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日报物流查询:名将王耀武 35

这话说的，送人家厚礼，还叫“赏收”，收礼的人不但没一点精神负担反而是给人面子。赵铁夫高兴的直咧嘴：“佐民，啥也不说了，以后用得着哥哥的地方，一句话。”王耀武刚才说的那些话一小半是真的，剩下的都是他事前琢磨过的。这股金确实是开企业来的，不过那不是什么王耀武朋友的，而是他王耀武自己的厂子。十二根金钗更有讲究了，赵铁夫前面找的是王耀武救过的“小红宝”，跟着赵铁夫去了上海，又南下广州，自从给戴笠知道以后，就迷上了，赵铁夫也是“爽快人”，看《三国》也不是一遍两遍的主儿，大耳贼刘玄德的话怎么说来着：“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既然是“衣服”，换着穿还不正常啊，一晚上的功夫，小红宝就上了戴笠的床了。这件事赵铁夫没敢跟王耀武透，所以，这次找的老婆他也就是简单的跟王耀武点了点。但是，这种事能瞒过王耀武吗？他故意不提这茬，十二根金钗奉上新嫂子，一切都在不言中了。骂人不揭短，何况送礼呢。 赵铁夫：“佐民，我这次来，实不相瞒，何老总的意思是要摸一摸第一师的家底，可你也知道，第一师是天子门生，老虎屁股摸不得的，你在西北也有一段时间了，所以，我今天一定要先行请教你老弟。”王耀武：“大哥，第一师的家底且不说摸得摸不得，就说一定要摸，多久才能摸得清？”赵铁夫：“怎么也要半年以上。”王耀武：“这还是要在胡宗南的配合下，如果他不配合你，别说半年，就是三年五载的也难讲。”赵铁夫：“黄马褂（黄埔生）本来就惹不起，胡琴斋（胡宗南）这样的御赐黄马褂就更加惹不起。我想起这事就犯愁。”王耀武：“有件事跟大哥说一下，或许是个参考。”赵铁夫：“老弟请讲。” 复兴社西北分社的书记是胡宗南，但胡并不负责日常工作，日常事务交给助理书记徐经济打理，徐的公开身份是绥靖公署参议兼军校毕业生调查处甘肃通讯处主任。1935年春，徐经济调离西北，其主要原因之一便是胡宗南的秘书王微对他不满，向胡宗南吹耳边风，导致徐的调动。接替徐的是胡维藩，胡是浙江遂安人，一直是搞党务，1932年在开封主持党部工作，他接替复兴社西北分社以后，始终挑不起来。而王微这些人想趁机插手复兴社西北分社的全盘事物，这点又不为南京总社所批准。一来二去，复兴社西北分社明显落后于其他省地分设组织。现在，西北分社需要一个看家的助理书记，这个人选还没有最后确定。 听完以后，赵铁夫问王耀武：“你的意思是让我争取这个助理书记？”王耀武：“大哥目前的职务是军政部专员，用这个名义在西北摸查第一师的家底，虽说名正言顺，但到底进不去根本，如果有了复兴社这一层，效果便不同。还有一点是，以雨农跟胡宗南的交情，这个助理书记大哥来当恐怕是水到渠成的。”赵铁夫：“佐民，你一说倒是提醒我了，你知道徐麻子吧？”王耀武：“你是说徐远举？”赵铁夫：“对，就是这小子，他现在是复兴社西藏支社的负责人，他表面上的任务是护送班禅，发展复兴社成员，其实呢，完全不是这码事。”赵铁夫说到这里，停了一下，习惯性的左右看了看。王耀武见此便道：“大哥要是不方便的话，就不用说了，我完全理解。”赵铁夫：“嗨，说什么呢？咱哥俩还有啥不能说的。”赵铁夫压低了声音：“日本人福岛安正你听说过没有？”王耀武：“日军中将，对吧。”赵铁夫：“没错，不但是日军中将，而且还是日本西藏渗透计划的总策划。他有个关门弟子叫山木青一，是日军参谋本部后藏工作课特务，公开身份是满洲铁路株式会社嘱托，他的任务是完成对班禅大弟子安钦活佛的包围，从而达到策动西藏的全面亲日反英势力的高涨。” 王耀武：“这动静可就大了。”赵铁夫：“谁说不是呢？据雨农现在掌握的情况是日本人尚未入藏，他们目前的目标是在陕西建立情报网，前期工作应该已经开展了。所以，雨农在我来之前专门把我和徐麻子找到一起去，交代这件事，徐麻子明年到西藏专门办理此事，而我则兼顾陕西日本情报点。你刚才提到西北分社助理书记这茬，正好跟雨农的吩咐对上了。这真是个好主意，我要专门请示雨农，让他给胡宗南打个招呼，争取到这个助理书记的位置。”王耀武：“大哥，你这么一说的话，那这个西北分社助理书记就不是争取了，而是志在必得。如果真挖到日本人伸出来的这根尾巴，大哥可就不仅功在党国了，而且是功在民族了。”赵铁夫：“是啊，你说，现在日本人狼子野心，昭然若揭，谁看不明白？但凡有点血性的中国人谁愿意眼睁睁的看着这帮子O型腿的倭奴霸占咱们的领土？所以，老弟你要帮我。”王耀武：“那还用说嘛。”王耀武今天来的目的就是要鼓动赵铁夫去拿下这个复兴社西北分社助理书记的位置，而且据王耀武的反复观察和思考，这个位置应该不会太费劲便将落在老赵的手中，如此一来，以胡宗南的雄猜好忌的为人，他是断然不会再请王耀武入股复兴社西北分社，因为王耀武同赵铁夫的关系不难考证，胡宗南生平最忌的是手下人穿“连裆裤”。再者，赵铁夫此次前来即便是谋求西北分社的助理书记，胡宗南即便是知道了由他王耀武鼓动而成，那也没啥风险，因为西北分社的大权早就给贺衷寒、康泽等人觊觎上了，与其落在那些人手中，不如落在胡宗南和戴笠手里，这个帐，胡宗南是算得清的。 而且，如此一来，戴笠一定要见他王耀武的人情，这五根金条和十二根金钗放出去收获的远远不止普通的钱财可比，这种政治资本将来的效应王耀武相信一定会比较可观的。 不过，赵铁夫透露出日本人在陕西密谋设立情报网的事情倒是让王耀武狠吸了一口冷气，西北猬集了如此之多的国军精锐部队，而且早晚这些部队都要派上抗日的用场，即使是继续“剿共”，日本人在卧榻之侧也绝不是好事。只是这未雨绸缪的事情与谁去说呢？王耀武又陷入了沉思之中。 25.“钦差大臣”



1936年上半年，国民政府军政部上校专员赵铁夫以公、秘两种身份（已经获准兼任复兴社西北分社助理书记）基本摸清了胡宗南的第一师的家底，当然这也是在获得了胡宗南重贿的前提下完成的。军政部部长何应钦报请蒋介石批准，第一师即将扩编为第一军，仍以胡宗南为军长。而且，在胡宗南的运作下，第一军仍旧包含了他第一师的全部班底，新组编进来的部队也以胡宗南的意见为意见。这让此前一直不肯扩编的胡宗南长吁了一口气，心底的这块石头终于落了地。而王耀武心头的石头却因此给提了起来。 作为军事主官来说，承平时期最担心的是两件事，一个是调，一个是编。特别是兵为将有的时代里，一个调，一个编，你这个草头王可能马上变成光杆司令。蒋介石对付杂牌军往往就是这两招，而胡宗南、陈诚、汤恩伯这三大将吞并其他各部的办法也是因袭这两招。胡宗南上次拉王耀武加入复兴社的事给王耀武用赵铁夫的办法给轻轻推了出去，而这次胡宗南扩编，首先想到的是把王耀武的补充旅弄进自己的门下。王耀武的这个旅资质多好啊，多数是北方人，驻扎西北正合适，而且，这支部队的战斗力也是最强的。他这么想是越想越美，王耀武这么想就是越想越怕了。 要想完全躲开这个胡宗南伸来的爪子是不可能的，最好的办法是自己先给自己套上硬盔甲，让你的爪子无法可想。可是，到哪儿找这套硬盔甲呢？王耀武见天便琢磨这件事，要说“通天”，他可以先找顾祝同，或者直接找何应钦。但要这么做的话，很有可能便与胡宗南的关系闹僵了，毕竟自己目前还是他的屋檐下，将来也不是再也不见面了。于是，他想到了俞济时，就找俞济时想办法。因为俞济时不仅跟他投缘，而且俞济时的老叔俞飞鹏是最高当局的“铁哥们”，说话的分量自然不同外人。而最主要的一点则是在王耀武看来，俞济时不会长期典兵在外，总有回到老蒋身边的一天，而那时候也正是自己羽翼丰满之际，借他人炉灶烧自己的大米饭吃，天底下还能有比这更美的事吗？  俞济时此时正驻守在湖北重镇宜昌，职务是国民革命军第五十八师师长，这一年，俞济时的年龄才34周岁。上次在江西“围剿”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团方志敏所部“有功”，获得了蒋介石的格外恩赏，心里美滋滋的。因为俞济时清楚他给老蒋长的这个脸可不是一般的脸。老蒋跟前的御前侍卫那都是蒋介石亲手调教出来的，但是有一点，再怎么调教，你这个御前侍卫也就是鹰犬而已，没见过大阵仗没到外面经历过风雨世面，所以，老蒋时不时的就把一些认为值得进一步栽培的侍卫给放出去担任军事主官，历练历练。不过，这堆人中干出色的很少很少，多半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最后也就留在地方上了。可他俞济时不同啊，一出马，就来了个谭家桥战役，当然功劳多半是人王耀武给扛出来的，但不管怎么说他俞济时当时也在战场，也是名义上的最高指挥官不是？所以，老蒋就有面子了，最高当局有面子了，俞济时那就不用说了。 俗话说：“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其实不光是家家，人人都有难念的经，俞济时也不例外。按说俞济时现在是春风得意吧，可还闹心，闹心什么呢？闹心自己这张嘴。敢情俞济时上下来时是个“兔唇儿”，先天从娘胎里带出来的。如果俞济时就是个撒尿和泥的主儿，在家乡门前当个店员，兔唇儿不兔唇儿的无所谓，关键是他是师长，是蒋介石的头等侍卫，是场面人。而且，蒋介石这人最重门面，他俞济时怎么敢搞的拖泥带水呢？早在广州的时候，俞济时就在外国人开办的医院里做了缝合手术，但这个手术做的不怎么好，门面上是对付了，可内里总是难受，特别是到了春夏之交，经常发炎、发低烧，这么多年了，求医问药也没有去根儿。 后来俞济时就把这件事跟王耀武说了，王耀武一听就乐了，这不是直接给撞枪口上了吗？原来王耀武最早听他二大爷王德发说过治兔唇儿这种事，跑江湖的王德发见得多了，听得也多了，说是中医治兔唇儿，主要是靠两样东西，一个是刀，一个是药。这刀可不是一般的西医的手术刀，而这个药也绝不是一般的中西药。都有特殊的讲究。 王德发听过一耳朵，那叫“六类米”，具体哪六类，王德发倒是能说出来，但具体怎么操作，那他就彻底不清楚了。王耀武在上海马玉山糖果公司站柜台的时候，因为经常给一个老中医外送点心和糖果，后来竟然和老人家认识了，老头对王耀武不错，有时候还跟王耀武聊天闲扯，爷俩说着说着就扯到了兔唇儿上了，老头说我还不是吹牛，我们家治兔唇儿那是一绝。王耀武就提到了二大爷王德发说起的“六类米”，老头说：“行啊，小子，你还知道有‘六类米’呢，不简单。我就给你念叨念叨。” 老祖宗传下来的中医可谓博大精深，其精妙之处是无以言表的。一般数典忘祖的糊涂虫们愚以为中医不过是些树叶子、药渣子而已，其实，中医的手术水平不仅早于西医，而且术后的料理功能在某些细节上也远非西医可以企及。 我们都知道三国时曹魏权臣司马师患有眼病，长了个大瘤子，这不是罗贯中杜撰的，而是实有其事。更神奇的是，司马师的眼瘤被中医手术切除，而我们又知道眼科手术因为事涉多种复杂微细血管和神经组织，即便是今天的现代西医技术也不敢打包票。然而，我们的老祖宗就是在缺乏现代科学技术的背景下完成了这一神奇的经过。《太平御览》卷740引南梁沈约所著的《宋书》上对这个眼科手术做过文字记载，现在看到的《宋书》中这一记载已经失传。此外，《晋书•景帝纪》中对司马师的手术也有过记载，经今人朱大渭考证：“根据多处有关资料，司马师曾割去眼瘤，而视力不损当不虚，这也是极为精细复杂的手术。”按照年份推算，在距今1800多年前，中国人已经能够独立完成这种精妙玄绝的手术，确是有些“当惊世界殊”的感觉。 即以兔唇儿而言，据朱大渭的考证，早在1600多年前，这类整形外科手术在中国已经有成功的范例。 俞济时治好了多年的痼疾，欠王耀武的人情可就大了，他几次要重谢王耀武，王耀武都辞谢，因为王耀武需要的不是金钱上的酬答，而是政治上的回报。



如今，这份大人情到了见利的时候了。俞济时得到王耀武的来报以后，马上给王耀武去电，几个字：“家叔即到，见机行事。”别看就八个字，玄机大了去了。“家叔”是谁啊？那就是国民政府交通部部长俞飞鹏，俞飞鹏即将到西北视察公干，啥叫“见机行事”？那就说明俞飞鹏到西北可不是为了泛泛的分内之事，肯定还别负使命。这八个字放在别人身上，那就是看一年也看不明白，放在王耀武身上，一个晚上就琢磨明白了。俞济时跟他说过，俞飞鹏这个人不好色、不好赌，好的是附庸风雅，好的是机敏灵巧。有了这个信息，俞飞鹏人还没有到西北，瓤子就给王耀武捏住了。要不怎么说信息就是资源，信息就是生命呢。要不今天怎么会有信息产业这一说呢。 西北是块宝地，就说这些出土文物，那就不是一般地方可以比得了的，特别是像陕西，秦汉隋唐多少代的都城啊，好东西海了去了。但既然是附庸风雅，就不是一般的商鼎汉玉能够搞掂的，王耀武给俞飞鹏准备的是一件特殊的礼物，基本符合俞飞鹏的人物性格，而且也基本投其所好。 人身上的各色情结往往都是由可望不可即的东西组成，这种埋藏在心底里的渴求会通过不同的方式展现出来。只不过，身居高层的大人物的情结往往被现实和历史所反复关注，而小人物的情结则被经常性的忽视罢了。说穿了，也就是“梦”，有的人留恋旧梦，有的人则喜做新梦。身为国民党政权曾经的第二号人物汪精卫生前最喜欢人家叫他“委座”，以至于后来在投靠了日本人之后迫不及待的穿上军装检阅“清乡武装”。作为国民政府交通部部长，蒋介石身边的红人的俞飞鹏同样也有一种情结。如果你见了俞飞鹏叫他“俞部长”或者“俞樵公”，他最多是哼哼哈哈，（俞飞鹏号樵峰，所以，尊称樵公或者樵翁。）但是，你要管他叫一声“俞老师”，俞飞鹏的眼珠子就会放光。俞飞鹏早年有两个梦想，一个是带兵，做长驱万里的名将，一个是带人，做桃李满天下的名师。 应该说，俞飞鹏的这两个梦想基本都实现了。首先，他做过体育老师，不能算是名师，可也算是育人子弟。其次，他虽不是名将，可也被授予陆军上将军衔，而且若干名将见了他也都要折腰。然而，仔细计较起来，他的梦想显然没有全部认真的兑现。所以，在某些时候，在某些地点，俞飞鹏所表现出来的有关上述两种梦想的情结效果就特别明显。一个是喜欢各色宝剑，一个则是愿意人家叫他俞老师，特别是当年他亲手培养过的学生们的这一声亲切的称呼。有了这两个“软肋”，王耀武的文章便好做多了。 王耀武自然不会蠢到一见俞飞鹏的面就叫“俞老师”的地步，更不会弄一堆宝剑出来送给俞飞鹏。尽管事情发展到最后也都是以这两件事为依归，但这个过程却是一定要柔和到“天然去雕饰”的地步。不要说当事人俞飞鹏看不出来，就是冷眼旁观的人也至少在当时被稳稳的瞒住。这才是王耀武最需要的“火候”。 最先映入俞飞鹏眼帘的是第一补充旅整洁、威武的军容，那些擦拭一新的武器和勃勃生机的士气令俞飞鹏不住的点头。而最关键的是“开场白”——耀武敬了个标准军礼：“国民革命军第一补充旅全体将士准备完毕，请樵公校阅。” 这么多年来，俞飞鹏下过无数次部队，受到过无数次礼遇，而这种待遇竟然是破天荒第一次。为了让俞飞鹏心情万分愉悦的完成检阅，王耀武还给俞飞鹏专门准备了特别制作的军靴和早已准备好的军刀，腰间佩戴的军刀偶尔同军靴上簇新的马刺相撞时发出的只有俞飞鹏才能听到的细微的声响让他心花怒放。军刀、马刺，这对于一位名将来说，不啻于荣誉和光环。也许有人认为这是夸大其词，但事实的确如此。山西籍名将商震最重风纪，他每出行必有簇新的马刺相伴。有一次他去剧场，因为人多把他的马刺给弄坏了，商震宁可重新折回去换一副新马刺再出来。而且，俞飞鹏不同于商震，以这样的尊容校阅数千将士不说百年不遇，至少也是十多年未遇。他骑在马上想：“都说这个王佐民是有心人，今天得见，果不其然，委座许他为‘俊才’，也非浪得虚名啊。”----------------------------------------------------------------------------------------------------------------------------------------------------

商震简介

　　1891~1978)，字启予，国民革命军二级陆军上将。文武双全，历任河北省主席、山西省主席，河南省主席。抗战时期的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战后中国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国民政府参军长、中国驻日代表团团长。

革命少年

　　商震，  

字启予（亦作起予），河北保定人，生于1888年。商震出身寒微，自幼失怙，秉赋聪明，学习勤奋。少年时得其舅父所助就读学塾。1905年，17岁的商震考入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先在普通科补习英文及文、理课程，后分发到步科学习。在陆军速成学堂，商震加入同盟会，结识了一些邀进的民主主义者。一年以后，因被校方以“煽动革命”罪开除学籍。1906年夏，商震辗转到沈阳，先协助同志蒋慕谭创办商业专门学校，后到辽阳与陈干办起了八旗小学堂。期间他一边从事教学，一边鼓吹革命。不幸又被扣上“诋斥官府”的罪名逮捕。获救后，东渡日本留学，时已是1908年，商震整整20岁。在日本只待了一年，即奉同盟会的指示回到长春，继续以教职为掩护，从事革命的发动（主要是争取绿林“马贼”革命）。身份暴露后，逃至辽宁锦州。1911年初，商震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驻锦州之新军某部随营学堂。随即，被保送进沈阳东三省陆军讲武堂，编入彭家珍（革命党人）任队官的学兵营前队。通过彭家珍，商震认识了新军第二十镇统制、东北同盟会领袖之一的张绍曾，参加了冯玉祥、施从云等创办的“武学研究会”。武昌起义后，商震回到旧游之地辽阳发动起义，因事不机密，走露风声，无功而返。1912年初，商震被公推为“关外民军总司令”，率领民军300余人，在烟台登陆。不久，南北议和达成协议，袁世凯就临时大总统职，24岁的商震被授予陆军部“高级顾问”的虚职，“赋闲”北京。“二次革命”失败，商震因参与而获罪，被“京畿军政执法处”扣押，成了陆建章的阶下囚。这时的商震虽年仅25岁，却已经历过八个年头的风风雨雨，成熟干练，有勇有谋。  

就任中国驻日军事代表团团长的商震

并因此而引起执法官陆建章的注意。经冯玉祥等力保获得自由后，急于寻求出路的商震改投于陆建章麾下。1915年商震任营长，随陆部赴陕西参与镇压“白朗起义”，后升任团长。陆部入陕，白朗被逐，陆建章取陕督自代。年末，国内纷纷举兵讨袁，胡景翼等酝酿起义。1916年初举事成功，拥陈树藩为陕督，驱逐陆建章。商震时驻与山西一河之隔的绥德，因在陕难以立足，无奈之下，乃率本团大部人马，东渡黄河，投靠山西。

晋军主将

　　商震到山西时，正值袁世凯帝制自为引起全国性的反袁风暴，阎锡山有望摆脱羁绊，重振旗鼓之际。因此，理所当然地受到了欢迎和礼遇。原有一个团的建制原封未动，仍由商震任团长，另将杨爱源营补充了进去，以为充实，当然也有监视的成分。商震亦不负阎锡山之厚望，出手不凡。事有凑巧，1917年的7月间，发生了轰动一时的张勋复辟事件。6月，袁世凯死后，阎锡山权衡利弊选择了拥护段祺瑞的立场。7月1日，复辟丑剧登台。7月3日，段祺瑞在马厂誓师“讨逆”。7月5日，阎锡山即派商震率领所部由石家庄北上，参与“讨逆”军事。“讨逆”事关重大，商震部甫入晋军，就奉派出兵，明眼人一看就明白阎锡山意在考验，“是骡子是马，拉出去遛遛”。商震无疑更清楚这一点，所以不敢有丝毫的含糊，接到命令便整装出发，一路北上。在各路大军的同力征讨下，张勋节节败退。7月8日，张勋所部大败于京城外围，张勋坚部城门不出。7月12日，讨逆军下令总攻。商震被委为讨逆军西路第五纵队司令，奉命协作攻城。总攻发起后，各路军次第攻入城内，并乘胜肃清各据点。惟天安门等处尚有复辟军顽固抵抗，炮火甚烈。商震赶到后，急调山炮实施攻击。在炽盛的炮火下，张勋残部渐渐不支，不得不缴械投降，讨逆军取得最后的胜利。商震也因此给阎锡山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完成讨逆任务后，商震率部返省。8 月，阎锡山于收回旁落的军权之后，进行第一次扩军，将原有的第十二混成旅和由山西巡防营改编的警备队合并扩编为四个混成旅，每旅辖步兵两团，炮兵一营。商震以自己的实力赢得了阎锡山的赏识，升任第一混成旅旅长。　　就在阎锡山着手扩编军队的同时，孙中山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发动“护法战争”，领导滇军、粤军以及部分桂军、黔军、湘军、川军等抗击北洋军阀。9月间，湖南发生了零陵镇守使刘建藩宣布独立，联合桂军，倒傅良佐（湘督）。段祺瑞电报阎锡山，命其出兵湖南，援傅作战。阎锡山接到电报后，立即召集紧急军事会议，通报情况，征求意见。当话题转到“派哪一旅去最合适”的问题上时，阎锡山单刀直入，再一次点了商震的“将”：“依我看，启予在外边跑的地方很多，经验丰富，声气也比较灵通，最好是启予去。大家以为怎么样？”大家没有表示反对意见，于是就这样决定了。商震奉命率第一混成旅两个团，外加周玳一个炮兵营，随即开拔，兵发湖南。山西的军队远征到千里以外的湖  

商震将军赠剑

南，是破天荒的大事。商震以下，所有军官都是兴致勃勃，劲头十足。全部人马浩浩荡荡从太原出发。坐正太火车到石家庄，换京汉车，一直开到汉口大智门车站。商震率部入湘后，接受傅良佐的指挥，在永丰前线与广西军马济、韦永昌部交火。商震晓谕全体官兵：“本旅奉命死守永丰阵地，有敢私言进退者，以军法从事。”军令如山倒，将士全力抗击，坚守阵地十几天不动摇。正当商震激战前线坚守待援的时候，王汝贤、范国璋在长沙发表通电，主张停战撤兵，傅良佐逃走。商震部孤悬永丰，形势危急。在全局情况不明的情况下，商震率部撤出战斗，经湘乡，退入湘潭县城后，被湘军包围缴械。　　商震所部第一混成旅，是阎锡山四分之一的家当，远赴湖南后，阎锡山无日不在关注。听到北洋军失利的消息，阎锡山再也坐不住了，速派副官荣鸿胪、张汝苹先后赴汉口、岳阳一带打探究竟。不日，即有商部全军覆灭的消息传回。阎锡山得信，立即电商返并。商震出发时曾向阎保证得胜回营，不料竟落了个“大将南征胆气豪，缴枪没有打收条”的下场，自觉“无颜见江东父老”；加上湖北督军王占元有意延揽（在湘潭缴械后，商震以下各级军官被解武冈，羁押于基督教青年会中。所幸商震谙熟英语，求得一西方牧师相助，逃至汉口，着手收容旧部），举棋不定。荣鸿胪、张汝苹探知这一切后，紧急电告山西。阎锡山再派副官长李德懋昼夜兼程，赶赴汉口，面见商震，婉言相劝。“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受阎锡山一片诚意的感召，商震毅然排除杂念，返回太原。见到阎锡山，商震面带愧色，主动请罪。阎锡山则不迭声地说：“胜败乃兵家之常”，极力抚慰。并设专宴，接风洗尘。商震有感于阎锡山的知遇之恩，决心死心踏地地在晋军中效力；阎锡山以一个混成旅的代价，换回了一员得力战将。　　征湘归来，第一混成旅的番号保留，商震遵阎锡山所嘱继续收容旧部，建制渐次恢复。1920年3月，出于扩大军工生产的需要，阎锡山将原来的“山西陆军修械所”（建于1914年，以修理枪支炮械为主）与“铜元局”（1917年前后设立，以含铜量99.9％的旧式制钱为原料，用三文制钱改铸可当20文制钱的铜元一枚，在全省范围内流通）合并，组成“山西军人工艺实习厂”。就学识和见识而言，商震在当时的晋军将领中称得上是凤毛麟角。有鉴于此，阎锡山推举商震以第一混成旅旅长兼山西军人工艺实习厂总办。阎锡山的进一步重用，使商震如鱼得水，拳脚大展。实习厂在他的主持下，“改革制度，变更组织，增添设备，新建工厂，”军事工业的规模一步步形成。实习厂成立之初，其16个分厂，职工500余人，机器63部，已能着手制造枪弹和仿造重机枪。至1921年7月，职工增至900余人，机  

商震--毛笔信札

器增至183部。1923年7月，职工增至1840余人，机器增至320部，并新建了无烟药、制酸、制壳三个分厂，其中前两个厂的设备由德国雅利商行订购，于同年9月相继投产。这年7月，阎锡山再次改组军人工艺实习厂，取消总办制，商震虽然没有了明确的职务，但是仍然过问军工事务，直到1927年。在此期间，工艺实习厂继续发展，职工增到11000人，设备增至2300部，月产火炮10余门、冲锋枪900枝、机关枪20挺、炸弹3000余枚。初步形成了规模生产。　　1924年冬，阎锡山为要出兵石家庄阻击吴佩孚北上，故意虚张声势，将原有的十个团改编为十个旅，搭成一个空架子。军队返回太原后，又进一步充实扩编，增加了一个旅，总兵力达到十一个旅；并成立第一、第二两师，分辖第一至四旅。商震升任第一师师长。扩编完毕，樊钟秀来攻，大败晋军蔡荣寿部，经峻极岭进入山西辽县（今左权）。危急之中，阎锡山派商震率第二旅第三团全部、第四团两个营，以及第三旅第五团、炮兵一营、手掷弹一营，向辽县星夜驰援。商震从一位美国牧师处借来一部汽车，率先到达前线。鉴于形势危急，他果断地处决了十七名临阵败逃的官兵，使军纪为之一振。然后挥师猛攻寒王镇樊军总部，樊军全线溃败，撤回河南。与樊钟秀之役，一扫征湘失败带来的阴影，商震作为一员战将，擅打硬仗的形象重新树立了起来。

绥远都统

　　1925年夏，北京政变以后迅速发展起来的国民军，为了进一步扩大地盘，图谋向山西发展，山西被国民第一、第二、第三军包围的水泄不通，兵工厂用的材料也运不进来。面临严重的威胁，阎锡山开始采取联直吴、奉张，反冯的立场，战事连续发生，商震在其中扮演了主要的角色。　　1926年春，阎锡山答应吴佩孚配合扫除北上障碍。他交待商震：“山西究竟是和张吴合作倒冯，还是和冯合作，现在还不能决定。可是孔庚现在顺德，他对山西始终野心不退。我们不如趁这当子，先把顺德拿下。千万不要放走孔庚，要把他俘获解回省来。”奉阎锡山之命，商震率其第一师出兵，以抓孔庚为借口，攻占顺德。接着，又北上保定，收编了国民第四军魏益三部（不久前刚被冯玉祥收编，列入国民军序列），打通了京汉线北段。　　4月，国民军撤出北京，兵分两路，东路军以鹿钟麟为总司令，驻于南口、多伦两地；西路军以宋哲元为总司令，陈兵山西北部边境。为了准备直接与国民军作战，阎锡山调兵遣将，布防于大同一带。商震被紧急从石家庄调回，出任前敌总指挥，驻指挥作战。5月18日，国民军西路军分别从得胜口、杀虎口等处发动进攻。商震指挥晋军各部拼力抗击，激烈的战斗持续了七八个昼夜，双方形成对峙，战局呈现胶着状态。这时，张作霖急电阎锡山：从南口仰攻居庸关伤亡很重，攻不下来。是否可将你的队伍撤下来，开到雁门关一线，作好防御工事，采取守势。等候鄙处骑兵打到察北，占领多伦，威胁张家口的时候，再行出击。阎锡山遂命商震“暂撤至雁门关之线，集结兵力，先取守势，待机进攻。”依照阎锡山的命令，商震放弃大同城郊及其外围部分地区，扼守大同及雁门关等要隘，利用地形，沿长城构筑阵地，待机出击。8月上旬，奉军攻占多伦；中旬，在奉直联军的紧逼下，国民军从南口撤出。与此同时，晋军转守为攻，国民军陷入被动，开始从晋北撤军。8月24日，“晋省境内已无敌踪”。商震乘势指挥所部以三路追击，先占丰镇、集宁，继入平地泉，一直打到归绥，从而把阎锡山的势力扩展到绥远地区。在此期间，国民军败军之将韩复榘、石友三、郑泽生等率部在商震的劝诱下投晋。9月3日，阎锡山电报商震以前敌总指挥代理绥远都统。　　与商震率部打到归绥几乎同时，冯玉祥从苏联考察回国。9月17日，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就任国民联军总司令，宣布“与国民党结合为一，实行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之后，国民军旧部纷纷重归于冯玉祥大旗之下，绥远形势变得严竣起来。为了不与国民军再起冲突，商震向阎锡山转达冯玉祥“望合作救国实行三民主义”的愿望，并提议“避让弃绥”。阎锡山权衡再三，听取了商震的建议：“我方观测大局，权衡利害，当让奉方单独解决。执事主张避让弃绥，尤为明切。然奉方作法及大局变化颇有观察之余地。我方似不应取决绝主张，致失机宜。须本昨电意旨，先将第一期应撤之队伍，速令开回；俟布置妥当后，该都统候令将军民两政，交属僚代拆代行，回晋一次，以便面商一切可也。”于是，除留一师两旅驻绥外，其余在绥部队陆续撤回山西。　　国民革命军北伐开始，阎锡山易帜，商震被任命为第一军军长。随即，奉命沿京绥路向奉军发动进攻。在遭到截击后，毅然舍弃大同、天镇等地，全军撤守雁门关，凭长城固守，奉军屡攻不克，双方长期对峙。1928年2月20日，商震被任命为第三集团军第一军团长，辖第一、四、五、六、七、十五各军。战事发动，他以前敌总指挥，统一指挥左、中两路作战主力，完成从侧背进奉军的任务，在配合右翼部队正面进攻的同时，一举攻占察绥。北伐成功后，商震被任命为河北省主席，由统兵将领变成了方面政务大员。

自主奋斗

　　商震早年走向社会，经过百般历练，文韬武略不落人后。不得已而投靠阎锡山后，之所以十年如一日，鞍前马后奔走效力，只为没齿难忘的知遇之恩。然而就其本性言之，事  

商震

事受制于人又心有不甘，寻找机会谋求独立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早在代理绥远都统之时，商震就作过这方面的尝试。针对晋军久不作战养成的素质低劣、意识陈旧的恶习，为今后的发展计，商震于短期内在归绥创建绥远军事政治学校，自兼校长。学校首期招生200余名。北伐完成后，他以为各派势力均已统一于蒋介石的大旗之下，服从中央是问题的关键。因此，在河北省主席任上，商震开始表现出与阎锡山的离心倾向：先是把原绥远军事政治学校迁到北平黄寺，易名为河北军事政治学校，高薪聘请学有专长者任教，扩大招生；又在南苑成立一个教导师，培训军队中的骨干力量；还开办了党务训练所和训政学院，进行干部准备。同时，他还通过张学良秘密购买了一批枪械，积极准备在适当的时候自己成立一个师。然而，商震的做法相对于当时复杂的政治局面显得有些幼稚。他没有看到蒋介石的统一只是表面上的，只是各派政治势力在政治上互相妥协的结果，蒋介石不会也不可能彻底改变各势力集团的相对独立性。在这种局面下，他的河北省主席实质上是阎锡山在各集团的政治争斗中分得的一杯羹，也就是说仍然属于阎锡山的势力范围，对于他的独立企图阎锡山是不会视而不见的。就在商震陶醉于摆脱阎锡山羁绊的美好前景之中的时候，1929年8月10日，一纸“调令”把他由河北省主席变成了山西省主席。　　调商震改任山西省主席是阎锡山使出的一个撒手锏，不动声色地把商震置于自己的眼皮底下，使商震过去一个时期的努力完全化为泡影。但是，另一方面它又成为阎商关系的转折点，最终导致了商震的离山西而去。在河北苦心经营一年有余，政治、军事、经济均打下了一定的基础，突如其来的调动，商震却只有俯首就范的份，阎锡山的能量与影响，确实不可低估。回到山西后的商震虽然仍为省主席，但一开始就陷入有职无权的困境之中，所要做的只有“盖盖图章陪陪客”。　　中原大战后，阎锡山出走大连之前，责成徐永昌、杨爱源以晋绥警备司令部正、副司令，负责山西善后，商震被晾在了一边。山西军队整编，商震虽被任命为第三十二军军长，但却日益处于孤立的境地。第三十二军冯鹏翥师之高鸿文、黄光华两旅为商震旧部，军队整编未竣张学良未予发饷前，各部队均以贬值晋钞维持。商震则竭尽省政府所能支配的财力，对该两旅时以现金补助，各将领因此不平，王靖国、孙楚等阎的嫡系将领更是表示极大的不满，情绪及于对立。商震自知矛盾难以调和，索性使问题表面化，先是提经省府委员会议通过裁撤阎锡山亲定的村政处，随即一次性撤换了25个县长。这样一来，舆情大哗，终于演成了一次太原商民的驱商大会，在文瀛湖畔，群起声讨；军界也同时酝酿驱商。商震不能见容于山西军政界的局面由此形成。歪打正着，早有独立之意的商震就势借口奉蒋介石中央之命，出兵拦截举兵进攻奉张的石友三部，率旧部高、黄两旅及军校学员共9000余人，出娘子关，东开河北，脱离了他赖以发迹的山西。蒋介石赏识商震的才干，早有延揽之意。商震脱离晋系后，在蒋介石、张学良的支持下，仍领有第三十二军军长一职，并迅速将所部扩编为三个师，两万余人。

抗战军兴

　　1933年春，长城抗战爆发。第三十二军被编入第二军团，商兼军团总指挥。3月4日，日军第十四混成旅团第二十八联队一部窜入冷口，到达姚家庄附近，并占建昌营。商即令第三十二军第一三九师附骑兵一部由滦河西岸经松树营、爪村兼程前进，驱逐建昌营及冷口之敌，同时令第五十七军派骑兵一部于抚宁、卢龙、台头营等处遥为呼应。3月21日，敌机10余架猛轰建昌营及冷口各阵地，继之发起进攻，战斗一直持续至23日夜，守军伤亡颇重。24日，商鉴于情势紧迫，于午后率第一四一、第一四二两师长及炮兵指挥官亲赴第一线，激励前线士兵。爱国官兵士气大振，与敌展开血战，终迫敌退据肖家营子及以北地区。4月3日，敌机大肆轰炸冷口后方迁安县城一带，并连续派小股部队侦察白羊峪、擦岩子口附近地形。商震判断，敌有进扰左翼阵地企图，乃急令第一四一师派有力部队扼守此地，以防不测。4月9日晨，敌分兵三路，发起全面进攻。10日，敌突破樱桃园、白梨山鞍部阵地，界岭口方面亦请求增援。商震一面电请北平军分会调丰润之第四十军向太平寨方面急进，一面令第八十四师率部增援冷口，并令驻古冶之第一四三师之1团向建昌营推进。至入暮时分，马道沟、燕窝口等地相继失守。商震以燕窝日关系全线安危，乃急令第一三九师于10日晚分兵三路向敌反攻。各部均受敌火力所阻，伤亡奇重，未能奏效。11日，敌沿长城向东席卷而来，而我增援部队远未到达，商震遂命守军撤至冷口以南预备阵地。撤退中，遭日军飞机轰炸，遂成溃军。商震只好改令部队撤至滦河右岸既设阵地。5月底，商震部调回北平。1935年4月3日，商震被授予二级上将。1935年6月商回任河北省主席，兼天津市警备司令。同年12月，出任河南省主席。　　1936年2月，中国共产党组织了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锋队，从陕北东渡黄河，准备开赴河北抗日前线，发表了《东征宣言》。蒋介石命商震率三十二军入晋剿共。商震对南京政府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不满，不愿将实力消耗在对红军作战上。他连夜乘车到南京，面向蒋介石申述自己当年脱离阎锡山之羁绊，并借口与阎不睦，无法合作，拒绝从命。　　全面抗战爆发后，商震任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指挥部队在冀南豫北阻击日军。1940年，商震调往湖南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宫，长官部人员均系蒋介石嫡系。不久，跟随商震多年的中将周思诚，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毅然奔赴延安。商震听说后说:“人各有志，走就走吧。”　　周恩来在重庆，通过王兴纲向商震要求代为寻觅革命先烈共产党员孙炳文与老革命家任锐所生的儿子任名世的下落。商震明知特务监视，但他得知是周恩来委托之事时，仍然冒着危险转托宋肯堂，辗转找到了任名世，并使之安抵延安。王兴纲到重庆从事中共地下党的工作，仍以商震为依托。后又为了王兴纲的安全，派人护送他离开重庆。

外交长才

　　1940年6月，商震调任重庆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兼外事局局长，从此也就结束了30余年的戎马生涯。1941年以后，商震主要从事外交活动。他如鱼得水，尽展生平所志，成为外交干才，蒋介石对他极为器重，历任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兼外事局长、中国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等职。1941年商奉派为赴缅、印、马军事代表团团长，作军事考察，1943年11月，随蒋介石赴埃及参加由中美英三国首脑(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邱吉尔)召开的开罗会议，会议发表了著名的《开罗宣言》。　　翌年3月，任中国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总统府参军长，中国驻联合国首席代表，中国驻联合国参谋团首任团长，盟国对日委员会中国代表兼中国驻日代表团团长等职。1949年3月被免职，自此定居日本。1974、1975年国庆期间，商震两度回国参观，受到党和人民的极高礼遇。1978年5月15日病逝于东京。终年87岁。逝世后，骨灰安放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