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古海洋生物图片大全:名将王耀武 27

柏天民：“固守谈何容易？你没看到眼下这四门的攻守吗？”王耀武：“匪军虽然人多势众，但不利也有二，一则地利，宜黄河水深阔，不利于大部队攻坚，匪军小股偷袭部队已经被我强大火力压制；二则我军弹药齐备，宜黄城内深沟壁垒、粮草充盈，匪军倍道兼程，兵法有云‘百里而趋利者蹶上将’。我们正好以逸待劳。”柏天民踱了几步，搓搓手：“理论上是这么说，可••••••。”王耀武接上话茬：“旅座，目前围攻宜黄城的是匪军第一军团林彪所部，林彪是我们军校第四期的毕业生，此人带兵我多少有点研究，素来讲求两个字。”柏天民：“哪两个字？”王耀武：“一曰活，一曰巧。” 柏天民：“说下去”王耀武：“一言以蔽之就是避免硬仗，说到底还是匪军本钱有限。林彪以活，我军对之以死，林彪以巧，我军对之以呆。曾文正用兵‘结硬寨，打呆仗’正合我们眼下的局势。所以，职部以为我部不妨固守几日，同时催促上峰急令就近各部出力相援，必能解宜黄之围。”柏天民：“老弟说的有理。”这是柏天民第一次称呼王耀武为“老弟”。 转过身来，柏天民又有了疑问：“万一我部不按上峰指令相机突围，将来形势有变，上峰责怪下来，干系非浅啊。”王耀武：“旅座，上峰命令李师长（李默庵）以两个营兵力协守宜黄，待接防完毕后方可调离，但李师长未按上峰指定，我部接防时，宜黄乃是空城，此其一；其二，我部二团、三团协进时，上峰明令友军夹辅两翼，但据退入城中的二团、三团官兵介绍，一路上只有我部孤军直入，并无友军援助，失机之责在彼不在我。况且，我部以孤军守婴城，即便战败，有何可耻？”柏天民听完，呵呵笑出声来：“佐民老弟，佐民老弟，你真是一席话点醒梦中人啊。好，就依老弟之意。” 从6月7日开始，红一军团连攻三天，未能克复宜黄城。6月10日，方面军总部命令撤围宜黄。这场攻坚战，独立第三十二旅尽管损失惨重，旅长柏天民甚至腿部负伤。但毕竟守住了宜黄城，消息传开，连老蒋都震动了。柏天民受伤住院，蒋介石亲往探视。在国民党内部特别是高层流传一则颇为迷信的说法，那就是国民党党政军高级干部一旦生病住院，又一旦获得老蒋的“亲临探视”，轻则官运滑坡，重则嗝屁朝凉。 老蒋的“八大金刚”之一的钱大钧在西安事变中受伤，蒋介石亲自前去探视（这里面有怀疑钱大钧的另一层因素）。此后，老钱的官运开始不济，先是离开中枢侍从室，继而在1939年竟然生平第一次被老蒋撤职查办。后来多亏何应钦照顾，担任军政部政务次长，哪知道好景不长，陈诚一接手就把老钱给赶跑了。抗战结束后，老钱好不容易捞到上海市市长，屁股还没有坐热就给孔宋豪门一脚踢开。跟着老蒋跑到台湾的钱大钧晚景凄凉，死前住在一个破旧的小木屋里，谁能想到这位曾经代理过黄埔军校的校长呢？就以眼前的柏天民为例，老蒋探视后，柏天民的职务始终在师一级的位置上转悠，要么师长，要么师管区司令，而且1946年便早早退役。晚年好不容易起复任云南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可昆明起义一声炮响，楞把柏天民给扣押了。更邪乎的是国民党军空军总司令陈嘉尚老兄，此公向来听说老蒋的探视比较“邪性”，所以，当他在台北荣民总院住院时听到老蒋亲临，他有意躲出去。哪知道那天老蒋“余兴”未尽，不知道怎么忽然想到了陈嘉尚也住在这里，突然转回去又去看望了陈嘉尚。老陈这边本以为老蒋已经离开“荣总”，安心回到病房仰卧，忽然老蒋不期而至，陈嘉尚心里这个窝囊啊，不几天，便撒手西去 按照老蒋晚年侍从副官翁元的说法，这类传闻也有不经的地方。可在国民党统治大陆时期，陈诚、顾祝同、刘峙等人生病住院那是从来都对老蒋的亲临探视“敬谢不敏”的。抗战时期，戴笠在重庆病倒入院，老蒋听说了，青衣小帽去看望，戴笠耳朵长，知道老蒋要来挣扎着跑开了，留下人事处处长龚仙舫忙乎，原因戴笠自然不便跟龚仙舫交待，倒是老蒋看到戴笠“力疾从公”还大大赞赏了一番，顺便也在病房中对龚仙舫慰勉两句。哪知道两年以后，龚仙舫飞机失事，一命呜呼，而其实那一次，龚仙舫本来是可以不跟着戴笠一起上飞机的。自然，戴笠虽然躲过了老蒋的探视，可毕竟没有躲过摔死的厄运，这些事说起来恐怕也是“只有天知道”了。 但是，时下老蒋来探视柏天民，探视双方都很感慨，柏天民感慨的是“委座”大驾光临，蒋介石感慨的是他的黄埔生中还有如此玩命守城还居然守住的主儿而且还能活着接受他的看顾。要说柏天民这人还真是不错，不是那种“一阔脸就变”，老蒋详细的问了死守宜黄的前后经历，柏天民就把王耀武给点出来了，说这次要不是王佐民献策死守宜黄，三十二旅可能就完了。老蒋一听，用戴着白手套的手连连轻击桌面：“俊才，俊才。”

当初在黄埔军校时，老蒋就曾向亲自召见王耀武，但世事纷纭，一晃差不多就是十年。如今在江西地面上，他再一次听到王耀武的“动人事迹”，他决定立刻传见王耀武。说是立刻，其实也是足足等了三个多月，才给王耀武安排上，毕竟当年的“蒋校长”如今已然是“统领全国武装力量”的“蒋委员长”了。  实际上，毛泽东秋收起义的老底子中的寻淮州、徐彦刚、张宗逊、陈士榘等人军事指挥才能非常有限，在各自的军事生涯中也都乏善可陈。井冈山下来的能征惯战的方面军统帅也就是林彪、粟裕两人而已，但这两个人都是南昌起义走过来的，都并非秋收起义的嫡系。而且，林彪的军事才干也是被歪曲的历史给胡乱夸大的。真正能打的也就是粟裕一人而已。  传统说法说胡宗南、汤恩伯这些国民党老蒋的嫡系都不是名将，其实秋收暴动的嫡系同样也并非啥名将。

只不过，这批秋收暴动的嫡系在政治上都还是相当过得硬的，这也是他们之所以得宠的原因。 国民党党政军高级干部去见老蒋无异于面“圣”，所以，各个都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王耀武自然不会例外。而且，王耀武不同于浙江籍的正宗嫡系将领，虽然也是“黄埔生”，可毕竟与蒋毫无任何历史渊源。要见老蒋，一般都要“备课”，“备课”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接见结果，而接见结果又是未来仕途、官运的直接反射。所以，套用现在的流行用词，这些国民党的“高干”们相对于老蒋来说，也是“弱势群体”。 尽管“天威不可测”，可老蒋也毕竟是人，是人就要有人的规律和轨迹可寻。蒋介石接见黄埔生，多少有个相对比较固定的框架，那就是常常问及对方，最近读了什么书？这倒不是老蒋有办学习班的癖好，而是准备抓对方的“活思想”。但是，这种提问问多了，下面人也有了不少的对策，他们多数都回答老蒋最爱听的“学生正在研读《曾文正公全集》或者《曾胡治兵要略》或者《委员长训示》或者《剿匪手本》”，老蒋有时候间或问到一些条文，这些条文的解答固然也是关键，可前面的开头已经给被接见者打下了一个好分数。
然而，真正要获得老蒋的关注或者说欢心，却绝不是依靠这么简单的路数便可以轻松达到的。所谓“特色”，所谓“创新”，那才是关键所在。王耀武很清楚，这辈子能见到最高当局，绝不可能像见到邻居二大爷那么容易，这次会面对于王耀武的一生都势必产生特别极端的作用。也许别人并不赞成王耀武的看法，但王耀武自己却始终这么认为。



1933年10月，蒋介石在南昌行营官邸正式接见王耀武。 蒋介石是一个极重边幅的人，不仅对军容风貌特殊关注，而且对一些琐碎小事也往往看在眼里。有一次，老蒋身边的一位侍从人员拿着公文包给拿颠倒了，等到老蒋索取文件时，他手忙脚乱的翻腾了半天，老蒋当时很平静，就那么看着这位侍从，一直等到他找到文件为止。一年后，有人替这位侍从谋求外放的机会，履历摆在老蒋的案头上始终得不到批复。受托人就急了，专门找了一个老蒋心情不错的时候旁敲侧击的询问老蒋，蒋介石哼了一声说：“这个人连个公文包都拿不住，难道还能拿住印把子不成？”就这么一句话连同受托人在内，官运就此到头。 王耀武军装笔挺的站在蒋介石的面前，自报家门：“学生王耀武参见校长。”蒋介石笑容可掬的摆摆手：“坐，坐。”这时，老蒋已经走到王耀武的跟前，忽然，蒋介石的目光出现了定格。 接见结束时，蒋介石破例送王耀武到门口，蒋介石说：“俊才，我已经下手令任命你为补充第一旅旅长，少将军衔。第一旅虽是补充旅，但兵精粮足，官兵又多是北方人，适合你来统带，三十二旅旅团一级黄埔一期、二期居多，你在那里得不到施展。”王耀武再次敬礼，他已经明确感到，他人生的飞跃真正开始了。 1934年秋，驻扎在江西临川的国民革命军补充第一旅少将旅长王耀武接到命令，要求他立刻赶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湘鄂赣闽粤五省“剿匪”军北路军总司令顾祝同的行在接受任务。顾祝同有个外号叫“顾百顺”，意思是百依百顺。就以这次江西进剿来说，顾祝同名义上是北路军总司令，可实际上则是光杆一个，陈诚的十八军遇事直接请示抚州的蒋介石，对顾祝同根本不搭理。可人家顾祝同也根本不生气，整天窝在行在跟幕僚们吹牛聊天打麻将。 王耀武对顾祝同并不陌生，他的同学方暾（当年在黄埔军校抢饭吃的交情）有好几次跟王耀武谈到过有关顾的趣闻。顾祝同这个人驭下与众不同，有一年，方暾手下的一个连跑了两个排的人枪，方暾一怒之下就把连长李志超给抓起来了。然后向顾祝同汇报，顾祝同就问：“这个人平素打仗怎么样？”旅长黄杰就说：“李连长打仗不错。”顾祝同听了便说：“回去。”方暾纳闷啊，什么叫“回去”啊？顾祝同一指外面：“让李连长回连上去。”方暾脱口而出：“还让他当连长？”顾祝同点点头说：“让他去军需处领两个排的枪，自己把人马补充起来。”方暾更蒙了。黄杰压低声音说：“你小子还傻站那干什么？忘了连坐法了？”蒋介石的军队中实行“连坐法”，像这种拖枪逃跑事件都要受到严惩，连长完蛋，方暾这个营长也好不到哪儿去。顾祝同这么一处理，大家都保全了，事后都特别感激老顾。 对于不听摆弄或者慢慢坐大的部下，顾祝同也从不疾言厉色或者有意压制，而是抽冷子给对方一击“粉拳”，不轻不重，让你琢磨一辈子。黄杰（国民党军陆军一级上将，国防部部长）有“军人政治家”的称谓，受到老蒋的赏识，脾气也慢慢看涨，手也伸得越来越长。他跟黄埔三期的旅长何大熙关系一直不好，而何大熙是老顾的亲信，黄杰“打狗不看主人面”，放在别人，早就翻了，可老顾还忍着。 但黄杰有点“宜将剩勇追穷寇”的劲头，他听说何大熙倒腾一车皮弹药买到汉口发洋财，就马上报告老蒋，要将何大熙枪毙。顾祝同也知道了，立马去电话抢救何大熙，他报告老蒋说何大熙运送的这批弹药不是倒卖，而是送后方保存。老蒋就把何大熙叫到身边问个究竟，何大熙也真够爷们，不愿意牵连顾祝同，一个人直接往身上扛：“报告委座，学生应酬多，钱不够花，这批弹药运到后方去，卖的成分居多。”老蒋一看何大熙还挺“诚实”，就说：“你不知道这是干犯军令吗？”何大熙说：“上梁不正下梁歪，说到干犯军令，也是黄师长（黄杰）先犯的。”老蒋问黄杰犯了什么军令？何大熙就把黄杰将受到的抗日慰问金贪墨，花了十五万元报送一个女学生到美国留学的事给捅出来了，老蒋一听勃然大怒，一个电话就把黄杰给拎来，一顿臭骂，骂完以后发现黄杰留着胡子，更来气：“你是高级指挥官，还居然留有胡须？当军风纪是儿戏吗？而且，你的这个胡子到了战场就是敌人现成的靶子，你是要脑袋还是要胡子？”黄杰赶紧表示马上就剃。黄杰要剃何大熙的脑袋，不但没剃成，反而丢了自己的胡子。一时在军中传为笑谈，不过，黄杰从此对顾祝同深怀畏惧。 顾祝同驻节临川县城，王耀武对顾的左右没少嘘寒问暖，特别是顾的几个重要亲信，王耀武都花了大价钱，所以，这些人闲聊时，都夸王耀武有才干。顾祝同对王耀武的好感自然也就渐渐多了起来。 一般人见了顾祝同，都称“总司令好”或者“墨公好”（顾祝同字墨三）。惟独王耀武例外，王耀武见顾祝同，立正敬礼：“主任好。”顾祝同心里这个舒服啊，甭提了。 顾祝同从酒柜中拿出一款包装非常漂亮的锦盒递给王耀武：“佐民啊，深秋季节，赣地潮寒，军务之余喝上一点，倒也活血化淤，抵却风湿。”王耀武接过来一看，原来是两瓶洋河大曲。王耀武：“主任恤下高风，学生早有耳闻，今日得见，铭之肺腑。”接着，王耀武讲了一个自己当初在马玉山糖果店听到的关于“洋河大曲”的段子，逗得顾祝同哈哈大笑，手指着王耀武说：“佐民，都说你是万事通，果不其然啊。” 顾祝同其人是有名的“恋乡狂”，他对家乡涟水的感情尤为深厚，所以，顾祝同的夹袋人物中涟水籍的比比皆是。王耀武了解到顾祝同这一癖好，专门对症下药，哄得顾祝同心情舒畅。



两个人谈笑了一阵，顾祝同转入正题：“佐民，今天找你来，是有一事相告。”顾祝同待人和蔼，特别是对属下，从不用“命令”、“责成”一类的硬词，都是挑选商量的口吻，令人听来非常亲切，没有抵触情绪。顾祝同又说道：“自从我们执行新的战略战术以来，堡垒政策给匪军造成的被动可谓卓有成效，他们吃穿用动辄碰壁，长此以往，必将难以为继。如果他们继续困在匪区，断难长久，所以，上峰以为，匪军必将窜扰赣浙闽皖边区，与我军开展机动作战。佐民，你以为如何？” 其实，早在顾祝同将王耀武招来行在时，王耀武已经猜出个大概了。对方志敏一部即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围追堵截兵力入不敷出，顾祝同可能要借重于王耀武的补充第一旅。但是，方志敏为何许人也，谁都知道，啃这样的硬骨头，追着屁股跑，油水不多，吃苦受累，还有可能因此丢了前程，这些危险却是尽人皆知。等到顾祝同将洋河大曲交到王耀武手中时，王耀武对顾祝同下面的文章更加了如指掌了。 王耀武回答：“职部不才，如蒙主任垂青，愿供驱驰。”顾祝同悬着的一颗心落了地，脸上的笑容越发可掬：“佐民，方志敏乃当世悍匪，此人不独在共区颇有影响，即便在我军中，也有些人受其影响或者蛊惑，此逆不除，必将国无宁日，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终为画饼。老弟如果愿意参加追剿，那是最好不过。我考虑了一下，你的补充第一旅可以暂归俞处长指挥，我已经修书一封，你交给俞处长即可，我与他的叔叔颇有交情，他会卖我这个面子的。”王耀武马上道谢：“多谢主任关照，职部一定不负主任厚望，在俞处长指挥下，尽早完成追剿重任。” 顾祝同所说的“俞处长”指的是时任国民党政府浙江省保安处处长兼“剿匪”指挥官的俞济时。俞济时的族叔即俞飞鹏，是奉化人中跟着老蒋混的级别最高的重金属。俞飞鹏的老爹干念盘的出身（跟电视剧《手机》中那位大嗓门的路之信是同行），俞飞鹏本人当过体育教师，体格好，人长得也体面，关键是会说话，会办事，老蒋当沪军团长时，俞飞鹏就跟着办军需了，以后一路扶摇直升到国民党军兵站总监、国民政府交通部部长等要职。顾祝同在黄埔当管理部代理主任时与俞飞鹏订交，两个人一直关系深厚。至于俞济时本人对顾祝同更是尊礼有加。所以，此间顾祝同给俞济时去信要求关照补充第一旅，这对王耀武来说也是一个结交这位蒋介石身边“一等带刀侍卫”的好机缘。 --------------------------------------------------------------------------------------------------------------------------------------------------------------俞济时(1904—1990)，字良桢，号邦梁、济士，浙江奉化县城奉南村人。投身到族叔、黄埔军官学校军需处长俞飞鹏处，得保荐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后留任蒋介石侍卫。1942年任蒋介石侍卫长，后任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等职。期间，随蒋介石出席开罗会议。抗战胜利后，历任国民政府参军处军务局长、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事会干事、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总统府第三局局长。1949年去台湾，历任国民党总裁办公室总务主任、侍卫长，。逝于台北。著有《时代新军人应有之修养》、《孙子之战术战略思想采微》等 俞飞鹏(1884—1966)，乳名丰年，又名忠稚，字樵峰，奉化县城(今大桥镇奉南村)人。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毕业于宁波师范学校，任小学教员。辛亥革命爆发后，参加上海学生军，任上海新军训练部军需。1912年入北京军需学校，次年毕业，任体育教员。1913年，，俞被保送入北京军需学校，系统地学习了军事运输和后勤知识。后回甬，任教于省立第四中学。1918年赴广州，1922年先后任福建松溪、浦城县长，次年任粤军总司令部审计处长。1924年为黄埔军校筹备委员、军需部副主任、经理部主任。次年随军东征，办理军需，并任广东惠潮梅七属财政处长。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兵站总监，攻下南昌后，兼任江西省政务委员会委员、财政委员会主任委员。1927年后历任上海江海关监督、军政部军需署署长、交通部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军事委员会后方勤务部部长、屯粮监理委员会主任委员。1928年，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兵站总监，同年调任行政院军政部军需署署长。　　1941年兼任滇缅公路运输工程监理委员会主任委员、中缅运输总局局长。1947年授陆军上将，任行政院政务委员、粮食部部长。同年回里，倡修奉化中山公园和中正图书馆。1949年4月去台湾，历任台湾“招商局”董事长、“中央银行”副总裁、“总统府”国策顾问、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等职。1966年因肺炎在台北去世。   

11集团军主要将领，中间为黄杰

黄杰^[1](1902～1995)，字达云，国民革命军陆军一级上将（1960年），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湖南省长沙县人，1903年11月2日生于长沙县樃梨乡一个耕读之家。早年就读长沙岳云中学、湖南省立第一中学。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后编在学生第三队。同年11月毕业后，任黄埔军校教导第一团侦察队中尉排长、侦察队队长等职。1925年2月和10月，参加第一、第二次东征。1926年，升任教导第一团第三营少校营长，后随何应钦的东路军参加北伐，在松口战役中负伤。1927年，升任第十四师四十团上校团长，参加了著名的龙潭战役。1928年4月，参加蒋介石举行的第二期北伐，任第二师第七团团长。28年4月17日。在滕县（今滕州）击败张宗昌的抬棺决战。5月，在济南惨案发生时，护送蒋介石撤离济南。1929年，升任第二师第五旅少将旅长。1930年7月，参加蒋冯阎中原大战，任第二师第二旅旅长，7月11日深夜，敌军突破防线，情势紧急，因率部3个团，收复李坝集，成功的保护坚持在柳河车站指挥的蒋介石；有救驾之功，1932年接替战败的汤恩伯出任陆军第2师中将师长，驻防河南。他自投军一来，在何应钦手下东征西讨，参加过几乎每一场大战，七年中由中尉排长升为中将师长，可见其智勇兼备。7月，率部参加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对于徐向前这位黄埔同窗，黄杰虽印象不深，却对他率红军不断取得震惊全国的大胜深感畏惧。进入苏区后，黄杰一改中原大战时纵横捭阖大进大出的作风，一直小心翼翼，不愿孤军冒进，7月15日天不亮，他的第二师作为陈继承纵队的主力已与红军主力在七里坪地区正面相遇，直接交火了。徐向前率3个主力师沿倒水河布阵之日，蒋介石也亲自对七里坪之战做了详细部署：黄杰的第二师担任主攻，李玉堂的第三师第九旅李仙洲部配属给该师；第三师的其余部队在第二师北翼助攻，用以牵制红军兵力；南线以卫立煌部迅速北上，威胁红军南翼阵地；北线张钫纵队快速南下，威胁红军北翼阵地。经过连日厮杀，终于取得白马嘶河大捷，迫使徐向前放弃根据地而走。1933年率第2师北上抗日，参加了著名的长城抗战，与侵犯日军激战5昼夜，伤亡官兵3000多人，1935年7月黄杰因战功被授予青天白日勋章。后率部驻防徐州、青岛等地，修筑要塞工程，加强防务工作。　　  

黄杰1946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时，黄杰正在庐山军官训练团受训，并担任队长。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后，黄杰升任陆军第八军军长兼税警总团长，率部参加了淞沪会战、徐州会战。因在兰封会战中违令撤退，被撤职查办。1939年9月调任成都中央军校教育处处长,1940年5月又调任桂林中央军校第6分校主任，负责军事教育工作。1943年4月，出任第11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6军军长，率部进驻滇西。1944年4月，所部编入中国远征军战斗序列，参加滇西反攻战役。同年9月，宋希濂因谎报克服龙陵，被撤职调到重庆陆军大学将官班受训后，黄杰接任第11集团军总司令，指挥4个军11个师。11月初，攻占龙陵，中旬攻占芒市，12月初克复遮放，翌年1月中旬攻克畹町，消灭了侵入滇西的日军。旋越过国境，进入缅甸，继续追击日军，并于1945年1月27日与中国驻印军及盟军美军在芒友胜利会师。黄杰指挥的这次反攻滇西缅北战役，经8个月浴血奋战，以伤亡4.8万多人的代价，击败日本侵略军56师团，打通了中国到缅甸、印度的国际交通线，对争取同盟国对中国抗战的物资援助起了重要作用。因指挥对日作战有功，美国政府授予其"自由勋章"；国民政府授予其"云麾勋章"。1945年3月，中美盟军准备向日军发起总反攻，成立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他出任第1方面军副司令官兼中印公路东段警备副司令，参与指挥了对日反攻作战。抗日战争胜利后，出任国民党中央训练团教育长兼军官训练团教育长。从1948年7月起身兼长沙绥靖公署中将副主任、第3训练处处长、国防部中将次长、陆军第5编练司令官等职务。1949年8月程潜、陈明仁长沙起义后，他奉广州国民政府之命回湖南重组湖南省政府，担任省政府主席兼第1兵团司令官和湖南绥靖总司令。自1949年8月起，白崇禧辖下华中战区部队第一、第三、第十、第十一、第十七，五个兵团总计30万人开始南撤，而此刻的解放军主力四野行军迅速，先头部队早已赶到国民党军前方，第三、第十、第十一兵团不但转往海南岛未果，绝大部分尚未达到钦州之前即遭陈赓部阻击，其余受解放军合击包围，全军覆没。最后剩下黄杰统帅的第一兵团在东、北、南三个方向的包围下，孤军西进。他想依照原定计划进入云南，但驻守云南的卢汉倒戈，入滇之路又告中断。此时，他连续接到白崇禧与陈诚的两封电报。白指示：“为适应当前情况，各部队应力求避战，保存实力，轻装分散，机动出击，化整为零，各自选择适当地区，以安全为第一。”陈则指示：“……弟以贵部如出北海防城，照目前敌情，恐于事实上难以达到，不如并力西进，重行入安南，保有根据地，然后相机行事，留越转台，皆可自卫，未知兄意如何。”　接到这两项指示，黄杰立刻召集属下军官举行会议，为了保存华中部队中这仅存的力量，会中一致决定“假道入越，转运回台”。于是，黄杰随即向白崇禧、陈诚发出电报，并写了一封信给法国驻越南高级专员，洽商假道事宜。12月12日，双方签署协议。法方同意黄杰部借道海防转回台湾，同意分为500人一组，在指定地点将武器交付封存，由法方护送至码头，所经路线由法军负责一切安全，并提供粮食补给，中国军队则由军官带队，保证军纪严明。协议既成，黄杰遂下令各军向中越边境爱店集结，并要求各部造具人员编组名册及各种械弹器材统计表，准备入境越南。不料命令刚刚下达，解放军已经尾随而至，全力截击。第十四军第六十三师当即被歼，第九十七军副军长郭文灿被俘。时间紧迫，已无法协调各部行动。13日早上，黄杰只好下令紧急入境越南，其中第十四军第十师担任掩护工作，挡住解放军快速纵队的强攻，最后随着余部由爱店进入越南。　　　解放军追击至爱店停住脚步不久，新中国总理周恩来即通过广播，谴责在越南的法军不应同意国民党军入境，并且要求法方负起所有的责任。法国方面谨慎从事，国民党政府已彻底垮台，美国态度暧昧不明，因此，此刻明目张胆地冒犯新中国政府并不适当。黄杰进入越境不久，即感到法方代表闪烁其词的态度。接着，法方派专机将他接到河内，软禁在一座洋楼里。根据法方的情报，解放军正在芒街一带集结，展现军事力量，法方软禁黄杰及限制国民党徒手官兵的行动，是一项向新中国示好的动作。　　自1949年12月13日起至1950年元月底止，入境越南的人员总计是三万三千四百余人，各部都是残缺不全，而且混杂着眷属、百姓、地方警察、游杂人员等。1950年3月，法方又将他们移至富国岛和金兰湾两处。　　  

蒋经国和黄杰同赴金门巡视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军舰驶入台湾海峡。在两极对峙中，法国自然归入西方阵营，同时越盟的革命活动日益炽烈，法军在越北的战事一再失利。此时，美国与法国就富国岛的国民党官兵的去留曾几度交换意见。美方建议武装一部分国民党军人，直接投入越北战事，法方以此举将提供新中国介入的理由，予以拒绝。总之，美法双方都将这批国民党兵员视为某种可资运用的活棋，在静观情势中犹豫不决。1951年底，富国岛的官兵进行了集体绝食抗议，要求尽速将他们送回台湾，引起了国际视听的注意，加上美国政府不断施压，几个月后法方终于同意放行。　　1953年5月23日，第一批前来接运的三艘军舰到达越南阳东。黄杰回到台湾以后被誉为“海上苏武”，在众叛亲离的混乱岁月中，他对蒋介石的忠心不二算是通过了严峻的考验。返台两个月后，黄杰即被擢升台北卫戍司令部司令，并被授予陆军二级上将。并在接下来的几年内连续担任“陆军总司令”兼台湾防卫司令、“总统府参军长”，等于是蒋介石此时在台湾的第一号看门人。1954年7月调任“陆军总司令兼台湾防卫总司令”。1957年7月，改任“台湾总统府参军长”。1958年8月任“台湾警备总司令”。1960年晋升为陆军一级上将。1962年12月调任“台湾省政府主席”，任职6年多，颇多实用建树：开辟修建南横、曾文水库、澎湖跨海大桥，颇受赞誉。1969年任台湾当局“国防部长”。1972年辞去现职，被聘任为台湾当局“总统府战略顾问”。自1962年起，连任国民党中央常委。1996年病逝于台湾，终年93岁。      何大熙（1904--1951）中将。号容物，湖北长阳人。生于1904年4月2日。黄埔军校第3期毕业。1937年任第13师参谋长，后被免职回乡，1941年任第6战区第1游击挺进纵队少将司令，1942年夏被撤职关押，1943年任湖北省医学院训导长，1949年7月任湖北省军政干部学校中将教育长，8月任湖北绥靖总司令部第1路总指挥，11月11日在湖北长阳被起义部队俘获，1951年在肃反中被处决。 方 暾（1905~1984）别号煦义，生于1905年12月1日，湖北省罗田县人。县立初级中学、黄埔军校第三期步科、庐山军官训练团校尉班、陆军大学将官班乙级第三期毕业。参加第二次东征和北伐战争，1926起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副官、连长，第十三师连长，淞沪警备司令部警备二团营长，安徽省保安第二旅团长。抗战爆发后，历任第二十四集团军总部教导大队大队长，暂编第三军独立旅旅长，第一五三师副师长，郴州师管区司令，整编第二十四师副师长等。先后参加徐州会战、武汉会战、湖南四次会战等。1946年退役，1947年派任陆军总司令部高参，第一一八军副军长。1948年底授陆军中将，任一一八军军长。1949年12月率部于四川彭县起义，所部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第一六七师，任师长。后来167师裁撤，方暾就转业到武汉，先后当过省文史馆研究员、省政府秘书长、省政协常委、省民革常委，省农林厅副厅长等等职，于1984年1月1日在武汉病逝，享年80岁。著有《我所知道的顾祝同》，《湖北省保安团队始末》，《我所知道的严重》，《从建立到起义的第一一八军》等。 钱大钧（1893～1982），江苏吴县正仪乡（现昆山市巴城镇）雅泾村人1913年参加  

钱大钧(图1)

上海袭击兵工厂之役，失败后曾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中国队十二期炮兵科留学，　　1914年初钱大钧去日本，进入东京大森浩然学社；10月加入中华革命党；本年底因日本侵占青岛，钱大钧愤而回国，入武汉陆军第二预备学校肄业。　　1916年1月全国爆发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护国战争，钱大钧联络同志积极开展倒袁，引起湖北督军王占元的怀疑，遂秘密来到上海，在《时世新报》任日文翻译；6月袁世凯死，护国战争结束，钱大钧回湖北陆军预备学校继续学业，12月升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留学预备队，编属入伍生炮兵队。　　1917年4月，钱大钧因成绩优异被选送日本学习，12月进士官学校中国学生队第十二期炮兵科学习。　　1919年5月钱大钧毕业回国，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八期第四队分队长。　　1924年，任黄埔军校兵器教官、代总教官、参谋处长、军校教导营长、团长、国民革命军第1师参谋长，副师长、师长、第20师师长，广州警备司令，参加第一、第二次东征，大败陈炯明。　　1925年1月任黄埔军校本部少将参谋长；2月参加第一次东征，12 日东征军进攻淡水城，军校教导第二团团长王柏龄贻误战机被撤职，钱大钧代理军教导第二团团长，击败敌军；3月12日教导第一团在棉湖遭到敌军林虎部围攻，钱大钧情况判断错误，教导二团未能及时赶到鲤湖攻击敌人侧背，致使教导一团伤亡惨重，后教导第二团第一营营长刘尧辰主动出击，敌军腹背受敌全线溃败，学生军大获全胜；4月20日黄埔军官学校教导第三团成立，钱大钧兼任少将团长，23日任党军第一旅第三团团长，4月底又兼任黄埔军校代理教育长，并代行校长职务；6月参加了平定刘震寰、杨希闵叛乱的战斗；10月参加第二次东征，22日攻打海陆丰；12月22日，钱大钧升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蒋介石兼军长）第一师（师长何应钦）少将副师长兼参谋长。　　1927年后，历任北路军总指挥、第三十二军军长、第3师师长等职。曾率部同贺龙、叶挺率领之红军作战、参与镇压广州起义。　　1928年，兼任淞沪警备司令，后调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总参议、中央军校武汉分校教育长、教导第三师师长等职。参加蒋冯阎大战。　　1930年5月钱大钧任南方前线总指挥，参加中原大战；7月兼教导第三师师长，以中央军校武汉分校学员、教官编而成，辖第一团（团长张世希）、第二团（团长夏楚中）、第三团（团长张达）、第四团（团长周振强）；11月7日教导第三师改编为陆军第十四师，钱大钧任师长；11月随陈诚到日本参观秋操。　　1931年，兼任武汉要塞司令，第89师师长。　　1932年，任第十三军军长、保定行营主任，豫鄂皖三省“剿共”军中路预备队指挥官、豫鄂皖剿匪总司令部参谋长、武昌行营参谋长，南昌行营办公厅主任、广州行营参谋长，军委会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兼侍卫长、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参谋长、主任、运输统制局参谋长、秘书长。西安事变时中弹受伤。　　1936年1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在南京成立，钱大钧的第一处主管总务、参谋和警卫工作，侍从室成为直接秉承蒋介石意旨办事的实际权力机构，其地位凌驾于国民政府各部门之上；6月1日“两广事变”爆发，钱大钧活动保定军校同学余汉谋反陈济棠，成功地解决了反蒋事变；9月26日，国民政府特加钱大钧陆军上将衔；11月兼任广州行营（主任陈诚兼）参谋长，全权处理行营重大军事决策；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钱大钧在华清池全力保护蒋介石脱险，指挥警卫部队拼死抵抗，被乱枪击中右胸重伤，被东北军急送医院抢救才幸免于难，25日事变和平解决，27日钱大钧等要员被释放。　　1937年1月钱大钧到上海养伤，2月伤愈后仍任侍从室主任和侍卫长，后改为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代理主任；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钱大钧随蒋介石巡视各地防务，并奉命两次到前线劳军；11月指挥有关部门将故宫古物七千余箱抢运重庆，保护了大批国宝文物。　　1938年2月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改组，钱大钧任主任委员，专门指挥空军对日作战；4月29日参加指挥了武汉空中保卫战；5月20日组织空军远航到日本福冈、长崎投放“纸炸弹”，激励了中国士兵的士气，在国际上影响很大；11月，钱大钧和俞济时被蒋介石派往长沙调查“文夕大火”事件，张治中受到革职留任处分，长沙警备司令酆悌、保安团长徐昆、警察局长文重孚被执行枪决。　　1939年初，钱大钧经宋美龄批准分配椅披航空特别费时，只分给了少数几个高级官员，有人将此事密报蒋介石，被撤职查办，他在成都创办西泉中学，自任校长。　　1941年7月，钱大钧经何应钦推荐出任军事委员会运输统制局（何应钦兼主任）参谋长，不久改任秘书长；12月到仰光监督从缅甸紧急输送物资到云南。　　1942年6月23日任军政部政务次长，兼点验委员会主任、军政部特别党部特派员，处理军政部日常事务。　　1944年11月，钱大钧再次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兼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局长。　　1945年5月当选为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8 月13日，钱大钧被任命为上海市长兼淞沪警备司令；9月9日飞上海就任，期间向英国收回跑马厅、扩建南京中路、修筑吴淞口海堤，同时利用“接收”之机大肆搜刮民财；10月10日授予抗战胜利勋章。　　1946年3月5日，因贪污被人告发，钱大钧不得不辞职回苏州；5月，国民政府以抗战期间著有功绩嘉奖各战区参战将领，授钱大钧青天白日勋章；12月上海成立市体育协会，钱大钧任会长。　　1947年4月被选为吴县参议会议长，7月当选为党团合并后的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　　1948年3月29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国民大会”，钱大钧作为上海代表被推为大会主席团主席。　　1949年2月19日任重庆绥靖公署副主任，3月 29日任川康滇黔四省联合“剿匪”总指挥部副总指挥，5月1日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11月28日陪侍蒋由重庆飞成都，12月从海南岛去台湾。　　1950年5月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　　1952年10月22日奉命假退役，任“总统府咨政”。　　1954年5月1日，钱大钧以台湾“足球委员会首席顾问”参加第二届亚运会（马尼拉）；11月任“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委员。　　1955年6月“孙立人兵变案”爆发，台湾当局组织军事法庭并令钱大钧任裁判长，受命判孙立人无期徒刑。　　1957年任“中华全国体育联合会”常务监事和台北市私立戏剧学校董事长。　　1958年5月24日领队参加第三届亚运会（东京）。　　1959年1月16日率队参加第三届世界杯篮球锦标赛（圣地亚哥），并出任台湾“中华全国田径委员会”委员、远东旅行社董事长。　　1960年2月任国民党中央纪律委员会委员。　　1963年钱大钧任台湾“中华航空公司”董事长。1964年10月到日本参加第十八届世界奥林匹克运动会，并担任国际田径会议代表。 1966年1月，“华航”向美国采购波音七二七喷气客机五架，开创了中国民航史上使用喷气客机的先例。1968年1月，钱大钧转任台湾“中华航空公司”名誉董事长。　　1969年4月被聘为国民党第十届中央评议委员。1973年任台湾“中华全国田径协会”名誉会长。　　1976年11月当选为国民党第十一届中央评议委员。　　1981年4月当选为国民党第十二届中央评议委员。　　1982年7月21日，钱大钧因肝癌在台北“三军总医院”去世，终年九十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