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江县诺江镇于继何:名将王耀武 28

不过，此时王耀武想要从顾祝同这里得到的绝不仅仅是这么一封可以结交俞济时的“敲门砖”，而是要把顾祝同腰间佩戴的“尚方宝剑”请出来，请出来的目的很简单，那就是拔掉一根眼中钉、肉中刺。
王耀武到任补充一旅任旅长时，很快安排罗明理跟了过来，这已经是惯例了。没料到的是有人扎刺。这个人是补充一旅原第一团团长侯龙安（原名侯骁，号龙安），说侯龙安或许大家没几个人知道，但要说起此人的堂弟侯腾，估计熟悉民国史特别是熟悉民国特务史的朋友都该知道这位大名鼎鼎的国民党政府国防部二厅厅长的“光荣事迹”。侯龙安是湖北黄陂人，湖北当地有句顺口溜叫做：“奸黄陂，狡孝感，又奸又狡是汉川。”这里讲的三个地方的人，黄陂人奸，孝感人狡，而汉川人兼具两者“长处”。黄陂在民国史上出过大人物，那位民国大总统黎元洪黎菩萨便是。原来汉口还有一条路名叫黎元洪路，解放后给改名叫黎黄陂路。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黄陂人“奸”，也不是生来就奸，而是给生活逼出来的。旧中国，黄陂是非常封闭的，官府剥削很重，张之洞担任湖广总督以后，大搞“新政”，其实也就是“摊派”，一级压一级，一直压到百姓拉稀。怎么办呢？第一，你不敢反抗，反抗要灭门要杀头；第二，不能硬挺，硬挺自己嗝屁。所以，黄陂人就想办法了，想什么办法呢？不是都说“钱生钱，最来钱”吗？黄陂人就从铜钱上打主意。清代的辅币是制钱即铜钱，满清入关十个皇帝，数康熙、乾隆时代的铜钱铸的最好，面子最厚，特别是乾隆钱，样子袖珍，里子厚成，人们特别喜欢，编了口头禅赞扬它：“乾隆宝，增寿考，乾隆钱，万万年。”等到嘉庆、道光、咸丰时，国家一年不如一年，钱也是越铸越操蛋，同治、光绪时就不能提了。
于是，黄陂人就把民间留存的乾隆钱收集上来，重新熔化，铸成新的光绪小钱流通，这样一来，利润不请自来，这就是“私铸”，按照满清的法律也是大罪，可是，黄陂人“奸”就“奸”在这个地方，它不是大面积的覆盖，而是细水长流，所谓“小刀不快天天片”，不容易被官府发现，而且利润长期不绝。最主要的是黄陂人知道干这行首先要拉衙门里的人下水，只要他们蹚浑水，那么后面的事只能是混水摸鱼，决不能半途而废。所以，湖北省的私铸以黄陂动静最小，而以黄陂利润最高，持续时间最长，一直到满清覆灭，制钱完蛋为止。
侯龙安的祖上就是干这个起家的，同时兼职“打牛鞭”。什么叫“打牛鞭”？大家千万别误会，跟“牛鞭”没啥关系，跟“人鞭”就更没关系了。黄陂当地没有买卖耕牛的牙行（中介公司），所以，就只能依托个人来进行私下交易，专门负责这项交易的人叫做“打牛鞭”。比如张三他们家要把小牛换成大牛，李四他们家要把瘦牛换成肥牛，那就要托打牛鞭的人出面给联系，这位“打牛鞭”的走家串户，不大声吆喝，都靠手指头暗地里比划，以前互联网上总说“咱村通讯基本靠吼，咱村娱乐基本靠手”，其实黄陂人那时候已经“基本靠手”了。成不成交不要紧，先得紧着给“打牛鞭”的人一笔佣金，一来二去的，腰包也就鼓起来了。“打牛鞭”说白了就是一种初级阶段的经纪人。干经纪这行，也是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因而，侯龙安、侯腾他们从小就跟免费接受这类培训，长大以后，都跟“人精”似的，走到哪儿都不吃亏。
本来，补充第一旅副旅长的位置已经内定是侯龙安的，老侯本人也用了不少银子。可是，老蒋那边一句话，把王耀武给调来了，一屁股坐到了旅长的位置上去，旅内的人事变动先行冻结，都要等王耀武发话才行。王耀武怎么来的第一旅，侯龙安这个量级的人物不会不知道，所以，你再不高兴也得忍着。补充第一旅是1933年冬由保定编练处三个补充团改编过来的，士兵北方人居多，官佐中南北参杂，没有明显伯仲之分。王耀武过来以后，不断提拔一些北方人上来，侯龙安和他的南方哥们儿便落了下风。
王耀武私下里收集了不少侯龙安的贪污军饷的证据，表面上王耀武还是不动声色。有一次，罗明理有点过意不去了，因为他的到任某种意义上说是火上浇油，惹翻了侯龙安。所以，罗明理悄悄的跟王耀武表示，不行的话，把参谋长让给侯龙安，他去担任旅附也行。王耀武摆摆手：“不关你的事，老弟，你就安心供职，这个侯龙安早就不安生了，如今你退一步，他进一丈，欲壑难填。”罗明理：“旅座，我记得你跟我说过，你是宁可得罪事，不愿得罪人的。”王耀武：“没错，我的确说过这样的话，可我还有一句话等着，那就是一旦得罪人，就要得罪到底。”罗明理：“此话怎讲？”王耀武说：“我给你说个故事，你就明白了。”
果不其然，当顾祝同听完王耀武的陈述后，象征性的“思考”了一下说：“佐民，这件事由你便宜处理，至于你怎么处理，不要告诉我，我也不想知道。只是将来上边问起来，一切有我。”顾祝同又轻轻的用食指点了点那封给俞济时的信的信封，抬头瞄了王耀武一眼：“好风借好力，送我上云端。”王耀武马上站起身来，深深一鞠：“学生明白。”
罗明理望着眼前这张熟悉的脸庞，突然感到王耀武的眼中不知何时已经射出一道寒光，而这些内容却是他从来没有读过的。
1934年12月10日的夜晚是粟裕军事生涯中无数个不眠之夜中的最难忘的一页。就在当天，根据中央军区的电令，红十军与闽浙赣地方武装进行混编，试图用运动战消灭敌人，创建浙皖赣边新苏区。作为新组建的红十军团参谋长的粟裕对上级的这一决定充满了隐忧。而这些隐忧并不是只有今晚才开始有的。
一年多以前也就是从1933年10月起，国民党政府发起第五次针对中央苏区的“围剿”。这次“围剿”之前，蒋介石亲临训话，他要求各级将领要拿出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克复安庆和天京的劲头和策略来。也就是说，老蒋这次不但是动血本，而且还准备打持久战。改“攻”为“围”，也就是常说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
具体的办法是两个，即在战术上奉行“碉堡、公路政策”，在军心上奉行“身先士卒政策”。“堡垒政策”的提出，在传统说法中多引述斯诺的《西行漫记》和索尔兹伯里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以为是蒋介石聘用的德国军事总顾问冯•塞克特上将提出的，其实这是以讹传讹的典型例证。
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近代史研究者何友良等人就用翔实的史料考证出“堡垒政策”绝非塞克特所为，而是国民党人自己搞出来的杰作。最早提出“堡垒政策”的是国民党军第十二师师长金汉鼎，他是在1929年由鲁涤平主持的江西全省“清剿”会议上正式提出的，但并未引起重视。此后，国民党军第五十二旅旅长兼鄂南绥靖公署主任戴岳用“堡垒”政策于1930年试行于赣东的“清剿”，颇有收效。戴岳本人曾向蒋介石就“堡垒政策”做过进言，蒋介石也未能真正听取。随后，戴岳写了一个小册子，将自己对苏区的某些“进剿”意见全部纳入，却得到了何应钦的倍加赞赏，颁行全军。但直到此时，“堡垒政策”仍旧没有引起国民党军最高当局的全盘考虑和吸收。
1933年6月，在由蒋介石主持召开的“五省剿匪军事会议”上，柳维垣提出应当普遍推行“堡垒政策”，并得到了蒋介石的许可，随后，刻画的《剿匪部队协助民众构筑碉寨图说》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批准颁行。而“公路政策”则是由赵观涛提出的，受到了蒋介石的嘉奖。有趣的是，这么一项导致第五次“围剿”作战取得“巨大成就”的建议均系杂牌（戴岳、赵观涛、金汉鼎均属杂牌军）所为，可见前人所说“嫡系是靠不住的”还是有一定道理。
而在蒋介石来说，金汉鼎、戴岳提出建议的1929年对于他还不能够完全听取并且付诸于实行，因为那时节的蒋介石尚未牢固的掌握最高权力。时隔三、四年后的1933年，老蒋虽然也还没有做到如臂使指的“君临天下”（事实上老蒋在中国大陆统治的二十二年中始终未曾做到这一点，只有独霸台岛后才开始品尝这一滋味。），但毕竟较之1930年有了绝大的“进步”，大量的人力、物力的抽调也已经部分成为可能。特别是在1932年，老蒋本人认真研读了曾国藩兄弟克复安庆、金陵的实战历史，使得他有了新的启发。曾国藩提出的“结硬寨，打呆仗”在蒋介石的心中形成一种理念。针对苏区红军的机动灵活和四处游走，蒋介石认为，曾国藩的办法没有过时。针对苏区红军的机动灵活和四处游走，蒋介石认为，曾国藩的办法没有过时。此前，金汉鼎等人提出的“堡垒政策”的依据也是从清军镇压贵州、湘西一带少数民族反抗运动中得到的启示。不论是最高，还是地方，发动“思考”的终结点都是回顾历史中完全遇合的，从这一反面教材来看，中国的事情到底还是要按照中国自己的国情来办。
所谓“身先士卒”则是蒋介石在庐山轮训各级军官中着重提出的一点，作为蒋介石当时刻意培养的接班人陈诚便带头身体力行。十八军系统上到军长，下到士兵，剃光头（也不准留胡须）、扎皮带（军官一律不扎武装带，都跟士兵一样扎小皮带）、穿草鞋、抹桐油（脚底板上涂抹桐油，便于行军）。在实际作战中，国民党军各级军事主官的确也做到了“玩命”，根据《赣粤闽湘鄂北路剿匪军第三路军五次进剿战史》的记载：“各高级指挥官身临前线，从容指挥”，“第六连之连排长伤亡殆尽，仅赖一军士毛炳芳指挥”。在这本“进剿战史”开列的《进剿全战役官兵伤亡统计总表》中，我们可以看到国民党军官兵伤亡比例为1比11（就第三路军而言），“高于战斗部队实际官兵比”。开国中将、时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第十三师政治部主任的莫文骅在他的《回忆录》中如此回忆道：“尽管敌人在红军阵地前倒下了一大片，但后面敌人还是一股劲往前冲。”共产国际派来给中共中央参谋军务后来成了“最高三人团”成员的李德则也回忆道：“几乎没有起义者，只有很少的被俘者。”
因为“堡垒政策”的步步推进，使苏区的军事资源开始日渐耗尽。而极左路线和精神的膨胀，又使苏区的政治资源开始枯竭。具体到军事指挥上，以阵地对堡垒，以壕堑对围攻，生硬、僵化的战术已经显露出它的败笔。当“灵机一动”的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用《论短促突击》来取悦李德等人时，粟裕感到的是苦恼。这种苦恼也只有能够坚持务实和独立思考的人才能感受得到的。
粟裕晚年沉痛的回忆道：“由于受‘左’的影响，有一种倾向，就是不敢实事求是地讲敌人的力量。到了十年动乱时，更是发展到登峰造极，谁讲了，谁就是‘恐敌病’，扣上各种帽子。进口的国外军事战争片子，也不敢在部队里放，怕引起部队的恐慌。这样是很危险的。这样是很危险的。当时我就曾不止一次地说过，与其将来打响了再‘恐慌’，不如现在‘恐慌’，现在‘恐慌’可以做工作，研究对策，战时恐慌就晚了，来不及了，就会打败仗。”正如粟裕所说的那样：“战时恐慌就晚了，来不及了”，掌握红七军团大权的曾洪易便是战时恐慌的一个最好的例证。
1934年7月，中央命令红七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这支抗日先遣队名曰“北上”实际任务却并非如此。1973年12月，朱德在回答军事科学院提问时明确指出：“是准备退却，派先遣队去做个引子，不是要北上，而是要南下。”整个红七军团号称“军团”，战斗人员却只有4000多人，枪支1300支，迫击炮六门，部分战斗人员只好手持梭镖。而在这支作为中央苏区突围的引子部队中，有一个现象特别奇怪，那就是担负了300多担的宣传品和200多担的后勤物资，加上非战斗人员2000多人，逶迤南下的军团其实更像是步履艰难的宣传队。
主持红七军团工作的是随军行动的中共中央代表曾洪易和军团政治委员乐少华。曾洪易因为有“留苏”的背景，被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上台的领导层任命为中共中央代表，负责闽浙赣苏区的全面工作。在闽浙赣苏区，曾洪易害人颇有“特色”，他总是将被诬陷者驱赶上山，然后在背后开枪，对外则宣称被诬陷者试图逃跑。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上海左翼文化的领导者之一的左联党团书记，作家耶林（张眺）就是这样做了曾洪易刀下的冤魂。大抵勇于内讧的人往往怯于外战，在第五次反“围剿”战斗进入到最关键的时刻，曾洪易发生严重动摇，随后即自首变节。
红七军团政治委员乐少华则是另外一个类型。有一次，当粟裕回来向军团长寻淮州请示是否追击敌军时，寻淮州表态：“好、好。”乐少华也在场，粟裕以为他也同意了，拔脚刚要走，乐少华拍案而起：“站住，妈那个*，政治委员制度不要了！回来！”还有一次，军团作报告，乐少华主讲，粟裕刚从战场上回来，走到会场门口，军团长主动与粟裕打招呼，两个人简单的谈了两句，站在台上的乐少华再次拍案大骂：“妈那个*，我在作报告，哪个还在讲话？”粟裕回忆到此，曾感慨道：“军团政委乐少华，也是‘左’倾错误政策的坚决执行者，曾到莫斯科留学，回国后很快升任七军团政治委员。他既无实际斗争经验，又很蛮横霸道，动辄拍桌子骂娘，以‘反政治委员制度’的大帽子打击压制干部，并滥用所谓，‘政治委员最后决定权’进行瞎指挥。”乐少华说起来也是老资格，他参加过上海的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是工运起家的人，身上难免不带有工运特有的痕迹。他在军事指挥上的确是外行，但此后在我党的兵工工作中曾立下汗马功劳，他领导下的兵工厂研制的90毫米反坦克火箭弹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屡建奇功。1952年1月，乐少华因为在“三反”运动中受到错误的批判，吞枪自杀。1980年获平反昭雪。
红七军团一路转战、历经险阻，最终同方志敏部会和。随后也就有了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一幕，两军合并为红十军团。这次合并给粟裕带来的深深的烦恼并不亚于当初红七军团走出苏区时的程度。在当年的历史背景下，粟裕自然不便说什么，只有到了后来，他才借回忆录一吐衷肠：“把长于打游击的红十军和地方武装集中起来，进行大兵团活动，企图打大仗，这是战略指导上的又一个重大失误，为后来红十军团的挫折和失败埋下了祸根。”朱德也说过：“编成一个军团，不编不垮，一编正规战打不成，游击战也打不成。”
1934年12月10日，红十军团军团部率领下的红二十师（师长王如痴）、红二十一师（师长胡天陶）与红十九师（寻淮州兼任师长）会和于黄山东南的汤口。这时，军团得到消息，尾追而来的国民党军补充第一旅王耀武部外加浙江省保安处下属三团一个加强营也已抵达汤口，王耀武部属于孤立突出，悬师于外，可以利用乌泥关至谭家桥两侧公路的有利地形对其狠命一击。军团首长下了决心，粟裕旋即做出安排。虽然红十军团兵力与王耀武部相差无几，而且装备不如王部。但王耀武的补充第一旅在红十军团的某些将领看来并不陌生，寻淮州曾经教训过王耀武部。所以，军团的部署是这样的：“由乌泥关起，沿公路两侧自南而北，按十九、二十、二十一师的顺序设伏。十九师是军团战斗 力较强的一个师，配置在上峰，除以一个连兵力控制乌泥关制高点外，该师主要兵力部署在乌泥关以北，与二十、二十一师阵地依次衔接。二十一师以一个营构筑工 事坚守谭家桥正面。待敌补充第一旅通过乌泥关，进入我设伏地域以后，即行封锁乌泥关口，断敌退路，阻击敌可能之增援。二十、二十一师会同十九师部分兵力对敌拦腰出击，并排打下去，将其大部歼灭于乌泥关至谭家桥公路上。”
粟裕此时或许没有想到，他的名字已经被气势汹汹、追击而来的国民党军补充第一旅少将旅长王耀武紧紧锁定在脑海中，成为王耀武向上司俞济时汇报“进剿”要况时多次出现的关键词。
两个多月前，也就是1934年10月，老蒋下达“三项指示”。第一，“匪”军主力已经离开老巢，开始长征，正是“追剿”痛歼的好机会；第二，各部协同作战，必须再接再厉；第三，有功者赏，有过者罚。有动作迟缓、临战畏缩者，军法从事、绝不姑息。身为“剿匪”指挥官兼浙江省保安处处长的俞济时马上把王耀武叫来，商量对策。一个多月的相处，已经让俞济时对王耀武产生了某种依赖，可谓不离须臾。自然这还要从王耀武与俞济时的颇有戏剧性的首次会晤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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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如痴
又名王睿欧，王书铨，1903年1月16日出生，衡永郴桂道祁阳县太和堂（今衡阳市祁东县太和堂镇）人，  1923年，考入湖南省公立工业专门学校(后改湖南大学)预科班高中部，积极参加学生爱国运动。
1926年，高中毕业，投笔从戎，于同年秋加入征战湖南的国民革命军，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二师做宣传工作，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底被派赴苏联，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1927年秋，转入苏联红军陆军大学学习军事。
1928年夏，王如痴从苏联莫斯科陆军大学学成归国回到上海，中央军委派他到井冈山红四军做政治工作。
同年冬，红五军主力上井冈山后，被前委调到红五军，任红五军第四纵队第八大队党代表。
1930年初，被调到刚成立的红军第六军，任第二纵队第四支队政治委员，不久担任红六军第二纵队政治委员、中共红六军军委常务委员。
1930年10月纵队改称师，任红三军(原红六军)第八师政治委员。
1932年8月任红五军团红十三军政治委员。同年冬改任红一军团红三十一师政治委员。
1933年1月，闽浙赣红十军调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同红三十一师合编，成立红一方面军红十一军，任红十一军政治委员兼红三十一师师长。
1933年3月，开辟闽浙赣革命根据地，担任新红十军军长兼政治委员，被选为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会委员，率部进行保卫闽浙赣根据地的反“围剿”作战。同年“八一”荣获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授予的二等红星奖章。
1934年1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这时，"左倾"路线完全控制了党中央。不久，王如痴却被诬为“右倾保守”。于1934年3月，即被调离红十军。7月，受中共闽浙赣省委委派赴皖赣边，任皖赣红军独立师师长。
1934年红军长征，11月，中央苏区红七军团到达闽浙赣苏区，与红十军组成红十军团，把擅长正规战的红七军团编为第十九师、擅长游击战的红十军编为第二十师，闽、浙、赣省地方武装编为第二十一师。王如痴参与组建红十军团，任第十九师参谋长，12月，部队在谭家桥战斗受挫，师长寻淮洲牺牲，王如痴接任红十九师师长。
1935年1月，于赣东北的怀玉山地区国民党军的围攻。所率部队伤亡惨重。22日，曾指挥数百名战士乘黑夜突围，但未成功。不幸于27日王如痴弹尽粮绝，在山顶被俘。接着方志敏、刘畴西被俘。
1935年8月6日，王如痴与方志敏、刘畴西一道在南昌英勇就义。
寻淮洲
1912~1934，湖南浏阳社港人，
14岁参加红军     16岁入党 　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排长、连长，红12军34师100团团长，1933年6月任红3军团第5师师长。不久，升任红军第二十一军军长，7月，红21军与红7军改编为红3军团第5师，他任师长，同年10月任红7军团军团长，　1934年7月初，红7军团奉命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对内仍称红7军团），他仍任军团长，并兼抗日先遣队总指挥。　11月4日成立红10军团时，降职为第19师师长，12月14日，红10军团先在谭家桥地区设伏，将敌打乱，但阵地很快即被敌组织的优势兵力所冲垮，军团固守的制高点乌泥关也被敌夺去。寻淮洲小腹负伤，流血不止，被抬往茂林医院医治。15日不幸牺牲，年仅22岁。
乐少华1903年 -1952年
1925年，在上海参加“五卅”运动，任上海市区机器工会宣传委员，从事工人运动，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6年秋至1927年3月，他参加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任上海金属总工会宣传委员。
1927年春，成了有名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
1931年春天，乐少华回到了上海，在中共中央秘密机关工作。
1932年3月任军委直属队党总支书记。
1932年5月改任红五军团第十五军副政治委员。
1932年年秋，乐少华出任红三军团七军政治委员，率部参加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作战，正式成为红军高级将领。
1933年6月担任红三军团五师政治委员。
1933年11月，乐少华升任红七军团政治委员。
1934年1月，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1935年1月，抗日先遣队向闽浙赣根据地转移，在江西德兴县遭伏击，因伤势严重被秘密转送到上海治疗后转回浙江家乡养伤。
1936年8月，伤愈后的乐少华调到陕北保安，任军委直属政治处主任。
1937年1月，他进入红军大学第二期学习，后任中央组织部干部科副科长
1942年任陕甘宁边区兵工厂厂长，从此走上领导我军军工工业的岗位，成为我军早期军工工业的主要领导人。
1946年9月，乐少华来到鸡西，任鸡西军工办事处主任，负责东北的军工生产。
1950年，他任东北工业部副部长兼军工局局长
妻浦代英，卓琳（浦琼英）的姐姐，
曾洪易,1905—1951江西万安人,1924年加入共产党。1931年7月被临时中央派到闽浙赣革命根据地任“中央代表”,位居闽浙赣省委和省军区要职,忠实地执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造成了很大的危害,因之被称为“灾星”。后对革命丧失信心,经不住困难与挫折的考验,于1934年底在南京投敌叛变,新中国成立后受到应有的惩处。
一、在南京自首叛变
1923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加入共产党,为南昌早期党、团员之一。1923年至1925年间,先后担任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改为共产主义青年团)南昌地委委员长、书记、组织部长等职务。1925年10月因领导南昌团员和学生积极声援“五卅”运动被第一师范开除。同年12月,由党、团中央选送至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9年回国,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委员、《列宁青年》杂志编辑。1931年7月被任命为“中央代表”,进入赣东北苏区(后发展为闽浙赣苏区),忠实推行“左”倾教条主义,给这一苏区造成极大的危害。1934年1月至6月,调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7月,以“中央代表”的身份,随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从瑞金出发,转战闽、浙、皖等省,于11月1日再次进入闽浙赣苏区。随后,红军北上抗日选遣队由方志敏、刘畴西等率领继续北上抗日,曾洪易则留在地方,担任中共闽浙赣省委书记和省军区政治委员。
曾洪易担任闽浙赣苏区省委和军区的重要领导后,在第五次反“围剿”的紧急关头,本应领导苏区军民与国民党军队浴血奋战,但他在反“围剿”节节失利的情况下对革命悲观失望,散布“野战军出动(即中央苏区红军主力长征---引者)不是胜利的出击,而是逼得没有办法”、“五次围剿敌人是胜利了”、“中国苏维埃运动告一段落”、“布尔塞维克要学会退却”等论调,并私自去电中共中央分局,提出将闽浙赣省级党政军群机关搬到闽北去。因而闽浙赣省委召开会议,对他的错误进行批判,并停止他的省委书记和军区政委的职务。
1934年12月左右被派往闽浙赣苏区东部边沿浙江省江山县担任区委书记。他率领一支5-6个人、配备有7支驳壳枪组成的小游击队,准备在那里建立革命据点。但到任不久,发现这里地处交通要道,且与常山县交界,当地党员和群众只有三、四家人家,工作不易开展,又害怕暴露,乃令这支游击队返回。此后,曾洪易在那里住了将近一个月后离开江山到达上海,。这时,经济上发生困难,写信向家里要钱。期间,他碰见了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失败后逃到上海的原红十军政治委员涂振农,涂还告诉他原红十军团政治委员乐少华也到了上海,都在寻找上级党组而未找着。曾洪易因为不知道涂振农到上海后的底细,不敢与涂详谈就分手了。
此后,他在上海遇见了万安同乡、同学王立生。王立生1929年11月,担任中共浮梁县委秘书时被捕叛变当了特务。起初,王立生劝他不要再去寻找党组织,最好回家去,并给了一些钱接济。曾洪易考虑到自己在共产党内担任过重要领导职务,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国民党在江西到处抓人时回到家乡也很危险,左右为难。王立生便乘机劝他到南京去自首,并保证他的人身安全。1935年5月左右,曾洪易在王立生陪同下到了南京,住进了留俄同学招待所。这个招待所是国民党为一些在苏联留过学参加了共产党又愿意自首变节份子而开办的。
据曾洪易解放后在监狱所写的交待说:“入所时填有登记表,表上有信仰三民主义,拥护国民党等词句”。显然,此表一填,曾洪易就成为自首变节的叛徒了。这是他人生轨迹中一个重大转折。此后,曾洪易在这个招待所每月领取大洋20元,以解决生活开支。约住8-9个月后,到1936年春,他到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办的军敌政策课程讲了一期,。为时一个多月。接着,曾洪易由国民党中央党部调到江苏省政府当视察员(当时省政府主席为陈果夫),视察县政和公路。每月领取260元薪金。从1936到1937年干了两年。期间,1936年8月,曾洪易加入了国民党。
二、在重庆和万安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苏联政府积极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先后同中国政府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和《中苏军事互助协定》,派出总兵力为一个大队、配备有各种飞机70余架的航空志愿队来华参加对日作战。
从1937年12月起,曾洪易先后被调到国民党航空委员会所属南京、武汉和西安等地飞机场担任俄语翻译。1938年曾洪易又因国民党政府的搬迁到了重庆,在国民党航空委员会顾问室担任俄文翻译。半年后1939年,又由同事介绍到国民党政府中央教育部教科书编辑委员会当编辑。不到一年又因生病丢了工作,在重庆闲住了半年。闲住期间,生活主要靠在重庆国民党军队当下级军官的万安老乡温岳和刘达尧接济。1942年,曾洪易经同学卜道明介绍,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外事局第二处当俄文翻译,第二处后改名为俄文编辑馆和军令部二厅编辑室,曾洪易仍任俄文翻译。据曾洪易在狱中交待,抗战期间苏联军事顾问为帮助中国军队提高对日作战技术,带来大批苏联红军的军事书籍,需要翻译成中文,也翻译一些苏联报刊上有关苏联的政治、经济方面的文章,供国民党军队参考。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1946年曾洪易携带在四川结婚的妻子刘纾予回到家乡万安(据曾洪易交待,元配妻子吴慧英1934年在福建与国民党军队作战时冲散走失)。据万安熟悉曾洪易情况的人谈,曾洪易在外面可能混得不顺利,夫妻二人行李简单,仅用网袋装几件衣服和日常用品而已。不久,妻子见他家生活困难就离他而回四川,并从此断绝了联系。他在家人陪同下找到任万安县立中学校长的同学朱景云,在该校高中部当了一名英文和历史教员,算是解决了生活困难。后又因活动当县立中学校长未成,再次丢了工作,于1948年至1949年在家赋闲。
据曾洪易交待,这段时间在家经营农业,并曾一度在万安县城开过一个 诊疗所,给人看病。但因医术平平,诊所也就很快关门。曾洪易回到万安时,因为从1925年底就离家外出,除少数家人外,其他的人对他的过去根本不了解。对一般人,他只说一直在外面读书,后来在教育部当过编辑,还学了点医。抗战时被拉夫到了重庆,当过军医。现在抗战胜利,就回来了。这番话,大家也很相信,一则看见他回来时行装简朴,断定他在外面没有当大官发大财;二则看见他确是个文质彬彬的读书人,也知道他没有过硬的背景,必然是这么个出息。后来,随着解放战争不断胜利,解放军已经到了江西北部地区,曾洪易就在几个交情较好的相知面前得意地透露他过去参加共产党,当过共产党的大官,并在赣东北和方志敏一道打过游击,使听的人惊讶和羡慕不已。
三、在万安被捕
1949年8月7日,万安县获得解放。在解放军到达万安县前一两个星期,地方上一些人士认为曾洪易过去参加过共产党,主张要他出面维持地方工作,迎接解放军。曾洪易看到万安县国民党县政府已经瘫痪,即出面号召群众送柴送米欢迎解放军,号召商人不要逃避,商店不要关门。解放军入城后,又动员群众参加会议,并经常和县、区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接头。后来,全县中小学教师在县立中学开会,他又自动参加会议。有些教师得知他过去参加过共产党,还说他是老党员,应当去找县人民政府安排工作;有的还主张他回到党内,告诉他现在共产党员都有党证,要他去请求补发党证。同年9月,万安县各中小学开学,万安县立中学由中共万安县委书记、县长刘彦兼任校长。曾洪易找刘彦请求安排工作,刘同意曾仍回县中教书,但未令县中为曾办理复职手续,拿不到薪水,曾仍在家中闲住。后来,刘彦安慰他,说他没有什么问题,除了可担任党内和政府工作外,还可介绍他去当报馆编辑、书店编辑、俄文翻译、中学教员或校长、大学教授、中医医生等。老师们的建议和刘书记的意见令曾洪易的情绪一度飘飘然。
此后,搜捕潜藏各地的叛徒的指示下达到各县。曾洪易所住的万安第一区区政府贴出通告,要过去那些与共产党有关系的人员向区政府报到。曾洪易如期作了报到,期望能安排一份工作。但这一报到使曾洪易仍在万安的消息逐级报到了省里,使过去那些与曾洪易在赣东北打过游击、知道他在赣东北的所作所为、当时在省里担任重要领导的干部喜出望外。
不久,中共吉安地委接到省里关于逮捕曾洪易的指示,于1949年12月9日找到住在该区第六保的曾洪易,以“到吉安教俄文”为名,将他诱捕。这时,曾洪易对自己被捕没有半点怀疑。他认为即使不能在县中当教员,但好在吉安也离家不远。只要到吉安有了工作,今后还可随时请假回万安的。他只带了一点日常所用衣物和过去在家赋闲时翻译的《世界名诗人译诗选》第一、二两辑和自己创作的《祖父行》诗稿到了县委,再乘船到达吉安。吉安地委组织部长吴青光找曾洪易谈话,了解他的经历,并要他到南昌去,说省人民政府主席邵式平找他有话谈。随后,吴青光亲自携带与曾洪易谈话后写成的曾洪易的一份简历,押送他到达南昌,交省公安厅看管。曾洪易到省后,从他所写的材料看,对自己被捕仍无警觉。他即时写成了书面报告,“报告这次来省经过”,并提出了三点请求:一、恢复他的党籍,发给党证,编入党支部组织,分配党的工作;二、因自己身体有病,家有老母幼女需要照顾,请求介绍回万安分配工作;三、万一不行,请求回万安由地方政府帮助行医。有关人员对此未予答复,并骂他是叛徒。两个月后,于1950年2月,省公安厅将他和另从别县捕获的涂振农、缪壮林等三人押送到武汉中原区(后改为中南区)公安部关押。6、7天后,又由中原区公安部派出七名干警把他们押送北京中央公安部德胜门监狱关押。据中央公安部材料记载,曾洪易等人被送到北京的时间为1950年2月25日。
四、1951年3月,公安部预审处对曾洪易提出了初步判刑意见,判处徒刑15年,并呈报中央公安部领导审批。1951年4月5日,曾洪易的案件由公安部移送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继续审查,并于同年6月25日转押北京市公安局管训处看守所。在这里,没有看见过曾洪易写过什么“要求安排工作”或“释放回家”的报告,这可能是他感到出狱已无希望,只能听天由命等待最后判决了。此后,北京市人民检察署和军法处对曾洪易的案件继续进行审理,主要是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失败追究其责任。他写出了更为详细的交待材料,说明他离开先遣队后即留在闽浙赣苏区工作,先遣队的一切行动均由中央军区直接指挥,先遣队失败时他早已被撤职。为了使审查部门了解先遣队失败的情况并减轻自己的罪过,他就自己所知写出了更为详细的材料,继续肆无忌惮地披露先遣队领导人的许多问题和先遣队的行动方针等许多失策情况。
1951年随着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等运动的深入开展,国际国内的形势对曾洪易越来越不利。为了稳定成立不久的人民共和国的局势,一批关押人员受到了从重处理。这年10月24日,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以“曾洪易叛党投敌,积极从事反革命活动,严重地破坏了人民解放事业”的罪名,将他“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但是,就在行刑报告批复下达前,他却于1951年11月9日上午6时50分,因患严重肺结核病死狱中,时年47岁。曾洪易在刑前病死,为北京市军法处免去了“验明正身,绑赴刑场”的麻烦,也使已经写好的布告未能公布于世,使他的死讯变得无声无息。也使他的结局几十年来扑朔迷离,成为党史界说不清的难题。
张眺(1901—1933) 字鹤眺，笔名耶林。潍县(今寒亭区)寒亭村人。1927年，在潍县城文华中学任教，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他与党失去了联系，后经文美女中校长徐焕滋资助，于1928年底赴上海寻找党组织。
1929年初，他在上海未接上组织关系，遂往杭州，考入西湖艺术院。他带领一批进步青年，组建了“泼播社”、“一八艺社”等进步团体。1930年初，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将他逮捕，后经人保释出狱，即返上海。4月，找到党组织后，改名叶林，参加左翼文化运动。6月， 担任中共上海市法南区委宣传部长。年底，改任上海“互济会”、“上海反帝大同盟”的党内领导工作。1931年，他参与了“左翼作家联盟”、“左翼美术家联盟”的党内领导工作。冬，担任了“美联”的党团书记。1932年初，担任江苏省文委书记， 7月接替冯雪峰任“左联” 党团书记。 1930年至1932年，他创作小说《开辟》小说《村中》。他领导了《中国著名作家为中苏复交致苏联电》的签名活动。1932年底，离开上海，经杭州、屯溪进入赣东北苏区。1933年，在闽、浙、赣边区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上，被选为苏区文化教育部长，同时兼任共产主义学校校长。1933年秋，闽、浙、赣苏区大搞肃反扩大化，他被诬为AB团，在江西横峰县葛原镇遇难。1986年，中共潍坊市委组织部为其平反昭雪，恢复党籍。
戴岳（1888--1971）陆军中将。原名哲人，号翔庭，字希鹏，湖南新邵人，生于1888年9月2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2期炮科、陆军大学特别班第3期毕业。早年在湘军任职，1922年1月任湖南陆军第2师上校炮兵营长，5月任湖南陆军第2师骑兵团团长，1923年9月任湘军第2军第1混成旅旅长，10月任湘军第2军2师师长，1925年1月任湘军整理处副监兼炮工兵督练处处长，4月任湘军各路讨伐军总指挥，1926年1月任国民革命军第2军6师师长兼韶关卫戍司令，1928年5月任兼任长沙警备司令， 10月任第1集团军第18师52旅旅长，1929年4月兼任鄂南绥靖公署主任，8月兼任浔湖军警督察处处长，1930年冬在江西参加围剿中央红军，1931年1月代理南昌警备司令，5月任独立第36旅旅长，1932年2月兼任浙江省第1警备区司令，6月改兼任衢州、江山、开化警备区司令，1933年5月任第46师师长，同年调任第27军副军长，未就职，1934年9月辞职回乡办学，1935年4月10日任陆军中将，1939年1月任湖南省行政干部训练团教育长，7月任湖南省第2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1943年3月任湖南省政府委员，1944年10月任洪江行署主任，1945年10月退役回乡办学，1948年拒任军事委员会参议，1949年8月拒任湖南省第6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10月在湖南邵阳迎接解放，并为中共委派参与对国民党军的策反工作。后任湖南省人民军政委员会顾问，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湖南省政协委员。1971年9月7日病逝。
  
云南讲武堂第1期丙班毕业。1911年参加云南重九起义，1915年在护国军第1军任职，参加讨袁战争，1917年7月任靖国军第2军14旅旅长，参加护法战争，不久任靖国军第4混成旅旅长，1920年任滇军第2混成旅旅长，1921年任滇军迤南剿匪指挥官，1922年1月任滇军代理总司令，2月兼代云南省省长，3月因唐继尧回滇被迫退出云南，1923年出走香港，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第3军独立第16师师长，参加北伐，1927年5月任第9军副军长兼27师师长，9月任第9军军长兼赣北警备区司令，10月特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1928年1月任第1集团军第31军军长，并任云南省政府委员，10月部队缩编任第3军12师师长，11月兼任湘赣两省剿匪总指挥部副总指挥，参加围剿红军，1931年5月任军事参议院上将参议，1934年任全国禁烟委员会主任委员，抗战期间曾任军事委员会军风纪巡查团第1、2、4团上将主任委员，抗战胜利后辞去军职移居昆明，后任云南省参议会参议员，云南省政府顾问，
金汉鼎者，字铸九，云南江川县下海浒庄贫家子也。生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家中第六子，母伏氏早亡。父倾举家之力供其入私塾。宣统元年九月，考入云南讲武堂，与朱德、唐淮源等俱为丙班一队，入同盟会，相交甚笃。
辛亥重九起义，与同学少年俱参与焉。历为临安县驻军少尉排长、连长。民国四年（1915年）护国兴师，从蔡锷之第一军征川，为第一梯团二支队二营五连连长。次年，因战功擢营长。横江一役，左胯中弹，乃取牺牲者绑腿包扎，奋勇再战。二月，于纳溪之朝阳观破张敬尧之骑兵第七团，袭吴新田部，歼敌百廿余，获枪弹甚众。蔡锷甚嘉许之。
是年七月，川军围滇军于眉山。遂以朱德为前锋，汉鼎为后卫，迅捷突破，渡岷江，驻荣县。次年七月，为靖国军第二军第四混成旅旅长，屡战川军克捷，与朱德、耿金钟、项铣并称四大金刚，名震川南。九年（1920年）秋，随顾品珍入昆明，为迤南剿匪指挥官，率唐淮源等驻通海。次年八月，顾品珍欲从孙文北伐，专事戎伍，遂命汉鼎代滇军总司令，辞不就。持孙总统特任状敦请，方赴昆明，驻五华山皇华馆。次年一月十六日，代总司令职。二月二十八日，代云南省长。时杨蓁不服，品珍乃密与汉鼎羁押之，杨部哗变。时唐继尧反攻昆明，乘此疏隙，竟一鼓而定。顾品珍自杀，汉鼎偕朱德、刘云峰、项泽光、唐淮源、张子贞等奔川南，数遇匪寇，众几散尽。四月，抵重庆，川督刘湘、重庆警备司令杨森厚待之，欲以朱德为师长，汉鼎为旅长，唐淮源为团长，三人皆厌却军阀之事，固婉拒之。六月，川军内讧，汉鼎与朱、唐等离渝赴沪，客孟渊旅社，未几移居苏州虎丘李鸿章祠。
十一年（1922年）六月，孙文赴沪，汉鼎与朱、唐谒之于法租界，孙文遣汉鼎赴广西犒朱培德军，朱德赴欧洲留学军事，汉鼎多与朱德资助也。朱培德部者，皆护国军第二军李烈钧余部，多云南子弟。朱闻汉鼎将来，与杨如轩等欲奉之为滇军总司令。未几，顾品珍旧部亦退至柳州，张开儒等欲从孙文北伐，余者多不响应，开儒遂被解职，杨希闵继为总指挥，亦虚席以待汉鼎。时汉鼎与朱培德等饷款用匮，遂难赴柳州。继之，杨希闵响应孙文，誓师于蒙江，东进讨陈，攻入广州。次年二月，汉鼎随朱培德至广州。时杨希闵已无让贤之意，汉鼎遂避居香港。
十五年（1926年）七月，国民革命军北伐，汉鼎赴赣州投朱培德之第三军。得朱资助，赴湘黔间招兵，得马锟、肖泽洲部暨游勇共两千余。率至赣南，受编为独立第十六师，汉鼎为师长，从朱培德战孙传芳，历破郑俊彦、邓如琢、谢鸿勋部，克南昌。蒋公甚嘉许之。次年，扩编为第九军，汉鼎为军长兼赣北警备司令，驻九江，辖杨如轩之二十七师、韦杵之二十八师、周志群之二十九师。
次年八月，共产党贺龙、朱德、叶挺等于南昌起事，歼肖泽洲之八十一团、卢泽民之八十二团、张朝振之警卫团，占省府，旋撤离南昌，过第九军驻地，汉鼎不予阻截。未几，第九军易为第三十一军，汉鼎仍为军长。
是年十一月，杨如轩、韦杵部随王均于江西剿共，汉鼎率余者赴津浦路北伐。又合原驻江西之第五路军九团一万两千人为总预备军，汉鼎为总指挥。次年十月，国民政府整编军队，为第三军第十二师师长，唐淮源为副，辖韦杵之三十四旅，张友曾之三十五旅，周志群之三十六旅，驻江西吉安。随后蒋桂、蒋冯、蒋冯阎混战，汉鼎咸参与焉。继之，任湘、闽、赣三省剿共副总指挥，率三十四、三十六旅于汀州、上杭剿共。
廿一年（1932年）夏，汉鼎报请朱培德，欲以第七十团团长周体仁代张友曾之三十五旅长职。张遂阴使第六十九团团长肖希贤发难，于海州鼓动官兵示威，声讨汉鼎。朱培德乃承蒋公意旨，贬汉鼎为三十五旅旅长，以曾万钟代之；周体仁调军事参议院，以陈传文代之；肖希贤送日本留学。
初，汉鼎知张友曾为蒋公耳目，如芒刺在背，故欲图之。因周体仁纯良，故以代之。肖希贤饶有战功，然嗜赌衰德，闻此嫉妒，乃生策变之心。孰料蒋公黄雀在后，此之谓海州事件。未几，蒋公以剿共不力凋汉鼎为中央军事参议院高级参议员，军衔升一阶，为上将。
廿三年（1934年）年，任全国禁烟委员会主任，赴云、贵各省督察禁烟事宜。尝闲居昆明之翠湖，龙云甚警惕之。乃创办江华私立铸民中学，多延名宿，疏离政事，今江川一中之前身也。抗战间，曾为军事委员会军风纪巡察团主任，总第三、第四战区的军纪纠察。
一九五零年，中共遣陈赓、宋任穷赴昆明请汉鼎北上，遂赴北京，朱德数与欢晤。一九五四年，为国务院参事室参事兼北京市政协委员。一九六七年因肠癌于北京逝世，享年七十有七。
侯 腾（1907-1963）国民党陆军中将。湖北黄陂人。黄埔军校第六期及美国参谋大学毕业。历任国民革命军营长、团长、陆军大学班主任、国民政府驻美国大使馆武官、国防部第二厅厅长等。1949年去台湾，任台国防部副部长，台国防大学校长、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战略计划研究委员会主任委员等。1949年后离开大陆。1963年7月16日在美国病逝。