中，所以相对“欠发达”阿 拉伯国家的经济基础“落后”问题而言，其危机的潜伏性更强，或者说“燃点”更高，但并非不可能“诱爆”——发生在身边的“欠发达”阿拉伯兄弟国家的社会、 政局动荡，成了“诱爆”这些“富裕国家”长期潜藏的社会问题，这一“动荡火药”的最佳“雷管”。

    中东北非近半年的政治、社会变化，简直就是一部“社会发展简史”的活剧，如果说前面，我们看到的更多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不能适应 经济基础发展的上层建筑就会被历史的车轮“修理”的话，那么，近一个月来的利比亚局势的“一波三折”，则更好的诠释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强大反作用和 主观能动性”。

    利比亚之所以能够一改此前突尼斯模式的“脚本”，卡扎菲能够“力挽狂澜”，绝不是说利比亚国内的经济、社会问题比其他国家少，也绝不仅仅是 因为其是“产油国”，经济资源丰富，更重要的在于，相对利比亚这个松散的部族社会而言，卡扎菲所领导的“总人民委员会”，具有更强大的经济、社会、政治， 乃至军事资源的统筹与控制能力，加上卡扎菲长期执政所积累的执政经验，在面对国内的经济、社会变局时，仍然有机会“施加反作用力”，以稳固其国内局势（当 然，欧美等强权未能“及时的达成干预的统一战线”，给了卡扎菲更大的国内操作空间）。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突尼斯的“样板”催生了后来的埃及，今天，利比亚的“样板”，则大有“辐射”到沙特、巴林之势，至少，沙特“应巴 林国王之约”，史无前例的派遣1000名“维和”军人进入巴林“维稳”，也就是另一种形式的“上层建筑因应经济、社会基础的变化，而产生的主观能动性”。

    去年下半年以来，亚洲政经格局的动荡，在很大程度上，即体现了亚洲各国在各自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历史成绩的“优劣”，同时也体现出，面 对新一轮世界政经格局的洗牌，许多国家并没有做好应对的心理与现实的准备，当然，类似地震这样的自然灾害，是“意外”的，但核电站的“泄漏”事故，则更多 属于“人祸”，我并不认为“科技实力与管理水平”一项被“标榜”的日本，其核电站泄漏事故，仅仅是因为地震、海啸之后，大面积停电，而“自备”的发动机则 被海水浸泡失效，从而无法给反应堆注水、降温，引发爆炸、泄漏等灾难。“应急方案”哪去了？被媒体视为“祸首”的东京电力公司被爆出长期以来，不止一次 “蓄意隐瞒”核电站事故，同时屡屡出现人员“操作失误”，这些长期以来“潜伏”的隐患，最终导致核泄漏灾难，同时也将东电公司，乃至整个日本经济社会管理 模式当中，长期积累的弊病以极端的方式“夸张”的呈现于世人面前。

    我对那50位坚守在核泄漏现场，以个人的生命与意志全力“缓解”核电站事故扩散的日本“工人阶级”，由衷的表示敬意，同样，此前世界也从电 视画面上看到超级地震与大海啸之后，日本国民的“淡定、坚毅、坚韧”，被相当多的世界媒体誉为“模范生”，甚至有香港媒体人称“大地震发生，日本让人很 ‘放心’”。

    这是社会的成熟，与国民素质在重大灾难考验面前的体现。

    但一切社会现象，最终都是长期经济发展后所“积累”的成果。

    在国民“淡定”，社会成熟的另一面，东电公司的问题，则暴露出日本经济发展当中长期所积累的“恶质”的一面，某种程度上，是日本经济经历长 达20年的困惑之后，经济、社会管理体系能力“退化”的又一表征，而此前，丰田汽车的大规模召回事件，以及在世界多国面临质量问题的起诉，更是日本模式 “出故障”的明显标志。

    因此，博览研究员认为，东电公司对核电站事故处置的失当，失误，以及日本政府隐隐显露出的对核泄漏危机管制的“失控”，实则是经济长期“停滞”之后，附着其上的上层建筑对经济社会的管理能力的“失效、退化”的一次集中反映。

    换句话说，长达20年的停滞看似没有明显降低日本国民的“生活水平”，日本庞大的海外资产为国内的“停滞”提供了及时、有效的“反哺”（但 能否再持续一个20年，殊难预料），同时也保障了日本社会的稳定，也因此才有了“这是21世纪的日本，不是第三世界国家”的“自我打气”。

    但这20年是什么？20年不仅仅是“一代人”的时间，更是“一代人”的发展机遇，是世界经济变革、全球政经格局发生重大转变的20年，日本 经济的长期“停滞”，使其“自外于”新一轮全球经济贸易体系变革的“核心权力层”，而与此同时，中、俄、韩等周边国家却快速发展，日本在东北亚的战略经济 地位“被边缘化”，作为“曾经的世界第二”的经济超级大国，日本不甘心于自身的“边缘化”，却又迟迟无力在经济发展上与周边“较劲”，作为“忧患意识”及 其凝重的日本，将这种“不安”发泄到其他方面，是必然的。这恐怕也是近年来，对外，日本与几乎所有的周边国家发生激烈的领土争议，对内，AV文化畸形发达 的经济社会根源。

    首先要说明，当前A股行情的趋势性，离不开国内宏观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影响，而中国国内宏观政策的抉择，在当前，又日益 受到外部因素的牵制、甚至“干扰”，因此，想判明A股的中期趋势，不分析清楚中国当前所处的周边、国际形势，很难说能够看得“透彻”。

    这是今天博览研究员想探究的关键。

    曾几何时，亚洲居然变成了“不安定之洲”，去年上半年开始，中美、中日龃龉不断，到了下半年，“朝韩炮战”更几乎将亚洲推到战争边缘；

    如今，西边政局动荡、油价高企，东边地震持续、核魔隐现。

    大变革下的大变局，究竟会将亚洲的安全形势推向何处？

    眼下，西亚、东亚皆有“大事”，中国身居其间不可能不受到影响，如同一副重担，一头挑着西亚的社会、政局动荡所引发的全球通胀预期，另一头则挑着日本地震、海啸之后，核泄漏事故所引起，对环太平洋地区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挑战。

    这副重担现在正压在中国的肩头，“夹逼”中国经济平稳加快发展的空间，我们如何应对？

    中国为什么不能丢掉“发展是硬道理”？因为我们不能坐失新一轮全球经济贸易体系变革的契机，不能失去从根本上化解国内发展模式弊病的有利的国际形势，而这一点，在当前的中东、和日本所面临的问题上，我们是可以看到一些“前车之鉴”的。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也有自己的问题，至少双汇的“瘦肉精”事件，和甚嚣尘上的“抢盐潮”，恰好折射出中国在传统发展模式下的企业生产目的误区，和在社会安全网不完善，社会群体不成熟的现实下，中国在应对风险、挑战时自身的“待完善之处”。

    但无论是中国几十年来的社会实践，还是国际上其他国家兴衰成败的历史事实，都在强化这一点：“发展是硬道理”并没有丧失其“时代进步性”， 只不过对“发展”的内涵，已经决不能仅仅局限于“GDP”等数字的“狭隘发展观”，必须与时俱进与以同步提升国民福祉的“科学发展观”接轨，这也是“十二 五”将居民收入增长的增速，置于“GDP”增速之上的根源。

    但无论如何，没有“GDP”的增长这个物质基础的保障，就不会有“国民福祉”增长这个上层建筑的完善。

    这也是近期来，每每在公开场合，决策层都会强调“发展是基础”的原因。

    恰恰是国内的均衡发展面临挑战，而周边和国际政经局势日趋动荡，更加放大了国内经济形势的“扑朔迷离”，也就同步增大了宏观政策抉择的“两 难”程度，这也是今天博览研究员要花较大篇幅阐述我们对近来周边政经形势的评估的原因——换个角度看问题，往往能够有所启发。而今天阐述的重点，仍然在国 内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特征上。

    需要强调的是，今日，博览高级研究员朱茵女士在《中国首席财经》当中关于《紧缩“放缓”之“度.量.衡”》的剖析，以及在今日本内参中关于 《A股“货币躁动期”将至》的研究，都是针对货币政策未来一段时间内，“可能”的政策动向和政策抉择的“前瞻性、深度性”分析，值得大家品评，而我今天要 探讨的，是一个“准理论性”问题——

    在当前的国际国内环境下，中国宏观政策当中的“货币、财政政策应当如何组合”？

    今日浅析我的初步看法，日后再做更进一步的研究。

    现在很难说紧缩的货币政策的“观察期”究竟会以怎样的政策选择结果，来结束其“观察过程”，但有一点，我认为，财政政策在多大程度上 “能够安抚”经济社会对货币政策紧缩的“逆反和难受”，则货币政策紧缩的节奏和力度，就可能在多大程度上，发挥其“操作性”，我们毕竟是“有底线”的，尽 管这个“底线”在“十二五”期间已经下调了0.5%。

    从某种程度上说，09年以来，中国的宏观政策是在“宽松政策退出”与“经济结构调整”两大战线上铺展开来的话，那么行至2011年，这两条 战线已经逐渐“进化、也具体化”为“收缩”的货币政策，与“扩张”的财政政策这两种工具的“配合、协调”（实际上，自2010年下半年就开始已经露出了些 许苗头），我们既需要用货币政策的“收缩”，来“敲打”已经形成惯性的顽固的“增长思维”，但这种对旧有发展模式的“拆迁”，又不能以“蛮干”方式“提高 效率”，此时的财政政策，一方面要体现对“新增长方式、新兴增长点”的“定向”扶持，另一方面，在通胀形势不断“逼近”的特定条件性，更需要透过其“转移 支付”功能，向在这种“拆迁”当中，可能最容易受到冲击，而又是最薄弱环节、承受“动迁”能力最低的群体、方向倾斜其“救济能力”，否则必然体现不出“稳 健”的内涵，从这层意义上说，货币政策的“稳健”，就其客观效果而言，是以财政政策的“积极、乃至定向扩张”为“外在支撑”的，同样，作为“反作用力”， 财政政策的“积极”，只有在货币政策的“稳健”框架下，才能够确保其“不进一步制造、遗留旧有发展模式下的风险”的“积极性、正确性”。

    二者互为表里、互为依托，片面的看待，或者将二者割裂的“分析”，都有可能偏离政策目标的指向，而在探究下一步政策走向，或者评估其未来的“节奏、力度”时，“有失偏颇”。

    博览研究员认为，财政政策的“民生倾向”在为中国经济社会增强“弹性”同时，也就是在为中国经济社会增强“吸附能力”，这种“吸附”，既包 括在经济增速一定，甚至“相对降低”的情况下，其对“就业”的吸纳能力，不出现明显的减少，甚至能够通过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的调整、改造，再增加一些“就 业机会”；

    而更重要的是，增强对经济发展的失序、社会结构的失衡的“包容能力”，换言之，让那些不能够更充分的参与到对“增量财富的创造、分配”当中 的群体，还有机会参与对“存量财富”的“二次分配”而获得部分“救济”，以降低经济社会本身的“缺失”，所带来的经济、社会矛盾的集聚与激化。

    从这层意义上，我认为，对收入分配的改革，以及对房地产市场的改造，更多是对增量财富的“创设、分配”机制的改良，而医保、教育、文化建设等方面的“还账”，则更多是对“存量财富”的重新设计与使用。

    二者的共性则都指向社会安全网的构建（实际上包括了经济、政治），增强我们面对未来可能更多的“不确定”和风险时，的心理与现实的“抵抗力”。

    在这场“耐力赛”当中，谁会成为历史链条上“最脆弱”的一环？

    在一个整体经济增长“乏力”的年代，或曰物质财富的增量供给，不能完全掩盖（或对冲）人类社会的“问题”的年代（特别是全球物质财富分布、 分配的极度失衡正在积累、加剧这种风险），这个地球实际上更多是在靠消耗“存量”物质财富，以弥补“增量创造”的不足而维持，毕竟，“社会生产”还没有完 全恢复，但人类的问题却越来越多……

    或许通过这一点，可以更好的理解，今年以来，博览研究员为何将“财政转移支付”，作为中国今年对抗通胀形势，强化社会对经济波动“免疫力、抵抗力”的关键。

    在中国当前情况下，货币的“投放”确实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支撑，但需要明确的是，那也是“未来问题”的策源地，和生产风险的“流水线”。

    拿捏“通胀压力与就业压力”的“均衡点”，就政策层面而言，一个有效手段是，“通过增强经济、社会的承受能力”，来增大政策在“通胀、就 业”之间的“操作空间”，从这层意义上说，中国政策抉择的“两难”程度，与中国经济社会“风险承受能力”成“反比”，“承受能力、抗打击能力”越强，则政 策抉择的“空间”越大、“两难程度”越低。

    因此，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中国政府的工作当中，有一项重点，就是通过以财政转移支付等手段，增强经济社会的“抗压能力”，为货币政策的操作，提供更多的空间——具体而言，在货币政策紧缩的节奏、力度上，未来会更多的看“财政”的脸色。

    没有增长，抵抗危机就没有“物质保障”，但“过头”的增长，就会成为“麻烦制造者”，通胀是其“如影随形”的“同卵双胞胎”，一旦“高增长”的“温床”持续升温，变成“过快增长”，那么，“增长”就会成为“通胀”的“病灶”。

    这就是中国的“两难”所在。而财政政如何“缓解”这个“难题”（博览研究员始终强调，如果没有经济结构的转型、调整，中国经济已经深入骨髓 的流动性依赖症就不可能“转变”，通胀就很容易从隐性基因转变为“显性基因”，从而困扰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就谈不上所谓的“解决”）？

    虽然外部形势的变化、或者压力，更多是国内因素在主导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变化过程当中的“催化剂、或者缓释剂”，但在某些阶段性上，它们具 有“决定性”的影响力，就如同这两天的A股几乎已经快“淡忘”了央行的货币政策操作，而全神贯注的盯着“福岛核电站”，以及“日经指数”的心跳。

    世事难料。2011年以来，国际国内发生的一连串变故，令人对投资这种“预期游戏”更加莫测高深。

    中国的“两会”是否已经“让”货币政策高频紧缩阶段性“稍息”？

    公布的2月经济数据，并没有给出明确的方向性指引，而只是增加了预期评估的“两难”程度；

    突如其来的日本大地震，加上前途未卜的“核泄漏”，会否成为再次“延长”中国国内货币紧缩政策“观察”的契机？

    连续两个月4.9%的“高位持稳”CPI，加上各地方政府“报出来”的，继续“高增长”的年度GDP增长目标，温总理将如何“拿捏”，进而实现“在（通胀压力与就业压力）两条道路当中走出一条光明道路”的愿景？

     制造业PMI已经连续三个月下跌，而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却是连续三个月上升 ，究竟哪一个数据更加接近真实的中国经济？

    就国内来看，或者仅就经济层面看，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2011年的前2个半月，是越来越“纠结”，而非越来越清晰，因此，必须“跳出三界外”，才能看清这“混沌”的“五行中”的“空与色”。

    很有意思的是，内部的“混沌”往往能够从外部找到“梳理”的“线头”，当然也是因为有外部的“搅棒”，在加速扰动本就“躁动不安”的内部经济。

    自08年以来，中国经济政策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攘外”。

    08年的“四万亿”如此，2010年开始的货币政策“快速撤退”也是如此——在09年中国经济一番“鲤鱼打挺”之后，美国也在2010年开始“缓慢起身”，全球的“钱”又开始嫌“多”了；

    而今年以来的中东动荡、日本事故，则再次加大了外因对中国经济社会的“扰动”，也同时增大的中国宏观政策的“两难”程度，为此，去年四季度以来，中国决策层连续数次举行会议布局经济增长、社会稳定工作。

    现在看来，中国的国内经济、社会工作，正在两条战线作战，一条，是在经济增长、结构转型方面，与美国经济的复苏、世界的体系的重构赛跑；

    另一条，则是在控制通胀、维系稳定方面，与因西亚北非的政局动荡被高高抛射的油价、通胀预期作战，同时又增添了东亚这头，因为日本局势的变化，而暴露出的经济、社会安全风险的扩散。

    日本核危机加剧了中国民众的焦虑情绪，国内出现了各种传言。中国政府已加紧采取措施安抚民众，称日本核泄漏目前不会给中国造成危险。

    新华社周三上午报道说，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已指示中国东部沿海各港口加快进行放射性物质检测。新华社同时援引国内外气象学者的话说，日本周三据预报将出现的降雨，很可能会阻止核泄漏在未来几天影响到中国。

    在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因上周五的地震严重受损并发生许多安全问题后，中国发布了一系列公告来平息正在国内蔓延的恐慌情绪，上述报导就是在这 种背景下发出的。周二，随著有关福岛核电站各种问题的消息涌入中国，惊慌失措的中国网民开始在网上发帖，热议辐射抵达中国沿海城市的可能性。亚太其他地区 也拉响了类似警报，特别是在菲律宾。

    一些上海居民开始囤积碘片。家长们不知道是否应把孩子从学校接回来。还有传言称，人们应该戴围巾，留在家中。一些人则认为，食用富含碘的海藻，可以保护人体免受辐射的影响。

    一封广为传播的电子邮件展示了一张标记了东北亚辐射危险区域的地图。地图用给人以不祥感的粉色标记了这些区域，包括日本北部，整个朝鲜半岛 和中国东北及东部沿海的大部分地区。这张地图的标题是“可能受污染的范围”，其具体来源不明。地图的注释中写道，第一波辐射将于周二下午四时抵达。

    这种恐慌情绪是可以理解的。 现在预测日本核危机的最终结果还为时太早 。不过，在中国国内传播的消息大部分明显不够准确，或者说夸大其词，还有一些则完全是空穴来风。

    日本官员表示，福岛核电站附近的辐射水平已可导致严重的健康风险。日本正在撤离福岛核电站周边20公里半径范围内的居民，并告知核电站周边 20公里至30公里半径范围内的居民留在室内。周二有一段时间，在福岛受损核反应堆以南约200公里的东京，也检测到了高于正常水平的辐射， 不过辐射水平仅相当于人体照一次X光所受辐射量的一小部分 ，政府部门说，这一辐射水平不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

    在某超市咸鱼摊位边上出现了四位保安。据说，为了防止随意舔鱼的行为。一位保安气愤的说，“昨天好好的四尾大咸鱼硬是被舔为了淡水鱼……”

    当然，这是个冷笑话。

    不过，哄抢碘盐的疯狂却已经让我们无盐以对。食用盐集中购买的群体现象甚至惊动了发改委，下发紧急通知：要求各地立即开展市场检查，坚决打击造谣惑众、恶意囤积、哄抬价格、扰乱市场等不法行为。

    引发抢购的两个谣言，简单到完全不值得推敲：

    第一个是，日本核泄漏之后，将会严重污染海水，而目前市面上的食盐主要是海盐，因此，将来生产的盐都不安全了；第二个是，盐里含有碘，而碘可以帮助人们抵抗核辐射。

    如此低劣的谣言得以在全国流行，并形成了典型的群体性行为，大大出乎了众人预料。

    如果你是意见领袖，会认为这是公共信息“习惯性不对称”而导致，责任在于政府；

    如果你具备了一定“核知识”，会认为这些人“没知识”的行为完全不可理喻，谣盐止于智者；

    如果你是管理者，会认为有人在背后操纵，妖盐惑众；

     作为一个行为研究者，我的解释很“强大”——盐并不是问题的根源，明天可以是牛奶，甚至是老干妈。谣言也只是助燃剂，每一个疯狂者，即是谣言的受害者，同时也是谣言的传播者。至于智者，永远都只会是极少数，无碍群体性行为的发生，再发生。

    抢盐浪潮和后续可能发生的类似群体性行为，在行为学中，有一个定义叫做“群体性迷失”。

    当经济处于衰退期，民众非常容易陷入到“群体性迷失”的情绪中。在这一段时期，民众情绪容易走向极端。任何可能的不满、恐慌，都会转化为和“季节性流感”一样具有高度传染性的群体性行为。利益纠葛，会引发激烈冲突；生存危机，会引发疯狂抢购……

     群体性情绪的周期性与宏观经济周期性，二者之间的反射性影响决定了周期吻合的确定性。所以，去年12月【黑金峥嵘】专题中，我能够预言今年上半年“群体性迷失”的出现。

    从行为分析上看，非洲那边的骚乱和现在发生在我们眼前的哄抢碘盐，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只是诱因不同，使得群体性行为造成的事件后果不同。

    无论是谣言，还是诱因，从预测角度而言，都是随机出现的。不过，土壤始终在那里，这是根源。某种程度上而言，这种根源无法彻底解决，但可以缓和，只有等待时间推移，度过这一“不稳定”阶段。

     这一阶段的“显性”行为特征，对于金融市场的投资人而言有什么意义呢？

    《极端气候、流感爆发、粮食安全与资源控制》一文中，我反复强调，灾害链所涉及相关板块的高估值得以不断抬升——根本原因在于：“对于未来的恐惧”——来自对于“常识性认知”的不信任，这一不信任正在逐步扩大。

    你可以认为，这是非理性的行为（你的看法很正确）。不过，你的意见会被洪水般的非理性行为所淹没。这种无奈，和看到你身边的亲人带着近乎哭腔的声音央求你，无论如何要买些盐“救救”他们一样。

     这一阶段的“显性”行为特征，对于经济研究者而言有什么意义呢？

    《大危机VS大转折》一文中，我的观点是，中国经济的通胀形势走向，决定于中国民众的“情绪控制”。“高通胀”将是2011年中国经济特征的标注，这一点没有疑问，但“恶性通胀”能否爆发，决定于恐慌情绪会不会蔓延。

    “高通胀”与焦虑伴生，而“恶性通胀”与恐慌伴生。中国决策层已经高度认知这一点，所以，我坚信，焦虑不会直接转换为恐慌。不过，信心没有价值。持续观察，才有价值——只要没有观测到群体性行为，从焦虑转换为恐慌，那么，恶性通胀爆发的重要驱动因素就不存在。

    不过，目前哄抢碘盐的群体性行为，不能不说是个警钟！需要警惕恐慌继续蔓延！

     从行为学角度，有什么办法能够迅速控制哄抢碘盐的群体性行为？

    通常，我们会认为，通过辟谣提高信息对称度，或者提高食盐供给量保证市场供应，此类理性方式来解决目前的非理性行为。必须承认，上述方式会起到一定作用，但“起效”注定很慢——如同感染上流感，只吃感冒药而不吃头孢。

    “群体性迷失”很重要的特征是，丧失基本辨识力，情绪容易走向极端，即“唯一目标”的忠诚度很高。只需要传播结果相反的谣言，使得唯一目标 变成截然相反的两个目标甚至更多，造成意识混乱。这样就使得“群体性迷失”自然分裂。疯狂的非理性行为也就被迫停滞。这个时候，真正可信的信息才有机会能 够脱颖而出，逐渐成为主流意识。

    比如：宣称目前市面上有很多商贩利欲熏心，将工业用盐换包装，替代普通食用盐来卖，借抢购风赚取暴利。工业用盐一旦食用，有生命危险。相关部门目前没有能够实地鉴别的可靠方法。

    类似消息一经传播，加上正面信息的高密度宣传，相信短期内，非理性的哄抢碘盐行为将灰飞烟灭。

    上述方法供有关部门参详。

    许多利益的分工，原不是人类智慧的结果，尽管人类智慧预见到分工会产生普遍富裕并想利用它来实现普遍富裕。它是不以这广大效用为目标的一种人类倾向所缓慢而逐渐造成的结果， 这种倾向就是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互相交易 。

    述种倾向，是不是一种不能进一步分析的本然的性能，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不是理性和言语能力的必然结果，这不属于我们现在研究的范围。 这种倾向，为人类所共有，亦为人类所特有 ，在其他各种动物中是找不到的。其他各种动物，似乎都不知道这种或其他任何一种协约。

    两只猎犬同逐一兔，有时也象是一种协同动作。它们把兔逐向对手的方向，或在对手把兔逐到它那边时，加以拦截。不过。这种协同动作，只是在某 一特定时刻，它们的欲望对于同一对象的偶然的一致，而并不是契约的结果。我们从未见过甲乙两犬公平审慎地交换骨头。也从未见过一种动物，以姿势或自然呼 声，向其他动物示意说：这为我有，那为你有，我愿意以此易彼。一个动物，如果想由一个人或其他动物取得某物，除博得授与者的欢心外，不能有别种说服手段。 小犬要得食，就向母犬百般献媚；家狗要得食，就作出种种娇态，来唤起食桌上主人的注意。我们人类，对于同胞，有时也采取这种手段。如果他没有别的适当方 法，叫同胞满足他的意愿，他会以种种卑劣阿谀的行为，博取对方的厚意。不过这种办法，只能偶一为之，想应用到一切场合，却为时间所不许。一个人尽毕生之 力，亦难博得几个人的好感，而他在文明社会中，随时有取得多数人的协作和援助的必要。别的动物，一达到壮年期，几乎全都能够独立，自然状态下，不需要其他 动物的援助。

    但人类几乎随时随地都需要同胞的协助，要想仅仅依赖他人的恩惠，那是一定不行的。他如果能够刺激他们的利己心，使有利于他，并告诉他们，给他作事，是对他们自己有利的，他要达到目的就容易得多了。不论是谁，如果他要与旁人作买卖，他首先就要这样提议。 请给我以我所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可以获得你所要的东西：这句话是交易的通义 。我们所需要的相互帮忙，大部分是依照这个方法取得的。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 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 。

    社会上，除乞丐外，没有一个人愿意全然靠别人的恩惠过活。而且，就连乞丐，也不能一味依赖别人。诚然，乞丐生活资料的供给，至部出自善人的慈悲。 虽然这种道义归根到底给乞丐提供了他所需要的一切东西，但没有，也不可能，随时随刻给他提供他所需要的东西 。 他的大部分临时需要和其他人一样，也是通过契约、交换和买卖而得到供给的。他把一个人给他的金钱，拿去购买食物，把另一个人给他的旧衣，拿去交换更合身的 旧衣，或交换一些食料和寄宿的地方；或者，先把旧衣换成货币，再用货币购买自己需要的食品、衣服和住所。（《国富论》节选）

    自股票市场产生以来，投资与投机就如同一对孪生兄弟，伴随整个股市发展的始终。人们谈到投资一般指较长期的行为，投机则是指较短期的行为，这只是一种感性、具体的认识，并没有触及投资与投机的本质，既不全面也不准确。

    博览研究员认为， 投资与投机的根本区别不在时间长短，而是在出发点的选取上，即在依靠什么赚钱的问题上 。

    ●投资是依靠股票背后的企业所创造的价值回报赚钱；

    ●投机则是依靠股票价差套利赚钱。

    形象一点说，就算股票市场被关闭了，只要企业能正常生产和运转，投资仍然能获取利润，但对于投机来说，生存的土壤就完全消失了。

    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不论是巴菲特的投资哲学还是索罗斯的投机哲学，在根本的“道”即“一”上是相同的，只是在“二”上产生了分歧，就像事物的阴阳两个方面， 在“物极必反，否极泰来”的大道下，巴菲特们显性为投资，索罗斯们则显性为投机 。

    正确的投资与正确的投机，不过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而已，无所谓孰好孰坏、孰优孰劣。只不过由于人们的偏见，给索罗斯贴了一个投机的标签（这是认知上的偏见），给巴菲特贴了一个投资的标签而已！

    “物极必反，否极泰来”是事物运行和发展的根本规律，分为静态和动态两种表现形式，也是价值规律的两种作用：

    ●静态形式表现为短期从低到高、从好到坏、从底部到顶部的循环往复；

    ●动态形式则表现为中长期新事物的产生和旧事物的灭亡，是一种凤凰涅槃和浴火丛生的发展过程。

    这对应到股票市场就是投机与投资的内在原理。

    就股票市场投机来说，涨久必跌，跌久必涨，顶部和底部总是首尾相连，相互转化，这是股市运行的永恒规律。

    ● 索罗斯们的趋势投机，实质上投机的是股价偏离价值，又回归价值的过程 ，这对应的是“物极必反、否极泰来”的短期运行规律；

    就股票投资来说，股票的背后是企业，任何一个行业和企业都会经历初生、成长、成熟到衰退的过程，其价值增长也会相应经历从加速、稳定到减缓的过程。

    ● 巴菲特们的价值投资，实质上分享的是企业由成长到成熟的价值增长过程 ，这对应的是“物极必反、否极泰来”的长期动态发展规律。

    因此，不管是索罗斯们的趋势投机还是巴菲特们的价值投资，都遵循了“物极必反，否极泰来”的大“道”。

    由于我们所需要的相互帮忙，大部分是通过契约、交换和买卖取得的，所以 当初产生分工的也正是人类要求互相交换这个倾向 。

    例如，在狩猎或游牧民族中，有个善于制造弓矢的人，他往往以自己制成的弓矢，与他人交换家畜或兽肉，结果他发觉，与其亲自到野外捕猎，倒不 如与猎人交换，因为交换所得却比较多。为他自身的利益打算，他只好以制造弓矢为主要业务，于是他便成为一种武器制造者。另有一个人，因长于建造小茅房或移 动房屋的框架和屋顶，往往被人请去造屋，得家畜兽肉为酬，于是他终于发觉，完全献身于这一工作对自己有利，因而就成为一个房屋建筑者。同样，第三个人成为 铁匠或铜匠，第四个人成为硝皮者或制革者，皮革是未开他人类的主要衣料。这样一来， 人人都一定能够把自己消费不了的自己劳动生产物的剩余部分，换得自己所需要的别人劳动生产物的剩余部分 。这就鼓励大家各自委身于一种特定业务，使他们在各自的业务上，磨炼和发挥各自的天赋资质或才能。

    人们天赋才能的差异，实际上并不象我们所成觉的那么大。 人们壮年时在不同职业上表现出来的极不相同的才能，在多数场合，与其说是分工的原因，倒不如说是分工的结果 。

    例如，两个性格极不相同的人，一个是哲学家，一个是街上的挑夫。他们间的差异，看来是起因于习惯、风俗与教育，而不是起因于天性。他们生下 来，在七八岁以前，彼此的天性极相类似，他们的双亲和朋友，恐怕也不能在他们两者间看出任何显著的差别。大约在这个年龄，或者此后不久，他们就从事于极不 相同的职业，于是他们才能的差异，渐渐可以看得出来，往后逐渐增大，结果，哲学家为虚荣心所驱使，简直不肯承认他们之间有一点类似的地方。

    然而，人类如果没有互通有无、物物交换和互相交易的倾向，各个人都须亲自生产自己生活上一切必需品和便利品，而一切人的任务和工作全无分别，那末工作差异所产生的才能的巨大差异，就不可能存在了。

     使各种职业家的才能形成极显著的差异的，是交换的倾向；使这种差异成为有用的也是这个倾向 。许多同种但不同属的动物，得自天性的天资上的差异，比人类在未受教育和未受习俗熏陶以前得自自然的资质上的差别大得多。

    就天赋资质说，哲学家与街上挑夫的差异，此猛犬与猎狗的差异，比猎狗与长耳狗的差异，比长耳狗与牧畜家犬的差异，少得多。

    但是，这些同种但不同属的动物，并没有相互利用的机会。猛犬的强力，决不能辅以猎狗的敏速，辅以长耳狗的智巧，或辅以牧畜家犬的柔顺。它们 因为没有交换交易的能力和倾向，所以，不能把这种种不同的资质才能，结成一个共同的资源，因而，对于同种的幸福和便利，不能有所增进。各动物现在和从前都 须各自分立，各自保卫。自然给了它们各种各样的才能，而它们却不能以此得到何种利益。

    人类的情况，就完全两样了。他们彼此间，那怕是极不类似的才能也能交相为用。他们依着互通有无、物物交换和互相交易的一般倾向，好象把各种才能所生产的各种不同产物，结成一个共同的资源，各个人都可以这个资源随意购取自己需要的别人生产的物品。（《国富论》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